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贤皇后为什么能得到乾隆的宠爱
有亡秦之失，无亡秦之祸。
先评汉武帝： 汉武帝时代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英雄时代,汉武帝也是创造显赫功业的历史英雄。
近代学者夏曾佑在他的著作《中国古代史》中说，历代帝王，有的是“一朝之皇帝”，比如汉高祖，然而又“有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者”，比如汉武帝。
说汉武帝是“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者”，是因为他确认的历史路径、开启的文化风气、创立的政治制度、拓定的国家疆土 ，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都非常长久。
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为《创造历史的汉武帝》一书作序时写道，历史人物的决定，可以“终乎在诸项可能之中抉择了演变的方向”。
他说，“方向一旦定了，历史不能再回头，后人遂只有接受这个事实，再作下一步的抉择。
”所谓汉武帝“功越百王”，“为中国二十四朝之皇帝”，就是因为他选择的“方向”对后世产生了规定性的作用，人们“只有接受这个事实”。
而这“方向”的确定，是由一个个事件的发生和处理、一项项政策的制定和推行表现出来的。
汉武帝时代有许多重大的举措，都如同秦汉史研究大家劳干所说，体现出这位历史人物的“大智慧，大决断”。
1、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确定了儒学在百家之学中的主导地位，是汉武帝时代影响最为久远的文化政策。
汉武帝贬抑黄老刑名等百家言，起用文学儒者至数百人，齐鲁儒学之士纷纷西行，进入执政集团上层。
儒学学者在文化舞台上逐渐成为主角，“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的局面结束，中国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变化是和以“汉”为标号的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基本形成大体同步的。
现在总结汉武帝时代思想文化的格局，多使用“独尊儒术”的说法，其实，这种表述方式出现较晚，不能准确地反映历史真实。
当时最高执政集团的统治方略，其实是“霸王道杂之”。
即使对汉武帝决策多所谘议的儒学大师董仲舒，终生也未能真正显达。
宋人诗句“追惜汉武世，仲舒道硗确”，描绘了历史的这一侧面。
2、兴太学，是汉武帝时代在文化方面的另一重要举措。
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接受董仲舒的献策，采用公孙弘的方案，创建了太学，国家培养政治管理人才的官立学校于是出现。
太学虽然起初规模很有限，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50名博士弟子，但是这一文化雏形，却代表着中国古代教育进步的方向。
太学生的数量逐渐增多，汉平帝时已经多达数千人，王莽时代进一步扩建太学，一次就兴造校舍“万区”。
太学的兴立，进一步助长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对于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使贵族官僚垄断官位的情形有所改变，一般中家子弟参与行政的门径得以拓宽，一些出身社会下层的“英俊”之士，也得到入仕的机会。
3、削藩事业不通过战争形式而达到目的，被公认为汉武帝政治成功的典型实例。
汉武帝颁布“推恩令”，收到了“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的效用。
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谋反事件发生后，汉武帝用严酷手段肃清其宾客党羽，又颁布“左官律”和“附益之法”，以此控制人才流向，压抑诸侯王属下官吏的地位。
此后，诸侯只能衣食租税，不得参与政事，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加强。
4、察举制的确立，在中国选官制度史上有特殊的意义。
汉武帝在即位之初的第一年，就诏令“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6年之后，又下诏策试贤良。
特别是在这一年，明确规定了郡国必须选举的人数。
察举制的施行改变了世官制的传统，劳干因此指出，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是“中国学术史和中国政治史的最可纪念的一年”。
5、出击匈奴，是汉武帝最大胆的决策。
他克服各种困难，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
由于对战争主动权的牢固把握，这一战争后来又具有了征服匈奴的性质。
汉武帝以军事胜利为条件实现了汉帝国的疆域扩张，使得南越归服，朝鲜置郡，夜郎入朝，匈奴北遁。
而北边军事形势的改变，使西北地区的开发也进入了新的纪元，打通了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往的通路。
正如秦汉史专家张维华在《论汉武帝》一书中所指出的，这一举措“不仅对于中国的历史，具有重大意义，即对于整个东方的历史，亦具有重大意义”。
西北方向的长期作战，使社会承受了沉重的负担，据说一时“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对“武皇开边”的批评，历来音声响亮。
唐人有“贰师骨恨千夫壮，李广魂飞一剑长”，“谁知汉武轻中国，闲夺天山草木荒”的诗句。
宋人诗作亦谓“汉武爱名马，将军出西征；蹀血几百万，侯者七十人”。
但是清代学者赵翼说，“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
”近世也多有学者肯定这种“缔造中国疆域之伟绩”。
6、统一货币，官营盐铁，推行均输和平准制度，以及强化重农抑商政策等，作为汉武帝推行的经济政策，使西汉帝国的经济基础得以空前强固。
以币制的确定为例，其合理性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五铢钱法，轻重适中，自后以迄清末，铸钱莫能出于五铢标准之外。
” 7、轮台诏的颁布，是汉武帝政治生涯中的一个亮点。
汉武帝晚年，曾经指使酷吏清查“巫蛊”，导致数万人冤死的空前大狱，这就是西汉史上著名的“巫蛊之祸”。
处理“巫蛊”一案的官员在宫中“掘蛊”，利用汉武帝和太子刘据的政策分歧，甚至直接冲犯皇后和太子。
刘据无以自明，举兵反抗。
汉武帝亲自指挥镇压，双方在长安城中大战五日，死者数万。
刘据失败后出城逃亡，因追捕而自杀。
事变之后，“巫蛊”冤情逐渐显现于世，汉武帝内心有所悔悟。
他命令一一处置迫害太子事中立功受封者，在刘据去世的地方筑作思子宫与归来望思之台，以示哀念。
汉武帝又认真反思刘据政治主张的利弊得失，利用汉王朝西域远征军战事失利的时机，开始了基本政策的转变。
他公开承认：“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
”又向臣民宣布，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统统予以罢除
他在正式颁布的被誉为“仁圣之所悔”的轮台诏中，深陈既往之悔，否定了将西域战争继续升级的计划，表示当今政事，首要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决意把行政重心转移到和平生产方面来。
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表明“思富养民”的决心。
后来的“昭宣中兴”，因此奠定了基础。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此写道，汉武帝有种种过失，“其所以异于秦始皇无几矣”。
然而，“秦以之亡，汉以之兴”，是因为汉武帝能够“晚而改过”，及时扭转了局势，“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我们在认识汉武帝的业绩时，首先应当明确，对于其成功的肯定，不能忽略专制政治的背景。
对于这种成功的历史分析应当是具体的，如果一味堆砌“伟人和天才”，“中国历史上的一位真正的太阳之皇、圣武大帝”这样的颂词，不仅无益于准确地说明历史真实，也不免回复帝制社会臣民奴性心理之嫌。
汉武帝虽然史称“雄才大略”，但善政的背面多有祸民的事实。
而神仙迷信和长生追求，也留下千古笑柄。
清末民初的民主志士易白沙曾经著《帝王春秋》，“举吾国数千年残贼百姓之元凶大恶，表而出之，探其病源”，所列诸种罪恶中，“弱民”、“虚伪”、“奢靡”、“愚暗”、“严刑”、“奖奸”等，汉武帝均不能免。
有的人说，回顾汉武帝的功业，可以振奋民族精神。
我们应当明了，现今应当振奋的是鲁迅曾经热情称颂的当时那种“闳放”，“毫不拘忌”，“魄力究竟雄大”的精神，借用西汉人的表述习惯，即表现出“奋疾”、“驰骛”、“奔扬”风格的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而必须与民族沙文意识和军事霸权主义划清界限。
和汉武帝的功业有关，西汉人形成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强烈的国家意识，但是汉武帝本人的民族情结，其实却并不狭隘。
比如金日磾的信用，就是明显的例子。
劳干写道，“旧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然自武帝托孤于休屠王子，天下向风，共钦华化，而金氏亦历世为汉忠臣，虽改朝而不变。
”这样的历史事实，值得我们深思。
再看看秦始皇： ①秦始皇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符合人民的愿望，也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
②秦始皇统一货币、度量衡、车轨和驰道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③秦始皇统一文字等措施促进了文化的统一，为华夏文明的发展和传播产生了积极作用。
④秦始皇修筑长城、出击匈奴，对中原经济的发展起到保护作用。
⑤秦首倡的一系列中央集权措施，对后世政治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⑥秦始皇的专制统治为后世专制主义的推行提供了一份蓝本。
⑦秦始皇滥施刑罚，滥用民力，以致民怨沸腾，阶级矛盾激化，是暴君的典型。
⑧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既是愚民政策的表现，又钳制了思想、摧残了文化。
我觉得： 1. 在秦始皇试图用“焚书坑儒”实行思想统一惨遭失败之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举措彻底树立了儒学在全国的统治地位，在事实上造就了思想上的大一统的局面，巩固了刘家天下，西汉完了又东汉，儒生们也是心甘情愿
这点汉武帝比秦始皇高明一点点，正是因为这一点点却造成了两个王朝文化政策上的不同命运。
2.俗话说的好“打下江山容易，巩固江山就难啊。
”秦始皇打下汉人的江山，汉武帝来巩固，而且巩固地很好，这点汉武帝还是比秦始皇强。
总之，各有千秋，都很了不起
昭君出塞的故事
《汉书 卷九十四下》关于昭君的记载 竟宁元年，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
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
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
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
《后汉书》关于昭君的记载 昭君字嫱，南郡人也。
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
时呼韩邪来朝，帝□以宫女五人赐之。
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
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
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
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
生二子。
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沉鱼落雁”的典故 传说“昭君出塞”时，王昭君行于大漠途中，悲怀于自身命运和远离家乡，因而在马上百无聊赖，弹《出塞曲》。
而天边飞过的大雁，听到曲调的幽怨和感伤，肝肠寸断，纷纷的掉落在地。
因而“沉鱼落雁”中的“落雁”由此得名。
戏曲中多安排她奏毕后投江自尽以留贞名。
一些描写昭君的诗句 唐代杜甫：“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宋代王安石《明妃曲》：“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 清代耆英：“忆昔出宫闱，志在不负主。
挥手去遐荒，非死无以处。
曲弹马上调，肚肠向谁吐
声泪动天地，名独垂千古。
边草伴芳魂，红颜与朽骨。
何使若有神，一杯万世睹。
王嫱有青冢，炎刘无寸土
要知作诗人，还应处其苦。
” 民国李廷玉：“奇策安边付女流，琵琶一曲自千秋。
寒凝青冢烟犹惨，声咽长河水带愁。
忍辱岂为胡地妾，论功羞死汉关侯。
炎刘一尽单于没，剩有昭君土一抔
” 现代董必武提昭君墓诗：“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
词客各抒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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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简单概括唐宋元明清的朝代的兴盛衰败 因为我是用于高考诗词鉴赏的诗人所处朝代背景 QvQ谢谢了~
唐朝：盛唐时期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都十分繁荣，诗人风格开阔，很少有悲伤之语，就算有也非常大气，参考诗人：李白、张若虚。
中唐+晚唐：这两个时期唐朝由盛转衰，刚刚经历过开元盛世就看到民生凋敝，诗风压抑，或反映民生疾苦，或怀古伤今，参考诗人：韦庄、杜甫、白居易宋：北宋时期，经济较为发达，但外敌众多，辽、金、西夏等番邦不断进犯，因此诗风分为两种风格，一歌颂当时繁荣的市井生活，一表达保家卫国之情，参考诗人：苏轼、范仲淹。
南宋时期，统治者偏安一隅，诗风较为旖旎，但考试一般会选择另一种风格的诗：壮志难酬。
因为南宋统治者不思进取，很多诗人收复失地的愿望不能实现，只能寄托在诗词里，参考诗人：陆游、辛弃疾。
元：元朝文人地位低下，诗词散曲不是讽刺世事，就是消极避世，总之是不得志的。
明清：这个要靠自己读了，从字里行间揣摩一下，因为明清时期诗词不发达，考的诗词比较少。
晚晴的诗人要么怀古伤今要么奋发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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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各个宫殿的典故
畅音阁，为清宫内廷演戏楼，全称故宫宁寿宫畅音阁大戏楼，位于故宫博物院内养性殿东侧，宁寿宫后区东路南端，座南面北，建筑宏丽。
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始建，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建成。
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曾维修，二十二年于阁后（南）接盖卷棚顶扮戏楼。
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维修。
现存建筑为嘉庆年间改建后的规制。
畅音阁为紫禁城中最大的一座戏台，与京西颐和园内的德和园大戏楼（为仿畅音阁规制建造）、承德避暑山庄的清音阁大戏楼并称清代三大戏楼。
在中国古代，看戏是皇宫中的主要娱乐。
每逢各种节日，如元旦、立春、上元、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除夕以及皇帝登极、帝后的生日等重大庆典，都要在宫中看戏。
清代宫廷内演戏的地方有多处：太极殿与长春宫之间有一座；西六宫北部重华宫一带有漱芳斋戏台。
而规模宏大的畅音阁，则专为重大节庆演戏时所用，在此演出的戏曲大多是歌舞升平的吉祥神仙戏。
据资料记载，清末西太后当政时期，凡遇节日，她总是要到畅音阁看戏，并由皇帝、皇后、妃、嫔、命妇以及王公大臣等陪同。
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西太后五十岁生日时，为在畅音阁演戏给西太后看，仅购置戏服和道具的支出，就耗费白银十一万两之多。
其中，寿台面积210㎡，台内不设立柱，采用抹角梁。
台面后部设有4座楼梯，接平台，上楼梯可抵达禄台。
寿台北、东、西三面明间的两柱上方装饰鬼脸卷草纹木雕彩绘匾，惟正（北）面挂联：“动静叶清音，知水仁山随所会；春秋富佳日，凤歌鸾舞适其机。
”取自左思：“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另外，陶渊明中也有“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台面中部下方设地井，地井内安装有绞盘，平时用木版盖着，盖板可开合，可以根据戏剧的内容，把布景和人物从地下托出台面，造成从地下或水中钻出来的戏剧效果，例如表演“地涌金莲”一场戏，就是从台底下慢慢钻出四朵大莲花来，一朵莲花上坐着一尊菩萨。
台下地面四角各有窨井一眼，南边中间有一眼水井，可为戏中表演喷水提供水源。
禄台、福台则均将前沿（北侧）做为台面，使观戏者抬头便可看到。
三层台设天井上下贯通，禄台、福台井口安设辘轳，下边直对寿台地井，根据剧情需要，天井、地井可升降演员、道具等，例如上演仙女、神仙下凡的戏目时，用辘轳把幕景和演员从上面送下来，造成从天而降的戏剧效果。
使用三层台的剧目不多，绝大多数只在寿台上表演，福台和禄台则只在一些神怪戏中才用。
台对面的阅是楼分为上下两层，是皇帝和后妃看戏的地方。
东西北三面都用两层圈楼围绕，宫女和大臣可以在两侧楼的廊下看戏。
楼后则是庆寿堂。
储秀宫是明清两代后妃居住的地方。
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慈禧刚进宫被封为兰贵人时，曾在这里居住。
咸丰六年三月升为懿嫔的慈禧，在这里生下同治皇帝。
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已居长春宫的慈禧太后，为庆祝五十岁生日，移居此宫，并重修宫室，耗费白银六十三万两。
院内游廊墙壁上的题词，即当时大臣为慈禧祝寿的万寿无疆赋。
储秀宫是西六宫之一，也是明、清两代后妃居住的宫室。
前殿悬挂有乾隆皇帝御笔匾为“茂修内治”。
西太后曾在这里居住。
继而被封为懿嫔，于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生了载淳（即同治皇帝）。
光绪十年（1884年），西太后在庆贺她五十岁生日时，从长春宫又移到储秀宫居住，一连又住了十年。
现在储秀宫内外的陈设，还是庆贺西太后五十寿辰时的原状。
当时，为庆贺西太后五十岁生日，把储秀宫、翊坤宫等处修缮一新，耗费白银六十三万两，使储秀宫成为西六宫中最考究的一座宫殿。
储秀宫庭院中，有两棵苍劲的古柏；台基下东西分设一对铜龙和一对铜鹿。
储秀宫外檐油饰采用色泽淡雅的“苏式彩画”，题材有花鸟鱼虫、山水人物和神仙故事等；门窗都是以质地优良的楠木雕刻的“万福万寿”和“五福捧寿”花纹。
储秀宫为单檐歇山顶，面阔5间，前出廊。
檐下施斗栱，梁枋饰以淡雅的苏式彩画。
门为楠木雕万字锦底、五蝠捧寿、万福万寿裙板隔扇门；窗饰万字团寿纹步步锦支摘窗。
内檐装修精巧华丽。
明间正中设地屏宝座，后置5扇紫檀嵌寿字镜心屏风，上悬“大圆宝镜”匾。
东侧有花梨木雕竹纹裙板玻璃隔扇，西侧有花梨木雕玉兰纹裙板玻璃隔扇，分别将东西次间与明间隔开。
东次、梢间以花梨木透雕缠枝葡萄纹落地罩相隔；西次、梢间以一道花梨木雕万福万寿纹为边框内镶大玻璃的隔扇相隔，内设避风隔，西梢间作为暖阁，是居住的寝室。
现为宫廷生活原状陈列。
古华轩 为北京宁寿宫花园第一进院落的主体建筑。
建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
轩为座北面南的敞轩，面阔3间带回廊，正面悬挂乾隆帝御笔“古华轩”木匾。
卷棚歇山式顶，黄琉璃瓦绿剪边。
檐柱间置倒挂楣子与坐凳，金柱间安装透空灯笼锦落地罩，用以界分内外，形成内外空间的贯通。
轩明间内檐和后檐4间悬挂木雕龙匾4块，明间楹联一副，均是乾隆帝为古楸而题。
轩前檐下有古楸一株，构轩时树龄已逾百年，倚树建轩，故名“古华轩”。
交泰殿 北京故宫内廷后三宫之一，位于乾清宫和坤宁宫之间，殿名取自，含天地交合、康泰美满之意。
约为明嘉靖年间建，顺治十二年（1655年）、康熙八年（1669年）重修，嘉庆二年（1797年）乾清宫失火，殃及此殿，是年重建。
殿内顶部为盘龙衔珠藻井，地面铺墁金砖。
殿中明间设宝座，上悬康熙帝御书“无为”匾，宝座后有板屏一面，上书乾隆帝御制。
东次间设铜壶滴漏，乾隆年后不再使用。
在交泰殿内西次间一侧，设有一座自鸣钟，这是嘉庆三年制造的。
皇宫里的时间都以此为准。
自鸣钟高约6米，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代座钟。
交泰殿为皇后千秋节受庆贺礼的地方，是皇后生日时接受庆贺礼的地方。
清朝，于此殿贮清二十五宝玺，每方玉玺都有专门的用途。
每年正月，由钦天监选择吉日吉时，设案开封陈宝，皇帝来此拈香行礼。
清世祖鉴于明代宦官专权的教训，规定宦官不得干预朝政，所立“内宫不许干预政事”的铁牌曾立于此殿。
皇帝大婚时，皇后的册立、宝安设殿内左右案上。
交泰殿每年春季祀先蚕，皇后先一日在此查阅采桑的用具。
现为宫廷生活原状陈列。
丽景轩为储秀宫后殿，面阔5间，单檐硬山顶。
明间开风门，其余4间为槛窗，楠木门窗雕刻万字锦地，上饰五福捧寿、万福万寿纹饰，转角处包饰龙凤云纹铜角叶。
明间台阶两侧各有四汉白玉石台座，用来摆放香炉、神兽等。
据文献载，慈禧初入宫时即居于储秀宫，并于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在后殿生下载淳，即后来的同治皇帝。
同治十一年（1872年）皇帝大婚后，嘉顺皇后阿鲁特氏居住储秀宫，直到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去世。
光绪十年（1884年），慈禧太后50大寿，以圣母皇太后的身份再次居住储秀宫，时将后殿思顺斋改名为丽景轩。
清晚期在丽景轩内建有小戏台。
清逊帝溥仪曾在此举办西餐宴会。
现为宫廷生活原状式陈列，并有“溥仪生活展 钦安殿位于御花园正中，南北中轴线上。
始建于明代，嘉靖十四年（1535年）添建墙垣后自成格局。
清乾隆年间曾在前檐接盖抱厦3间，后拆除。
月台前出丹陛，东西两侧各出台阶。
院内东南设焚帛炉，西南置夹杆石，以北各有香亭1座。
殿前院墙正中辟门，曰“天一门”，东西墙有随墙小门，连通花园。
钦安殿内供奉玄天上帝。
清朝每年元旦于天一门内设斗坛，皇帝在此拈香行礼。
每遇年节，钦安殿设道场，道官设醮进表。
钦安殿事务由太监道士管理 寿安宫 寿安宫位于内廷外西路寿康宫以北，英华殿以南。
始建于明代，初名咸熙宫，嘉靖四年（1525年）改称咸安宫。
清初沿明制，雍正年间在此兴办咸安宫官学，乾隆十六年（1751年）咸安宫官学移出。
同年，乾隆皇帝为庆贺皇太后六十寿诞，将此宫修葺一新后改称寿安宫。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为皇太后七十圣寿庆典，在院中添建一座3层大戏台。
嘉庆四年（1799年）将戏台拆除，扮戏楼改建为春禧殿后卷殿。
寿安宫后为第三进院，院中叠石为山，东西各有3开间小殿，名为福宜斋、萱寿堂。
寿安宫是皇太后及太妃、嫔等人的居所。
明代仁圣太后、天启年间乳媪客氏曾在此居住。
乾隆年间，孝圣宪皇太后六十及七十岁圣寿节，乾隆帝都亲率皇后、皇子、皇孙等人至此跪问起居，进茶侍膳，于堂前跳“喜起舞”贺寿，并于宫中设宴，王公、大臣及王妃、公主分坐于东西两侧延楼中，陪同赏戏。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畅音阁戏台修建完毕，次年皇太后逝世，寿安宫戏台便逐渐荒废。
嘉庆四年（1799年）奏准，拆去寿安宫戏台，在扮戏楼位置建春禧殿后卷殿，用以收贮南府升平署之行头、切末。
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寿安宫被辟为故宫图书馆，沿用至今。
文渊阁位于故宫东华门内文华殿后，原明代圣济殿旧址。
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
清朝 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公元1774—1776年）建成，是皇家收藏的图书馆。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编纂。
三十九年下诏兴建藏书楼，命于文华殿后规度适宜方位，创建文渊阁，用于专贮。
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建成。
内立石碑一通，正面镌刻有乾隆皇帝撰写的，背面刻有文渊阁赐宴御制诗。
在承载藏书、编书功能并用作“天子讲读之所”的同时，文渊阁还是阁臣入直办事之所，并随着明代政治的发展，逐渐演变成为事实上的秘阁禁地。
明初，朱元璋为强化皇权，诏罢中书省，废臣相。
为处理纷繁国事，又不至妨碍专制集权，乃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定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各一人，于翰林及六部官员内择取。
朱棣继位，以“初定内难，四方之事方殷”，特“命侍讲解缙、编修黄淮入直文渊阁。
寻命侍读胡广，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同入直，并预机务”。
时成祖“每退朝还宫，遇有几务须计议者，必亲御翰墨，书荣等姓名，识以御宝，或用御押封出，使之规画。
荣等条对，用文渊阁印封入，人不得闻”。
文渊阁因此而有内阁之称，杨荣等人也先后升迁至大学士之职。
至英宗正统七年(1442)建造翰林院之后，文渊阁作为大学士等官员专门的入直办事之所，遂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秘阁禁地，“凡入内阁，曰直文渊阁”。
世宗嘉靖年间，文渊阁制进一步完善，据载：“嘉靖十六年命工匠相度，以文渊阁中一间恭设孔圣暨四配像，旁四间各相间隔，而开户于南，以为阁臣办事之所。
阁东诰敕房装为小楼，以贮书籍。
阁西制敕房南面隙地添造卷棚三间，以处各官书办，而阁制始备。
其职掌入内阁，预机务，出纳帝命，率遵祖宪，奉陈规诲，献告谟猷，点简题奏，拟议批答，以备顾问，平庶政。
”阁门还高悬圣谕，严申规制：“机密重地，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违者治罪不饶。
”可见，文渊阁已成为事实上的内阁，其地位和作用非同一般。
正统十四年(1449)，南京明故宫发生火灾，文渊阁及其所余书籍皆付之一炬。
北京皇宫的文渊阁也随着明王朝的灭亡，在明末战火中被毁。
清入关建立全国政权之后，在政治制度上多沿袭明制，在文化思想方面也逐渐接受以儒学为主体的封建文化。
顺治十五年(1658)，清廷改内三院为内阁，分设翰林院，“以大学士分兼殿阁，称中和殿大学士、保和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东阁大学士”，凡四殿二阁。
顺治十八年(1661)复设内三院，撤翰林院。
至康熙九年(1670)，再撤内三院，复内阁、翰林院，其殿阁职衔仍沿顺治十五年之制。
乾隆十三年(1748)，以“中和、保和、文华、武英四殿，文渊、东阁二阁未为划一，其中和殿名从未有用者”，因裁中和殿而增体仁阁。
自此而后，三殿三阁大学士成为定制。
但是，其中的文渊阁却始终有其名而无其实，即清廷虽设有文渊阁大学士之名，却并无文渊阁之实，所谓“本朝定制，以文渊阁为大学士兼衔，第仍其名而未议建设之地”。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四库全书》开馆。
考虑到书成之后将来的贮藏问题，乾隆帝在编书活动大规模开展的次年即未雨绸缪，决定为《四库全书》建造专门的庋藏之所。
他听说浙江宁波范懋柱的藏书楼天一阁“纯用砖甃，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坏，其法甚精”，便特谕杭州织造寅著“亲往该处，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是否专用砖石，不用木植，并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问，烫成准样，开明丈尺呈览”。
在了解到天一阁的建筑规制及藏书特色之后，乾隆帝欣然下令，“取其阁式，以构庋贮之所”。
最初乾隆帝计划将《四库全书》抄写四部，“一以贮紫禁之文渊阁，一以贮盛京兴王之地，一以贮御园之文源阁，一以贮避暑山庄，则此文津阁之所以作也”。
其后考虑到江南士子读书治学的需要，又特别谕令在江浙地区增建文汇、文宗和文澜三阁。
此即著名的用于贮藏《四库全书》的七座藏书楼。
其中紫禁城中的文渊阁建于文华殿之后，乾隆帝说：“凡事豫则立。
书之成虽尚需时日，而贮书之所，则不可不宿构。
宫禁之中，不得其地，爰于文华殿后建文渊阁以待之。
文渊阁之名，始于胜朝，今则无其处，而内阁大学士之兼殿阁衔者尚存其名。
兹以贮书所为，名实适相副。
”可见，由于《四库全书》的纂修特别是将来贮藏的需要，自清初以来一直有其名而无其实的文渊阁，终于得以动工兴建，并因此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秘藏书胜地。
武英殿 北京故宫武英殿始建于明初，位于外朝熙和门以西。
正殿武英殿南向，面阔5间，进深3间，黄琉璃瓦歇山顶。
须弥座围以汉白玉石栏，前出月台，有甬路直通武英门。
后殿敬思殿与武英殿形制略似，前后殿间以穿廊相连。
东西配殿分别是凝道殿、焕章殿，左右共有廊房63间。
院落东北有恒寿斋，西北为浴德堂。
明初帝王斋居、召见大臣皆于武英殿，后移至文华殿。
崇祯年间皇后千秋、命妇朝贺仪也在此举行。
明代于武英殿设待诏，择能画者居之。
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攻入北京，成立大顺政权。
但很快就因军心懈怠，无力抵抗入关的清兵，只在四月二十九日于武英殿草草举行了即位仪式，翌日便撤离北京。
清兵入关之初，摄政王多尔衮先行抵京，以武英殿作为理事之所。
清初武英殿用作皇帝便殿，举行小型朝贺、赏赐、祭祀等仪典。
康熙八年（1669年）因太和殿、乾清宫等处维修，康熙皇帝曾一度移居武英殿。
康熙年间，首开武英殿书局。
康熙十九年（1680年）将左右廊房设为修书处，掌管刊印装潢书籍之事，由亲王大臣总理，下设监造、主事、笔帖式、总裁、总纂、纂修、协修等30余人，由皇帝和翰林院派充。
康熙四十年（1701年）以后，武英殿大量刊刻书籍，使用铜版雕刻活字及特制的开化纸印刷，字体秀丽工整，绘图完善精美，书品甚高。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命将中摘出的珍本138种排字付印，御赐名，世称“殿本”。
道光二十年（1755年）后刊书甚少，仅存其名。
武英殿之书凡存而不发者一向贮于敬思殿中。
嘉庆十九年（1814年）夏清查存书，将完好者移贮武英殿，残缺之书变价出售，此后敬思殿实际作为存储版片之处。
同治八年（1869年）武英殿被火焚，烧毁正殿、后殿、殿门、东配殿、浴德堂等建筑共37间，书籍版片焚烧殆尽。
同年重建。
延晖阁位于御花园内西北，北倚宫墙。
明代初建时称清望阁，清代改今名。
阁坐北面南，三开间，外观为上下两层，其内部两层之间有一暗层，黄琉璃瓦歇山顶。
前檐明间开门，灯笼框隔扇门6扇，两次间为灯笼框槛窗。
阁之上层回廊环绕，玲珑轻盈。
延晖阁高居于宫墙之内，与东部的堆秀山形成了左右均衡的格局。
这是一处供登临远眺的建筑，登阁俯视，园中古柏成行，风光绮丽，北望景山，峻挺葱郁。
在冬季天气晴朗的日子，这里还可以看到西山的积雪。
清代乾隆、道光、咸丰等皇帝常登此阁吟诗赏景，留有吟咏此阁的诗句。
延禧宫 延禧宫为内廷东六宫之一，位于东二长街东侧。
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初名长寿宫。
嘉靖十四年（1535年）改称延祺宫。
清代又改名为延禧宫，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重修。
明清两朝均为妃嫔所居，清道光帝之恬嫔、成贵人曾在此居住。
延禧宫原与东六宫其它五宫格局相同，为前后两进院，前院正殿5间，黄琉璃瓦歇山顶，室内悬乾隆皇帝御笔匾曰「慎赞徽音」，东壁悬乾隆，西壁悬。
殿前有东西配殿各3间。
后院正殿5间，亦有东西配殿各3间，均为黄琉璃瓦硬山顶。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延禧宫起火，烧毁正殿、后殿及东西配殿等建筑共25间，仅余宫门。
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提议复建，但未能实现。
宣统元年（1909年）在延禧宫原址兴工修建一座3层西洋式建筑--水殿。
水殿四周浚池，引玉泉山水环绕。
主楼每层9间，底层四面当中各开一门，四周环以围廊。
楼之四角各接3层六角亭1座，底层各开两门，分别与主楼和回廊相通。
据《清宫词》、《清稗史》记载，水殿以铜作栋，玻璃为墙，墙之夹层中置水蓄鱼，底层地板亦为玻璃制成，池中游鱼一一可数，荷藻参差，青翠如画。
隆裕太后题匾额曰「灵沼轩」，俗称「水晶宫」。
事实上，该殿所有构架均为铁铸，殿内4根蟠龙纹柱也系铸铁锻造。
整座建筑大都以汉白玉砌成，很少用砖，外墙雕花，内墙贴有白色和花色瓷砖。
因国库空虚，水晶宫直至宣统三年（1911年）冬尚未完工，后被迫停建。
宣统二年（1910年）六月，隆裕太后还曾下令西苑电灯公所给延禧宫安装电暖炉、电风扇并添安电灯。
延禧宫是故宫中第一座钢筋水泥建筑。
1917年张勋复辟时，延禧宫北部被直系部队飞机投弹炸毁。
1931年，故宫博物院将其改建为文物库房。
翊坤宫内廷西六宫之一，是明清两代后妃居住的地方。
建于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建成。
始称万安宫，明嘉靖时改称翊坤宫，清沿用明朝旧称。
清代曾多次修缮，原为二进院，清晚期将翊坤宫后殿改成穿堂殿曰体和殿，东西耳房各改一间为通道，使翊坤宫与储秀宫相连，形成四进院的格局。
正殿面阔5间，黄琉璃瓦歇山顶，前后出廊。
檐下施斗拱，梁枋饰以苏式彩画。
门为万字锦底、五蝠捧寿裙板隔扇门，窗为步步锦支摘窗，饰万字团寿纹。
明间正中设地平宝座、屏风、香几、宫扇，上悬慈禧御笔“有容德大”匾。
东侧用花梨木透雕喜鹊登梅落地罩，西侧用花梨木透雕藤萝松缠枝落地罩，将正间与东、西次间隔开，东西次间与梢间用隔扇相隔。
殿前设“光明盛昌”屏门，台基下陈设铜凤、铜鹤、铜炉各一对。
溥仪逊帝时曾在正殿前廊下安设秋千，现秋千已拆，秋千架尚在。
东西有配殿曰延洪殿、元和殿，均为3间黄琉璃瓦硬山顶建筑。
后殿体和殿，清晚期连通储秀宫与翊坤宫时，将其改为穿堂殿。
面阔5间，前后开门，后檐出廊，黄琉璃瓦硬山顶。
亦有东西配殿，前东南有井亭1座。
古代赫赫有名的雍正妃子年氏便是在这宫中度过她这可怜的一生...... 康熙宠妃宜妃郭络罗氏也曾长住此宫。
清代慈禧太后住储秀宫时，每逢重大节日，都要在这里接受妃嫔们的朝拜。
光绪十年慈禧五十寿辰时移居储秀宫，曾在此接受朝贺。
光绪帝选妃也在此举行。
现为宫廷生活原状陈列。
[b ]颐和轩 颐和轩为紫禁城东北隅宁寿宫后区中路建筑之一，南有乐寿堂，北为景祺阁，轩与阁之间有穿廊相连，形成工字殿。
颐和轩建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嘉庆七年（1802年）、光绪十七年（1891年）两次重修。
颐和轩面阔7间，进深1间，单檐歇山式顶，覆黄琉璃瓦。
前檐出抱厦5间，后檐出抱厦3间。
除前檐抱厦外，余各间均出廊。
前檐抱厦明间、东西次间开敞，形成较深远的前出廊，东西稍间装板墙，南面为槛墙、支摘窗。
轩明间为五抹头 扇门，次间为槛窗，上为步步锦支窗，下为方玻璃屉窗。
稍间为步步锦支摘窗。
后檐抱厦次间、山面轩稍间、尽间均为槛窗。
明间有穿廊3间，北接景祺阁，穿廊明间东西向开门，可通轩北东西两小院。
轩东西山面廊南北封装，设有小门，西廊外建有如亭及围廊，形成小院。
颐和轩前月台左侧设有日晷，月台接甬路与乐寿堂相通，甬路两侧各设琉璃花池。
轩两侧有游廊连接乐寿堂，廊壁镶嵌敬胜斋帖石刻。
符望阁位于宁寿宫花园第四进院落，为该院的主体建筑。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建，嘉庆七年（1802年）修，光绪十七年（1891年）重修。
符望阁在形制上模仿建福宫花园的延春阁。
平面呈方形，外观两层，内实三层，四角攒尖顶。
蓝色琉璃瓦件饰檐、脊，其余铺黄色琉璃瓦。
符望阁的室内装修颇具特色，以各种不同类型的装修巧妙地分隔空间，穿门越槛之际，往往迷失方向，故俗有“迷楼”之称。
室内装修制作精美，又以金、玉、珐琅等镶嵌装饰，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乾隆年间，每年腊月二十一日，皇帝在此地赏饭给王公大臣。
嘉庆皇帝也曾登临此阁，并有《咏符望阁》之诗咏。
符望阁是宁寿宫花园中最高大的建筑，登临其上可一览紫禁城内外的秀色 昭仁殿 始建于明代，为乾清宫东侧小殿。
昭仁殿南向，单檐歇山顶，上覆黄琉璃瓦。
面阔3间，正中明间辟门，两次间槛窗。
殿前接抱厦3间。
明时，殿前有斜廊通乾清宫及东庑，清代改廊为砖墙，自成一院，有小门以通内外。
殿后接室3间，均为藏书之处。
殿之东设龙光门，明代已有，是正宫通向东路的安全出口。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出禁城自缢前在此砍杀其女昭仁公主。
清朝，昭仁殿成为皇帝读书的地方。
殿后西室匾曰“慎俭德”，再西有匾曰“五经萃室”。
乾隆九年（1744年），皇帝下诏从宫中各处藏书中选出善本呈览，列架于昭仁殿内收藏，并御笔书“天禄琳琅”匾挂于殿内。
乾隆四十年（1775年），又命大臣重新整理，剔除赝刻，编成《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十卷，记载了每一部藏书的刊印年代及流传、收藏、鉴别等情况。
当时昭仁殿共有宋、金、元、明版藏书429部。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乾隆皇帝认为南宋岳珂所校刻的《易》、《书》、《诗》、《礼记》、《春秋》五经十分重要，命诸臣在昭仁殿后室特辟一小室，赐名“五经萃室”，御题匾额，悬于室内，并设围屏，上刻“五经萃室记”，旁有联曰：“有秋历览登三辅，旰食惟期协九经”。
后嘉庆皇帝亦常临室阅览，并作有《五经萃室观书诗》。
嘉庆二年（1797年）十月，乾清宫失火，延烧昭仁殿，《天禄琳琅》之珍贵藏书被焚为灰烬。
同月，嘉庆皇帝命重辑《天禄琳琅续编》，于次年完成。
嘉庆二年（1798年）昭仁殿重建，收贮《天禄琳琅续编》659部，12,258册。
“五经萃室”亦重新恢复，藏《相台五经》。
昭仁殿的藏书中，宋金版本用锦函，元版本用青绢函，明版本用褐色绢函，分架排列，皇帝可以随时到此览阅，十分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