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魏晋风度优美句子摘抄
曹操生活在东年的战乱年代，他作为有实力方诸侯用武力统一了以北的广大地区从而结束了北方的战乱局面，他被后世史学家称为乱世之奸雄。
他喜爱汉代乐府诗并受其影响，他的诗歌创作也大多是乐府诗形式。
但是他却独辟蹊径，不受束缚，继承了府，却不因袭古人诗意，自辟新蹊﹐不受束缚，他总是“缘事而发”，不做无病呻吟之事。
“曹操的诗作，可以看做是汉音的收束者，同时也是魏响的第一个阶段。
可以说曹操是中国诗歌史上，除屈原外，有意写诗的第一位大诗人。
”曹操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为数不多的政治家兼著名诗人，然而曹操能在中国诗歌史上有一席之地完全是因为他那充满悲怆和苍凉的诗歌决定的，再加上曹操多方面的独创性，使他当之无愧成为魏晋风骨第一人
曹操诗歌最大的艺术特色体现在三个方面：在形式上“突破”与“创新”；在内容上将“小我”之壮志与“大我”之情怀有机地融为一体；在艺术风格上形成以“慷慨悲凉”为基调的“建安风骨”，受后世文人推崇。
“曹公古直”，其诗绝少华美的辞藻，喜从大处着墨，内涵厚重而气势恢弘，抒发感情往往跌宕起伏，个性色彩极为鲜明。
从他开始，乐府诗实实在在地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建安文学也成长为一个划时代的文学潮流。
一、曹操在诗歌的形式上进行了大胆创新 曹操所写的众多诗歌中流传至今的仅仅有二十多首诗，全部都是乐府歌辞，显示了曹操对诗歌的情有独钟。
《魏书》说“太祖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这些乐府歌辞虽沿用汉乐府古题，却并不因袭古辞古意，而是继承了乐府民歌写实的精神。
曹操首开以乐府古题自作诗的风气，开创了文人“拟乐府”诗歌创作的全盛局面。
“乐府自东汉以来，文士始多仿制，然大都不过一二篇，其风未盛也。
乐府既不采诗，民歌来源，根本断绝。
而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人乐府，斯为极盛。
”借古题写当世的生活情况，这点自曹操的《薤露行》、《篙里行》获得成功后，建安诗人就开始大胆仿效，后来蔚然成风，形成建安风骨。
曹操诗歌很多是杂言体和五言体，而杂言体和五言体正是汉乐府民歌诗体的主要形式。
他的诗歌古朴正直，不言废语，饱含深情。
如写战争过后的惨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写家庭的贫困：“瓮中无斗储，发筐无尺增”。
他惯用铺叙手法，如《冬十月》写天气寒冷，“孟冬十月，北风徘徊；天气肃清，繁霜霏霏。
路鸡晨鸣，鸿雁南飞；鹜鸟潜藏，熊署窟栖……”。
曹操诗歌吸取了汉代乐府民歌的营养，具有鲜明的民歌特色，显得更加动人。
他将诗歌提升到一个汉乐府民歌未曾达到的领域，从简单的事实记录提升到抒发感情表达人文性的高度。
文人大规模地学习、仿效乐府诗，是在曹魏时代及其之后的事情：“乐府自东汉以来，文士始多仿制，然大都不过一二篇，其风未盛也。
至魏则乐府既不采诗，民歌来源，根本断绝，而“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人乐府，斯为极盛”。
五言诗的成熟正是这种文人乐府诗运动的产物。
建安十五年，曹操在邺建成铜雀台，标志着清商乐和文人乐府诗创作的走向高潮，为五言诗的成熟准备了音乐条件和作者条件。
曹操所倡导的清商乐和大力写作的文人乐府诗，正是抒情五言诗成熟的摇篮。
曹操的五言诗显示了由言志向抒情转型的痕迹，并为后来山水诗、意象写法奠定了基础。
曹操诗歌对于悲哀之美的审美追求，正是整个建安时代的审美特征，如曹操《蒿里行》的名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曹操诗歌中明显地呈现出由四言诗向五言诗转型的痕迹，在曹操早期五言诗中，明显地依靠使用虚字来凑够五言，是以四言诗的写法来写五言，也呈现出由言志而转向抒情，特别是抒发悲情的痕迹，从而为建安诗歌的第二个阶段奠定了基础。
； 曹操的诗不仅对建安文学有开风气的作用，由于创造性较大，对后代文学也有重要的影响。
他的以乐府古题写时事的作法对后来的新乐府诗有很大的启示。
从他这种旧题新事乐府到杜甫的“即事名篇”的新题事乐府，再到白居易等人掀起的新乐府运动，可以清晰地看出一脉相承的发展。
另外，《诗经》以后，四言诗很少佳篇，曹操继承了“国风”和“小雅”的抒情的传统，创造出一些动人的篇章，使四言诗再一次放出光采。
魏晋时期的著名诗词有哪些
魏晋风骨又称建安风骨或建安风力。
指建安诗人继承《诗经》及汉乐府优秀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 一方面在诗篇中真实地描写汉末的大动乱、大分裂， 表现对民生疾苦的关切；同时又在诗歌中抒发一己欲在天下建立伟业的雄心壮志。
影响魏晋风骨对后世影响，特别是唐代诸公大声疾呼提倡“汉魏风骨”。
李白的诗个性之强，近于魏晋，思想上也近于玄老。
后人说李白有清谈迹象，是有一定道理的。
杜甫被称为“诗史”，在内容上更近于魏晋。
而白居易文辞浅白、直率更是与魏晋有不解之缘。
再者，魏晋在形式上的发展也不容忽视。
五言诗的形式扩大了诗的容量，使得诗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同时，五言诗也为诗的音乐化找到了一种新的方法。
尽管这在当时还并不成熟，但却给后世提供了思路。
五言诗的形式，使平仄音韵的变化更为丰富，也更具规律性。
从更深层意义讲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后世七言、律诗的产生，进而影响到词、曲。
受魏晋风度影响的诗文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陶渊明《归园田居》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谢灵运《登池上楼》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
--谢朓《晚登三山还忘京邑》顾长康从会稽还。
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世说新语·言语》
建安风骨=魏晋风骨?
建安风骨-----汉末建安时期?文坛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王粲、陈琳、徐干、阮瑀、应 、刘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风骨遒劲而著称，并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之气，形成了文学史上“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被后人尊为典范。
无论是“曹氏父子”还是“建安七子”，都长期生活在河洛大地，这种骏爽刚健的风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关的。
风骨一词最早大量应用于魏、晋、南朝的人物评论，后引用到书画理论和文学评论之中。
至于文学评论，当以南唐刘勰的《文心雕龙·风骨》最为精到：“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
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
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生焉。
”意思是端直的言辞结合骏爽的意气，形成格调劲健和艺术感染力强的“风骨”。
风，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内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现力。
汉献帝最后的年号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时间。
这一时代的作家，逐步摆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当时处于战乱动荡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现得更为慷慨激昂，他们创作了一大批文学巨著，形成了文学作品内容充实、感情丰富的特点，即人们常说的“建安风骨”。
建安时期的文学作品，尤以诗歌最为突出，建安诗歌是从汉乐府和“古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
“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领军人物，曹操的诗文，深沉慷慨、气势雄浑；曹丕与文士相处极欢洽。
王粲死时，他率众文士送葬，说：“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我们都叫一声送他。
”于是墓前响起一片驴叫声。
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艳，辞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
他的《洛神赋》是千古名篇，以精炼的语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绘出洛神绝世之美及纯洁无瑕的形象。
“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是汉末战乱动荡的真实写照。
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唐刘勰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当代鲁迅先生赞誉：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
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是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
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
魏晋风骨------风骨最早用于品评人物，有人认为风骨即风格，也有人认为风骨即形式、文辞与内容、思想的关系。
《解说》中的“风清骨骏”即“文情并茂的、结构严密的、刚健朗畅的美”，这才是后世人所乐道的魏晋风骨。
自古来，诗便有“言志”之说。
所谓的“志”从《尚书》的实际讲应“是指作者的志向抱负”（朱自清《诗言志辩》），也就是一种个性的主张。
而在后世的社会实践中，“志”的内涵逐渐开始包含有儒家的道德内涵，而个性化的含义越来越少。
魏晋之前的诗歌特点。
从诗的起源上讲我比较倾向于“诗起于乐”。
这一点从诗的节律特点就可以看出来。
而歌、乐府诗则从实物的角度提供了明证。
正因为如此诗歌的音乐性就成了诗的先天特点。
而中国诗的发展也一直在遵循着这条暗线。
看一看诗、词、曲的发展过程，哪一个不与音乐有关呢
西汉初，五言不盛，止于民间，士大夫多视作民间俚曲，不甚重视。
后进于乐府，这才渐为吸纳。
也正因为如此，乐府诗中包含了许多民歌的气息。
其诗，天真率洁，不尚雕琢。
辞风上自然古朴，保留了大量的民间语言。
这对后世的诗歌影响颇大。
魏晋诗歌承接乐府余脉，但又独有新意。
首先是乐府风格的文人化，使五言由民歌向文人诗转变。
另一方面，文人诗由于吸收了民歌的精华，也开始摆脱汉赋的浮华气，形成了一种自然天成，个性飞张的风格。
这方面成就较高，具有代表性，众耳能详的莫过于“三曹”父子。
关于“三曹”其它文章说的很多，这里不再多说。
我只有一点想说明一下。
曹氏父子不同于其它建安文。
“三曹”是诗人，但更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角。
这种显而易见的主角意识是旁人所不能比的。
也正是这种主角意识使他们可以说旁人所不能说，想旁人所不能想。
曹操的率直从里到外都透着大气。
他的“悲凉”、“古直”（锺嵘语）不是一般文人的感叹人生短促，而是包含了深刻的政治眼光（如《蒿里行》、《短歌行》等）。
再有，曹植的《白马篇》中的游侠与一般文士的游侠也大不相同，没有忠君的包袱，“思想感情高迈不凡”（见《汉魏六朝诗鉴赏大辞典》）。
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主角意识的深刻表现。
在他们看来他们不只是在评说历史，创造历史的主体就是他们自己。
至于正始文学，则明显具有文人气的特征，但在表现个性上却与建安一脉相承。
至若入晋之后，则渐少爽朗刚健的风骨。
魏晋风骨对后世影响，特别是唐代诸公大声疾呼提倡“汉魏风骨”。
李白的诗个性之强，近于魏晋，思想上也近于玄老。
后人说李白有清谈迹象，是有一定道理的。
杜甫被称为“诗史”，在内容上更近于魏晋。
而白居易文辞浅白、直率更是与魏晋有不解之缘。
再者，魏晋在形式上的发展也不容忽视。
五言诗的形式扩大了诗的容量，使得诗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
同时，五言诗也为诗的音乐化找到了一种新的方法。
尽管这在当时还并不成熟，但却给后世提供了思路。
五言诗的形式，使平仄音韵的变化更为丰富，也更具规律性。
从更深层意义讲可以说是直接导致了后世七言、律诗的产生，进而影响到词、曲。
(转自瀚文视点，有删节)
魏晋诗词有什么特点
摘要：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酒在魏晋文人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竹林七贤” 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王羲之与朋友们徜徉于会稽的名山秀水之间，诗酒风流，逍遥度日；陶渊明在“桃花源”中饮酒种菊，怡然自乐……为什么饮酒之风在魏晋文人之间如此盛行呢
魏晋文人与酒有什么联系
它们之间又是怎样相互影响的呢
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展开，阐释魏晋文人与酒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魏晋文人 酒 精神寄托 希腊神话中的谬斯，兼职诗神，他的本职工作则是酒神，由此可见，那个文化深远的民族认为，酒之于诗是一种因果关系：因为酒，所以诗。
而中国古代文人与酒的关系，同样是密不可分的。
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酒在魏晋文人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竹林七贤” 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王羲之与朋友们徜徉于会稽的名山秀水之间，诗酒风流，逍遥度日；陶渊明在“桃花源”中饮酒种菊，怡然自乐…… 为什么饮酒之风在魏晋文人之间如此盛行呢
有一种说法，是与服药有关。
在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提到，曹操的女婿、魏晋名士何晏首倡服药，他那时既有权又有钱，开始服用一种叫“五石散”的补药，“人吃了能转弱为强”，有着使人神清气爽、延年益寿的效果。
服“五石散”不但极贵而且极麻烦，特别要紧的是服药之后必须饮热酒，不然便会有性命之忧。
由于何晏带头，当时的才子王弼和大将军曹爽的外甥夏侯玄参与推波助澜，在统治阶级的社会名流中便服药成风，与之同时，纵酒也成为一种风气，一些寒门文人极普通老百姓虽然服不起药，却也喜欢打着这个旗号饮酒，乐得自由。
然而，各位文人饮酒的原因却也不尽相同。
曹孟德曾曰：“何以解忧
惟有杜康。
”曹操喝酒，是为了解忧。
他忧的是什么
曹操当时最大的愿望是在他自己这一生中结束战乱，统一中国，他所忧愁的便是得不到众多的贤士人才来同他一道建功立业。
因此，曹操喝酒，表面看似“以酒浇愁”的消极行为，实则表达了他阔达的政治家胸襟，求贤若渴的心情，建功立业的信心和积极乐观的精神。
“竹林七贤”都喜饮酒，尤其以阮籍和刘伶最甚。
当时正是司马氏正积极准备篡位的时候，这些人都是司马氏注意的人物，但他们都不买司马氏的账；他们在一起饮酒自然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
他们的对策是不拘形迹地饮酒，平时言谈举止也异于常人。
比如刘伶喜在家中赤身裸体饮酒，有人说他的不是，他反而说我把天地当做房屋，房屋当做衣裤，你们为什么钻进我的裤子里面来了
阮籍则是以醉酒来搪塞司马氏的拉拢，他的名气很大，司马昭打算和他结儿女亲家。
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使得司马昭没有提亲的机会，只好作罢算了。
由此可见，他们饮酒是以买醉逃避不满的现实，是对魏晋政权交替中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是一种消极的反抗。
但这实实在在的纵酒却也正合乎人民当时在动荡生活得需要，并为破除礼教中一些限制饮酒的规律找到了依据。
王羲之是东晋著名文士，为人率直、洒脱。
他虽出身高门、却淡薄宦情，好隐居，与清淡名士交游，以山水吟咏为乐。
王羲之与友人们寄情山水，“放浪形骸之外”，“引以为流觞曲水”，“一觞一咏”，尽情享受着饮酒创作的乐趣。
王羲之能够创造出享有盛名的书法奇作《兰亭集序》，酒无疑成了助其形神相亲的妙剂。
王羲之饮酒，是因为酒是其艺术创作的助推剂。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诗中总是有酒，他专门写有《饮酒》一组诗，酒已成为他的象征。
古代文人爱酒的不少，能识酒中之深味的，从饮酒中体悟人生真谛的，陶渊明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酒和陶渊明的生活及其文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却指出：“有疑陶渊明之诗篇篇有酒。
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为迹焉。
”他认为陶渊明诗文醉翁之意不在酒，借酒以寄意。
陶渊明饮酒，是追求酒所助成的物我两忘的境界。
饮酒之风在魏晋文人之中如此盛行，尽管原因不尽相同，酒都扮演了精神寄托的角色。
如果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称作乱世，也许并不过分。
汉末的战乱，三国的纷争，西晋统一不久发生的“八王之乱”，西晋的灭亡与晋室的东迁，接下来北方十六国的混战，南方东晋王敦、桓玄等人的作乱，北方北齐、北魏、北周等朝代的一次次更迭带来的斗争，南方宋、齐、梁、陈几个朝代的更迭带来的争斗，以及梁末的侯景之乱，再加上东晋、南朝的北伐，北朝的南攻，在三百多年里，几乎没有多少安宁的时候。
战乱和分裂是这个时期的特征。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敏感的文人们感受到了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运的难卜，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因此，酒及时地成为了魏晋文人所寄托的精神食粮。
酒可以让他们暂时地摆脱形体桎梏，忘记乱世的烦恼，让精神得到一丝解脱，聊以慰藉遍体鳞伤的心灵。
曹操“对酒当歌”，寄以求贤之渴，由此召集天下贤士，建功立业，终结束了天下三分的局面，统一了中原；“竹林七贤”买醉以逃现实之祸，纵使虚无、随便，放荡不羁，故作旷达，也只能将所有的不满和抑郁寄于一杯杯闷酒灌入腹中；王羲之与友人聚游，修祓禊之礼，曲水流觞，饮酒赋诗，寄以山水之乐；陶渊明更是“无酒不成诗”，真正把酒和诗浑然连成一气，将酒大量入诗，筑就士大夫的精神家园。
魏晋文人与酒注定有着不解之缘，它们之间也就互相产生了深厚的影响。
在曹操之前，没有几位文人墨客对酒加以青眼。
孔子好酒，但他老人家那“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生理想却与美酒没有丝毫的联系；庄周好酒，但梦迷蝴蝶、遨游九虚的他却没有把酒乘风的醉意；司马相如好酒，但子虚上林的瑰丽华美中却闻不到沁人心脾的酒香。
或许在他们的眼中，酒与文化、与诗情画意是完全不沾边的。
但曹操，正是曹操，将美酒倒入了中国文化之中。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这饱含真气的诗句一出来，就有如茫茫黑夜中骤然亮起的一座巍峨的灯塔。
给所有正在迷茫中的航行者照亮了道路，所有的文人贤士都顿悟了酒的妙处。
他将酒带入了中国文化，酒也成就了他那“天下英雄，舍我其谁”的霸气。
这种霸气，是青梅煮酒时的睥睨众生；这种霸气，是横槊赋诗时的踌躇满志；这种霸气，是自比周公的求贤若渴。
正如曹操自己所言：“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这种霸气，让后世之人从心底产生深深的敬畏之情。
由于他们不羁的外表，疯癫的行为，“竹林七贤”也被人们称作“竹林狂人，他们用酒把自己从世界孤立出来，封锁起来，洁癖一般地守卫着他们清净透明的灵魂，他们的任何变态的行为，都是他们对黑暗的愤怒与对良知的守卫的耻辱者宣言。
竹林之中，醉倒了一群疯狂的圣者，一群叛逆的天使。
酒，同时也给他们造就了一个完美的精神世界，一个纯精神的存在空间，与绝望、黑暗、愤懑的现实世界完全隔离开来。
王羲之适逢酒酣，乘兴挥笔，意气飞扬，潇洒自如，写下了号称“天下第一行书” 《兰亭集序》。
酒醒之后，“更书数十百本，终不及之”。
美酒的刺激，使他写出了后世书法家所难以企求的艺术珍品，博得一代名君唐太宗的异常珍爱，推为王书第一。
而王羲之与友人们的“兰亭流觞”也成为脍炙人口的酒典和风雅之事。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他对酒的偏爱不言而喻，他将酒用优美的文字淋漓尽致地记录下来，流芳百世；“而酒，则是其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媒介”， 酒通过他的口喉，穿过他的肠胃，深入到了他的骨髓，融入到了他的灵魂，塑造了一个清高洒脱、怡然自得的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田园诗人”。
魏晋文人与酒，永远诉说不完的话题，一个纷乱的时代限定了诸多文人特定的历史命运，而酒，正是酒赋予了各位文人缤纷的精神寄托；同时文人也将酒提升到了更高的地位，将其带入了中国文化，它们是特定历史下的完美的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