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规定的艰苦偏远地区是哪些?
略略回顾一下明朝三百年间对少数民族的残酷屠杀政策。
如果说“直捣巢穴”是针对北方或东北方较为强大的少数民族，那么残酷屠杀的受害者则以南方与西南诸少数民族为主。
较之蒙古和女真，他们的势力更加弱小，对明军武力的抵抗能力也更弱。
加之北方各族多为马背民族，以步兵居多的明军在与之野战之际即使取胜，也很难追赶残部，难以彻底屠戮殆尽。
所以，这样的军事政策就只能使用于南方各族人民的头上。
明朝利用这种残忍伎俩，无非是为了籍此来震慑南方各族的反抗决心，为下一步的征服行动铺平道路。
当然，如果可以通过屠杀将一个民族彻底灭绝，基于“好的蛮夷即是死的蛮夷”的罪恶之思，明朝统治者在斩落屠刀之际也决不会有片刻犹豫。
从各种当时留下的史料来看，每次针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镇压行动，都会留下“斩首万余”至“千余”不等的血腥记载。
也许有人会问，这么不体面的事情当时的人怎么会留下自己的罪行记录呢
其实很简单，因为在那些不知容赦为何物的刽子手眼中，这是他们足以夸耀的战绩，是升官发财的阶梯，更是最高统治者们可资炫耀的武功。
他们不仅不会以为耻辱，反而会大书特书，唯恐后人不知。
诚然，在那个与人文精神和宽容美德绝缘的时代里，刽子手们不会有任何觉悟可言，但是如果在今天这个文明进步的时代里还有人将此种屠杀行为引以为荣的话，那只能认为此类人有着一颗不知羞耻的枭獍之心。
屠杀政策始于洪武年间，第一个被我们列入屠夫名单的叫做吴复的人，他是从朱元璋于濠州时代的创业老臣，参加过攻克泗、滁、和、采石、太平等城市的一系列重要战斗。
明朝建立后，被授予怀远将军、安陆卫指挥使的要职，之后便投入了对南方诸少数民族的镇压之中。
关于此人的屠杀记录，史有明载的是在洪武十六年在广西“克墨定苗，至吉剌堡，筑安庄、新城，平七百房诸寨，斩获万计”，不过他本人显然在也这一系列战斗之中受了重伤，“是年十月，金疮发，卒于普定”（《明史·吴复传》），也算是刽子手的应得下场。
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杀人盈万”的刽子手，较之另外一位叫做韩观的男子，却是小巫见大巫了。
韩观其人在洪武十九年（1386年）出任桂林右卫指挥佥事，因“讨平柳州、融县诸蛮”而升任广西都指挥使，二十七年（1394年）“讨全州、灌阳诸瑶，斩千四百余人”，翌年“捕擒宜山诸县蛮，斩其伪王及万户以下二千八百余人”，因此晋升至征南将军，是一个靠屠杀少数民族起家的十足刽子手。
他在洪武年间的最大“战绩”是在二十八年（1395年）“移兵征南丹、奉议及都康、向武、富劳、上林、思恩、都亮诸蛮，先后斩获万余级”，这个“战功”使他在二十九年（1396年）晋位都督同知。
《明史》评价他“性鸷悍，诛罚无所假”，鸷是古代传说之中的一种食肉猛禽，将一个象鸷一样凶悍，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派往广西，实为当地少数民族的一大劫难。
同时，韩观平素即喜杀人，所杀之人也不拘泥于少数民族，尤其是酒醉之后。
有一次，庆远的诸生（明代对考取秀才入学的生员的称呼）们来看望他，这本是一种礼节性的访问，他却一口咬定对方是“贼觇我也”，竟全部杀害。
关于他的广西的用兵方略，明史有“得贼必处以极刑。
间纵一二，使归告诸蛮，诸蛮胆落。
由是境内得安”的记载，也就是说，凡是被他所捕获的少数民族俘虏，除了留下一、两个活口之外，都难逃一死。
然后将少数活口放回，将自己亲眼目睹的残忍杀戮向部落内广为传播，造成心理恐惧感。
这正是前文所述的残酷屠杀政策的实质所在，而韩观本人正是这一残忍政策的忠实执行者。
然则，从日后“柳、浔诸蛮乘观出，复叛”的记载来看，“境内得安”之说不过是反抗运动在恐怖高压之下暂时进入低潮期而已，并不能从根本上缓和化解民族矛盾，反而会埋下更深的仇恨，激起更多的反抗。
他“嗜杀”的名声与“实绩”一直传入朱元璋的耳中，不得不亲自下旨告诫他“蛮民易叛难服，杀愈多愈不治。
卿往镇，务绥怀之，毋专杀戮”，大约是有了这样的命令，至于洪武之末，史书上就不再看到韩观的屠杀行为了。
直到永乐年间，随着新帝登基后加强了对少数民族的军事镇压后，韩观体内的噬血因子再度活跃起来，永乐元年（1403年）他就固态复萌，“击斩理定诸县山贼千一百八十有奇”。
当然，相对于之前斩首万人的“成绩”而言，这不过是为了接下来更大的屠杀行为而做的热身运动罢了。
永乐五年（1408年），韩观在亲自指挥贵州、两广部队扑灭马平、来宾、迁江、宾州、上林、罗城、融县、武宣、东乡、桂林、贵平、永福等地的少数民族起义的战斗中，有一次“斩首万余级，擒万三千余人”，平或超了他在洪武二十八年的“战绩”。
就是这样一个双手沾满少数民族鲜血的罪恶之徒，居然受到明成祖的“嘉劳”（《明史·韩观传》）。
由此可见，成祖本人同样是一个噬血魔王。
至于韩观死后无嗣，也许是苍天对这个屠夫的惩罚吧。
继韩观之后继续奉行屠杀政策的是山云。
他的父亲山青是从明成祖起兵靖难的勋臣，以拥戴之功受世袭军职。
山云在父亲死后，袭任金吾左卫指挥使。
宣德三年（1429年）“佩征蛮将军印，充总兵官”赴广西，专门负责镇压韦朝烈领导的壮、瑶等少数民族起义。
他在到达广西后立刻积极的调兵遣将，先后奏请招贵州、广东兵入广西，共同绞杀起义军。
他的理由是“庆远、郁林苗、瑶非大创不服”，与前任韩观的想法如出一辙，就是主张通过大杀，多杀的残酷手段来达到恐吓效果。
在得到朝廷的兵力支援后，他在广西“先后大战十余，斩首万二千二百六十”，几乎相对于韩观两次大屠杀的总合。
较之韩观，云山比较聪明，懂得软硬兼施的道理，因此除了屠杀之外，他也做过一些“询问里老，抚善良，察诬枉”的事情，因此死后被广西的一部分人“立祠肖像祀焉”（《明史·云山传》）。
且不言其是否在惺惺作态，但染在他身上的两万多名少数民族的血迹，是一座祠堂所无法洗刷的罪恶烙印。
广西各族遇到了这三个屠夫可谓不幸，但同样的不幸在邻省贵州也同样发生着。
随着明朝势力进入贵州的第一个屠夫叫做萧授，资历与云山的父亲云青相当，他在永乐十六年（1419年）以右军都督佥事、总兵的身份来到贵州，宣德二年（1428年）“破昆阻比寨，穷追，斩伪王以下数百人”，宣德七年（1433年）“进军筸子坪……斩首五百九十余级”。
正统元年（1436年），他又“老当益壮”的再度出兵镇压广西蒙顾十六洞壮族与为躲避改土归流迫害从湖广逃来的各族百姓的联合起义，他使用长期包围的战术断绝起义军的粮草，终于“悉擒斩其酋，余党就诛”（《明史·萧授传》）。
虽然没有明确的杀戮数字，但从文字记载来看整支起义军应该没有多少人能躲过他的屠刀。
在回到贵州后，他又多次出兵镇压三羊洞和黄柏山的苗民起义，因此晋升左都督。
正如广西三屠夫的有所传承一样，出现在贵州的屠夫也是后继有人。
萧授之后的方瑛，其父方政即为贵州武官，死于镇压麓川苗民起义的战争之中。
因为这层原因，使得方瑛的到来带有一层家门仇恨的色彩。
果然，他在“矢报父仇”的心态驱使下领兵六千再攻麓川，“击斩数百人，躏死者无算”，终于完成了他父亲的“遗愿”。
如果说这次战斗还可以解释为亲情仇恨，那么他在景泰三年（1453年），以“讨白石崖贼，俘斩二千五百人”的屠杀行为替自己换取了左都督官职，则是彻头彻尾的用屠苗之血染紫袍
五年（1455年），他又凭借“克中潮山及三百滩、乖西、谷种、乖立诸寨……斩首七千余”而晋爵南和伯。
屠夫竟曰和，可谓绝妙的讽刺。
在他四十五年的人生之中，在贵州“前后克寨几二千，俘斩四万余”，即使是韩观那样的杀人狂，都望尘莫及。
朱元璋打天下时文臣武将都有谁啊
郭桓案 刑法志：“其推原中外贪墨所起，以六曹为罪魁，郭桓为诛首。
郭桓者，户部侍郎也。
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或赵全德等，与桓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朗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
檄赃所寄借偏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时咸缔谤御史金敏，丁廷举，或以为言。
帝乃手诏列桓等罪，而论右审刑吴庸等极刑，以厌天下心。
言朕诏有司除奸，顾反生奸扰吾民，今后有如此者，遇赦不宥。
本纪：洪武十八年三月巳丑，户部侍郎郭桓，坐盗官粮诛。
七卿表是年二月，以罪诛者，有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工部侍郎麦至德，盖皆坐郭桓案而死者，麦至德亦以代尚书，而见七卿表，其余六部侍郎以下，据志言多死者，其名不可考矣。
此亦明初惩贫之一大狱。
空印案 此案本纪未载，惟刑法志言：十五年空印事发。
每岁，布政司府州县吏使诣户部檄钱粮军需诸事，以道远，预持空印文书，遇部驳即改，以为常。
及是帝疑有奸，大怒，论诸长吏死，佐贰榜百戍边。
宁海人郑士利上书讼其冤，腹杖戍之。
（志以此事为洪武十五年，非也。
方徵传，以论空印事，贬沁阳驿丞。
共奏中言：去年各行省官吏，以用空印罹重罪。
下又言：十三年，以事逮至京卒。
则共贬驿丞在十 三年之前，其奏已言去年，则又在其前。
又方孝孺逊志斋集先府君行状，孝孺父克勤以洪武八年被谪，埘年释岁，又以空印事被谪，九年九月，卒于京师。
则是九年事也。
又郑士利传：士利上书讼空印之冤，乃因星变求言。
星变乃九年事，求言在九年闰九月，皆为空印案在九年之证。
）郑士利传：兄士元，刚直有才学，由进士历官湖广按察使佥事。
荆襄卒乘乱掠妇女，吏不敢问，士元立言将领，还所掠。
安陆有冤狱，御史台已识上，士元奏其冤，得白。
会考校钱谷册啬空印事觉，凡主印老论死，佐贰以下榜一百，戍远方，士元亦坐是系狱。
时帝方盛怒，以为欺罔，丞描御史莫敢谏。
（丞相之官，亦废于十三年，案发在有丞相之日，亦可证非十五年。
）士利叹曰：上不知，以空印为大罪，诚得人言之，上圣明，宁有不悟。
会星变求言。
士利曰：可矣。
既而读诏，有假公言私者罪。
士利曰：吾所欲言，为天子杀无罪者耳，吾兄非主印者，固当出，需吾兄杖出乃言，即死不恨。
士元出，士利乃为书数千言，言数事，而于空印事尤详。
曰：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耳。
夫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较书策，乃合两缝印，非一印一纸比，纵得之亦不能行，况不可得乎。
钱谷之数，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数难悬决，至部乃定。
省府去部。
远老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册成而后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后书，此权宜之务，所从来久，何足深罪，且因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
自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诛之，可以使受诛者无辞
朝廷求贤士，置庶位，得之甚难，位至郡守，皆数十年所成就，通达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复生也。
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坏足用之材乎
臣窃为陛下惜之。
书成，闭门逆旅泣数日。
兄子问曰：叔何所苦
士利曰：吾有书欲上，触天子怒必受祸，然杀我生数百人，我何所恨。
逐入奏，帝览书大怒，下丞相御史杂问，究使者。
士利笑曰：顾吾书足用否耳，吾业为国家言事，自分必死，谁为我谋。
狱具。
与士元皆输江浦。
而空印者竟多不免。
据士利言。
杀我生数百人，则坐死之主印长官数百人。
其佐贰又数倍之，则亦有受杖戌边者数千人矣。
胡蓝案 胡惟庸以宰相谋叛，诛之宜也，而连引至数万人。
蓝玉恃功骄纵，已不当与谋反同论，死者又数万人。
此犹曰贵臣牵连取忌，别有用意。
十三年春正月戊戌，左丞相胡惟庸谋反，及其党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 伏诛。
二十三年夏四月，吉安侯陆仲亨等坐胡惟庸党下狱。
二十五年秋八月丙子，靖宁侯叶升坐胡惟庸党诛。
二十六年春二月乙酉，凉国公蓝玉以谋反，并鹤庆侯张翼、普定侯陈桓、景川侯曹震、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吏部尚书詹徽等皆坐诛。
三月壬戌，会宁侯张温坐蓝玉党诛。
二十六年秋九月癸丑，赦胡惟庸、蓝玉余党。
胡蓝案见明史卷三本纪第三
陆梦龙的明史记载
可以理解为请求依附。
内这个字大多是指外番主动向中央政府情书投靠，并不指具体某个地方。
关于《宜居安顺》的作文
安顺地戏于以贵州省安顺市西秀中心及市属的平坝、普定、镇关岭、紫云、开发区，邻近的清镇、花溪、长顺等地。
在全部300堂地戏中，仅西秀区就有190多堂。
（一个地戏队只演一部大书，称一堂） 安顺地戏已有六百来年的历史，其存在与明初开发黔中安顺有关。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调集来自安徽、江苏、江西、浙江、河南等地的三十万大军远征云南，一举击溃元朝盘踞云南的残余势力。
战事既平，朱元璋虑及云南地处边陲，贵州又是土司势力长期占据之地，若无重兵屯戍，“虽有云南，亦难守也。
”故把战略重点转向贵州，命征南大军沿云南到湖广驿道就地屯守，在贵州设有24个卫、26个守衙千户所，其中安顺有3个卫（普定、安庄、平坝），2个守衙千户所（关岭、柔远）。
于是，贵州这块土地上就有了史料上称谓的“屯堡人”，地戏也就随之而来了。
地戏，俗称“跳神”，是屯堡人独有的一种头戴木刻假面的民间戏剧，其由来与屯堡人的生存选择有关。
据《续修安顺府志》记载：“当草莱开辟之后，人民习于安逸，积之既久，武事渐废，太平岂能长保
识者忧之，于是乃有跳神戏之举。
借以演习武事，不使生疏，含有寓兵于农之深意。
” 安顺地戏演出以村寨为演出单位，演员的地道的农民。
一般一个村寨一堂戏，演员二、三十人，由“神头”负责。
演出时间为每年的新春佳节和农历七月稻谷扬花时节。
成年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为了祈盼一年的辛劳获得丰收，为了来年风调雨顺村寨平安，以大姓为主体的农民戏班在寨中空地围场跳起了地戏。
届时，全村男女老少兴高采烈围场观看。
娱神与娱人相得益彰。
安顺地戏是古老的戏剧，其显著特点是演出时“跳神者首蒙青巾，腰围战裙，戴假面于额前，手执戈矛刀戟之属，随口而唱，应声而舞”。
（《续修安顺府志》）。
其唱是七言和十言韵文说唱，在一锣一鼓伴奏下，一人领唱众人伴和，有弋阳老腔余韵；其舞，是表现争战格斗的打杀。
所演的三十来部大书，是屯堡人喜爱的薛家将、杨家将、岳家将、狄家将、三国英雄、瓦岗好汉。
内容单一，只有金戈铁马的征战故事，没有才子佳人戏、清官公案戏、绿林反叛戏、怪诞神话剧，只有赞美忠义、颂扬报国的忠臣良将戏。
反映的时代上至商周，下至明朝。
安顺地戏的演出程序一般分为“开箱”、“请神”、“顶神”、“扫开场”、“跳神”、“扫收场”、“封箱”等组成。
其中的“跳神”是正式演出，又分为“设朝”、“下战表”、“出兵”、“回朝”。
其余部分是带有驱邪纳吉成分的傩戏活动。
由于屯堡人的神灵观，更给地戏赋予“傩愿”的性质，村民还会在建房求财、祈福求子的时候请地戏队中的“神灵”（如关羽、佘太君等）去进行“开财门”、“送太子”等活动。
安顺地戏的独特性和唯一性广受海内外人士关注，曾造访法国、西班牙、韩国、日本、新加坡，多次到香港、台湾、北京、上海演出，深受欢迎，被誉为“中国戏剧活化石”、“中国戏剧历史博物馆”，是研究戏剧发生学、人类学、宗教学、民俗学、美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学科的活材料。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的思维观念也开始发生变化。
在多元型现代文化的冲击下，地戏在逐渐萎缩，演员年龄偏大且队伍人数逐年减少。
很多有地戏队的村寨已停锣息鼓多年没有演出，如此下去，令人担忧，保护这一在中国戏剧史上具有戏剧转型活资料的古老剧种，已到刻不容缓之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