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周南·关雎 带拼音的
诗•周南·关雎•先秦 关关雎（j鸠（jiū），在河之洲。
yo）窕（tiǎo）淑女，君子好（hǎo）逑。
参差荇（xìng）菜，左右流之。
窈窕淑女，寤（wù）寐（mèi）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zāi）悠哉，辗（zhǎn）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mào）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yuè)之。
诗词里的“韵部”是什么
一、 韵部概念： 写诗须押韵，古汉语第二册《诗经》中对韵进行了分类归纳，《古汉语》对韵有一个通论，通论十五《诗经》的用韵对古韵部的简单知识作了介绍。
诗词以中古韵部为主，但联系上古韵部，《诗经》用韵用的是上古韵。
通过读《诗经》可以了解到韵从古到今是有变化的，这种变化叫做历史音变。
在今天保存古代语音面貌较多的是广东话、粤方言、客家方言、闽方言，还有赣方言以及吴方言，但是到了北方方言已经看不到太多的古代语音面貌了。
历史音变是语音随着历史的变化，并且是非常有规律的。
一般认为音韵学是比较难学的，在以前还号称是绝学，而实际上语音变化的规律性是最强的、最严整的。
二、历史音变划分： 一般把历史音变分为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在时间上是这样划分的： 1、上古：先秦--晋（先秦、两汉、魏、晋）。
将上古的时间划分到晋，是因为到了晋，中国出现了五个少数民族（即：匈奴、鲜卑、羯、氐、羌）入主中原，使得之后的北方语音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因此把上古的最后分水岭划到晋。
2、中古：南北朝--宋。
中古的变化突出表现在唐、宋，跟上古相比，有比较大的出入。
3、近代：元、明、清。
宋之后出现了第二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就是元（即蒙古）的入主，这次发生变化后，那时的作品现在已经基本都能读懂。
4、现代：二十一世纪以来。
三、诗词韵部的区别： 诗词的韵部也有区别，例如：上古《诗经》的韵，中古唐诗宋词的韵以及近代元曲的韵差别都很大，元曲即元大都音系和今天已经差不多。
举例说明： 例一：《关雎》（《诗经》第一篇）：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这个很明显是押韵了，但到了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在现在看来根本没有押韵，但在上古却是押韵的，都押一个-k尾的入声韵。
例二：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唐诗）： 少小离乡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这首诗中的衰有两个音，即：shuai，cui。
在这里好多人都自作聪明的把这个字读作cui ，而实际上应该读作shuai ，是回的读音改变了，回在古代念huai 。
例三：杜牧的《山行》 ：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这首诗中的斜读作xie ，那个时候可以押韵，但现在已经不能够去押韵了，这是古韵的变化。
以上三例第一例为上古韵，其余两个为中古韵。
四、和韵有关的知识： 1、押韵 诗的第一个要求就是押韵，而由于历史音变，曾经押韵的诗如今读来已经不押韵了，所以需要有音韵学的知识，以免出现一些问题。
2、韵的分类： 韵头、韵腹、韵尾。
但有的韵母是头、腹、尾兼具；有的是有头、腹；有的是有腹、尾；有的只有腹。
押韵是可以不计韵头的，例如： 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宋）： 昼出耘田夜绩麻，麻是-α 村庄儿女各当家。
家是-iα 童孙未解供耕织， 也傍桑阴学种瓜。
瓜是-α 从中可看到押韵是不计韵头的。
3、韵脚 押韵的字叫韵脚。
诗句的押韵落在最后一个字上，《诗经》里面的韵有的没有落在脚上，《诗经》有一种现象，有的时候句末的一个字是虚词、虚字，这时考虑韵要抛开虚字，往前数，虚字之前的那个字才是韵字，所以《诗经》中会有韵脚是倒数第二个字的情况。
例如： 《周南·芣苡》 采采芣苡，薄言采之。
采采芣苡，薄言有之。
采采芣苡，薄言掇之。
采采芣苡，薄言捋之。
采采芣苡，薄言袺之。
采采芣苡，薄言襭之。
这里面之不是押韵的，采、有在上古是押韵的，掇与捋，袺与襭在现在还是押韵的。
4、韵根据韵尾辅音可分为：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
阴声韵：无辅音韵尾的韵，音节读下来收在元音上。
阳声韵：有辅音韵尾。
（-m、-n、-η）即鼻音韵尾,现在只有-n、-η两种，但在中古还有-m尾，并且今天的广东话还有-m尾，现在普通话中-m到-n中了。
入声韵：现代汉语中没有入声韵，但在广东话中有，辅音韵尾为（-p、-t、-k）即塞音韵尾，所有的入声韵在今天的普通话里都读阴声韵，就是脱落了，消失了。
古汉语中阳声韵、入声韵与阴声韵之间有一种非常微妙的变化关系，这种关系叫做对转关系，也就是韵腹相同的时候，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会有变化，实际上是语言内部的一种调节，例如：改革（同源字），两个字语音相近、相同，意思可能相关，叫做同源，同源就可能有对转的现象，改和革，改-α革-αt意思可以对转，是阴和入的对转。
再有，不伦不类，伦-类-t，是阳和入的对转。
宽-an阔-at,是阳入。
形声字，难、傩是阳声韵和阴声韵的对转；先、洗，先是阳声韵，洗是一个阴声韵；椎、准，椎是阴声韵，准是阳声韵。
同时他们可以押韵。
如果是阳和入对转应该是-m\\\/-p、-n\\\/-t、-η\\\/-k.这种对转主要是发音他们的发音部位相同。
五、上古韵部 古代汉语第二册540页，通论十五，将《诗经》的韵律情况归类如下表：序号阴声韵序号入声韵序号阳声韵1之部2职部? -k3蒸部-η4幽部 -u5觉部- uk6冬部- uη7宵部 -o8药部-ok11东部-cη9侯部-c10屋部-ck??14阳部-aη12鱼部-a?13锋部-ak17耕部-eη15支部-e16锡部-ek20真部-αη18脂部-α19质部-αt23文部-η21微部-22物部-t26元部-aη24歌部-a25月部-at28侵部-m 27辑部-p30谈部-am 29叶部-ap 从上表可以看出入声韵在上古是最多的，是一个枢纽，有时可以没有阴声韵，有时可以没有阳声韵，但肯定有入声韵。
六、中古韵部 中古韵部以《切韵》为准，切是反切的意思，是隋代的语言学家陆法言根据当时著名学者讨论的情况所作的一个纪要。
陆法言的父亲陆爽在朝廷作官时，刘臻、颜之推、卢思道、李若、萧该、辛德源、薛道衡、魏彦渊这八个当时的著名学者到陆法言家聚会时讨论了编订新韵书的纲领性意见，陆法言执笔把大家商定的审音原则记下来，于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601年）编写完成的。
实际上是陆法言被罢官后完成的，出了《切韵》这部书，但现在只有残卷，有敦煌的残卷，也有故宫的残卷，不齐，现在实质参照的是《切韵》之后的《广韵》，《广韵》实际上是完全模拟《切韵》而造的，是北宋时期陈彭年等人所作的官韵，陆法言所作《切韵》实属个人行为，而陈彭年等人所做《广韵》是皇上交办的，并完整的传到了今天。
李白写的第一首诗
李白写的首诗写于710年 在匡山读书其间。
古 风（其一 李白 雅久不作， 吾衰竟谁陈
王风委蔓草， 战国多荆榛。
龙虎相啖食， 兵戈逮狂秦。
正声何微茫， 哀怨起骚人。
扬马激颓波， 开流荡无垠。
废兴虽万变， 宪章亦已沦。
自从建安来， 绮丽不足珍。
圣代复元古， 垂衣贵清真。
群才属休明， 乘运共跃鳞。
文质相炳焕， 众星罗秋旻。
我志在删述， 垂辉映千春。
希圣如有立， 绝笔于获麟。
宋朝程颢曾把《论语》的文章比做玉，《孟子》的文章比做水晶，认为前者温润，而后者明锐。
一般说来，李白的诗偏于明锐而有锋芒的一路，但这首诗却气息温润，节奏和缓，真正做到了“大雅”的风度。
开首二句“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是全诗的纲领，第一句统摄“王风委蔓草”到“绮丽不足珍”，第二句统摄“圣代复元古”到最后“绝笔于获麟”。
这样开门见山，分写两扇，完全是堂堂正正的笔仗。
这两句虽则只有十个字，可是感慨无穷。
这里的“大雅”并不是指诗经中的《大雅》，而是泛指雅正之声。
雅声久矣不起，这是正面的意思，是一层。
然则谁能兴起呢
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落出“吾”字，表出诗人的抱负，这是第二层。
可是诗人这时候，已非少壮，而是如孔子自叹一样“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即使能施展抱负，也已来日无多了，这是第三层。
何况茫茫天壤，知我者谁
这一腔抱负，究竟向谁展示、呈献呢
这是第四层。
这四层转折，一层深一层，一唱三叹，感慨苍凉，而语气却又浑然闲雅，不露郁勃牢骚，确是五言古诗的正统风度。
首两句点明正意以后，第三句起，就抒写“大雅久不作”了。
春秋而后，以关雎麟趾王者之风为代表的诗三百篇已委弃于草莽之中，到了战国，蔓草更发展为遍地荆棘。
三家分晋，七雄争强，虎斗龙争直到狂秦。
四句一路顺叙下来，托出首句的“久”字，但如再顺叙下去，文气就未免平衍了，所以“正声何微茫”一句，用顿宕的问叹，转一口气。
“正声”即是“大雅”，“何微茫”即是“久不作”，一面回应上文，一面反跌下句的”哀怨起骚人”。
《诗经》本有“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说法，这里把屈原宋玉，归之于哀怨，言外之意，还是留正声于微茫一脉之中。
屈宋都是七雄中楚国的诗人，论时代在秦以前，这里逆插一句，作为补叙，文势不平。
于是再用顺叙谈到汉朝，“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说明扬雄、司马相如，继楚辞之后，在文风颓靡之中，激起中流，可是流弊所及，正如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所说：“竞为侈靡闳衍之辞，没其风喻之义”，和梁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所说“扬马沿波而得奇”一样，荡而不返，开出无边的末流。
诗人写到这里，不能象帐册一般一笔一笔开列下去了。
于是概括性地总束一下，“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说明以后的变化虽多，但文章法度，总已沦丧。
尤其“自从建安来”，三曹七子之后，更是“绮丽不足珍”，这与《文心雕龙·明诗篇》所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大意相近。
诗人反对绮丽侈靡，崇尚清真自然的文艺主张是显而易见的。
诗写到这里，自从春秋战国直到陈隋，去古不可谓不远，写足了“大雅久不作”句中的“久”字，于是掉转笔来，发挥“吾衰竟谁陈”了。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这六句铺叙唐代的文运，诗人故弄狡狯，其实半是假话。
唐代是近体律绝诗新兴的时代，何尝有所谓“复元古”
唐太宗以马上得天下，高宗、中、睿之间，历经武后、韦后之变，又何尝有所谓垂衣裳无为而治天下
王、杨、卢、骆、沈、宋的诗，虽各有胜处，但用“清真”两字，也只是李白个人的说法，而不足以代表初盛唐的风格。
文才处休明之世，乘时运而飞跃，有如鲤鱼踊跃于龙门，繁星罗布于秋天。
这里写唐代的进士科，比较真实，但唐代主要以诗赋取士，文胜于质，又何尝有所谓“文质相炳焕”
这些还是枝节的问题，如果唐朝统治者真能如李白这六句诗所写的那样，李白应该早就复兴“大雅”，重振“正声”，何至于“吾衰竟谁陈”呢
这六句与“吾衰竟谁陈”之间的矛盾，说明了诗人这六句是故布疑局，故意地正反相形的。
所以下文从“众星”中跃出“吾”来，用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话，申说自己已无创作之意，只有把“废兴万变”之中的那些作品，象孔子删诗一般，把它整理一下，去芜存菁罢了，这样庶几还可以“垂辉映千春”。
可是孔子毕竟不是仅仅删述而已，赞周易、删诗书、定礼乐之外，最后还是作了流传千载的《春秋》，直到哀公十四年猎获麒麟时才绝笔。
诗人的抱负，亦正是如此。
最后两句，从“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的较消沉的想法，又一跃而起，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的斩截之辞，来反振全诗，表示愿意尽有生之年，努力在文学上有所建树。
诗人以开创一代诗风为己任，自比孔子，正说明他对自己期许很高。
这一“立”字又遥遥与起句的“作”字呼应，气足神完，于是乎“大雅”又“作”了。
由于这首诗的主意在复振大雅之声，所以诗人在写作时，其胸襟风度，也一味的大雅君子之风，不能骏发飘逸，也不能郁勃牢骚，完全用中锋正笔。
因此，即使在“吾衰竟谁陈”的慨叹之中，对当代有所不满，而只能以“圣代复元古”等六句正面颂扬之辞，来微露矛盾之意，这并非诗人故作违心之论，而是写这首诗的立场使然。
千古以来，对此诗都是顺口随便读过，未尝抉出其矛盾之处的用心所在，未免辜负了诗人当时以此诗冠全集卷首的苦心了。
全诗一韵到底，音节安雅中和。
最后两句，由于立意的坚决，音调也不自觉地紧急起来，“立”、“绝”、“笔”三个入声字，凑巧排列在一起，无意中声意相配，构成了斩钉截铁的压轴。
诗人屈原一生忠君爱国，至死不悔。
那一句话就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求索精神的根源 一方面源于屈原对楚国深沉而真挚的爱，这就涉及他的家世，屈原的远祖是传说中的古帝高阳氏。
据《史书?楚世家》记载，高阳氏六代孙名季连，是楚国的创始人，姓芈。
周文王时，季连的后代叫鬻熊。
鬻熊以后，楚以熊为氏，后来姓氏不分，楚国又姓熊。
周成王时，季连的曾孙熊绎受封在“楚”这个地方，即丹阳（今湖北秭归）。
传至楚武王熊达，熊达的儿子瑕，被封食采邑在“屈”这个地方，后代就以所封的地名“屈”为氏，屈是楚国芈姓的分支，所以从家世渊源来讲，屈原和楚王同姓，同一始祖。
这就使得他具有浓厚的宗教血缘情感，必然忠于宗族的最高首领――君主。
国君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的象征，而且只有通过国君才能实现自己的兴国理想。
所以，屈原的忠君是他爱国思想的一部分，他的爱国之情，是和宗族感情连在一起的。
他对祖先的深情追认“帝高阳之苗裔兮，朕黄考曰伯庸”，就是一种宗族感情的流露。
屈原的贵族出身还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思想上忠君等于爱国，爱国必须忠君的观念溶于一体，不可动摇。
这些就使得他对楚国有“深固难徙”的骨肉之情。
另一方面还源与他执著、独立不迁的个性，“独立不迁”这四个字出自屈原早年的作品《橘颂》。
《橘颂》前半赞颂橘树的美好品质，一开头就说：“后皇嘉树，橘徕(来)服兮。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后半借橘树寄托自己的人格，又说：“嗟尔幼志，有以异兮。
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
”《橘颂》表现的是诗人“不迁”的精神品质，这“不迁”不仅表现为自我人格的坚守，还表现为“受命不迁，生南国兮”与“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社会品性。
屈原把这种“不迁”的精神推而广之，便成为他坚定不屈的人格，边成为他人生的中流砥柱。
他说：“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
“流”既是《离骚》所说：“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
”“横”既《孟子》所说：“待我以横逆。
”屈原正是要逆于那 “时俗之流从”的，《说文》：“横，阑木也。
”所谓“横而不流”也就是《渔父》所说的“众人皆醉我独醒”。
《橘颂》所说的“苏世独立”，王逸注：“苏，寤也”。
这种觉醒精神、独立不迁的个性如一股山泉发挥在他对“美政”、真理的求索过程中。
二、屈原求索精神的内涵 屈原的求索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不仅表现在他对追求“美政”孜孜不倦的追求，还表现在他对真理的大胆怀疑、大胆探索（求索精神的两个方面，你好像着重写“美政”，而第二个方面，你放在“举贤授能”里写，其实可以抽出来单独写） 屈原的美政理想主要表现在两个个方面 1、 立法强国 “国富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 。
”屈原在诗中鲜明地提出了变革的政治纲领，国家富强，要靠法度，法度作为富国强兵的手段和途径，就像架车、乘马，必须要有“辔衔”、有“舟楫”。
“乘骐骥而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载； 乘泛?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
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与此其无异。
（《惜往日》）”， 屈原强调“法度”而反对“心治”，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共同主张。
《韩非子?用人》中强调：“释法术而任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中不能成一轮。
”屈原和韩非子都认为违背法度，采用“心治”会危害国家治理，这也是楚国当时的现实：“固时俗之工巧兮，湎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因此，屈原“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惜往日》）。
这里的“先功”就是楚国历史上主张变法图强的先王、先贤，汤炳正先生〈〈“先工及其他〉〉，以为即楚庄王、楚康王、楚悼王，也就是《离骚》所称述的“三后”。
尤其是楚悼王用吴起变法，“明法审令”，以致国家强大起来。
这些说明，只有“立法”，国家才会富强，这既是“先工”成功的历史经验，也是屈原面对现实，必然作出的选择。
2、 举贤授能 举贤授能，既是自古以来的政治主张，也是智力国家的重要措施。
这是任何一个新兴的政治集团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重要保证，并且也是一个进步的政治集团的标志。
屈原通过赞赏古代历史上举贤授能的圣君贤臣的典范，来表达他对阻碍变革的就贵族集团的反对，以及对新兴力量的渴望。
“说（音“悦”）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 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离骚》） 在屈原的作品中，不断反复地讴歌着这些举贤授能的例子。
又如在（《惜往日》）里，他又写到：“闻百里奚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
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
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 屈原诗中所讴歌的这些举贤授能的例子，在从前的典籍中也有陈述，但屈原的诗却着重强调了这些贤能的出生卑微：伊尹“烹于庖厨”，傅说“筑于傅岩”，吕望“屠于朝歌”，宁戚“歌而饭牛”，百里奚则“为虏”。
这种突出表现了屈原主张的“举贤授能”是不羞于卑贱，要突破阶级局限，而真正为贤是用。
从屈原的“美政”主张可以看出他是一位代表历史潮流的进步人物, 他的“美政”思想是符合当时客观要求的进步主张的。
正是由于屈原“美政”的进步性, 以上官大夫靳尚为首的旧势力才竭力地在楚王面前诬陷他，“心害其能”而使楚怀王“怒而疏屈平”, 加上楚王昏庸无能, 不能体察他的忠诚, 反而听信谗言, 任用佞臣, 不仅对屈原的治国方案不予采纳，反而将他疏远、流放。
屈原遭到君王的疏远，离开了政治舞台，但是屈原执著和独立不迁的个性，势必使得屈原不甘于被疏、被逐，即使离开了政治中心，对政治不能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诗人心灵的抗争不会停止。
《离骚》诗人虚拟了女须对他的劝告，“鲧悻直以亡身兮”，《山海经》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
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从这里的记载可以看出，鲧的悻直主要是不听帝命，窃帝息壤以湮洪水，因而被帝杀死于羽郊。
鲧的行为与悲壮结局，颇类似于普罗米修斯为了人间的光明窃取火种的壮举，而鲧又是一位不惜以死直谏的人物。
女须在这里举鲧悻直以亡身的例子，对于屈原来说可以说是前车之鉴，因为他们都是正义的代表。
但他不顾女须的劝告，决心再作一次努力，来挽救楚国危亡的命运。
希望自己恪守的人生价值得到确正，故远征阮湘，陈辞重华。
他被一种新的希望鼓舞着，充满信心地开始了上下求索。
他在人间得不到理解，便到天国去求天神。
然而天上地下一样的浑浊，屈原的第一次求索失望了。
但是，屈原并没有因为上天无路的失望而停止求索，他的可贵之处是能够在失望中坚持追求光明，在痛苦中不断到寻求希望。
他又怀着渴望的心情去追求古代的美女。
但是诗人三次求女均以失败告终，在诗人的追求过程中毫无《诗经》中如《周南?关雎》、《秦风?兼葭》、等一些爱情诗所表现的虽有追求的痛苦、艰难却仍然流露出丝丝希望。
诗人三次“求女”，要么因“信美而无礼”，要么因“理弱而媒拙”，诗人的愿望无法实现。
世无知音而屈原偏偏要追求，这种失望与希望的情感冲突、失败与追求轮番交替，最为本质地凸显出诗人的精神追求的艰难， 上叩帝阍与三次求女的失败，象征着诗人于楚国寻求实现理想、确正自身的精神追求的失败，而屈原执著不迁的个性和他对楚国难以割舍的情感又势必使诗人继续追求下去，尚有一丝希望可以使诗人的理想得到实现。
诗人以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的方式，通过与灵氛、巫咸的对话，继续显赫上征天庭、下求佚女所蕴涵的精神追求。
灵氛、巫咸劝他去国求君，如果说去国求女诗人尚可勉之，那么，去国求君则要进行一次更为艰难的精神抉择了。
所以诗人说“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诗人“犹豫而狐疑”的与其说是对去国求君的吉凶的怀疑，不如说是去国求君触及到了诗人最为本质的精神基点――对楚国真挚而有深沉的爱，诗人将自我所投住的社会是诗人自我引以为自豪与骄傲的楚国，而诗人远逝自疏求君，无疑说是变了相的改变了诗人的精神追求。
所以始终“忍而不能舍也”，不肯离开楚国一步。
始终以祖国的兴旺、人民的疾苦为念，屈原在放逐中叹息道：“哀吾生之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对楚国的山川草木，风土人情，都怀着朴素的深沉的感情，致死也不愿离开楚国的怀抱，他时时依恋着故土，频频回首，殷切的怀念故都，“黄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淮兮，蜷局顾而不行。
”他义无返顾的选择了死，“宁赴湘流，葬身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 屈原在寻求理想的途径上，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始终把改革楚政，实现理想的希望寄托在楚王身上。
《史记?屈原列传》记载，屈原“心系怀王”“冀兴君之一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而且，他始终坚持“独立不迁”，坚持他的那一种人格完善意识。
这一种蕴积强大人格力量的执着在苦难的生命历程中，在刀光剑影的政治沙场上，有时就变味成了“执迷不悟”。
因为执着，他不能象他的先人孔子那样“出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他是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也偏要谋其政；也不能象他的同代人纵横家们那样“朝秦暮楚”，择国而仕，不能象庄子那样游悠物外，不论是非，他不计利害、不思后果地抨击时弊，从而成了昏君群小眼中的“钉子”；更不能象他的后人如陶渊明，顿悟入菊园悠然看南山，如李白，有酒、有道、有仙气，从而笑傲王侯、相忘江湖，如苏轼，有佛老之心，贬杭州就修苏堤，到岭南就品荔枝。
他不是试着消解忧愤，而是永远用高涨的激情去面对溷浊的现实，从而把忧愤推向了极致。
因为执着，他崇圣，认定“先王”之“美政”是唯一光明之路；他爱国，死都不肯离开楚国，他要振兴他的国家；他恋君，把希望都错搭在了昏庸无能的楚王这辆破车上。
因为执着，他认为，修美治善定能改变现实，且始终以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姿态苦苦奋斗，他纯真至美的眼眸让他看到世俗的卑劣、世事的可怀疑，于是，他不停地批判，攻击来时，他又死不肯改悔。
他不能见容于那个特定的黑暗社会，而且，因为自身认知避免不了的片面性，他自己也陷入了不可摆脱的心灵矛盾的折磨之中，他成了孤军奋战的“唐吉诃德”，他遭受着“世溷浊而莫余知”。
《涉江》）的苦闷，也品尝着“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的孤寂。
到头来，正象刘熙载《艺概》中所说的那样“有路可走，卒归于无路可走”。
”无情的现实击碎了他的美好幻想，最终宣告了他的悲剧结局，自投汨罗江，葬身鱼腹。
屈原不仅是一个的诗人、政治家、还是一个冷静的哲人，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许多既成的事实，老辈留下的传统，都要经过他自己的理性加以思考，然后决定取舍扬弃。
《天问》是《楚辞》中最奇特的一首诗，诗歌几乎全以问句组成，从宇宙的起源，天体的形成，地理的结构到人事历史的兴亡的命运，以及传统的价值观念，历史陈说，一共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涉及天文、地理、历史、政治等许多方面，集中地表现了他的怀疑精神与探索精神，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执著的求索精神。
关于“天问”二字，历来解释不同。
王逸认为“天问”就是“问天”，屈原借着问天“以渫愤懑，舒泻愁思。
”洪兴祖说：“天固不可问，聊以寄吾之意耳。
楚之兴衰，天邪，人邪? 吾之用舍，天邪，人邪? 国无人莫我知也，知我者其天乎? 此《天问》所为作也。
”他们都以为《天问》像《离骚》一样，是寄托忧愤之作。
这种解释固然符合屈原作品总的思想感情，但并不完全切合《天问》的实际内容。
《天问》所提的问题其实包括两类：一类是知识性的，如“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一蛇吞象，厥大如何? ”另一类是政治性的，如“彼王纣之躬，孰使乱惑? 何恶辅弼，谗谄是服? ”屈原的愤闷。
再从屈原发问的方式来看，也有两种不同的问法。
一种属于不明而问，如“增城九重，其高几里? ”“东流不溢，孰知其故? ”目的在于弄清答案。
另一种属于不解而问，如“比干何逆，而抑沉之? 雷开阿顺，而赐封之? ”明明有现成的答案，屈原对它提出怀疑和质问。
另一方面看，《天问》是屈原在流放途中而作，屈原放逐，精神上遭受的打击很大，他的“美政”楚王不予采纳，他的忧国忧民之心无人理解。
他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苦心培养了一批人才，希望他们茁壮成长，将来能为国家作出贡献。
可是，这些人才大多蜕化变质了。
诗人感到苦闷和无奈，所以他要仰天发问，希望“天”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
然而“天”并不通人情，没有应答，“天”只不过是中国文化情结的体现（天、地、君、亲、师），天毋庸问，儒家的“天”既聋又哑，问了也得不到解答，但他却非要问天
问天不就意味着他的信念发生危机
不就意味着对天命论和历史王道的怀疑
“帝乃降观，下逢伊挚，何条放致罚，而黎服大说
”（《天问》）上天既授命于夏，为什么伊尹能够助汤将桀流放
“授殷天下，其位安施
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天问》）商既上承天意而有天下，为什么又遭灭亡
但怀疑并不代表放弃和改变，恰恰相反，身心受到委屈的屈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理想，并没有放弃君子人格，也没有忘记先圣先贤耳提面命式的遗训：“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涉江》）。
他的信念仍然没有改变：“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
”（《哀郢》）他踮足四望，寻找着郢都的方向，盼望着能有回去的一天。
他把希望仍寄托于“天”，寄托于国君，尽管时政日下， 国君只要远小人而近君子，举贤授能，他一生追求的“美政”理想仍然可以实现。
屈原之所以历经磨难而不改初衷，甚至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仍坚持其理想和节操，是因为他很以自己与生俱来的禀赋而自豪，称之为“内美”，同时又重视对自己的美好品德加强修养而抵御世风世俗，称之为“外修”，“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
”（《离骚》）就在其“内外兼修”的过程中开始了漫长的上下求索，“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
所以《天问》这首时不仅表现了他的怀疑精神和探索精神，还表现了他对理想的执著追求。
三、屈原求索精神的现实意义 屈原就如一条小飞蛾，他永远有对光明的追求之愿，就是在受到排挤，被放逐之后，依然无怨无悔，忧国忧民。
以屈原的智慧，应该对当时的形势判断的很清楚，秦国国力蒸蒸日上，文治武功达到其顶点，而楚国国势衰弱，老态龙钟，实际上已经成了秦国的附庸，屈原以一己之力，想要抗衡秦国的统一趋势，实在很难，况且还要与国内的妥协投降派相斗。
众人皆浊，而唯其独清，终究被一群污浊小人打败。
其实后人多所赞扬的是屈原身处逆境而不改变志向的不屈不挠的奋争精神。
这一点正如小飞蛾对光明的追求，后人有很多人受其影响，从其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屈原的这种精神确实是值得我们后人学习的。
有人说一句话可以照亮一个人生，那么我说一句话可以照亮一段历史。
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腥风血雨，无数人仁志士的“上下求索”推动了华夏文明史，也凸显出不屈的民族精神。
辛弃疾挥剑折胡虏，陆游心老在天山，林则徐虎门销烟 ...... 无数表现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事例为这句话做了最好的诠释。
鲁迅先生在他的《彷徨》中，就曾以屈原的诗句作为书的题词：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匆迫；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 从此来鼓舞自己投入变革现实的斗争中去，当他写下这句诗的时候，一定是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一定是经过深沉的思考。
路很长，有时地上还没有路，鲁迅先生做的便是开路的工作，他要踩出一条通往新生活的路，为此，他不畏流言，不俱荆棘，他的一生和屈原一样，是求索的一生，奋斗的一生，无悔的一生
“路漫漫其修远夕，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所表达的这种“求索”精神表现了志士人仁共同具有的进取精神，这是国家兴旺不可或缺的精神，也是我们后辈人所信奉和追求的一种高尚精神，它成为古往今来千千万万中国人奋发向上，百折不挠的精神支柱。
这种求索精神具有巨大的历史震撼力和时空穿透力，如群星一般在历史的天空上闪烁着不灭的光辉。
我相信，只要我们的民族存在，屈原的求索精神就会绵绵不绝，延绵不绝地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