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溶洞古诗句
(一)溶洞之美，疑为天上宫阙。
栈道凌空，百洞相接。
居首，忝列，金铃响，飞，苍龙跃。
一片钟乳耸立，几多石瀑迭叠。
天洞洞天，观景景观，海底石花，倏忽明灭。
龙腾瑶池，甲影历历，虎踞灵虚，仙气嗟嗟。
莲池酿石蜜，饮之如甘饴；天幕垂管甬，击之如磬乐。
西风掀帘，圣火神灯歇；巨幔垂缨，卷起千堆雪。
瑰丽矣，妖娆矣，溶美景北国绝。
溶洞之奇，恍若海市琼楼。
玉笋奇石，参差峥嵘。
亭台轩榭，浑然天成。
无字两丈碑，得苍岳之哺，圣文赫赫；浮屠七层塔，似天铸神钟，梵音隆隆。
众仙聚会，佛祖乍指，一柱擎天势恢宏；群罗降魔，金刚执杵，半壁神话惊浮生。
冰山脚下，佛陀涅槃，百神厅里，可纳万丁。
遂看万千气象，至大至伟，至灵至动，丹青妙手，原本天工。
奇诡矣，风骚矣，溶洞胜景聚宾朋。
******（二）走进银子岩，抚摸你冰冷的肌肤，温润如玉，冰澈似骨，走进你，如走进一位，囚禁多年的少女怀中，阴冷似一首，忧伤的情诗，洗尽我，心上的烦躁。
∥闪烁的霓虹灯，更加渲染了，你的，凄婉和苦楚，不断滴下的水滴，晶莹剔透，如你千年的泪水，滴在我的嘴唇上，好苦好涩，有哪一个，闪烁的镁光灯，能读懂，你写了，千年的情诗，∥这一处的岩石，是一群，正在诵经的和尚，从经书中，渗出的一滴滴氺，是木鱼，求生的呼声，和尚，为了你手中的木鱼，出去，透透气吧，让明媚的阳光，照进你的心灵，不然，你诵了几万年，连自己，也没有度出阴暗，怎么能，普度众生呢
******（第三首）从天外飞来，你修长的披肩，凝固的美，倾泻啧啧的赞叹。
∥霓虹飞舞，铺开五彩的爱恋，静中有动，秋千这别有的洞天。
∥被射灯抚摩，让目光沿诗意攀援，地下河的泉涌，反哺你这心之上岸。
∥交出我的笔，临摹山石的漪涟，饱蘸丽影，让美 风情千年。
******（第四首） 福地洞天胜景幽，神工鬼斧历千秋。
四通八达多诗意，百态千姿若画留。
泉水饮甜添禄寿，和风拂爽喜心头。
游人玩赏留连返，搏展情怀乐唱酬。
******（第五首）千年溶洞一奇观，砌玉堆金自滴泉。
何必谒仙求佛石，佛家不与俗家连。
******（第六首）五百台阶走下端，欣观瀑布畅流欢。
惊人轰响三千米，疑是天神试乐坛。
******（第七首）只闻此处美名扬，怎晓机关地下藏。
大佛小神围满座，珍禽异兽聚全堂。
静如主帅思谋策，动似群雄论计方。
应是九天仙界物，缘何散落变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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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书道中兴编辑清代历二百六十余载，在中国书法史上是书道中兴的一代。
清代初年，统治阶级采取了一系列稳定政治，发展经济文化的措施，故书法得以弘扬。
明末遗民有些出仕从清，有些遁迹山林创造出各有特色的书法作品。
顺治喜临黄庭，遗教二经；康熙推崇董其昌书，书风一时尽崇董书，这一时期，惟傅山和王铎能独标风格，另辟蹊径；乾隆时，尤重赵孟頫行楷书，空前宏伟的集帖《三希堂法帖》刻成，内府收藏的大量书迹珍品著录于《石渠宝笈》中，帖学至乾隆时期达到极盛，出现一批取法帖学的大家，如乾隆、嘉庆年间的刘墉。
至清中期，古代的吉书、贞石、碑版大量出土，兴起了金石学。
嘉庆、道光时期，帖学已入穷途，当时清代书法的集大成者有刘墉，邓石如开创了碑学之宗，阮元和包世臣总结了书坛创作的经验和理论。
咸丰后至清末，碑学尤为昌盛。
前后有康有为、伊秉绶、吴熙载、何绍基、杨沂孙、张裕钊、赵之谦、吴昌硕等大师成功地完成了变革创新，至此碑学书派迅速发展，影响所及直至当代。
纵观清代260余年，书法由继承、变革到创新，挽回了宋代以后江河日下的颓势，其成就可与汉唐并驾，各种字体都有一批造诣卓著的大家，可以说是书法的中兴时期[1] 。
2客观原因编辑从清代书法发展情况，可以看到清代书法发展进程中碑学和帖学的竞争和消长。
碑学的兴起在清代是有客观原因的：第一，清代知识分子为了避免文网，走上金石考据的治学道路，而这时汉、魏、南北朝碑刻不断出土，人们除了证经考史之助外，碑刻上的文字也为书法提供崭新的资料，使书法家的眼界顿为开扩；另一方面书写篆、隶需要字字有来历，清代文字学的成就为书法艺术提供了基础，所以清代许多书法家同时又是金石学家。
第二，篆刻艺术的发展，也给书法艺术的创新提供了条件。
清代书法家多善治印，能将凝练苍朴的金石趣味运用到书法创作中去，使书法有了金石气，这些都是隋唐以来书法艺术中所不曾有的。
第三，文人画的发展使得绘画的书法化更为浓厚。
所以清代书法无论是用笔、用墨，以至章法都有所创新[1] 。
3顺治康熙年间编辑清代前期，国势初平，百废待兴，尚无力过多关心书法，因此这时期基本上延续的是晚明书风，大体可以看作三线发展：一是晚明行草书风的新发展，二是传统书风，三是篆隶初兴。
(一)延续晚明行草新书风的主要人物：王铎、傅山、朱耷、许友等这些书家，多数对晚明时期的行草新书风有切身的体会，有的(如王铎)本身就是其中的主将；有的(如傅山)虽然主要生活在清初，但是国破家亡的伤痛，也使他们无法在一种悠游清和的心境下从事艺术创作，因而对晚明新风有热切的推崇[2] 。
王铎行书王铎(1592～1652)，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嵩樵、十樵、石樵、痴庵、东皋长、痴庵道人、雪山道人、二室山人、白雪道人、云岩漫士、嵩淙道人、雷塘渔隐、兰台外史、烟潭渔叟、痴仙道人等，洛阳孟津(今河南孟津)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年，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
又为南明小朝廷的东阁大学士。
1645年南京被破降清，顺治间官授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享年61岁。
王铎学书推重古典，特别强调“宗晋”，认为“书未宗晋，终入野道”(《观宋拓淳化帖》)。
他一生坚持一种学习方法，“一日临书一日应索请”，始终让自己的艺术创作保持与古典之间不间断的交流，所以传世临帖作品极多。
但他的临帖，常常大量掺入自己的意思加以改造，有些作品明显是根据记忆而背临的，因而有时其实就是一种自我的创造。
同晚明的很多书家一样，他在世时就将自己的一些作品刊刻成帖，汇集成书，其中著名的有《拟山园帖》、《琅华馆真迹帖》等。
这种做法，大大提高了他的影响力。
王铎楷书，主要渊源是唐，特别是颜柳两家，但是不追求结构的工稳，而独取其生拗古拙的一面，尤其爱用异体字、古体字以增强作品的历史感，因而气息古朴拗峭，在明末清初的楷书中别出一格。
他最有影响的是行草书，晋唐宋兼综，融汇极广泛，又有自己的鲜明特色。
行书深得《集王圣教》和米芾的精神，在大幅式上纵横驰骋，创造了独特的形式和意味。
其书点划粗者，重似千钧；细者既如游丝，也筋力坚韧；有时用涨墨法，形成浓重的墨块，宛如巨石，得厚重之致。
结构茂密雄放，或紧结蹙缩，或开拓纵逸，跌宕多姿，无不如意。
他的草书点划与使转兼重，顿挫转折，用意精到，因此脉络清晰，但又绝不安排，总能以意驱笔、因字造型，故浓淡枯湿、随手生发，疾迟衄挫、取次相从，大小、欹正、展蹙、依倚、起伏，无不能顺势调整，宛如宿构。
王铎行草的章法极有特色，倪后瞻说他“以力为主，淋漓满志，所谓能解章法者也”。
一般行距大、字距紧，行内因笔法和字形的复杂多变而呈现跌宕起伏的变化，如蜿蜒巨龙腾飞纸上，神妙夭矫，不可端倪，有气贯长虹之势，无轻媚流滑之弊，古韵今情，和合一体，令人目眩神驰、胸豁气畅，开行草书的一种新境界。
王铎书法的这种境界，得到了后人的大力推崇。
倪后瞻指出：“北京及山东、西、秦、豫五省凡学书者，以为宗主。
”吴德旋《初月楼论书随笔》说：“明自嘉靖以后，士夫书无不可观，以不习俗书故也。
张果亭、王觉斯人品颓丧，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岂得以其人废之。
”近代以来，更是驰名中外，日本人甚至推许为胜过王羲之，虽是过誉，但是可见他的影响[2] 。
傅山草书傅山(1607～1684)，原名鼎臣，字青竹，后改名山，字青主，一字仲仁，号侨山、啬庐、公之它、真山、浊翁、石道人、老檗禅、侨黄老人、朱衣道人等，山西阳曲(今太原)人。
他生性刚烈耿介，有义士之称。
虽自幼聪颖博学，但却在晚明屡试不第。
明亡后，曾秘密参与反清活动被捕，获救后隐居不出。
康熙十八年(1679)开博学鸿词科网罗各地硕儒，他被当地政府强行送往北京，却坚辞不入，终未应举。
其终于旧朝的行为虽有历史局限，但刚直不阿的气节还是为后人所称颂的。
他还是清初的重要学者，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在清代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同时长于医术，尤精妇科。
学问道德都为当时所重。
傅山工书，与其为人一样，反对矫饰造作，“不信时，但于落笔时先萌一意，我要使此何如一势。
及成字后，与意之结构全乖，亦可知此中天倪，造作不得矣”(《字训》)，尤其不喜赵孟頫一路优美妍媚的风格，而崇尚拙朴率真的书风，有谓“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率真毋安排”(《作字示儿孙》)，既可以说是晚明书风的理论总结，也对后来兴起的篆隶有深远的影响。
他的实践，楷书学颜真卿，得其厚密朴质；行草受王铎影响，同时深研阁帖，易王铎的方折为圆转，更加重视点划之间的缠绕盘旋，因而气势更加饱满、风格更加恣肆。
但是他学古不如王铎全面深入，创作时又比王铎率意，因而在技巧的丰富和严谨方面有所未逮。
他同时也涉猎篆隶，虽然尚未得法，却可谓清代复兴篆隶的先驱[2] 。
朱耷朱耷(1626～1705)是明宗室、宁王朱权后裔。
号雪个、雪衲、八大山人、个山、驴屋、人屋、何园、书年、驴汉、刃菴、破云樵、驴屋驴等，明亡后为僧，以享名于世。
他于书曾于黄庭坚用力甚勤，得其蹙伸欹侧之妙，而增益以秀雅；又受董其昌影响，得其灵动秀美之致。
60岁前后开始，逐渐形成独特的个人面目：用笔凝练如篆，泯去起收形态变化，代之以圆浑含蓄，行笔以中锋圆劲、婉转流动为主，不计提按粗细的变化。
结构极重视疏密的对比，并常常因此造成字势欹正、展蹙的诸多变化，从而进一步形成章法的跌宕起伏。
形简而势满，神清而意长，意境高远，气质浑穆，与其绘画同一机杼，有很高的审美价值[2] 。
许友清初人（约1620年－1663年，生卒年说法各异，约清圣祖康熙十三年前后在世。
）诸生。
原名采，曾名宰。
父许豸，因闽音宰与豸同，有忌者称许友改名宰犯家讳，以不孝责之，遂更名友，字有介，又更名为眉，字介寿、介眉，又名友眉，号瓯香，福建侯官（今福州）人。
明崇祯间举孝廉，以诸生终，入清不仕。
许友工书善画，诗尤孤旷。
时称“三绝”的草书、山水和诗文。
书少师倪元璐学。
晚慕米芾为人，构米友堂祀之。
他的草书清逸超隽，山水松竹挺拔不群，诗文词赋清旷脱俗，钱谦益尝录其诗于《吾炙集》中。
王士祯、朱彝尊亦称赏之。
书法风格近于王铎。
其书在笔力上不如王铎的雄健，而妙在其章法的借鉴。
其作品传世不多，日本澄怀堂美术馆所藏之《七绝二首诗轴》是其代表作。
此作就妙在章法的的奇崛：七行书大小错落，布白空间聚散如山水画般曲折有致，真有“岩花生得山斋满”之生趣盎然，为书法的章法布白开了一个新生面。
(二)传统行草书风的延续：董、赵书风的笼罩这一风气的形成，既是董其昌影响的自然延续所致，也与清初几位皇帝的引导有关。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酷爱董其昌书风；乾隆在位六十年，喜欢赵孟頫书风。
由是，整个清朝前期的朝廷官员书法，多数都受董、赵书风的笼罩。
其中也出现过一些水平较高的书家如查士标、姜宸英、沈荃、孙岳颁、查升等。
这些书家主要受董其昌风格影响，但因为学力或性情的限制，未能充分发挥董书的妍雅清逸，或过于拘谨，或过于软弱，气息上都不很高明，尤其是创造性相对王铎、朱耷等人有较大的差距，所以虽然一时获誉甚高，却终究没有开辟新境。
(三)篆隶书法清初的篆隶，在晚明基础上有一些进展，声势渐壮。
除傅山外，善于隶书的还有戴易、郑簠、王时敏、朱彝尊等，实绩渐有可观[2] 。
王时敏王时敏(1592 - 1680) , 字逊之，号烟客等，江苏太仓人。
明末曾官太常寺少卿，明亡后不仕。
善绘事，隶书点划工整、结构沉稳，气息渊静古穆，颇有魄力[2] 。
郑簠郑簠(1622 - 1693) , 字汝器，号谷口，上元(今江苏南京)人，是清代第一位专攻隶书的书家，终生未出仕，主业行医。
学汉隶垂30年，得《郑固》、《史晨》、《曹全》之意，又参以行草笔法，自成飘逸潇洒的格局，后人认为他与朱彝尊是“汉隶之学复兴”的首要功臣[2] 。
朱彝尊朱彝尊(1629 - 1709) , 字锡鬯，号竹垞，秀水(今浙江嘉兴)人。
康熙时应博学鸿词科，任翰林院检讨，撰修《明史》。
他是清初重要的金石学家，隶书主要得力于《曹全》，临习之功极深，能够形神兼备地临摹《曹全》而不受唐以后隶书的影响，非常难得，标志着当时学者对于汉隶笔法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
但是他自作时却不能完全坚持《曹全》的规范，稍嫌板滞[2] 。
4雍正道光年间编辑乾隆、嘉庆前后，董、赵的影响渐弱，文人们向古代传统的追寻逐步深入，这使得篆隶书法的复兴步伐加快了，对晋唐宋元明传统的学习范围也大大扩展，由此成为两股基本的力量。
(一)对晋唐宋元明传统学习的深入这一派书家有的仍以学习董、赵为主的，但更多的则是向宋、唐、晋的大师们取法，代表人物有王澍、张照、刘墉、梁同书、王文治、梁巘、翁方纲、钱沣、永瑆、铁保等，其中翁、刘、梁(同书)、王有“清四家”之称(亦有一种说法是翁、刘、成、铁)[2] 。
刘墉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石菴、石盦、木菴、青原、香岩、勗斋、东武、溟华、日观峰道人等，山东诸城人。
他是乾隆年间的重臣，历任翰林院编修、江苏学政、内阁学士、湖南巡抚、左都御史、工部尚书、上书房总师傅、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嘉庆初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少保，卒谥文清。
著有《石庵诗集》。
他的书法由董、赵入手，而后遍临晋唐宋诸家，尤得力于苏东坡、颜真卿和晋唐小楷，融会贯通，自成格局。
其书点划丰腴处短而厚、细劲处含而健，对比强烈；结字内敛拙朴，而决不拥塞，端重稳健中透出灵秀；章法轻重错落，舒朗雍容。
整体风格含蓄蕴籍，精气内敛，浑若太极，貌端穆而气清和，有硕儒老臣的持重，无恃才傲物的轻佻，似乎包有万象而莫测高深，洵然可敬。
因为喜用浓墨，时号为“浓墨宰相”[2] 。
王文治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今镇江)人。
乾隆二十五年(1760)探花，曾任翰林侍读等，以事被黜，执教各地书院。
擅诗文，著有《快雨堂题跋》等。
他的书法出于董其昌，上溯米芾、李北海，多用侧锋取妍，笔致翩翩，结构舒展秀逸，纵横挥洒，以文人才士的佳致见长。
因喜用淡墨，与刘墉恰成对照，故时称他“淡墨探花”[2] 。
翁方纲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忠叙、彝斋、覃溪、苏斋等，北京大兴人。
他于乾隆十七年(1752)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江西等地省试考官及广东等地学政，官至内阁学士。
他的主要活动也在乾隆年间，和刘墉齐名，但是主要精力都放在鉴赏、考证和题跋碑帖上。
他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著有《两汉金石记》、《粤东金石略》、《汉石经残字考》、《焦山鼎铭考》、《庙堂碑唐本存字》、《苏斋题跋》、《苏米斋兰亭考》等诸多著作。
在书法学习上，翁方纲主张学习古人，强调每一字一笔都有来历，一生致力于欧阳询，严守法度，以精工为尚。
其楷书，得欧阳询的结实端谨，而乏其清新精巧；行书稍活泼，而仍然过于拘束，缺乏逸韵高情。
严格地讲，其金石研究比书法实践影响更大。
(二)对秦汉北朝传统的重新发现与取法在篆隶与北碑领域，情况却有所不同。
经过书家、学者的共同努力，篆隶的审美价值不断得到深入的认识，许多杰出人才投身于此，从而使篆隶领域出现了巨大的飞跃和突破，对北碑的学习也开始起步。
总体上看，对这一传统的关注已成燎原之势，形成了与晋唐宋元明传统一翼足可抗衡的局面。
涉足这一领域的艺术家中，有不少画家，如名列“扬州八怪”的郑燮、金农、汪士慎等人，他们疏离于主流文化圈之外，而与市民阶层有较密切的联系，艺术思想、创作倾向带有一定的叛逆性。
在书法上，对晋唐以来传统采取一种比较主动的反叛姿态，而对秦汉传统则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从而成为秦汉传统复兴的一批重要力量[2] 。
金农漆书金农(1687～1763)，字寿门，又字司农、吉金，号冬心、古泉、、金牛、老丁、百研翁、耻春翁、寿道士、冬心先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龙梭仙客、百二砚田富翁、昔邪居士、心出家盦粥饭僧等，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著有《冬心先生集》、《冬心先生杂著》等。
精诗词、鉴赏，喜收藏，绘画为一代宗师。
于书专攻《华山碑》，后自出机杼，不受束缚，以倒薤法作撇，以方整宽阔笔作横、细劲笔作竖，号称“漆书”，古拙朴厚，时涉谐趣，形成极其强烈的个人风格，并由此衍生出独具特色的行书和楷书[2] 。
郑燮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板桥道人、风子、樗散人、红雪山樵等，江苏兴化人，著有《板桥全集》。
他以画竹著称于世，又对传统行草有相当的造诣，但因世人好奇，遂不满于此，而有意以篆法、隶书、楷书与行草杂糅，自称“六分半书”，这种探索精神当时即为他博得了很高声誉，但是由于篆隶本身的复兴并不充分，事实上融合篆隶楷行草于一体的时机并不成熟，因而板桥的作品，往往是一种偏于简单的拼凑，无法深入到其精神实质，故总体上并不成功。
但他的影响，对于人们重视篆隶的审美价值，仍然是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的[2] 。
丁敬丁敬(1695～1765)，字敬身，号钝丁、砚林、研林外史、梅农、丁居士、龙泓山人、孤云石叟、胜怠老人、玩茶叟、玉几翁等，浙江钱塘人，是一代著名印家，“浙派”的领袖，对篆隶有精深的研究。
与篆刻别开天地不同，他在书法上相对中和平正，风格古朴雅致，得秦汉书法的简净精神[2] 。
钱坫钱坫(1744～1806)，字献之，号十兰，嘉定人。
在篆书方面极为自负，自诩二李之后一人，其篆书专攻铁线，出规入矩，确有古人风范，晚年右手病废，以左手作书，结构不能完全如意，然而却增添了一种自然之致。
就铁线篆来说，钱坫确实是一代高手[2] 。
桂馥桂馥(1736～1805)，一作(1733～1802)，一名复，字未谷，一字冬卉，号雩门、老苔、老菭、渎井、渎井复民、肃然山外史等，山东曲阜人。
他博涉群书，一生精力萃于小学，著述宏富，为“说文四大家”之一，著《说文义证》。
亦工诗书画印，所辑《缪篆分韵》一书，为学习汉印之必备。
尤以隶书为一代之雄，时人推许为直接汉人，甚至认为是百馀年来第一人，足以超唐越宋。
其字用笔肥而不臃、深沉厚重，结字方严广博、朴质端谨，气势雄伟浑穆、堂堂煌煌，确实可以说是深得汉人隶书醇古朴茂、博大饱满的精蕴。
只是稍有习气，未能尽善[2] 。
邓石如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避嘉庆帝讳，以字行，改字顽伯，号完白、完白山人、古浣子、完白山民、游道人、龙山樵长、凤水渔长、笈游道人等，安徽怀宁人。
他生于乡鄙，终生为布衣，但自幼即喜刻石，仿汉印颇工，至南京梅镠家，居八年，遍临所藏金石善本，由此而篆、隶、楷、印皆臻大成之境。
乾隆五十五年入京，刘墉延为宾客，声振当代名公。
其篆书融秦汉于一炉，又出以隶笔，遂使篆法活脱生动，摆脱了铁线的拘滞，不唯字形阔大磅礴，而且笔势丰富多姿，墨色流溢灿然，大大拓展了篆书的艺术表现力。
其隶书笔致健拔苍劲，结体疏宕俊逸，用墨苍古，亦可谓深入汉人堂奥。
晚清书论名家包世臣、康有为、杨守敬等对他无不推崇备至，竞相推许为国朝第一、集篆书大成等。
这都是因为他成功地实现了两大传统的转换，表明酝酿已久的秦汉北碑传统的复兴高潮的来临和两大传统的对峙、融会的真正的开始[2] 。
伊秉绶伊秉绶(1754～1815)，字组似，号墨卿、默庵、南泉、秋水，福建宁化人，著有《留春草堂集》。
他能诗文、绘画、治印，但以书法为最著名，工小楷，行书、楷书均宗颜真卿，通篆法，而以隶书为一代之雄。
其隶书从《衡方》等碑化出，笔划含凝厚重，波磔不显，似有篆意，字形方整宏大，有颜真卿气度，因而形成气势磅礴、拙朴茂密之格，有清一代，隶书浑厚一路，无出其右，康有为许为“集分书之成”，不为过誉[2] 。
5咸丰清朝末年编辑嘉庆、道光前后，阮元、包世臣倡兴碑学，从理论上鼓吹秦汉北碑传统在书法史和书法美学系统中的地位，使之成为一时显学。
但深入实践的许多书家，并未完全舍彼取此，而是各取所长，自觉不自觉地寻求融合之道，使两大传统都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
因此，晚清书家，大体可分作三类。
(一)以晋唐传统为主的书家：林则徐、翁同龢等[2]
七绝 无题慧心无迹莫临摹，哪有凭空起梵歌
七绝 无题慧心无迹莫临摹,哪有凭空起梵歌? 清骨任他红尘恶,月舟之下自成河。
关于“青花瓷”的古诗
扬州八怪包括:郑燮（即郑板桥）、罗聘、黄慎、李方膺、高翔、金农、李鱓、汪士慎八位画家。
1.八怪之首郑燮[郑板桥] 郑板桥和他的《竹石图》 清康熙年间的板桥，坐对纸窗竹影，铺开笔墨画起了他最爱的竹子。
“秋风昨夜窗前过”，他看见清风在竹叶间穿行，看见竹子摇曳的样子。
板桥画竹有“胸无成竹”的理论，他画竹并无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直接取法自然。
针对苏东坡“胸有成竹”的说法，板桥强调的是胸中“莫知其然而然”的竹，要“胸中无竹”。
这两个理论看似矛盾，实质却相通，同时强调构思与熟练技巧的高度结合，但板桥的方法要“如雷霆霹雳，草木怒生”。
板桥这幅《竹石图》，竹子画得艰瘦挺拔，节节屹立而上，直冲云天，他的叶子，每一张叶子都有着不同的表情，墨色水灵，浓淡有致，逼真地表现竹的质感。
在构图上，板桥将竹、石的位置关系和题诗文字处理得十分协调。
竹的纤细清飒的美更衬托了石的另一番风情。
这种丛生植物成为板桥理想的幻影。
板桥的竹子，连“扬州八怪”之首金农都感叹说，相较两人的画品，自己画的竹子终不如板桥有林下风度啊。
2.高其佩 其花鸟扇面是用指头创作的。
高其佩的指画扇面，两只鸟的形态落拓潇洒，而牡丹花上的题诗说，“也类胭脂画牡丹，画时日出已三竿。
原来花自扶桑国，不许人家花月看”，诗写得颇有情趣。
让人惊奇的是，画面突然呈现艳极的牡丹，美到极致，反倒有了良辰美景之后的自暴自弃、以及不忍卒看的凋败气息。
开到荼蘼的牡丹，春风里散发着颓废之美。
高其佩(1672-1734)，字韦之、韦三，号且园、南村、书且道人。
先辈自山东迁至辽宁铁岭，隶汉军镶黄旗，曾任刑部侍郎。
为“扬州八怪”罗聘之师。
高其佩善用手指作画，他开创的“指画”成为绘画中一个重要流派。
高其佩晚年，指画声誉远播朝鲜，但他依然绘画“甲残至吮血，日匿频烧烛”。
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应诏圆明园如意馆作画3年，创作了《长江万里图》等细绢工笔画。
高秉《指头画说》记载，高其佩曾为兵部尚书卢舜徒写真，画一立像，高与真人相齐。
画成后，卢舜徒欢喜若狂道：“神乎技矣
进乎道矣
” 3.金农 金农（1687-1763），字寿门，号冬心、稽留山民等，浙江仁和（杭州）人。
他的画，吸收汉画像之长，古朴稚拙，笔墨极不求形似，正是这样笨拙的美，使金农的画在似与不似之间，别成一家画风。
青木正儿1922年春天来到中国，这位日本汉学家在西湖逛夜市时发现一幅金冬心《梅花图》拓本。
在冬心先生的故里杭州，青木在小摊上觅得冬心艺术的片影，青木说这就是至诚可以通神吧。
他用膜拜的激情记录了当时的情景（《江南春•;竹头木屑》）。
这幅《梅花图》，题有青木吟诵已久的七绝：“野梅瘦得影如无，多谢山僧分一株。
此刻闭门忙不了，酸香咽罢数花须。
” 关于金冬心，汪曾祺的短篇小说《金冬心》很好看，因为金冬心著名的“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诗句，盐商程雪门送了一千两酬金。
而金冬心这幅《梅花图》，齐白石一笔一笔临摹，用白描勾勒，十分有名。
青木杭州购得的《梅花图》拓木，齐白石临摹过的金冬心《梅花图》，现在，它的原作就在我们面前。
这真是收藏家心目中的至上浪漫。
4.李鱓 李鱓（1686--1762），字宗扬，号复堂，又号懊道人，江苏兴化人 。
康熙五十年中举，五十三年以绘画召为内廷供奉，因不愿受正统派画风束缚而被排挤出来。
乾隆三年以检选出任山东滕县知县，以忤大吏罢归。
在两革科名一贬官之后，至扬州卖画为生。
与郑燮关系最为密切，故郑有卖画扬州，与李同老之说。
他早年曾从同乡魏凌苍学画山水，继承黄公望一路，供奉内廷时曾随蒋廷学画，画法工致 ；后又向指头画大师高其佩求教，进而崇尚写意。
在扬州又从石涛笔法中得到启发，遂以破笔泼墨作画，风格为之大变，形成自己任意挥洒，水墨融成奇趣的独特风格，喜于画上作长文题跋，字迹参差错落，使画面十分丰富，其作品对晚清花鸟画有较大的影响。
5.黄慎 黄慎(1687-1770后)，字恭懋，一字恭寿，号瘿瓢，东海布衣等，福建宁化人。
擅长人物写意，间作花鸟、山水，笔姿荒率，设色大胆。
有《蛟湖诗集》存世。
为“扬州八怪”中全才画家之一。
黄慎的写意人物，创造出将草书入画的独特风格。
怀素草书到了黄慎那里，变为“破毫秃颖，化联绵不断为时断时续，”笔意更加跳荡粗狂，风格更加豪宕奇肆。
以这样的狂草笔法入画，行笔“挥洒迅疾如风，”气象雄伟，点画如风卷落叶。
黄慎的人物画，多取神仙故事，对历史人物和现实生活中樵夫渔翁、流民乞丐等平民生活的描绘，给清代人物画带来了新气息。
黄慎的人物册页《赏花仕女图》刻画一美丽女子对花的沉迷。
而《西山招鹤图》则取材于苏轼《放鹤亭记》，画面右侧立一白鹤，老叟似在仰望空中飞翔之鹤，童子手挽花篮，却自顾嘻嘻而乐。
“生平梦梦扬州路，来往空空白鹤归”（黄慎《题林逋驯鹤图》），黄慎两次寓居扬州，先后17年，十里扬州，成为他一生的依恋。
6.李方膺 李方膺（1695--1755），字晴江，又号秋池、衣白山人、抑园、借园主人等，江苏南通人。
雍正八年出任山东兰山（今临沂）知县，因得罪上司被捕入狱，乾隆元年获释，官复原职。
后在安徽潜山和合肥任知县，仍以不善逢迎，获罪罢官。
为官时有惠政，人德之。
去官后寓南京借园，常往来扬州卖画。
善画松、竹、兰、菊、梅、杂花及虫鱼，也能人物、山水，尤精画梅。
作品纵横豪放、墨气淋漓，粗头乱服 ，不拘绳墨，意在青藤、白阳、竹憨之间。
画梅以瘦硬见称，老干新枝 ，欹侧蟠曲。
用间印有梅花手段，著名的题画梅诗有不逢摧折不离奇之句。
还喜欢画狂风中的松竹。
工书。
能诗，后人辑有《梅花楼诗草》，仅二十六首，多数散见于画上。
7.汪士慎 汪士慎（1686--1759），字近人，号巢林，别号溪东外史、晚春老人等，原籍安徽歙县，居扬州以卖画为生。
工花卉，随意点笔，清妙多姿。
尤擅画梅，常到扬州城外梅花岭赏梅、写梅。
所作梅花，以密蕊繁 枝见称，清淡秀雅，金农说；画梅之妙，在广陵得二友焉，汪巢林画 繁枝，高西唐画疏枝。
（《画梅题记》）但从他存世画梅作品看，并 非全是繁枝，也常画疏枝。
不论繁简，都有空裹疏香，风雪山林之趣。
五十四岁时左眼病盲，仍能画梅，工妙腾于示瞽时,刻印曰：左盲生、尚留一目著梅花。
六十七岁时双目俱瞽，但仍能挥写狂草大字，署款心观，所谓盲于目，不盲于心。
善诗，著有《巢林诗集》。
8.罗聘 罗聘,（1733-1799）清代著名画家。
字大，号两峰，又号衣云、别号花之寺、金牛山人、 洲渔父、师莲老人。
祖籍安徽歙县，后为江苏甘泉（今扬州）人。
在场州自称住处谓“朱草诗林”。
为金农入室弟子，未作官，好游历。
画人物、佛像、山水、花果、梅、兰、竹等，无所不工。
笔调奇创，超逸不群，别具一格。
为“扬州八怪”之一。
他又善画《鬼趣图》，描写形形色色的丑恶鬼态，无不极尽其妙，藉以讽刺当时社会的丑态。
亦善刻印，著有《广印人传》。
金农死后，他搜罗遗稿，出资刻版，使金农的著作得以传於后世。
其妻方婉仪，字白莲，亦擅画梅兰竹石，并工於诗。
子允绍、允缵，均善画梅，人称“罗家梅派”。
其代表作有：《物外风标图》（册页）、《两峰蓑笠图》、《丹桂秋高图》、《成阴障日图》、《 谷清吟图》、《画竹有声图》等。
著有《香叶草堂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