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雨寄北》谁写的，是古诗
《夜雨寄北》是晚唐诗人李商隐身居异乡巴蜀，写给远在长安的妻子（或友人）的一首抒情七言绝句，是诗人给对方的复信。
诗的开头两句以问答和对眼前环境的抒写，阐发了孤寂的情怀和对妻子深深的怀念。
后两句即设想来日重逢谈心的欢悦，反衬今夜的孤寂。
这首诗即兴写来，写出了诗人刹那间情感的曲折变化。
语言朴实，在遣词、造句上看不出修饰的痕迹。
与李商隐的大部分诗词表现出来的的辞藻华美，用典精巧，长于象征、暗示的风格不同，这首诗却质朴、自然，同样也具有“寄托深而措辞婉”的艺术特色。
这首诗构思新巧，跌宕有致，言浅意深，语短情长，具有含蓄的力量，千百年来吸引着无数读者，令人百读不厌。
谁知道关汉卿的生平故事
苏东坡的确“数人”，有资料说他先后有妾七人，但有见到有拿妾换马的记载。
野史中，也只说他用“婢”换马。
当年，奴婢都是花钱买来的，是家庭财产的一部分。
即便苏东坡真的用婢换马，也无可厚非。
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经济意识和道德标准去衡量一千年前的古人。
明末詹詹外史冯梦龙(1574-1646)编的《情史类略》附卷十三“情憾类”《朝云》条下，除了介绍苏东坡侍妾王朝云的身世之外(原文详后)，还附有一段文字，记载苏东坡曾经用婢女换马的故事： 坡公又有婢名春娘。
公谪黄州，临行蒋运使者饯公。
公命春娘劝酒。
蒋问：“春娘去否
”公曰：“欲还母家。
”蒋曰：“我以白马易春娘可乎
”公诺之。
蒋为诗曰：“不惜霜毛雨雪蹄，等闲分付赎蛾眉。
虽无金勒嘶明月，却有佳人捧玉卮。
”公答诗曰：“春娘此去太匆匆，不敢啼叹懊恨中。
只为山行多险阻，故将红粉换追风。
” 春娘敛衽而前曰：“妾闻景公斩厩吏，而晏子谏之；夫子厩焚而不问马，皆贵人贱畜也。
学士以人换马，则贵畜贱人矣
”遂口占一绝辞谢，曰：“为人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
今日始知人贱畜，此生苟活怨谁嗔。
”下阶触槐而死。
公甚惜之。
这里用了两个“典”，一个是“景公斩厩吏，而晏子谏之”。
典故出在《晏子春秋》原文这里就不引了，只说故事大概：齐景公把自己最为心爱的一匹马交给一位圉人(圉音yǔ宇，指养马的人，也就是上文说的“厩吏”)饲养，不料马却得病死了，齐景公大怒，要杀这个圉人，而且不是杀头，是让刽子手用刀活活肢解。
刽子手拿刀正要动手，晏婴问齐景公：“尧舜当年肢解犯人，是从身体的哪个部位下刀的呢
”景公听了一惊，知道尧舜当年并没有肢解犯人的例子，就下令停止肢解，把圉人交给狱吏去处置。
晏婴又对景公说：“狱吏不知道圉人犯了什么罪，我先一一列举，再把圉人交给狱吏，好吗
”景公点头同意。
于是晏婴对圉人说：“你有三条死罪：你把君主的马养死了，这是第一条死罪；你养死的是君主最心爱的马，这是第二条死罪；你让我们的君主因为一匹马要杀掉一个人，老百姓听到了，必然怨恨君主，诸侯听到了，必定轻视我国。
你养死了马，使得百姓积怨、邻国侵凌，这是你的第三条死罪。
现在要把你交给狱吏去处置。
”景公听了这话，急忙说：“把他放掉吧
免得伤害我的仁德。
”——看起来，齐景公是个明白人，所以一点就透；如果遇到的是个糊涂蛋，恐怕晏子再能说会道，也点不透他，那个无辜的圉人，还是非死不可。
另一个典故是“夫子厩焚而不问马”，语出《论语》：“厩焚。
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
”意思就是说：孔夫子去上朝的时候，家里的马厩着火了。
孔夫子退朝以后问：“烧伤人了么
”却没有问马。
意思是说孔子重人而不重马。
不过也有不同见解。
一种说法是：孔子是在上朝的时候家里的马厩着火的。
这时候马厩里已经没有马，所以他不问。
但是也不排斥他家里不止一匹马。
另一种说法是：“不问马”的“不”，是“后”的意思。
不是不问，而是“后问”。
——这个说法，比较勉强。
据《苏轼年谱》：元丰二年己未（1079），苏轼四十四岁，知徐州。
三月，以苏轼知湖州，赴任前先到南京看望苏辙，为留半月，四月到任。
七月以“谤讪新政”的罪名被捕入京，十二月，责授黄州团练副使。
“以妾换马”这个故事如果是真的，时间应该是元丰二年末或元丰三年初，地点则应该在他的任所湖州。
当然也可能在开封。
因为苏轼七月份被捕以后，入狱一百多天，早已经不是“湖州太守”了，他的家属，有可能随同或赶到京师打点料理。
何况苏轼被贬黄州，是由御史台派人押送而去的，根本就没有时间再回湖州。
他走得十分匆忙，他自己的家属，还是后来由苏辙给他送去的呢
冯梦龙一生编写辑录了许多通俗故事，但大都“均有所本”，也就是都有根据或至少有创作素材。
冯梦龙说“苏东坡以妾换马”，所根据的是明朝人钟惺（1574-1624）编的《名媛诗归》，其中就有这条记载，文字完全一样。
《名媛诗归》是钟惺编纂的一部女性诗歌总集(也有人怀疑不是钟惺所编)，流传很广。
钟惺和冯梦龙同年，却早于冯梦龙二十多年就死了。
由于我所见到的《情史类略》和《名媛诗归》都是现代翻印本，而序言中又没写年月，不知孰早孰晚，因此，也说不清楚到底是谁抄谁的。
再说，他们俩人都是1574年出生，距离苏轼（1037-1101）的年代已经五百多年了，不知道冯梦龙和钟惺根据的是什么，是在什么情况下“偶然”发现这个故事的。
有学者为此查阅了颜中其编注的宋元明清有关苏轼的笔记一千多条，没有发现这条记载；翻了很多苏轼的传记，也没有发现这条记载；看了很多关于苏轼的论文，尤其是写他家庭姬妾和歌姬的诗词文章，也没有这条记载。
唯独钟惺的《名媛诗归》“前无古人”地突然冒出这样一条记载来，因此判定为“不可信”。
我也认为此事的可信度很小。
第一，假设这事情是真的，大概也只能以“无可厚非”作结论。
因为文章中说得很清楚，春娘是一个“婢女”的身份。
在封建社会中，“奴婢”是主人“财产”的一部分，既可以买卖、赠送，交换也就在“情理之中”，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
丫头大了，其出路不外乎：一，“择个小子配了”；二，送给或卖给某个人做小妾。
遇到善良的主人，也有不收“身价银子”让父母“领”回去“自行择配”的。
不过往往有被父母再卖一次的可能，下场竟还不如主子择配或送人更好的。
在这次事件中，苏轼的诗说得很清楚：“春娘此去太匆匆，不敢啼叹懊恨中。
只为山行多险阻，故将红粉换追风。
”也就是说，他拿春娘换马，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他面临贬官，匆匆上路，没有时间给春娘选择更好的人家了；其二，是他要从开封或湖州到黄州(在湖北，州治在黄冈县，今黄州市)去，道路崎岖(山行多险阻)，不得已，才用红粉(丫环)换追风(马)的。
这样做，用当时那个社会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也不是什么过份的作为。
许多被贬的官员，临上路之前，把丫头或卖了或送掉，都是很平常的事情。
第二，这件事情居然受到了后人的指责，关键是很多人在引用这个故事的时候，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和目的，竟把春娘“婢女”的身份，说成是苏轼的“姬妾”了。
咱们再来一次假设：假设春娘果然是苏轼的“姬妾”，苏东坡把“姬妾”送人，就应该受到指责么
指责苏东坡的人，大概不知道封建社会的“姬妾”，是什么地位，是什么身份。
咱们不妨学一学王安石的“解字法”。
从字面分析，“婢”是“卑贱的女人”；“妾”呢，是“站立着的女人”，也就是说，她虽然有和主子“同床”的福份儿，却没有和主子“同坐”的福份儿，特别是有夫人或客人在座的时候。
所以“妾”的正名叫做“侍妾”，她的任务，就是伺候、服侍主子的(当然也有“借腹生子”的另外一种任务)，地位依然卑下。
“姬”呢，范围可就广了。
古代“姬”、“伎”、“妓”相通，有别于“婢”和“妾”的，是她们必须“身怀一伎”，至少应该会歌舞弹唱。
“妾”是“上炕老妈儿”，这大概不用怀疑。
“婢”是不是和主子上床，只能看主子的喜恶而定。
主子好色，丫头也漂亮，主子提出性要求，丫头是无权拒绝的。
同是宋代人的潘金莲，就是因为拒绝主子的性要求而被强迫嫁给武大郎的。
“姬”的身份比较复杂，但总是离不开“歌舞姬”、“家妓”这个范畴。
她们不但要“伺候”主子，许多历史书上，都有拿“舞姬”、“家妓”待客的记载。
因此，“虞姬”很可能是受到专宠的舞姬，而“赵姬”就是被主子送人的舞姬了。
为什么宋代的官员府中蓄有家妓
这可能和宋代的官员不许嫖妓有关。
因为宋代的官员嫖妓女要受到严惩，所以凡是明智的官员，大都不敢以身试法，而是自己买几个能歌善舞的漂亮女子来做“歌舞姬”，用来自娱，也可以用来“待客”。
这就是官员们私蓄“家妓”的由来。
家妓的地位，明显比“侍妾”低，甚至比“婢女”还低，因为婢女和侍妾都不能用来“待客”，而家妓却可以。
指责苏东坡把“侍妾”送人的人，大概都不知道“侍妾”在宋代的地位。
何况春娘分明不是侍妾，也不是家妓，而只是一个丫头。
但是苏东坡被贬黄州，蒋运使来给他饯行，苏东坡命春娘劝酒，这个春娘的身份，却似乎比丫头略高一些。
如果仅仅是“送酒”而不是“劝酒”，丫头的身份就明确了。
第三，这个因来“饯行”而偶然看中春娘，表示愿意用自己的马来交换这个丫头的蒋运使是个什么人，也是许多人所关心的问题之一。
“运使”，可能是“盐运使”，也可能是“转运使”，反正都是“肥差”，是有钱的人。
苏东坡把自己的丫头，或自己所喜欢的丫头交给了这个人，而不是把丫头卖到堂子妓院里去，按说春娘应该道谢，不应该这样大闹的。
这个蒋运使不但富有，而且能即席赋诗：“不惜霜毛雨雪蹄(大概是匹白马或蹄子是白色的马)，等闲分付赎蛾眉。
虽无金勒嘶明月，却有佳人捧玉卮(用她斟酒，依旧是丫环的身份)。
”从诗句看，也算落笔不俗。
但是这个“蒋运使”究竟是个什么人
却居然没人知道。
既然能和苏东坡交往，人家来送行，苏东坡还设宴招待，关系也非比一般。
有关苏东坡的资料如此丰富，总应该有些蛛丝马迹可寻吧
于是就有人去考证，这个蒋运使究竟是谁。
按理说，苏东坡在离开湖州或京师之前，家里出了这样一件人命案子，而有关苏东坡的记载又如此之多，总应该有片言只语的记录吧
但是考证苏轼在去黄州前后有过交往的人，有苏辙、文逸民、陈季常、王箴、李常、郭遘、古耕道、潘彦明、马正卿、徐君猷、安节、庞安常、米芾、杨世昌、李台卿、徐德占、李委、巢谷、参寥、崔闲、杨寀、张梦得、王巩、王齐愈、王齐万等等(恕不一一介绍他们的身份来历)，独独没有一个姓蒋的。
真不知道这个没有名字的蒋运使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
有人怀疑这个蒋运使，可能就是宜兴人蒋之奇。
这个蒋之奇，和苏轼是同科进士，还是变法新党的中坚，却是一个小人。
据《宋史》记载，欧阳修对他有恩，他却诬陷欧阳修扒灰，蒋自己倒因此被贬官，更为士人所不齿。
如果真是这个人，春娘不愿意随他去，可以解释为春娘有性格，不愿意给这样的人做丫环。
不过这样解释，就未免太高抬春娘而太贬低苏东坡了。
欧阳修是苏轼的恩师，是苏轼一生敬重的人，苏轼对他的遭遇十分关切和同情，对蒋之奇的为人也十分了解。
蒋之奇害过苏轼的恩师欧阳修，又是新党，被关了一百多天刚刚出狱的苏轼，立刻又要被贬黄州，怎么可能和这样的人物推杯换盏，做出以人换马的勾当来呢
第四，平心而论，春娘跟随蒋运使去他府上当丫头，应该说比她被打发回家去要强得多。
凡是当丫头的，家里必然贫穷。
晴雯被撵回家去的处境，连想喝口茶都没有，就是明证。
既然是丫头，买卖或交换就有“身价”，用马交换，这马不过是一种交换的媒介而已，相当于若干两银子。
春娘觉得自己“人不如畜”，只是一种借口。
因为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下，特别是在被贬、被捕以后，“人不如畜”的境遇，实在太多太多了。
作为一个丫头，春娘是不应该有这种想法的。
我经过二十三年劳改，对于“人不如畜”的观念，最有体会。
在劳改队里，耕作运输，常常有用到马的时候。
用马之前，队长往往要谆谆嘱咐：“用马要当心点儿。
像你们这样儿的，死个十口八口的我都能交代；要是死了一匹马，我可没法儿向上面交代。
”——这不分明说，在队长和他“上面”的眼睛里，一个甚至十个八个犯人，都不如一匹马值钱么
要知道，在劳改队里，那可真是藏龙卧虎，什么大作家、大艺术家甚至副部级的官员都有哇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春娘大闹，甚至不惜以命抗争呢
据许多人的分析，惟一的可能，就是春娘跟苏东坡上过床。
春娘是从“感情”出发，觉得自己被遗弃了，所以她接受不了。
“春娘换马”的故事，忽然从“婢女换马”变成了“侍妾换马”，其根源大概就在这个地方。
第五，故事本身就漏洞百出，难于自圆其说。
一，他是因为“乌台诗案”(另文详细介绍)被贬到黄州的，判词为：“黜置方州，以励风俗；往服宽典，勿忘自新。
”也就是说，是要他去那里深刻反省改过自新的。
苏轼去黄州，是朝廷“令御史台差人转押前去”，虽然还有一个“黄州团练副使”的官衔，其实身份如同犯人，已经没有人身自由了。
而且十有八九可能直接从京城押送到黄州，不可能让他先到湖州处理家务之后再从容前去。
连他自己的妻儿都还是后来才由弟弟苏辙送过去的。
他被“划为右派”而没有被处死，完全是沾了赵匡胤当年定下“不杀士大夫”这一条“祖制”的光了。
他宣布被贬以后，他的政敌一直没有放过他，他的一举一动，朝廷都了如指掌，人们为了自保，都躲着他呢，哪里有一个大胆的蒋运使，居然敢于来给他送行，还提议用马交换春娘，而且出了人命案子以后，居然没人知道，怎么可能呢
二，把故事中的春娘写得太好了。
这分明不是一个丫头，而是一个性格刚强的小姐。
她不仅能够引经据典用来责备苏轼，还口占一绝，以明心志，接着就“触槐而亡”。
这样的水平，相当于今天的大学生，甚至一个文科大学生都不一定知道她所引用的那两个典。
古代才女很多，但至少出身于小姐，或者是妓女，不可能是丫头。
并不是大文豪身边的女人都知书，其实古代女子识字的比例一直很小。
苏轼的第一个妻子王弗受过良好教育，但是他的第二个妻子王闰之就不识字。
侍妾王朝云跟随苏轼多年，到后来方才粗通文字。
你想啊，苏轼的妻子尚且不识字呢，怎么可能先去教这个小婢女
在这样的时间、环境之下，出这样一个故事，可信么
三，对于钟惺编的《名媛诗归》，《四库总目提要》的评价是：“其间真伪杂出，尤足炫惑后学。
”可见可信度是不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