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敦煌莫高窟”的诗句有哪些
飞来峰相传有一天，灵隐寺的济公和尚突然心血来潮，算知有一座山峰就要从远处飞来，那时，灵隐寺前是个村庄，济公怕飞来的山峰压死人，就奔进村里劝大家赶快离开。
村里人因平时看惯济公疯疯颠颠，爱捉弄人，以为这次又是寻大家的开心，因此谁也没有听他的话。
眼看山峰就要飞来，济公急了，就冲进一户娶新娘的人家，背起正在拜堂的新娘子就跑。
村人见和尚抢新娘，就都呼喊着追了出来。
人们正追着，忽听风声呼呼，天昏地暗，“轰隆隆”一声，一座山峰飞降灵隐寺前，压没了整个村庄。
这时，人们才明白济公抢新娘是为了拯救大家，于是就把这座山峰称为“飞来峰”。
2、飞来峰又名灵鹫峰，高168米。
相传东晋咸和初年，印度和尚慧理云游到此，看到这座嶙峋石山，认为很像印度灵鹫峰，说“此乃中天竺国灵鹫出之小岭，不知何以飞来
”此后，他就在这里建寺，名灵隐，将寺前石山称飞来峰。
灵隐寺天王殿外有一冷泉亭，据说苏东坡在杭州做太守时，常在冷泉亭上饮宴赋诗.飞来峰是江南少见的古代石窟艺术瑰宝，可与四川大足石刻媲美。
苏东坡曾有“溪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峰”的诗句。
佛教对中国历史文化有哪些影响
佛教自东汉后期传入中国后，经过一千多年的传播和融合，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方面，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佛教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它又与中华传统文化相互相影响，改变着中华文化的内涵，对中国传统哲学、文学、语言、艺术与民俗有着深刻的影响。
1、佛教对中国哲学的影响 佛教是一种宗教,也是一种文化,包含了很深的哲学思想。
自从佛教传来中国，中国的传统思想观念，如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等便不断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
佛教的一些概念、意识、理论、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逐步进入中国人的头脑。
在经过长期的冲突和磨合以后，逐渐与中国原有的思想相融合，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一部分。
例如中国传统哲学注重以家长制的血缘关系为依据的伦理道德准则的论证，重视以治国安民为出发点的天人关系的考察，对人和一切生命的本源、对宇宙本体，虽也有涉及，但论证不深入，也不统一。
虽重视敬神祭祖，“神道设教”，但对灵魂和死后的世界，缺乏神学论证。
提出了性善、性恶等人性论和从凡至圣的说教，然而对心理的分析论证却比较粗糙。
佛教的传入，以其庞杂的大小乘的宗教教义和哲学理论，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刺激和启发作用，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论证方法，从大的方面说，佛教理论中的时空无限、体用相即、心性净染(善恶)以及对心理作的细密分析，对心在解脱成圣中的决定作用的论证等，都对中国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佛教的将宇宙本体(真如、实相、法性)与心性(佛性、真觉本心)相沟通的“理”概念的提出，禅宗的“即心是佛”、“识心见性”的解脱论，直接推动了宋明理学的形成与发展3。
宋明理学关于天理和性、夭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理论，以及主静、主敬的修身方法，都直接受到了佛教的影响。
2、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深入到文学的各个领域。
从文学理论到具体的创作技巧，从体裁文体到具体的创作内容，到处可见。
首先，许多佛典本身就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如《维摩诘经》等，本身就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其次，佛教对中国诗文有着重要的影响。
例如五万余首唐诗，平均每十首就有一篇关于佛教的，尤其是佛教中的禅宗。
其中王维、韦应物、魏源、李叔同的诗中都有佛学的痕迹。
以王维为例。
王维，字摩诘，即源自于《维摩诘经》。
作为一名山水田园派诗人，他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用了大量的“空”字，因为佛教所言一切皆空。
如诗句“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寒空法云地，秋色静居人”；再次，佛教对我国的小说也有很大的影响。
例如四大名著中的《西游记》就有佛学的理念：孙悟空无论上天还是入海，甚至自称齐天大圣，但也逃不开如来佛的手掌；世间有菩萨、有投胎、有地域、有饿鬼。
又如《红楼梦》中开篇就是一个僧人和一个道士的对话，贾宝玉最终出家，荣华富贵一切皆空；另外逻辑学一个源头——因明学就是来自佛学。
3、佛教对中国语言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语言的发展也有直接的影响。
一方面表现在汉语词汇上：汉语词汇有三分之一取自佛教或受佛教影响。
像一些取自于佛教的词语，如刹那，在佛学本意是人产生坏想法的时间；世界，佛学本意是指过去现在未来称“世”，上下八方成“界”；天花乱坠，本是指乔达摩悉达多的讲法，得到众人的信服，甚至连顽固的石头都已经点头了；瞎子摸象，佛学是指众生被愚痴所障，不了解宇宙的真相；五体投地，本是佛教的一种礼仪。
类似的词汇不胜枚举。
受佛教影响的词语也很多，比如，“解脱”一词最早出自《史记》，本意是消减、开脱。
后来随着佛教的传入，被注入了新的含义，即摆脱苦恼，得到自在。
另一方面，在汉语音韵方面，也可以看出佛教的影响。
佛教文化是汉语文化的渊源之一,它推动了汉语语言方法论的变化。
南朝时，人们在佛教梵声的影响下,把字音的声调高低分为平上去入四声,用于诗的格律,推动了音韵学的发展和格律诗的产生。
在注音方式上,古代学者将东汉以来盛行的直音改为反切,也可能与梵语拼音的影响有关4。
4、佛教对中国艺术的影响 在中国古老的艺术长河中，佛教的影响同样是不可否认的。
无论是在建筑、绘画、雕刻艺术方面，还是在音乐、舞蹈、戏剧艺术方面，都渗透着佛教的影响。
比如在建筑方面，佛教的传入大大增加了我国建筑艺术的光辉。
据《后汉书·襄楷传》记载,延熹九年(166年),襄楷上谏桓帝曰:“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
”这是我国关于寺庙的最早记载。
从此,我国的建筑样式加入了印度的建筑风格。
从唐朝诗人杜牧的诗句“南朝四百八十寺”中可知,当时就金陵这个地方就有四百八十寺之多。
而建筑寺庙者除了有僧侣,还有帝王和个人。
建寺的缘由有的是为人祈福,有的是人民为帝王所造,有的寺庙则是作为居住地。
我们还可以从《洛阳伽蓝记》记载永宁寺的盛景中窥探当时寺庙的壮丽辉煌。
在绘画方面，印度佛画的传入，对我国绘画的内容、形式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刺激并扩大了中国人物画的表现题材，出现了描摹历代帝王像、孔子像、老子像的绘画品种；佛画创作运用的具有明显立体感效果的晕染法，给中国绘画带来了新的技法；佛教壁画的流行，促使我国佛道寺观迅速发展等。
而在音乐方面，佛教音乐称为“梵叹”。
《高僧传》说:“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唤。
昔诸天赞叹，皆以韵入弦管”。
佛教为扩大影响，在做大的法事活动中经常伴之以音乐。
南朝齐朝萧子良曾招致名僧，“造经贝新声”。
北方寺院也盛行佛曲，在《洛阳伽蓝记》中有“梵乐法音，耻动天地”的记载。
隋唐宫庭中设置“七部乐”和“九部乐”，西凉乐有舞曲《于闻佛曲》，天竺乐有舞曲《天曲》。
明清时佛教音乐自成体系，有整理的管乐曲谱和歌曲6。
因此，在中国音乐史上佛教音乐也占有一席之地。
除此之外，佛教在雕刻、舞蹈、戏剧等方面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随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发展，中国艺术中佛教的因素处处可见。
5、佛教对中国民俗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逐渐流行于民间。
一方面，佛教里有许多节日，随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融合，这些节日也慢慢越出了佛教寺庙的高墙，与中国的民俗节日相结合，走进人们的世俗生活，成为民间普遍的岁时风俗。
如佛诞节、盂兰盆节、佛成道节等。
另一方面，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影响了我国人民的传统信仰，给中国人的本土信仰增添了新鲜的色彩。
“家家观世音，处处弥勒佛”景象充分说明了佛教信仰已融入了佛教的世俗生活。
佛教的交易深入人心，如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等与中国原有的灵魂观念相结合，对中国的丧葬习俗产生了重大影响。
佛教以慈悲为怀、不杀生的思想亦使民间形成了放生的习俗7。
6、佛教对中国科学发展的影响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民族，在科技方面为人类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而佛教在向中国的传播中，为我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些贡献也是多学科、多领域的。
例如天文、地理、数学、医学等。
特别是在天文历算和医学方面，如唐代的高僧一行，是中国古代天文历算史上的伟大代表之一；佛教的传入，也带来了南亚地区的医药知识，推动了我国医药的发展~
关于龙门石窟的古诗
游龙门诗十二首宋.韩维李公旧林壑，及此与几授清泉流不竭竹老逾秀。
我惭疏野人，来值溪。
圣善寺陟迳凡几盘，坐堂聊一息。
龙去空旧岩，崖崩有遗石。
不见林下僧，鸟啼山寂寂。
石楼索回陟云根，结构出石面。
河倾八滩恶，野豁两崖断。
旷然怀抱开，举酒临壮观。
西溪我从南岭来，引辔下云木。
不知溪流处，但见翠满谷。
凉叶覆山泉，修篁医茅屋。
香山上方贪奇忘我劳，上上不复省。
穷游尽人迹，却立看佛顶。
日暮不忘归，青山满烟景。
白傅影堂远人乘化往，生死不为累。
肖象即当年，忘言非翼世。
一奠祠下觞，清风肃然至。
宝应寺林峦若无路，钟磬时出谷。
凿石排僧龛，研金画佛屋。
日没上方夕，明灯满云木。
广化寺日照香刹端，风生石门下。
精诚或有祷，嘉况如可把。
安得飞片云，坐看灵泽洒。
利涉塔院许公读书地，尘像一来拂。
门掩僧不归，檐低燕飞出。
高人不可见，石塔镇寒骨。
卢溪伊人没已久，溪溜亦如线。
淳风揖老僧，清阴坐春院。
始晤入山深，幽林鸟声变。
菩提院望雒亭兹亭何岧峣，下瞰伊与洛。
惟昔定鼎地，绝云飞观阁。
姬公安在哉，气象空回薄。
乾元寺林深寺独在，谷转路犹邈。
徐行出万木，斗起造双阁。
一践清凉境，始知人世浊。
白马寺诗宋.李廌湠漫汉江皋，迤逦楚山岫。
衡门掩半麓，飞甍耸层构。
高林敞华榱，双泉逼瑶甃。
龟鱼水中坻，牛马饮残溜。
我卜关外居，此计春可就。
参差菱荇香，猗傩参术秀。
行吟池上篇，来倒壶中酎。
随佛教进入中国的印度文化有哪些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印度文化也大量涌入。
印度人的哲学、诗歌、传说、寓言、民间故事、音韵学、医学、武技、幻术等等，渐渐为中国人所熟悉、所喜爱、所接受。
《摩诃婆罗达》是印度最古老的大战史诗，出现于纪元前第三或第四世纪；歌颂英雄罗摩的《罗摩衍那》（意译为“罗摩游记”）出现得则较晚些。
这两部长诗至今还是印度家喻户诵的诗篇。
此外，还有《佛所行赞》与《罗怙系谱》（怙：hù）、《童子出生》等，都是很长的叙事诗。
特别是《佛所行赞》等译成中文后，对于中国的诗歌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像《孔雀东南飞》（全诗353句，1765字，被视为汉乐府叙事诗发展的高峰）那样的诗中新体，很可能由于受印度长诗的影响而产生；至于传说、寓言、民间故事等，中国与印度所流传的往往从一个母体诞生，其中有不少情节面貌颇为相似。
这里的影响，或许是相互的，有些恐怕已经很难考查明白了。
四声，本是汉语言所固有的，但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并明确地定为平上去入，则是受了印度语言的影响。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知识界只注重汉字的形象和意义，对汉字的声音并不十分重视。
东汉以后，很多知识分子开始学习印度的古文字梵文。
学习中他们发现，印度人研究语言时所关注的，是文字的声音而不是文字的形象，这引起不少人的注意，于是人们也开始研究汉语里的声音，并逐渐建立起中国的汉语音韵学。
在南齐永明（武帝，公元482年继位，改年号为“永明”，在位11年）时代，住在建康（今南京）的外国人很多，他们都用自己本来娴习的声调转读佛经。
建康的土著和尚学习了这一套本领，成为善声沙门。
据史书记载，居住在建康审音文士也受了这种影响，其中最著名的周颙（zhōuyǒng，公元
～485年，南朝齐音韵学家，曾撰《四声切韵》）和沈约（公元441～513年，南朝梁文学家、史学家，为齐梁时文坛领袖，著有《四声谱》）就是四声的发现者和确定者。
到了隋朝（公元581~618年），又有些学者在分析每个汉字的辅音和元音的基础上，定出了汉语一切字的读音系统。
平上去入四声的发现和确定，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平仄律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古代印度的医学相当发达。
印度医药是紧跟着佛教传人中国的。
中国古代医学中常常讲到的岐伯，很可能就是古代印度富有神话色彩和传奇色彩的大医学家Jivaka的音译。
最早到中国来译佛经的安息国僧人安世高所译《捺女耆城因缘经》中，讲到了神医耆域的种种奇术，耆域所指，与中国医书中的岐伯是同一个人。
三国时候有一位神医叫华伦，《三国志·华佗传》中记载了有关他的许多奇术，比如他能给病人破腹洗肠，然后再缝好，一个月之内便可平复；广陵太守陈登得了病，“胸中烦懑，面赤不食”，华佗为他诊过脉，告诉他说，他肚子里有许多虫子，是因为吃腥东西太多造成的，于是给他煮了二升汤，先让他喝一升，过一会儿再喝一升，喝下之后不久，陈登便吐出将近三升的红头虫子，等等。
华佗的故事与《捺女耆域因缘经》里的故事十分相似，其中极可能有一些渊源。
这个事实说明，像《三国志》（历史著作，西晋陈寿撰，共65卷。
此书为纪传体断代史，较完整地记录了三国60年间的历史。
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前四史”）一类的中国正史已经受到了印度传说的影响。
据此也可推断，古代印度著名的外科手术大概在这个时期已经传到了中国。
《隋书·经籍志》（《隋书》，唐魏征等著，纪传体隋代史，85卷。
其中《经籍志》创立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成为旧目录书籍分类的标准）中记载有一些医书的名字，比如《龙树菩萨药方》、《龙村菩萨和香法》、《龙树菩萨养性方》、《婆罗门诸仙药方》、《婆罗门药方》等等。
只看书名就可以知道，这些医书都与印度有关。
尽管《隋书》中记载的这些书籍都已散佚（yì，散失。
失传），但可以肯定，它们在隋唐时代必然起过作用。
事实也正是这样，唐代著名医典如《外台秘要》、《真人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都有不少印度成分。
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里也有印度医学理论和药材的介绍。
中国的许多医典里还谈到印度的眼科，因为眼科也是从印度传进来的。
唐代诗人刘禹锡（公元772～842年）曾写过一首题为《赠眼医婆罗门僧》的诗，同样给我们留下了印度眼科的明证，诗曰：“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
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
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
师有金蓖（bì）术，如何为发蒙。
”描写自己患白内障的情景，真切而生动。
当时的中国皇帝对印度医生特别信任，贞观（唐大宗李世民年号，起始于公元627年，终止于公元650年）六年，太子患病，太宗下令迎印度医生波颇人宫，为太子治病，波颇在宫中住了100多天。
随着佛教的传播，印度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等艺术也逐渐在中国的土地上生了根，并开出艳丽的花朵。
音乐古代印度人有着勇猛、快乐的人生观。
在印度古代最神圣的圣经宝典《梨俱吠陀中》，就记载有印度人喜爱的体操、斗羊、弓术、竞技、唱歌、舞蹈、野游等各种游戏。
声乐与器乐，在那个时代已经并行。
当时印度人所用的乐器有笛、太鼓、尾那等，到佛教时代，乐器的种类就更多了。
《妙法莲华经》中所记的“萧、笛、琴、箜篌、琵琶、铜铙钹’（铙：náo，钹：bó）等，都可在敦煌壁画和云冈石刻中见到，由此可知这些乐器早已传人中国。
特别是箜侯，中国人在汉代时就已能够仿制。
箜篌盛行，才有了题为《箜篌引》这样的乐府诗，才有《孔雀东南飞》中“十五弹箜篌’的诗句。
箜篌是古印度的代表性乐器，印度文学及汉译佛典中有许多关于此种乐器的记载。
在北魏时期开凿的云冈石窟（位于山西大同市西武周山南麓）中，所刻不少乐伎都抱有箜篌，敦煌壁画中也绘有很多箜篌，在印度佛陀伽耶发掘的石刻，有弹箜篌，为四世纪中叶至五世纪初笈多王朝时代的艺术品，与云冈石刻约略同时。
箜篌到隋、唐时又东传日本，现日本奈良正仓院尚存此器，为唐代旧物。
在日本古乐中，有《奏箜篌》，也与北魏石刻弹奏方法相似。
西域的另一种主要乐器是琵琶。
琵琶是古印度与波斯所共有的一种乐器，相传在汉代传人中国。
《隋书》卷十五《乐志》说：“今曲项琵琶、竖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
”这些乐器，既然出自西域，它的名称应该也是域外语的音译。
《宋书》卷十九《乐志》引晋傅玄《琵琶赋》说：“欲从方俗语，故名日琵琶，取其易传于外国也。
”可知外国俗语中，已先有了这个名称。
开始时，有的书中写做“枇杷”，有的书中写做“批把”，大概到了晋代，才写做琵琶。
由西域传人的琵琶，在汉、唐时期的文献中，约有三种：一种叫阮咸，一种叫曲项琵琶，一种叫五弦琵琶。
四弦曲项琵琶，又称屈茨琵琶。
屈茨、拘夷、丘慈、归兹、屈支、龟兹（qiúcí）都是Kucha的音译，即今新疆库车。
玄奘《大唐西域记》中说：“屈支国，管弦伎乐，特善诸国。
”在当时，龟兹是西域诸国中最能吸收印度文化并加以发展创造的民族。
印度文化的东来，到龟兹是一个中间站。
龟兹的管弦乐伎乐传人中国后，在隋、唐的宫廷中居于主导的地位。
龟兹琵琶的传习，与印度七调的传人，对于中国中古音乐的变迁，影响极大。
唐代诗歌中，有许多咏唱琵琶的诗篇和诗句。
大诗人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塑造了一个长安琵琶女的形象，成为极富独创性的千古名篇。
舞蹈印度舞蹈也与中国舞蹈结下了不解之缘。
舞蹈在近代中国，尤其是在汉民族中，可以说很不普遍，但在古代的中国，却是非常流行的。
汉、唐之际，中国舞蹈更是吸收了域外舞艺，逐渐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
域外舞艺中，印度与波斯的成分最为主要，特别是天竺舞艺，几乎领导了艺坛；西域各国的舞乐，无不受其影响。
印度人自古就喜欢舞蹈。
古印度人普遍尊敬的大神是湿婆，湿婆的另一称号便是舞王。
舞蹈在印度人的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娱乐。
祀神（祀：Sì，祭祀）、聚会、节令，人们都要歌唱、舞蹈，与古代中国相似。
这种风俗在印度一直流传至今。
在古梵文的《乐舞论》中，讨论了各种各样的表情与韵律，并说明不同的手势所代表的不同“语言”。
在印度阿旃（zhān）陀石窟和巴格石窟的壁画中，至今仍保存着古代舞蹈的优美舞姿；在中国的敦煌石窟壁画中，也保留有北魏到隋、唐时代的乐舞姿态。
中国与印度舞乐的接触，最早可以上溯到汉代。
东汉以后特别是北朝（公元386～534年）时期，天竺的舞乐，随佛教源源传人中国并占领了中国古舞的地位。
《旧唐书·乐志》中讲到的大面（代面）、拨头（钵头、拔头）、踏摇娘（苏中郎、苏郎中）等舞曲，据现代学者考证，都能从印度找出渊源。
兰陵王的服装面具、拔头舞与胡饮酒舞的古舞，由唐东传日本，被人们保存至今。
另外，传人_日本的舞蹈还有浑脱舞、苏幕遮舞等数十种，多是域外舞艺，只是在中国早已失传。
隋、唐时代，外来的舞乐最盛。
不过中国对印度乐舞，并非生硬的吞食，而是经过了融化与吸收。
唐代最有名的宫廷乐舞《霓裳羽衣舞》（裳：cháng），据史书记载，便是从西凉乐曲改制而成的；另一著名的宫廷乐舞《秦王破阵乐》，东传于日本，西传于印度，可以说是中国吸收外来乐舞后的一个伟大创制。
应该说，中国和印度的舞蹈，在唐代已经融为一体了。
中国在汉代以前的古舞，分为文舞、武舞．到唐代却分为软舞、健舞。
健舞的名称，在古梵文中可以找到根源。
这些健舞的姿势，在今天中国京剧的武打中，在杂技中，尚有不少存在；软舞如大垂手小垂手等，来自印度的北部与波斯；波斯的古画，北印度的古画以及唐代的舞涌中，都有这个姿态。
雕刻在古代，中国雕刻与印度雕刻原是各自独立发展的。
东汉以后，在与印度雕刻艺术接触的过程中，中国雕刻才发生了变化。
从印度现存的雕刻遗物看，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人们就已经能够创作出相当成熟的艺术品了，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印度雕刻，起初用木材，渐渐改用石材，因此有不少雕刻艺术品得以保存至今。
东汉以前，中国的雕刻虽已相当精美，但却缺少巨大制作，与印度风格差异较大。
佛教传人中国时，恰是印度的犍陀罗期与笈多期。
在印度艺术史上，与中国关系最为密切的也正是这两个时期。
犍陀罗艺术是入侵印度的希腊人创造的，人们以希腊神像为样板创作佛像，采用的是希腊、罗马风格，表情丰富，造型生动。
到笈多时期，印度人又努力复兴其固有的文学、宗教和艺术，兼取键陀罗艺术之长，雕刻风格也有明显变化。
中国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雕刻，恰恰受了印度笈多时代艺术的影响。
云冈石窟开凿于公元四世纪，正当笈多王朝盛期。
据文献记载，云冈石窟不仅样取自印度，而且还有印度僧人参与了开凿。
云冈石窟为中国三大石窟之一，其石雕造像有佛、菩萨、天王、力士等。
最大的佛像高达17米，最小的仅有几厘米。
大佛神态肃穆安详，虽静欲动。
窟壁多饰以浮雕，有佛像、佛教故事，还有礼佛像等，姿态逼真，场面生动。
云冈石窟的雕刻技术，继承并发展了秦汉时代的艺术传统，吸收并融合了外来的艺术精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对隋唐艺术的发展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在石窟中雕造佛像，源于印度。
此法传人中国，从北魏到隋唐，成就了不少伟大工程，除云冈石窟外，还有新疆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敦煌的千佛洞、太原的天龙山石窟、河北的响堂山石窟、辽宁义县的万佛堂石窟以及河南巩县的石窟寺和洛阳龙门石窟等。
如此丰富多彩的艺术造像，成了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乃至中印文化交流史的重要资料，更是光耀千秋的艺术瑰宝。
绘画印度的原始绘画与中国汉代以前的绘画，也是各自独立发展的，因此风格各异，并无相似之点。
东汉明帝时，蔡和秦景奉命赴天竺，用白马驮回佛像和佛经至洛阳；绘于白马寺内壁上的《千乘万骑三匝绕塔》（匝：zā），被认为是中国人创作最早的佛教画。
随蔡、秦同来的天竺沙门迎叶摩腾等，也曾画《首楞严二十五观之》于保福院。
那时，中国还没有绘制佛像的画家。
此后，随着佛教的传播，造佛像、建寺院之风逐渐由洛阳辐射到大江南北，擅作佛画的画家也越来越多。
东来传教的西域及印度僧人携来的佛画，多被中国画家当做临摹传写的范本。
由此，佛教画像及其装饰、构之法，便在中国的艺苑中扎下了根。
三国时代吴国人曹不兴，擅画龙、虎、马和人物，后受天竺僧人康僧会带到吴国的佛画影响，成为中国早期佛画家中最有名的一个。
曹不兴喜欢作大幅佛像，据说曾在50尺长的绢上画人物，运笔迅速，转瞬即成。
西晋画家、曹不兴弟子卫协，技艺更为进步，他吸收印度艺术长处，擅绘神仙、佛像及人物故事画，曾作《七佛》、《上林苑》、《北风诗》等；所绘人物，表情自然，栩栩如生。
东晋时代，杰出画家顾恺之（约公元345～406年，恺：kǎi）传承了两汉艺术，也创作了许多神仙、佛像和人物肖像画，所作建康（今南京）瓦棺寺壁画《维摩诘像》，光彩照人，轰动一时。
其绘画与理论，对中国画发展影响很大。
南朝梁画家张僧繇（yáo）擅画道教和佛教人物像。
梁武帝（萧衍，公元502~549年在位）崇信佛教，大兴佛寺，经常让张僧繇去作壁画。
张僧繇画的如来像、维摩诘像、卢舍那像，出神人化，生动异常。
相传他作安乐寺四白龙壁画，其中二龙点睛后旋即飞去，此后便有了“画龙点睛”这一典故。
中国绘画由六朝经隋唐的过渡，在唐代形成了一个生机勃勃、丰富多彩的局面：大画家辈出，新画派不断出现，在吸收外来技巧的基础上，民族风格逐渐确立。
这一时期，佛教题材仍在绘画中占有很大比重，许多大画家都与佛教有关，而且都画过佛画，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画家有阎立本、尉迟乙僧、吴道子、孙位（又名孙遇）以及大诗人王维等。
宋元时代，中国画发生了明显变化：壁画已不再像唐代那样占据重要地位；山水画、花鸟画以及世俗人物画都向卷轴方向发展。
且逐渐成为时尚。
但宋元时代毕竟还存在着佛教，存在着佛教的影响，所以佛画依然不绝如缕。
到明清时代，中国绘画进入了一个更加繁荣的时期，各种流派竞相发展，争奇斗艳。
这一时期，佛教对绘画的影响已不像宋代以前那样主要表现在佛画的绘制以及佛寺壁画上，而主要表现于画家的宗教信仰以及创作中对意境的追求。
画家中有一大批僧人或信仰佛教的人。
画论方面，也出现了以禅品画的倾向。
其代表画家有董其昌（公元1555~1636年）、陈洪绶（号老莲，公元1598~1652年）、八大山人（本名朱耷zhūdá，公元1626～1705年）、石涛（法名原济、字石涛，公元1642~1718年）等。
怎么才算是吃醋
心里面不得劲，看不得他（她）和别人太亲密友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