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诗和绝句怎么区分
基础概念是
律诗和绝句的关系：1、共同点：律诗和绝句都是格律诗。
所谓格律，就是在声韵上有固定的模式和一定的规范。
（1）讲平仄，在声韵声调上有音乐的节奏和美感。
比如哪个地方要用平声字（可粗略视为现代汉语拼音的第一、二声调，用A表示。
但是古汉语与现在略与不同），哪些地方该用仄声（可粗略视为现代汉语拼音第三、四声调，用B表示。
但是古汉语与今也略有不同，还有古语中有入声，用C表示。
今普通话则无）。
举个例子来说。
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领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在声调上看：BB\\\/AAA\\\/BB，CA\\\/BBB\\\/AA。
AA\\\/AB\\\/AA\\\/B，AB\\\/AA\\\/BB\\\/A。
可以两字或三字划出一个音块来，而且音块相互交替。
注：除了一二声用A表示，三四声用B表示，注有C的是古入声字，属于仄声，今则无。
如果换成平仄：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仄仄仄\\\/平平。
平平\\\/平仄\\\/平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
《蜀相》蜀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BB\\\/AAA\\\/BA，BA\\\/BBC\\\/AA。
AA\\\/CB\\\/BA\\\/B，CC\\\/AA\\\/AB\\\/A。
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AB\\\/AAA\\\/BB，BA\\\/BBC\\\/AA。
CA\\\/BC\\\/AA\\\/B，AB\\\/AA\\\/BB\\\/A。
注：除了一二声用A表示，三四声用B表示，注有C的是古入声字，属于仄声，今则无。
这里讲得有点深了，不必在意，目的只是为了让大家知道，什么是格律。
以上讲的只是一个模式的格律，格律按以上这种两字或三字的音块彼此交替，有的地方可以通融，有的地方必须遵循，不能随意变动，否则就不合规范。
2、两者的区别：先认识一下绝句和律诗的基本结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领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一首有四行（四句）。
逗句也算一句，与今之语法不同。
律诗：蜀相祠堂何处寻
锦官城外柏森森。
——首联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颔联（要求对仗）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颈联（要求对仗）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尾联一首有八句。
两句为一联。
分别为首、颔、颈、尾（末）联。
（1）行数句数。
上的区别：简单的看，绝句是每首四句。
每句有几字就是几言绝句，如每句五个字就叫五言绝句，简称五绝；有七个字就叫七言绝句，简称七绝。
这两种出现的较多，当然也有每句六个字，八个字的，数量极少。
律诗是每首八句。
同绝句一样，每句几字就是几言律诗，可以简称几律。
（2）格律上的区别。
因为句数不一样，所以导致格律上也有稍微的区别。
（3）对仗要求的区别。
绝句不一定要对仗对偶，也就是没有严格规定，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但律诗的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
综合上边所说的：律诗和绝句的共同点是：都是格律诗。
最简单直观地区别是：律诗是每首有八句的格律诗。
绝句是每首有四句的格律诗。
徐志摩《再别康桥》赏析
徐志摩为人为文的风格 ,语言的华彩、夸饰的造句直接构成了他诗文的外在美 ,与之澎湃的内在激情相匹配 ,俨然是一个洒脱不羁、放浪形骸的浪漫才子的“亮相’。
《再别康桥》带有诗人柔和飘逸的风度 ,与诗人的感情融为一体。
轻吟漫诵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将会陶醉在那注入了纯情的一个个意象中，感受到他那故地重游、乍逢即别的一段思绪和一步几回头、欲别不能的缠绵情谊。
情如云飘逸。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挥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优美的旋律，抒写出诗人飘逸洒脱的风度。
四句中用了三个“轻轻的”，幻觉到诗人已经离开地面轻飞慢舞起来；一“来”一“走”的短暂时间中，突出了一个“别”字。
古往今来，文人的别离都是销魂断肠的，徐志摩总想借助轻松的语言来承载沉重的心情。
因此，诗一开头，就让这种情如云一般飘渺在空中。
云，既捉摸不定，又实实在在；既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
这是作者精心挑选的第一个意象“云彩”所蕴藉的情感。
情如柳柔细。
柳是中国诗歌中传统的意象，诗人之所以钟爱它，一是取谐音“留”，即对别离的人的挽留之意；二是取一插入土壤就能生长的旺盛生命力之意。
但徐志摩却拓展了它的意象，把它活化成了“新娘”：“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诗人的这一幻影，既有对美好理想的追忆，也是对如歌青春的唤回；既是甜蜜爱情的再现，也是对过去爱情的怀念。
作者重返康桥应该说是快乐并痛苦着的。
快乐的是可以在康桥寻梦，寻找青春、理想、爱情之梦，“撑一支长篙”，到康河中“寻梦”，寻到了满满的“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这是何等畅快，何等惬意
接着，笔锋一转，“但我不能放歌”，“夏虫也为我沉默”，连“今晚的康桥”也沉默。
本该高歌一曲，快乐快乐，反而寂静得只能听心跳，这是何等郁闷，何等痛苦
作者曾自述：“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重返故地，“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理想破灭，爱情受挫。
这情感如柳枝柔软脆弱，感触似柳叶细腻深沉。
情如水清爽。
诗中用得最多的一个意象是水。
水清如明镜，包容着水上的一切：“那河畔的金柳”成了“波光里的艳影”，荡漾在诗人心头，也荡漾在读者心头，榆阴下的潭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只有心清如水，才写得出如此清澈美妙的句子；水爽似春风，没有深情的水的抚摸，“软泥上的青荇”怎会“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因为这水的多情抚慰，诗人竟然“甘心做一条水草
”诗人对康桥的情确如水一样清澈
格有什么组词
胡适之先生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写了一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篇末论到白话文学的成绩，第三项说： 白话散文很进步了。
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
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
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
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 “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
胡先生共举了四项。
第一项白话诗，他说，“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第二项短篇小说，他说“也渐渐的成立了”；第四项戏剧与长篇小说，他说“成绩最坏”。
他没有说那一种成绩最好；但从语气上看，小品散文的至少不比白话诗和短篇小说的坏。
现在是六年以后了，情形已是不同：白话诗虽也有多少的进展，如采用西洋诗的格律，但是太需缓了；文坛上对于它，已迥非先前的热闹可比。
胡先生那时预言，“十年之内的中国诗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个时期”；现在看看，似乎丝毫没有把握。
短篇小说的情形，比前为好，长篇差不多和从前一样。
戏剧的演作两面，却已有可注意的成绩，这令人高兴。
最发达的，要算是小品散文。
三四年来风起云涌的种种刊物，都有意或无意地发表了许多散文，近一年这种刊物更多。
各书店出的散文集也不少。
《东方杂志》从二十二卷（一九二五）起，增辟“新语林”一栏，也载有许多小品散文。
夏丏尊，刘薰宇两先生编的《文章作法》，于记事文，叙事文，说明文，议论文而外，有小品文的专章。
去年《小说月报》的“创作号”（七号），也特辟小品一栏。
小品散文，于是乎极一时之盛。
东亚病夫在今年三月“复胡适的信” （《真美善》一卷十二号）里，论这几年文学的成绩说：“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讽刺的，析心理的，写自然的，往往着墨不多，而余味曲包。
第二是短篇小说。
……第三是诗。
……”这个观察大致不错。
但有举出“懒惰”与“欲速”，说是小品文和短篇小说发达的原因，那却是不够的。
现在姑且丢开短篇小说而论小品文：所谓“懒惰”与“欲速”，只是它的本质的原因之一面；它的历史的原因，其实更来得重要些。
我们知道，中国文学向来大抵以散文学为正宗；散文的发达，正是顺势。
而小品散文的体制，旧来的散文学里也尽有；只精神面目，颇不相同罢了。
试以姚鼐的十三类为准，如序跋，书牍，赠序，传状，碑志，杂记，哀祭七类中，都有许多小品文字；陈天定选的《古今小品》，甚至还将诏令，箴铭列入，那就未免太广泛了。
我说历史的原因，只是历史的背景之意，并非指出现代散文的源头所在。
胡先生说，周先生等提倡的小品散文，“可以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
他说的那种“迷信”的正面，自然是“美文只能用文言了”；这也就是说，美文古已有之，只周先生等才提倡用白话去做罢了。
周先生自己在《杂拌儿》序里说： ……明代的文艺美术比较地稍有活气，文学上颇有革新的气象，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它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其价值在竟陵派之上。
以前的文人对于著作的态度，可以说是二元的，而他们则是一元的，在这一点上与现代写文章的人正是一致，……以前的人以为文是“以载道” 的东西，但此外另有一种文章却是可以写了来消遣的；现在则又把它统一了，去写或读可以说是本于消遣，但同时也就传了道了，或是闻了道。
……这也可以说是与明代的新文学家的 ——与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虽然并没有去模仿，或者也还很少有人去读明文，又因时代的关系在文字上很有欧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显的改变。
这一节话论现代散文的历史背景，颇为扼要，且极明通。
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在旧来的散文学里，确是最与现代散文相近的。
但我们得知道，现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响，还是外国的影响；这一层周先生不曾明说。
我们看，周先生自己的书，如《泽泻集》等，里面的文章，无论从思想说，从表现说，岂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里找得出的
——至多“情趣” 有一些相似罢了。
我宁可说，他所受的“外国的影响”比中国的多。
而其余的作家，外国的影响有时还要多些，像鲁迅先生，徐志摩先生。
历史的背景只指给我们一个趋势，详细节目，原要由各人自定；所以说了外国的影响，历史的背景并不因此抹杀的。
但你要问，散文既有那样历史的优势，为什么新文学的初期，倒是诗，短篇小说和戏剧盛行呢
我想那也许是一种反动。
这反动原是好的，但历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你看，它们支持了几年，终于懈弛下来，让散文恢复了原有的位置。
这种现象却又是不健全的；要明白此层，就要说到本质的原因了。
分别文学的体制，而论其价值的高下，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所做的，那是一件批评的大业，包孕着种种议论和冲突；浅学的我，不敢赞一辞。
我只觉得体制的分别有时虽然很难确定，但从一般见地说，各体实在有着个别的特性；这种特性有着不同的价值。
抒情的散文和纯文学的诗，小说，戏剧相比，便可见出这种分别。
我们可以说，前者是自由些，后者是谨严些：诗的字句、音节，小说的描写、结构，戏剧的剪裁与对话，都有种种规律（广义的，不限于古典派的），必须精心结撰，方能有成。
散文就不同了，选材与表现，比较可随便些；所谓“闲话”，在一种意义里，便是它的很好的诠释。
它不能算作纯艺术品，与诗，小说，戏剧，有高下之别。
但对于“懒惰”与“欲速”的人，它确是一种较为相宜的体制。
这便是它的发达的另一原因了。
我以为真正的文学发展，还当从纯文学下手，单有散文学是不够的；所以说，现在的现象是不健全的。
——希望这只是暂时的过渡期，不久纯文学便会重新发展起来，至少和散文学一样
但就散文论散文，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
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
我是大时代中一名小卒，是个平凡不过的人。
才力的单薄是不用说的，所以一向写不出什么好东西。
我写过诗，写过小说，写过散文。
二十五岁以前，喜欢写诗；近几年诗情枯竭，搁笔已久。
前年一个朋友看了我偶然写下的《战争》，说我不能做抒情诗，只能做史诗；这其实就是说我不能做诗。
我自己也有些觉得如此，便越发懒怠起来。
短篇小说是写过两篇。
现在翻出来看，《笑的历史》只是庸俗主义的东西，材料的拥挤，像一个大肚皮的掌柜；《别》的用字造句，那样扭扭捏捏的，像半身不遂的病人，读着真怪不好受的。
我觉得小说非常地难写；不用说长篇，就是短篇，那种经济的，严密的结构，我一辈子也学不来
我不知道怎样处置我的材料，使它们各得其所。
至于戏剧，我更是始终不敢染指。
我所写的大抵还是散文多。
既不能运用纯文学的那些规律，而又不免有话要说，便只好随便一点说着；凭你说“懒惰”也罢，“欲速”也罢，我是自然而然采用了这种体制。
这本小书里，便是四年来所写的散文。
其中有两篇，也许有些像小说；但你最好只当作散文看，那是彼此有益的。
至于分作两辑，是因为两辑的文字，风格有些不同；怎样不同，我想看了便会知道。
关于这两类文章，我的朋友们有相反的意见。
郢看过《旅行杂记》，来信说，他不大喜欢我做这种文章，因为是在模仿着什么人；而模仿是要不得的。
这其实有些冤枉，我实在没有一点意思要模仿什么人。
他后来看了《飘零》，又来信说，这与《背影》是我的另一面，他是喜欢的。
但火就不如此。
他看完《踪迹》，说只喜欢《航船中的文明》一篇；那正是《旅行杂记》一类的东西。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对照。
我自己是没有什么定见的，只当时觉着要怎样写，便怎样写了。
我意在表现自己，尽了自己的力便行；仁智之见，是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