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海子同一时期的诗人有谁
谁能与他想媲美
薛宝薛宝钗是《红楼梦》中的一要人物。
她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她是黛、钗爱情悲剧的主之一，而且还在于这一艺术形像所蕴含的丰富内容，以及这一形像的创新性。
对于薛宝钗这一人物形像，历来有不同的看法。
有的尊薛而抑林，有的则尊林而抑薛。
前边所引邹弢与其友许伯谦因争论激烈而“几挥老拳”的故事，就是一典型事例。
即使到今天，仍然有不同看法。
有人认为黛玉尖酸刻薄，心胸狭窄，爱使小性儿，而宝钗端庄稳重，温柔敦厚，豁达大度。
有人则认为，宝钗性冷无情，虚伪奸险，是个“女曹操”。
同一人物形像，竟然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一则固然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原因，同时也说明这一形像的复杂性、丰富性和描写的客观性。
那么，到底怎样看待这一人物形像呢?首先必须摒弃个人的偏见和爱恶，而从作品的描写刻画中进行具体分析。
从《红楼梦》对薛宝钗的描写中可以看出，曹雪芹所塑造的薛宝钗形像，是封建社会中一位典型的标准的淑女。
这一形像的基本特征，表现为她是封建礼教忠诚的信仰者、自觉的执行者和可悲的殉道者。
然而这一封建淑女形像又是复杂的、丰富多彩的。
薛宝钗一出场，作者就描写了她的美貌和品格。
她穿着“不见奢华，惟觉淡雅”，她“品格端方，容貌美丽”；“罕言寡语，人谓装愚；随分从时，自云守拙。
”这就概括地写出了她谨守封建礼教，顺应环境的个性特点，勾勒了一个封建淑女的轮廓。
这个人物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她忠诚地信奉封建礼教；特别是强加在妇女身上的奴隶道德。
她曾多次规劝贾宝玉走“仕途经济”、“立身扬名”之道，以至引起贾宝玉的极大反感，说她说的是“混帐话”，并说“好好的一个清白女子，也学的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她也多次向黛玉、湘云进行“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之类的封建说教。
这些都足以说明，在大观园的贵族少女中，她是受封建正统思想、封建道德观念毒害比较深的一个。
但是也不能因此将她与贾政、王夫人、王熙凤等人等同看待，一律说成封建统治者。
她虽然属于“主子”的阵营，但是，她不但谈不上什么统治权力，而且，作为封建社会的一位少女，连自己的命运也掌握不了；一切都得听从封建家长的摆布。
一方面是“主子”，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处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之下，这就是薛宝钗社会关系的特殊性。
正是她的特殊社会地位，决定了她的思想性格与贾政、王夫人、凤姐等的本质区别。
那种将薛宝钗与贾政、王夫人等人等同看待的观点是错误的。
薛宝钗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很世故，即很会做人和处世。
在贾府这个派系复杂、矛盾重重的大家族中，她一方面抱取“事不关己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另一方面，她又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和各方面的人保持着一种亲切自然、合宜得体的关系；正如脂评所说：“待人接物不亲不疏，不远不近，可厌之人末见冷淡之态，形诸声色；可喜之人亦未见醴密之情，形诸声色。
”而在这种貌似不偏不倚的处世态度中，她特别注意揣摩和迎合贾府统治者的心意，以博取他们的好感，而对于被人瞧不起的赵姨娘等人，也未尝表现出冷淡和鄙视的神色，因而得到了贾府上上下下各种人等的称赞。
贾母夸她“稳重和平”；从不称赞别人的赵姨娘也说她“展洋大方”。
就连小丫头们，也多和她亲近。
在薛宝钗的性格中，确实也有虚伪和矫情的一面。
她喜欢讨好人和奉承人。
贾母要给她做生日，问她爱听什么戏，爱吃什么东西。
她深知老年人喜欢热闹戏文，爱吃甜烂食物，就按贾母平时的爱好回答。
她还当着面奉承过贾母。
她说：“我来了这么几年，留神看起来，风丫头凭她怎么巧，也巧不过老太大去。
”结果是贾母大夸奖她：“提起姊妹”，“从我们家四个女孩儿算起，全不如宝丫头。
”金钏儿投井自杀后，王夫人心里不安。
她安慰王夫人说：金钏不会自杀；如果真是自杀，也不过是个糊涂人，死了也不为可惜，多赏几两银子就是了。
王夫人说，不好把准备给林黛玉做生日的衣服拿来给死者妆裹，怕她忌讳，薛宝钗就自动地把自己新做的衣服拿出来交给王夫人。
这—段文字不但是写她讨好王夫人，而且还显示出这个封建主义的信奉者是怎样的冷酷无情。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那一回，写她掣得的酒令牙签上画着牡丹，上有午句诗：“任是无情也动人”。
按照封建社会的标准，薛宝钗被称做群芳之冠，但又说“无情”。
“无情”，是指她是封建道德的信奉者和实行者；“也动人”，却不过说她的貌美。
丸说冷香，可能暗指她非热心人的意思。
但“无情”和非热心并不等于奸险。
水亭扑蝶，自然可以看出她有心机。
但其目的是让小红、坠儿以为她没有所见那些私情话，并非有意嫁祸林黛玉。
借衣金训，也并非有意识让王夫人嫌弃林黛玉。
她这样做，完全是遵循封建主义的明哲保身的哲学，自然也就表现了她的虚伪和自私。
她的思想言行所表现出来的虚伪，主要是由于封建道德本身的虚伪。
她的头脑里浸透了封建主义思想，她是一个忠实地信奉封建道德和封建礼教的淑女。
她认为按封建道德规范去做是天经地义的事，是最道德的；所以她很自然地做到了“四德”俱备。
人有说薛宝钗是“大奸不奸，大盗不盗”，恐伯就是指的她对封建道德的忠实情奉和执行；因为这种道德本身就是虚伪的。
她得到了贾府上下的放心，并最后被选择为宝玉的妻子，也主要是她这种性格和环境相适应的自然的结果，而不应当简单地看作是由于她或者薛姨妈的阴谋诡计的胜利。
那种认为薛宝钗的一切活动都是有意识地有计划地争夺宝玉的看法，既不得合书中的描写，又缩小了这一人物的思想意义。
事实上，她的性格特点并非奸险，并非事事时时处处都有心机，而是她按照封建正统思想去做，而且做得又是那样浑然不觉。
那样如鱼得水。
人们从她身上看到的虚伪正是封建道德虚伪的体现。
薛宝钗的有心机与凤姐的两面三刀是截然不同的。
作者塑造薛宝钗这个形像，绝非仅仅写出一个沽名钓誉的国贼禄鬼和八面玲珑的势力小人；更不是要塑造一个虚伪奸隐的“女曹操”；甚至也不止是塑造一个标准的封建淑女形像；而是在薛宝钗这个形像中，寄托着作者复杂的感情，深深的感慨：既赞美这位美丽少女的聪明才智，同情她不幸的悲剧命运；又痛惜她奴隶般地信奉封建礼教，批判她“随分从时”的处世哲学。
因而，他要塑造的是一个品格端庄，容貌美丽，才华出众，学识渊博的青春少女，被封建礼教所毒害以至毁灭的过程。
正因为如此，作者对薛宝钗性格的发掘，并没有到此止步，而是用细腻的笔触，多方面地展现她性格中美好的、健康的因素与陈腐的、窒息的成分之间似乎矛盾然而又是奇妙的统一。
这就是薛宝钗这一典型形像的根本特点。
作者对这个根本特点表现得愈深刻，愈充分，便愈是深入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对这个少女精神上的毒害和摧残，便愈是尖锐地批判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
在对封建社会批判的深刻性上，这一形像并不比贾宝玉、林黛玉的形像差，只不过前者的毁灭是叛逆者的悲剧，后者的毁灭是殉道者的悲剧。
然而，他们都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薛宝钗的悲剧虽然不值得人们同情，但它所显示的批判意义却是非常深刻的。
曹雪芹横绝一代的卓识，正表现在这里，作者塑造薛宝钗这一形像的匠心，也表现在这里。
只有从这个根本特点出发，才能真正认识这二艺术形像。
《红楼梦》在塑造人物形像时，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抓住人物性格的基本特征进行反复描写和刻画，以使其突出鲜明外，还绕围这一基本性格特征展开其他方面的描写和刻画，使人物性格更加复杂和丰富。
薛宝钗的形像也是这样塑造出来的。
薛宝钗这个封建淑女的典型，除了她作为封建礼教的信奉者、执行者和殉道者这一基本点之外，她的性格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
薛宝钗不仅品格端方，容貌美丽，而且天质聪慧，博学宏览。
幼年时富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环境和聪慧的心灵，造成她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广博的知识。
她对文学、艺术、历史、医学以至诸子百家、佛学经典，都有广泛的涉猎和渊博的知识，连以“杂学旁收”著称的贾宝玉也远非所及。
如元妃归省时，对宝玉诗中“绿玉”改“绿腊”的指点，以及对湘云问“棔”树的解释。
她对艺术创作有着深刻的理解，发表过精辟的见解。
如她在论画时指出，艺术家在创作前必须心中先有丘壑，才能对素材进行精当的剪裁和处理，才能达到真实地再现生活的目的；她在诗歌创作中提出要“各出己见”，“不与人同”，“要命意新奇，另开生面”，她反对跟着别人脚踪走去的摹拟和模仿的见解，无疑是颇有见地的。
显然，在这些地方，作者是将自己对艺术的独到见解赋予了这位才华出众的少女。
她自己的诗歌创作，也颇具特色。
在大观园的诗人中，只有林黛玉可以跟她抗衡。
在多次诗歌比赛中，她是经常夺冠的。
她的诗构思新颖，意境深邃，具有雍容典雅，含蓄浑厚的风格。
这样，作者又赋予薛宝钗的形像以浓郁的书卷气和优美的诗人气质。
在这些地方，作者对她是赞赏的。
薛宝钗性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还表现在她所具有的一些美好的品格。
比如，她处事周到，办事公平，关心人，体贴人，帮助人。
一次，袭人想央求湘云替她做点针线活，宝钗知道后，马上对她讲明史湘云“在家里一点做不得主”，“做活做到三更天”，“一来了就说累得慌”的苦衷，责怪她“怎么一时半刻不会体贴人”，并主动接去了要湘云做的活计。
还有一次，湘云要开社作东，宝钗因伯她花费引起她婶娘报怨，便资助她办了螃蟹宴。
因此，这位心直口快、性情豪爽的小姐，曾经真心地这样称赞宝钗：“这些姐妹们，再没有一个比宝姐姐好的，可惜我们不是一个娘养的——我但凡有这样一个亲姐姐，就是没了父母，也是没妨碍的。
”对于寄人篱下的林黛玉，家境贫寒的邢岫烟，也都给过种种帮助。
即使对大观园的下人，她也能体贴他们的起早睡晚，终年辛苦的处境，为他们筹划一点额外的进益。
薛宝钗在宝、黛、钗爱情婚姻中的态度和作用，历来是分析宝钗这一形像的重要内容。
在一般读者的心目中，钗、黛是一对情敌，有人甚至认为，宝钗为了争夺“宝二奶奶”的宝座费尽了心机；是她“欺骗了宝玉，害死了黛玉”，爬上了宝二奶奶的宝座。
她简直成了破坏宝黛爱情的元凶和杀害林黛玉的刽子手了。
我们从作品的描写中，得不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看到的是生活的和艺术的真实。
在二人关系的开始阶段；她们之闻确实是颇为紧张的；在宝黛青梅竹马，情甜意密之时，突然来了一个“品格端方，容貌美丽”的薛宝钗，这对林黛玉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威胁；特别是当有了“金玉良缘”之说后，黛玉更感到宝钗是她的一个实力雄厚的情敌。
所以，她利用—切机会处处对宝钗投以充满敌意的、锋芒毕露的讽刺，总是警惕地暗中窥探宝玉和宝钗的动静。
书中多次写到，宝钗和宝玉说话时，黛玉不是及时地来到，就是在背后偷听了去。
例如“识通灵”“认金锁”的时候；宝玉看宝钗腕子上的香串时；还有一次，贾母传宝黛二人吃饭，二玉因闹了别扭，黛玉竞一人先走了。
宝钗使劝宝玉陪黛玉一起去吃饭；宝玉当时说了一句：“理他呢，过一会子就好了。
”事后，黛玉多次在宝玉、宝钗面前重复这句话，可见二人的谈话都被黛玉背后偷听去了；这种情况书中还不少。
可以这样说，钗、黛关系的紧张，并不是宝钗要与黛玉争夺宝玉引起的，而是黛玉为保护自己的爱情而处处防范的结果。
相反，宝钗对宝、黛的亲近，倒是采取了明智的回避做法。
关于这，书中有多次明确的描写。
说宝钗为争夺“宝二奶奶”的宝座，处处监视宝、黛，陷害黛玉，是不符合书中描写的实际情况的，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但这并不是说宝钗对宝玉毫无感情，她对宝玉是有爱憎之意的；且时有流露。
但由于封建道德观念的严重束缚，使她连黛玉那样痛苦曲折地表达自己伤感情的勇气也没有，在她看来，婚姻大事完全决定于父母之命，媒婆之言，如果表现出任何一点主动的意图和行动，都是伤风败俗的可耻勾当。
薛蟠说她爱上宝玉的话，因太伤了她的廉耻；气得她“整哭了一夜”。
事实上，宝钗对宝、黛二人的亲厚，往往表现出一种局外人的超然态度。
当宝钗听到有人开他们二人的玩笑时，常常添上几句凑趣；有时自己也开他们的玩笑，并未表现出拈酸吃醋的形景。
这就是钗黛和好前、她们在爱情问题上的态度。
出乎一些人的意料之外，这一对“情场冤家”终于和解了，而且是以黛玉主动认错，承认“往日竟是我错了”而导致和解的。
有人认为，这是阴谋家薛宝钗的胜利，幼稚的林黛玉上了当。
果真是这样吗
请读渎“秋雨夕闷制秋雨词，金兰契画剖金兰语”那一回吧。
宝钗确实征服了黛玉，但那不是用的阴谋诡计，而是用她忠诚信奉的封建礼教。
从这件事中，黛玉看出宝钗并未拿她的“行为失检”作话柄，到处张扬，大作文章，而是真心地劝，说她，开导她，因而消除了“疑癖”，主动作了和解的姿态，此后，通过“薛姨妈爱语慰痴颦”等章回；进一步描写了她们友情的发展。
她们的关系亲密到“竟比别人好十倍”的程度，连宝玉都感到奇怪，“暗暗纳罕”。
作者写出了二人友情的建立和发展，就十分明确地排除了对宝钗形像——同时也即对作者的艺术构思——的误解，宝钗不是拨乱其间的小丑，更不是破坏宝留爱情的元凶。
她和黛玉都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这样，就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扼杀宝、黛爱情的真正元凶——封建统治者。
最后，在薛、林二人当中，贾府统治者选中了薛宝钗，黛玉因此“泪尽而逝”。
那么，能否据此断言，这是薛宝钗阴谋诡计的胜利，而林黛玉是阴谋下的牺牲品呢
前边的分析已经作了否定的回答。
事实上，贾母等人所以选中了宝钗，是喜欢她“品格端方”，“稳重和平”，而决非她玩弄了什么阴谋诡计的结果。
如果把宝玉与宝钗的婚姻说成是宝钗煞费心机造成的“金玉良缘”，恰恰否定了封建礼教戏害青年的幸福和生命的罪恶。
事实是，婚后宝玉“悬崖撒手”，出家为僧，宝、黛、钗三者的爱情婚烟纠葛，到头来都是一场悲剧——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和信奉者的双重悲剧——尽管二者的意义不同——却都是悲剧，真是所谓“干红一哭”，“万艳同悲”。
《红楼梦》婚姻悲剧的意义正在这里，它所批判的封建礼教的罪恶的深度也正在这里；这个悲剧；并非仅仅是性格的悲剧，爱情的悲剧，而更是一个社会悲剧，时代悲剧。
薛宝钗这个艺术形象对封建礼教的批判意义，并不亚于宝、黛二形像。
－－《红楼梦艺术鉴赏》
有没有什么好的关于顾城的书呀
顾城，男，原籍上海，1956年九月生于北京，1969年随父下放山东东北农场，1974年回北京。
做过搬运工、 锯木工、借调编辑等。
“文革”期间开始诗歌写作，1973年开始学画，并进入社会性作品写作阶段，1974年起于《北京文艺》、《山东文艺》、《少年文艺》等报刊零星发表作品。
1977年起重新进入纯净写作，在《蒲公英》小报发表诗作后在诗歌界引起强烈反响和巨大争论，并成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
1980年初所在单位解体，失去工作，从此过漂游生活。
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87年应邀出访欧美进行文化交流、讲学活动。
1988年赴新西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
后辞职隐居激流岛。
1992年获德国DAAD创作年金，在德国写作。
1993年10月8日于新西兰所居岛涉嫌重伤其妻谢烨后自杀，谢烨于其死后数小时不治。
此后流言盛起，至今绵延不衰。
留下大量诗、文、书法、绘画等作品1992年获德国DAAD创作年金。
1993年获伯尔创作基金，并在德写作。
1993年3月曾回国探亲。
惨案发生时，值其夫妇从德返新西兰不久。
著作主要有《黑眼睛》（1986年人民文学出 版社出版）、《英儿》（1994年元月北京华艺出版社出版，与谢桦合著）、《灵台独语》(1994年3月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老木、阿杨编）、《顾城诗集》、《顾城童话寓言诗选》、《城》等，部分作品被译为英、德、法等多国文字。
另有文集《生命停止的地方,灵魂在前进》，组诗《城》、《鬼进城》、 《从自我到自然》、《没有目的的我》。
小说《英儿》为诗人于弃世前与其妻雷米（谢烨）合著。
顾城是朦胧诗派的主要作者，著有诗集《白昼的月亮》、《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北方的孤独者之歌》、《铁铃》、《黑眼睛》、《北岛、顾城诗选》、《顾城诗集》、《顾城童话寓言诗选》、《顾城新诗自选集》。
逝世后由父亲顾工编辑出版《顾城诗全编》。
顾城的帽子 顾城总是戴着一顶用裤腿改造成的帽子，他为什么戴帽子按照他的解释是为了避免尘世间污染了他思想，引用“谌赫”的话 因为他的灵魂告诉我们，他的诗歌告诉我们，他眼中的世界，总会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而他的高洁却是与生俱来的。
那顶帽子，让他远离了世界，也亲近了世界。
记忆外的顾城 《走了一万一千里路》 顾城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这是一本用来纪念的书。
每首诗旁都影印着顾城手抄的诗稿，上面还会有些他随性画下的图案；许多诗后都附上了顾城姐姐写的评注，或是校正词句，或是描述弟弟写作时的心境、背景。
这些都很好地勾勒出了记忆的味道。
早年就买过顾城的诗集，印象里的顾城应该是执着于“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朦胧诗人。
他就像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将心中那些倏忽而至的意象与色彩转化为飘忽、绚丽的诗句，童话般明媚，还带着些许忧伤。
我始终记着形容他的那句话：“当代仅有的唯灵浪漫主义诗人”，说的很矫情却又很妥帖。
这本新的诗集带给我的却是另一面的顾城，一个写着古体诗和寓言叙事诗的顾城。
他的不少古体诗会让人有惊艳之感，比如“才高凌天庭，狂歌万世行。
自嫌天地小，却到山海空。
”（怀古诗哲十二章·李白），“词若清泉酒，命如黄花消。
尘世葬千回，诗魂总轻飘。
”（李清照）。
再细细读来，发现写作的时间大多在他的少年时。
开始大量写朦胧诗后，古体诗变得少了，却依然断断续续写着，和他晚期的现代诗一样，写得有点像偈了，有一种澄清的悟性。
书的后半部是他的寓言诗，给人另一种惊喜。
在手抄诗集的扉页上有这样一段话，“讽刺多有点荒诞，于一时一事，及至真荒诞，便成大讽刺，已不是对某些不合存在的事，而是对存在本身了。
”话说得很透彻，用在他自己的寓言诗上是再恰当不过了。
这些诗写得非常生动有趣，想象丰富又鞭辟入里，处处透着诗人敏锐的才情和孩子般单纯的视野与顽皮。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经历过“文革”的一代青年，对著名朦胧诗人顾城（1956年9月～1993年10月）的这两句诗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朦胧诗，是当时激动人心的思想、文学“解放”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当代新诗革新的起点。
在顾城冥寿50周岁的前一年，四卷本的“顾城文学系列”首卷―――《顾城文选
别有天地》近日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顾城1962年开始写诗，1987年5月应邀赴德国参加明斯特“国际诗歌节”，随后开始周游西欧和北欧诸国，后定居新西兰，1993年10月8日，他与妻子谢烨双双死在新西兰激流岛上。
据此次“顾城文学系列”策划人刘曦强介绍，此套四卷本将延续至明年9月出完，整套文选由“顾城之城”网站站主江晓敏和顾城胞姐顾乡联合编选并注释。
总计 150多万字的散文体作品，囊括了顾城旅居海外的1992年至1993年这一创作高峰期的作品，有望展示一个全面而立体的顾城。
“顾城之城”站主江晓敏是浙江温岭一所中学的高三语文老师，她于1993年阅读了诗集《海篮》开始接触顾城的诗，“1994年读《诗探索》上面顾城的朋友文昕写的《最后的顾城》，读到顾城铸脚印那个段落的那一刻，我就深深地喜欢上顾城了。
后来读了几乎能搜集到的顾城的所有资料。
” 顾城早期的《生命幻想曲》、《分别的海》和后期的《颂歌世界
是树木游泳的力量》都让江晓敏特别喜欢。
她用“真”概括了顾城为人的最大特点，“自然纯净”则是她心目中顾城诗歌的最大特点，“他的诗不是做出来的，而是从心间流出来的。
读他的诗时，你忘掉了自己是人，你一会儿是瓢虫，一会儿是河流，一会儿又是石头，这是另一层面上的‘自然’”。
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顾城，分享顾城优美的诗句”，江晓敏于1999年创办了“顾城之城”网站。
然而，也有不少当年的诗友，如今却不愿再重新“面对顾城”。
“关于他的事儿，我不想发表任何意见”，一位当年颇有影响力的朦胧派诗人以此拒绝受访。
另一位当年和未出国前的顾城“有过比较多的交往”的诗人，则宣称正忙着写一部文化散文书稿而无暇评说旧友。
“朦胧诗”阵地《今天》的编辑徐晓在今年年初出版的著作《半生为人》中，对北岛、芒克等诗人有浓墨重彩的回忆，但谈起顾城却没有太多的印象，“当时编他的诗主要是北岛，我也只是在公开场合见过他几次而已。
” 多数诗友的不愿置评，或许有众多不同的复杂原因。
但顾城真的就是这样给人一种“活在自己一个人的城堡里”的感觉。
姐姐顾乡比顾城大两岁两个月零三天，顾城在她印象中的最大特点就是“不爱凑热闹”。
顾城不到一岁时就会走路，“他那时干得最多的事，是走到离地不高的大穿衣镜前，对着镜子看自己”。
上了幼儿园的顾城还是“不爱凑热闹”，每次顾乡去接他时，“也就不在玩闹一起的孩子群中找他，他热衷躲在一边看树或者看蚂蚁。
” 顾乡回忆，从小博览群书的顾城，一次为了安慰受欺负的同学居然给人家讲起了《三国演义》的故事，并得到了“故事”的雅号。
但同学们围拢着想听他讲时，“还是不容易听到他讲故事，因为他不习惯被围在中间”。
“但是他又是想讲的，也很想有人听。
” 在渴望与外界交流和退回内心的“心理拉锯”中，顾城只好寻求姐姐当他“一个人的听众”，姐姐没空听时，“无奈之下他就进了别的屋子，隔着床一个人对着墙讲起来”。
及至“文革”的风浪裹挟一切，顾城还是“独自在烈日下、在落叶中、在寒风里走，在古城墙上拾一枚旧币，在荒草中间找蚂蚱、蜣螂”，“高音喇叭、滚滚人流、漫天传单，对他如无一般。
他嘲笑我（顾乡），痛恨我，不许我去参加集体、社会活动，认定那些事情都很无聊，而我的同学都很庸俗。
” 这个活在自己“一个人的城堡”里的顾城，给人印象最深的、最常见的装束，是戴一顶高高的帽子。
1992年6月在荷兰演讲时是这样，1992年12月在德国演讲时也是这样。
一顶高高的帽子，在诗人的国度里，又何尝不是一顶想像中的王冠呢
他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王”呢
顾城后来和妻子谢烨在新西兰激流岛上养鸡种菜的生活也颇有独立王国、自给自足的意味。
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眼里，“顾城是个比较胆小的人，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是一个比较退却、喜欢‘坐在后面’的人。
”崔卫平教授肯定顾城在朦胧诗派中“贡献是相当大的”，但对“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进行了质疑―――“声称环境黑暗而自己光明这种表述是一个任性的表达。
一个人不能意识到自己身上阴影的存在、不自警是可怕的”，“在观照社会时，也要反思自己”。
《今天》杂志的重要成员刘自立，对“白话是否能写诗”表示了根本性的质疑，因此对“朦胧诗”的整体评价都不太高，他觉得，顾城“只是其中一员，也不比别人高明。
” 刘自立是在不认识顾城的时候看过顾城的诗，“觉得他像个小孩儿在写诗，又有老小孩儿的成熟，但不是大人写诗。
”刘自立认为，顾城的创作，一是比较注重寓意和象征，较少考虑诗歌的音乐性；二是带有某种童话色彩，有所谓“顽童”性格―――是对“文革”僵硬的思维模式的反拨，但这种“反抗”方式，是以一种孩子的方式完成的。
因此，“顽童”到最后也容易失控，这和他的诗歌的不足、人格缺陷以及与社会沟通的中断，都有联系。
刘自立认为，顾城试图用散文体语言赋予他的诗歌以神秘感和宗教主义，但事实上，“寻找光明”和“相信未来”，并不新鲜。
顾城简介 顾城，男，1956年生于北京。
12岁时辍学放猪。
“文革”中开始写作。
1973年开始学画，次年回京在厂桥街道做木工。
1977年重新开始写作。
并成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
1980年初所在单位解体，失去工作，从此过漂游生活。
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87年应邀出访欧美进行文化交流、讲学活动。
1988 年赴新西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
后辞职隐居激流岛。
1992年获德国DAAD创作年金，在德国写作。
1993 年10月8日在其新西兰寓所辞世。
留下大量诗、文、书法、绘画等作品。
顾城是朦胧诗派的主要作者，著有诗集《白昼的月亮》、《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北方的孤独者之歌》、《铁铃》、《黑眼睛》、《北岛、顾城诗选》、《顾城诗集》、《顾城童话寓言诗选》、《顾城新诗自选集》。
逝世后由父亲顾工编辑出版《顾城诗全编》。
另与谢烨合著长篇小说《英儿》。
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顾城的诗》。
诗集《白昼的月亮》。
顾城是我国新时期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被称为以一颗童心看世界的“童话诗人”。
与舒婷的典雅端丽、委婉绰约、美丽忧伤相比，顾城的诗则显得纯真无瑕、扑朔迷离。
但是，在顾城充满梦幻和童稚的诗中，却充溢着一股成年人的忧伤。
这忧伤虽淡淡的，但又象铅一样沉重。
因为这不仅是诗人个人的忧伤，而是一代人觉醒后的忧伤，是觉醒的一代人看到眼前现实而产生的忧伤。
关于顾城 顾城的“自毁毁人”固然残忍，虽然他完成了自我审判，是是非非都随生命的风帆远去了。
他留下的悲剧是大的，我们应当予以理性的反思。
顾城的杀妻然后自杀，原因众说纷芸，无外乎陷入情感矛盾纠葛中不能自拔等诸如此类。
但庄周先生此刻如独立检查官跳将出来，硬是从顾城诗作中检索出一连串并非“孤证”的铁证，搞了一个顾城杀人行凶动机大曝光。
也就是说顾城从25岁时（1981年）写下《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开始，就埋下了杀人的伏笔，直到1993年10月8日也就是等待了12年之后才得以实现“自毁毁人”的梦想。
这真是惊人的发现，诗歌历史上的“哥得巴赫猜想”。
在庄周先生的笔下，顾城若干年前传诵一时的诗作，不但今天“看起来毫不朦胧”，完全是一名凶手明显显的供词
可惜时下不兴“文字狱”，要不凭庄周先生的才智是可以大有一番作为的。
现在我将庄周先生引用的“证据”用“*”标明还原原诗段落如下： 我在希望在想但不知为什么我没有领到蜡笔没有得到一个彩色时刻*我只有我*我的手指和创痛*只有撕碎那一张张*心爱的白纸*让它们去寻找蝴蝶*让它们从今天消失 我是一个孩子*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1981年） *太好了，我等待着*等待着又等待着*到了，大钟发出轰响*我要在震颤间抛出一切*去享受迸溅的愉快*我要给世界留下美丽的危险的碎片让红眼睛的上帝和老板们去慢慢打扫《有时，我真想》（1982年）你走了小时候我也在路上想过好象你会先去，按照古老的习惯我没想过那个人，因为习惯是抽象的螺纹*我只是深深憎恨，你的所有同学*她们害怕我，她们只敢在门外跺脚*我恨她们蓝色的腿弯，恨她们把你叫走*你们在树林中跳舞，我在想凶恶的计划最后，我总沾满白石灰，慢慢离开夜晚 （《顾城诗全编》中“凶恶”为“捣乱”）《铁铃——给秋天离家的姐姐》（1983年） 根据我粗浅的读诗经验，《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真实地表现了那个时代下少年的失落感。
“没有得到一个彩色时刻”，没有蜡笔只有手指和创痛，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也就是喜爱幻想的孩子不能在心爱的白纸上描绘“蝴蝶”般的梦想世界，只好一张张撕碎失落如单调的昔日时光，但少年依旧任性地想，明天一定是个彩色时刻。
《有时，我真想》这首诗的副题是“一个异国侍者自语”，作者虚拟侍者厌倦老板的专制，在想象的对抗中打烂瓶子，让老板自己打扫的场景，抒发作者对新时代到来的“钟声”的应和与喜悦。
《铁铃——给秋天离家的姐姐》是一首怀念亲人的诗，“我”回忆了童年与姐姐生活的许多细节，亲情感人，历历在目。
抄录的第四节写的是姐姐和女同学在树林里玩耍而不让爱捣乱的弟弟“我”参与，“我”十分气恨她们丢下“我”，便想着拿白石灰砸她们来报复一事。
作者适度采用了夸张和白描的手法。
但不知庄周先生为何一眼就从诗中看出顾城包藏祸心，步步阴险透着杀气，并由此推断诗句预示着顾城自毁毁人的阴谋
庄周先生将“迸溅”，“凶恶”，“憎恨”，“宠坏”，“任性”，“撕碎”等一类词语简单粗暴地与顾城后期所为联系在一起，又包藏着怎样的用心，透着怎样的意气呢
顾城之死并不足道，但顾城作为朦胧诗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诗歌领域是有相当特殊的贡献的。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那个时代的声音永远不会随记忆磨灭。
我不禁要问庄周先生：假如你是在1993年以前写下《齐人物论》，对顾城的评价是否还这样盖棺定论呢
浅论顾城诗歌的艺术特点 张虹 摘 要：本文认为顾城诗歌的意象世界常用的表现手法：首先是象征隐喻法；第二是抽象变形法；第三是通感法；第四是物象叠合法；第五是物人转换法；第六是因意取象法；第七是省略跳跃法。
关键词：顾城；诗歌；艺术；意象 顾城的诗，每读一遍都有不同的感受。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正如这首《一代人》，短短的两行诗句，却清晰地勾画了一群探索者的坚定形象。
我暗叹诗人独特的想象，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仅仅是十几个字，字里行间却还有着看似简单实为复杂的意象。
在顾城的诗作中，人们总能找到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
顾城诗歌的最大特点便是意象的呈现。
而顾城诗歌的意象世界最常用的表现手法首先是象征隐喻法：这也是诗歌新艺术的中心，它打破了真实描写和直抒胸臆的传统表现手法，使诗人的抒情角度转移，诗中的象征从表面看上去毫无联系，也无所指，但深层却有无穷的意蕴，诗的感染力也就在于此，早期象征主义大师马拉美反复强调(2)“诗只能暗示，如直呼其名，诗的享受便减去四分之三”。
是的，诗的魅力不体现在直观和如实地描绘，也不是在证明什么，它总是在暗示什么，象征性的加以启迪也是现代诗的一个重要特点。
象征手法与古典诗歌“由此至彼”，“言此意它”的比兴手法极其相近，从根本上说，象征也是一种比兴，或者比兴是象征的一种表现手法，比是求诗的形象化，兴是求诗的言外之意，所不同的是象征手法经常巧妙地隐去被比事物，诗歌主题也就呈现了多义性。
例如开头出现的小诗《一代人》，它是由“黑夜”，“我”“黑色的眼睛”等感性形象构成的意象组合，它们既有其本身的客观意义，所代表的内在含义又都超越了这些词汇固有的客观意义，加上题目的指示，因而具有了强烈的象征性，即“黑夜”象征置于那一代人心灵上的阴影，“眼睛”象征一代人探索的眼睛，双是渴望光明的眼睛，而诗中的“我”则象征着一代人。
由此我们能够看出，诗歌象征的审美特性，实际上就是意象的一种内在的美学特性。
顾城诗歌的意象世界中的隐喻表现手法与象征一样也是具有其暗指性，通过一个非直接的比喻来使情思或感觉具体化；通过隐喻创造的意象，诗人的情感往往藏得很深，我们最先接触到的仅仅是意象的直观世界，而要进一步体会“幕后”的心灵世界，需要一段路程。
诸如他在《生命幻想曲》中这样写：让阳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肤／……／ 太阳是我的纤夫／它拉着我／用强光的绳索／…… 前一节里用“瀑布”来隐喻“阳光”，随之又用瀑布洗黑人的皮肤，来隐喻阳光晒黑我的皮肤，而皮肤被晒黑，原是一种健康美的标志，因此，它们之间复杂而又巧妙的隐喻结构所形成的意象正如一位意象研究者所说的：“两个视觉意象形成我们称之为视觉和弦的东西，并且合起来提示了一个与二者都不同的意象。
”的确更妙地暗示出了诗人渴望于自己的生命在光明世界锻炼得更强壮这么一种健康的情调。
后一节里，用“纤夫”来隐喻“太阳”，又用“绳索”来隐喻“强光”，用纤夫背着绳索我在逆流中前进，来暗示这一种昂扬的气概，光明的信念，鼓舞着生命，使他在任何险恶的困境中奋力前进。
顾城诗歌意象的第二种表现手法当属抽象变形手法了。
随着现代生活的进展，人们的鉴赏口味不断地转移，鉴赏周期也不断地缩短，艺术变形越来越多得受到重视。
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变形就没有艺术”。
西方现代派的艺术纲领宣称“准确描绘不一定是真实的”，这和司空图所说的“离形得似”真是不谋而合，而新诗潮关于意象的创造常常脱出古典主义的夸饰而致力于“变形”，直觉、幻觉、错觉，瞬间感觉印象很容易产生变形，而变形的关键则在于作者主观感受和客观真实的对立怎样巧妙地变成“无理之中的有理”。
例如诗人眼中脱落的叶子能够露出干燥的内脏，诗人眼中的美丽的口花竟然是一片血腥。
诗人也照样可以把感觉外化出来，改变对事物原有状态的摹写，比如：阳光象木浆样倾斜，／浸在清凉的梦中。
诗人意象的变形其实是诗人心态的体现，情绪的流露，就顾城而言，他的童年充满梦幻，而少年时代的他，梦幻被现实击碎，纯真的少年压抑了自己，面对文革中红海洋中的暴行，躁动和血腥味道，他敏感的心变得恐惧，以至有些畸形。
他极度渴望纯蓝的天，纯白的云，纯洁的人生和爱情，可现实的污染和残酷愈发导致他内心的苍凉和悲哀，他笔下的世界往往开始是纯美的，是用“纯银”的声音和色彩去构制的一个“天国”，而最终却都归于悲哀心情下灰色视线中的一片灰暗的世界。
诗人的心灵被扭曲，流露出的诗人的视线也被扭曲，因此视觉中的一切改变了原有的形态。
在他的世界里，寻常的逻辑沉默了，被理智法则所规定的世界开始解体，色彩，音响，形象界线消失了，时间和空间被超越，世界开始重新组合，于是产生变形，这种变形，不是哈哈镜似的－－人和世界在其中被简单、粗暴的歪曲。
诗人的主观意识犹如各种凸形凹镜，产生了不同于传统的不同于古典主义的接近照相式的效果，它的效果是一种表现歪曲了的内在真实，从而带着极强的刺激性和无尽的魅力。
第三种意象表现手法是感觉的沟通，即我们常说的通感。
通感手法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就早有运用，我们的祖先早就熟知“听声类型”，比如一个愁字可以有长度，“一水牵愁万里长”，声音可以有气味，“风来花底鸟声香”，而庞德认为现代派诗歌的通感就是取于中国古典诗歌，这个不无道理，而现代诗学中的通感范围大大超过古典诗，而诗的含量也骤然增大，在优秀的诗作中，颜色可以有温度，声音可以有形象，冷暖可以有重量，气味可以有锋芒。
由于五官的相互沟通，彼此相生，诗的联想空间得到今非昔比的开拓。
听观嗅味触等感觉的相互“转移”所产生的综合性效果支撑和强化了诗的主体性，可以预计，一种具备质感重感“雕塑型”的立体诗可望与平面式的“小小感情画面”相抗衡了。
顾城诗中有大量的关于通感的运用，诸如顾诚在《爱我吧，海》里有这样一个意象：声音布满／冰川的擦痕， 这里声音本无形，而诗人笔下的声音却是一个有形的躯体，身上布满被冰川擦伤的伤痕，无声的听觉形象被表现为有形的视觉形象，即视觉与听觉彼此打通。
再如诗人意象世界中的建筑是新鲜的，也是愚钝的，诗人笔下的梦是深红色的，夜晚是淡绿色的，等等。
通感的运用使客观世界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并且物物沟通，各种感觉互相沟通，在诗中创造了广阔的世界。
第四种诗歌意象表现手法是物象叠合：即不同的物象在注入作者主体情感之后交叉叠合在一起，进而成为另一种物象的表现手法。
这种手法往往是诗人内心情感的渗入物象所致。
此如顾城在其诗《眨眼》中这样写道：彩虹，／在喷泉中游动，／温柔地顾盼行人，／我一眨眼——／就变成了一团蛇影。
这里彩虹和蛇影是美丑截然分明的两种物象，而诗人眨眼之间彩虹变成蛇影，蛇影又和彩虹叠合，两者互动互换，使无形中映射出另一个物象，即诗人的无形的心灵世界。
在他的心中崇尚美，渴求美，但往往美的东西会在瞬间被摧毁，变得丑陋不堪。
这样一种物象叠合实为诗人不同情感的叠合，情感依靠物象来流露，而物象又真实地反映内心情感，二者互为依存，构制了眼中象和心中意巧妙的结合的领域。
第五种意象表现手法是物人转换：即把诗人的主体情感完全倾注于客观物象，通过把物象拟人化表达到以物言人的目的。
它有点类似于传统诗歌中的拟人，但又比传统诗歌赋于物象更多的主体情感，使其具有更多的深意和更广的人性。
诸如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有这样几句：最后，在纸角上／我还想画下自己／画下一个树熊／他坐在维多利亚深色的丛林里／坐在安安静静的树枝上／发愣／他没有家／没有一颗留在远处的心／他只有很多很多／浆果一样的梦／和很大很大的眼睛／…… 诗人通过树熊淋漓尽致地刻划了自己真实的心态和内心深处深挚的渴望。
树熊没有家，坐在树枝上发愣，不知该去向哪里，有的只是许多甜美的梦想和一双渴望幸福之光的眼睛，作者把树熊拟人化，树熊实为诗人的影子，通过物人转换，间接地表达了诗人的情感，这比直叙其事直抒其情来得富有韵致，诗歌的暗示性再一次得到体现。
第六种表现手法是因意取象法，就是利用想象，即知觉与表象的功能，然后以错觉或幻觉去感受这些知觉之中的表象，完全抛开作为客观实在的客观物象。
诸如在顾城诗歌《我不知道怎样爱你》中这样写道：我还在叫／制造着回声／在软土中鳞闪耀／风在粗土中叹气／扁蜗牛在舔泪迹 诗中并没有出现能够使人产生如上的听觉和视觉的客观物象。
诗中诗人是在“以情合景”“因意取象”“创造性想象”中使审美物象完成错觉化与幻觉化的。
这种意象构成方法的运用，扩大了诗歌的取象范围，诗人因减少客体的限制而获得了更大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他可以把自己复杂，微妙，难以直接诉诸实用性规范语言的审美情感，通过这种新奇，生动的感性画面诉诸直觉，投向心灵，收到更积极主动的意象效果。
第七种意象表现手法是省略跳跃法。
即诗的前前后后似是毫无联系，完全是没有关联的意象，只是那么并列着，不同意象之间完全是跳跃式的，省略了其中的过渡或某些有关联的词句。
诸如《孤线》：鸟儿在疾风中／迅速转向 少年去捡拾／一枚分币 葡萄藤因幻想／而延伸的触丝 海浪因退缩／而耸起的背脊 这里四组没有什么联系的意象，就这么并列着，并列的基础就在这四组意象所共有的“弧线”，这种并列形式的处理方式有点类似于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
意象同样在于要把一个个浸透诗人思想感情的局部画面组合成动人心弦的完整形象。
所以《弧线》中的叠加意象可以称之为诗歌的蒙太奇，是一门关于诗歌画面组合的文法。
只是它不是靠摄影机去拍摄，而是靠语言来表达。
而这种语言又不是平白详尽式语言，而是省略的，跳跃性的佯谬语言，这样从语言转化来的画面不可能直接呈现在人们眼前，而是在人们的悬想中浮现出来。
总之，意象本身就是语言，是超越了公式化了的语言。
顾城诗作中的意象，形成了诗人独特的风格
形容一个人女人做作的诗句
可以根据《贫女》（愿意赞扬贫女的朴素，这里只用其名，反用其意）改编硬将十指夸针巧，总将双眉斗画长。
苦恨年年压金线，只配为人裁嫁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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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的故事（历史）最好有10个
少年王安石故事之--寻求生花笔 江西抚州的王安石少有大志，负籍远游，曾挑着书箱行李，从家乡临川，来到宜黄鹿岗芗林书院求学。
在名师杜子野先生指导下，他勤奋苦读，每至深夜。
一日，王安石翻阅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得知李白梦见自己所用的笔头上长了一朵美丽的花，因此，才思横溢，后来名闻天下。
于是他拿着书问杜子野先生： “先生，人世间难道真会有生花笔吗
” 杜子野正色道：“当然有啊
事实上有的笔头会长花，有的笔头不会长，只是我们的肉眼难以分辨罢了。
” 王安石见杜子野先生如此认真，便道：“那么先生能给我一支生花笔吗
” 于是，杜子野拿来一大捆毛笔，对王安石说：“这里九百九十九枝毛笔，其中有一枝是生花笔，究竟是哪一枝，连我也辨不清楚，还是你自己寻找吧。
” 王安石躬身俯首道：“学生眼浅，请先生指教。
” 杜子野摸着胡须，沉思片刻，严肃地说：“你只有用每枝笔去写文章，写秃一支再换一支，如此一直写下去，定能从中寻得生花笔。
除此，没有别的办法了。
” 从此，王安石按照杜子野先生的教导，每日苦读诗书，勤练文章，足足写秃了五百枝毛笔。
可是这些笔写出来的文章仍然一般，也就是说还没有从中找到“生花笔”。
他有些泄气，于是又去问杜子野先生： “先生，我怎么还没有找到那枝生花的笔呢
” 杜子野没有说什么，饱蘸墨汁，挥笔写了“锲而不舍”四个大字送给他。
又过了好久，王安石把先生送给他的九百九十八枝毛笔都写秃了，仅剩一枝。
一天深夜，他提起第九百九十九枝毛笔写了一篇《策论》，突然，他觉得文思潮涌，行笔如云，一篇颇有见地的《策论》一挥而就。
他高兴得直跳了起来，大声喊：“找到了，我找到了生花笔了
” 从此，王安石用这枝“生花笔”学习写字，接着乡试、会试连连及第。
以后又用这枝笔写了许多改革时弊、安邦治国的好文章，被后人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 少年王安石故事之二--智胜厨师 王安石小时候，住在临川城内的盐埠岭，离他家不远的街口有一家面馆。
王安石每天上学都要从这家面馆门前经过，并经常在这里吃早点，久而久之，和面馆的老板伙计都相识了。
有一天，王安石又到这家面馆吃面。
进门后，拣了个座位坐下，老板、伙计有心考考他，故意不给他端面。
王安石等了好久，看见后进门的人都吃上了面，便问跑堂的伙计：“师傅，我的面做好了么
”伙计答道：“就来。
”不大一会儿，只见跑堂的伙计手中拿着一双筷子交给王安石道：“伢仔，你的那碗面做好了，大师傅说要自己去端。
”王安石也不计效，径直来到厨房，只见灶墩上放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肉丝面，滚烫的面汤快要溢流碗外，大师傅笑眯眯地对王安石说：“伢仔，这碗面是我特意为你做的，味道格外好，肉也特别多，你能把它端到堂前去，不泼了一滴汤，算你白吃，不要钱。
”王安石问：“此话当真
”大师傅说：“偌大的一个面馆，还出不起一碗面么
”好一个王安石，主意还真不少，只见他用筷子轻轻地往碗里一伸，把面条挑了起来，碗内自然只剩一半碗汤了。
就这样，王安石左手端起汤碗，右手拿着筷子挑起面，顺顺当当地把一碗满满的热面条端到店堂前，便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面馆里的人都翘起大拇指称赞道：王安石真神童啊
******* 少年王安石故事之三--害爹挨雨淋 王安石从小聪明伶俐，邻居们都夸他心眼多，脑瓜灵。
他爹听了，自然喜上眉梢，甜进心里。
有一年秋天，正下着毛毛细雨，他爹穿着单衣，坐在屋里，于是把王安石叫到跟前说：“安石啊，大家都说你聪明，我不信。
如果我坐在屋里，你能叫得我站到院子里去挨雨淋，才算你真聪明。
”王安石知道父亲在考自己，就笑着说：“爹，落雨天当然是坐在屋里，我怎么能叫你站到院子里去淋雨呢
”他爹说：“哪你不算聪明。
”王安石接着说：“爹，你要是站到院子里，我就能把你请到屋里来，你信不信
”他爹连声说着“不信”，就走到院子里去了。
王安石在屋里来回走着，就是不喊爹进屋来，让他爹挨淋雨。
他爹等了好久好久，实在不耐烦了，催问他为什么还不开始
王安石说：“爹，这不是‘叫你站到院子里挨雨淋’了吗
”他爹这才恍然大悟，笑着说：“还真有两下子。
”王安石说：“爹，快回屋里来，要不淋雨受凉会生病的。
”他爹立即回来了，王安石又说：“爹，又‘把你请到屋里来’了。
”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
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当宰相后，决心改革，推行新法，遭到大地主、大官僚的坚决反对，没几年就被罢了官。
他在京城闭居无聊，决意回南京去看看妻儿。
第二年春天，王安石由汴京南下扬州，又乘船西上回金陵（令江苏省南京市），路过于京口（令江苏省镇江市）到了隔江相望的瓜洲时，船靠码头，不再走了。
他站在船头上，极目西望，但见青山隐隐，江水滔滔，春风绿野，皓月当空，触景生情，更加怀念起金陵钟山（又名紫金山）的亲人来了。
他走进船舶，拿出纸笔，略一思索，就写了一首题名《泊船瓜洲》的诗： 京口瓜洲一水间， 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到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写完后，王安石觉得“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到”字太死，看不出春风一到江南是什么景象，缺乏诗意，想了一会，就提笔把“到”字圈去，改为“过”字。
后来细想一下，又觉得“过”字不妥。
“过”字虽比“到”字生动一些，写出了春风的一掠而过的动态，但要用来表达自己想回金陵的急切之情，仍嫌不足。
于是又圈去“过”字，改为“入’字、“满”字。
这样改了十多次，王安石仍未找到自己最满意的字。
他觉得有些头疼，就走出船舱，观赏风景，让脑子休息一下。
王安石走到船头上，眺望江南，春风拂过，青草摇舞，麦浪起伏，更显得生机勃勃，景色如画。
他觉得精神一爽，忽见春草碧绿，这个“绿”字，不正是我要找的那个字吗
一个“绿”字把整个江南生机勃勃、春意盎然的动人景象表达出来了。
想到这里，王安石好不高兴，连忙奔进船舱，另外取出一张纸，把原诗中“春风又到江南岸”一句，改为“春风又绿江南岸”。
为了突出他反复推敲来之不易的那个“绿”字，王安石特地把“绿”写得稍大一些，显得十分醒目。
一个“绿”字使全诗大为生色，全诗都活了。
这个“绿”字就成了后人所说的“诗眼”。
后来许多谈炼字的文章，都以他为例.乌台诗案 大约是苏东坡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在他被贬谪之前，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
”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
黄狗又怎么会在花心上卧呢
以为不妥。
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
”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
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
罗罗罗,罗罗罗。
”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么，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
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黄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
又问小孩说这是什么虫
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
苏东坡离开花丛， 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旁人，这是什么鸟叫
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
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
但后人评价说，王安石身为宰相，气量心胸也太狭小，他虽懂得地方上的风俗人情，也不应该因苏轼错改了他的两句诗，而立“乌台诗案”，置苏下狱，进而又随便发配人家。
这样做，与搞“文字狱”何别。
其实，从史实上看，王安石罚苏东坡，错改两句诗不过是表面上的次要的原因，实质上主要原因，则是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
因此之故，苏轼先后几次被贬.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被贬调湖州。
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
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
本是官样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的御史们作了手脚，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
当时朝中政敌章敦、蔡确等人借此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
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不对。
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
总之，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
于是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
此时，沈括还出来告密，说苏轼诗作有讥讽朝政之意，章敦等人便以苏轼的诗作为证据（令苏拭倒霉的诗句是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
”这两句诗被人指称为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
”）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于死地。
一场牵连苏轼三十九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惊朝野。
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
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
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
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朋友代劳，却忘记告诉朋友暗中约定之事。
偏巧那个朋友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
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
桐乡应在浙江西。
” 诗作完成后，狱吏按照规矩，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
宋神宗被就欣赏苏轼的才华，并没有将其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挫挫苏轼的锐气。
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如此才华所折服。
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
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而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也广为流传开来。
帮你找到了五个经典的故事，楼上那个帖吧里面也有几个，加起来足够10个了。
关于电视剧《围城》的问题
围城故事发生于1920到1940年代。
主角方鸿渐是个国南方乡绅家庭走出的人，迫于家庭压力乡周家女子订亲。
但在其上大学期间，周氏患病早亡。
准岳父周先生被方所写的唁电感动，资助他出国求学。
方鸿渐在欧洲游学期间，不理学业。
为了给家人一个交待，方于毕业前购买了虚构的“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并随海外学成的学生回国。
在船上与留学生鲍小姐相识并热恋，但被鲍小姐欺骗感情。
同时也遇见了大学同学苏文纨。
到达上海后，在已故未婚妻父亲周先生开办的银行任职。
此时，方获得了同学苏文纨的青睐，又与苏的表妹唐晓芙一见钟情，整日周旋于苏、唐二人之间，期间并结识了追求苏文纨的赵辛楣。
方最终与苏、唐二人感情终结，苏嫁与诗人曹元朗，而赵也明白方并非其情敌，从此与方惺惺相惜。
方鸿渐逐渐与周家不和。
抗战开始，方家逃难至上海的租界。
在赵辛楣的引荐下，与赵辛楣、孙柔嘉、顾尔谦、李梅亭几人同赴位于内地的三闾大学任教。
由于方鸿渐性格等方面的弱点，陷入了复杂的人际纠纷当中。
后与孙柔嘉订婚，并离开三闾大学回到上海。
在赵辛楣的帮助下，方鸿渐在一家报馆任职，与孙柔嘉结婚。
婚后，方鸿渐夫妇与方家、孙柔嘉姑母家的矛盾暴露并激化。
方鸿渐辞职并与孙柔嘉吵翻，逐渐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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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是代文学史上一部独特的讽刺小说。
作者钱钟书1910—，江锡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后留学英、法，是位学贯中西而富才情的学者。
《围城》动笔于1944年，完稿于1946年，其时，作者正蛰居上海，耳闻身受日本侵略者的蛮横，“两年里忧世伤生”《围城·序》，同时又坚韧地“锱铢积累地”把自己对人生、对学术的感悟与思考付诸笔端，先后完成了小说《围城》和学术著作《谈艺录》。
作者在《围城》初版的序言里曾自述创作意图说：“我想写现代的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
”参照小说内容，可以看到，作者着意表现的是现代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众生相。
通过主人公方鸿渐与几位知识女性的情感、婚恋纠葛，通过方鸿渐由上海到内地的一路遭遇，《围城》以喜剧性的讽刺笔调，刻画了抗战环境下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彷徨和空虚。
作者借小说人物之口解释“围城”的题义说：这是从法国的一句成语中引申而来的，即“被围困的城堡”。
“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小说的整个情节，是知识界青年男女在爱情纠葛中的围困与逃离，而在更深的层次上，则是表现一部分知识者陷人精神“围城”的境遇。
而这，正是《围城》主题的深刻之处。
内容简介: 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才情横溢，妙喻连篇，可谓家喻户晓。
方鸿渐海外游学数年，回国前花了几十块美金到一个爱尔兰人处弄得一纸假文凭骗过父亲与岳父。
真才实学的苏文纨喜欢他，而他喜欢美丽纯真的唐晓芙，最后由于他与这对表姐妹之间的种种误会，暂且离开了上海，稀里糊涂地与同在三闾大学教书的孙柔嘉结了婚。
婚后，方鸿渐对一直喜欢苏文纨的挚友赵辛楣说：若是你真娶了苏小姐，会觉得也不过尔尔。
这也算是他在婚姻城堡中的感悟吧。
“西洋赶驴子的人，每逢驴子不肯走，鞭子没有用，就把一串胡萝卜挂在驴子眼睛之前、唇吻之上。
这笨驴子以为走前一步，萝卜就能到嘴，于是一步再一步继续向前，嘴愈要咬，脚愈会赶，不知不觉中又走了一站。
那时候它是否吃得到这串萝卜，得看驴夫的高兴。
” 人生是围城，婚姻是围城。
钱钟书的小说《围城》是一幅栩栩如生的世井百态图。
钱钟书先生将自己的语言天才并入极其渊博的知识，再添加上一些讽刺主义的幽默调料，以一书而定江山。
简评： 《围城》表现出了对世态人情的精微观察与高超的心理描写艺术。
作者刻画才女型人物苏文纨的矜持与矫情，小家碧玉式的孙柔嘉柔顺后面深隐的城府，可谓洞幽烛微；而对嘴上机敏而内心怯弱、不无见识而又毫无作为的方鸿渐的复杂性格心态的剖析，则更是极尽曲折而入木三分。
《围城》的描写，自始至终又都贯穿着嘲讽的喜剧情调。
小说的基本情节，都围绕着方鸿渐展开，小说的诸多人物，场面也大都从方的观点展现，方的观人阅世的挪揄态度，以及隐含在他背后的小说作者的嘲讽口吻，交错交融，使《围城》的讽刺门手法别具一格。
《围城》的叙述并不完全贴紧人物性格与情节线索，作者常常旁逸斜出，谈古论今，旁征博引，新奇的比喻，警策的句子，层出迭见，使小说语言的知识容量大为增加，但有时枝蔓过多，略有炫耀知识之嫌。
《围城》1947年在上海初版发行，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修订本，增加了作者补写的“重印前记”一篇。
钱钟书的夫人杨绛曾作有《记钱钟书与〈围城〉》，对《围城》的写作情况及小说中某些人物与原型的关系，有很风趣的记述，可以参看。
记钱钟书与《围城》 作者：杨绛 一 钱钟书写《围城》 钱钟书在《围城》的序里说，这本书是他“锱铢积累”写成的。
我是“锱铢积累”读完的。
每天晚上，他把写成的稿子给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样反应。
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
有时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对大笑，因为笑的不仅是书上的事，还有书外的事。
我不用说明笑什么，反正彼此心照不宣。
然后他就告诉我下一段打算写什么，我就急切地等着看他怎么写。
他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
他给我看的是定稿，不再改动。
后来他对这部小说以及其它“少作”都不满意，恨不得大改特改，不过这是后话了。
钟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如果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
可是在《围城》的读者里，我却成了最高标准。
好比学士通人熟悉古诗文里词句的来历，我熟悉故事里人物和情节的来历。
除了作者本人，最有资格为《围城》做注释的，该是我了。
看小说何需注释呢
可是很多读者每对一本小说发生兴趣，就对作者也发生兴趣，并把小说里的人物和情节当作真人实事。
有的干脆把小说的主角视为作者本人。
高明的读者承认作者不能和书中人物等同，不过他们说，作者创造的人物和故事，离不开他个人的经验和思想感情。
这话当然很对。
可是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想象，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象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儿的大小①。
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经验。
要从创造的故事里返求作者的经验是颠倒的。
作者的思想情感经过创造，就好比发过酵而酿成了酒；从酒里辩认酿酒的原料，也不容易。
我有机缘知道作者的经历，也知道酿成的酒是什么原料，很愿意让读者看看真人实事和虚构的人物情节有多少联系，而且是怎样的联系。
因为许多所谓写实的小说，其实是改头换面地叙写自己的经历，提升或满足自己的感情。
这种自传体的小说或小说体的自传，实在是浪漫的纪实，不是写实的虚构。
而《围城》只是一部虚构的小说，尽管读来好像真有其事，实有其人。
《围城》里写方鸿渐本乡出名的行业是打铁、磨豆腐，名产是泥娃娃。
有人读到这里，不禁得意地大哼一声说：“这不是无锡吗
钱钟书不是无锡人吗
他不也留过洋吗
不也在上海住过吗
不也在内地教过书吗
”有一位专爱考据的先生，竟推断出钱钟书的学位也靠不住，方鸿渐就是钱钟书的结论更可以成立了。
钱钟书是无锡人，一九三三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了两年英语，一九三五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津留学，一九三七年得副博士（B．Litt．）学位，然后到法国，入巴黎大学进修。
他本想读学位，后来打消了原意。
一九三八年，清华大学聘他为教授，据那时候清华的文学院长冯友兰先生来函说，这是破例的事，因为按清华旧例，初回国教书只当讲师，由讲师升副教授，然后升为教授。
钟书九、十月间回国，在香港上岸，转昆明到清华任教。
那时清华已并入西南联大。
他父亲原是国立浙江大学教授，应老友廖茂如先生恳请，到湖南蓝田帮他创建国立师范学院；他母亲弟妹等随叔父一家逃难住上海。
一九三九年秋，钟书自昆明回上海探亲后，他父亲来信来电，说自己老病，要钟书也去湖南照料。
师范学院院长廖先生来上海，反复劝说他去当英文系主任，以便伺候父亲，公私兼顾。
这样，他就未回昆明而到湖南去了。
一九四○年暑假，他和一位同事结伴回上海探亲，道路不通，半途折回。
一九四一年暑假，他由广西到海防搭海轮到上海，准备小住几月再回内地。
西南联大外语系主任陈福田先生到了上海特来相访，约他再回联大。
值珍珠港事变，他就沦陷在上海出不去了。
他写过一首七律《古意》，内有一联说：“槎通碧汉无多路，梦入红楼第几层”，另一首《古意》又说：“心如红杏专春闹，眼似黄梅诈雨晴”，都是寄托当时羁居沦陷区的怅望情绪。
《围城》是沦陷在上海的时期写的。
钟书和我一九三二年春在清华初识，一九三三年订婚，一九三五年结婚，同船到英国（我是自费留学），一九三七年秋同到法国，一九三八年秋同船回国。
我母亲一年前去世，我苏州的家已被日寇抢劫一空，父亲避难上海，寄居我姐夫家。
我急要省视老父，钟书在香港下船到昆明，我乘原船直接到上海。
当时我中学母校的校长留我在“孤岛”的上海建立“分校”。
二年后上海沦陷，“分校”停办，我暂当家庭教师，又在小学代课，业余创作话剧。
钟书陷落上海没有工作，我父亲把自己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授课的钟点让给他，我们就在上海艰苦度日。
有一次，我们同看我编写的话剧上演，回家后他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
”我非常高兴，催他快写。
那时他正偷空写短篇小说，怕没有时间写长篇。
我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的时间，我们的生活很省俭，还可以更省俭。
恰好我们的女佣因家乡生活好转要回去。
我不勉强她，也不另觅女佣，只把她的工作自己兼任了。
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
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他已把题目和主要内容和我讲过），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围城》是一九四四年动笔，一九四六年完成的。
他就像原《序》所说：“两年里忧世伤生”，有一种惶急的情绪，又忙着写《谈艺录》；他三十五岁生日诗里有一联：“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正是写这种兼顾不来的心境。
那时候我们住在钱家上海避难的大家庭里，包括钟书父亲一家和叔父一家。
两家同住分炊，钟书的父亲一直在外地，钟书的弟弟妹妹弟媳和侄儿女等已先后离开上海，只剩他母亲没走，还有一个弟弟单身留在上海；所谓大家庭也只像个小家庭了。
以上我略叙钟书的经历、家庭背景和他撰写《围城》时的处境，为作者写个简介。
下面就要为《围城》做些注解。
钟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
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
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于，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
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唱。
两人都读过《围城》，但是谁也没自认为方鸿渐，因为他们从未有方鸿渐的经历。
钟书把方鸿渐作为故事的中心，常从他的眼里看事，从他的心里感受。
不经意的读者会对他由了解而同情，由同情而关切，甚至把自己和他合而为一。
许多读者以为他就是作者本人。
法国十九世纪小说《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娄拜曾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那么，钱钟书照样可说：“方鸿渐，就是我。
”不过还有许多男女角色都可说是钱钟书，不光是方鸿渐一个。
方鸿渐和钱钟书不过都是无锡人罢了，他们的经历远不相同。
我们乘法国邮船阿多士Ⅱ（Athos Ⅱ）回国，甲板上的情景和《围城》里写的很像，包括法国警官和犹太女人调情，以及中国留学生打麻将等等。
鲍小姐却纯是虚构。
我们出国时同船有一个富有曲线的南洋姑娘，船上的外国人对她大有兴趣，把她看作东方美人。
我们在牛津认识一个由未婚夫资助留学的女学生，听说很风流。
牛津有个研究英国语文的埃及女学生，皮肤黑黑的，我们两人都觉得她很美。
鲍小姐是综合了东方美人、风流未婚妻和埃及美人而抟捏出来的。
钟书曾听到中国留学生在邮船上偷情的故事，小说里的方鸿渐就受了鲍小姐的引诱。
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鲍。
苏小姐也是个复合体。
她的相貌是经过美化的一个同学。
她的心眼和感情属于另一个；这人可一点不美。
走单帮贩私货的又另是一人。
苏小姐做的那首诗是钟书央我翻译的，他嘱我不要翻得好，一般就行。
苏小姐的丈夫是另一个同学，小说里乱点了鸳鸯谱。
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
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
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赵辛媚是由我们喜欢的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变大的，钟书为他加上了二十多岁年纪。
这孩子至今没有长成赵辛媚，当然也不可能有赵辛媚的经历。
如果作者说：“方鸿渐，就是我，”他准也会说：“赵辛媚，就是我。
” 有两个不甚重要的人物有真人的影子，作者信手拈来，未加融化，因此那两位相识都“对号入座”了。
一位满不在乎，另一位听说很生气。
钟书夸张了董斜川的一个方面，未及其他。
但董斜川的谈吐和诗句，并没有一言半语抄袭了现成，全都是捏造的。
褚慎明和他的影子并不对号。
那个影子的真身比褚慎明更夸张些呢。
有一次我和他同乘火车从巴黎郊外进城，他忽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开列了少女选择丈夫的种种条件，如相貌、年龄、学问、品性、家世等等共十七八项，逼我一一批分数，并排列先后。
我知道他的用意，也知道他的对象，所以小小翼翼地应付过去。
他接着气呼呼地对我说：“她们说他（指钟书）‘年少翩翩’，你倒说说，他‘翩翩’不‘翩翩’。
”我应该厚道些，老实告诉他，我初识钟书的时候，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
可是我瞧他认为我该和他站在同一立场，就忍不住淘气说：“我当然最觉得他‘翩翩’。
”他听了怫然，半天不言语。
后来我称赞他西装笔挺，他惊喜说：“真的吗
我总觉得自己的衣服不挺，每星期洗熨一次也不如别人的挺。
”我肯定他衣服确实笔挺，他才高兴。
其实，褚慎明也是个复合体，小说里的那杯牛奶是另一人喝的。
那人也是我们在巴黎时的同伴，他尚未结婚，曾对我们讲：他爱“天仙的美”，不爱“妖精的美”。
他的一个朋友却欣赏“妖精的美”，对一个牵狗的妓女大有兴趣，想“叫一个局”，把那妓女请来同喝点什么谈谈话。
有一晚，我们一群人同坐咖啡馆，看见那个牵狗的妓女进另一家咖啡馆去了。
“天仙美”的爱慕者对“妖精美”的爱慕者自告奋勇说：“我给你去把她找来。
”他去了好久不见回来，钟书说：“别给蜘蛛精网在盘丝洞里了，我去救他吧。
”钟书跑进那家咖啡馆，只见“天仙美”的爱慕者独坐一桌，正在喝一杯很烫的牛奶，四围都是妓女，在窃窃笑他。
钟书“救”了他回来。
从此，大家常取笑那杯牛奶，说如果叫妓女，至少也该喝杯啤酒，不该喝牛奶。
准是那杯牛奶作崇，使钟书把褚慎明拉到饭馆去喝奶；那大堆的药品准也是即景生情，由那杯牛奶生发出来的。
方遯翁也是个复合体。
读者因为他是方鸿渐的父亲，就确定他是钟书的父亲，其实方遯翁和他父亲只有几分相像。
我和钟书订婚前后，钟书的父亲擅自拆看了我给钟书的信，大为赞赏，直接给我写了一封信，郑重把钟书托付给我。
这来很像方遯翁的作风。
我们沦陷在上海时，他来信说我“安贫乐道”，这也很像方遯翁的语气。
可是，如说方遯翁有二三分像他父亲，那么，更有四五分是像他叔父，还有几分是捏造，因为亲友间常见到这类的封建家长。
钟书的父亲和叔父都读过《围城》。
他父亲莞尔而笑；他叔父的表情我们没看见。
我们夫妇常私下捉摸，他们俩是否觉得方遯翁和自己有相似之处。
唐晓芙显然是作者偏爱的人物，不愿意把她嫁给方鸿渐。
其实，作者如果让他们成为眷属，由眷属再吵架闹翻，那么，结婚如身陷围城的意义就阐发得更透彻了。
方鸿渐失恋后，说赵辛楣如果娶了苏小姐也不过尔尔，又说结婚后会发现娶的总不是意中人。
这些话都很对。
可是他究竟没有娶到意中人，他那些话也就可释为聊以自慰的话。
至于点金银行的行长，“我你他”小姐的父母等等，都是上海常见的无锡商人，我不再一一注释。
我爱读方鸿渐一行五人由上海到三闾大学旅途上的一段。
我没和钟书同到湖南去，可是他同行的五人我全认识，没一人和小说里的五人相似，连一丝影儿都没有。
王美玉的卧房我倒见过：床上大红绸面的被子，叠在床里边；桌上大圆镜子，一个女人脱了鞋坐在床边上，旁边煎着大半脸盆的鸦片。
那是我在上海寻找住房时看见的，向钟书形容过。
我在清华做学生的时期，春假结伴旅游，夜宿荒村，睡在铺干草的泥地上，入夜梦魇，身下一个小娃娃直对我嚷：“压住了我的红棉袄”，一面用手推我，却推不动。
那番梦魇，我曾和钟书讲过。
蛆叫“肉芽”，我也曾当作新鲜事告诉钟书。
钟书到湖南去，一路上都有诗寄我。
他和旅伴游雪窦山，有纪游诗五古四首，我很喜欢第二第三首，我不妨抄下，作为真人实事和小说的对照。
天风吹海水，屹立作山势；浪头飞碎白，积雪疑几世。
我常观乎山，起伏有水致；蜿蜒若没骨，皱具波涛意。
乃知水与山，思各出其位，譬如豪杰人，异量美能备。
固哉鲁中叟，祗解别位智。
山容太古静，而中藏瀑布，不舍昼夜流，得雨势更怒。
辛酸亦有泪，贮胸敢倾吐；略似此山然，外勿改其度。
相契默无言，远役喜一晤。
微恨多游踪，藏焉未为固。
衷曲莫浪陈，悠悠彼行路。
小说里只提到游雪窦山，一字未及游山的情景。
游山的自是游山的人，方鸿渐、李梅亭等正忙着和王美玉打交道呢。
足见可捏造的事丰富得很，实事尽可抛开，而且实事也挤不进这个捏造的世界。
李梅亭途遇寡妇也有些影子。
钟书有一位朋友是忠厚长者，旅途上碰到一个自称落难的寡妇；那位朋友资助了她，后来知道是上当。
我有个同学绰号“风流寡妇”，我曾向钟书形容她临睡洗去脂粉，脸上眉眼口鼻都没有了。
大约这两件不相干的事凑出来一个苏州寡妇，再碰上李梅亭，就生出“倷是好人”等等妙语奇文。
证处厚的夫人使我记起我们在上海一个邮局里看见的女职员。
她头发枯黄，脸色苍白，眼睛斜撇向上，穿一件浅紫色麻纱旗袍。
我曾和钟书讲究，如果她皮肤白腻而头发细软乌黑，浅紫的麻纱旗袍换成线条柔软的深紫色绸旗袍，可以变成一个美人。
汪太太正是这样一位美人，我见了似曾相识。
范小姐、刘小姐之流想必是大家熟悉的，不必再介绍。
孙柔嘉虽然跟着方鸿渐同到湖南又同回上海，我却从未见过。
相识的女人中间（包括我自己），没一个和她相貌相似，但和她稍多接触，就发现她原来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最寻常可见的。
她受过高等教育，没什么特长，可也不笨；不是美人，可也不丑；没什么兴趣，却有自己的主张。
方鸿渐“兴趣很广，毫无心得”；她是毫无兴趣而很有打算。
她的天地极小，只局限在“围城”内外。
她所享的自由也有限，能从城外挤入城里，又从城里挤出城外。
她最大的成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最大的失败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
她和方鸿渐是芸芸知识分子间很典型的大妇。
孙柔嘉聪明可喜的一点是能画出汪太太的“扼要”：十点红指甲，一张红嘴唇。
一个年轻女子对自己又羡又妒又瞧不起的女人，会有这种尖刻。
但这点聪明还是钟书赋与她的。
钟书惯会抓住这类“扼要”，例如他能抓住每个人声音里的“扼要”，由声音辨别说话的人，尽管是从未识面的人。
也许我正像堂吉诃德那样，挥剑捣毁了木偶戏台，把《围城》里的人物斫得七零八落，满地都是硬纸做成的断肢残骸。
可是，我逐段阅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使我放下稿子大笑的，并不是发现了真人实事，却是看到真人实事的一鳞半爪，经过拼凑点化，创出了从未相识的人，捏造了从未想到的事。
我大笑，是惊喜之余，不自禁地表示“我能拆穿你的西洋镜”。
钟书陪我大笑，是了解我的笑，承认我笑得不错，也带着几分得意。
可能我和堂吉诃德一样，做了非常扫兴的事。
不过，我相信，这来可以说明《围城》和真人实事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