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没见过,但是神交已久用文言文怎么说
未见其人,然神交已久。
虽未睹其貌,然心向往之久矣。
未见其人,然心向往之久矣。
和“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主旨一致的诗句。
谢谢了,大神帮忙啊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先天下之乐而乐
形容真挚,深厚友谊的成语和古诗句
从浩瀚的文海中,翻阅历史的长卷,从历史的长河里,撷取美丽的浪花。
我分明看见,在那浪花的巅峰间,在那长河的低谷里,文字,记录了历史,文字,澎湃着自然。
历史是昨天的事情,是沉淀的昨天,这是做学问的人研究的事情,而我更喜欢历史里咏颂的自然。
历史是固定的,而先哲诗人笔下的自然,还在鲜活的存在着。
存在着连他们都不知道的事情,他们业已成为了历史,而他们咏颂的自然,至今仍在生息,经他们生花妙笔打扮过的自然,成为了后人追捧的圣地,而他们,被铭刻在历史中,成为了人文景观。
诗人,首先是人,然后才会写诗。
诗是他们对人生的感慨,诗是他们对自然的提炼,诗是他们对人生自然浓缩的精华。
于是,因为人们喜欢,这些文字被留了下来,因为人们爱戴,他们的名字被载入史册,因为贴近生活,他们的文字被口碑传送。
试问,有多少脍炙人口的诗句,至今不是还被人们当成经典吟唱吗
我喜欢自然,当然还是偏袒倾向描写自然的诗句。
从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说起,这位开宗的大师,生在长江边,长在庐山下,他的祖辈为官做仕,在学而优则仕年代,他也不得不走这条路。
然做过一任小官后,便“不堪吏职”辞隐了,在田园牧歌中寻找精神寄托。
他的《桃花源记》,他的“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日荷锄归。
”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满堂前”。
江南水土的养育,愤世嫉俗的经历,饮酒豪爽的性格,都化作了对自然的热爱,演变成文思喷涌的奇才。
在古稀有六的年龄,他偎着长江,枕着庐山静静的睡着了。
至此,历史上少了一位官,多了一个诗人,在中国历史的文坛上,他以自己的辉煌,奠定了百世田园之主的地位。
影响着诸如李白,杜甫这样的诗坛大家。
不禁想到诗仙李白,这位让人记不起唐朝,记得起李白的诗圣,更是追寻山水,歌咏自然的霸主。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仅此两句,大气回肠,神来之笔,可谓集天地之灵气,昭日月之精华。
他的诗太多了,太美了,轻柔的可听见声响,涌动的可看见激流,描绘的可走进其中,奇思构想的如入仙境,一缕仙气飘渺而来,聚集成一股霸气,一股无人超越的霸气。
诗人欣赏自然是抒发,诗人抒发来自自然的灵感。
他们视天地是万物的旅舍,看光阴为匆匆过客,更把人生比作南柯一梦,不失时机的相聚桃李园,赏花吟诗,相邀明月,把酒问青天。
捧月的众星罗布天际。
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多么令人叫绝的诗句,诗情画意,画意诗情,后人因此而作画追寻那诗中的意境,这字字珠玑真的是来自天籁之音,真的是无与伦比的境界。
那“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的豁达心境,或人或仙的情怀,想象力之丰富,比拟之奇妙,韦应物先哲同样奠定了自己唐朝诗坛的应有地位。
历史在走,一页一页的再翻过,再续写。
先是诗人后为散文家的徐志摩先生,本来学的不是文学,他本来可以走上另一条路。
但他接受新事物,不耻社会的丑陋,不满束缚的婚姻,拜梁启超为师,崇拜留学国度的浪漫诗人雪莱和拜伦,崇尚大自然的唯美,走上了文学之路。
《康桥月色》,《再别康桥》,融进异国他乡的情调,更抒发自己的情怀,赞叹自然的美丽。
《雪花》,那纯情的诗句,《我来扬子江买一把莲蓬》,那思念与怀情,读起来层层入境。
自然山水,在他们的笔下灵动升腾。
翻阅着,捧读着,崇拜着。
感慨着,思想着,澎湃着。
我喜欢真实的自然,我同样喜欢神游在文字的自然里,我不由的妄想,我真的似乎探摸到了诗人的脉搏,他们分明在轻轻的搏动,穿越了历史,跨过了时空,在搏动,在搏动…… 对于人生哲学,思想家是达之以理,诗人是表之以情,可以不借宗教之力而精神有所寄托,苦闷有所抒发,正如朱敦儒所云:“不修仙,不佞佛,不学栖栖孔子。
” 但反观历史,诗苑中的顶尖之作无一被历史偏爱,或许这正如一些人所说的“文章憎命达,作品憎溢美”,同时也证明了“短烁”与“长存”的铁律。
人心叵测,天心不颇。
大凡饱尝苦难的文人墨客,往往名留青史。
世间之事,各有其规,正所谓:圆行方止,各适其宜。
艺术与功利形同圆方难以相融。
写作乃高雅之事,与功名殊,与富贵舛,与世俗乖。
之所以自古哀怨起骚人,是因为中国士大夫“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迹”。
志起于穷,思源于厄,文成于愤。
人达多变,装腔作势,安能复有佳作耶
文不因赞而显,名不因谀而彰。
正如韩愈《答李翊书》道:“其观于人也,笑之则以为善,誉之则以为忧,以其犹有人之说者存也。
如是者亦有年,然后浩乎其沛然矣。
” 李白,这位不用溢美,其美自显的实力派诗人,这位中国历史上留下名篇最多的大家之一,他不是文学理论家,也未研究过诗论,但他深谙诗道,且以行代知,诗苑之果被他摘半。
除了“诗仙”还应荣膺“诗坛巨擘”的美誉,可用一字概括其诗道:狂。
凡文人必狂,梁简帝说:“立身之道,与文章异。
立身先须谨慎,文章且须放荡。
”只是方式不同:屈原之狂与李白之狂迥异;司马迁之狂与刘勰之狂有别。
李白是狂而不傲。
天宝初年,李白供奉翰林亦如此,他的许多举动亦属飞蛾扑火,然而客观上却成全了他那辉煌的艺术。
有一个事实很容易被忽视,即李白的成就不完全是天才使然。
天资聪慧,少已出众,是事实,然而比其优秀者有之,却没能取得同样成就。
个中原因乃在于其更具有按照艺术规律行事的自觉。
他不善溢美,相反近于苛刻地严格要求自己,其大部分作品皆因不满而自毁,留下不过十分之一。
谁能想到连脍炙人口且悲且壮,令人泣血,读之意夺神骇,心折骨惊的《蜀道难》也几次欲毁,在好友贺知章的劝说下才勉强保留下来。
在李白心中,艺术之难难于蜀道。
不知在李白面前,溢美者汗颜乎
北宋苏轼是其人倒霉、其作流芳的代表。
“乌台诗案”后苏轼霉气不散,祸事接踵,几乎无一日宁,无一天乐,曾两次欲自裁了事,未遂。
其曾自嘲,总结自己一生:心似以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生平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