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失意的诗句
《蝶恋花开》当厌倦了满是蝌蚪的书本，厌倦了牢笼般的教室，便会走出去，躺在地上，享受每一是丝祥和宁静的气息。
周围的树不知何时添了新衣，花不知谁给抹了染料。
又一次意识到“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的春天早已伴在身旁，又一次想起苏轼的那一首《蝶恋花》： 花褪残红青杏小。
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棉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
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
每次看到这首词，心中总有那么一滴淡淡的悲伤。
桃花扇扇落了最后一瓣桃花，梧桐雨浸湿了枝叶与新芽。
在那个生机勃勃的季节，却凋落了词人敏感而又易碎的心。
望着柳叶又一次地飘落，也只能感慨：天涯何处无芳草。
是啊，无论何时何地，每个人心中总有那么一片草场，永远承载着自己的希望，任岁月那把锋利无情的刀，一丝一丝地割断，待到物是人非，看着那些旧物，才知道自己真的一无所有。
每个人都曾情愫稍稍，心里住着一个喜欢的人，仰望满天星斗只如她的面庞，全部的愿望加起来也只求她平安喜乐。
可人总有一天会离去，不论谁都会有或大或小的悲伤，最后才发现，一直陪伴自己的只有那一轮始终净若琉璃千里澄辉的明月。
它的阴晴圆缺也吟透可人的旦夕祸福，何不坦然面对
道家有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经过了时光的磨砺，最终或许会相信“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了吧。
路过一户人家，院子里传来一阵笑声，优雅自然。
折一支柳，难以掩饰眼眶中的泪水：十几年前，亲手把自己病故的妻子埋葬，而今依旧流浪，沦落天涯，不知何时才能回家，或许已经没有了家。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只有那落叶野草年复一年地盖在她的墓上，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我们也会感慨：如果没有当初的相见相恋，就不会有生死离别……感慨夜里始终做着同一个梦：回到当初，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谁说人生在世，了无挂碍，那只是欺骗自己。
醒来看到窗外的一轮明月，窗外的几棵小松，谁不会失声痛哭
忽然那笑声把拽回现实，自己真的不该出现在这里，好像那是嘲笑与讽刺。
走过这户人家，那似曾相识的笑声离自己越来越远，越来越小。
直到尽头，听不见了那声音，心里方有一丝平缓。
似乎那情感的日历早已撕下了最后一页，只剩一片遗骸还有一阵叹息。
不论岁月蹉跎，生活困苦，也只能义无反顾地走向那尽头更深处的尽头，直至成为别人眼中看得见或看不见的黑点，一个人感受那高贵的孤独和从容的寂寞。
失去的已无法挽回，伸出手也只能握住虚空，何必再去回头……行走在春天里，或野花从中，或空老山林，望着蜂飞蝶舞，静看流水落花。
坐在地上，对一抚古琴，奏一曲《云水禅心》，守候光阴过往，那才是真正的释怀。
一壶浊酒，一曲高歌，醒也好，醉也好，大梦一场全忘掉。
一梦南柯，再梦黄粱，又有何妨
也许在琴弦上，或者酒杯里，匍匐着新的仰望：仰望身后站着自己的妻子，仰望暮然回首美好如初，仰望那一刻蝶恋花开
饮酒中最能体现陶渊明悠然自得的隐居生活的诗句是
【一、思想】要理解二人诗作的联系和区别，必须从二人的思想入手，二人不同的思想经历和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诗歌的题材内容，而且更加深刻的影响了他们的诗歌艺术和表现技巧。
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官宦家庭，有济苍生的远大报复，担任过几任小官，他清高耿介、洒脱恬淡、淳朴善良、反感于政治腐败和官场斗争，因“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 其耿介孤傲的个人秉性与迎合官场的习气格格不入，是在官场上不得适应的情况下回归自然的必然结果。
而谢灵运出身士族，刘宋采取压抑士族的政策，为了回避政治迫害，也为了平衡内心的激烈冲突，他只得采取隐于官的处世哲学，身在官场，情归山水，既求得心境的一时安宁，又达到远祸全身的目的。
可见，谢灵运一时也未曾忘记官场。
与陶渊明的彻底决裂有着本质的区别，表现在诗作中，陶渊明以一个隐士的形象亲自溶入田园中，表现其中的乐趣，而谢灵运则以游览田园山水来消遣政治上的苦闷。
【二、归隐】 仅仅从思想上思想入手,很难理解陶谢诗歌的异同,还要从他们所采取的行动即归隐上进一步的了解.中国文人在东晋和刘宋的年代,就有很多的隐士,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由于躲避战乱,政治黑暗,官场倾轧,报国无门等等原因加入了隐居的行列.他们企图用隐居这种“终南捷径”来求得出仕的机会,这种情况到了唐代更加流行.而陶谢二人的隐居基本上代表了两类隐居的类型:一种是真的隐居,彻头彻尾的隐居;一种是亦官亦隐,希望通过适当的机会再度东山再起.这对他们的诗歌呈现的内容以及表现方式等等有着必然的联系. 少年时代的陶渊明生活在家乡的农村,亲身体验着农村生活,对农村有比较深刻的了解.正如他自己所描写的那样:”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他起初在军阀和野心家桓玄的手下当差,深感自己的志向和报复无从施展,而且,更加为自己替野心家效命而耻辱.后来的归隐是在当县令时,因“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辞去了官职.成为了后世失意文人的精神家园。
每当政治失意时,就拿陶渊明的事迹安慰自己.他不断在出仕和隐居中进行痛苦的选择.终于摆脱了所有的顾虑,毅然的回到了自己的家园,开始了隐居的生活.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出，陶渊明的隐居是真的隐居,是看破官场以后自觉的行为,绝对没有半点的虚假在里面.他在诗中不止一次的重复表现重返家园的快乐.有鱼归大海,鸟入山林的味道.从那些诗句里,我们仿佛可以听见那爽朗的笑声和轻快的脚步.如释负重般的超脱感觉洋溢在诗人的精神世界里.从精神上来讲,陶渊明的隐居比谢灵运是快乐的，少了很多的精神负担.其诗有云:“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可以说,在古代文人当中,做到真隐的只有陶渊明一人.他的回归是自然本性的回归,与陶渊明热爱自然是分不开的.是真正农民化了的隐士,这在封建等级制度严密的晋宋时代是难以想象的.而且,陶渊明还亲自参加了农村的劳动,在诗里赞美了普通农民可贵的品质和邻里乡亲之间深厚的友谊.当时,在文人当中普遍流行鄙视劳动生产的风气,陶渊明以身作则,即使在饥寒交迫的时候，也没有磨灭他的坚强信念.因此,陶渊明的诗集里,随处可见真真切切的农村生活的场景.让我们能够清晰的体会到浓郁的乡土气息,贴近农村生活,没有一点的牵强附会和矫揉造作,自然天真几乎成了他的专用名词.而谢灵运的隐居是为了躲避政治迫害.由于谢灵运是氏族后裔,而且是前朝的遗老,在刘宋时代采取的压抑士族的政策里痛苦的生活.他有充裕的物质基础,所以能优游山水,徜徉其中而且乐此不疲.谢灵运热中官场,希望出仕来建功立业,他的隐居,从另一个角度体现着他在政治斗争中的地位.当政治斗争激烈时,他就归隐来躲祸,而当一切归于平静时,他又很着急的再度出仕.这种痛苦的心情一直陪伴他的一生,他的一声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出仕的渴望,现实世界是残酷的,那个时代不可能给他一个充分发展才能的机会.因此,.他只能靠游山玩水来消遣,排遣自己苦闷的心情.这些情况,导致了其诗歌内容的贫乏空洞,题材也不多,后人对他的评价很中肯. 陶渊明、谢灵运二人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情感在他们各自的诗篇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穷途多厄的陶渊明最终能平心静气在把自我融入田园，在理想化的田园中完成自身的审美追求，因而诗歌情感平淡自然，并达到了一种物我合一的境界。
富贵多难的谢灵运始终没有摆脱世俗功名的诱惑，总是把自身置于山水之外，诗歌中常常流露出一种矛盾痛苦的心情，作者的身影也时时出现在诗篇中。
陶渊明的崇尚自然一直在他思想中占主导地位，他的多次由仕而隐，以至最后长期隐居农村，如果说谢灵运的时仕时隐是现实社会和上层统治者给他施加压力的结果，是一种被动的接受，那么，陶渊明的归隐田园大都是他的人生理想的必然反映，是主动追求。
他的每次归隐都是自身理想与丑恶现实的矛盾冲突，而并不是明显的外在压力。
虽然陶渊明、谢灵运都和当时的名僧慧运有过交往，但陶并未象谢那样接受佛家思想，陶的思想中也缺乏佛家的种种生死轮回、善恶相报观念。
正因为陶渊明自小热爱自然又始终抱着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因此归隐时期，他能心平静气地接受田园和田园生活作为自己的生存环境。
因而在他的田园诗中所表现的不仅仅是对田园的热爱，而是赋予田园新的生命和审美价值。
他的《归园田居》第一首: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诗的前四句叙述自己不幸落入罗网，接下来二句用比兴手法说明自己内心的痛苦，中间八句极力叙写田园生活的环境，由近及远，又收束到身边，末二句直接说出返归自然的愉快心情，结合全诗，不难看出作者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官场的厌恶。
相反，而谢灵运的山水诗尽管也能写出山水的神态，但作者对尘世的依恋每每削弱了对山水的热爱之情，而陶诗的闲适之情则得自于他对生活的真切体验。
谢灵运出身好,优越的家庭条件和很好的个人天赋给了谢灵运无穷的才气与智慧，也给他大带来了不尽的困惑与矛盾。
综观谢灵运的一生，尽管有过荣耀，有过高官，但痛苦失意和孤独始终伴随着他，仕与隐的矛盾一直困扰着他，谢灵运的家庭出身与人生经历使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现实的凶险与仕途的挫折又迫使他接近佛家思想，通过回归自然以摆脱现实的苦难。
谢灵运向往归隐山林的心情很复杂，既有不满刘宋王朝对自己的政治待遇，以此显示不愿与新政权合作的愤激，也有本身对那种隐逸逍遥生活的羡慕。
无论是供职京城，还是放任外郡，都没有忘情山水，没有放弃过日后隐居的打算，“昔余游京华，未尝废丘壑;别乃归山川，心迹双寂寞”。
总之，谢灵运一生中确有隐居的打算，只是这种感情有时浓烈，有时淡薄罢了。
也正因为如此他山水诗中的感情既有对自然山水的热情歌颂，又放不开对人生世事的议论，他山水诗中那种写景抒情(说理)的形式，也是他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
【三、诗歌内容】在诗歌内容上,陶渊明自然会写到农村的风景,但其主要的描写客体还是农村的生活以及农夫和农耕.而谢灵运的诗歌则偏重于山水风景.主要写诗人主体对山水客体的审美感受,他的诗往往和纪行联系在一起.陶渊明主观上崇尚自然,热爱自然,但客观条件也逼迫他不得不这么做!因此,他经历了一个普通农民所经历的一切,甚至是乞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开荒种豆,披星带月的劳动.安贫乐道的他以一个农民的身份躬耕垄亩,参与到农业生产劳动中,只有作家亲身体验的社会生活才能成为作家笔下的素材,才能更加真切的让读者了解作家的心境.读者才能经过千百年以后,还能体会到陶诗所蕴藏的真意!而谢灵运的诗歌,内容无怪乎优游卒岁,湖光山色,登游揽胜.在他的作品里,我们仿佛跟着诗人游览一个又一个的人间佳境,仿佛是有韵整齐的山水游记散文.诗人从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这一切.也与士大夫耻于农事的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农事劳作,鸡鸣狗叫的村居情趣,在谢诗里是难觅踪迹的. 在创作方法及艺术风格上,陶渊明写作的诸多田园诗歌里,可以清楚地发现,陶渊明的写作目的并不在于对田园生活的客观描写,而在于体现自然和各种生活中的意象相结合的感受与情趣.陶诗在选材上,经常截取方宅,草屋,榆树,桃李,村落,狗吠,菊花等田园意象,几乎无不摄入笔端.这些意象都是最能引起诗人思想感情的东西,达到意象与感情的共鸣.陶渊明做诗自然平淡,并不追求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极其相似,在描写当中,也不追求情节的曲折往复,陶诗所描写的都是人人可见之物,普普通通的农家常事.用这些家常事来伸发出自己高于别人的哲理.陶渊明通过创作,经常把自己比喻成:青松,归鸟,菊花等等,尤其是菊花,来表现自己不同于流俗,坚贞孤高的品格和爱好自由的感情.同伟大诗人屈原的香草美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菊花也成了陶渊明的代称.陶渊明开其先导以后,历代吟咏菊花的文人习作渐渐多了起来.例如陶诗《归园田居》其三有诗云: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在此,诗人截取日常农事活动为创作素材,语出自然,真率,选择自己热爱的田园生活和劳动场景入手,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位农民,衣着简朴,荷锄躬耕,种豆南山的情景历历在目.诗人久在樊笼,复得自然的快乐洋溢在字里行间,连露水浸湿了衣服都浑然不觉.谢灵运的诗歌更注重山水景物的描摹刻画.这些山水景物往往是独立于诗人性情之外的,是诗人描摹的客体,在谢诗里,山水姿态已占据了主导地位,穷貌极物成了主要的艺术追求,陶渊明诗里情景交融的情况在谢诗里被严重的割裂了.谢灵运着力地勾勒描绘,想把山水,四时,朝昏,阴晴的变化一一再现出来,达到了巧似的地步,他没有进入陶诗的浑然一体的境界,他却把景物分解成一个又一个镜头，象电影的镜头一样展示给读者。
这样，陶诗和谢诗的艺术风格也就迥然各异了。
陶渊明写松意不在写松，写菊意不在写菊，意在言外；谢灵运写风就是风，写月就是月，写山就是要描尽山态，写水就要写尽水姿，象中国的工笔画。
陶谢归隐的目的、方式、角色不同，自然也形成他们各自不同的诗歌艺术。
对陶渊明和众多“失意”诗人共同抱有的“桃园梦”有什么感想与看法
对黑暗现实已不抱任何希望的才子们将希望寄托给隐居后的幻象，这虽是美好 但也不免是一厢情愿，固步自封的行为。
这样下去只能让时局更加混乱 世间更加黑暗。
所以失意的诗人们应该首先正视自己 然后再敢于面对已经疮痍的国家 找到好的方式证明自己，这才是古往今来所有伟人们正确的做法。
（就写这些吧，希望对您会有帮助）
陶渊明在文中流露出的思想感情比较复杂,你认为是积极向上的还是失意消沉的
我认为两者都有，首先他的主要感情是消极的，因为中国文人讲究进则达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
独善其身自古以来都是文人的第二选项，陶渊明与同期的文化名人及官场朋友相比，显然是少了一分圆滑与灵活，最终导致他的辞官隐居，陶渊明的作品中并没有讲述官场生活影响了他个人的创作天赋，但是却大量暗含了出淤泥而不染的思想，至少可以说明离开官场并非因为对于文学上的追求，而是因为官场生活带给他的压力之大。
使他只能“出淤泥”却不能在淤泥中不染的生存。
在这些大量的消极思想中，他仍然有一些积极思想值得我们学习，那就陶渊明自己身为一个文人那种纯粹的情操，这份情操，既是淘生存的目的，也是淘生存的结果，也正是这份积极的情操，使得陶渊明在食不果腹，靠老农救济度日的情况下，仍然没有堕落到与酒为友欢唱“酒里乾坤大”，仍然能够写出”采菊东篱下“综上所述，我认为陶渊明是一个对外部社会充满消极思想，但对自己的人生追求又饱含积极向往的人。
同是仕途失意，陶渊明将政治理想寄托于想象中的美好世界，欧阳修则寄情山水，与民同乐。
我赞同欧阳修的生活态度，因为欧阳修的生活态度更真实，真自然，美好的想象总是经不起现实的考验的，就像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一样，后来人们去寻找桃花源不也是无功而返吗。
中国古代官场失意而从事作诗的是人都有哪些
中国古代官场失意而从事作诗的诗人太多太多，比较有名的诗人一般都经历过官场失意的，所以说杜甫有诗曰：“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下面是你所找的著名失意诗人的列表。
（大部分都遭到过贬官的哦） 按时间排序 先秦：屈原 魏：曹植 晋：陶渊明 南北朝：谢灵运 唐：骆宾王，陈子昂， 王昌龄，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孟郊，贾岛，白居易，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李商隐，杜牧 宋：王安石，苏轼，陆游， 辛弃疾 清： 龚自珍 谢灵运（385～433）南朝宋诗人。
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
出生于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
因从小寄养在钱塘杜家，故乳名为客儿，世称谢客。
又因他是谢玄之孙，晋时袭封康乐公，故又称谢康乐。
晋末曾出任为琅琊王德文的大司马行参军，豫州刺史刘毅的记室参军，北府兵将领刘裕的太尉参军等。
入宋后，因刘裕采取压抑士族政策，降爵为康乐侯，出任永嘉太守，临川内史等职。
元嘉十年（433）被宋文帝（刘义隆）以“叛逆”罪名杀害。
屈原（前339
～前278
）战国末期楚国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
名平，字原。
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
丹阳（今湖北秭归）人。
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楚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
”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位为左徒、三闾大夫。
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
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
怀王十五年（前304），张仪由秦至楚，以重全收买靳尚、子兰、郑袖等人充当内**，同时以“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
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
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
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
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
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
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怀王遂被秦扣留，最终客**秦国，楚襄王即位后继续实施投降政策，屈原再次被逐出郢都，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二水之间。
楚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屈原悲愤难捱，遂自沉汩罗江，以身殉了自己的政治理想。
曹植(192～232)，三国时魏国诗人，男。
沛国谯县（今安徽省亳州市）人。
字子建。
他是曹操之妻卞氏所生第三子。
曹植自幼颖慧,年10岁余,便诵读诗、文、辞赋数十万言,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深得曹操的宠信。
曹操曾经认为曹植在诸子中“最可定大事”，几次想要立他为太子。
然而曹植行为放任，屡犯法禁，引起曹操的震怒，而他的兄长曹丕则颇能矫情自饰，终于在立储斗争中渐占上风，并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得立为太子。
建安二十五年，曹操病逝，曹丕继魏王位，不久又称帝。
曹植的生活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他从一个过着优游宴乐生活的贵公子，变成处处受限制和打击的对象。
黄初七年(226),曹丕病逝，曹睿继位，即魏明帝。
曹睿对他仍严加防范和限制，处境并没有根本好转。
曹植在文、明二世的12年中，曾被迁封过多次，最后的封地在陈郡，232年12月27日曹植逝世，卒谥思，故后人称之为“陈王”或“陈思王”。
陶渊明（约365－427）东晋大诗人。
又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
他出身于破落官僚地主家庭。
从小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对生活充满幻想，希望通过仕途实现自己“大济苍生”的宏愿。
自29岁起，曾任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
他不满当时土族地主把持政权的黑暗现实，任彭泽县令时，因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仅80多天就辞官回家，作《归去来兮辞》，自明本志。
从此“躬耕自资”，直至63岁在贫病交迫中去世。
他长于诗文歌赋，诗歌多描写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其中的优秀作品隐含着他对腐朽统治集团的憎恶和不愿同流合污的精神，但也有虚无的“人生无常”“乐天安命”等消极思想。
另一类题材的诗，如《咏荆轲》等，则表现了他的政治抱负，颇为悲愤慷慨之音。
散文以《桃花源记》最有名。
陶渊明的诗文兼有平谈与爽朗的风格，语言质朴自然，又极为精炼。
有《陶渊明集》。
骆宾王(640-?)，婺州义乌(今属浙江)人，早年落魄无行，但诗文早有名，平生只做过主簿一类的小官，参加过徐敬业讨伐武则天的义兵，为徐起草了《讨武氏檄》，后来兵败亡命，不知所终。
也是初唐四杰之一。
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人。
年轻时使年任侠，睿宗文明元年进士，武则天执政时，任时麟台正字、右拾遗等小官。
他对自六朝以来浮华绮丽的诗风深感不满，力求改革，在诗歌创作与理论上都作出过重要贡献。
王昌龄(690-756?)，字少伯，今陕西西安人，一说为南京人或山西太原人。
开元十五年进士，一生只做过中下级官吏，安史之乱时，于还江宁途中被亳州刺史闾丘晓杀害。
诗以写宫怨、边塞、送别为佳，尤长于七绝，有“七绝圣手”之称，时人推为“诗家天子”。
孟浩然(689-740)，名浩，字浩然，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人。
除了四十岁时到长安应过一次科考外，一直在家乡鹿门隐居读书、写诗自娱。
诗多以山水田园为题材，是盛唐主要的山水田园诗人，与王维齐名，合称“王孟”。
王维(701-761)，字摩诘，原籍祁(今山西祁县)，其父迁居于蒲州(今山西永济西)，遂为河东人。
开元进士。
任过大乐丞、右拾遗等官，安禄山叛乱时，曾被迫出任伪职。
其诗、画成就都很高，苏东坡赞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尤以山水诗成就为最，与孟浩然合称“王孟”，晚年无心仕途，专诚奉佛，故后世人称其为“诗佛”。
李白(701-762)，字太白，晚年自号青莲居士。
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先世于隋末流徙西域，出生于当时唐安西大都护府所在的碎叶城(今吉尔斯坦境内)。
天才横溢，被誉为谪仙人。
其诗想象丰富，构思奇特，气势雄浑瑰丽，风格豪迈潇洒，是盛唐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
二十岁时只身出川，开始了广泛漫游，南到洞庭湘江，东至吴、越，寓居在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县）。
他到处游历，希望结交朋友，干谒社会名流，从而得到引荐，一举登上高位，去实现政治理想和抱负。
可是，十年漫游，却一事无成。
他又继续北上太原、长安，东到齐、鲁各地，并寓居山东任城（今山东济宁）。
这时他已结交了不少名流，创作了大量优秀诗篇，诗名满天下。
天宝初年，由道士吴人筠推荐，唐玄宗召他进京，命他供奉翰林。
不久，因权贵的谗悔，于天宝三、四年间（公元 744或745年），被排挤出京。
此后，他在江、淮一带盘桓，思想极度烦闷。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冬，安禄山叛乱，他这时正隐居庐山，适逢永王李遴的大军东下， 邀李白下山入幕府。
后来李遴反叛肃宗，被消灭，李白受牵连，被判处流放夜郎（今贵州省境内），中途遇赦放还，往来于浔阳（今江西九江）、宣城（今安徽宣城）等地。
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病死于安徽当涂县。
杜甫(712-770)，字子美，其先代由原籍襄阳(今属湖北)迁居巩县(今属河南)，为初唐诗人杜审言之孙。
因诗中常自称少陵野老，又做过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少陵、杜工部，其诗善于选择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题材，反映出当时政治的腐败，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民的愿望，他的许多优秀作品，显示了唐代由开元盛世转向分裂衰微的历史过程，因被称为“诗史”。
诗风沉郁顿挫，语言精炼传神，对后世诗人影响极大。
杜甫三十五岁以前读书与游历。
天宝年间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职。
安史之乱开始，他流亡颠沛，竟为叛军所俘；脱险后，授官左拾遗。
乾元二年（七五九），他弃官西行，最后到四川，定居成都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有杜工部之称。
晚年举家东迁，途中留滞夔州二年，出峡。
漂泊鄂、湘一带，贫病而卒。
孟郊(751-814)，字东野，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早年隐居河南嵩山，四十多岁才中进士，只做过县尉一类的小官。
一生困顿，性情耿介，诗多描写民间疾苦和炎凉世态。
语言力戒平庸，追求瘦硬奇僻的风格。
与贾岛齐名，人称“郊寒岛瘦”。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
幼孤贫刻苦好学，德宗贞元八年进士。
曾任监察御史，因上疏请免关中赋役，贬为阳山县令。
后随宰相裴度平定淮西迁刑部侍郎，又因上表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
做过吏部侍郎，死谥文公，故世称韩吏部、韩文公。
是唐代古文运动领袖，与柳宗儿合称韩柳。
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重气势。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县解州镇)人，世称柳河东。
德宗贞元年九年进士，又举博学鸿词科。
官礼部员外郎，因参与变革的王叔文集团，被贬为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人称柳柳州。
诗文在当时都很有名，和韩愈共同领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号士。
其先世为太原人，后迁居下圭(今陕西渭南)，出生于河南新郑。
贞元十五年进士。
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又自号乐居士。
他一生作诗很多，以讽喻诗为最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
叙事诗哪《琵琶行》、《长恨歌》等也极有名。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自言祖籍中山(今河北定县)，贞元九年进士，登博学鸿词科，授监察御史，因参加王叔文变法，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失败后被贬为朗州司马，迁连州刺史。
后因宰相裴度力荐，任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世称刘宾客。
与柳宗元交好，人称“刘柳”，又与白居易常相唱和，又并称“刘白”，诗风格清新，宛转含蓄，善于吸收民歌的精华，并多反映社会生活。
贾岛(779-843)，字阆仙，一作浪仙，范阳(今河北涿县)人。
初落拓为僧，名无本，后韩愈劝之还俗。
屡考进士不中，曾任长江主簿，人称贾长江。
是有名的苦吟诗人，以追求清奇、冷峭的意境著称，又重炼字。
与孟郊齐名，人称“郊寒岛瘦”。
杜牧(803-852)，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宰相杜佑之孙。
太和二年进士，曾为江西观察使和宣歙观察使沈传师及剑南节度使牛僧孺的幕僚。
历任监察御史，黄、池、睦诸州刺史，后入为司勋员外郎 ，终中书舍人。
诗豪爽清丽，自成风格，人称“小杜”。
又与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
李商隐(813-858)，字义山，号玉溪生。
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
开成进士。
因处于牛李常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
其诗构思新奇，风格农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写得缠绵悱恻，为人传诵。
但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都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之诮。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
字介甫，晚号半山。
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
仁宗庆历进士。
嘉佑三年(1058)上万言书，提出变法主张，要求改变“积贫 积弱”的局面，推行富国强兵的政策，抑制官僚地主的兼并，强化统治力量，以防止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
神宗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
次年任宰相，依靠神宗实行变法。
并支持五取西河等州，改善对西夏作战的形势。
因保守派反对，新法遭到阻碍。
熙宁七年辞退。
次年再相；九年再辞，还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封舒国公，改封荆，世称荆公。
卒谥文。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
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 眉山（今属四川）人。
苏洵子。
嘉佑进士。
神宗时曾任祠部员外郎，因 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
后以作 诗“谤讪朝廷”罪贬黄州。
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等， 官至礼部尚书。
后又贬谪惠州、儋州。
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 。
南宋 时追谥文忠。
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
陆游：（1125-1210）南宋诗人。
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始终坚持抗金，在仕途上不断受到当权派的排斥打击。
中年入蜀抗金，军事生活丰富了他的文学内容，作品吐露出万丈光芒，成为杰出诗人。
词作量不如诗篇巨大，但和诗同样贯穿了爱国主义精神，“气吞残虏”。
辛弃疾:（1140－1207），南宋词人。
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
出生时，山东已为金兵所占。
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
任职期间，采取积极措施，招集流亡，训练军队，奖励耕战，打击贪污豪强，注意安定民生。
一生坚决主张抗金。
在《美芹十论》、《九议》等奏疏中，具体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夸大金兵力量、鼓吹妥协投降的谬论，作了有力的驳斥；要求加强作战准备，鼓励士气，以恢复中原。
他所提出的抗金建议，均未被采纳，并遭到主和派的打击，曾长期落职闲居江西上饶、铅山一带。
晚年韩□（tuo1）胄当政，一 度起用，不久病卒。
龚自珍(1792-1841)，清末思想家、文学家。
字尔玉，又字璱人；更名易简，字伯定；又更名巩祚，号定盦，又号羽琌山民。
浙江仁和(今杭州)人。
出身于世代官宦学者家庭。
祖父龚禔身，官至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著有《吟朦山房诗》。
父丽正，官至江南苏松太兵备道，署江苏按察使，著有《国语注补》、《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书。
嘉庆二十四年会试落选后，他又参加五次会试。
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会试,始中进士，时年38岁。
在此期间，他仍为内阁中书。
道光十五年（1835），迁宗人府主事。
改为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
两年后，又补主客司主事。
这类官职都很卑微，困厄下僚。
48岁，辞官南归（道光十九年，1839）。
50岁，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为鸦片战争第二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