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吟唱的《梁甫吟》内容是什么
梁父吟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冢
田疆。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
这个是正确的 三士冢位于旧临淄县城南门外大道东，今齐都镇南关村东南50米处，为一基三坟，东西向排列，高约12米，东西长110米，南北宽55米，相传是春秋末期齐国三勇士公孙捷、田开疆、之墓。
20世纪80年代初，地方政府拨款在三士冢周围建起高2米、长442米的砖石围墙，南面开口处设圆门和影壁，影壁上镶嵌着蜀汉丞相诸葛亮的诗石刻与摹刻汉画像“二桃杀三士”。
墓西侧竖立当代书法家张逊三先生书写的“三士冢”石碑。
相传公孙捷、田开疆、三人是手下勇士，力气足以与老虎搏斗，有万夫不当之勇。
然而他们居功自傲，目空一切，终于成为齐国的祸害。
进谏说，他们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可以禁暴，外不可以威敌，这些人都是危害国家的祸根，不如及早除掉。
而老是念及三人昔日的好处，迟迟下不了决心。
面对现实，决定用计策为齐国除去隐患，然后悄悄地等待时机。
的来访，促成了除害大计的顺利实施。
在欢迎的宴会上，晏婴让人献上六枚鲜桃，并且朗声咏颂祝词，请两位国君各吃一桃。
两位国君吃得高兴，又赐给鲁相国敬孙诺、齐相国晏婴各食一枚。
对于剩下的两枚桃子，晏婴提议由立于左右的公孙捷、田开疆、古冶子论功吃桃。
公孙捷说自己南山打死猛虎，田开疆称自己杀敌建立功勋，各拿去一只桃子。
古冶子眼见桃子已经分光，不禁怒气冲天，历数自己的功绩说：“当年国君过黄河的时候，大鼋衔走为国君拉车的马，是我逆水潜行了九里，杀死大鼋，一手提鼋头，一手扯马尾跳出水来，人们都惊呆了，以为是河神出现，谁的功劳敢和我相比
我最应该吃桃。
”说完后拔剑在手，和拿桃在手的二人较起真来。
公孙捷、田开疆二人羞愧满面，说：“我们论功劳和本事都不如人，竟然先抢吃桃子，不死不能算是勇士
”说完两人拔剑自刎。
古冶子见状追悔莫及，说：“我羞死同伴，独自活着还算什么勇士
”也自杀身死。
另有一说是：古冶子因为在两国国君面前受到羞辱自杀在先，田开疆、公孙捷二人紧接着自刎。
不管谁先谁后，反正这段“二桃杀三士”的故事，从此后不胫而走，代代相传，成为体现一代贤相晏婴高超智慧的最佳载体。
这段精彩的故事，历朝历代每每被人提起，借此典故抒发自己的怀古情思。
清初现实主义诗人有诗一首：“石父（指）当年脱网罗，留将三士竟如何。
孟尝坐食三千客，拼尽园桃杀几多。
”相传三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在移居隆中以前，曾经从山东沂南老家来到游览，并拜谒七个世纪前就长眠在荡阴里的三位勇士。
他在诗中写道： 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冢
田疆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
就是这，这是对的
有关于二的诗句或词语，歌词
【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1]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2]桃之夭夭，有蕡其实。
[3]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
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出处】：中华诗词-先秦-诗经【董娇娆】 洛阳城东路，桃李生路旁。
[1]花花自相对，叶叶自相当。
[2]春风东北起，花叶正低昂。
[3]不知谁家子，提笼行采桑。
[4]纤手折其枝，花落何飘飏。
[5]请谢彼姝子，何为见损伤
[6]高秋八九月，白露变为霜。
终年会飘堕，安得久馨香
[7]秋时自零落，春月复芬芳。
何时盛年去，欢爱永相忘。
[8]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肠。
[9]归来酌美酒，挟瑟上高堂。
[10]【出处】：中华诗词-汉-宋子侯【梁甫吟】 步出齐城门[1]，遥望荡阴里[2]。
里中有三墓，累累正相似[3]。
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4]，力能排南山[5]，文能绝地纪[6]。
一朝被谗言[7]，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
国相齐晏子[8]。
【出处】：中华诗词-汉-汉无名氏【杂诗】 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1]。
朝游江北岸，日夕宿湘沚[2]。
时俗薄朱颜[3]，谁为发皓齿[4]
俛仰岁将暮[5]，荣耀难久恃[6]【咏怀】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
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
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出处】：中华诗词-魏晋-阮籍【归园田居】 少无适俗韵[1]，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2]，一去三十年[3] 。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4] 。
开荒南野际[5]，守拙归园田[6] 。
方宅十余亩[7]，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8]，桃李罗堂前[9] 。
暧暧远人村[10]，依依墟里烟[11] 。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12] 。
户庭无尘杂[13]，虚室有余闲[14] 。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15] 。
【出处】：中华诗词-魏晋-陶渊明思公子】绮罗日减带，桃李无颜色。
思君君未归，归来岂相识。
【出处】：中华诗词-南北朝-邢邵【大林寺桃花】 人间四月芳菲尽，[1]山寺桃花始盛开。
[2]长恨春归无觅处，[3]不知转入此中来。
[4]【出处】：中华诗词-唐五代-白居易太多了，我怕你眼睛看花了，加一首【题都城南庄】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出处】：中华诗词-唐五代-崔护
书上说诸葛亮好为《梁父吟》，可《梁父吟》到底是什么啊
《三国志·蜀书·诸传》载:躬耕陇亩,好为《梁》。
” 按,陈寿记诸葛居隆中时事,有“好为《梁父吟》”及“每自比于管仲、乐毅”。
“好为”和“每”,皆经常性行为。
自比管、乐,人皆知其抱负不凡。
至于诸葛亮何以“好为《梁父吟》”,则古今研究诸葛亮者虽多,却未见有深入探讨者。
“诗言志”,诸葛亮“好为《梁父吟》”,究竟有何寄托呢?此事于诸葛亮一生事业,有何意义呢? 清人张澍于所编《诸葛忠武侯文集》卷二《梁甫吟》题下,加案语云: 张衡《四愁诗》云:“欲往从之梁甫艰。
”注:泰山,东岳也,君有德则封此山。
愿辅佐君主,致于有德,而为小人谗邪之所阻。
梁甫,泰山下小山名。
诸葛武侯“好为《梁父吟》”,恐取此意。
《梁甫吟》即《梁父吟》。
按诸葛亮《梁父吟》有“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其意较《四愁诗》显豁。
张澍以张衡诗句“欲往从之梁甫艰”的寓意,来说明诸葛亮“好为《梁父吟》”之寓意,是离开本诗说诗,未免迂回,反致隐晦。
逯钦立辑校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汉诗》载有《梁父吟》,逯氏于题下说明: 《古文苑》作《古梁父吟》,不题诸葛亮名字。
《类聚》、《乐府诗集》等均题蜀诸葛亮作,按李勉《琴说》曰:“《梁父吟》,曾子撰。
”《琴操》曰:“曾子耕太山之下,天雨雪冻,旬月不得归,思其父母,作《梁山歌》,”蔡邕《琴颂》曰:“梁甫悲吟,周公越裳。
”按梁甫,山名,在秦山下。
据此,《梁父吟》不始于孔明,而此辞亦与孔明无关。
今附入汉《杂曲歌辞》中。
又,《乐府诗集·梁甫吟题解》谓:“《梁父吟》,盖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
《梁父吟》作为乐府古题,“不始于孔明”,是对的。
但无论曾子所作是古歌还是古葬歌,均不传。
至于传世的,“此辞亦与孔明无关”,即所叙非孔明事,也是对的。
但以“此辞”所叙非孔明事,即断言非孔明作,则不妥。
盖自来诗人吟咏,借他事以抒已怀者多矣。
再者,诸葛亮何以“好为《梁父吟》”,逯氏未作说明。
不过,逯氏据《梁父吟》本诗立论,是不错的。
《梁父吟》曰: 步山齐城(一作东)门,遥望荡阴里。
里中有三坟(一作墓),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墓(一作冢)?田疆古冶子(一作氏)。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一作理)。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此诗所咏,为春秋时期齐国国相晏婴设谋“二桃杀三士”事。
事见《晏子春秋》卷二《内篇·谏下第二·景公养勇士三人无君臣之义晏子谏第二十四》: 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
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
晏子入见公曰:“……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可以禁暴,外不可以威敌,此危国之器也,不若去之。
”……因请公使人少馈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计功而食桃?”公孙接仰天而叹曰:“……接一搏特 ,再搏乳虎。
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
”援桃而起。
田开疆曰:“吾仗兵而却三军者再,若开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
”援桃而起。
古冶子曰:“吾从君济于河,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中流。
当是时也,冶……得鼋而杀之,左操骖尾,右挈鼋头,鹤跃而出。
……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
二子何不反桃?”抽剑而起。
公孙接、田开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让,是贪也。
然而不死,无勇也。
”皆反其桃,挈领而死。
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独生之,不仁。
耻人之言,而夸其声,不义。
恨乎所行,不死,无勇……”亦反其桃,挈领而死。
此即“二桃杀三士”之本事。
晏子以“三士”“无君臣之义”,故巧计除之。
《梁父吟》虽咏此事,而态度与《晏子春秋》迥异。
全诗抒写悼伤“三士”之情,而与《晏子春秋》以为“三士”当除不同。
“一朝被谗言”以下四句,严责“晏子”,尤与《晏子春秋》肯定晏子的立场相反。
故《梁父吟》虽用《晏子春秋》所记事,而旨趣有别。
显然,诸葛亮“好为《梁父吟》”,应有深意。
二 《梁父吟》所咏,为“三士”之死与“晏子”之谋。
诗的作者对于“三士”,是赞叹、惋惜、伤悼;对于“晏子”,则是严谴。
叹惋“三士”,言外寓含士人如何立身处世之思考;严谴“晏子”,言外寓含为相者如何用人及治国之思考。
有大抱负及大智慧者,读史观世,才能如此思考问题。
《乐府诗集》等以为此诗乃诸葛亮所作,很有见地。
诸葛亮隐居隆中之日,自比管乐,其对天下大势的思考,见于著名的《草庐对》。
从他“好为《梁父吟》”看,他在隆中所思考的,尚有士人如何立身及用世的问题。
中国古代士大夫的最高理想在于为相以施展抱负。
诸葛亮当时的身份是士,他后来的地位是相。
《梁父吟》一诗,寄托了诸葛亮作为士的立身之道,以及他后来作为相的治世及待士之道。
自比管乐并提出《草庐对》,见其不凡之才略;“好为《梁父吟》”,见其高出一世之志节与器识。
先论为士之道。
吴宓《雨僧日记》1919年9月8日记: 陈君寅恪尝谓:“昔贤如诸葛武侯,负经济匡世之才,而其初隐居隆中,啸歌自适,决无用世之志。
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及遇先主,为报知己,乃愿出山,鞠躬尽瘁。
”宓按,武侯《梁父吟》之词意,原系明哲保身。
而太白乃云“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其旨卑矣。
按,李白《梁甫吟》曰: 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
宁羞白发照渌水,逢时壮气思经纶。
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
大贤虎变愚不测,当年颇似寻常人……我欲攀龙见明主,……以额扣关阍者怒……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见我轻鸿毛。
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梁甫吟》,《梁甫吟》,声正悲!…… 观李白诗的本意,不但吟唱“何时见阳春”,一吐怀才不遇之块垒,抒写“逢时壮气思经纶”之抱负,而且深悼“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之悲剧。
在后一点上,李白的态度同于诸葛亮《梁父吟》,而异于《晏子春秋》。
故李白《梁甫吟》,其旨不卑。
李白与陈寅恪、吴宓,皆以诸葛亮《梁父吟》之寄意为士人立身处世之道,这是不错的。
陈谓“其初隐居隆中,啸歌自适,决无用世之志”,吴谓“《梁父吟》之词意,原系明哲保身”,则误。
盖如此理解,则是以“好为《梁父吟》”者为一人,而以“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者为另一人。
至于李白《梁甫吟》,虽在同情“三士”和不满“齐相”上与诸葛同,但“长啸《梁甫吟》,何时见阳春”以及“《梁甫吟》,声正悲”,认为诸葛急于用世且以隐居躬耕为苦,则错会了诸葛之意,于诸葛之人格及“好为《梁父吟》”之深意,实未了解。
诸葛亮“好为《梁父吟》”,于士人立身之道深致感慨,有其深刻的历史及现实背景。
在春秋时期的社会变革中,产生了自由的士的群体。
孔子作为士的大师,提出了为士之道即君子之道。
《论语·宪问》载: 子路问君子。
子曰:“修己以敬。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
”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
” “安人”、“安百姓”,即以“仁道”治国平天下。
传统的为士之道,即是“修己”以成为君子,以仁道治世以安百姓。
“修己”是向内求诸己,“安百姓”是向外施于世。
“修己”是前提,盖未有不“修己”而能“安人”者。
士的优势是拥有知识,但是“无恒产”。
为生存,为行道,士都需要求仕。
《论语》里就有孔门弟子子张“学干禄”的事。
《史记·苏秦列传》记苏秦“出游数岁,大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窃皆笑之”。
后来苏秦佩六国相印,行过洛阳,“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
苏秦感叹:“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而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故士无恒产,便不得不干禄;而人情势利,尤驱使士人热中于富贵,君主亦因而得以爵禄驾驭士人。
孔子提倡的“修己以安百姓”的君子之道,多数士人其实难于遵行,所以孔子嘱其弟子“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公孙接等“三士”,死于论功而食“二桃”。
“桃”所象征的,是功名利禄。
“桃”仅有“二”,是功名利禄甚少。
“士”却有“三”,是士较多。
论功食“桃”,是使士人竞相争夺功名利禄。
故“二桃杀三士”者,乃朝廷以功名利禄为陷阱也,亦士人以争夺功名利禄而自蹈于死道之悲剧也。
“三士”竟因此而遭杀身之祸,固然可伤;“三士”竟至死不悟杀身之由,尤为可叹!不仅“三士”也,多少士人为功名利禄所羁縻、所役使,感情系于得失,身心役于势利,又岂非无量数士人之大悲剧乎! 君主悬爵禄于上,士人相争相残于下,士之悲惨剧,非仅由君主用术造成也。
故士人于出处进退辞受之际,当思之又思,慎之又慎。
《论语·泰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同书《述而》:“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真能做到浮云富贵、见利思义,则“二桃”安能杀“三士”?故诸葛亮由“三士”之死于“二桃”,思士之所以立身,感慨深矣。
“好为《梁父吟》”,其思虑远矣。
当汉末世乱,政衰俗怨,士多置身非所,亦多死非其所之时,诸葛亮躬耕陇亩,不求闻达,是天下“无道则隐”,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非无用世之情也,故刘备三顾草庐即出。
以此观之,诸葛亮啸歌自适之时,非仅全性命也,亦兼全志节也。
此即扬雄《法言》所谓“鸿飞冥冥,弋者何篡焉”! 三 次论为相之道。
诸葛亮淡泊躬耕,是“修己”之事。
“修己”不是目的,“安人”进而“安百姓”,才是目的。
《论语·泰伯》载孔门弟子曾参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士的使命,是行仁道于天下,而唯仁者能行仁道。
《论语·雍也》云:“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持此以观“晏子”“二桃杀三士”之谋,则“晏子”为不仁。
此所以诸葛亮《梁父吟》由齐相“晏子”之设谋杀“三士”,而深思治国及用士之道也。
《孟子·尽心上》:“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
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诸葛亮隐居隆中,是士穷之时。
然而“穷不失义,故得己焉”。
“得己”者,“修己”以葆高格调也。
故诸葛之隐居,乃士“不得志”时,“修身见于世”也。
世称“卧龙”,其故在此。
故诸葛不但能以躬耕啸歌为乐,并且能在“得志”时“泽加于民”。
“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是一人之事而不是二人之事,是同一人在“穷”或“达”时的不同表现。
二者是相通的。
诸葛亮隆中“修己”的一个成绩,是当刘备三顾草庐时纵论三分大局,这里展示了他非凡的相才。
另一个成绩,是他“好为《梁父吟》”,深思立身及用人治国之道,他后来为人称道的相德,即涵蓄其中。
故“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与“好为《梁父吟》”,皆为诸葛亮“穷不失义”的表现。
他后来“伯仲伊吕”的煌煌相业,则是“达不离道”的表现。
《诸葛亮传》载其临终上表后主:“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
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
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三国志》作者陈寿接着写道:“及卒,如其所言”。
则是身居丞相高位的诸葛亮,生活俭朴,政风清廉。
他能如此,与其在隆中“好为《梁父吟》”时,深以“三士”争“桃”致死为戒有关。
盖“穷”时不欲得“桃”,故能“不求闻达”,此即“穷不失义”。
“达”时不贪得“桃”,则不但正身以正天下,并且向天下人昭示了公忠廉让的志节,此即“达不离道”。
故虽“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却能做到“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诸葛亮传》注引《袁子》)。
中国古代史上辅政相臣,能令举国上下亲之、信之、服之、敬之者,诸葛亮一人而已。
此无他故,视名位利禄之“桃”如无也。
诸葛亮达时,不但立身不离于道,而且待士亦不离于道。
《蒋琬传》载:蒋琬为广都长。
“先主尝因游观奄至广都,见琬众事不理,时又沈醉,先主大怒,将加罪戮。
军师将军诸葛亮请曰:‘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
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
愿主公重加察之!’”后来,蒋琬继诸葛亮为相,“承诸葛之成规”,“边境无事,邦家和一”。
故诸葛亮当年力救蒋琬,是为蜀汉保全了一位国之栋梁。
此与“晏子”之待“三士”,用心全异。
《李严传》载:诸葛亮北伐,以李严为中都护催督粮运。
值天霖雨,运粮不继,严遣人呼亮还军。
军既退,严却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又上表后主,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
诸葛亮“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奏请废李严为民。
后来诸葛亮病死,李严因为“常冀亮当自补复,策后人不能”,由是“激愤”,亦“发病死”。
又,《廖立传》载:廖立以罪废为民,徙置汶山。
闻诸葛亮死,垂泣叹曰:“吾终为左衽矣!”李、廖皆不但服罪,而且深信只要诸葛亮在,自己终有起用之一日。
事实是,诸葛亮奏免李严以后,曾下教与李严之子李丰:“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此神明所闻,非但人知之也。
……谓至心感动,终始可保,何图中乖乎!……愿宽慰都护,勤追前阙。
……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
详思斯戒,明吾用心。
临书长叹,涕泣而已!”诸葛亮为国惜才如此,较之“晏子”谋诛“三士”,相去何可以道里计! 《杨洪传》载:杨洪原为犍为太守李严属下之功曹,以才略为诸葛亮知赏,破格升任蜀郡太守,其时李严仍在犍为太守任上。
同传又载:任祗原为蜀郡太守杨洪门下书佐,以“才策功干”升任广汉太守,其时杨洪亦仍在蜀郡太守任上。
以此之故,“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
”又,《诸葛亮集·称姚伷教》曰:“忠益者莫大于进人,进人者各务其所尚。
今姚掾并存刚柔,以广文武之用,可谓博雅矣。
愿诸掾各希此事,以属其望!”按:“进人者各务其所尚”,即能“广文武之用”,此即“尽其人之器用”。
盖用人如器,则各有长短之人才,皆得展其长处,如此,士人进身之路广矣,国家得人才之用亦多矣。
如此用人,则即使《晏子春秋》中勇而无礼之“三士”,亦可使之尽其所能,为国效力。
《董和传》载诸葛亮《与群下教》曰:“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
若远小嫌,难相违覆,旷阚损矣。
违覆百得中,犹弃弊蹻而获珠玉。
然人心苦不能尽,惟徐元直处兹不惑。
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
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
”又,《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载:街亭失利以后,诸葛亮“引咎责躬,布所失于天下”,并下教要求将士:“但勤攻吾之阙,则事可定,贼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
”诸葛亮以丞相总理国政,位尊权重,与群下相处,如此披沥肝胆,开诚布公,“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张裔传》) 诸葛亮达不离道,受其影响,蜀臣颇多贤德而清廉者。
《董和传》谓:和“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
《刘巴传》谓:巴“躬履清俭,不治产业。
”《董允传》谓:允“正色匡主”,“守正下士”,“甚尽匡救之理”。
《杨洪传》谓:洪“忠清款亮,忧公如家。
”《费祎传》注引《祎别传》:祎为相,“雅性谦素,家不积财。
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
《姜维传》载:维“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
《邓芝传》谓:芝“赏罚明断,善恤卒伍”,“不治产业,妻子不免于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
”以此之故,诸葛亮治下的蜀汉,“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陈寿《进〈诸葛亮集〉表》)。
总之,诸葛亮《梁父吟》之所寄寓,一为士之道,一为相之体。
盖士之处世,志在行道,而又不能无禄,故进退出处颇费斟酌,亦甚难处理适当。
而牢笼制驭之术,即“二桃杀三士”之类。
士惟淡泊可以免祸,亦惟淡泊可以全节。
至于为相,当为国惜才,尽其器用,开诚布公,集思广益。
故诸葛亮“好为《梁父吟》”,盖悲士人立身处世之不易,讽为相之不仁也。
此乃诸葛亮历观古今之士道与治道,有所感慨而作。
其在乱世,能如此读史并观世,是其器识甚远大,而立身甚崇高也。
以此观之,诸葛亮躬耕陇亩之日,“好为《梁父吟》”,用意深矣。
此事于诸葛亮一生之志节与事业,亦裨益深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