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玉真公主的生平事迹
玉真公唐玄宗的亲妹妹。
在这里还要强调一点，她不仅玄宗是一同个，还是同一个母亲，这在当年皇子妻妾成群的年代，可是不太容易的。
而且他们共同的母亲，就是唐睿宗的正妻窦氏，很早就被武则天干掉了。
兄妹从小相依为命，感情很深。
所以，在唐睿宗和唐玄宗两朝，玉真公主地位十分显赫，经常向爸爸和哥哥推荐干部。
当然了，她的最大乐趣是帮助爸爸、哥哥搞统战事业，跟文化界和宗教界关系密切，王维和李白都是她推荐上去的。
此外，张说、高适、储光羲都跟她关系密切。
以致千年之后，有人猜测在开元天宝年间，长安城中有一个以玉真公主为核心的文艺沙龙。
所以有人认为，玉真公主在唐代公主的影响力中，仅次于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大概能排到第三的位置。
玉真公主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女道士。
唐代，道教有特殊的地位。
唐王室出身并不高贵，而且跟北方少数民族血脉相连。
李渊最多有一半汉人血统，到了李世民，最多四分之一。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那年头，血统出身很重要，为了巩固统治，唐皇室说自己是老子的后代。
郡望在陇西成纪，也就是说，是汉代飞将军李广的后代，然后传到后来的西凉国开国皇帝李藁，他们是这一世系的。
所以道教是李家的宗教，是国教。
当然了，李渊和李世民的这些说法是伪造的，是为了欺骗人民群众。
李白在叙述自己祖先的时候，编的内容跟唐王室很像，也是从李广到李藁，然后到他李白，不过跟李唐一样，八成是伪造的。
正是由于玉真很得宠，也有她的统战工作很有效（团结了李白王维高适等文人，也团结了道教头面人物司马承桢元丹丘等等），所以无论是睿宗还是玄宗，都舍得在她身上花钱，为她在长安、洛阳、终南山、王屋山等地大修道观，说是道观，其实就是高级别墅。
金仙公主二十三岁左右，玉真公主二十岁左右，姐妹俩一起向父亲唐睿宗提出要出宫做女道士。
古代女子是很难挺到这个岁数还不出嫁的，所以有人推测，她们都曾嫁过人，但并不愿意过婚姻生活，等到父亲唐睿宗一当政，她们就立刻提出离婚，过她们幼时就愿意过的生活。
皇帝当然不会轻易同意，主要是怕委屈了两位公主。
但公主很坚决，她们提出为“母亲祈福”的理由。
这大概使皇帝想起了她们横遭不测的可怜的母亲，的确是孤魂野鬼，需要超度。
另外，他对两位公主从小学道的习性，应该是很了解的。
4轶事典故编辑与李白的关系辩伪一场子虚乌有的恋情很多时候，互联网就像是个长舌妇，总有些微风起于青萍之末，总有些倒下的梧桐树需要说长道短，在网上游荡，发现李白与玉真公主的绯闻正如火如荼如咖啡，被各类写手炒作。
至于李白的老婆 “赵香炉”和女儿“紫烟”，早已经是昨日或者明天的黄花了。
绯闻大意是：大诗人李白跟美丽的玉真公主（唐睿宗的女儿，唐玄宗的妹妹）先是一见钟情，然后一辈子藕断丝连。
玉真公主向哥哥唐玄宗推荐了李白，使李白有机会进入宫廷，但玄宗最终没有重用李白，玉真因此跟皇帝哥哥闹翻，连财产和公主的身份都放弃了。
玉真晚年为了李白而隐居在安徽宣城的敬亭山，所以李白多次往来宣城，而且写下了“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绯闻还说，另外一个大诗人王维其实跟玉真公主也很暧昧，经常跟李白争风吃醋。
在网上搜索了两天，终于找到了绯闻的源头。
原来在宣城敬亭山下，地方政府给玉真公主修了塑像，还建了坟、立了碑，碑文如下：玉真公主（
~七六二年），唐朝睿宗皇帝李旦第十女，明皇李隆基胞妹。
降世之初，母窦氏被执掌皇权的祖母武则天害死，自幼由姑母太平公主抚养。
受父皇和姑母敬奉道教影响，豆蔻年华便入道为女冠，号持盈法师，号上清玄都大洞三景师，封崇昌县主食租赋。
入道后广游天下名山，好结有识之士，尤垂青才华横溢的平民道友李白，力荐李白供奉翰林为圣上潜草诏诰。
李白傲视权贵遭谗言而赐金还山，公主郁郁寡欢，愤然上书去公主称号。
安史之乱后追寻李白隐居敬亭山。
后香消玉殒魂寄斯山，百姓将其安息之地称为皇姑坟，世代祭拜。
李白的“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借赞美敬亭山的同时，蕴含着对玉真公主的深深怀念之情。
公元二零零一年九月十日许锡照撰文 聂华军书 程家仁刻安徽省宣城市敬亭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处 立 不知道写碑文的许某人是何方神圣，有没有研究过历史。
如果没有，只能说明他无知；如果研究过，还写出这样的东西，就太不地道了。
因为他涉嫌在一篇短短的文章中，多次强奸历史，故意张冠李戴。
关于李白和玉真相识的时间，有三个说法，第一种是说，玉真公主早年曾经到四川的青城山修道，那时认识了没有出川，但开始在四川闲逛的李白。
第二种说法是，李白在开元十九年前后从安陆第一次到长安前后。
第三种则认为，李白跟玉真公主见面，应该在天宝元年，他被玄宗召到长安的时候。
据学者丁放和袁行霈的考证，玉真公主生于周武则天如意元年（692），卒于代宗宝应元年(762)，享年71岁。
而据李白研究专家，诸如安旗、郁贤皓等考证，李白的生卒年月，分别是701年和762年。
而这些考证，基本上是定论。
所以我们发现，玉真公主其实比李白大9岁。
李白出川的具体年份，专家还在争论，但是大概在25岁左右，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如果玉真和李白在四川相识，那么，女方当在30岁左右，男方在20岁左右。
那时，公主可能还没有衰老，但是诗人恐怕比较青涩，没有什么名气。
关键的问题是，如果那时他们就相爱的话，李白完全没有必要到湖北看司马相如说的大泽，到安陆给人家当倒插门的女婿，从而酒隐安陆、蹉跎十年，并在一些地方官员门口做奴颜婢膝状。
他完全可以跟着玉真公主直接回到长安，先当面手，然后出来搞顶官帽戴戴。
至少考上个进士，没有任何问题。
而事实上，李白从来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原因嘛，研究者基本上都认为，他要么没有正式的大唐户口（他爸爸李客是从西域流窜回来的，身份不明，种族不明的人），要么有户口也是商人户口，是不能参加考试的。
那么我们要问了，玉真公主的情人，改户口应该不是难事。
所以四川时期李白就认识玉真，并过从甚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再看第二个时间点，开元19年前后，那时李白31岁左右，玉真公主40岁的样子。
李白在安陆得罪当地官员，写信请求理解，并要求裴某人推荐。
但是人家没有理他。
当时关于李白的谣言四起，是什么不知道，反正让他很尴尬。
于是他告别了太太，跑到长安寻找前途。
这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李白曾经在玉真公主的别馆（郊外别墅）住过，当时大雨滂沱，连日不开。
李白住得很无聊，对前途也有点悲观，写了诗给“卫尉张卿”。
从诗本身来看，这个张先生应该男主人。
以前大家一直以为卫尉张卿是唐玄宗的女婿张洎，或者说是玉真公主的外甥女婿张洎，不过张洎呆在妻子姑姑的别墅里接待李白，比较不靠谱。
后来郁贤皓教授考证出来，这玉真公主原来是结过婚的，而且丈夫就姓张。
因为后来考古中发现了一个墓志，里面提到玉真公主的二儿子。
所以，玉真不仅仅结过婚，而且至少有两个儿子。
李白第一次到长安，虽然住在玉真公主别馆，但是没有直接证据显示他见到了玉真公主，反而很有可能，他只见到了玉真的丈夫，跟他一起在苦雨中住郊外别墅里多日。
如果开元19年，31岁的李白，跟40岁的玉真见过面，有了感情，那么玉真还用等到10年之后再推荐他吗
而李白，还会在苦雨中，在别墅里闷闷不乐吗。
我们只能认为，有人向玉真推荐了李白，李白也去见她了，但是她很可能跟道教里的驴友们一起搞自驾游去了。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那时没有BP机，没有移动电话，恐怕连男主人张先生，也帮不了他的忙。
所以31岁的李白，压根就没有见到40岁的玉真公主。
可两个人毕竟是有点缘分的。
十年之后，李白和玉真公主终于见面了，那是天宝元年，他们一个42岁，一个51岁。
当时李白最好的朋友元丹丘，在道教圈子里名声日大，被玉真请去长安，大概是进了玉真的统《战》部、宗《教》局，成为大红人。
李白听说老朋友要飞黄腾达了，立马从东鲁赶到河南，大概是嵩山吧，见了他的哥们老元，说兄弟呀，苟富贵勿相忘。
元当然不含糊，到了长安就把事情办了。
玄宗的诏书从长安发到暇丘城，刚刚从泰山上下来的大诗人仰天大笑，然后就出门了。
没错，他的时间到了。
42岁的李白，有没有跟51岁的玉真公主搞黄昏恋，史料上看不出痕迹，历史上也没有传闻。
不过从玉真公主跟哥哥的关系看，她的情人兼当时名满天下的大诗人（李白这时候已经很有名气），即便当不了玄宗的政治秘书，给个地位崇高、待遇丰厚的闲职还是可能的，但是玄宗没有给，而是出了点钱把他打法了。
从这点看，李白应该跟玉真没有特别深厚的交情。
据《新唐书·张果传》等文献记载，唐玄宗曾经想将自己这个妹妹嫁给张果，结果张先生坚决不干，并且因此离开了京城。
张果何许人
张果老也，传说中的八仙呀
不过当年，他就是个名道士而已。
不过史料没有说，那时的玉真，是未婚少女，还是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或者是离婚妇女）。
反正不管怎么算，张果老拒绝的玉真，肯定还没有51岁呢。
而李白第一次见到的玉真，可不折不扣的过了知天命之年了。
这样的爱情，即便有了，又有多浪漫呢。
李白一生至少七次光临宣城和城外的敬亭山，而且他还写下了“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的名句。
李白为什么这么喜欢宣城，喜欢敬亭山
绯闻制造者们说了，因为他的情人玉真公主在这里。
我们前文已经用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李白跟玉真公主根本没有恋情，玉真公主也根本没有在敬亭山隐居。
那么，李白为什么这样喜欢敬亭山
这就要回到常识了。
因为几乎每个有点古典文学知识的人都知道，李白最崇拜的前辈诗人是谢朓。
谢朓（464—499）字玄晖，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南朝齐诗人，建武二年(495)出为宣城太守。
谢朓在宣城，特别是敬亭山留下了大量诗文，也留下了很多遗迹。
今天，我们从大文学史的角度看，谢朓只能算中国历史上二流诗人，但是没有办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偶像。
李白一辈子，在诗人里就喜欢他，也最崇拜他。
他仅仅在宣城谢朓楼上，就留下多篇名作，这里我们随便列举两首：《秋登宣城谢朓北楼》：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
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
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
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至于李白直接写诗怀念谢朓的，就更多了。
比如：“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
”“我吟谢朓诗上语，朔风飒飒吹飞雨。
谢朓已没青山空，后来继之有殷公。
”“青山日将暝，寂寞谢公宅。
”“宅近青山同谢朓，门垂碧柳似陶潜。
”至于宣城的地方官，也因此跟他混的很熟，比如宇文太守，赵悦太守，李昭长史，连民间的酿酒师，都成为李白的哥们。
宣城和敬亭山，就这样因为一个男人，使李白如醉如痴。
与王维的关系辩伪碧落风烟外，瑶台道路赊。
如何连帝苑，别自有仙家。
此地回鸾驾，缘溪转翠华。
洞中开日月，窗里发云霞。
庭养冲天鹤，溪流上汉槎。
种田生白玉，泥灶化丹砂。
谷静泉逾响，山深日易斜。
御羹和石髓，香饭进胡麻。
大道今无外，长生讵有涯。
还瞻九霄上，来往五云车。
这首诗是王维和皇帝一起到玉真公主的山庄去时写的，从诗句中看，似乎非常一般，不外乎就是称颂公主的山庄是人间仙境，公主超凡脱俗，浑似仙人天女罢了。
我们来看《唐才子传》上有这样一段文字：王维，字摩诘，太原人。
九岁知属辞，工草隶，闲音律。
岐王重之。
维将应举，岐王谓曰：“子诗清越者，可录数篇，琵琶新声，能度一曲，同诣九公主第。
”维如其言。
是日，诸伶拥维独奏，主问何名，曰：“《郁轮袍》。
”因出诗卷。
主曰：“皆我习讽，谓是古作，乃子之佳制乎
”延于上座曰：“京兆得此生为解头，荣哉
”力荐之。
这就是《郁轮袍》一故事的出处。
王维首次应试是在开元八年（720年），结果却落第。
看来当时科举中的潜规则也挺厉害的，不拜谒一些名人权贵，也很难高中。
于是王维就在宁王、岐王（都是玄宗的兄弟）府中出入，第二年将应举时，岐王就劝他去“九公主”的府上去。
九公主即玉真公主，有的地方说成是太平公主，大错特错，太平公主死时王维才十二岁。
他们不可能有什么故事。
于是出现了这样一幕：“妙年洁白，风姿郁美”的王维怀抱琵琶，在酒宴间为玉真公主献艺。
玉真公主听了王维演奏的《郁轮袍》后，才又看过王维的诗文，并对王维的才气大大地夸奖了一番。
很多人以为玉真公主和王维一定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事实上并非如此。
唐代科举考试并不封住考试者名字，所以很多士子先来长安为自己造势，博得一定的名声，以求受到考官青睐，王维正是走上层路线以求博得名声，取得好名次，事实上也确实收获了成效。
玉真公主与大量文人来往密切，许多诗人皆有应酬赞美之诗，并非只有王维一人。
野史多爱八卦，事实上不足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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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薛宝钗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古典小说《红楼梦》中的主人公之一。
作为这部著作的主人公她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她是宝、黛、钗三人爱情悲剧的组成之一，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一形象所蕴藏的丰富内涵，作者对她人格的塑造和对于她性格的描写，都体现出作者的细心以及以薛宝钗为代表的当时的一类人的生存状况和内心感受。
而这一形象也作为小说中的重要环境体现出当时文学写作的创新性。
（一）宝钗形象中美好的因素1、薛宝钗的孝顺。
宝钗虽生于四大家族之中，自小衣食无忧，但那时正值薛家衰落之际，加上丧父，又有一个惹是生非的哥哥。
唯有母亲可以依靠，宝钗虽在富贵家娇生惯养，但非常懂事，知礼尽孝。
在第三十四回，宝玉挨打后，袭人告诉宝钗说是薛蟠挑唆人干的，宝钗回家告诉了母亲。
薛蟠听后大闹，说宝钗是“护着”宝玉，把个宝钗气怔了，可是又怕母亲不安，第二天一早没有梳洗就去看望母亲。
可见，宝钗对母亲是非常孝顺的。
宝钗甚至在自己的婚姻问题上，也都尊重母亲的意见。
当薛母告知宝钗已经把她许与宝玉，书中第九十七回：“宝钗始则低头不语，后来便自垂泪。
（薛母）便是看着宝钗好像不愿意似的，3
雍正的《御制朋党论》的全文是什么?
御制朋党论》驳斥欧阳修《朋党论》“君子以同道为朋”的说法，认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
雍 正 文 字 狱 康熙晚年，诸皇子为夺取太子之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废太子允礻乃谋求复位，皇八子允（礻四共）野心勃勃，皇十四子允礻题和皇三子允祉也在觊觎，但是都枉费心机。
工于心计的皇四子允诺礻真用两面派的手法麻痹对手，取悦父皇，暗中培植势力，收买人心，终于挫败诸兄弟，于欢圣祖宾天后登上了帝座。
雍正帝在位十三年，用人重吏才，轻文士，行政以革除积弊、整顿吏治为首务，大权独揽，事必躬亲，刑法严峻，心谋刻深，其人其治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
在文字狱方面，雍正帝的指导思想是借助文字狱整肃朝廷风纪，戒毖风俗人心。
雍正一朝历时虽短，文字狱却很频繁，重大案件前后相望。
雍正帝以其特有的敏感和深刻的用心，几乎对每一宗案件前后都极尽必踪指示、别出心裁之能事，从而在文祸历史上创造了为可磨灭的“业绩”。
（一） 与惩戒朋党有关的案件 1、 汪景祺与钱名世案 汪景祺、钱名世是雍正文字狱卒的第一批受害者。
他们的是得祸出于同一原因，即投献文字攀附年羹尧。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征点战四川、青海、西藏等到地（当时川藏一带有叛乱），功勋卓著，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
他一向依附雍亲王允礻真，妹妹是允礻真的侧福晋（副王妃）。
允礻真继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终因恃功骄纵、目无王法而失宠。
雍正帝觉得留下他是条祸根，决计杀一儆百，于是一连串的打击相继出台。
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天象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奇观，臣僚上表称贺。
身为川陕总督的年羹尧也依例献表。
雍帝从他的表文中找出两条毛病：一、字体潦草；二、成语“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①。
“朝乾夕惕”出自《易经·乾卦》卦词：“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意思是终日勒慎，写作“夕惕朝乾”意思不变。
年羹尧贺表用这们变换词序的成语颂扬皇帝，雍正帝却认为“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臣之迹，其乖谬之处，断非无心”（三月二十三日甚一日谕）。
群臣闻风而动，发起了对年羹尧的围攻。
同年四月，年羹尧调为杭州将军；六月，削太保，剥夺一等公；七月，黜为闲散旗员；九月，下刑部狱；十二月，议政王大臣劾年羹尧犯九十二条大罪，雍正帝令年羹尧自裁，家产籍没，亲族、同党或斩或流或贬，一大批人受到清洗、处罚。
这就是著名的年羹尧案。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 祺斩首示众。
汪景祺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原名日祺，字无已，号星堂。
他潦倒文场近四十年，虽然中了举人，总与富贵无缘。
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同年羹尧的心腹。
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
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
年羹尧得罪抄家，《随笔》被缴进宫中。
雍正帝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
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 《读书堂西征随笔》原本久佚。
据民国间故宫博物院刊印的残本，内有《上抚远大将军年公书》一篇，文内极尽谀颂，至称年羹尧为“宇宙第一伟人”。
又有《功臣不可为》一条，把历史上“狡兔死，走狗烹”的现象归罪于最高统治者。
作者写道： 彼夫猜忌之主，其才本庸，而其意复怯。
当贼寇昌炽时，望烽火则魂惊，见军书则股栗。
忽有奇才异能这臣起而戡定群凶，宁谧四海，捷书一奏，喜出非常，七宝庄严之殊礼宠遇之。
迟之既久，则转念曰：敌人如此其横肆，兵事如此其周章，而此臣竟翦灭之，万一晋阳之甲兴，谁复能捍御者
于是而疑心生矣； 既而阅所上纪功册，某处斩首几十万，某处拓地几千里，某处招抚若干，某处虏获若干，心胆震惊，魂魄荡慑，于是南是畏心生焉矣； 既建奇功，复膺异数，位崇五等，礼绝百僚，内外臣工以其为朝廷之所重也，无不敬而奉之。
谄佞小人趋承恐后，长跪叩首，待之逾于常礼。
而且题官则嫌其专擅，奏销则防其冒滥，叙功则憾其诈伪，卤获则谓其私藏，触处挂碍，争宠者又从而构之，于是而怒心行焉矣； 彼自谓受恩既深，以忠荩为报国，怀光欲去卢杞，李（日成）思慕魏片。
而爱昵不可遽除，忠言不能入耳反恨其无礼于君，恃功骄横，于是而厌焉矣。
疑也，畏也，怒也，厌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终而隙末者乎
……虽由臣节之未纯，亦猜暴之主有以致之也。
这些文字似乎是向年羹尧敲警钟。
《随笔》有些条目对当时的官吏选拔制度和官场风气表示不满，据说还有诗讥讪圣祖“皇帝挥毫为值钱”②。
又非议圣祖谥号及雍年号，所作《历代年号论》说“正”字拆开为“一止”，是不祥之兆，历史上凡以“正”字为年号的都没有好下场，如金海陵王（年号“正隆”），金哀宗（年号“正大”），元顺帝（年号“至正”），明英宗（年号“正统”），明武宗（年号“正德”）等。
雍正帝批评所云“悖谬狂乱”，大概就指以上内容，但对汪景祺处罪的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
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
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后经地方官晓谕才安定下来。
钱名世处罪在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
他虽然没有杀头，但遭遇不比杀头好受。
钱名世字亮工，号 庵，江南武进（今江苏武进）人，康熙四十二年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授翰林编修，升侍读。
他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两人都江堰市是康熙三十八年中举，一在南闱，一在北闱），大概因此而有交谊。
雍正二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折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到句。
康熙末年，皇十四子允礻题授定定远大将军，出征青海、西藏，圣祖曾为他立碑褒扬。
允礻题曾是争夺太子位的重要角色，雍正帝即位后立即解除仓皇兵权（后来又加以禁锢），本是最不该提起有人物，钱名世竟不知回避。
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
雍正帝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诗语悖逆“。
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
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一说大门上）。
赐字题匾本是康熙帝宠异臣僚的惯用手段，如为范文程祠堂题“元辅高风”，为李光地题“方重醇深”等。
雍正帝也偶而仿效，如为杨名时题“清操夙著”，为田从典题“清谨公方”等。
雍正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主是能变其意而用之，易褒为贬。
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本人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
雍正帝还命在旦夕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两日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警、抚奏明治罪。
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帝又命京官自大京官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
雍正帝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
集名就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给全国的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
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
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③，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学夸奖，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干塔给披甲人为奴了。
他的同僚陈邦彦、陈邦直也因诗句“乖误”而革职。
武英殿篡修方苞的讽刺诗是这样写的： 名教贻羞世共嗤，此生空负圣明时。
行邪惯履欹危径，记丑偏工谀佞词。
宵枕惭多惟觉梦，夏畦劳甚独心知。
人间无地堪容立，老去翻然悔已迟。
这应是《名教罪人诗》中的标准作品。
古人云：“士可杀不可辱”，人生至此，钱名世真不如索性吃一刀，可是“圣主”偏要拿他寻开心，辱而不杀。
他不知哪一年死的，据说他为人“非端士”，参与修《明史》曾把万斯同写的几篇传稿攘为己作。
身为翰林清望官，作诗讨好跋扈的边将，也的确有失身份。
但不管怎样说，雍正帝也做得太过分了，他在谕旨中解释说：“伊既以文词谄媚奸恶，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词为国法，示人臣之炯戒。
” 然而没有“以文词谄媚奸恶有恶报”的，雍正帝同样“以文词为国法”。
康熙末年，工部侍郎揆叙附允（礻田共），为其争太子这位效劳，死后谥“文端”。
雍正帝继位后削夺揆叙谥号，把他的墓碑文字磨去，改刻为“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
允（礻田共）的另一党羽阿灵阿的墓碑也被改刻为“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
雍正帝还把允（礻田共）改名为“阿其那”，允礻唐改名为“ 塞思黑”。
二名均为满语，意思据说是畜牲、猪狗。
这类刻薄的恶作剧只有清世宗一人想得出来，做得出来
2、 查嗣庭案 雍正帝继位之初，有两个最受亲重的人物，一个是年羹尧，一个是隆科多。
隆科多是康熙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
和年羹尧相似，隆科多也是个“招权纳贿，擅作威福”的人物，引起雍正帝注意。
办理年羹尧的案时，雍正帝处处把他与年羹尧相提并论，逐步贬削他的恩荣与官爵。
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
第二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
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庭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被人告发试题“怨望、讽刺”。
这年九月，查嗣庭刚从江西返抵京师就被捕入狱。
案件尚未了结，查嗣庭病死狱中。
所谓试题“怨望、讽刺”，指《论语》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孟子》题：“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
今茅塞子心矣。
”但猜忌的雍正帝进一步怀疑查嗣庭所出的《易经》第二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第三题：“其旨远，其辞文”及《传经》第四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包含更隐秘的讽刺。
照他的理解，是咒骂“雍正”年号的；“其旨远，其辞文”二句是暗示两道题中的“正”“止”二字有呼应关系。
真是了不起的附会。
后来民间也有附会，说查嗣庭所也题中“维民所止”一句（语出《礼记·大学》），“维”“止”二字是把“雍”“正”砍去了头。
这大约是因为查嗣庭著过一部《维止录》，后世附会从这部书名产生。
案发后，查嗣庭赴赣行李、在京寓所和浙江老家都被彻底搜查。
雍正帝从搜得的日记（似即《维止录》）中找出许多“极意谤讪”康熙政治的言论。
如认为裁减闲散京官是翰林院的一大灾难；认为戴名世狱及康熙五十年科场案是因语言文字而杀人（按：清朝统治者从来不承认自己以语言文字杀人，即不承认有文字狱）；认为引见百官罢黜不合格者有失作贤之道；认为九卿会议是做样子，钦赐进士是例行公事，不能识拔奇才；认为殿试不完卷者黜退不取是杀一儆、无罪而罚，等等。
日记“谤讪”前朝，试题“谤讪”当今，这就是清廷所宣布的查嗣庭的两大罪状。
此外，据说《维止录》首页有这样一条记载：“康熙六十一年某月日，天大雷电以风。
予适乞假在寓，忽闻上大行，皇四子以即位，奇哉
”被认为是借灾异咒谤雍正帝即位，雍正帝深信天命，求“祥瑞”唯恐不多，查嗣庭竟取唱反调，有人认为这是他得祸的真正原因之一。
雍正五处（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有关人犯作如下处置： 查嗣庭戮尸、枭首，子查氵云（一作查潭）斩监候（另一子查克上先已病死狱中）。
幼子查长棒头三人和侄子查开等二人流放三千里外；家产抄没，折银充浙江海塘工程费用；兄查嗣王栗（官翰林侍讲）流放陕西，后来死于戌地，另一兄查慎行（官翰林编修）特许释归，不久病死。
其他牵连得罪的有：江西乡试副主考俞鸿图革职；江西巡抚汪氵隆降四级调用；布政使丁士一革职发往福建工程上效力。
传说浙东诸家桥镇（所属府县不详）关帝庙中有当地某学究题的一幅门联：“荒村古庙犹留汉，野店浮桥独姓诸”，被查嗣庭采入《维止录》中，案发后殃及该学究。
不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帝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恨浙江士风不正。
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
作为处罚，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
吏部侍郎、钱塘人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帝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
雍正六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雍正帝才解除了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又撤消了观风整俗使。
每办一案都尽量有所创造，尽量在整治风俗人心方面做文章，以扩大“战果”，这是雍正文字狱的一大特点，是世宗操纵文字狱的“高明”之处。
查嗣庭结案后数月，隆科多得祸，四十一条大罪中有一条是“保奏大逆之查嗣庭”，查嗣庭的罪状中也有“趋附隆科多”一条，这说明查嗣庭狱与隆科多有直接关系。
但作为文字狱，查嗣庭狱基本上是独立的事件，不象汪景祺、钱名世二狱那样紧紧依附于惩戒朋党的政治斗争。
3、 谢济世、陆生楠案 谢济生、陆生楠安是一对孪生案件，两案都胎育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但胎育期长短不齐。
先述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
雍正帝用人的特点是倚重实心办事的吏才，不喜欢徒逞笔舌的文化之士。
他的心腹干吏中有一个叫田文镜，此人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擢受河南巡抚。
田文镜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
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
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
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科甲人私结朋党。
不久，李绂入京觐见，向雍正帝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雍正帝先已得到田文镜的密疏，胸有成见，对李绂的话置之不理。
李绂接着上疏参田文镜。
雍正帝虽然不高兴，还是派人去河南调查，果然发现田文镜的一些劣迹，但不尽如李绂所参。
根据一些迹象，雍正帝越发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因而对田文镜愈益信任，宠益有加。
同年冬天，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根据从刑部外郎陈学海那里听来的材料（陈学海曾赴河南调查田文镜事迹），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
雍正帝不悦，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却坚持要上疏。
雍正帝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
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雍正帝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作如下处置：谢济世减死发配阿尔泰（今新疆阿尔泰）军前效力；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调为工部待郎（后因别的事革职）。
雍正七年（1729年），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上奏，说谢济世已招供他参劾田文镜是受李绂、蔡王廷指使（谢济世可能被迫说了违心话）。
雍正帝得奏，命斩黄振国，把李绂、蔡王廷投入监狱。
李绂论罪当斩，雍正帝特予赦免，让他戴罪篡修《八旗通志》。
蔡王廷判斩监候。
直到乾隆帝退位后，李绂才恢复官职，蔡王廷也获释。
在李绂等人遭罪的同时，田文镜连连升官受褒奖，隶籍也由正蓝旗抬升为正黄旗。
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终于以李绂等人惨败、田文镜获胜而告终。
因这场事件而引出谢济世、陆生楠两起同时发生的文字狱。
谢济世字石霖，广西全州人，康熙末年进士，因疏劾田文镜而得祸已见上文。
此人颇有读书人的迂气，审问中，刑部尚书励廷仪问他受何人指使。
他回答说：“是孔、孟指使。
我自幼读圣贤书，只知道事上忠荩。
见奸不攻，不是忠臣。
”到阿尔泰后，他受到平郡王福彭的敬重和优待，得以从空讲学、著，著有《古本大学注》、《中庸疏》。
后来锡保率军进驻阿尔泰，奉命监视充军的士大夫，谢济世等人的日子渐不好过。
和谢济世同时充军阿尔泰的还有陆生楠。
陆生楠也是广西人，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
引见时雍正帝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
再引见时，雍正帝见他傲慢不恭的神态，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到话，觉得是讽刺自己。
雍正帝进而想到他是广西人，与谢济世是同乡，而李绂原先做过广西巡抚，“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
就凭这毫无根据的猜疑推断，命把陆生楠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
陆生楠著有《通鉴论》十七篇（似是在阿尔泰所著），谁知这十七篇史论竟害了他的生命。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锡保疏劾陆生楠小字书写《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
雍正帝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
双方观点大致如下： 一、论封建（分封制）。
陆生楠主张恢复封建制，说：“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
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盲，皆郡县之故。
”雍正帝追溯秦汉以来郡县制、封建制的沿革与变迁，说如今天下大一统，有何祸害，“陆生楠能明指乎”
斥陆生楠“狂肆逆恶”，“实天下所不容”。
陆生楠又说后世政治昏昧，是由于“天下统于一。
相既劳而不能深谋，君亦烦而不能无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万世”的缘故。
雍正帝认为有贤君就有良相，隐隐以“知人之主”自居，斥陆生楠“肆意妄言，支离缪戾至于如此。
” 二、论建储（立太子）。
陆生楠就汉武帝戾太子事件发论认为“储贰不宜干预外事，且必更使通晓此等危机”，又说“有天下者不可以无本之治治之”。
雍正帝驳斥说，太子应该博通古今，体察民情物理；不立太子是本朝规矩，本朝国本“至深至厚”，“愚人固不能知”，斥陆生楠借古讽今，“实为弥天不可赦之罪人”。
三、论府兵制。
陆生楠赞美唐府兵制，认为应当实行于今，使“国无养兵之费，臣无专兵之患”。
雍正帝斥陆生楠“怀蓄逆乱之心，郁不得逞，故以‘无养兵之费’摇动人听，冀或更制以紊乱军政，所谓‘执左道以乱政，言伪学以疑众’者，王法之所以不宥”。
四、论隋朝君臣。
陆论云：“后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为隋之君臣者几希。
”雍正帝指出文帝与炀帝的区别，说炀帝自取灭亡，不关天命。
五、论人主威权。
陆论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
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
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
“雍正帝自辩称：“朕临御以来，日理万机，皆奉若天道，因物以付，未尝以已意生杀人、赏罚人。
”斥陆生楠自蓄逆志，“狂悖恶乱，”“肆为咒诅”。
六、论宰相。
陆生楠认为：“当用首相一人。
首相奸谄误国，许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
即或不当，亦不得使相臣知之。
”又说：“为君为臣，莫要于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
然亦不可无术相防。
”雍正帝予以驳后表白云：“朕于人言，必决之以理，揆之以情，未尝拒人之言，亦未尝轻听人言。
” 七、论王安石。
陆论大意批评王安石刚愎自用，不信天命。
雍正帝抓住个别字句故作异论,以显示高明，斥陆生楠“文词议论险怪背谬，无理之甚。
” 八、论无为之治。
陆生楠主张君主“不人人而有察”，“不事事而理”。
雍正帝主张以汉宣帝、光武帝和唐太宗为，“勤劳自励”，对陆论加以驳斥。
以上是雍正帝在《上谕》中批驳《通鉴论》的大要。
虽然陆生楠的观点不尽正确，雍正帝的批驳也有合理之处，但作为最高统治者而与一小臣争是非、论长短，未免显得胸怀不广。
至于说陆生楠借古谤今，或许多少有一点，但也并非罪大恶极，非诛不可。
雍正帝先诛心，后诛人，对《通鉴论》批驳后，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
从官当然遵旨惟谨。
这一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
雍正帝读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
疑心极重的雍正帝尤切齿于《注》中所去：“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
为朕躬进谏者何言
朕所拒者何谏
所饰者何非
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
”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
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雍正帝却玩了个花招“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装作要杀的样子，最后宣布谢济世免死。
谢济世被玩弄假斩把戏后终于不死。
谢济世在阿尔泰充军九年，乾隆初释归复职。
他仍然不忘自己的著作，将《古本大学注》和《中庸疏》献进，请求颁行天下。
并说明已把《注》中被指为谤讪的几句话删除了，分章释义依据古本（即《礼记》本），不遵朱熹的“四书”本。
当时学者鄙薄宋儒，所以谢济世敢明目张胆排斥程朱，但官方仍扶植程朱学说，尊为正统。
乾隆帝把书退还，传旨严斥。
谢济世后来改任湖南粮储道，继续注释儒经，陆续刻印成书。
乾隆帝闻知，于乾隆六年（1714年）九月传谕湖广总督孙嘉淦，指出谢济世标新立异，“足为人心学术之害”，命查明谢济世所著书中违背程朱、标榜他人之处，然后烧毁其书并印板。
孙嘉淦遵旨输完毕，回奏说谢济世所注书有“四书”“五经”等多种，已印一百五十四本，刻板二百三十七块，已全部烧毁；注中虽有违背程朱学说之处，但立说浅陋，不足以惑世盗名，似不必逐条指谪。
至此，谢济世注书案方告结束。
他没有死于文字狱，一是情罪较轻，二是居官尽责，两朝君主对他的为人印象都不算坏。
雍正、乾隆二帝处罪人往往凭个人印象和一时爱憎。
陆生楠的得祸，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雍正帝对他的印象不好，两次引见都引起憎恶。
以上四五起文字狱或多或少都有惩戒朋党的用意，戒除朋党是雍正帝整饬风纪的主要目标，他即位之初就以《御制朋党论》颁示臣僚，要诸臣“洗心涤虑，详玩熟体”。
《御制朋党论》驳斥欧阳修《朋党论》“君子以同道为朋”的说法，认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
雍正帝把宋代以下的朋党之风归咎于欧阳修的“邪说”。
经过雍正帝的严厉整饬，顺治、康熙以来的朋党现象大为减少，文字狱从中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也是“以毒攻毒”的一例罢。
赞美唐诗的语句
O(∩_∩)O~很赞同第三楼的那位仁兄雾里看花的感觉的确的很好，镜中花，水中月，朦胧美的确很美①我喜欢一个人在雾中散步。
为此，过去的许多好时光在浏览唐诗中流去了。
因为唐诗很美，而且美意朦胧，就像久欠笼罩在朦胧中的一抹天光。
②唐诗的朦胧美，先是朦胧在它的形式美。
唐代的律诗、绝句，每句字数相等，且求对仗、平仄音律，讲究字面的整齐性和音调的明亮感。
唐代英才辈出的诗人们，几乎每一个都能在清纯的诗情和几近桎牿的格律的碰撞中，吟成几首流传后世的好诗。
然而，既然格律已近乎桎锆，纵是最伟大的天才，也无法把所有的诗篇都写得那么完美。
杜甫是使唐诗的形式美最终迷失在层峦叠嶂中的伟大的诗人。
杜甫让世间如梦如幻地领略到唐诗的形式无与伦比的朦陇美意。
杜甫写“绝”了唐诗，也写“完”了唐诗。
他是非凡的。
他之后的诗韵格律，最终都以他的诗篇为金科玉律。
然而，历史自有静观的明眸。
杜甫赖以名垂千古的最终是他的新乐府“三吏”“三别”，他的《兵车行》《丽人行》《北征》。
他的律诗千秋无匹。
然而，带着镣拷，怎么能跳好所有的舞蹈?一首被誉为“千古七律压轴之作”的《登高》，终因他追求四联对仗，而不免“气竭意尽”。
这是唐诗失之于完美的悲衰，但这并非是伟大诗人的悲衰。
晚年入蜀后的杜甫写出的打破了韵律的如《春水生》《江畔独步寻花》那些诗篇，至少与他许多真气弥漫的杰出律诗相映成辉。
③形式精美的唐诗，迷失在朦胧中。
数以万计的唐人诗篇，真正流传于口碑的，不过三百。
后世家喻户晓，更多的是唐人瑰丽多姿的零落诗句。
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因为谋篇之难能，往往是先成句，尔后凑合成篇，也因此唐诗佳句多于佳篇。
一如雾中之星光，朦胧间，只见斑斑点点，隐隐绰绰。
④唐诗的形式美在朦胧中迷失，而唐诗秀色可餐、光可鉴人的字面美，则在朦胧中生成。
中国传统文化最神秘的源头，恐怕是它独特的汉字。
独特的汉字天生是灵犀一点，只可意会。
由它直接产生的举世无双的书法艺术，真可说是上溯远古，下接千载。
以至当代抽象为其精灵的现代艺术，似乎也是滥觞于它，而似乎最美的书法艺术又多是书录唐诗的柞品。
这不难，让人想到，汉字甚至不须阅读，便有一种让人在视觉上获得愉悦的字面美。
汉字经过富有灵性的选择、组合，能让人望而生情，可歌可泣。
而唐诗的字面美，达到的是几乎空前绝后、出神入化的境界。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朱凋。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萧?”信手拈来这两首唐诗，不须细读，不求甚解，单从字面所洋溢出米的朦胧美意，便是千盅酒，万朵花。
⑤红尘无涯，万象朦胧，蒙蒙迷雾中偶现得一线天光，自然更见娇妍。
而娇妍无比的唐诗，至今低回不去的正是红尘的朦胧美意。
它是青青竹林间的一个浣纱女，它是胡天飞雪中的两行马蹄痕，它是碧水中嫣然而出的一支芙蓉，它是月夜里凄然而泊的一叶独舟。
万里悲秋，百年多病，是为咏史；半壁日出，千里江陵，是为纪游。
而尤为管领千秋的，是唐诗中参尽的人间真禅。
三春晕，明月光，自发悲，斑马鸣，生死，离合，荣辱，悲欢，凄美之至，伤感之至，潇洒之至，淋漓之至。
道千秋人之未道，歌千秋人之未歌。
这一娇妍的天光，让红尘更见其朦胧，至美至真。
表达兄妹情谊的句子有哪些
赞美姐姐的话唯美句，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那么我是，万年修得姐妹花，做一辈子的双生花……姐姐是咖啡，妹妹是杯子，姐姐永远都在妹妹心里。
姐姐永远是姐姐，弟弟永远是弟弟，就像那棵亲情树一样，你若是枝，我就是干，而妈妈就是我们的根呐，不是吗
赞美妹妹的句子有哪些
“明教罪人”吧，可能，倚天屠龙记看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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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下面是正题，出自历史有名的文字狱事件。
雍 正 文 字 狱 康熙晚年，诸皇子为夺取太子之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废太子允礻乃谋求复位，皇八子允（礻四共）野心勃勃，皇十四子允礻题和皇三子允祉也在觊觎，但是都枉费心机。
工于心计的皇四子允诺礻真用两面派的手法麻痹对手，取悦父皇，暗中培植势力，收买人心，终于挫败诸兄弟，于欢圣祖宾天后登上了帝座。
雍正帝在位十三年，用人重吏才，轻文士，行政以革除积弊、整顿吏治为首务，大权独揽，事必躬亲，刑法严峻，心谋刻深，其人其治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
在文字狱方面，雍正帝的指导思想是借助文字狱整肃朝廷风纪，戒毖风俗人心。
雍正一朝历时虽短，文字狱却很频繁，重大案件前后相望。
雍正帝以其特有的敏感和深刻的用心，几乎对每一宗案件前后都极尽必踪指示、别出心裁之能事，从而在文祸历史上创造了为可磨灭的“业绩”。
（一） 与惩戒朋党有关的案件 1、 汪景祺与钱名世案 汪景祺、钱名世是雍正文字狱卒的第一批受害者。
他们的是得祸出于同一原因，即投献文字攀附年羹尧。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征点战四川、青海、西藏等到地（当时川藏一带有叛乱），功勋卓著，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
他一向依附雍亲王允礻真，妹妹是允礻真的侧福晋（副王妃）。
允礻真继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终因恃功骄纵、目无王法而失宠。
雍正帝觉得留下他是条祸根，决计杀一儆百，于是一连串的打击相继出台。
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天象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奇观，臣僚上表称贺。
身为川陕总督的年羹尧也依例献表。
雍帝从他的表文中找出两条毛病：一、字体潦草；二、成语“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①。
“朝乾夕惕”出自《易经·乾卦》卦词：“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意思是终日勒慎，写作“夕惕朝乾”意思不变。
年羹尧贺表用这们变换词序的成语颂扬皇帝，雍正帝却认为“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臣之迹，其乖谬之处，断非无心”（三月二十三日甚一日谕）。
群臣闻风而动，发起了对年羹尧的围攻。
同年四月，年羹尧调为杭州将军；六月，削太保，剥夺一等公；七月，黜为闲散旗员；九月，下刑部狱；十二月，议政王大臣劾年羹尧犯九十二条大罪，雍正帝令年羹尧自裁，家产籍没，亲族、同党或斩或流或贬，一大批人受到清洗、处罚。
这就是著名的年羹尧案。
年羹尧死后七天，汪景 祺斩首示众。
汪景祺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原名日祺，字无已，号星堂。
他潦倒文场近四十年，虽然中了举人，总与富贵无缘。
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同年羹尧的心腹。
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
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
年羹尧得罪抄家，《随笔》被缴进宫中。
雍正帝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
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 《读书堂西征随笔》原本久佚。
据民国间故宫博物院刊印的残本，内有《上抚远大将军年公书》一篇，文内极尽谀颂，至称年羹尧为“宇宙第一伟人”。
又有《功臣不可为》一条，把历史上“狡兔死，走狗烹”的现象归罪于最高统治者。
作者写道： 彼夫猜忌之主，其才本庸，而其意复怯。
当贼寇昌炽时，望烽火则魂惊，见军书则股栗。
忽有奇才异能这臣起而戡定群凶，宁谧四海，捷书一奏，喜出非常，七宝庄严之殊礼宠遇之。
迟之既久，则转念曰：敌人如此其横肆，兵事如此其周章，而此臣竟翦灭之，万一晋阳之甲兴，谁复能捍御者
于是而疑心生矣； 既而阅所上纪功册，某处斩首几十万，某处拓地几千里，某处招抚若干，某处虏获若干，心胆震惊，魂魄荡慑，于是南是畏心生焉矣； 既建奇功，复膺异数，位崇五等，礼绝百僚，内外臣工以其为朝廷之所重也，无不敬而奉之。
谄佞小人趋承恐后，长跪叩首，待之逾于常礼。
而且题官则嫌其专擅，奏销则防其冒滥，叙功则憾其诈伪，卤获则谓其私藏，触处挂碍，争宠者又从而构之，于是而怒心行焉矣； 彼自谓受恩既深，以忠荩为报国，怀光欲去卢杞，李（日成）思慕魏片。
而爱昵不可遽除，忠言不能入耳反恨其无礼于君，恃功骄横，于是而厌焉矣。
疑也，畏也，怒也，厌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终而隙末者乎
……虽由臣节之未纯，亦猜暴之主有以致之也。
这些文字似乎是向年羹尧敲警钟。
《随笔》有些条目对当时的官吏选拔制度和官场风气表示不满，据说还有诗讥讪圣祖“皇帝挥毫为值钱”②。
又非议圣祖谥号及雍年号，所作《历代年号论》说“正”字拆开为“一止”，是不祥之兆，历史上凡以“正”字为年号的都没有好下场，如金海陵王（年号“正隆”），金哀宗（年号“正大”），元顺帝（年号“至正”），明英宗（年号“正统”），明武宗（年号“正德”）等。
雍正帝批评所云“悖谬狂乱”，大概就指以上内容，但对汪景祺处罪的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
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
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后经地方官晓谕才安定下来。
钱名世处罪在雍正四年（1726年）三月。
他虽然没有杀头，但遭遇不比杀头好受。
钱名世字亮工，号 庵，江南武进（今江苏武进）人，康熙四十二年进士，殿试一甲第三名，授翰林编修，升侍读。
他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两人都江堰市是康熙三十八年中举，一在南闱，一在北闱），大概因此而有交谊。
雍正二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折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到句。
康熙末年，皇十四子允礻题授定定远大将军，出征青海、西藏，圣祖曾为他立碑褒扬。
允礻题曾是争夺太子位的重要角色，雍正帝即位后立即解除仓皇兵权（后来又加以禁锢），本是最不该提起有人物，钱名世竟不知回避。
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
雍正帝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诗语悖逆“。
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
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一说大门上）。
赐字题匾本是康熙帝宠异臣僚的惯用手段，如为范文程祠堂题“元辅高风”，为李光地题“方重醇深”等。
雍正帝也偶而仿效，如为杨名时题“清操夙著”，为田从典题“清谨公方”等。
雍正帝“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主是能变其意而用之，易褒为贬。
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本人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
雍正帝还命在旦夕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两日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警、抚奏明治罪。
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帝又命京官自大京官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
雍正帝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
集名就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给全国的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
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
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③，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雍正学夸奖，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干塔给披甲人为奴了。
他的同僚陈邦彦、陈邦直也因诗句“乖误”而革职。
武英殿篡修方苞的讽刺诗是这样写的： 名教贻羞世共嗤，此生空负圣明时。
行邪惯履欹危径，记丑偏工谀佞词。
宵枕惭多惟觉梦，夏畦劳甚独心知。
人间无地堪容立，老去翻然悔已迟。
这应是《名教罪人诗》中的标准作品。
古人云：“士可杀不可辱”，人生至此，钱名世真不如索性吃一刀，可是“圣主”偏要拿他寻开心，辱而不杀。
他不知哪一年死的，据说他为人“非端士”，参与修《明史》曾把万斯同写的几篇传稿攘为己作。
身为翰林清望官，作诗讨好跋扈的边将，也的确有失身份。
但不管怎样说，雍正帝也做得太过分了，他在谕旨中解释说：“伊既以文词谄媚奸恶，为名教所不容，朕即以文词为国法，示人臣之炯戒。
” 然而没有“以文词谄媚奸恶有恶报”的，雍正帝同样“以文词为国法”。
康熙末年，工部侍郎揆叙附允（礻田共），为其争太子这位效劳，死后谥“文端”。
雍正帝继位后削夺揆叙谥号，把他的墓碑文字磨去，改刻为“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
允（礻田共）的另一党羽阿灵阿的墓碑也被改刻为“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
雍正帝还把允（礻田共）改名为“阿其那”，允礻唐改名为“ 塞思黑”。
二名均为满语，意思据说是畜牲、猪狗。
这类刻薄的恶作剧只有清世宗一人想得出来，做得出来
2、 查嗣庭案 雍正帝继位之初，有两个最受亲重的人物，一个是年羹尧，一个是隆科多。
隆科多是康熙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
和年羹尧相似，隆科多也是个“招权纳贿，擅作威福”的人物，引起雍正帝注意。
办理年羹尧的案时，雍正帝处处把他与年羹尧相提并论，逐步贬削他的恩荣与官爵。
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
第二年，隆科多死于禁所。
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
雍正四年（1726年），查嗣庭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被人告发试题“怨望、讽刺”。
这年九月，查嗣庭刚从江西返抵京师就被捕入狱。
案件尚未了结，查嗣庭病死狱中。
所谓试题“怨望、讽刺”，指《论语》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孟子》题：“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
今茅塞子心矣。
”但猜忌的雍正帝进一步怀疑查嗣庭所出的《易经》第二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第三题：“其旨远，其辞文”及《传经》第四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包含更隐秘的讽刺。
照他的理解，是咒骂“雍正”年号的；“其旨远，其辞文”二句是暗示两道题中的“正”“止”二字有呼应关系。
真是了不起的附会。
后来民间也有附会，说查嗣庭所也题中“维民所止”一句（语出《礼记·大学》），“维”“止”二字是把“雍”“正”砍去了头。
这大约是因为查嗣庭著过一部《维止录》，后世附会从这部书名产生。
案发后，查嗣庭赴赣行李、在京寓所和浙江老家都被彻底搜查。
雍正帝从搜得的日记（似即《维止录》）中找出许多“极意谤讪”康熙政治的言论。
如认为裁减闲散京官是翰林院的一大灾难；认为戴名世狱及康熙五十年科场案是因语言文字而杀人（按：清朝统治者从来不承认自己以语言文字杀人，即不承认有文字狱）；认为引见百官罢黜不合格者有失作贤之道；认为九卿会议是做样子，钦赐进士是例行公事，不能识拔奇才；认为殿试不完卷者黜退不取是杀一儆、无罪而罚，等等。
日记“谤讪”前朝，试题“谤讪”当今，这就是清廷所宣布的查嗣庭的两大罪状。
此外，据说《维止录》首页有这样一条记载：“康熙六十一年某月日，天大雷电以风。
予适乞假在寓，忽闻上大行，皇四子以即位，奇哉
”被认为是借灾异咒谤雍正帝即位，雍正帝深信天命，求“祥瑞”唯恐不多，查嗣庭竟取唱反调，有人认为这是他得祸的真正原因之一。
雍正五处（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有关人犯作如下处置： 查嗣庭戮尸、枭首，子查氵云（一作查潭）斩监候（另一子查克上先已病死狱中）。
幼子查长棒头三人和侄子查开等二人流放三千里外；家产抄没，折银充浙江海塘工程费用；兄查嗣王栗（官翰林侍讲）流放陕西，后来死于戌地，另一兄查慎行（官翰林编修）特许释归，不久病死。
其他牵连得罪的有：江西乡试副主考俞鸿图革职；江西巡抚汪氵隆降四级调用；布政使丁士一革职发往福建工程上效力。
传说浙东诸家桥镇（所属府县不详）关帝庙中有当地某学究题的一幅门联：“荒村古庙犹留汉，野店浮桥独姓诸”，被查嗣庭采入《维止录》中，案发后殃及该学究。
不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雍正帝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恨浙江士风不正。
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
作为处罚，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
吏部侍郎、钱塘人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帝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
雍正六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雍正帝才解除了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又撤消了观风整俗使。
每办一案都尽量有所创造，尽量在整治风俗人心方面做文章，以扩大“战果”，这是雍正文字狱的一大特点，是世宗操纵文字狱的“高明”之处。
查嗣庭结案后数月，隆科多得祸，四十一条大罪中有一条是“保奏大逆之查嗣庭”，查嗣庭的罪状中也有“趋附隆科多”一条，这说明查嗣庭狱与隆科多有直接关系。
但作为文字狱，查嗣庭狱基本上是独立的事件，不象汪景祺、钱名世二狱那样紧紧依附于惩戒朋党的政治斗争。
3、 谢济世、陆生楠案 谢济生、陆生楠安是一对孪生案件，两案都胎育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但胎育期长短不齐。
先述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
雍正帝用人的特点是倚重实心办事的吏才，不喜欢徒逞笔舌的文化之士。
他的心腹干吏中有一个叫田文镜，此人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擢受河南巡抚。
田文镜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
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
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
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科甲人私结朋党。
不久，李绂入京觐见，向雍正帝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雍正帝先已得到田文镜的密疏，胸有成见，对李绂的话置之不理。
李绂接着上疏参田文镜。
雍正帝虽然不高兴，还是派人去河南调查，果然发现田文镜的一些劣迹，但不尽如李绂所参。
根据一些迹象，雍正帝越发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因而对田文镜愈益信任，宠益有加。
同年冬天，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根据从刑部外郎陈学海那里听来的材料（陈学海曾赴河南调查田文镜事迹），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
雍正帝不悦，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却坚持要上疏。
雍正帝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
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雍正帝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作如下处置：谢济世减死发配阿尔泰（今新疆阿尔泰）军前效力；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调为工部待郎（后因别的事革职）。
雍正七年（1729年），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上奏，说谢济世已招供他参劾田文镜是受李绂、蔡王廷指使（谢济世可能被迫说了违心话）。
雍正帝得奏，命斩黄振国，把李绂、蔡王廷投入监狱。
李绂论罪当斩，雍正帝特予赦免，让他戴罪篡修《八旗通志》。
蔡王廷判斩监候。
直到乾隆帝退位后，李绂才恢复官职，蔡王廷也获释。
在李绂等人遭罪的同时，田文镜连连升官受褒奖，隶籍也由正蓝旗抬升为正黄旗。
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终于以李绂等人惨败、田文镜获胜而告终。
因这场事件而引出谢济世、陆生楠两起同时发生的文字狱。
谢济世字石霖，广西全州人，康熙末年进士，因疏劾田文镜而得祸已见上文。
此人颇有读书人的迂气，审问中，刑部尚书励廷仪问他受何人指使。
他回答说：“是孔、孟指使。
我自幼读圣贤书，只知道事上忠荩。
见奸不攻，不是忠臣。
”到阿尔泰后，他受到平郡王福彭的敬重和优待，得以从空讲学、著，著有《古本大学注》、《中庸疏》。
后来锡保率军进驻阿尔泰，奉命监视充军的士大夫，谢济世等人的日子渐不好过。
和谢济世同时充军阿尔泰的还有陆生楠。
陆生楠也是广西人，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
引见时雍正帝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
再引见时，雍正帝见他傲慢不恭的神态，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到话，觉得是讽刺自己。
雍正帝进而想到他是广西人，与谢济世是同乡，而李绂原先做过广西巡抚，“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
就凭这毫无根据的猜疑推断，命把陆生楠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
陆生楠著有《通鉴论》十七篇（似是在阿尔泰所著），谁知这十七篇史论竟害了他的生命。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锡保疏劾陆生楠小字书写《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
雍正帝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
双方观点大致如下： 一、论封建（分封制）。
陆生楠主张恢复封建制，说：“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
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盲，皆郡县之故。
”雍正帝追溯秦汉以来郡县制、封建制的沿革与变迁，说如今天下大一统，有何祸害，“陆生楠能明指乎”
斥陆生楠“狂肆逆恶”，“实天下所不容”。
陆生楠又说后世政治昏昧，是由于“天下统于一。
相既劳而不能深谋，君亦烦而不能无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万世”的缘故。
雍正帝认为有贤君就有良相，隐隐以“知人之主”自居，斥陆生楠“肆意妄言，支离缪戾至于如此。
” 二、论建储（立太子）。
陆生楠就汉武帝戾太子事件发论认为“储贰不宜干预外事，且必更使通晓此等危机”，又说“有天下者不可以无本之治治之”。
雍正帝驳斥说，太子应该博通古今，体察民情物理；不立太子是本朝规矩，本朝国本“至深至厚”，“愚人固不能知”，斥陆生楠借古讽今，“实为弥天不可赦之罪人”。
三、论府兵制。
陆生楠赞美唐府兵制，认为应当实行于今，使“国无养兵之费，臣无专兵之患”。
雍正帝斥陆生楠“怀蓄逆乱之心，郁不得逞，故以‘无养兵之费’摇动人听，冀或更制以紊乱军政，所谓‘执左道以乱政，言伪学以疑众’者，王法之所以不宥”。
四、论隋朝君臣。
陆论云：“后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为隋之君臣者几希。
”雍正帝指出文帝与炀帝的区别，说炀帝自取灭亡，不关天命。
五、论人主威权。
陆论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
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
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
“雍正帝自辩称：“朕临御以来，日理万机，皆奉若天道，因物以付，未尝以已意生杀人、赏罚人。
”斥陆生楠自蓄逆志，“狂悖恶乱，”“肆为咒诅”。
六、论宰相。
陆生楠认为：“当用首相一人。
首相奸谄误国，许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
即或不当，亦不得使相臣知之。
”又说：“为君为臣，莫要于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
然亦不可无术相防。
”雍正帝予以驳后表白云：“朕于人言，必决之以理，揆之以情，未尝拒人之言，亦未尝轻听人言。
” 七、论王安石。
陆论大意批评王安石刚愎自用，不信天命。
雍正帝抓住个别字句故作异论,以显示高明，斥陆生楠“文词议论险怪背谬，无理之甚。
” 八、论无为之治。
陆生楠主张君主“不人人而有察”，“不事事而理”。
雍正帝主张以汉宣帝、光武帝和唐太宗为，“勤劳自励”，对陆论加以驳斥。
以上是雍正帝在《上谕》中批驳《通鉴论》的大要。
虽然陆生楠的观点不尽正确，雍正帝的批驳也有合理之处，但作为最高统治者而与一小臣争是非、论长短，未免显得胸怀不广。
至于说陆生楠借古谤今，或许多少有一点，但也并非罪大恶极，非诛不可。
雍正帝先诛心，后诛人，对《通鉴论》批驳后，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
从官当然遵旨惟谨。
这一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
雍正帝读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
疑心极重的雍正帝尤切齿于《注》中所去：“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
为朕躬进谏者何言
朕所拒者何谏
所饰者何非
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
”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
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雍正帝却玩了个花招“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装作要杀的样子，最后宣布谢济世免死。
谢济世被玩弄假斩把戏后终于不死。
谢济世在阿尔泰充军九年，乾隆初释归复职。
他仍然不忘自己的著作，将《古本大学注》和《中庸疏》献进，请求颁行天下。
并说明已把《注》中被指为谤讪的几句话删除了，分章释义依据古本（即《礼记》本），不遵朱熹的“四书”本。
当时学者鄙薄宋儒，所以谢济世敢明目张胆排斥程朱，但官方仍扶植程朱学说，尊为正统。
乾隆帝把书退还，传旨严斥。
谢济世后来改任湖南粮储道，继续注释儒经，陆续刻印成书。
乾隆帝闻知，于乾隆六年（1714年）九月传谕湖广总督孙嘉淦，指出谢济世标新立异，“足为人心学术之害”，命查明谢济世所著书中违背程朱、标榜他人之处，然后烧毁其书并印板。
孙嘉淦遵旨输完毕，回奏说谢济世所注书有“四书”“五经”等多种，已印一百五十四本，刻板二百三十七块，已全部烧毁；注中虽有违背程朱学说之处，但立说浅陋，不足以惑世盗名，似不必逐条指谪。
至此，谢济世注书案方告结束。
他没有死于文字狱，一是情罪较轻，二是居官尽责，两朝君主对他的为人印象都不算坏。
雍正、乾隆二帝处罪人往往凭个人印象和一时爱憎。
陆生楠的得祸，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雍正帝对他的印象不好，两次引见都引起憎恶。
以上四五起文字狱或多或少都有惩戒朋党的用意，戒除朋党是雍正帝整饬风纪的主要目标，他即位之初就以《御制朋党论》颁示臣僚，要诸臣“洗心涤虑，详玩熟体”。
《御制朋党论》驳斥欧阳修《朋党论》“君子以同道为朋”的说法，认为“君子无朋，惟小人则有之”。
雍正帝把宋代以下的朋党之风归咎于欧阳修的“邪说”。
经过雍正帝的严厉整饬，顺治、康熙以来的朋党现象大为减少，文字狱从中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也是“以毒攻毒”的一例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