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先驱的名言
：“人生最有趣味的事情，就是送旧迎新，因为人类最高的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生活。
” —— 李大钊 ．关于这篇文章的背景资料。
本文写于20世纪20年代。
当时，有一部分五四运动期间一度觉醒的知识分子又陷于迷惘之中，走到了十字路口。
他们有一腔爱国热血，却看不到中国的希望，不知所措地叹息、彷徨。
李大钊等革命先驱者则已找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之光，已经全身心地投入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之中。
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告诉人们，不要为面前的困难吓倒，有困难，但更有希望；与困难作斗争，趣味无穷。
企望动员更多的人投身于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使救国的事业变成全民的事业。
叶燮《 原诗 》译文
哲理、事变、情感这三方面，足以穷尽普天下的千变万化。
所有形形色色的音容状貌，都无法超越理、事、情。
对于客观事物的表达来说，没有任何一种能够须臾之间脱离上述三方面而单独存在。
才、胆、识、力这四要素，用它们可以穷尽诗歌创作的内在规则及其原动力。
所有各式各样（客观世界）的声音形貌，都需依靠这些内在要素加以表现出来。
对于创作主体而言，没有哪种表现形式能够脱离上述四要素的制约。
用创作主体的四要素，来权衡客观事物所存在的理、事、情这三方面，最终和谐于作者诗歌创作的整个过程中。
大到天地经纬，小至一枝一叶，歌唱咏叹之间，都不能脱离四要素和三方面来加以探讨和研究。
提示：该段阐明,理、事、情与才、胆、识、力，对于诗歌创作具有至为重要的统摄作用。
理、事、情是客观存在的基本形式和诗歌表现的对象；而才、胆、识、力则是诗歌表现理、事、情的内在要素。
对于客观事物的表达，以前已经详细讨论过。
创作者虽然天赋不同，但总的来看是能够通过后天努力加以扩展和弥补的。
天赋好的人，才、胆、识、力俱全，才气外显，于是人们称其为天才，却不懂天才是不可以凭空产生和加以表现的。
天赋不好的人，才智不足，人们便都说他才智欠缺，不能勉强去从事创作；却不懂得见识比天赋的才智更为重要。
见识是主体而才智是他的用途，如果天分不足，应当首先钻研探求学识。
人如果心中没有见识，那么理、事、情即使都摆在眼前，他也无从认识；连是非优劣都不能判明，怎能指望他来表现创作才能呢
文章的创作，基础在于见识。
当今的诗歌界，那些没见识的，既不能理解古代诗人的创作主旨，又不能揭示自家做诗的内在要素。
有的人也听闻过古今诗歌理论，诸如体裁格律声韵兴寄等等，但仅仅是了解到一些表象；他们往往高谈阔论而心中无数，境界不高，笔力不足。
即便历代的诗歌陈列在面前，又怎能判别呢
又怎样取舍呢
别人说好就认为好，别人说差就认为差。
这里并非认为他人的意见就不可以采纳；而是说那些不能具备自己评价标准的人，每每要枉论是非；这样又怎能判断他人评论观点的正确与否呢
有人说：诗歌必须学习汉魏和盛唐，他也就附和说应当学习汉魏和盛唐，只会一味跟着别人走；但是之所以要学习汉魏和盛唐的道理，他却并不知道，也说不出来。
就这样人云亦云，终究也不会明白事理。
又有人说，诗歌应当学习晚唐、应当学习宋元，他也就跟着说应当学习晚唐、学习宋元，又认为这是正确的；而之所以应当学习晚唐、学习宋元的道理，他又终究不能明了。
接着又听说诗歌界有遵从刘长卿的，于是又群起而仿效刘随州（刘长卿曾任随州刺史）来做诗；有时又听到要崇尚陆游了，于是家家书案上都摆放着（陆游诗集名），并以此作为模仿做诗的珍本，而不再敢去模仿其他诗人了。
诸如此类，无法一一列举，大都属于附和着别人的赞扬或是批评来主宰自己的观念与创作，这又有什么必要呢
提示：此段强调，对于创作而言，见识远比才智更为重要；没有见识，只能导致人云亦云和肤浅的模仿。
以创作为使命的人，必须独具慧眼。
先要客观准确地评价古今贤达诗家，然后才能确定自己的诗歌创作道路。
如果在评判是非优劣的时候，内心原本胡涂，那就只会盲从时尚而随波逐流，始终说着别人所说的话、写着别人所认同的观点，不也太愚昧了吗
还有人认识不到自己的愚昧，这样就会由愚昧很快导致荒谬，又由荒谬发展为自满，他的愚昧也就因此而更加严重了。
探究这种愚昧的病因，其根源就在于没有见识，因此不能判明是非优劣。
这就造成了连篇累牍的涂鸦之作和许许多多的无病呻吟。
这是有才智的表现呢
还是没有才智的反映呢
唯有增长见识才能够明辨优劣，明辨了优劣就能够确定自己的创作标准；（这样的人）不但不会去追随当今庸俗的诗风，而且也不会盲目模仿古代诗人的余风；这并不意味着轻视向古人学习。
天地之间本来有理、事、情的绚丽变化，作者只要随着自己的观察与想象来自由地加以表现，就必定会产生惟妙惟肖的作品，这是最高的诗歌创作境界。
我依照自己的创作主旨和语言表达方式，本当自由地进入最佳的创作境界。
古人常说：“不恨我不见古人，恨古人不见我。
”又说：“不恨臣无二王（东晋书法家、）法，但恨二王无臣法。
”这些话虽然只是专门讨论书法的，但他们竟能表现出如此的自信。
对于其它更多类型的艺术创作规则，可以由此而推知了。
提示：这一节讲述，见识源于自然和自性体验；其作用是明辨是非、准确定位及有益于表现才智。
比如学习射艺的人，要尽量发挥他的眼力和臂力，确实瞄准后再射出；如果经过训练达到了百发百中，就不必再刻意模仿古人。
而古代的神射手后羿和养由基的高超技法，自然会与我不谋而合。
我现在能做好，古人先我能做好；不知是我符合了古人，还是古人符合了我呢
高适说过：“乃知古时人，亦有如我者。
”难道不是这样吗
因此我们的创作与古人同样好，这就说明基本的标准是一样的。
由此也可以这样认为，我也有和古人不同的特点，于是也可弥补古人的不足；当然古人也能够弥补我的不足，而后我与古人自然沟通，相互结为知己。
只有这样，我们的创意和语言表达，才可能从个人的识见中全都自然地表现出来。
见识明确胆量于是就大，这样就可以任意表达而不受拘束，上天入地，左右开弓，径直自然放手写来，没有什么事理不能表达得惟妙惟肖的。
提示：举例说明见识与创作实践的关系；见识与胆量之间的关系。
并进一步从古今对比中，说明见识源于自性体验。
况且胸中没有见识的人，即使天天勤奋学习，也不会有真正的收获。
俗话戏称这样的人为“两脚书橱”，背诵的日益增多，多了反而更加受累，等到铺开纸张创作时，胸中无数，思如乱麻，无从下笔。
心中见识少而胆子越小，想说而说不出，或者能说又不敢说，在浅薄的观念和法度上谨小慎微，既怕不能附和古人，又恐被今人看作笑柄。
就像刚过门的小媳妇，战战兢兢；又像跛足者登高，每走一步都恐怕摔倒。
篇章写作，本来是件潇洒挥毫的乐事，（对于见识浅薄的人）反倒像是被束缚住手脚，到处都有障碍似的了。
又有浮躁者必定说，古人某某的作品就是这样写的，除了我，他人必不能掌握这种技法；不自信者也说，古人某某的作品就是这样，今天也听某某人就这样传授的，而我正是照此来写作；狡诈的人心中认可，却不传授给他人；愚昧的人心中不理解其中的道理，只会向人们夸耀，认为自己的创作很有出处。
更有人在创作时，意思已经说完，本不必再罗嗦，但是害怕纸张未满，不合定格，于是就想方设法扩充篇幅，成了画蛇添足；有的人意思尚未说清，正应当，但由于害怕突破前人尺度，赶紧草草收笔，这又成了虎头蛇尾的作品。
上述种种作者，因为缺乏见识，所以没有胆量；不敢放笔抒写，也不能自由创意，这些作者陷入创作困境的教训，不能不认真总结。
提示：该段重点论述，若无见识，就不会有胆量；没有见识和胆量，创作势必陷于困境。
古来贤达强调说：“成大事者在于有胆量”。
“文章千古事”，如果没有胆量，怎能够成就千古大业呢
因此我认为，没有胆量就会缩手缩脚、放不开笔墨。
胆量既然缺乏，才智怎能表现出来呢
胆量能够增长才智，（人们）只知道才智受天赋影响，却怎知才智一定要靠胆量才能够充分发挥出来呢
我看到世俗称赞他人之所以具有才智，归结为他能够拘束自己的才智来附和创作的法度。
这种认识，是不懂得才智生发的根本原因。
所谓才智，是为了能够发现理、事、情和，以及丰富的创作法度的。
如果（某人）的才智一定要依靠约束自己才能够附和基本法度的话，那就是说（他的）才智尚未束缚与规范之前，是不可能符合基本法度的。
所谓才智，如若全然不能够从基本的理、事、情中表现出来，都是有悖于情理道德的言论，与真正的才智背道而驰，还能够称之为有才智吗
别人不能理解的，我凭借才智可以理解；别人不能表达的，我凭借才智表现了出来。
发挥着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天马行空，飘摇八荒，宇宙都不能束缚;借此创作出的诗文，自然能够揭示真理，事实准确，感情深厚，这才称得上是有才智。
如果想要束缚心性来强加模仿，那他其实是已经习惯了砍掉想象的翅膀来恪守法度，却不懂得他所循规蹈矩的究竟是些什么。
他肯定会说自己所遵循的是千古不变的法度，而这其实不过是所有世俗都能认同并趋奉的浅薄之见，又何必要求才智来收敛呢
因此作家只能凭借才智来掌握和运用法度，而决不能被现成法度束缚和驱使着，却还在炫耀着自己的所谓才智。
所以我说：没有才智，思想就不能飞扬升华；或者说没有独特的思想，才智就无法表现。
而所谓的规矩，就是为创造性的思想和想象而设置的无数通道。
大约才智是心思的内在表现，他的外在表现则是创造着法度与形式。
真有才智的人，内心对于世界万物，什么都能够深入理解与独立想象；他的创作语言，没有什么事物不能够充分地加以表现。
谁能够束缚他的思想，又有什么能限制他的语言创造呢
只追求外在的法度规矩，一味束缚在具体事物僵死的法度上，反而会压抑了思想和想象。
心灵得不到解放的人，（他本有的）才智就会大为损毁。
提示：重点论述见识与胆量、见识与才智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于创作的影响。
我曾经考察古代的才子，结合他们的诗歌与散文创作来进行探讨。
比如左丘明、、贾谊、李白、杜甫、韩愈、苏轼等人，天地万物都接连不断地展现在他们的笔端，没有什么不可以写照、不可以生动地加以表现的。
（作家）对前人不一定非得要承接他，对后来者也不必强求他们效仿自己。
他们充分享受了各自的创作自由和快感。
像这样的才智之人，必定有自信心与独创力作为支撑。
只有自信心与独创力强，才智方能强盛持久，这样的强盛持久是无法摧毁的。
经历了千百代而仍然不朽的创作，凭借的就是自信与独创。
古人曾说：“掷地须作金石声”,六朝人很少有明白这个道理的。
之所以称金石，是比喻独创的强盛持久。
从这里可以看出作家的自信与创造。
自信心与独创力的重要作用（就在于），即使是自己写作的一字一句，一经树立起来就推不倒，横挡上就摧不断，行动着就无法阻止，驻守着就不能动摇。
说：“独立不惧”。
此话可以用来评论这种人，并且这种人的作品也会是如此。
比如有两个人，都正走在路途中，正好碰到崎岖峻险的山路。
其中的弱者，筋疲力尽，心虚胆战，想要裹足不前，却又不允许停下来而只能前进。
于是每走一步都要寻求依靠点，借此为依托。
有时依靠别人的推或拉，有时手拿东西敲打着反复进行探查，即使能够前进并到达（目的地），也绝不是依靠了自己的力量，仅仅是比木偶被人抬着往前走强一点罢了。
而其中那个自信心与独创力强的人，精神旺盛而勇气十足，一直往前走，不依靠任何外在的帮助，奋勇向前，与弱者的依托着外力方能前进是根本不同的。
这正是灵魂牵引着形体，哪里还需要依靠外力方能前进。
所以有信心就必定有创新，有创新就必定能成功。
我因此认为：写作者没有自信与独创就不能自成风格。
（又例如）家庭本来是属于我自己的领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这家庭都是凭着自己的自信与独创建成的，难道还要依靠或者仿照别人来建立自己的家庭吗
那就会像不能求得自家珍宝，而去偷取邻居的物品据为己有一样；即使偷尽了人家价值连城的美玉，终究还是邻居的珍宝，并不是自家珍宝。
而有识者见到此，正好看作笑料罢了。
因此本来是自己的，便须使它增益扩大而自成一家，这不是凭借个体的自信与创造就可以办到的吗
但是自信心与独创力有大小，成就也会有高低。
（所以）我还观察到古代的才子，自信足够某一乡里的优秀，于是就去做某一乡里的事情；自信足够一国的优秀，于是就去管理一国的事务；自信足够天下的优秀，于是就去掌管普天下的事物。
自信心与独创力更强的，他会自信足以表现十代、百代、以至于千古，那么他创造的文学大业也就会名垂十代、百代、以至于永垂不朽；真的会全部应验他原本具有的自信心与创造力。
试考证古往今来的才子，逐一比较他们所取得成就的高下，与他们原有的自信心、独创力的大小，两者简直是分毫不差、惊人的一致。
再看看近代作家：他们初期的作品并非不受欢迎，一时间年轻人交口称赞，相互传诵，奉为楷模；但当他们辞世之后，作品便销声匿迹，很少会有人问津。
有的作家，身后作品尚有读者，再传之后也就逐渐被人淡忘了。
有的甚至还招致了批评讥讽，惹来是非不断；从前被人称赞的，日后却成为招人唾骂的，这真让人感叹不已。
就像明朝三百年间，王世贞、李攀龙等人名声卓著于嘉靖、隆庆时期的文坛，终究不如明初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等，至今尚未招人非议。
钟惺、谭元春在明末纠正了文风弊端，又不如王世贞、李攀龙等人尚可隔代流传。
这全是他们的自信与独创大小的区分呀。
纵观百代诗坛，从之后，只有杜甫的诗歌创造力能像一样永垂天地之间。
杜甫以后，后代诗人都不能免除众说纷纭、见仁见智、褒贬不一的局面。
这中间有能够流传百代的诗人，但百代之内，有兴有衰。
有的中道衰落而后又得复兴；有的从前备受压抑而如今又得宠爱；就好像世道必然要这样安排一样。
有的作家生前没人推崇他，死后却有人突然崇尚他。
就像韩愈的散文那样，他在世时，整个社会上没人欣赏和推崇他的散文；但二百多年以后，欧阳修才大力推崇他，于是天下人一致以韩愈散文为正宗范式，直到当今他仍然受到尊崇。
提示：以上四段，反复论证并举例说明了，自信与独创力对于艺术成就的重要作用及其深远影响。
文章的生命力确实有大小远近的差别，并且，它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盛衰的状况又是如此不同。
想要成就一家之言，绝对要奋发他的自信心与独创精神啊
（为此）首先要在内心求得见识，才可能转换为外在的才智；只有具备足够胆量的人，才可能施展自己的才智；唯有凭借个人的自信与独创力，方能保证才智创造的艺术生命力能够永存。
见识，胆量，自信与独创，这三者全都具备，才智就可以全面展示；只具备其中一两项的，他的才智也就只能够部分地展现出来。
这种展现又不能依靠勉强或者短暂的努力就立即成功，大约只有在自然而然的自性体验过程中才会达到。
古往今来自信与独创力强大的，没有谁能够超过大禹的；大禹平定天下的功劳，是多么伟大的事业
但孟子却认为他随意做了点事儿，不过是遵循了水流自然行止的规则，疏通了河道罢了。
难道还能有其它的治水方法吗
难道非得硬性改变水流的规律吗
不遵循，就是凭主观愿望勉强做事。
大禹的功力，永垂在史册；虽然凭借语言创作力图求得不朽的人，不敢同大禹的功业相比，但是可以殊途同归。
千万不要认为诗文创作只是雕虫小技，因此失去自信，从而导致自己一生默默无闻呀
大约才、识、胆、力这四项是相互补充的。
如果有一方面的欠缺，就很难进入文坛获取较大成就。
对才、识、胆、力的要求无所谓宽严，但核心是先有见识。
假使没有见识，那么才、胆、力就都失去了依托。
没有见识却徒有胆量，会变成狂妄、莽撞与无知，言论背弃了道德规范，就会被世人蔑视。
没有见识光有才智，虽然可以议论纵横、思维敏捷，但由于是非不清，颠倒黑白，才智反而会变成了祸患。
没有见识却只是一味地自信而独创，那么邪敝荒诞的言论，足以误导人们、祸乱社会，危害性极大。
如果将上述缺陷表现在诗坛上，便会成为诗歌风雅传统的违背者。
唯有见识能够使人懂得继承，知道发扬，明确方向。
在此基础上，才智和胆量都会由于有了自信而得到充分发展；世俗们全都反对或者全都赞同的，无法动摇我自己原有的创作主张。
怎么能用他人观念作为自己判断是非的标准呢
这种自信在心中引领的愉悦和满足，岂只是表现在诗歌和散文方面呢
提示：以上两节，重点阐明才、识、胆、力这四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及四者在运用中的自然体悟性。
然而人们怎能尽其一生而获得真正超凡的格调呢
真正具有远见卓识又谈何容易呢
其获取的途径应当像所说的那样，要从认知事物开始。
在诵读古代诗书时，要用理、事、情来推究判别它，那么前后左右、中间两边，形形色色事物的不同表现，都可以推究认知，不会有丝毫疏漏而有悖于我们对事物的准确理解。
如果以战法来比喻创作，那就能够做到进攻时无坚不摧，退守时绝无阻隔。
若舍弃了自性内心的才、识、胆、力，而整日徒劳在古代诗文的背诵中，那不过是取得了一些抄袭倚仗、模仿剽窃的办法；自认为可以跻身于诗文创作之林，我却不敢有这样的认识。
提示：本段说明，内在的才、识、胆、力是为更好地认知、分析和表现客观外在的理、事、情而服务的。
有人会说：您阐发理、事、情三个概念，可以说是非常周全了。
但（你强调说）这三个概念必定是文学创作与鉴赏中最为关键的（我却有疑义）。
（我们试用这三个概念来）讨论诗歌。
诗歌用来言情，这是肯定的；但理与事，似乎对诗歌本身并不是非常重要呀
先哲朱熹曾说：“天下的事物，都蕴含着道理和规则。
”如果要谈到诗歌，好像不可以用物理来探讨它。
诗歌做到极致，妙在含蓄无限，思想极为微妙而高远，其境界在于有意无意之间，其主旨在于表现与不表现之际，话说在此而意趣在彼，无端倪可查而又远非某一具象能够概括，超越论说而穷尽思索，仿佛进入了不能名状的境地，这就是诗家境界的极致。
你却用一个理字来概括它。
（其实）理的运用是有限度的，它能够据实而不宜虚构，可以掌控实施而不宜变化，不是过于刻板就是十分迂腐；就好像学究们枯燥地说书，闾师们老套地赞颂，又好比禅门竟然去推求定法而不弘扬活法；（我）私下里认为这样恐怕违背了诗家的要旨。
对事而言，普天下的本来都有它的道理；但不一定都表现为实事。
如果诗歌不可以用理念来概括，那又怎能用事实来加以解说它呢
但您却坚持认为一定要以理、事与情来概括诗歌特征，并且认定不会有丝毫的偏差。
对此，在下我非常疑惑不解，这究竟有什么道理呢
提示：该段就理、事、情对于诗歌创作与鉴赏的关键作用，提出设问与置疑。
让我这样来回答（上述疑问）：你谈的是实际情况。
你对诗歌的描述，确实进入到了实质性问题。
但是你只懂得可言说可运用的理叫做理，而名目与言说达不到的理你懂得它也是理吗
你只知道可确定的事是事，然而知道本无实事正是所有之事的出处吗
可述说的道理，人人都会表达，又哪里必须诗人去说呢
可证明的事，人人都会述说，又哪里用得着诗人再去重复
必定有常人无法探索的道理，以及常人不能领悟的事情，诗人观察着表象而翻然省悟在内心，别一番理趣与故事也就活生生展现于眼前了。
现在试举杜甫诗集中几段名句，为你做清晰而概要的解释，可以吗
提示：概要地回答上述置疑，提示这里的理与事，具体指的是诗歌中的理趣和物象；借此引领以下的进一步举例说明。
比如杜甫《玄元皇帝庙作》中的“碧瓦初寒外”一句，让我们来逐字研究（它）。
从表面的意思看，它说的是外，与内是无关联的。
初寒是什么状态，能够将它内外分离开吗
况且将碧瓦置于其外，就能避开初寒吗
寒气，是天地间的气流。
这种气流，在宇宙之内到处充满着，碧瓦偏偏就能脱离它
（或者说）寒气仅仅盘踞在碧瓦之内吗
用初字描写寒气，引领严寒而不似严寒吗
初寒是没有形象的，碧瓦却是物质存在，把虚无与实体混合起来而划分内外，我不知这是写碧瓦呢，还是写初寒
写近景还是写远景
假使必须用理来求证实事、解释诗歌创作（的话），虽然是战国时齐国的邹衍那种谈天说地的辩才，恐怕对此也只能技穷了。
然而，一旦在想象中投身于当时的特定场景，就会感到这五个字所创制的情境，突然间仿佛像是天造地设一般：呈现出形象，感染在眼目，顿悟在心中。
心中的感悟，嘴上说不出；嘴上说出的，而意蕴又无法解释。
仿佛向我们展示出似曾相识的画面，竟然像是有内有外，有寒有初寒，只不过是借助碧瓦这一具象表现了出来。
（这画面）有中间，有边际，虚实相互生发，有无互相成就，取用于眼前而心中自得，它的道理明显，事实确凿。
苏轼说：“王维诗中有画。
”但凡诗歌可以入画的，那是诗家的本事。
比如风云雨雪这类非常宜于变幻的现象，画家没有不能够描绘在笔下的。
若是初寒内外的景色，即便是五代画家董源和巨然复生，恐怕也会束手无策、搁笔不画了。
普天下只有能将哲理和人事带入神奇意境的诗句，那才是平庸之辈根本模仿不出来的呀
又如杜甫诗《宿左省作》中“月傍九霄多”一句。
描写月亮的，从来都只说圆缺、明暗、升沉、高下，而没有说多与少的。
如果换成庸俗儒生，不是说“月傍九霄明”，就是说“月傍九霄高”，（他们）认为这样描写就做到了景象真实而用字贴切。
现在（杜甫却要）说多；不知是说月亮本来就多呢
还是由于傍了九霄才多呢
不知是指月光多呢
还是说月亮照的地方多呢
似有说不尽的意味。
试想当时的情景，并不因为描写了明、高、或者是升，就能表现出当时的情景。
只有这个多字，才可以概括出那个特定夜晚宫殿中的情景。
其他人都见到了那样的夜晚，却不能省悟也无法表现，唯有杜甫见到后有所感悟，并且表达了出来。
事实如此，其中的道理也不能不是这样。
又例如杜甫诗《夔州雨湿不得上岸作》中“晨钟云外湿”一句，是用晨钟作为物象来谈湿吗
云外的事物，何止成千上万；况且钟就一定要在寺庙；即使是在寺庙中，除钟之外，物体众多，为何偏偏说湿了钟呢
诗人写作时，因为听到钟声有所感触，才这样安排的。
钟声没有形状，真能够湿
钟声进入耳朵才会听到；听在耳中，只能分辨它的声音，哪里能辨别它湿不湿呢
说云外，是眼前又看到了云，并未见到钟，所以要说云外；可这首诗是因为雨湿而创作的，有云然后才有雨，钟被雨打湿，那么钟是在云层遮蔽之内，不应该说是云外。
这句诗，我不知道它写的是耳中听到的
还是眼里所见到的呢
或是心里揣摩出来的呢
平庸的文人对此一定会说“晨钟云外度”，又有的必定要说“晨钟云外发”；决不会有写湿字的。
他们不懂得那是隔着云层见到钟，在钟声里听出了因湿而发闷的声音。
这才真是奇特地领悟了天地人道的妙处，从极为深刻的思考中产生出了艺术顿悟，因此才会达到如此自然浑成的诗歌境界。
再比如杜诗《摩诃池泛舟作》中“高城秋自落”一句。
秋天是什么样子，为什么要说它落呢
时令交替的过程，没听到过有人说它是落的。
就算秋天能落，为什么把它与高城连接起来呢
之所以说高城落，就是因为秋天实际是从高城最先感受到它的降临，于事于理都是这样的无法变更呀
提示：以上四段，分别用杜诗中四个例子来详加论证自己的观点，深刻指出：诗歌一定要对客观事理进行艺术加工；只有虚实相兼，心象融合，内心与外物统一，理事情贯穿一体，善于表现出非常理之理，非常事之事，非常情之情，这才是诗家才、识、胆、力的最佳体现，这才是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
以上随意地列举并说明了杜甫诗集的四句诗。
如果用平庸文人的眼光来看，诗歌要讲理，理怎能讲通呢
用诗歌来说事，事又在哪里呢
佛家所谓言语神妙无定、思想飘渺无迹，这其中的道理就在于：最虚空的往往是最真实的，越高远的才越加亲近。
（它）展现在心灵与眼目的融会之间，恐怕就如同飞鹰跃鱼那样的显著。
道理既然明白，还能够认为诗歌无实事可求吗
古人入事合理的精妙之句，像这样的非常多，姑且举出以上四句，用来类比其它诗歌。
还有用事实肯定无法解释的（作品），随意举一些唐代诗句。
比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似将海水添宫漏”；“春风不度玉门关”；“天若有情天亦老”；“玉颜不及寒鸦色”等句。
像这样的诗句何止成千上万，但决不会有（诗中所描述的）这种事情发生，（这些）实在都是些感情激越与想象联想中的夸张句。
感情必须遵循一定的道理，才能够锻造得深厚真实而被人接受。
感情与哲理相互交融，客体的事物不也就融汇在其中了吗
提示：这一段，对以上所举四例进行小结，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真理事情与诗歌中的理趣物象之间的差别及其辩证关系。
总之，写诗的人，实际上必须要表现理、事、情。
说别人可以说的，解释别人都能理解的，就会产生平庸之作。
只有一般人无法阐明的哲理，无法洞察的事物，以及不能直接表达的情感，（我们却）借助深刻思索揭示真理，通过想象来构筑故事和物象，在扑朔迷离的联想中使情感得到升华，这才能创作出哲理深刻、事物真切、感情浓烈的诗句。
庸俗文人的耳目心思中怎会具有这样的境界呢
那么我所论述的理、事、情这样三个概念，就不是迂腐的、怪僻的和僵死的概念了。
了解并且真正掌握了上述观点和艺术技能，不仅仅有益于写诗，还会有益于对一切事物的认知与表现啊
提示：以上段落总结全篇，概括并进一步发掘主旨的深刻意义。
古代怀才不遇的例子
韩愈 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州）人，唐代文学家，散文尤为著名，有“文起八代之衰” 的美誉。
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昌黎先生集》 韩愈其人有杰出的才华，可他的政途却多坎坷 请看下表 时间 原因 结局 贞元11—16年（795—800年） 求仕 不得志 有“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的感叹 贞元19年 （803年） 上书言京畿百姓穷困，请求缓征徭役，租税， 被贬为阳山令； 元和14年（公元819年）， 卒于824年 韩愈上著名的《谏迎佛骨表》力谏， 几招杀身之祸，后经友人鼎力营救，被贬为潮州刺史。
学生齐背《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竟然想到了死，“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心情抑郁，悲伤到了极点。
这种抑郁的心情一般都注定他们不会长寿。
“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 司马迁 《史记》被鲁迅喻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后一句在称赞其词藻华美的同时，也点出了《史记》作者司马迁写作时与屈原颇有几分类似，都是怀才不遇，抑郁不得志。
司马迁写《史记》时，将诸侯编为“世家”，而为何将陈涉这黔首之辈也列入“世家”之属呢
果如大多数人所言。
因陈涉首举反秦大旗吗
非也，我认为司马迁如此安排实为自己泄私愤。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陇西成纪（甘肃秦安西北）人，其先祖于隋末战乱逃至碎叶（今吉而吉斯共和国托克马克附近），李白即出生于此。
李白少年时代就「观奇书」，「游神仙」，「好剑术」，有多方面的才能和兴趣，唐中宗神龙元年（705）举家迁居四川绵州，曾任翰林供奉。
因称「李翰林」。
贺之张誉为「天上谪仙人」，后人又称「李谪仙」。
然而唐玄宗只让李白待诏翰林，作文学侍从之臣，李白的大志无法实现。
李白性格傲岸不，也不能忍受「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生活。
三年后李白因遭谗毁，自请还山，离开长安。
他只能游山访仙，痛饮狂歌，以排遣怀才不遇的忧愤。
但他始终没有放弃建立伟业，成为非凡人物的理想。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白曾应邀入永王李璘幕府，又以为获得了建功立业的机会。
，咏出「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的豪迈诗句。
永王军队为唐肃宗消灭后，李白也受牵连入狱，后来在流放夜郎的途中遇赦。
直到六十一岁时，李白还请求从军入幕，希望能有「一割之用」，却因病在途回，未能如愿，六十二岁时在他的族叔当涂县（安徽马鞍山）令的李阳冰家。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号士。
其先世为太原人，后迁居下圭(今陕西渭南)，出生于河南新郑。
贞元十五年进士。
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又自号乐居士。
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为最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
叙事诗哪《琵琶行》、《长恨歌》等也极有名。
<<--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溪生。
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
开成进士。
因处于牛李常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
其诗构思新奇，风格农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
但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都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之诮。
<<-- 高适(702-765)，字达夫，德州莜(今河北景县)人，少潦倒落拓，四十岁后举有道科中第，授封丘县尉，不久即辞去，后来在河西节度使歌舒翰幕中掌书记，接触了大漠神奇风光和戍边士卒的艰苦生活。
其诗直抒胸臆，不尚雕饰，以七言歌行最富特色，大多写边塞生活，与岑参齐名，也称“高岑”。
白居易:被发配江洲,于是有了琵琶行. 李白:因为做诗被贬,从此再也没有进过长安. 陶潜:看不惯官场腐败,种豆南山下,不为5斗米折腰 陆游:身在天山,心老沧州 家祭无忘告乃翁 杜甫:从为被朝廷聘用过,一声贫穷落魄 辛弃疾:投降南宋以后,再未上过疆场 苏轼: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岳飞:被“莫须有”的罪名杀害 他的(满江红) 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一个人到林中隐居,当他得知自己的主张被废以后,忧郁而终(他曾经任丞相)
宋朝 苏轼
为什么问这样看起来很愚蠢的问题呢
因为我们太爱苏轼先生了。
北宋年代，老苏，很才气，很浪漫，很坎坷，很诗意，也很富有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
爱老苏，是爱他的才华啊。
爱宋代那种宽松的文人气息。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
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
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
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
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
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
诗文有《东坡七集》等，词有《东坡乐府》。
苏轼于1036年1月8日（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生于眉州眉山（今属四川）。
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
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
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
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
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
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
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
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
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
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
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
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
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
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
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
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鼻矶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
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
“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
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
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
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
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
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
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三品），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
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
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
但1091年（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
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1093年（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第二年6月，别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
，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儋州（昌化军，今海南）。
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
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
1101年（元符三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1101年7月26日（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
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四岁，御赐谥号文忠（公）。
乌台诗案乌台诗案是影响苏轼一生的重大事件。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1077）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从事改制。
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
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李定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
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即别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1079年（元丰二年）三月，苏轼被贬调湖州。
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
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
本是官样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作了手脚，于是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
朝廷的公报是固定按期出版的，相当于现在的官方报纸，苏轼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书人心目中的笑柄。
监察御史舒亶、御史中丞李定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它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地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
总之，是认定他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
虽然他们都要苏轼死，但神宗皇帝不愿杀害他，只同意拘捕他，而且不同意苏轼在进京途中关入监狱过夜。
朝廷在七月二十八日将苏轼逮捕，八月十八日送到御史台的监狱。
二十日，正式提讯。
此时，《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告密，指出苏轼歌咏桧树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
”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
”新党指控苏轼“大逆不道”，要置其于死地。
十月十五日，御史台申报苏轼诗案的审理情况，其中有苏轼数万字的交代材料，查清收藏苏轼讥讽文字的人物名单，计有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大臣名士。
李定、舒亶等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
苏轼写《狱中寄子由》说“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无比凄惨。
审讯者常对他通宵辱骂。
巨大精神压力下，苏轼写下了“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的悲惨诗句。
因为儿子苏迈离开京城去别处借钱，把送饭的事交给朋友，但是忘了告诉朋友父子之间有约定：送饭只送蔬菜和肉食，若听到坏消息，才送鱼去。
巧的是这位朋友恰恰送去熏鱼。
苏轼大惊，就给弟弟苏辙写了上面两首诀别诗。
诗作完成后，狱吏按照规矩，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
宋神宗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苏轼的才华所折服。
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
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而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也广为流传开来大事年表 1036年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历1037年1月8日），苏轼降生 1054年 娶王弗 1057年 21岁高中进士，母丧，服孝（1057－4～1059－6） 1059年 举家前往京都 1061年 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入第三等。
1061年 任凤翔府判官 英宗治平元年——四年（1064～1068） 1064年 任职史馆 1065年 妻丧 1066年 父丧；服孝（1066－4～1068－7) 神宗熙宁元年——元丰八年（1068～1086） 1068年 娶王闰之（王弗之堂妹） 1069年 返京；任职史官 1071年 任告监管；任杭州通判 1074年 38岁任密州太守 1076年 40岁任徐州太守 1079年 43岁任湖州太守；入狱 1080年 谪居黄州，担任黄州团练副使 1084年 往常州 1085年 往登州；任登州太守；往京都；任中书舍人 哲宗（1086～1100）元祐年间太后执政（1085～1093） 1086年 以翰林学士知制诰 1089年 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司令 1091年 任吏部尚书；往京都；任颍州太守 1092年 任扬州太守；兵部尚书；礼部尚书 1093年 妻丧；太后逝世；调定州太守；河北军区司令 1094年 往惠州贬所；谪居惠州 1097年 往海南；谪居海南儋州 徽宗（1101～1126）太后执政（1100） 1101 年，北返；往常州；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逝世，享年66岁 1102年，即崇宁元年六月葬于汝州郏城钓台乡上瑞里。
编辑本段艺术成就一、文章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
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
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
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
释德洪《跋东坡（左忄（xīn）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
”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
二、诗词 苏轼的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 ，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叶燮（字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
”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
……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
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
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
《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
诗文有《东坡七集》等。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
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
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
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
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
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
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人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
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
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
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
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
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
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
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物我皆忘之味。
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
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苏轼词风可分三类： 一、豪放风格 这是苏轼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
他以充沛、激昂甚至略带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 二、旷达风格 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表达了诗人希望隐居、避开乱世、期待和平的愿望。
三、婉约风格 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三、书法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
他曾遍学晋、唐、五代 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 ，自创新意。
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
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
”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
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
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四、绘画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
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
余问：何不逐节分
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
”亦善作枯木怪石。
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
”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
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
如重视神似，认为“论 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 造诣。
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等。
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竹石图》；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也是他的作品。
苏轼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在诗、文、词、书、画等许多方面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
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主要作品文学作品 【古文】 《刑赏忠厚之至论》 《范增论》 《贾谊论》 《石钟山记》 《晁错论》 《记承天寺夜游》 《重巽以申命论》 《进策》 《策总叙》 《策略》五篇 《策别课百官》六篇 《策别安万民》六篇 《策别厚货财》二篇 《策别训兵旅》三篇 《策断》三篇 【诗词赋】 1《赤壁赋》 2《后赤壁赋》 3《东栏梨花》 4《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 5《春宵》 6《海棠》 7《和子由渑池怀旧》 8《和子由踏青》 9《花影》 10《惠崇春江晚景》 （此诗为作者苏轼观看惠崇所画《春江晚景》而作） 11《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 12《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 13《三月二十九日》 14《上元侍宴》 15《石苍舒醉墨堂》 16《书李世南所画秋景》 17《题金山寺》 18《题西林壁》 19《望海楼晚景》 20《雪后北台书壁》 21《饮湖上初晴后雨》 22《有美堂暴雨》 23《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 24《赠刘景文》 25《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女王城东禅庄院》 26《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 27《八声甘州·寄参寥子）》 28《卜算子·缺月挂疏桐》 29《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 30《蝶恋花·记得画屏初会遇》 31《蝶恋花·密州上元》 32《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 33《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34《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35《洞仙歌·冰肌玉骨》 36《洞仙歌·江南腊尽）》 37《贺新郎·乳燕飞华屋）》 38《浣溪沙·覆块青青麦未苏》 39《浣溪沙·画隼横江喜再游》 40《浣溪沙·山色横侵蘸晕霞》 41《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 42《浣溪沙·送梅庭老赴上党学官》 43《浣溪沙·细雨斜风作小寒》 44《浣溪沙·寓意》 45《浣溪沙·照日深红暖见鱼》 46《减字木兰花·春月》 47《减字木兰花·空床响琢》 48《江城子·翠娥羞黛怯人看》 49《江城子·湖上与张先同赋时闻弹筝》 50《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 51《江城子·天涯流落思无穷》 52《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 53《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 54《满江红·江汉西来》 55《满江红·清颍东流》 56《满庭芳·三十三年》 57《木兰花令·次欧公西湖韵》 58《南歌子·雨暗初疑夜》 59《南乡子·寒雀满疏篱》 60《南乡子·凉簟碧纱厨》 61《南乡子·霜降水痕收》 62《南乡子·送述古》 63《念奴娇·赤壁怀古》 64《沁园春·孤馆灯青》 65《沁园春·情若连环》 66《青玉案·三年枕上吴中路》 67《阮郎归·初夏》 68《少年游·去年相送》 69《哨遍·为米折腰》 70《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卷》 71《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72《踏青游》 73《玉楼春》 74《方山子传》 【对联】纵使万般寻路无，不堕野地随人居.书法作品 《中山松醪赋》 《洞庭春色赋》 《人来得书帖》 《答谢民师论文帖》 《江上帖》 《黄州寒食诗帖》苏轼书法赏析(20张) 《李白仙诗帖》 《次韵秦太虚诗帖》 《渡海帖》 《祭黄几道文卷》 《梅花诗帖》 《前赤壁赋》 《东武帖》 《北游帖》 《新岁展庆帖》 《宝月帖》 《令子帖》 《致南圭使君帖》 《次辩才韵诗》 《一夜帖》 《宸奎阁碑》 《致若虚总管尺牍》 《怀素自序》 《近人帖》 《与范子丰》绘画作品 《潇湘竹石图》 《枯木怪石图》 《偃松图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