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与鸟有关的诗
归鸟其一∶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
和风不洽，翻翮求心。
顾俦相鸣，景庇清阴。
其二∶翼翼归鸟，载翔载飞。
虽不怀游，见林情依。
遇云颉颃，相鸣而归。
遐路诚悠，性爱无遗。
其三∶翼翼归鸟，相林徘徊。
岂思失路，欣及旧栖。
虽无昔侣，众声每谐。
日夕气清，悠然其怀。
其四∶翼翼归鸟，戢羽寒条。
游不旷林，宿则森标。
晨风清兴，好音时交。
矰缴奚施，已卷安劳
陶渊明与鸟魏晋时代是一个天姿烂漫、潇散发露的时代。
魏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他们钟情于自然，寄情于山水，著名的兰亭之游、金谷宴游风流千古；特别是山水、田园诗派均滥觞于此期。
陶渊明更是造化所钟的“天生尤物”、是六朝时代的宁馨儿，他对自然的追求和对自然观的理解实又走在了时代的前列。
渊明的个性品格、诗歌题材、诗中之理、艺术风格无不表现了对自然的追求。
自然与自由相关，渊明及魏晋士人对自然的渴望，实际上表征了他们对形体自由及精神自由的双重渴望。
这种渴望在两汉经学统治相对松弛之后，变得尤为突出。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渊明的自然追求与鸟大有关联。
与玄风盛行相表里的，是魏晋诗文中，鸟意象出现得比率明显增加。
这决不是偶然的现象，应该说是有其深刻时代内涵的。
鸟是有一定象征意义的对象物，它的象征内涵是经过长期积淀的。
《周易》之《中孚》、《明夷》、《渐》、《小过》等卦中均有鸟的影子，这里的鸟大体上象喻着坚贞自守、远遁自晦的高蹈情怀。
《诗经》中的鸟意象更是不胜枚举。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象征自由、和谐；“交交黄鸟，止于棘”，则暗示了不得其所的意味。
此外，《庄子》“逍遥游”中高飞远举的大鹏，则是远大理想的象征。
先民视野中的鸟开启了后代诗文中鸟的“原型意象”，归纳起来，大概为两类：一是追求宏大的境界，是经过拼搏后的自由；一是选择退守，是疏离主流群体的个体自由。
两种鸟的原型意象，陶诗中兼而有之，可以看作是其人生转换的前后标志。
渊明思想之转变实可以以鸟意象一以贯之。
一、渊明前期功业追求与鸟意象六朝社会的最大特点是世族与门第。
任何个人都无法超越社会时代带给他的局限，陶渊明就生活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门第观念影响。
陶渊明的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功勋仅亚于王导，史家把陶与王相提并论，比做周朝夹辅王室分陕而治的周公和召公，说：“陶士行（侃）据三州之旅，郢外以安；王茂弘（导）为分陕之计，江东可立。
”[1]又说陶侃“望隆分陕，理则宜然。
”[2]渊明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陶逸做过安城太守，仕官已历三世。
如按照三世为官便成世族的传统，确实也不能目渊明为寒门了。
考诸渊明诗文，可见其对家族历史的自豪感。
《命子》诗中，诗人首先缅怀了祖先的光辉历史：“悠悠我祖，爰自陶唐。
邈焉虞宾，历世重光。
御龙勤夏，豕韦翼商。
穆穆司徒，厥族以昌”；又对曾祖陶侃的功业与人格高度赞美：“桓桓长沙，伊勋伊德。
天子踌我，专征南国。
功遂辞归，临宠不忒。
孰谓斯心，而近可得
”再如《赠长沙公》诗中，称自己的家族为“令族”，并将长沙公引为自豪，称其为“实宗之光”。
诗曰：“于穆令族，允构斯堂。
谐气冬暄，映怀圭璋。
爰采春华，载警秋霜。
我曰钦哉，实宗之光。
”受大环境影响，陶渊明形成了一定的门第观念，这在当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股时代潮流。
寒门士人念念不忘的，是有朝一日能跻身于世族高门的行列，而世族之胄也千方百计地善保家门、发扬宗族之光。
因此，对于渊明的门第观念，我们应该给予理解。
在一定程度上，门第观念也与用世之心紧密相联。
受儒家传统观念影响，建功立业、光耀门庭是士人的追求目标，在六朝时代，这两者更强烈地联系在一起。
陶渊明带着一定的门第观念步入社会，沾溉着门第之泽，享受着由门第与家族带来的荣誉与利益。
权利与义务是相互的，享受权利的同时要为此付出代价。
这种责任感主要不是出于外在的压力或官方意志，它实际上近乎内心的的律令。
振兴家族、光耀门庭，并实现个人的政治理想，六朝世族人士大多将个体功业的建立与家族命运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个体与家族休戚与共，共损共荣。
清代方东树说过这样的话：“昔人云：读杜诗，当作一部小经书读。
余谓陶诗亦然。
但何必云小也。
”[3]可见，他是把陶诗当作儒家经典来推崇的。
这种看法在历代并不罕见，如宋代的真德秀就曾说过：“以余观之，渊明之学，正自经术中来，故形之于诗，有不可掩。
《荣木》之忧，逝川之叹也；《贫士》之咏，箪瓢之乐也……”[4]此说绝不是空穴来风、无根之谈，它们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渊明早年确实受过儒家思想影响并且形诸诗文。
研读陶诗，会发现渊明早期的篇什中，多处流露出儒家的功业思想及用世之志。
《停云》诗写道：“八表同昏，平路伊阻”、“八表同昏，平陆成江”，暗寓着诗人关怀世难的忧心，以及功业难成的感慨。
《时运》诗化用儒家所乐道的“曾点气象”，表达了渊明早年对儒家精神境界的欣羡之意。
《荣木》一诗更表达了一种自强不息的功业追求，该诗第四章写到：“先师遗训，余岂之坠
四十无闻，斯不足畏。
脂我名车，策我名骥。
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从以上诗句中我们可以见出，渊明内心郁勃着昂扬的进取之心、功业之志。
“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这句话活脱了渊明另一面孔，它与后人心目中那位吟唱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者形象，相距实在太远。
我们以往对陶渊明的印象只是其中年思想成熟以后的形象，是渊明丰富人格之一角。
以“一斑”而概其“全豹”有时会出现以偏概全的弊病。
渊明早期功业之心，主要是传统文化的熏陶、影响使然。
对于古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他们最大的梦想，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谁能天生就超越历史的局限而对功业荣名不屑一顾、视如粪土呢
陶渊明与鸟 来自: 第一范文网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渊明前期诗中言及功业之志间或用“鸟”意象来传达。
鸟的高飞远举象征着人的功业追求，鲲鹏展翅九万里，境界何其高远
渊明早期诗中之鸟多用来表现其用世之心，功业追求。
《杂诗》其五云：“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可看作是此期内心世界的写照。
《停云》诗最后一章写“翩翩飞鸟，息我庭柯。
敛翮闲止，好声相和”，未始没有期盼知音赏识的意味。
渊明怀着眷眷用世之志走入社会，我们仿佛看到了他急切的脚步，感受到了他躁动的心跳。
然而，诚如范文澜先生所言，这是一个“杀夺而滥赏”的社会，“统治集团中人得失急骤，生死无常，心情上表现紧张与颓废……”[5]因此，兴冲冲步入仕途的渊明不免碰壁，产生了矛盾与麻烦，在矛盾无法协调时，渊明开始了痛苦的转换。
渊明在断断续续做了十三年官以后，终于辞官归田了，关于辞官的原因，他的藉口是“程氏妹丧于武昌”，后人则以为是耻于束带见督邮，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千古以来流为佳话。
实际上其辞官深层原因是其质性与官场不和。
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序中明确指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
饥冻虽切，违己交病。
”其《与子俨等疏》大意也是如此：“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
”《感士不遇赋》中渊明更从社会政治现实角度揭示了辞官之由：“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
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
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
”封建社会特别是有晋一代，政治混乱，官场腐败，“政失准的，士无特操”。
在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的社会里，士子们缺少一种精神的依傍，也缺少生命的保障，还何谈实现政治理想
渊明在长期的官场生涯中，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感到了政治之不可为，认识了仁政理想之虚幻性，从而产生了摆脱现有生存方式寻找新生活的想法。
渊明此间思想转换仍以鸟意象传达。
他形容此时的仕 宦经历是“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归园田居》其一）将官场生涯比作牢笼，将自己对个体自由的渴望比作恋旧林。
《饮酒》其四更形象地描画了他此时的心态：“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
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
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
”渊明居官，本来是为实现政治上的抱负，获得人生价值实现后的更大自由，而实际上他非但没拥有这种自由，反而失去了更本原的、更珍贵的自由。
此时的渊明“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长期的官场生涯，使他认识到居官并不能实现他期待的“自由”，他并不能象大鹏那样扶摇直上九万里。
因此此期诗中之鸟，意义发生了转换，即开始追求退守的自由——与主流社会疏离后的个体自由。
个体欲在社会上立足，实现人生价值，方式和路径多种多样，质性和志向这二者有时候并不能统一，这时全靠个体的取舍。
在这茫茫的暗夜中，渊明是多么需要有人指点迷津，也多么渴望有某种力量载他渡过这一段沼泽
这期间他以其深厚的人格素养完成了对一个又一个人生问题的思索与求证。
黑暗与苦难磨炼了渊明，也成就了渊明，他终因对人生问题思考的广度与深度而成为魏晋玄学的集大成者，也开辟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新的生活理想与人生模式。
叶嘉莹先生对此期陶渊明的分析较为细腻：“如以渊明之志意而言，则用世乃其本心，归田才是不得已。
然而如以渊明之质性而言 ，则归田方能保全其自然与真淳，而出仕则不免于有‘违己交病’之患。
所以渊明的归田，既非为了虚浮的隐居的高名，也非为了世俗的道德的忠义，而只是为了在‘大伪斯兴’的此一人世，保全其一份质性自然的‘真我’。
”[6]二、鸟与渊明的诗意回归“前途当几许
未知止泊处。
”（《杂诗》其五）渊明一生的寻觅与求索，如用两个字概括就是——止泊——寻找精神的故乡与归宿。
渊明终于归田了，从形体上、精神上都释然了。
找寻到本真诗意生存后的渊明，其笔下的鸟，则是另一种形象。
《归鸟》一诗，最具代表性：“翼翼归鸟，载翔载飞。
虽不怀游，见林情依。
遇云颉颃，相鸣而归。
遐路诚悠，性爱无遗。
”诗中之鸟，生机盎然、跃动、真纯、无忧无虑，它不必再担心遭罹网罗，也不会在日暮时飘泊无依。
它无限深情地依恋着养育它的树林，这是它生命的起点也是最终的归宿。
“翼翼归鸟”其实就是渊明思想成熟的写照，他终于找到了止泊之处——田园——他生命与精神的依托之所。
此时的鸟“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
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饮酒》其四）同样，《读山海经》其一道：“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
”以鸟比兴，渊明之本心逗露无遗。
《饮酒》其七“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回应《归鸟》一诗。
《咏贫土》其一写“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
迟迟出林翮，未夕复来归。
量力守故辙，岂不寒与饥”，念念不忘的仍是回归。
然而最能代表渊明深意的当属《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王士祯《古学千金谱》曾析此诗到：“忽悠然而见南山，日夕而见山气之佳，以悦鸟性，与之往还，山花人鸟，偶然相对，一片化机，天真自具，既无名象，不落言诠，其谁辨之
”渊明与鸟恍如一物，投身于宇宙大化。
鸟之于山林，恰如渊明之于田园、自然。
山林为鸟栖息之巢，田园则为渊明生命与精神的止泊之处。
此间渊明思考的最大问题，就是“归”。
当然，渊明之回归并非是草率、赌气、任性式的选择，而是经过理性的抉择与判断，从中可见其人格涵养的力量。
叶嘉莹先生对渊明的这一段寻觅的过程，有过诗意的分析：“自渊明诗中，我们就可深切地体悟到，他是如何在此黑暗而多歧的世途中，以其所秉持的、注满智慧之油膏的灯火，终于觅得了他所要走的路，而且在心灵上与生活上，都找到了他自己的栖止之所，而以超逸而又固执的口吻，道出了‘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的决志。
所以在渊明诗中，深深地揉合着仁者哀世的深悲、与智者欣愉的妙悟。
”[7]朱光潜先生也认识到了渊明“蜕变”的痛苦过程：“谈到感情生活，正如他的思想一样，渊明并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他和我们一般人一样，有许多矛盾和冲突；和一切伟大诗人一样，他终于达到调和静穆。
我们读他的诗，都欣赏他的‘冲澹’，不知道这‘冲澹’是从几许辛酸、苦闷得来的。
”[8]终老归田、托身所得，这绝不是在有的诗人那儿常常听见的无病呻吟式的呓语，而是渊明“拼却一生休”换来的一句沉甸甸的人生誓言。
陶渊明与鸟 来自: 第一范文网那么渊明何以独对鸟如此情衷，为何不厌其烦地多次以鸟自况，特别是日夕归鸟在其笔下频繁出现呢
此中有深刻的哲学、文化底蕴，逯钦立先生已然有所阐发：“窃谓鱼鸟之生，为最富自然情趣者，而鸟为尤显。
夫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推极言之，鸟与我同。
鸟归以前，东啄西饮，役于物之时也，遂其性故称情。
微劳无惜生之苦，称情则自然而得其生。
故鸟之自然无为而最足表明其天趣者，殆俱在日夕之时。
既物我相同，人之能挹取自然之奇趣者，亦惟此时。
则山气之所以日夕始佳，晚来相鸣之归鸟始乐，因为人类直觉之作用使然，要亦知此直觉之所以有些作用，即合乎自然之哲理也。
”[9]鸟是自然的化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宇宙自然相俯仰，此最为人类欣羡。
因此它最易成为多情敏感的诗人笔下的宁馨儿。
逯钦立先生所言极是，鸟为最富自然情趣者，与人生具有质的相似性。
鸟之与渊明的生死观、义利观还有莫大之联系，不可不辨。
鸟日出飞林，远近觅食，象征着人生在世奔波求活，自有酸甜苦辣；鸟日落而息，象征人之止息或死亡，回归本原，无怨无悔。
渊明向来“视死如归”，《归去来兮辞》、《杂诗》、《挽歌诗》中都表现了此意。
“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这是多么达观的人生态度
另外，鸟日出而作，相约寻食，自食其力；然鸟之于利果腹便足，如“鼹鼠饮河，期在满腹；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决不纵欲逐利，此点与渊明之义利观如出一理。
对于物质利益，渊明向来是持灵活态度。
他不讳言利，且躬耕田园以求利。
但是，他所需求的不过是正当衣食之需，这又与鸟性相通。
可见，渊明与鸟确实有着极大的缘分。
渊明因追求进取而迷茫，又在迷茫中追求光明。
“前涂当几许
未知止泊处”（《杂诗》其五），“止泊”与回归不仅是渊明得人声指归，也是魏晋士人精神寻觅的目的地，魏晋玄学的终结点。
魏晋玄学重要一派的走向就是逐渐与名教疏离而向自然靠拢。
当然，魏晋玄学命题杂多，观点各异，代表人物的政治取向多有不同，回归自然是其主流。
但真正对此有过成熟的思考、理性的感悟、并付诸亲身实践的，渊明是极高明的一人。
鸟是魏晋士人心目中的宁馨儿。
渊明诗中的鸟意象决非空穴来风，而是有一定的思想及文学基础。
以鸟为例来看魏晋士人的精神追求，可见出其鸟意象的深度与渊明之归鸟不可同日而语。
如著名的玄士何晏《言志诗》中写到“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
常恐夭网罗，忧祸一旦并”，不无忧声之嗟。
诗中又表现了退隐逍遥的意愿：“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
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
嵇康诗中写鸟有十余处，也不外乎“用舍行藏”之意，换言之，分进取的自由及个体诗意人生自由两大类。
前者如《卜疑》篇中透露出“方将观大鹏于南溟，有何爱于人间之委曲”的不平之气。
他内心中充满了对日益临近的死亡的恐惧以及对自由的渴望。
五言《赠秀才诗》中讲“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围。
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即属此意。
嵇康的英雄主义精神最终碰壁了。
阮籍尝有济世之志，然其只能发言玄远，以保命全身。
最能代表阮籍思想真实的是这样一些句子：“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外野孤鸿”，是魏晋士人心态的典型写照， 也可以说是魏晋玄学士人追求的精神起点。
此外，魏晋士人诗歌中言鸟之处远不止此。
它如左思《咏史》其八写到“习习笼中鸟，举翮触四隅”，也大体表征了自身处境。
陆机诗“孤兽思故薮，离鸟悲旧林”，张载诗“仰听离鸿鸣，俯闻蜻蛚吟”、“鹳鹭遵皋渚，数为缯所系”等等，都表明了他们摆脱劣势处境的努力以及寻求诗意生存的探求。
然而他们的探求都失败了。
就中原因很多，如阮籍的软弱、妥协；嵇康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及诸多士人的庸人化倾向，等等。
只有渊明之“翼翼归鸟”最具深度及人格力量，只有陶渊明的探寻成功了，他的成功体现在文学、玄学和人生。
就玄学而言，他的思考解决了困绕魏晋士人数百年的精神困惑，结束了一个时代；就人生而言，他将玄学诗意化、人生化，是艺术化人生的大师，开创了知识分子新的人生理想、生存模式。
渊明是魏晋玄学的终结者，代表了魏晋玄学的最高成就。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先生称渊明“革新旧义，孤明先发”，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
罗宗强先生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中，也以渊明为魏晋玄学的终结。
从“竹林七贤”到“金谷俊游”再到“兰亭玄思”，都停滞在寻觅自然途中的某个点上，只有渊明走完了全程。
基于此，李建中《魏晋文学与魏晋人格》一书，将建安文学以来的人格生成模式依次概托为：“邺下——竹林——金谷——兰亭——南山”，与之相表里的分别为“孕育——徘徊——焦虑——消释——重铸”之心理流变，同样视渊明为魏晋人格之终结。
他更以优美笔触描绘了渊明达到的境界：“南山的主人，不需要像邺下或金谷文人那样依附于权贵，也无须像竹林或兰亭文人那样耽溺于某种玄思。
他是独立的自由的个体，他身后是自然温馨而神秘的拥抱。
”[10]“翼翼归鸟”，在今天仍是自由和谐人生的象征，对当代人或许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人生启示。
陶渊明的人生转换及生存方式，从形式上，不一定值得效仿，而从其精神实质上看，它的潜在价值无疑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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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有表示陶渊明志向的诗句
陶渊明（约365～427），字元亮，又名潜，或名渊明。
自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文学家，卒后友人私谥“靖节征士”，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
出生于一个衰落的世家，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
父亲早死，因家贫，曾做过几年的官，却因“质性自然”，不愿“以心为形役”、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而解绶去职，过起了躬耕自足的田园生活。
1、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陶渊明《读山海经》【全诗】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
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2、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陶渊明《归园田居》【全诗】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椋，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3、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
——陶渊明《饮酒》【全诗】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
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
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
蔽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
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
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
4、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
——王维《偶然作》【全诗】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
自从弃官来，家贫不能有。
九月九日时，菊花空满手。
中心窃自思，傥有人送否。
白衣携壶觞，果来遗老叟。
且喜得斟酌，安问升与斗。
奋衣野田中，今日嗟无负。
兀傲迷东西，蓑笠不能守。
倾倒强行行，酣歌归五柳。
生事不曾问，肯愧家中妇。
“天生傲骨差相似”是陶渊明的诗句吗?
试论陶渊明诗中的“飞鸟”形象 辽宁电大 张素华 陶渊明生活在社会动荡的东晋刘宋易代之际，素有“田园诗人”之称。
他的大部分诗作往往都运用寄托和象征的手法，在他吟咏的如“飞鸟”、“青松”、“孤云”、“秋菊”等自然景物中常常寄寓特殊的含义，使之都不再作为简单的物象进入诗歌，而成为蕴含诗人意绪、心态的意象，从而组合成特殊的诗歌意象系统。
其中“飞鸟”这一形象又有别于其他意象，是诗人自我形象的化身，是主体道德情操、人格精神的突出体现。
“飞鸟”形象的探讨对我们研究陶渊明的历史时代背景，陶渊明的内心活动和精神世界提供了大量的事实依据。
同时，对“飞鸟”形象的探讨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陶渊明矛盾、复杂的思想性格，理解陶诗及其隐逸心态，同时也为全面探究魏晋士人心态提供一条线索。
陶渊明一生中始终贯穿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既表现为出仕和归隐的反复，也表现为归隐以后内心的苦闷和愤懑。
对鸟的吟咏与歌颂贯穿着陶渊明诗歌创作的全部过程，从现存的陶集中写“飞鸟”有14处，大都有比喻或象征的意义。
他笔下的“飞鸟”形象陪衬、渲染、烘托着诗人的主观情绪，充分展示了他的内心活动和精神世界，清晰完整地勾勒出诗人的情感轨迹和心灵历程。
对于这样一个“于世事也没有遗忘和冷淡”1的隐逸诗人来说，陶渊明的诗歌创作还是与时事紧密相联系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环境的改变，几度出仕和归隐的经历，使陶渊明的思想不断地发生变化，其不同时期诗歌中的“飞鸟”形象也随之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而这种变化也正是诗人复杂情感的形象再现。
下面就从陶渊明生活的不同时期着手对陶渊明诗中的“飞鸟”形象试作分析。
一、倦鸟与欢鸟——心怀两端徘徊时期 陶渊明一生中几度沉浮，几度仕隐。
他反反复复出仕为官的十三年中（29岁—41岁），始终为自己的出路，即仕与隐的问题所困扰。
仕与隐的多重原因揭示了他的心理矛盾，这种矛盾心理在他的诗歌中留有鲜明的印迹，他以“飞鸟”这一意象形象而深刻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对人生之路的思考。
陶渊明虽然早年对老庄学说很感兴趣，但受影响最深的还是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
他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
”2“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3可见他的抱负很大，希望自己将来能“大济苍生”，把社会治理得象尧舜盛世一样。
但他生不逢时，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极其腐败，这时期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很尖锐。
统治者对分散割据的政治局面听之任之，不思进取，而朝臣们又都为个人利益谋划篡权夺位；在用人制度上，门阀制度盛行，士族阶层把握政权，压制贤能，时代风气不正，虚伪浮华之风盛行，谄上骄下，胡作非为，廉耻扫地；而陶渊明这个刚直汉子追求真率、崇尚自由，再加上他“性刚才拙，与物多忤”4不愿与浊世苟合，不愿为五斗米折腰。
这种社会和政治的腐败使陶渊明无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因此在他时仕时归的十三年政治颠簸生涯中，充满了矛盾和苦闷。
当“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占据他思想上风时，他几度从政，但从政又使他感到疲倦：一方面他不得不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四处奔走，一方面又为官场的是是非非而感到“志意多所耻”5。
陶渊明生活在内忧外患、祸乱不已的年代之中，在这种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的社会里，士子们缺少一种精神依傍，也缺少生命的保障，还何谈实现政治理想
他在长期的官场生涯中，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感到政治之不可为，认识了仁政理想之虚幻性，从而产生了摆脱现有生存方式寻找新生活的想法。
因此陶渊明又希望能够归隐故里，去过一种远离尘嚣的安静生活，这在他四十岁时出任镇军将军、徐州刺史刘裕的参军途中所作的诗中有所体现：“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
”6陶渊明以鸟自喻，鸟儿应当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林间，飞翔于高空，那么自己也应当返朴归真，回到大自然的怀抱，去过“息交以绝游”7的生活，在大自然中寻求安慰和寄托。
在《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笔下的“飞鸟”是“鸟倦飞而知还”的倦鸟，“鸟倦”——“倦鸟”是被情思化、人格化了的意象，是诗人自我形象的化身。
他以鸟代人，以鸟之迟出早归喻自己刚刚出仕又旋即归隐，表达出他立志归隐，不管环境怎样恶劣都要“守旧辙”的坚定决心，同时也伴随着归隐之际的孤寂与苦闷、探求与无奈。
当陶渊明追求“质朴人生”，“个性自由”的思想居于上风时，他又几度归隐。
当他归隐时，田园之乐满足了他“质性自然”的个性与志趣，于是他笔下的“飞鸟”也成了“欢鸟”，晋安帝隆安五年（401），陶渊明离桓玄幕府之职返回家乡，这时他以欢鸟的形象热情地歌唱了自己的躬耕生活：“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
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
”8“鸟”“欢”——“欢鸟”。
在作者笔下，鸟即是我，鸟欢即是我欢，我与物相融，全然忘我，乃至无我。
在这里神游于物，又神随景迁。
作者以不加雕饰的言词，冲淡洒脱的笔触，勾勒了一个悠远宁谧，一派天籁的境界。
借欢鸟的意象抒发出自己作为倦鸟归林后的轻松愉快心情。
就这样，想“大济于苍生”而又不愿与浊世苟合，想清高自守却又难舍济世情怀的陶渊明，不断地在矛盾、痛苦的漩涡中辗转，在仕与隐，丑恶的现实与美好的田园生活对比中徘徊，陷入了一心处两端的徘徊境地。
在“边雁悲无所，代谢归北乡。
”9中，他便以因找不到合适居住处而悲愁的“边雁”自况自己，形象地抒发了自己一心处两端而“两端”皆不是的两难处境。
这正是他思想上的矛盾，既对现实不满，又无力变革，并且看不出变革的希望，遂采取了“独善其身”的逃避办法，由此必然获得自甘寂寞、安于现状、洁身自好以至退隐归田的结果。
二、羁鸟归林——田园生活追求时期 陶渊明自二十九岁初仕到义熙元年（405）十一月辞彭泽令归隐，十三年的仕途坎坷，使他不仅饱尝了仕途的痛苦，而且也看透了官场的腐朽，所以在长期的出仕与归隐的思想矛盾与斗争之后，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归隐的道路，并从此不再出仕。
陶渊明在居田前期其主导思想还是儒家思想。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卷而怀之”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便是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
正如王廷箴先生所说：“陶渊明的一生是为实现‘大济苍生’的志愿而奋斗的一生。
”10陶渊明从出仕到归田，只是改变了他实现志愿的途径，而没有改变志愿本身，他是以另一种方式，即赋著诗文表达他的理想与追求。
因此，陶渊明的归隐只是在“邦无道”的时代和社会中“独善其身”，顺应自然。
归田暂时满足了陶渊明“质性自然”的个性要求，陶渊明四十一岁辞彭泽令归田之初所作的《归去来兮辞》无异于他终生归隐不仕的宣言。
这篇辞写归家时的愉快心情和隐居的乐趣，融叙事、写景、抒情为一体。
诗中写出了归隐后，陶渊明过着“或植杖而耘耔”“临清流而赋诗”的清淡生活，并以此为乐，以此为本。
这位早年怀着“感物愿及时”11的理想而步入社会的陶渊明，在坎坷的仕途上往返颠簸，但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腐朽官场的尔虞我诈、世俗社会的污浊混乱，终于逼使他走上了与统治集团相决裂的道路，最后怀着满腔的愤懑不平，又重新回到了那时时令他遐想、留恋的大自然的怀抱。
《归园田居》其一是诗人从彭泽归隐后第二年春天写的，当时诗人四十二岁，这时隐居的决心已定，新的生活安顿下来，诗人对比往事，越发珍惜眼前的一切：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开头几句追述往事，不胜懊悔。
他把官场视为“尘网”，说自己误落其中，好象羁鸟、池鱼，得不到自由。
“开荒南野际”以下转而写归隐之后的生活，好象诗人带着我们在他的田园里参观了一番，他指东道西地向我们一一介绍：田亩、草屋、榆柳、桃李、远村、近烟、狗吠、鸡鸣。
这些平平常常的景物，一经诗人点化，都添了无穷情趣。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一远一近，像一幅素描，极形象地表现了田园的优美宁静。
炊烟依依，是那样悠然自得，与诗人的心境完全契合。
“狗吠”二句，以动写静，也有很好的艺术效果。
最后四句对全诗做了总结，欣喜舒畅之情溢于言表。
诗人向来苦于仕宦，而现在自己这只久困于“樊笼”中的“羁鸟”终于得归“旧林”，这自然把诗人与田园生活、农村景物相依相融的怡然自乐之情，借“飞鸟”传神地表达了出来，其喜悦之情不言自见。
诗人又在“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12诗句中，以悠然自得的情怀表达了人各有志，而自己独乐于流览群书的淳朴的田园生活观。
能够全面展示陶渊明这一时期悠然心境的诗是《归鸟》： 翼翼归鸟，晨去于林；远之八表,近憩云岑。
和风不洽，翻翮求心；顾俦相鸣，景庇清阴。
翼翼归鸟，载翔载飞。
虽不怀游,见林情依。
遇云颉顽，相鸣而归。
遐路诚悠，性爱无遗。
翼翼归鸟，驯林徘徊；岂思天路,欣反旧栖。
虽无昔侣，众声每谐。
日夕气清，悠然其怀。
翼翼归鸟，戢羽寒条，游不旷林,宿则森标。
晨风清兴，好音时交，矰缴奚施
已卷安劳
陶渊明终于归田了，从形体上、精神上都释然了。
找寻到本真诗意生存后的渊明，其笔下的鸟就是这样一种形象。
这首专门咏鸟以自况的抒怀咏志诗，抒发了他自己归隐田耕的喜悦情怀和充实而愉快的田居生活。
归鸟的一举一动无不与诗人自己的遭遇相一致：归鸟也曾振翅而飞，而且能够“远之八表，近憩云岑”，但随着环境不利于飞鸟生存的方向转化，归鸟只能“翻翮求心”，“岂思天路，欣反旧栖”。
去林而返的归鸟正是诗人自我的化身。
他最初为了实现自己的豪情壮志而出仕，最终却因“世与我而相违”不得不归隐田园。
“虽无昔侣，众声每谐。
日夕气清，悠然其怀。
”与“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13，所表达的对人生之路的思考是一致的，即他在内心深处反抗尘俗却并不逃避人生，奉守着热爱生活，积极进取而不流于粗鄙玩世的人生哲学。
诗中之鸟，生机盎然、跃动、真纯、无忧无虑，它不必再担心遭罹网罗，也不会在日暮时飘泊无依。
它无限深情地依恋着养育它的树林，这是它生命的起点也是最终的归宿。
“翼翼归鸟”其实就是陶渊明思想成熟的写照，他终于找到了止泊之处——田园——他生命与精神的依托之所。
鸟之于山林，恰如陶渊明之于田园、自然。
山林为鸟栖息之巢，田园则为渊明生命与精神的止泊之处。
当然，陶渊明之回归并非是草率、赌气、任性式的选择，而是经过理性的抉择与判断。
从中可见其人格涵养的力量。
叶嘉莹先生对陶渊明的这一段寻觅的过程，有过诗意的分析：“自渊明诗中，我们就可以深切地体悟到，他是如何在此黑暗而多歧的世途中，以其所秉持的、注满智慧之油膏的灯火，终于觅得了他所要走的路，而且在心灵上与生活上，都找到了他自己的栖止之所。
”14归鸟形象成为诗人超越人生，追求自我价值理想和人格理想的象征体，饱含着诗人全部的情感。
对归鸟生命形式的写照，实际上正是他对自我生命形式的思考，肯定“归鸟”也就是肯定自我的选择。
三、孤鸟栖林——生活归宿反思时期 陶渊明在归隐之后，一方面通过长期的劳动，逐步地接近了人民，他的作品在某些方面反映了农民的思想和愿望。
另一方面，他对统治者始终抱着不合作的态度。
晋末朝廷征他为著作佐郎，不就。
宋文帝元嘉三年（426），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看望他，这时陶渊明已饿了好几天了，起床都困难了，檀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
”陶答道：“潜也何敢望贤
志不及也。
”15檀赠以粱肉，陶却明麾而去之，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他的骨气，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归田后期的生活相当艰苦，虽然能够摒弃浮名，做到“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但“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16不能说不是困扰陶渊明的一个实际问题，而这一时期朝廷的征召又被他拒绝了。
这一切引起了陶渊明对自己生活道路的再认识。
他全面地思索人生，总结自己，决定遵循先师孔子“忧道不忧贫”的遗训，并坚持到底。
而且事实上少年的豪壮使他回忆，家境的穷困使他烦恼，衰病的来临使他苦闷，政治的变化使他慨叹。
理想抱负的无法实现，陷于乱世，渺无知音的失落和对死亡体验与言说，使他趋于苦闷和孤独，思想上表现得比较消极。
随着岁月的流逝，诗人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等待着自己的将是什么，越清醒，这种苦闷、孤独之情就越强烈。
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陶渊明五十三岁时所作的《饮酒二十首》其四中集中体现了这种情感：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
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
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
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
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
这首诗表面上咏的是失群而终归宿于孤松的“飞鸟”，实际上用以比喻经历了人生坎坎坷坷而终于归隐田园的诗人自己。
“失群鸟”的“独飞”喻诗人之独处；“厉响思清远，去来何依依”与“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17相辉映，喻诗人寻找自己的真正归宿，追问自己人生价值与人格理想时的心理矛盾；“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喻苦闷侵袭着诗人，使他忍受着漫长无期的煎熬。
这里的“飞鸟”形象已不再是鸣叫于林间的欢乐之鸟了，而是寄托了诗人全部的政治苦闷和理想的孤鸟。
陶渊明是并不甘心隐居的，他的壮志一直埋藏在心里，并且关心着社会现实，诗里时常流露出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和壮志不得施展的焦灼和悲愤。
饮酒、采菊，看似潇洒的生活，只不过是一种自我慰藉，他的内心是很痛苦的。
归鸟由“相鸣而归”“众声每谐”18变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其情态与遭遇正与诗人心灵深处的种种孤独体验达到了“形”与“心”的默契，艺术地再现了陶渊明的凄凉心态和“吾驾不可回”19的坚定决心。
陶渊明始终忧患于自我人生价值无法实现，隐居又得不到世人的理解，这使他处于孤寂、苦闷并试作自我解脱和安慰的不安与凄楚的状态中，孤鸟形象正是在这种状态下诗人那颗不安的灵魂的形象化表现。
这种孤独而凄苦的形象在历代不遇文人身上都可以找到，如“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屈原曾以“鸷鸟”自喻；空有壮志，遭遇坎坷的曹植在“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鸣”中寄托情志。
陶渊明笔下的孤鸟与前代文人笔下的孤鸟共同构成了怀才不遇，知音难求的不遇文人形象，不仅仅形象地表达了诗人自己的心声和要求，而且还传达出他在所处时代的需求和渴望以及内心的痛苦和煎熬。
陶渊明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乱世，其社会环境决定了他的审美理想和创作风格。
正如十七世纪法国悲剧作家拉辛所说的那样：“社会是一头猛兽，它会踢蹴蹦跳，除非你能用它的语言对它讲话……否则一个人就不能不随波逐流。
哲人圣贤也是生活在猛兽群中的人……他们假如不愿意被裂为齑粉，那么他们就只能缄口不言，退居到自己的小天地中，袖手旁观那些被雨淋泥溅的人，而自以能洁身自保为庆幸。
”20陶渊明也是一个不得不缄口不言的贤者，而“金刚怒目”式的一面又使他趋向于无限的矛盾和痛苦，这在他的《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十中“猛志固常在”就有所体现，诗人咏赞了精卫和刑天至死不屈的顽强意志和斗争精神，同时也抒发了自己空怀报负而无从施展的慷慨不平的心情。
因此，他在现实生活中所不能实现的政治理想只能靠诗文的方式“借物引怀以抒之”，以达到渲泄的目的。
综上所述，陶渊明笔下的“飞鸟”形象无论是虚写还是实写，都不是客观的写景材料和仅供人们观赏的景象，而是浸染着主观情感、兴发主体人生多种情绪体验的一种媒介，是一个富有活力的意象，含蓄地展示了他对人生对社会的独特感受与理解，这也是我们研究者打开诗人心扉的一把钥匙。
陶渊明初心
他一心立志报效朝廷，可惜不得志，唯有隐居山林。
陶渊田园诗名句
代表作：饮酒（其 陶渊明 结庐在人境，车马喧问君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归园田居（其一） 陶渊明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1 导言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的著名人和散文家，特别是他的田园诗为中国古典诗歌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巧妙地将情、景、理三者结合起来描述农村风光和田园生活，诗歌风格清新、自然，描写细腻，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陶渊明的诗，可以分为述怀、哲理和田园诗三部分，共约六十首左右，而田园诗三十首左右，约占一半。
陶渊明的田园诗在中国诗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是中国田园诗的奠基之作。
他继承了古代农事诗的优良传统，扩大了诗歌题材，并在思想艺术上有新的突破，在玄言诗弥漫的东晋诗坛上，独树一帜，为诗歌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隋唐以后大批以田园诗创作著称的诗人和诗作陆续涌现，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陶渊明的影响。
陶渊明的田园诗在东晋末年产生，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紧密相关。
魏晋时期，地主庄园经济进一步发展。
永嘉之乱后，南逃的士族地主在东晋政权的庇护下，广置田园，掠夺土地，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崇自然、尚清谈的玄学风气极盛，加上佛教的广泛传播，儒家经学暂时没落。
当时的士族文人往往生活糜烂，意志颓废，精神上纷纷向“玄之又玄”的老庄道学寻求寄托，有的纵情山水，以隐居逃避现实，所以文学领域玄言诗、山水诗盛行一时。
与此相反，一部分不满现实的文人士大夫，深感仕途黑暗，于是弃官归隐，躬耕自食，去探索人生的真谛，寻求个人安生立命的场所，渐渐与统治集团有了距离，因而更接近于广大劳苦大众。
陶渊明就是这些文人士大夫中的杰出代表。
陶渊明的田园诗创作，还有其独特的个人生活经历和思想基础。
他出身于一个没落士族地主家庭，少年生活在农村环境，家乡故园的风光，这些都对他的思想和创作提供了充足的养料。
仕宦归来，他“未尝有所造诣，所之唯至田舍及庐山游观而已”(《晋书·隐逸传》)。
他的后半生更是长期活动在百里之内的农村，接触的多是田野村夫，议论的多是稻麦桑麻，过着粗衣淡食的贫士生活。
长期的农村生活实践，为他的田园诗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
另外，个人的人生志向对他的田园诗创作有重要的影响。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之一)，道出了他从小就喜爱“丘山”的志向。
“望云渐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表达了他渴慕自由的性格。
虽然我们不能单纯强调作家个人气质对生活道路的选择和文学创作的影响，但我们也没有理由忽视这一点。
2 陶渊明田园诗所反映的生活内容陶渊明三十岁左右进入仕途，或出或入，终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解绶去职，归隐田园，息交绝游，开始了真正的隐士生活，写下了大量的田园诗。
这些田园诗反映的生活内容丰富多彩。
初归田园后，陶渊明用他的笔描绘了他对田园生活的喜悦。
这在他的《归去来兮辞》中已有充分表现，而在《归园田居》诗第一首中更表达得淋漓尽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首诗充满了逃离樊笼、获得自由的欣喜之情。
他终于从“尘网”中解脱，就象鸟归山林，鱼回深池一样快活地长嘘了一口气。
在他眼中，故园附近的景物都倍感亲切，就象阔别多年的老友再次相逢，不由得脱口而出地一一数其名字，以发泄无法遏制的激情。
方宅、草屋、榆柳、桃李似乎都张开双臂欢迎他，有了生命，而狗吠、鸡鸣都充满了诗意。
这与官场的令人室息、仕途的坎坷陷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陶渊明归隐田园后，亲自参加了农业劳动，他认识到人生于世必须劳动，否则会受饥寒。
他写下了《劝农》诗：气节易过，和泽难久。
翼缺携丽，沮溺结耦。
相彼贤达，犹勤陇亩，矧兹众庶，曳裾拱手!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宴安自逸，岁暮奚翼!儋石不储，饥寒交至，顾尔俦列，能不怀愧!在更多地接触到劳动人民，参加农业劳动以后，陶渊明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农民耕田的艰辛：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
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
晨出肆微勤，日入负来还。
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
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
(《庚戍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劳动，对一个士大夫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但诗人已认识到劳动是必要的，他对躬耕生活有了感情，对农民的苦难有了同情，并和农民之间有了经常性的交往：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
(《移居》之二)由“相思”到“言笑”，和农民之间建立起了相通的思想感情。
再看《归园田居》之二：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可以看到，长期的田居生活和参加生产劳动，陶渊明已经与农民有了共通的语言，这对一个士大夫知识分子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农事歌咏在陶渊明的田园诗中占据了极大的篇幅。
作为一个农业劳动的参与者，以怡然自得的心情，把农村生活如实地大量写入诗中，这是陶渊明在我国诗歌史上的创举。
除了反映农作的诗篇外，他还以喜悦的心情写下了许多优美的农村自然图景和生活图景。
如前所引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表现了完美的生活情趣和民俗特征。
总之，陶渊明的田园诗不仅反映了他个人的田园生活经历，更广阔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的生活状况，既是诗，又是史。
3 田园诗反映的思想矛盾作品不仅是作家真实的外在生活的反映，更是作家精神生活的镜子。
陶渊明早年寄身仕途，亲尝了宦海浮沉之苦，中年以后躬耕垄亩，饱经风霜雨露，渐进晚年，更目睹了王朝换代的巨变。
不容否认，他的田园诗有“颖脱不羁，任真自得”的反映封建士大夫闲适自得的个人情趣的“超然静穆”的一面，但是由于他早年政治上极度苦闷，晚年生活上极度贫困，感发出来的诗篇就不仅是超然世外、飘飘欲仙式的。
从他的田园诗，我们还可以看出他的心灵深处的痛苦与矛盾。
首先是儒家的“用世”思想与道家的“避世”思想的矛盾。
他在《饮酒》诗中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
六经，指儒家的六部经典。
这极鲜明地反映了陶渊明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自然懂得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更明白儒家标榜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
我们看他的诗：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杂诗》之五)显然，陶渊明年轻时也有过远大报负，梦想建功立业，展翅高飞。
但是，他的理想并未成为现实。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之二)，表现他曾经也有过功业未竞的焦虑。
尽管他后来极力遮掩这一点，声称出仕只是为了糊口养家，但我们可以明白他的初志并非如此。
只是经历了仕途挫折后，他才归隐田园，并不是真的忘怀了现实，生来就要作隐士。
归隐田园，是对黑暗现实的另一种抗议。
儒家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主张“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隐士出现的本身，就已证明了当时的现实是“天下无道”。
陶渊明的田园诗，既体现了道家崇尚自然的意识，又表现了心理上闲适自得的一面，特别是庄子顺应自然的宇宙观，对他有深刻的影响，但他并没有忘却世事，精神深处常常进行着“独善”与“兼济”、“出仕”与“归隐”的激烈斗争。
他的诗句“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为什么有这种焦虑呢?正表明“仕”与“隐”的思想互相在斗争，他怕某一天改变心意出去作官，而辜负了现在的志向。
其次是苦难的社会现实与乌托邦理想的矛盾。
这深刻反映在《桃花源记并诗》之中。
桃花源的理想显然有孔子“大同”思想与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的痕迹。
但它的产生，不仅仅是对孔子、老子思想的简单复制，而具有时代特征。
天堂的影子在人间，“桃花源”的设计正表明了当时广大人民摆脱苦难，建立一个“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理想社会的愿望。
东晋末年，士族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失去土地的人民背井离乡，逃避山林。
陶渊明长期生活在农村，与农村各层人民长期相处，休戚与共，有着密切的交往和真挚的感情，对他们的痛苦生活、美好愿望十分熟悉和了解。
诗人在这基础上，设计出了“桃花源”这样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理想社会。
但是，桃源理想在当时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乌托邦，这一点陶渊明也有自知之明，通往桃花源的路径再也找不到了。
即使如此，桃花源的理想在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里点燃了一支火炬，通过桃花源，人们可以对照自己生活的这个不公平的世界，从而激励人们奋起反抗。
正因为《桃花源诗》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辉，所以代表了诗人思想发展和艺术实践的最高成就。
田园诗反映陶渊明的思想是多方面的，而他思想中的矛盾也不仅仅表现在上述两个方面。
文学本身就是苦闷的象征，陶渊明的田园诗也一样。
我们从他的飘逸洒脱中，依稀可以发觉他心灵上的创痛。
“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表明他对世事并没有冷淡和忘却。
消极归隐，借酒浇愁，都无法消除他思想中的矛盾。
今天我们读陶诗，不仅要欣赏他清丽自然的诗句，还要理解这些诗句后面的深刻意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