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胡琴的历史源流问题学术界目前主要有哪些不同观点
胡琴，既是现代二胡、马头琴、四胡的前身名称，亦是我国诸多民族拉弦民间乐器的总称。
在我国数以千计的民族民间乐器中，胡琴类拉弦乐器，是居于首位的庞大乐器族系，在各民族、各地区广泛流传，仅在汉族中，就有皮膜类的二胡(民间亦称南胡、嗡子)、高胡(粤胡)、京胡、京二胡、坠胡、中胡、革胡及板面类的板胡、椰胡、二弦等多种胡琴；而在蒙、藏、壮、彝、傣、瑶、佤、哈尼、朝鲜等20几个少数民族中，分别以木、竹、金属、葫芦、牛角、马骨为琴筒的独弦、二弦、三弦、四弦等名称不同、形制各异的胡琴，多达50余种。
绚丽多姿的多民族的胡琴，广泛地应用于民间歌舞、弦索乐、丝竹乐、吹打乐、鼓吹乐等民间器乐，以及庙堂等多种宗教音乐之中。
以此可以说明，胡琴类乐器，是我国最具有代表性、最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族民间乐器。
胡琴类乐器，不但盛传于中国各地，由于千百年来中外文化交流，亦广泛流传于东南亚一些国家，如朝鲜与韩国的奚琴；日本清乐中胡琴:携琴(似四胡)、提琴(似板胡)及三弦提琴(亦称“小弓”、“胡弓”)；越南古代木槽二弦的丐弹胡琴(相当于今日的chainhi )柬埔寨的变种三弦(toikhmer)；泰国的三弦萨乌山塞(Saw sain sai)；缅甸三弦(tro)等等。
(注:(日)林谦三《东南亚乐器考》， 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千百年来，胡琴类乐器一直在中国及东亚地区一些国家的音乐文化史和人民群众生活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国内外的史料中均有不同的记载，中外音乐史学家亦有诸多论述。
对于胡琴类乐器的渊源、历史沿革、发展脉络，已基本清楚，但其中某些环节，尚有模糊不清、各执一说、甚至似是而非、误解和讹传的情况。
由于胡琴类乐器的发展与蒙古族的乐器史有着密切关联，胡琴类乐器的重要分支马头琴、四胡又是蒙古族最有代表性的古老传统乐器，所以笔者就此谈些浅见，以期有益于关于胡琴类乐器更深入的研究。
1、胡琴的前身——奚琴 胡琴的前身，可追溯到唐代的奚琴。
宋·陈＠①《乐书》载:“奚琴，出于弦鼗，而形亦类焉，奚部所好之乐也。
盖其制，两弦间以竹片轧之，至今民间用焉。
”宋·欧阳修亦有“奚琴本出奚人乐，奚虏弹之双泪流”的诗句。
由此可确认，奚琴是由北方少数民族——奚人传入中原的乐器。
根据《乐书》所绘图观之，琴筒呈圆形，确似拨浪鼓，竹杆，二弦，但无千斤，琴轴设置与现代胡琴类的琴轴相反。
2、奚琴于盛唐传入中原，亦名“嵇琴” 奚琴是何时传入中原的，陈＠①《乐书》和欧阳修的诗句中并未予说明。
我们只能根据史料分析判断。
史载，奚人本属东胡族系，与契丹族“异种同类”，汉时称乌桓，元魏时“与契丹分背”，自号“库莫奚”，隋唐时期始简称“奚”。
(注:见《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可见，奚琴传入中原的时间，不可能早于隋唐。
另外，由于“奚”、“嵇”同音通假，故在唐朝，奚琴亦称嵇琴。
这在唐·孟浩然《池亭诗》中早有所云:“竹引嵇琴入，花邀戴客过”。
而孟浩然(689—740年)的创作成熟期正值盛唐时期(712—762年)，由此可知，奚琴(嵇琴)最晚也是在盛唐前就已存在了。
所以，某些有关中国古代音乐史的论著中称:“胡琴类拉弦乐器，在唐为奚琴，在宋为嵇琴”。
“到了南宋时期，奚琴改名为嵇琴”(注: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这样的说法均欠准确。
另外，关于嵇琴的由来，宋·陈元靓《事林广记》有云:“嵇琴本嵇康所制，故名嵇琴”。
对于此说，诸多中国音乐史和乐器志、艺术辞典中，都有所引，但未见分析。
(注: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辞典》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辞典》(民出版社，1991年)等。
)而以笔者所见这恐怕是望文生义了。
因为，其一，嵇康是魏晋时期音乐家，其时，除陈元靓“嵇琴本嵇康所制”之说外，无任何史籍证明嵇琴的存在；其二，嵇康生于公元224年，公元263年为司马昭所杀。
在他有生之年，奚人尚属鲜卑宇文部的一支，直到公元4世纪末，才与“契丹相背”分立，“自号库莫奚”，而到隋唐时改称“奚”，那已是6世纪末、7世纪初的事了，前后相距至少有300余年。
“皮之尚无，毛由何生”。
所以“嵇琴本嵇康所制”之说，是难以成立的。
3、宋代嵇琴的高度发展和马尾胡琴的产生 奚琴虽然是唐代传入中原，但当时并未得到重视，却是到了宋代才广泛流传，无论宫廷还是民间，均盛行演奏嵇琴。
对此宋史料中多有记载。
如宋《都城记胜》云:“瓦社中的细乐常用箫、管、蓁、嵇琴、方响之类合奏”。
《乐书》亦云:“至今民间用焉”。
由此，宋代出现了技艺精湛的演奏琴师，沈括《梦溪笔谈》云:“熙宁中，宫宴。
教坊伶人徐衍奏嵇琴，方进酒而一弦绝，衍更不易琴，只用一弦终其曲。
”足见徐衍演奏技巧的高超程度。
奚琴在中原发展为嵇琴的同时，在北方广袤的草原上也得到了更快的发展。
对此，虽然未有确切史料可查，但唐宋时期，是北方草原众多少数民族频繁更迭、不断分化交融时期，其中奚族就已逐渐分化，并分别与契丹、女真、蒙、汉各族融和，奚人代表性乐器奚琴也自然会为草原各少数民族、甚至中原汉族所接受并广泛流传。
宋·沈括在《梦溪笔谈》记载了他赴fū＠②延(今延安)督军防御西夏时，曾“制凯歌数十首，令士兵歌之”。
其中第三首曰:“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犹自怨单于；弯弓莫射云中雁，归雁如今不寄书。
”可见，到了宋朝，奚琴早已在西北草原演化成先进于中原竹擦嵇琴的弓擦马尾胡琴了。
沈括作歌是宋元丰五年(1082年)，而晚其20年后成书晋宫的陈＠①的200卷巨著《乐书》中，却未见马尾胡琴的记载。
此事颇令中外民族音乐学家和史学家费解。
“不无使人迷惑”(注:(日)林谦三《东南亚乐器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
其实，此事也非“不可解”，在此以笔者拙见，探讨一、二。
其一，马尾胡琴虽然在西北方草原产生和流传，甚至传入宋驻边的军队中，但尚未传到中原。
须知，在古代，一件乐器的传播是非常困难和漫长的。
以曲项琵琶为例，据史料记载，约在公元350年前后，就由波斯通过印度传入了中国北方， 而传到南方的时间却是200多年以后，直到公元551年才见著文字记载(注: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古代一件乐器传播速度如此之慢，陈＠①对于马尾胡琴无从得知，亦是自然和可能的；其二，陈＠①的200卷《乐书》巨著，确实功不可没， 但由于他是一个十足的复古主义者，保守狭隘和陈腐落后的音乐观，使他反对音乐史的新因素、新观念(如音阶中的变音和二度音等)，特别反对民间音乐、少数民族和外域音乐。
(注: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由此也可推想，陈＠①或许知道马尾胡琴的存在，但他是否不屑一顾、视而不见或听而不闻，也未可知。
所以，在他的《乐书》中只字未提马尾胡琴，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论陈＠①是“无从得知”，还是“不屑一顾”，宋《乐书》中未有马尾胡琴的记载，确是千古遗憾。
因为迄今为止，我们只是从《梦溪笔谈》中了解到宋末年间西夏产生了马尾胡琴，却无法得知其确切形制。
由此造成对马尾胡琴形制的不同推测，一般史料中，多是对其形制避而不谈，或不加分析地自然认为是嵇琴式的筒形胡琴，与嵇琴的区别只是竹片擦弦和马尾弓擦弦的区别。
唯独在《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辞典》的“马头琴”条目中云:“马头琴”，又称“胡兀尔”、“胡琴”、“马尾胡琴……”，但又言之无据。
当然，笔者亦倾向于认为“马尾胡琴”可能就是“潮兀尔”(马头琴的前身)。
因为在沈括作歌的公元1082年宋末和辽王朝时期，蒙古族已在北方草原迅速崛起，并于1206年以武力统一了蒙古高原，建立了蒙古帝国，其间，胡琴——潮兀尔与胡兀尔，早已普遍使用于祭祀和征战中(注:《内蒙古历史概要》中云:“十二、十三世纪时……祭祀时奏忽忽尔”(即胡琴)。
)。
但宋代马尾胡琴之形制究竟如何，仍有待继续探讨和考证。
4、奚琴在北方的流传与演变 奚琴在中原演变为嵇琴、在西北草原演变为马尾胡琴之后，约于宋末(即高丽睿宗时代)也传入东北牡丹江镜泊湖、东镜城和高丽国其它地区，逐渐为朝鲜族所喜爱，乃至成为我国延边朝鲜族和朝鲜半岛人民最有代表性的乐器之一。
明代朝鲜的《乐书轨范》载:“奚琴，以黜檀花木(刮青皮)，或鸟竹、海竹马尾弦，用松脂轧之。
”由此可知，至少于明代，奚琴在朝鲜已是木擦和弓擦并存的两种形制乐器了。
而据《乐学轨范》的绘图来看，奚琴是竹杆、弓擦、琴轴反置，有了千斤，而且琴筒也不再是拨浪鼓似的扁圆鼓形而改为长筒形，即比较接近现代胡琴类乐器了。
(见图2) 诚然，奚琴在北方草原上的继续发展并非只是朝鲜奚琴，在北方其他少数民族中，亦有其不同的变体。
如《清史稿》一○一卷载:“奚琴，刳桐为体，二弦，龙首，方柄，糟长与柄等。
背圆中凹，凿空纳弦，绾以两轴，左右各一。
以木系马尾八十茎轧之。
”清《皇朝礼乐图式》卷九中有其绘图(见图3)。
此种瓢状音箱形制奚琴， 容易使人误解为是马头琴的前身——“潮兀尔”(注:赵双虎《蒙古族四胡二题》，载于《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
)，实则只是形似而已。
“潮兀尔”同时在《皇朝礼乐图式》卷九中绘有琴图(见图4)。
但此种奚琴，其后未流传下来，很可能是由于与潮兀尔过于近似而合二为一，或被潮兀尔取代而淘汰了。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筒形奚琴这一古老乐器，至今仍在流传于我国北方蒙古族(内蒙古东部及辽宁、黑龙江等蒙古族居住区)、朝鲜族(延边)民间之中，而且仍保持其古老母体的“音色柔和、纤细”、音域不宽的特点(注:《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辞典·奚琴》， 民族出版社， 1991年，第505页。
)，蒙古族称其为奚胡或胡乎。
更有趣味的是，至今福建南音中的二弦，其筒形、反装琴轴，与古老的奚琴十分相似(注:《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8页。
)。
需要说明的是“胡琴”这一称谓，并非始于元代，早在唐代就已有之。
不过在唐代，胡琴是泛指我国少数民族和西域传入我国的乐器，即胡人乐器之意。
其时，一般多是指弹拨乐器，如琵琶、胡雷等。
由此，使得国外民族音乐学家误认为胡琴在唐代就是琵琶的别名(注:(日)林谦三《东南亚乐器考》，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
对此笔者将在另文中专述。
为什么一些人读书不成功却读成神经病了
苏东坡八岁到十岁之间，他父亲晋京赶考。
落第之后，到江淮一带游历，母亲在家管教孩子。
这段期间内，家中发生一件事，宋史苏东坡的传记与苏辙为他母亲写的长篇碑文里，都有记载。
母亲那时正教孩子后汉书。
书上记载后汉时朝政不修，政权落入阉宦之手，当时书生儒士反抗不阴不阳的小人统治。
贪婪，纳贿，勒索，滥捕无辜，是经常有的。
因为地方官都是那些太监豢养的走狗小人，忠贞廉正之士和太学生，竟不惜冒生命之险，上书弹劾奸党。
改革与抗议之声，此起彼落，调查与审讯之事，层出不穷。
当时学者与太学生辈，在朝廷圣旨颁布之下，或遭皮肉之苦，或遭迫害折磨，或遭谋杀丧命。
在这群正人学者之中，有一个勇敢无畏的青年，名叫范滂，而苏询的妻子正教儿子读的就是《范滂传》。
建宁二年，送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
督邮吴导至县，抱诏书，闻传舍伏床而泣。
滂闻之，日：“必为我也。
”即自诣狱。
县令郭揖大惊，出解印缓，弓怖俱亡，日：“天下大矣，子何为在此
”滂日：“滂死则祸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离乎
”其母就与之诀。
滂由母日：“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
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
”母日：“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
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
”滂跪受教，再拜而辞。
顾谓其子日：“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
”行路闻之，莫不流涕。
时年三十三。
小东坡抬头望了望母亲，问道：“妈，我长大之后若做范滂这样人，您愿不愿意
”母亲回答道：“你若能做范滂，难道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东坡六岁入学。
这个私塾不算小，有学童一百多人，只有一个老师，是个道士。
苏东坡那副绝顶聪明的幼小头脑，很快就显露出来，在那么多的学童之中，苏东坡和另外一个学生是最受老师夸奖的。
那个学生是陈太初，后来也考中科举，但是出家做了道士，一心想求道成仙去了。
陈大初在晚年时，一直准备白昼飞升。
一天，他去拜访一个朋友。
朋友给他食物金钱。
他出门之后，把那食物金钱全散与穷人，自己在门外盘膝打坐，在不食人间烟火之下，就准备脱离此红尘扰攘的人间世。
几天之后，他呼吸了最后一口气就不动弹。
那位朋友叫仆人把他的尸体移走。
但是当时正是新年元旦，在一年如此吉祥的日子，仆人们不愿去搬运尸体。
但是死人说了话：“没关系，我可以自己搬运。
”他立起身来，自己走到野外，在一个更为舒适的地方死去。
这就是一般所谓道家修炼之士的“白昼飞升”。
幼年时，苏东坡在读书之外，富有多方面的兴趣。
下学之后，他就回家往鸟巢里窥探。
他母亲已经严格告诫东坡与家中的使女，不得捕捉鸟雀。
因此之故，数年之后，鸟雀知道在庭园里不会受害，有的就在庭园的树枝上做巢，低得孩子们都可以望得见。
有一只羽毛极其美丽鲜艳的小鸟，一连数日到他家的庭园去，苏东坡对这只小鸟记得特别清楚。
有时，有官员经过眉山镇，到苏家拜访，因为东坡的叔叔已经做了官。
家里于是忙乱一阵，使女就光着脚各处跑，到菜园去摘菜、宰鸡，好治筵席待客。
这种情形在孩子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东坡和堂兄妹等常在母亲身边玩耍。
他和弟弟辙也常到村中去赶集，或是在菜园中掘土。
一天，孩子们掘出来一块美丽的石板，既晶莹光泽，又有精美的绿色条纹。
他们敲击之下，发出清脆金属之声。
他们想用做砚台，非常合用。
砚台必须用一种有气孔的特别石头，要善于吸收潮湿，并且善于保存潮湿。
这种好砚台对书法艺术十分重要。
一个上品砚台往往为文人视为至宝。
好砚台是文人书桌子上的重要物品，因为文人一天大半的生活都与之有密切关系。
父亲给孩子一个砚台，他必须保存直到长大成人，他还要在砚台上刻上特别的词句，祝将来文名大噪。
据有些文字记载，苏东坡十岁时，已经能写出出奇的诗句。
在他那篇《黠鼠赋》里，我们找到了两句。
这篇短文字是描写一个狡猾的小老鼠，掉入一个瓦瓮里，假装已死，等把瓮倒在地上，便急速逃去，这样把人欺骗过。
大约也正在此时，他的老师正读一篇长诗，诗里描写当时朝廷上一群著名的学者。
苏东坡这个幼小的学童在老师肩膊后面往前窥探了一下，就开始问到与他们有关的问题。
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因为在苏东坡的童年，中国是在宋朝最贤明的君主统治之下，他极力奖励文学艺术。
国内太平无事，中国北方与西北的游牧民族如金，辽，西夏，这些部落蛮族本来常为患中国，这时也与宋朝相安无事。
在这样朝廷之下，贤良之臣在位，若干文才杰出的人士都受到思宠，侍奉皇帝，点缀升平。
正是在这个时候儿，幼童苏东坡首次听到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大名，当下深受到鼓舞。
幸好在这位大诗人的童年生活里，我们还有这些对他将来崭露头角的预示。
虽然苏东坡记载了不少他成年时代做的梦和梦中未完成的诗句，可是还没有什么无心流露的话，供现代的传记作家使之与解释，直觉、狂想相结合，而捏造出东坡这位诗人下意识中神经病的结构形态。
苏东坡倒丝毫没提到尿布和便秘等事呢。
苏东坡十一岁时，进入中等学校，认真准备科举考试。
为应付考试，学生必须读经史诗文，经典古籍必须熟读至能背诵，在班上背诵时，学生必须背向老师而立，以免偷看敞开在老师桌子上的文章。
肯发愤努力的学生则把历史书上的文字整篇背过。
背书时不仅仅注重文章的内容、知识，连文字措词也不可忽略，因为作文章用的字汇就是从此学来的。
用著名的词语与典故而不明言其来源出处，饱学之士读来，便有高雅不凡之乐。
这是一种病好相投者的共用语言。
读者对作者之能写此等文章，心怀敬佩，自己读之而能了解，亦因此沾沾自喜。
作者与读者所获得的快乐，是由观念的暗示与观念的联想而来，此种暗示比明白真说更为有力动人，因为一语道破，暗示的魅力便渺不可得矣。
这种背诵记忆实在是艰难而费力的苦事。
传统的老方法则是要学生背一整本书，书未加标点，要学生予以标点，用以测验学生是否彻底了解。
最努力苦读的学生竟会将经书和正史抄写一遍。
苏东坡读书时也就是用这种方法。
若对中国诗文朴质的经典，以及正史中常见的名称事故暗喻等典故，稍加思索，这种读书方法，自有其优点。
因为将一本书逐字抄写之后，对那本书所知的深刻，决非仅仅阅读多次所能比。
这样用功方法，对苏东坡的将来大有好处，因为每当他向皇帝进谏或替皇帝草拟圣旨之际，或在引用历史往例之时，他决不会茫无头绪，就如同现代律师之引用判例一般。
再者，在抄书之时，他正好可以练习书法。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此种抄写工作自不可免，但是在苏东坡时，书籍的印刷早已约有百年之久。
胶泥活字印刷术是由一个普通商人毕升所发明。
方法是把一种特别的胶泥做成单个的字，字刻好之后，胶泥变硬；然后把这些字摆在涂有一层树胶的金属盘子上，字板按行排好之后，将胶加热，用一片平正的金属板压在那些排好的字板上，使各字面完全平正。
印书完毕之后，再将树胶加热，各字板便从金属盘上很容易脱落下来，予以清洗，下次再用。
苏东坡与弟弟苏辙正在这样熟读大量的文学经典之时，他父亲赶考铩羽而归。
当时的科举考试有其固定的规矩形式。
就像现代的哲学博士论文一样。
当年那种考试，要符合某些标准，须要下过某等的苦工夫，要有记住事实的好记忆力，当然还要一般正常的智力。
智力与创造力过高时，对考中反是障碍，并非有利。
好多有才气的作家，像词人秦少游，竟而一直考不中。
苏洵的失败，其弱点十之八九在作诗上。
诗的考试，须要有相当的艺术的雅趣，措词相当的精巧工稳，而苏洵则主要重视思想观念。
因为读书人除去教书之外，仕途是唯一的荣耀成功之路，父亲名落孙山而归，必然是懊恼颓丧的。
晚辈高声朗读经典，老辈倚床而听，抑扬顿挫清脆悦耳的声音，老辈认为是人生的一大乐事。
这样，父亲可以校正儿子读音的错误，因初学者读经典，自然有好多困难。
就好像欧阳修和后来苏东坡都那样倚床听儿子读书，现在苏洵也同样倚床听他两个儿子的悦耳读书声，他的两眼注视着天花板，其心情大概正如一个猎人射了最后一箭而未能将鹿射中，仿佛搭上新箭，令儿子再射一样。
孩子的目光和朗朗之声使父亲相信他们猎取功名必然成功，父亲因而恢复了希望，受伤的荣誉心便不药而愈。
这时两个青年的儿子，在熟记经史，在优秀的书法上，恐怕已经胜过乃父，而雏风清于老风声了。
后来，苏东坡的一个学生曾经说，苏洵天赋较高，但是为人子的苏东坡，在学术思想上，却比他父亲更渊博。
苏洵对功名并未完全死心，自己虽未能考中，若因此对儿子高中还不能坚信不疑，那他才是天下一大痴呆呢。
说这话并非对做父亲的有何不敬，因为他以纯粹而雅正的文体教儿子，教儿子深研史书为政之法，乃至国家盛衰隆替之道，我们并非不知。
对苏东坡万幸的是，他父亲一向坚持文章的醇朴风格，力诫当时流行的华美靡丽的习气；因为后来年轻的学子晋京赶考之时，礼部尚书与礼部主试欧阳修，都决心发动一项改革文风运动，便藉着那个机会，把只耽溺于雕琢文句卖弄词藻的华美靡丽之文的学子，全不录取。
所谓华美靡丽的风格，可以说就是堆砌艰深难解之词藻与晦涩罕见的典故，以求文章之美。
在此等文章里，很难找到一两行朴质自然的句子。
最忌讳指物直称其名，最怕句子朴质无华。
苏东坡称这种炫耀浮华的文章里构句用字各自为政，置全篇效果于不顾，如演戏开场日，项臂各挂华丽珠宝的老姬一样。
这个家庭的气氛，正适于富有文学天才的青年的发育。
各种图书插列满架。
祖父现在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因为次子已官居造务监裁，为父者也曾蒙思封赠为“大理评事”。
此等官爵完全是荣誉性的，主要好处是使别的官员便于称呼。
有时似乎是，求得这么一个官衔刻在墓志铭上，这一生才不白过——等于说一个人若不生而为士绅，至少盼望死得像个士绅。
若不幸赶巧死得太早，还没来得及获得此一荣耀，死后还有一种方便办法，可以获得身后赠予的头衔。
其实在宋朝，甚至朝廷正式官员，其职衔与真正职务也无多大关系。
读者看苏家的墓志铭，很容易误以为苏东坡的祖父曾任大理评事，甚至做过太傅，而且误以为他父亲也做过太子太傅——其实这些荣耀头衔都是苏辙做门下侍郎时朝廷颁赠的。
苏东坡这时有个叔父做官，两个姑母也是嫁给做官的。
因此他祖父和外祖父都拥有官衔，一个是荣誉的，另一个是实际的，刚才已经说过。
在苏家，和东坡一齐长大一齐读书而将来也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就是他弟弟辙，字子由。
他们兄弟之间的友爱与以后顺逆荣枯过程中深厚的手足之情，是苏东坡这个诗人毕生歌咏的题材。
兄弟二人忧伤时相慰藉，患难时相扶助，彼此相会于梦寐之间，写诗互相寄赠以通音信。
甚至在中国伦理道德之邦，兄弟间似此友爱之美，也是绝不寻常的。
苏子由生来的气质是恬静冷淡，稳健而实际，在官场上竟尔比兄长得意，官位更高。
虽然二人有关政治的意见相同，宦海浮沉的荣枯相同，子由冷静而机敏，每向兄长忠言规劝，兄长颇为受益。
也许他不像兄长那么倔强任性；也许因为他不像兄长那么才气焕发，不那么名气非凡，因而在政敌眼里不那么危险可怕。
现在二人在家读书时，东坡对弟弟不但是同学，而且是良师。
他写的一首诗里说：“我少知子由，天资和且清，岂独为吾弟，要是贤友生。
”子由也在兄长的墓志铭上说：“我初从公，赖以有知。
抚我则兄，诲我则师。
”走笔至此，正好说明一下三苏的名宇。
根据古俗，一个中国读书人有几个名字。
除去姓外，一个正式名字，在书信里签名，在官家文书上签名，都要用此名字。
另外有一个字，供友人口头与文字上称呼之用。
普通对一个人礼貌相称时，是称字而不提姓，后而缀以“先生”一词。
此外，有些学者文人还另起雅号，作为书斋的名称，也常在印章上用，此等雅号一旦出名之后，人也往往以此名相称。
还有人出了文集诗集，而别人也有以此书名称呼他的。
另外有人身登要职，全国知名，人也以他故乡之名相称的。
如曾湘乡，袁项城便是。
老苏名询字明允，号老泉，老泉是因他家乡祖莹而得名。
长子苏轼，字子瞻，号东坡，这个号是自“东坡居士”而来，“东坡居士”是他谪居黄州时自己起的，以后，以至今日，他就以东坡为世人所知了。
中国的史书上每以“东坡”称他而不冠以姓，或称东坡先生。
他的全集有时以溢法名之，而为《苏文忠公全集》，宋孝宗在东坡去世后六十年，赠以“文忠公”溢法。
文评家往往以他故乡名称而称他为“苏眉州”。
小苏名辙字子由，晚年隐居，自称“颖滨遗老”。
因而有人称他为“苏颖滨”。
有时又因其文集为《奕城文集》而称之为“苏奕城”。
奕城距北平以南之正定甚近，苏姓远祖二百年前，是自奕城迁至眉州的。
一个文人有那么多名字，对研究中国历史者颇以为难，苏东坡在世时，当时至少有八人同叫“梦得”，意思是在母亲怀孕前，都曾梦到在梦中得了儿子。
东坡在十六岁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使他家和他母亲的娘家关系紧张起来，也使他父亲的性格因而略见一斑。
事情是，苏东坡的父亲把东坡的姐姐许配给东坡外婆家东坡的一个表兄，在中国家庭里这是常有的。
而今去古已远，我们无法知道详情，但是新娘在程家并不快乐。
也许她受程家人折磨，总之，不久去世。
经过的情况激起苏洵的恼怒。
似乎这个新儿媳的公公是个大坏蛋。
苏洵写了一首诗，暗含毒狠的字眼儿，为女儿之死而自责。
然后，他露了一手非常之举。
他编了一个家谱，刻在石头上，上面立了一个亭子。
为庆祝此一盛事，他把苏姓全族请到，他要在全族面前，当众谴责他妻子家。
在全族人已经奠酒祭告祖先之后，苏询向族人说，村中“某人”——暗指他妻子的兄长——代表一个豪门，他已经弄得全村道德沦丧；他已然把幼侄赶走，独霸了家产；他宠妾压妻，纵情淫乐；父子共同宴饮喧哗，家中妇女丑名远播；一家是势力小人，欺下媚上，嫌贫爱富；家中车辆光亮照眼，贫穷的邻人为之侧目而视，他家金钱与官场的势力可以左右官府；最后是，“是三十里之大盗也。
吾不敢以告乡人，而私以戒族人焉。
”东坡的父亲自然把妻子的娘家得罪到底了，不过他已经准备与这门亲戚根本断绝关系，所以他又告诉两个儿子永远不要和那个表兄来往。
这件事发生之后四十多年内，东坡兄弟二人一直没有和那个表兄程之才有往还。
不过老泉逝世之后，苏氏兄弟和外婆家别的表兄弟，倒保持了很好的亲戚关系。
苏洵的对豪门挑战与当众对豪门的谴责，略微显示出他激烈的性格，他的疾恶如仇，他儿子东坡在晚年时也表现出了这种特性。
东坡的母亲当然为这件事很不快，也为自己的小女儿很伤心。
在这一场亲戚冲突之中，她究竟是站在娘家那一方，还是站在自己的亡女这一方，这就很难猜测了。
前面已经提过，这位母亲是个受过良好教养的，她父亲在朝为官，而且官位不低。
据我们所知，她曾经反抗家中那份金钱势力的恶习气，至少反对她哥哥的邪恶败德的行为。
她可以说是受了伤心断肠的打击，身体迅速坏下去。
在中国流行一个很美妙的传说，说苏东坡有一个虽不甚美但颇有才华的妹妹。
她颇有诗才，嫁了一位词家，也是苏东坡的门下学士，秦观。
故事中说，她在新婚之夜，拒绝新郎进入洞房，非要等新郎作好了她出的一副对子才给他开门。
那个上联很难对，秦观搜索枯肠，终难如意，正在庭院里十分焦急的走来走去，苏东坡却助了他一臂之力，他才对上了下联。
另有故事说这一对情侣曾作奇妙的回文诗，既可顺着读，又可以倒着读，更可以成为一个圆圈读。
在此等故事里，据说苏东坡曾经向他妹妹说：“妹若生为男儿，名气当胜乃兄。
”这虽然是无稽之谈，人人却都愿相信。
但不幸的是，我们找不到历史根据。
在苏东坡和弟弟子由数百封信和其它资料之中，虽然多次提到秦观，但是我始终没法找到他们有什么亲戚关系的踪迹。
苏东坡当代数十种笔记著作之中，都不曾提到苏东坡还有个妹妹。
再者，秦观在二十九岁并且已经娶妻之后，才初次遇见苏东坡。
苏东坡的妹妹，即便真有此一位才女，在秦观初次遇见苏东坡时，她已然是四十左右的年纪了。
这个故事后来越传越广越逼真，成了茶余酒后最好的趣谈。
此等民间故事之受一般人欢迎，正是以表示苏东坡的人品多么投好中国人的瘾好。
不过，苏东坡倒有一个堂妹，是他的初恋情人，而且毕生对伊人念念不忘。
东坡的祖父去世之后，他父亲远游归来，他的叔叔和家属也回来奔丧。
这时堂兄堂妹颇有机会相见，也可以一同玩耍。
据苏东坡说，伊人是“慈孝温文”。
因为二人同姓，自然联姻无望，倘若是外婆家的表妹，便没有此种困难了。
后来，此堂妹嫁与一个名叫柳仲远的青年。
以后，苏东坡在旅游途中，曾在靖江她家中住了三个月。
在堂妹家盘桓的那些日子，东坡写了两首诗给她。
那两首颇不易解，除非当做给堂妹的情诗看才讲得通。
当代没有别的作家，也没有研究苏东坡生平的人，曾经提到他们特殊的关系，因为没人肯提。
不过，苏东坡晚年流放在外之时，听说堂妹逝世的消息，他写信给儿子说“心如刀割”。
在他流放归来途经靖江之时，堂妹的坟就在靖江，他虽然此时身染重病，还是挣扎着到坟上，向堂妹及其丈夫致祭。
第二天，有几个朋友去看他，发现他躺在床上，面向里面墙壁，正在抽搐着哭泣
与船有关的诗句有哪些
1、云鬓花步摇(唐·白·《歌》)2、不见玉颜空死处(唐·白居易·《长恨歌》)3、使人听此凋朱颜(唐·李白·《蜀道难》)4、天威在颜咫尺(魏晋·曹操·《短歌行》)5、使我不得开心颜(唐·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6、收和颜而 静志兮(魏晋·曹植·《洛神赋》)7、光润玉颜(魏晋·曹植·《洛神赋》)8、羞颜未醉已先(宋·苏轼·《浣溪沙》)9、朱颜未称五年兄(宋·苏轼·《浣溪沙》)10、杏花依旧驻君颜(宋·苏轼·《浣溪沙》)11、朱颜绿发映垂杨(宋·苏轼·《浣溪沙》)12、绿鬓苍颜同一醉(宋·苏轼·《定风波》)13、不辞镜裹朱颜瘦(宋·欧阳修·《蝶恋花》)14、不辞镜里朱颜瘦(宋·欧阳修·《蝶恋花》)15、不妨随处一开颜(宋·陆游·《鹧鸪天》)16、熟听阳关不惨颜(宋·陆游·《鹧鸪天》)17、不妨随处一开颜(宋·陆游·《鹧鸪天》)18、三军过后尽开颜(现代··《七律·长征》)19、玉颜醉里红潮(宋·苏轼·《西江月》)20、镜里朱颜(宋·陆游·《蝶恋花》)21、强颜红紫同□(宋·虞·《水调歌头》)22、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宋·文天祥·《正气歌》)23、当年拚却醉颜红(宋·晏几道·《鹧鸪天》)24、争向朱颜不耐秋(宋·晏几道·《鹧鸪天》)25、莫教离恨损朱颜(宋·晏几道·《鹧鸪天》)26、当年拼却醉颜红(宋·晏几道·《鹧鸪天》)27、莫教离恨损朱颜(宋·晏几道·《鹧鸪天》)28、争向朱颜不耐秋(宋·晏几道·《鹧鸪天》)29、朱颜大药知能驻(宋·无名氏·《鹧鸪天》)30、日绕龙鳞识圣颜(唐·杜甫·《秋兴八首》)31、朱颜辞镜花辞树(近代·王国维·《蝶恋花》)32、镜里朱颜犹未歇(近代·王国维·《蝶恋花》)33、四照朱颜(近代·王国维·《蝶恋花》)34、颜如玉(宋·辛弃疾·《满江红》)35、相对醉颜红(宋·无名氏·《水调歌头》)36、肯把朱颜悔(近代·王国维·《虞美人》)37、争看醉颜酡(宋·无名氏·《满庭芳》)38、长使近天颜(宋·无名氏·《满庭芳》)39、瞻仰天颜有喜(宋·无名氏·《满庭芳》)40、愿朱颜绿鬓(宋·无名氏·《满庭芳》)41、养就朱颜(元·无名氏·《满庭芳》)42、妻颜似玉(元·无名氏·《满庭芳》)43、朱颜却对白髭须(宋·辛弃疾·《浣溪沙》)44、破帽遮颜过闹市(近代·鲁迅·《自嘲》)45、思归多苦颜(唐·李白·《关山月》)46、其如镜里花颜改(宋·欧阳修·《渔家傲》)47、庆华发、苍颜七十(宋·无名氏·《满江红》)48、阿母开颜笑(宋·无名氏·《蝶恋花》)49、蓬鬓衰颜不复妆(南北朝·鲍照·《拟行路难》)50、登山远望得留颜(南北朝·鲍照·《拟行路难》)51、颜回短命(元·无名氏·《沁园春》)52、绿鬓朱颜(宋·无名氏·《沁园春》)53、欲占朱颜长好(宋·晏几道·《清平乐》)54、欲占朱颜长好(宋·晏几道·《清平乐》)55、照衰颜华发(宋·苏轼·《好事近》)56、镜里朱颜(宋·黄庭坚·《点绛唇》)57、归来华发苍颜(宋·辛弃疾·《清平乐》)58、佳期须及朱颜好(宋·欧阳修·《踏莎行》)
石鼓文的历史
石鼓文，秦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
发现于唐初，共十枚，高约二尺，径约三尺，分别刻有大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
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周宣王出猎的场面，故又称“猎碣”。
宋代郑樵《石鼓音序》之後“石鼓秦物论”开始盛行，清末震钧断石鼓为秦文公时物，民国马衡断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断为秦襄公时物，今人刘星、刘牧则考证石鼓为秦始皇时代作品。
石鼓刻石文字多残，北宋欧阳修录时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本仅四百六十二字，而今之“马荐”鼓已一字无存。
原石现藏故宫博物院石鼓馆。
石鼓文 即刻有籀文的鼓形石，石鼓文为四言诗，为我国最古老的石刻文字。
因记述秦皇游猎之事，也称“猎碣”。
字体在古文与秦篆之间，一般称为“大篆”，石鼓刻于秦前还是秦后，考古界无定论。
郭沫若鉴定认为应是秦襄公（公元前777-766）时期的作品。
刘星、刘牧《石鼓诗文复原译释》[1]研究认为石鼓文产生于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至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焚书令下三十日之内一段时间的可能性较大。
石鼓文是学习篆法的珍贵资料，近代书家吴昌硕临写石鼓造诣极深，有普及印本出版，可作临习时的借鉴。
----《古代碑帖鉴赏》费声骞2013年1月1日《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推出秦石鼓文是中国九大镇国之宝。
主周说“主周说”起始於唐初，含西周文王说、成王说、宣王说等多种不同的看法。
1.西周文王说 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跋尾》：“韦应物以为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诗”，葛立方《韵语阳秋》引韦应物《石鼓歌》：“周文大猎兮岐之阳”等，认为石鼓为西周文王时之遗物。
但韦诗原句为“周宣大猎兮岐之阳”，故“文王说”的出现应与上述二人误将韦诗中“周宣”引为“周文”有关。
尽管“文王说”立论依据并不充分，但仍有一定市场，明代朱国祚《石鼓歌》中仍有“疑义莫定文成宣”这样的看法。
2.西周成王说 持此论者有董逌《广川书跋》、程大昌《雍录》、沈梧《石鼓文定本》等。
主要因《左传·昭公四年》记载：“椒举言於楚子曰‘成有岐阳之蒐’”，杜预注曰：“成王归自奄，大狩於岐山之阳”，且石鼓出土於陈仓并又有与畋猎有关的诗句，於是便以为石鼓记载的畋猎之事与成王大狩之事相合，从而得此看法。
3.西周宣王说 此说产生於唐初，最早是贞观时书法家吏部尚书蘇勖於《记敍》卷首提出：“世咸言笔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关中”。
李嗣真於《书後品》中赞同。
後经张怀瓘在《书断》中推理，从而得出“石鼓文”为“盖讽宣王畋猎之所作也”之论断。
由於籀文已於始皇时焚毁殆尽，秦汉之後很少存留此类文字，加之很多石鼓文字未收入後世之字书，辨认无据，於是“史籀说”便成了定论。
韦应物因以“讽”而刻诗不好解释，故在《石鼓歌》中将张怀瓘之“盖讽宣王畋猎”，改为了“大猎刻石表功”。
“宣王说”另一立论依据是因石鼓诗文类《诗》之《车攻》、《吉日》等诗篇，而《车攻》、《吉日》乃是赞美宣王的畋猎诗，於是认为石鼓诗文也应出於此时。
这种看法与“史籀说”相呼应，造成了巨大声势。
“宣王说”影响很广，唐宋学者也多认从之，其後又得清康熙与乾隆皇帝的认同。
直至清末民国初，随着“主秦说”逐渐占据上风，“宣王说”方渐渐淡出，但仍未见尾，至今还有部分支持者。
[1]主秦说“主秦说”大概有十几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主要有秦襄公、秦文公、秦德公、秦穆公、秦献公、秦惠文王等说。
1.秦襄公说 杨慎、全祖望等主之。
1955年，郭沫若在《石鼓文研究》中对“襄公说”进行了进一步论证，并提出了石鼓“建畤说”的看法。
其据《元和郡县志》记载，认为石鼓出土三畤原，故必与三畤之一的建立有关；又据《汧殹》鼓“汧殹沔沔”与《霝雨》鼓“汧殹洎洎”等与汧水有关的诗句，以及《而师》鼓“天子□来，嗣王始□”诗句中出现的“天子”与“嗣王”称谓等，认为“石鼓文”内容与襄公八年护送平王东迁和建畤的史实相合，石鼓应是襄公时代之遗物。
之後，张光远在《先秦石鼓存诗考简说》等文中，进一步认为石鼓产生於襄公十年，诗歌作者是太史由。
2.秦文公说 清末震钧《石鼓文集注》和《天咫偶闻》中认为石鼓诗文内容与《史记·秦本纪》所记载的“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
四年，至汧谓之会”等史实相符，而提出此说。
其认为：“考《史记·秦记》，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此即所云‘汧殹沔沔’是也。
又曰昔周邑我先秦赢於此，後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此即所云‘吾道既平，嘉树则里’，皆言营邑之事也。
‘日唯丙申’者所卜得之日也。
第一鼓（吾车）皆言猎事，则七百人东猎事有据矣。
而且一鼓之中天子与公杂见，岂有宣王猎碣既称天子复称公之理
则天子周王也，公秦文也”。
罗振玉、马叙伦、许庄叔、宋鸿文、杨寿祺、尹博灵、李铁华等皆支持此说，只是各自立论的依据并不完全相同，石鼓产生的具体时间也不太一致，刻制的原因也各自有别。
3.秦德公说 王国维《观堂集林·别集》等文中认为石鼓文字与秦公簋、虢季子白盤铭文，体势与血脉相承，盖一时所铸。
其从文字字体等角度对石鼓文字进行了分析，认为石鼓应作於德公迁雍之後。
段颺在《论石鼓乃秦德公时遗物及其他——读郭沫若同志<石鼓文研究>後》一文中认为《作原》鼓内容与德公迁都於雍，整饬三畤原有关，《而师》鼓“天子”与“嗣王”应是指周惠王。
戴君仁在《重论石鼓的时代》等文中支持“德公说”，认为石鼓为雍城初建时所刻。
4.秦宣公说 主张者有李仲操《石鼓最初所在地及其刻石年代》、胡建人《石鼓和石鼓文考略——兼论郭沫若的襄公八年说》等。
李仲操认为“密畤作於秦宣公四年（公元前672年），则石鼓的刻石年代应在这年”，《而师》鼓“天子”当指周惠王，“嗣王”当指王子颓。
其说因认为石鼓出土地点与宣公作密畤地点一致，以及“石鼓文”所载的周天子平息内乱的时间与秦宣公四年一致而立论。
张启成在《论石鼓文作年及其与诗经之比较》文中对李仲操“宣公说”进行了补充。
胡建人也同样认为石鼓为秦宣公陈仓作密畤时所刻。
5.秦穆公说 此说为原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石鼓为秦刻石考》等文中主张，他认为石鼓乃穆公称霸西戎，周天子使召公致贺时所刻。
其文列举了秦十二器文字与石鼓文字相对照，再以“殹”字用法为例证，在郑樵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石鼓文”乃为秦文。
日本赤冢忠《石鼓文の新研究》从此说。
6.秦景公说 主张者有王辉《<石鼓文·吴人>集释——兼再论石鼓文的时代》、徐宝贵《石鼓文年代考辨》等。
王辉以凤翔秦公大墓考古发现为依据，认为石鼓文与秦公大墓石磬文字风格极相似，应为同一时期所作，而认为石鼓产生於“景公时的可能性极大，厉共公时的可能性极小”。
徐宝贵则从“石鼓文”字形以及与《诗经》关系、所反映的史实等出发，认为“石鼓文的诗”为襄公时所作，内容描写的是“秦襄公的一次规模盛大的田猎活动”，而文字则是秦景公时所写所刻，石鼓的“绝对时代当在春秋中晚期之际——秦景公时期”。
7.秦哀公说 香港易越石在《石鼓文书法与研究》等文中以为“得新证於石鼓本身《吴人》石”，认为石鼓诗歌内容记载和反映了秦人救楚、秦吴大战的史实，《虞人》鼓“吴人”即是春秋时“吴国人”，而得出了石鼓为哀公三十二年“秦师胜吴人凯旋後之刻石”这一看法。
徐畅在《石鼓文刻年新考》文中支持此“凯旋说”。
8.秦灵公说 最先主张此说的为原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唐兰。
其在《石鼓文刻於灵公三年考》等文中，依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的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再因《吕氏春秋·音初》认为的秦穆公时才有诗歌，於是认为石鼓年代不可能早於秦穆公时代。
其又通过“朕”与“吾”等人称代词使用的关系，认为秦景公时代的铜器还都用“朕”，秦惠文王时的《诅楚文》却用“吾”，而石鼓用“吾”、“余”、“我”而不用“朕”，进一步推断石鼓产生年代应在景公之後，跟诅楚文时代接近。
同时又据文献记载的灵公作吴阳上下畤以祭黄帝、炎帝，於是断定“石鼓文”作於秦灵公时代。
蘇莹辉、那志良等从之。
後唐兰改变了看法，更改为“献公说”。
9.秦献公说 唐兰1958年发表《石鼓年代考》时提出此说。
他从铭刻、文学史、新语汇、字形、书法、发现地、石次内容、地望等八个方面，详细地论证了石鼓文只能产生於战国时期，并结合文献记载，进一步认为石鼓产生於献公十一年。
10.秦惠文王至始皇帝之前说 郑樵《石鼓音序》、罗君惕《秦刻十碣考释》、程质清《石鼓文试读》等支持此说。
郑樵以“殹、??”二字见於秦斤、秦权，并通过文字比较和对“天子”、“嗣王”的分析，认为石鼓为秦物，认为石鼓产生在秦惠文王之後始皇帝之前。
罗君惕等亦通过文字等比较分析，对始皇“书同文”前後文字进行了比较与量的统计，其认为时代越接近，文字相同者越多，故判断石鼓产生年代在秦惠文王至始皇帝之间。
11.其它还有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认为石鼓产生於春秋中晚期；裘锡圭《文字学概要》，黄奇逸《石鼓文年代及相关诸问题》，陈昭容《秦公簋的时代问题：兼论石鼓文的相对年代》等认为石鼓产生於春秋战国之间，等等。
[1]主汉、北魏及宇文周等说1.“汉说”始於清代武亿《金石跋》。
其因《銮车》鼓“趍趍
有关钱财的诗句
1、求财恨不多，财多反伤己。
——增广贤文2、 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增广贤文3、有财有势即相识，无财无势是路人。
——孟郊4、吾老甘贫病，荣华有是非。
——杜甫5、百年身后一丘土，贫富高低挣几分。
——杜荀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