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民服务是什么时候写的,几年几月几日写的
于1944年9月8日写的。
在警备团追悼张思德会议上作的演讲中提到这句话。
《为人民服务》是毛主席于1944年9月8日在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议上的演讲稿。
当时，抗日战争正处在十分艰苦的阶段，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
主席针对这一情况，讲述为人民服务的道理，号召大家学习张思德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团结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
《为人民服务》是一篇演讲稿，属论说文范畴。
“为人民服务”是适应时代要求而产生的一种新的道德思想。
这句话原本是在警备团追悼张思德会上的演讲。
张思德生前是警备团战士。
1933年参加革命，任劳任怨；1944年9月5日，在陕北山中烧炭，炭窑崩塌，因奋力将队友推出窑外，自己被埋而牺牲。
在演讲中说：“我们的和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
我们这个队伍是完全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
”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他再一次强调：“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
”从当时所提出的要求来看，应当说，这是对革命军队新四军和八路军的要求，是对广大革命工作者的要求，是一个高标准的要求。
“为人民服务”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根本要求，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客观需要，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是履行职业职责的精神动力和衡量职业行为是非善恶的最高标准。
“为人民服务”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后来成为中国立党宗旨的高度概括语言。
“为人民服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被中国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为座右铭和行动口号加以使用。
“为人民服务”的口号。
最先是谁提出来的
,最先由提出,这句话原本是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会上的演讲。
雷锋助人为乐名言
第一篇：社会在向前发展，时代也在不断进步，各行各业的人们都以新的形象展现在新的时代。
作为中学生的我们同样也要与时俱进，要以新的形象去面对新的时代，以新的特点去适应新的时代，这对每个中学生是十分重要的。
我认为中学生应具备这样的新形象：敢于创新，重于实践，还要学会为人民服务。
创新对一个国家来说显得极其重要。
创新惯穿于人类发展的任何时期、任何角落，它是民族进步的灵魂、社会发展的枢纽、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创新加速了社会的进步，丰富了社会的财富。
一个国家只有不断提高创新能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不创新就要被陶汰，就要被消灭。
国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综合国力的竞争。
而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上是创新能力的竞争。
在新时代中，各行各业都在飞速发展，如果没有创新精神，是难以适映现代社会的。
所以说，勇于创新是中学生应具备的新形象。
除了创新，实践也很重要。
有了新方法，不去实践，也只是夸夸其谈，毫无实际意义。
学校之所以重视我们中学生参加实践活动，就是想让我们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将新的创意运用到实践中去，这样有利于我们良好素质的培养，同时，我们创新能力也得到更好的发挥。
而且，我们能在实践中得到真正的知识，只有你亲自做了，体验了，才会有新的感受，“绝知此事要躬行”也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重于实践也是中学生应具备的新形象。
创新和实践，我认为它们最根本在于为人民服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中学生必须做到的。
一个不热爱国家和人民的人，又怎能谈得上具备新时代的新形象呢
如果不为人民服务，他心中只有自我，是难以有所作为的。
有些中学生认为要为人民服务就得大有作为，其实不然，只要能补一块砖，添一片瓦，都是可以的。
所以说，为人民服务是中学生应具备的新形象。
在新的时代里，我们中学生要具有新的形象。
我坚信，只要我们具备敢于创新、重于实践、乐于为人民服务的新形象。
我们中学生是能够与时俱进的
第二篇：我们是五月的花海，拥抱着青春时代；我们是初生的太阳，燃烧着新的未来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的中学生 我们是五月的花海，拥抱着青春时代；我们是初生的太阳，燃烧着新的未来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的中学生。
新时代的中学生志当存高远。
老师说：“有志者处天地之间，当学杜子美，广厦千万间；须效白香山，谋制万里袭。
”我们牢牢记住老师的教导，暗自定下远大的志向。
诸葛亮有言：“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我们知道，光有志向是不行的，还要付诸实践。
只有现在打好基础，将来才能成为真正的栋梁牎 新时代的中学生行在他人前。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是我们的座右铭，我们虽在“蜜罐子”里泡大，但也懂得为他人着想。
看牎我们默默弯下腰，用石子填平了泥坑；我们不声不响地关掉了走廊上的灯；我们给老人小孩让座、让道；我们也为同学们排忧解难……也许有的人会说：“不就是想出出风头，得到夸奖吗
”诚然，我们喜欢表现自己，也渴望得到别人的赞扬，但我们内心深处最真切的希望是为别人带去快乐，我们也做到了牎 这就是我们，有志向也有行动的新时代中学生。
其实，我们更有自己的新思想。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道：“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我们也想成功，可是真正的成功却离我们很远。
我们为了考试不得不拘泥于小小的教室，课外实践只能是“纸上谈兵”。
我们也有无限向往，向往课堂外那丰富多彩的世界。
我们不想成为精通电磁、电容器而不会修电灯的物理高材生，更不想成为除了“Hello牎”说不出第二句话的英语考试高手。
我们需要社会给予更多关注，让我们能在适合自身发展的环境里茁壮成长牎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的中学生。
有的人说我们有个性，有思想；有的人却说我们是“垮掉的一代”。
管他呢牎我们就是我们，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牎不过，请相信： 我们———新时代的中学生———定会创造精彩的明天
朱光潜的性格、品质、成就、地位
朱光潜（1897年919日－1986年3月6日），字孟笔名孟实、孟石。
安桐城县人，大学教授，中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
1897年出生，少时课读于孔城高小，考入桐城中学，青年时期在桐城中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后肄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
他以自己深湛的研究沟通了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沟通了旧的唯心主义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沟通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美学和当代美学，他是我国现当代最负盛名并赢得崇高国际声誉的美学大师。
1986年3月6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9 岁。
朱光潜是一位以救国兴邦为己任的爱国知识分子。
在旧中国的漫长岁月中，尽管道路有过曲折，但他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在复杂的斗争中，辨明了方向，看清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在解放前夕的关键时刻，断然拒绝国民党当局的利诱威胁，毅然决定留在北京。
他在与广大人民一起迎接解放的日子里，曾兴奋地说：“我像离家的孤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恢复了青春。
”解放后，他始终不渝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党赤诚相见，肝胆相照。
尽管他曾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从未动摇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以及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决心。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精神振奋，老当益壮，积极翻译名著，撰写文稿，发表演讲，指导研究生，在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驰骋不懈。
1983年3月，他应邀去香港中文大学讲学，一开始他就声明自己的身份：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这就是他对自己后半生的庄严评价。
朱光潜学贯中西，博古通今。
他以自己深湛的研究沟通了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沟通了旧的唯心主义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沟通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美学和当代美学。
他是中国美学史上一座横跨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是我国现当代最负盛名并赢得崇高国际声誉的美学大师。
6 治学精神1、自我解剖 不断批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批判和美学辩论中，朱光潜勇于解剖自己，严肃批判了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特别是他自己曾经宣扬过的唯心主义。
作为一位成就斐然的名教授，他的这一行为实在是难能可贵。
这以后，他不断地批判自己，不断提出新的 观点和新的问题，堪称学者的楷模。
2、寻求真理 学风端正朱光潜通过批判唯心主义认识到以往自己是在“迷径里使力绕圈子”，以后开始学习马列主义原著。
他在近六十岁时开始自学俄语，并用各种文本（中、德、俄、法、英）进行比较研究，取得一系列新的成果。
他提倡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晚年的《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就是他治学精神的具体表现。
3、“三此主义”忘我精神朱光潜信奉“三此主义”，即此身，此时，此地：“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 由此身担当起，不推诿给旁人”。
“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时做，不拖延到未来。
”“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诿到想象中另一地位去做。
”这是朱光潜不尚空谈，着眼现在，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的体现。
4、《谈读书》节选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都没有一读的价值。
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须慎加选择。
真正能够称为“书”的恐怕还难上十卷百卷。
你应该读的只是这十卷百卷的书。
在这些书中间你不但可以得到较真确的知识，而且可以于无形中吸收大学者治学的精神和方法。
这些书才能撼动你的心灵，激动你的思考。
你与其读千卷万卷的诗集，不如读一部《国风》或《古诗十九首》，你与其读千卷万卷谈希腊哲学的书籍，不如读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
中国学生们大半是少年老成，在中学时代就欢喜煞有介事的谈一点学理。
他们――包括你和我自然都在内――不仅欢喜谈谈文学，还要研究社会问题，甚至于哲学问题。
这既是一种自然倾向，也就不能漠视，我个人的见解也不妨提起和你商量商量。
十五六岁以后的教育宜重发达理解，十五六岁以前的教育宜重发达想象。
所以初中的学生们宜多读想象的文字，高中的学生才应该读含有学理的文字。
我自己便没曾读过几本“青年必读书”，老早就读些壮年必读书。
比方中国书里，我最欢喜《国风》、《庄子》、《楚辞》、《史记》、《古诗源》、《文选》中的《书笺》、《世说新语》、《陶渊明 集》、《李太白集》、《花间集》、《张惠言词选》、《红楼梦》等等。
在外国书里，我最欢喜溪兹(济慈)、雪莱、考老芮基(柯尔律治)、白朗宁诸人的诗集，苏菲克里司(索福克勒斯)的七悲剧，莎士比亚的《哈孟列德(哈姆雷特)》、《李尔王》和《奥塞罗》，歌德的《浮士德》，易卜生的戏剧集，杜(屠)格涅夫的《新田地(处女地)》和《父与子》，妥斯套夫斯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福洛伯(福楼拜)的《布华里(包法利)夫人》，莫泊桑的小说集，小泉八云关于日本的著作等等。
读书方法，我不能多说，只有两点须在此约略提起：第一，凡值得读的书至少须读两遍。
第一遍须快读，着眼在醒豁全篇大旨与特色。
第二遍须慢读，须以批评态度衡量书的内容。
第二，读过一本书，须笔记纲要精彩和你自己的意见。
记笔记不特可以帮助你记忆，而且可以逼得你仔细。
学问不只是读书，而读书究竟是学问的一个重要途径。
因为学问不仅是个人的事而是全人类的事，每科学问到了现在的阶段，是全人类分途努力日积月累所得到的成就，而这成就还没有淹没，就全靠有书籍记载流传下来。
读书是要清算过去人类成就的总账，把几千年的人类思想经验在短促的几十年内重温一遍，把过去无数亿万人辛苦获来的知识教训集中到读者一个人身上去受用。
有了这种准备，一个人总能在学问途程上作万里长征，去发见新的世界。
历史愈前进，人类的精神遗产愈丰富，书籍愈浩繁，而读书也就愈不易。
书籍固然可贵，却也是一种累赘，可以变成研究学问的障碍。
它至少有两大流弊。
第一，书多易使读者不专精。
我国古代学者因书籍难得，皓首穷年才能治一经，书虽读得少，读一部却就是一部，口诵心惟，咀嚼得烂熟，透入身心，变成一种精神的原动力，一生受用不尽。
其次，书多易使读者迷方向。
许多初学者贪多而不务得，在无足轻重的书籍上浪费时间与精力，就不免把基本要籍耽搁了；比如学哲学者尽管看过无数种的哲学史和哲学概论，却没有看过一种柏拉图的《对话集》，学经济学者尽管读过无数种的教科书，却没有看过亚当斯密的《原富》。
读书并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选得精，读得彻底。
与其读十部无关轻重的书，不如以读十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书；与其十部书都只能泛览一遍，不如取一部书精读十遍。
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两句诗值得每个读书人悬为座右铭。
世间许多人读书只为装点门面，如暴发户炫耀家私，以多为贵。
这在治学方面是自欺欺人，在做人方面是趣味低劣。
读的书当分种类，一种是为获得现世界公民所必需的常识，一种是为做专门学问。
为获常识起见，目前一般中学和大学初年级的课程，如果认真学习，也就很够用。
所谓认真学习，熟读讲义课本并不济事，每科必须精选要籍三五种来仔细玩索一番。
常识课程总共不过十数种，每种选读要籍三五种，总计应读的书也不过五十部左右。
这不能算是过奢的要求。
一般读书人所读过的书大半不止此数，他们不能得实益，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而阅读时又只潦草滑过。
常识不但是现世界公民所必需，就是专门学者也不能缺少它。
近代科学分野严密，治一科学问者多固步自封，以专门为藉口，对其他相关学问毫不过问。
这对于分工研究或许是必要，而对于淹通深造却是牺牲。
宇宙本为有机体，其中事理彼此息息相关，牵其一即动其余，所以研究事理的种种学问在表面上虽可分别，在实际上却不能割开。
世间绝没有一科孤立绝缘的学问。
比如政治学须牵涉到历史、经济、法律、哲学、心理学以至于外交、军事等等，如果一个人对于这些相关学问未曾问津，入手就要专门习政治学，愈前进必愈感困难，如老鼠钻牛角，愈钻愈窄，寻不着出路。
其他学问也大抵如此，不能通就不能专，不能博就不能约。
先博学而后守约，这是治任何学问所必守的程序。
我们只看学术史，凡是在某一科学问上有大成就的人，都必定于许多它科学问有深广的基础。
有些人读书，全凭自己的兴趣。
今天遇到一部有趣的书就把预拟做的事丢开，用全副精力去读它；明天遇到另一部有趣的书，仍是如此办，虽然这两书在性质上毫不相关。
这种读法有如打游击，亦如蜜蜂采蜜。
它的好处在使读书成为乐事，对于一时兴到的著作可以深入，久而久之，可以养成一种不平凡的思路与胸襟。
它的坏处在使读者泛滥而无所归宿，缺乏专门研究所必需的经院式的系统训练，产生畸形的发展，对于某一方面知识过于重视，对于另一方面知识可以很蒙昧。
如果一个人有时间与精力允许他过享乐主义的生活，不把读当做工作而只当做消遣，这种蜜蜂采蜜式的读书法原亦未尝不可采用。
但是一个人如果抱有成就一种学问的志愿，他就不能不有预定计划与系统。
读书必须有一个中心去维持兴趣，或是科目，或是问题。
以科目为中心时，就要精选那一科要籍，一部一部的从头读到尾，以求对于该科得到一个概括的了解，作进一步作高深研究的准备。
读文学作品以作家为中心，读史学作品以时代为中心，也属于这一类。
以问题为中心时，心中先须有一个待研究的问题，然后采关于这问题的书籍去读，用意在搜集材料和诸家对于这问题的意见，以供自己权衡去取，推求结论。
重要的书仍须全看，其余的这里看一章，那里看一节，得到所要搜集的材料就可以丢手。
这是一般做研究工作者所常用的方法，对于初学不相宜。
不过初学者以科目为中心时，仍可约略采取以问题为中心的微意。
一书作几遍看，每一遍只着重某一方面。
苏东坡与王郎书曾谈到这个方法：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次读之。
当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并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
故愿学者每一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类，亦如之。
他皆仿此。
若学成，八面受敌，与慕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
朱子尝劝他的门人采用这个方法。
它是精读的一个要诀，可以养成仔细分析的习惯。
举看小说为例，第一次但求故事结构，第二次但注意人物描写，第三次但求人物与故事的穿插，以至于对话、辞藻、社会背景、人生态度等等都可如此逐次研求。
读书要有中心，有中心才易有系统组织。
比如看史书，假定注意的中心是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则全书中所有关于这问题的史实都被这中心联系起来，自成一个系统。
以后读其它书籍如经子专集之类，自然也常遇着关于政教关系的事实与理论，它们也自然归到从前看史书时所形成的那个系统了。
一个人心里可以同时有许多系统中心，如一部字典有许多部首，每得一条新知识，就会依物以类聚的原则，汇归到它的性质相近的系统里去，就如拈新字贴进字典里去，是人旁的字都归到人部，是水旁的字都归到水部。
大凡零星片断的知识，不但易忘，而且无用。
每次所得的新知识必须与旧有的知识联络贯串，这就是说，必须围绕一个中心归聚到一个系统里去，才会生根，才会开花结果。
记忆力有它的限度，要把读过的书所形成的知识系统，原本枝叶都放在脑里储藏起，在事实上往往不可能。
如果不能储藏，过目即忘，则读亦等于不读。
我们必须于脑以外另辟储藏室，把脑所储藏不尽的都移到那里去。
这种储藏室在从前是笔记，在现代是卡片。
记笔记和做卡片有如植物学家采集标本，须分门别类订成目录，采得一件就归入某一门某一类，时间过久了，采集的东西虽极多，却各有班位，条理井然。
这是一个极合乎科学的办法，它不但可以节省脑力，储有用的材料，供将来的需要，还可以增强思想的条理化与系统化。
7 美学思想朱光潜的美学、文艺学思想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结合现代心理学，将现代人文主义心理学的美学思想运用于文学研究。
在康德开始的近代美学研究后，朱光潜将审美同情与道德同情的质的区分作出揭示，指出审美同情消除主客体之间的界限，“把一瞬间的经验从生活中孤立出来，主体‘迷失’在客体中”，也就排除了理性的审美同情中的地位。
他和梁实秋等人都与当时的主流文化不一致，但他们对西方传统的借鉴有古今种种的不一。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文艺心理学》比较系统地表述了这些美学思想，在当时文学青年中影响较大。
《文艺心理学》被一些大学作为文艺理论的教材。
朱光潜对文学更直接鲜明的态度在《文学杂志》发刊词《我对本刊的希望》中表露着，他提倡“自由生发，自由讨论”，“不希望某一种特殊趣味或风格成为‘正统’“，”殊途同归地替中国新文艺开发出一个泱泱大国“。
这是当时一批立足于独立自由的人文主义立场上的文学家的心声的集中体现：奉行严谨而超脱的风格，强调文学表现人生和怡情悦性的功用，维护文学的独立自足性。
他是以一种学者的姿
华罗庚贡献
华罗庚同志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省金坛县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
一九二四年他从金坛县立中学初中毕业，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学习，因家庭贫困，一年后离开了学校，在父亲经营的小杂货铺当学徒。
在此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数学。
一九二九年，他在金坛中学任庶务会计，开始在上海《科学》杂志发表论文。
他的论文《苏家驹之代数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受到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的重视。
经熊教授推荐，他一九三一年到清华大学工作。
他只用了八年的时间，从管理员、助教、讲师进而到英国剑桥大学研究深造，一九三八年受聘任昆明西南联大教授。
在极为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他白天教学，晚上在菜油灯下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工作，写下了名著《堆垒素论》。
但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一名著无法出版，只好送到国外出版，直到解放以后才以中文版在我国正式发行。
一九四六年秋，迫于白色恐怖，他出走美国，先后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伊利诺大学终身教授。
195O年，华罗庚同志响应祖国召唤，毅然从美国回到北京，先后任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学部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主任、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会长等职。
他把自己的毕生精力，投入到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特别是数学研究事业之中。
华罗庚同志是当代自学成才的科学巨匠，是萤声中外的数学家。
他是中国解析数论、典型群、矩阵几何学、自守函数论与多复变函数论等很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与开拓者。
他的著名学术论文《典型域上的多元复变数函数论》，由于应用了前人没有用过的方法，在数学领域内做了开拓性的工作，于一九五七年荣获我国科学一等奖。
他的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命名为“华氏定理”、“布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王(元)方法”。
华罗庚同志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二百篇学术论文，十部专著，其中八部为国外翻译出版，有些已列入本世纪数学经典著作之列。
他还写了十余部科普作品。
由于他在科学研究上的卓越成就，先后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法国南锡大学、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荣誉博士，联邦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院士。
他的名字已载人国际著名科学家的史册。
华罗庚同志是中国科学界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十亿中国人民的骄傲。
华罗庚同志也是我国最早把数学理论研究和生产实践紧密结合作出巨大贡献的科学家。
从五十年代末期开始，他就走出书斋和课堂，来到广阔的工农业生产实践之中。
他把数学方法创造性地应用于国民经济领域，筛选出了以改进生产工艺和提高质量为内容的“优选法”和处理生产组织与管理问题为内容的“统筹法”(简称“双法”)，并用深入浅出的语言写出了《优选法乎话及其补充》和《统筹法平话及补充》两本科普读物。
二十多年来，华罗庚同志为推广“双法”，足迹遍及全国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
他组织和领导了广大工人、农民、战士和工程技术人员参加推广“双法”，使“双法”得到大面积普及和推广，以至运用到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研究，不仅为节约能源，增加产量，降低消耗，缩短工期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而且培养了一支为国民经济服务的科技队伍。
同志对华罗庚同志在科学上的这一创新曾给予高度评价，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两次写信给华罗庚同志，”祝贺和勉励他“壮志凌云，可喜可贺”，“奋发有为，不为个人而为人民服务。
”十年动乱期间，当华罗庚同志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时，周恩来同志以大无畏的精神挺身而出，保护华罗庚同志，支持他继续从事“双法”的研究和推广工作。
胡耀邦同志一九八二年给华罗庚同志写信，充分肯定他把数学理论应用于生产实践，号召“更多的同志投身到新技术、新工艺攻关的行列中去，从而把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共同建造中国的“通天塔”。
华罗庚同志是一位经历过新旧两个不同时代，从爱国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的我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早年，他曾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爱国运动，是李公朴、闻一多烈士的挚友。
一九四六年春，他应邀赴苏联访问，写下了《访苏三月记》，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的向往。
新中国的诞生，更加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
他看到“祖国已黎明”，放弃在美国终身教授的优厚待遇，冲破重重封锁，回到祖国的怀抱。
在横渡太平洋的航船上，他致信留美同学：“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他爱国不怕险，纯真赤子心，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和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称颂。
华罗庚同志在长期的科学研究工作中，特别是在把科学研究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思想，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强烈要求加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十年动乱期间，他虽然身处逆境，但也未动摇对党的信念。
拨乱反正以来，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心情舒畅，精神振奋。
一九七九年，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宿愿。
他在答邓颖超同志的祝贺中兴奋地写道：“沧海不捐一滴水，洪炉陶冶砂成金，四化作尖兵”，“横刀哪顾头颅白，跃马紧傍青壮人，不负党员名”；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坚定信念和高尚情操。
他把入党作为自己前进道路的新起点，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不顾年老体弱多病，以惊人的毅力，经过三年的拼搏，终于把十年浩劫中被盗走的手稿重新追忆出来，写成了《计划经济大范围最优化的数学理论》不仅完整地记述了以往的研究成果，而且有了新的发展。
华罗庚同志还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他是一至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他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为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献计献策。
他积极参加民盟的活动，为民盟工作的开展，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和实现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他多次出国访问，广交朋友，在华裔知识分子中从事大统一、大团结的工作，常以“海外有知己，天涯成比邻”的诗句，来激励海外华人为祖国四化建设和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出力，并为加强我国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华罗庚同志是推动我国科学事业前进的伟大数学家，是中华民族一代人自学成才的典范。
华罗庚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战斗的、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为了振兴中华和人类进步，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人民的科学事业。
他走过的道路，一是本世纪我国知识分子前进的光明大道。
华罗庚同志给我国和世界科学文化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
他是我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学习的榜样。
华罗庚同志自学成才，勤奋求实，勇于开拓，永远向前。
他一共上过九年学，只有一张初中毕业文凭，最后能成为蛮声中外的杰出科学家，完全是依靠刻苦自学取得成功的。
他即使到了晚年，在学术界的声望和地位已经很高，仍然手不释卷，顽强地读和写。
他从不迷信天才，认为：“天才由于积累，聪明在于勤奋”。
他提出“树老易空，人老易松，科学之道，戒之以空，戒之以松，我愿一辈子从实而终”的名言，作为对自己的告诫。
直到他逝世前不久，还这样写道：“发白才知智叟呆，埋头苦干向未来，勤能补拙是良剂，一分辛苦一分才。
”这就是华罗庚同志成功之路的秘诀。
华罗庚同志热爱祖国，热爱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他常说：“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自己的祖国的。
”他企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和对党的热爱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只要是党的需要他愿赴汤图火。
他把“一心为人民”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用以衡量一切是非真谬的尺度。
他把自己的思想、行为、追求、理想，溶于祖国、党、人民的最高利益之中，不愧为一位品德高尚的共产党人。
华罗庚同志精心扶持年轻一代茁壮成长。
他十分注意发现和推荐脱颖而出的拔尖人才。
他是新中国在中学生中开展数学竞赛的创始人和组织者，引导青少年从小热爱科学，进人数学研究领域，扶持他们成为我国新一代的数学家。
华罗庚同志顽强拼搏，为四化奋斗到最后一息。
十年前，华罗庚同志第一次患心肌梗塞症，出院后曾留下这样的诗句：“壮士临阵决死，哪管些许伤痕。
向千年老魔攻战，为百代新风斗争，慷慨掷此身!”一九八二年秋，他因日夜写作，劳累过度，第二次患心肌梗塞住进了医院。
他在病床上谆谆要求助手们坚持为国民经济服务的方向，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推动应用数学的发展。
今年六月三日，他带领一批中年业务骨干赴日本进行学术交流。
十二日下午，在向日本数学界作学术报告的讲坛上，当他讲金最后一句话时，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
我们敬爱的华罗庚同志，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为加强中日两国人民和科技界人士的友好合作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实现了他“最大希望就是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壮丽誓言。
华罗庚同志与我们永别了，华罗庚精神将永存。
同上一堂课 雷锋告诉我观后感
电影中还讲到了一个故事。
战友王大力的家乡发大水，灾情严重，灾区人民需要援助。
雷锋接到给灾区送物资的任务，和王大力一同前往。
到了灾区，王大力回家探亲，灾区负责人想留雷锋在那里吃饭。
雷锋偷偷放了一个信封在办公桌上，默默的走了。
灾区负责人打开信封，发现是一百块钱的捐款。
负责人很感动，赶忙追上雷锋，想把钱还给他。
雷锋说，自己没有父母，但党是我的家，全国都是我的家，给家乡捐款，给父母捐钱，当然要收下。
负责人发现了他的千层袜，感动的声泪俱下，索来袜子作为纪念。
并赞扬雷锋自己很节俭，却对灾区人民如此慷慨，感谢他的付出和帮助。
当时，人民的工资都很低。
雷锋每月的津贴仅有6块钱，他捐给灾区的100块钱，是靠每月的津贴一点一点攒下来的。
雷锋的这种慷慨助人，勤俭节约的精神，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人。
我们应当学习他的这种精神，当别人遇到困难，要慷慨的帮助别人。
我们也有责任帮助别人，不仅要这样要求自己，还要给其他人以榜样的作用。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是雷锋的座右铭，现在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这也正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要求我们每个人要做到的。
我们如果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那就是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不需要非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要象于海河、焦裕禄、孔繁森、郭明义那样从小事做起，从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做起，就是在为人民服务。
做为一名人民教师，必须要努力学习先进的专业理论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要转变观念、勇于创新、大胆实践，与时俱进的做好教育教学工作；在提高自身素质的同时，还要端正自己的工作态度，要真正深入到课堂中去，走到教师学生中去，了解他们的需求，掌握教育教学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这就是我们学习雷锋精神的最终目的，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要以雷锋为榜样，从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用实际行动向雷锋同志学习，用实际行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