龚自珍写的，评击专制统治地诗句
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简介己（jǐ）亥,，是我国古代用天干地支法来标记的年月，在本诗中它其实就是一八三九年。
这年龚自珍辞官南归，后又北上接取家属，在南北往返的途中，他写,,，,述写其平生出处、著述、交游等，题材广泛；或记事，或抒情内容复杂，大多借题发挥，抨击,,己亥,,杂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龚自珍生活在鸦片战争前夕。
他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主张改革内政，抵抗外国侵略。
《己亥杂诗》中的批判、呼唤、期望、,集中反映了诗人高度,关怀民族、国家命,运的爱国激情。
写出了作者对清朝政府不重视筹划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盐铁生,堪，危,, 龚自珍《己亥杂诗》多用象征印喻，想象丰富、奇特，运用意象手法创景抒情。
龚白珍抨击专制统治的诗句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郑板桥写的,借竹子赞美人不怕任何困难、坚强不屈优秀品质的诗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当今社会各个领域生机勃勃，人材济济。
真是什么啊，用龚自珍的诗句填
[gōng zì zhēn] 龚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字璱（sè）人，号定庵（ān）。
汉族，仁和（今浙江杭州）人。
晚年居住昆山羽琌山馆，又号羽琌山民。
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和改良主义的先驱者。
龚自珍曾任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和礼部主事等官职。
主张革除弊政，抵制外国侵略，曾全力支持林则徐禁除鸦片。
48岁辞官南归，次年卒于江苏丹阳云阳书院。
他的诗文主张“更法”、“改图”，揭露清统治者的腐朽，洋溢着爱国热情，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
著有《定庵文集》，留存文章300余篇，诗词近800首，今人辑为《龚自珍全集》。
著名诗作《己亥杂诗》共350首。
多咏怀和讽喻之作。
他支持林则徐查禁鸦片，并建议林则徐加强军事设施，做好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准备。
龚自珍一生追求“更法”，虽至死未得实现，但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在社会观上，他指出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贫富不相齐，要求改革科举制，多方罗致“通经致用”的人才。
在哲学思想上，阐发佛教中天台宗的观点，提出人性“无善无不善”，“善恶皆后起”的一家之谈。
在史学上，发出“尊史”的呼吁，并潜心于西北历史、地理的探讨。
在文学上，则提出“尊情”之说，主张诗与人为一。
[2] 龚自珍是中国改良主义运动的先驱人物。
他清醒地看到了清王朝已经进入“衰世”，是“日之将夕”；他批判封建统治的腐朽，揭露封建社会没落趋势、呼唤改革风雷的风气。
《己亥杂诗》中第一百二十五首，“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此诗揭露社会弊病，抨击官僚制度，表现作者火一样的热情，给人以鼓舞和激发。
他对死气沉沉的社会，砰然一击，惊醒很多世人的沉梦，促使人们向真、向善、向美、向勇。
抨击专制统治的同时，还表达了作者追求思想解放和个性解放。
举国方沉酣太平，而彼辈若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
——梁启超
韩非子主张实行君主专制，而黄宗羲则抨击君主专制。
两人的思想在当时都产生一定的影响。
以下相关分析中正
孟德斯鸠对中国的描述，主要体现在他的政治学名著《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这与他学术研究的比较方法有关。
按照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中国应该是一个地道的专制国家。
他说，“人们曾想使法律与专制主义并行，但是任何东西和专制主义联系起来，便失掉了自己的力量。
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祸患无穷的压力之下，虽然曾经愿意给自己带上锁链，但都徒劳无益；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
”因此，“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以下引文均同）。
孟德斯鸠对中国专制制度的核心——皇权进行了猛烈地抨击，他指出，中国的法律规定，任何人对皇帝不敬就要处死刑。
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什么叫不敬，所以任何事情都可拿来作借口去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去灭绝任何家族。
如果大逆罪含义不明，便足以使一个政府堕落到专制主义中去。
孟德斯鸠还说，中国皇帝与西方皇帝的认识不同。
西方的君主感到，如果他统治得不好的话，则来世的幸福少，今生的权力和财富也要少；但是中国的皇帝知道，如果他统治得不好的话，就要丧失他的帝国和生命。
孟德斯鸠在此深刻地指出了宗教信仰的缺失对中国的专制皇权所产生的影响，也就是说，西方的皇权因为有神权的制约而有所收敛，中国的皇权因为没有任何约束、尤其是宗教的约束而异常凶残。
孟德斯鸠还揭露和抨击了“连坐”的专制暴政，他说，在中国，父亲获罪要连坐儿女妻室。
孟德斯鸠指出，这是出自专制狂暴的一项法条。
他用人道主义的笔触谴责道，“这些儿女妻室不当罪人就已经够不幸了。
然而君主还要在自己与被告之间放进一些哀求者来平息他的愤怒，来光耀他的裁判。
”因而，孟德斯鸠引用了传教士杜亚尔德的话说，“统治中国的就是棍子”，所以他不同意某些传教士关于“中华帝国的政体是可称赞的，它的政体的原则是畏惧、荣誉和品德兼而有之”的说法。
孟德斯鸠对中国清代残暴的文字狱也有精彩的论述，他说，“言语只有在准备犯罪行为、伴随犯罪行为或追从犯罪行为时，才构成犯罪。
因为在有的时候，讽刺的文字能够使一般人的怨愤转为嬉娱，使不满的人得到安慰，减少人们对官职的嫉妒，增加人们对痛苦的忍耐，使他们对所受的痛苦，一笑置之。
”孟德斯鸠在这里显然深刻地意识到了，言论自由是生活在专制政体下的民众宣泄愤懑、缓解压力的一种有效途径。
然而，由于专制政体的胆怯和心虚，它便不得不扼杀言论自由，大兴文字狱，实行恐怖统治，追求所谓的平静和稳定。
然而，令我们这个民族颇感耻辱的是，孟德斯鸠所抨击的中国清代的文字狱，在以后几百年的中国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是愈演愈烈，到了二十世纪的“文革”期间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孟德斯鸠如果尚在人世的话，不知道又会发出怎样的感慨。
当然，孟德斯鸠关于专制中国的论述，远不只这些。
但上述言论，可能已经使一些自大自满的民族主义人士难以接受了。
其实，只要抱有一种理性和开放的心态，应该承认孟德斯鸠对古代专制中国的批判是公允和有道理的，而且有些批判至今还没有过时，闪烁着理性的光芒。
从孟德斯鸠评论遥远中国的精彩而又深刻的文字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民族在那时候就具有的世界眼光。
就在孟德斯鸠写完《论法的精神》后的九十二年，中国爆发了鸦片战争，而当时清朝政府包括皇帝在内的官员，竟连英国在世界上的那一个方向都不知晓。
历史的殷鉴不远，当今的中国，应该更多的把目光投向世界，不仅是投向人家发达的物质文明（如经贸往来），更要投向人家先进的政治和精神文明。
从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学习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才是中国现代化的当务之急，亦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一、孟德斯鸠对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批判 孟德斯鸠所处的时代，相当于中国清王朝的康、雍、乾时代。
他的三部主要著作就属于这个时代的作品：《波斯人信札》发表于1721年(清康熙六十年)；《罗马盛衰原因论》发表于1734年(清雍正十二年)；《论法的精神》发表于1748年(清乾隆十三年)。
从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位视野开阔、学识渊博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他不仅对欧洲各国的情况非常熟悉，而且对东方的情况也相当了解。
他虽然从未到过中国，但他却从那些到过中国的传教士的著述中得到了不少有关中国的知识。
他对古老文明的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那些不朽的著作、尤其是《论法的精神》中，包含有不少关于中国的论述。
这些论述主要涉及清初的康、雍、乾时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宗教、道德、风俗习惯、人口等问题。
尽管这些论述比较零散，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到，它们主要是围绕着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直接有关的问题展开的。
我们知道，孟德斯鸿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英勇战士。
他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反动腐朽的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
他虽然是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但他一生都对君主专制政体怀有极大的恶感，对它进行猛烈的抨击。
他认为，专制制度是一种完全由君主一个人独断专横、藐视任何法律的国家制度。
在专制国家里，君主是完全按照自己一个人一时的与反复无常的意志行事的，所以专制国家也就不需要法律，而即使有法律，那也形同虚设。
因此，孟德斯鸿说，在专制国家里，“法律等于零”。
他一再强调说：“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
” 孟德斯鸠认为，封建时代的中国乃是由专制君主治理的大帝国，是“一个强大的专制国家”(《论法的精神》下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72页)，中国的专制主义是极其凶暴的，“它的原则是恐怖”(《论法的精神》上册，第129页)。
他引用一个传教士的话说：“统治中国的就是棍子。
”(同上书，第127页)他不同意某些传教士把中华帝国的政体原则看作是“畏惧、荣誉和品德兼而有之”的说法。
在他看来，封建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地道的君主专制国家，而在这样的国家里，是根本无“荣誉”可言的。
所以他说：“……我不晓得，一个国家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还能有什么荣誉可说呢。
”他还指出在中国经常施行暴政，“对人性进行残害”等情况(同上)。
在孟德斯鸠看来，中国封建时代虽然形式上也有法律，但这些法律往往很不完备，其条文又往往含混不清，所以会有许多流弊。
比如，关于大逆罪，就有“把大逆罪名加于非大逆罪的行为”的。
中国封建时代盛行的所谓“大逆罪”就是如此，它是专制暴政的典型例子。
孟德斯鸿说：“中国的法律规定，任何人对皇帝不敬就要处死刑。
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什么叫不敬，所以任何事情都可拿来作借口去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去灭绝任何家族。
”“有一个亲王由于疏忽，在有朱批的上谕上面记上几个字，人们便断定这是对皇帝不敬，这就使他的家族受到史无前例的可怖的迫害。
”孟德斯鸡深有感慨地说：“如果大逆罪含义不明，便足以使一个政府堕落到专制主义中去。
”(同上书，第194页) 孟德斯鸿把中国人的“子罪坐父”的习惯做法也看作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典型表现。
他说：“在中国，子女犯罪，父亲是受处罚的。
”“这个习惯是从专制思想产生出来的。
”“子罪坐父这一事实说明‘荣誉’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同上书，第94-95页) 孟德斯鸠抨击了中国封建时代的太监。
他认为，让太监担任文武官职必然会带来许多恶果。
他说：在中国的历史上，虽然有许多剥夺太监一切文武官职的法律，“但是太监们却老是又再回到这些职位上去。
东方的太监，似乎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祸患。
”(同上书，第258-259页) 孟德斯鸠注意到，中国的封建统治者除了利用其强大的政权和军队进行统治之外，还利用作为中国封建社会之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的“礼”和“礼教”来在思想上为巩固其封建统治服务。
孟德斯鸠认为，法律、风俗和礼仪本来是有严格区别的。
可是中国的立法者们却把法律、风俗和礼仪混淆在一起，“因为他们的风俗代表他们的法律，而他们的礼仪代表他们的风俗。
”(《论法的精神》上册，第312页)孟德斯鸠窥透了中国的立法者们之所以这样做的良苦用心。
他深刻地指出：“中国的立法者们主要的目标，是要使他们的人民能够平静地过生活。
他们要人人互相尊重，要每个人时时刻刻都感到对他人负有许多义务；要每个公民在某个方面都依赖其他公民。
因此，他们制定了最广泛的‘礼’的规则。
”而“礼”的规则也就成了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绳索。
“这是养成宽仁温厚，维持人民内部和平和良好秩序，以及消灭由暴戾性情所产生的一切邪恶的极其适当的方法。
实际上，如果使他们不受‘礼’的规则的约束的话，岂非就等于给他们以放纵邪恶的便利么?”(同上)可见，“礼”对于中国的封统治者来说具有很高的价值：“礼”可以防止把人们的“邪恶”暴露出来。
“礼，是人们放在彼此之间的一道墙，”(同上书，第313页)，就是说，“礼”可以防止人民起来造反、革命。
孟德斯鸿还进一步谈到中国的“礼教”。
他说，中国的立法者还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都是品德。
而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
他指出：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就是因为严格遵守这种礼教而获得“成功”的。
中国人的一生都用在学习和实践这种礼教上。
“文人用之以施教，官吏用之以宣传；生活上的一切细微的行动都包罗在这些礼教之内”(同上)。
由于中国人读书时学的都是礼教，而礼教里面所讲的又只是一些通常实行的规则，比较“容易理解，容易打动人心”，所以礼教便得以“容易地铭刻在中国人的心灵和精神里”(同上)。
礼教成了中国政体的原则，成了中国人的道德行为规范。
孟德斯鸠指出：当道德沦丧了的时候，“国家便将陷入无政府状态，革命便将到来。
”(同上书，第314页) 孟德斯鸠认为礼教的核心是孝道。
他认为，中国的立法者们把服从看作是维持帝国太平的最适宜的方法。
于是，他们竭力激励人们孝敬父母，并集中一切另量使人恪遵孝道。
“他们制定了无数的礼节和仪式，使人对双亲在他们的生前和死后，都能克尽人子的孝道。
”“敬奉亡亲的仪式，和宗教的关系较为密切；侍奉在世的双亲的礼节，则与法律、风俗、礼仪的关系较为密切。
”(同上书，第3页)可见，通过孝道，便实现了宗教、法律、风俗、礼仪的结合。
孟德斯鸠指出：“尊敬父亲就必然和尊敬一切可以视同父亲的人物，如老人、师傅、官吏、皇帝等联系着。
对父亲的这种尊敬，就要父亲以爱还报其子女。
由此推论，老人也要以爱还报青年人；官吏要以爱还报其治下的老百姓；皇帝要以爱还报其子民。
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礼教，而礼教构成了国家的一般精神。
”(同上)在孟德斯鸡看来，上述以孝道为基础和核心的礼教是与中国的基本政制有关系的。
因此他说：“这个帝国的构成，是以治家的思想为基础的。
”(同上)可见，在孟德斯鸠看来，“礼”和“礼教”是中国封建统治者用来维护其统治的思想武器，是为巩固中国封建统治和防止革命服务的。
尽管中国的封建统治者有比较丰富的统治经验，尽管他们在政治、军事和思想等方面加强其反动统治，但是由于他们所实行的是“极其野蛮的暴政”——封建专制主义，再加上由于天灾和人口众多而造成饥荒，所以爆发农民起义是不可避免的。
在孟德斯鸠看来，“贼帮”(指起义的农民)的行动是有意义的，它对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可以起到“警告”和“惩罚”的作用。
他说，中国的统治者如果腐败，如果不及时“改革弊政”，就会“受到急遽的显著的警告”，“受到惩罚”，“就要丧失他的帝国和生命。
”(同上书，第128-129页) 在孟德斯鸠看来，中国封建统治者还有一个导致亡国的致命的内在原因，这就是：好逸恶劳，骄奢淫逸，腐化堕落。
他在总结中国历史上的教训时这样写道：“大体上我们可以说，所有的朝代开始时都是相当好的。
品德、谨慎、警惕，在中国是必要的；这些东西在朝代之初还能保持，到朝代之末便都没有了。
实际上，开国的皇帝是在战争的艰苦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推翻了耽于逸乐的皇室，当然是尊崇品德，害怕淫佚；因为他们曾体会到品德的有益，也看到了淫佚的有害。
但是在开国初的三、四个君主之后，后继的君主便成为腐化、奢侈、懒惰、逸乐的俘虏，他们把自己关在深宫里，他们的精神衰弱了，寿命短促了，皇室衰微下去；权贵兴起，宦官获得宠信，登上宝座的都是一些小孩子；皇宫成为国家的仇敌；住在宫里的懒汉使劳动的人们遭到破产，篡位的人杀死或驱逐了皇帝，又另外建立一个皇室，这皇室到了第三、四代的君主又再把自己关闭在同样的深宫里了。
”(同上书，第103页) 总之，孟德斯鸠作为200多年前的法国人，在当时交通不便、材料有限的条件下，竞能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情况有如此深刻的了解，并发表许多精辟而切中要害的论断和见解，这的确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二、孟德斯鸠论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特殊性 孟德斯鸠肯定中国是一个专制国家，但又根据传教士们所提供的材料，把中国与一般的专制国家作了区别。
他写道：“如果说帝国幅员之大使它拥有一个专制政府，那么，这是所有专制政府中最好的一个。
”这句话写在他不准备出版的笔记中，比较直率。
在他公开出版的著作中则说得比较委婉：“由于特殊的情况，或者是绝无仅有的情况，中国的政府可能没有达到它应有的腐败程度。
”那么在他看来，这些“特殊的情况，或者是绝无仅有的情况”是什么呢? 第一，孟德斯鸠给专制政体下过一个定义：“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
”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专制的国家没有任何基本法律，一也没有法律的保卫机构。
”孟德斯鸠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
中国虽然没有他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特别是没有以限制君权为主要内容的基本法，但是，中国却有效力与法律相似的道德、礼仪和风俗。
他说：“他们的风俗代表他们的法律。
”这种法律的主要目标是太平，是让老百姓勤劳刻苦，让他们能够平静地生活。
为了太平，便要提倡服从，所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虽属于道德范畴，在中国却具有法律的效力。
老百姓既勤劳刻苦，生计也就比较容易得到保障；人民能得温饱，国家也就处于相对的太平之中。
他认为，这种融礼仪、风俗、道德为一体的法律是中国古代的君主所制定的，数千年来行之有效，历代的皇帝不得不予以尊重，人民也习惯地予以遵守。
所以，中国是一个既无法律又有法律的国家，与其它专制国家不同。
第二，孟德斯鸠认为，中国人口众多，人民生活贫困。
虽因人民勤劳，地理和气候条件较好，人民衣可以遮体，食可以果腹，但生活水平十分低下，几乎毫无积储，一旦发生天灾人祸，便生计无着。
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如果施政过于暴戾，很容易触发人民的反叛，而一旦发生叛乱，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人民一呼百应，君主便有丧失帝国和生命之虞。
而在其它专制国家中，即使施政暴庆，由于人民尚不至于饿死，所以不会铤而走险，揭竿而起。
中国的君主面临随时可能爆发的起义，不得不对专制统治有所节制，以防不测。
为此采取这样一些措施：1、不实行欧洲那种包税制，以免人民受包税人盘剥；每当发生灾荒时，皇帝还下令减免部分赋税；2、政府鼓励耕织，兴修水利，以增加生产，使人民不致挨饿，为此皇帝还身体力行，每年春季举行亲耕仪式；3、不实行卖官鬻爵的制度，而以科举取士，使各阶层人民均有做官的机会；4、宫廷设有谏官，专司指陈君主过失之职，对各级官吏均建立监察制度，论功行赏，按过处罚，因而政治比较宽和；5、提倡以儒教为中心的一整套伦理道德，以减轻法律的酷烈。
第三，出于同样的考虑，为了防止民众叛乱，中国统治者确立了土地私有制。
这是“中国拥有优良的政府，不像亚洲其它国家那样衰亡的原因。
”。
第四，孟德斯鸠认为，由于气候的影响，中国人趋向奴性，所以，以孝悌为主要内容的伦理观念在中国由来已久，根深蒂固。
统治者将孝悌观念应用于政治，要人民尊君为父，而君主也待民如子；整个国家从上到下像是在一个大家庭中生活的亲人。
如上所说的：“这个帝国的构成，是以治家的思想为基础的。
”由于这种伦理观念深入人心并在实际生活中得到贯彻，因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之中就减少了一些对立性，中国的专制制度就比其它专制国家显得宽和些。
中国虽然具有这许多非专制政体的因素，但孟德斯鸿并不因此而改变他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看法。
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可以对中国的某些做法表示肯定，但在政体的性质上始终毫不松动。
当时不少人认为，中国之所以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国家相对稳定，政制优良是重要原因。
孟德斯鸠对此说颇有异议。
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如此，纯系地理条件使然，中国的边界，或为大海，或为高山沙漠，外敌只能从北方入侵，所以安全较有保障。
他进一步推论说，欧洲国家如果有这样优越的条件，它们的历史肯定比中国更加悠久。
至于中国何以长期维持统一局面，虽发生分裂，但不久即复归统一，孟德斯鸠认为主要也是地理原因。
其一，中国以长江为天然屏障，分为南北两部分。
由于气候的原因，北方人彪悍好战，南方人温顺怯懦；北方人一旦跨过长江，无须经过旷日持久的战斗便可迅速控制全国。
南方人习惯于俯首听命，故不易形成分裂。
其二，中国饥荒频繁，一省缺粮时，非他省救济难以继续生存，所以各省均有赖于他省，缺乏相对的独立性。
统一局面之长久得以维持也受惠于此。
甲申之变
甲申之变 公元1644年，也就是中国的甲申这一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克了北京，统治了中国276年的大明王朝宣告灭亡。
仅过了40天，清兵南下，并迅速摧毁了起义军的大顺政权，以及江南的明朝残余势力，从此开始了满清对中国的统治。
明朝的灭亡是中华文明体系的一次崩溃，中华文明此时进入了“后帝国时代”，放眼整个东亚地区，中原地区的汉族已经遭受到了许多游牧民族的强劲挑战，传统的帝国体系面临崩溃，官僚政治已经是腐败透顶，帝国维系着传统的一元化统治，缺少必要的应变能力，地主阶级加紧着兼并土地，人口虽然成倍的增加，可是社会生产力却不见提高，人民生活在水生活热之中，社会矛盾异常的尖锐。
社会政治的动荡，必然带来了思想意识的活跃。
中国自秦朝以来，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实行都是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皇帝的权力乃是受之于天命，皇帝集立法、司法、行政、监察、军事等各种权力于一身，任何对皇权和专制统治的怀疑和非议，都会遭至残酷镇压。
然而，在此时，人们的思想开始活跃起来，一批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他们本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良知，开始反思“正统”文化，抨击君主专制。
明末的李贽就以“贬尊抑圣”的方式对君主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无论是君主或圣人，都是一般人，“既不能高飞远举”，也常怀“势利之心”，人类天然平等，但个性各异，趋利避害，人人皆同，“圣人所能者，夫妇之不肖可以与能，勿下视世间之夫妇为也。
……夫妇所不能者，则虽圣人亦必不能”，告诫人们“勿高视一切圣人也”。
黄宗曦在其名著《明夷待访录》中指出：君主“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荼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天下之害者，君而已矣”，非常鲜明地将君主专制制度指为一切罪恶之根源。
同时代的王夫之也指出：“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
……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
” 明清之际这股怀疑、揭露、批判专制制度与倡导平等、民权思想的人文思潮，是早于欧洲十八世纪思想启蒙运动的。
现在有人提出“民主”是源于西方的东西，不适合中国，实际上我们从黄宗羲等人的思想中完全可以找到符合现代民主政治理念的雏形成份，如人民权利、权力制衡与监督、代议制等内涵，比如黄宗羲主张“设学校以公是非”，试图将“学校”作为行使监督、判断是非的机构，以达到“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他主张“置相”以分君权，提出恢复宰相制度；主张官吏参与治国应“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认为不能由君主一人专断。
黄宗羲的民主思想对后世的梁启超和孙中山等人都曾起到很大的思想启蒙作用。
像顾炎武等学者此时都提出了经世制用的原则，希望改变我们的社会，富强我们的国家，按照这种提倡经世致用、思想解放、个性自由的方向走下去，中国会很有可能与西方社会一样，很快步入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阶段，当然我们的社会同时也面临着很强大的传统力量，我们的传统统治，传统生活不允许我们的社会有所变革。
历史本身也是不允许假设的。
明朝的灭亡是帝国体制长期以来弊病的总爆发，在同时，即1619年，“萨尔浒”之战，女真人努尔哈赤击败了明军。
这意味着边缘地区的少数民族力量，已经真正可以挑战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地区。
清朝奠定了在中国的统治，可说是传统帝国体系的恢复，中国又被纳入到传统的轨道上，明清之际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被清王朝一系列高压政策无情打压，正常的社会发展受到外力阻挠而迅速中断，思想文化界遭受致命打击，学风迅速转向远离政治的训诂考据一途。
康、雍、乾数朝大兴“文字狱”，以“铁血”手段垄断意识形态，压制言论与思想学术自由，将“大一统”式君主专制政体发展到极至。
异族满清的统治能够迅速的确立，在于传统的帝国政府的统治一直就只限于社会的上层。
对社会地层影响甚少，中国的政体是国家与文化的综合体，封建王朝的集权虽高，但是文化却是分散在平民百姓之中的，政治是于一般大众无缘的。
国家政权可以掌握在异族手中，可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却可以得以延续。
清廷初期君王贤明，实行了一系列旨在恢复社会生产力的措施，国家被纳入到了正常的发展轨道，并且又逐渐强盛起来。
可是这种强盛已是封建王朝末世的辉煌，传统的一元化统治已经开始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
放眼全球，此时的世界已经是一个欧洲人力量遍布的世界了，欧洲已经逐渐完成了社会的变革，在国际贸易中，尽管受益更多的还是我们中国，可是这一贸易的主导权却已经被欧洲人所控制，西方势力逐渐渗透到了世界各地，但是中国人清楚意识到这一点却还要等200年以后的鸦片战争，在中国人的眼里，西方文明是幼稚粗陋的，是尚未开化的。
1644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极其平凡的一年，在即将来临的变革之中，社会又被纳入回了传统的轨道，历史在这一年便已注定了我们的未来，注定了我们百年之后将会遭受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