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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标本座右铭是什么

时间:2019-08-05 05:11

富有哲理的日文名言,最好带有中文翻译

谢谢

那种把自己看成瑰宝,时别人为草芥,毫无自知之明的人,是人类中最恶劣的标本。

あのようなは自分で貴重な宝物と見なすことを、時他の人はごみで、少しも自らを正しく知る目の人がありません、人類の中で最も極めて悪い標本です。

徐悲鸿是一个怎样的人

中 徐悲鸿  国籍: 中国  地: 江苏省宜屺亭桥镇  出生日期: 1895年7月19日  逝世日期: 1953年9月26日  职业: 画家,诗人  毕业院校: 上海复旦大学  主要成就: 《悲鸿画集》等  代表作品: 《愚公移山图》;《八骏图》  自幼习画 艰难求索  江苏省宜兴县内有条河叫塘河,河上有座石拱桥名屺亭桥。

徐悲鸿于1895年7月19日出生在屺亭桥镇的一个平民家庭,原名寿康,年长后改名为“悲鸿”。

父亲徐达章是私塾先生,能诗文,善书法,自习绘画,常应乡人之邀作画,谋取薄利以补家用。

母亲鲁氏是位淳朴的劳动妇女。

徐悲鸿9岁起正式从父习画,每日午饭后临摹晚清名家吴友如的画作一幅,并且学习调色、设色等绘画技能。

10岁时,已能帮父亲在画面的次要部分填彩敷色, 还能为乡里人写 徐悲鸿-九方皋  “时和世泰,人寿年丰”等春联。

13岁随父辗转于乡村镇里,卖画为生,接济家用。

背井离乡的日子虽然艰苦,却丰富了徐悲鸿的阅历,开拓了其艺术视野。

17岁时,徐悲鸿独自到当时商业最发达的上海卖画谋生,并想借机学习西方绘画,但数月后却因父亲病重而不得不返回老家。

志向高远的徐悲鸿在20岁时再度来到上海,开始了新的人生起步。

在友人的扶助下,他考入法国天主教会主办的震旦大学,为日后的赴法留学打下了一定的法语基础。

其间认识了著名的油画家周湘、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高奇峰、高剑父,在画作上得到了他们的赞许和指点,增强了绘画创作的信心。

他还结识了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其影响下确立了自己的创作思路。

在康氏“鄙薄四王,推崇宋法”的艺术观念影响下,他对只重笔墨不求新意的“四王”加以贬薄,认为只有唐代吴道子、阎立本、李思训,五代黄筌,北宋李成、范宽等人的写实绘画才具精深之妙。

在康有为的支持下,他观摩各种名碑古拓,潜心临摹《经石峪》、《爨龙颜碑》、《张猛龙碑》、《石门铭》等,深得北碑真髓,书法得以长进。

后获得赴日本东京研究美术的资助,在日本,徐悲鸿饱览了公私收藏的大量珍品佳作,深切地感受到日本画家能够会心于造物,在创作上写实求真,但在创作上缺少中国文人画的笔情墨韵,无蕴藉朴茂之风。

徐悲鸿从日本归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

在京期间,相继结识了蔡元培、陈师曾、梅兰芳及鲁迅等各界名人,深受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树立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

  旅欧深造 孜孜不倦  在北洋政府的资助下,24岁的徐悲鸿到法国学习绘画。

抵欧之初,他参观了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国家画廊、皇家学院的展览会以及法国的卢佛宫美术馆,目睹了大量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优秀作品。

徐悲鸿深深感到自己过去所作的中国画是“ 体物不精而手放佚,动不中绳,如无缰之马难以控制。

”于是,他刻苦钻研画学,并考入巴黎美术学校,受教于弗拉芒格先生,开始接受正规的西方绘画教育。

弗拉芒格擅长于历史题材的人物画,其画作不尚细节的刻画而注重色彩的和谐搭配与互衬,对徐悲鸿日后油画风格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

徐悲鸿每日乐此不疲地进行西洋画的基本功训练,上午在巴黎美术学校学习,下午去叙里昂研究所画模特儿,有时还抽空去观摩各种展览会。

此期间他有幸结识了著名画家柯罗的弟子艺术大师达仰,每星期日携画到达仰画室求教。

达仰“勿慕时尚,毋甘小就”及注重默画的艺术思想对他影响较大,使得他没有追随当时法国日渐兴盛的现代派画风,而是踏踏实实地钻研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学院派艺术,在继承古典艺术严谨完美的造型特点的同时,掌握了娴熟的绘画技巧。

留学4年之后,徐悲鸿的绘画水平已达到可与欧洲同时期的艺术家相媲美的地步,其油画作品《老妇》入选法国国家美术展览会(沙龙)。

由于北洋政府一度中断学费,徐悲鸿被迫转至消费水平较低的德国柏林。

在那里,徐悲鸿仍然不放过每一个学习的机会。

他求教于画家康普,到博物馆临摹著名画家伦勃朗的画作,并且常去动物园画狮子、老虎、马等各种动物,以提高自己的写生能力。

当徐悲鸿重新获得留学经费后,便立即从德国返回法国继续学习。

他抓紧每一寸时光,在名师们正规而系统的训练和他本人孜孜不倦的努力钻研下,绘画水平日渐提高,创作出一系列以肖像、人体、风景为主题的优秀的素描、油画作品,如《抚猫人像》、《持棍老人》、《自画像》等。

徐悲鸿在旅欧的最后阶段还先后走访了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意大利的米兰、佛罗伦萨、罗马及瑞士等地。

美丽的异国风光令他陶醉,欧洲绘画大师们的佳作令他受益匪浅。

长达8年的旅欧生涯,塑就了他此后一生的审美意趣、创作理念和艺术风格。

  技融中西 名垂画史  学有所成的徐悲鸿在32岁这一年回到中国,开始在国内投身于美术教育工作,发展自己的艺术事业。

他参与了田汉、欧阳予倩组织的“南国社”,积极倡 导“求美、求善之前先得求真”的“南国精神”。

他陆续创作出取材于历史或古代寓言的大幅绘画,这些画作借古喻今,观者从中能够强烈地感受到画家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真挚之情。

1931年日军侵华加剧,民族危亡之际,徐悲鸿创作了希望国家重视和招纳人才的国画《九方皋》;1933年创作了油画《徯我后》,表达苦难民众对贤君的渴望 徐悲鸿-田横五百士  之情;1940年完成了国画《愚公移山》,赞誉中国民众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夺取抗日最后胜利的顽强意志。

除此之外,还创作了《巴人汲水》、《巴之贫妇》等现实题材,《漓江春雨》、《天回山》等山水题材以及大量人物肖像和动物题材的作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在担任政务、行政工作的同时,仍笔耕不辍地进行创作,满腔热情地描绘新中国建设中的新人、新事、新面貌。

他为战斗英雄画像,到山东导沭整沂水利工程工地体验生活,为劳模、民工画像,搜集一点一滴反映新中国建设的素材。

不幸的是,这一切艺术活动因画家过早地离开人世戛然而止。

徐悲鸿的作品,无论是油画、国画还是素描,在中国近现代艺术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他在油画方面最大的成就是使印象主义的光与色的表现与古典主义严格而完美的造型相结合。

在早期中国油画家中,杰出者首推徐悲鸿。

在素描方面,徐悲鸿成绩卓著。

他的素描既是绘画训练的习作,为他的国画和油画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同时又是具有欣赏和研究价值的艺术品。

其一生中,仅画人体素描就不止千幅。

徐悲鸿在国画方面的造诣也很深厚。

他是国画创新的艺术实践者,在继承传统绘画的基础上第一个把欧洲古典现实主义的技法融入到国画创作中,创制了富有时代感的新国画。

以人们熟知的画家的马画为例,从这类作品中既能欣赏到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线条造型和笔墨之美,又能观察到物象局部的体面造型和光影明暗。

徐悲鸿凭藉着他的天才智慧、坚毅的精神和毕生的努力,成为近现代中国画坛上少有的能够全面掌握东西方绘画技法的艺术大师。

朱光潜的性格、品质、成就、地位

朱光潜(1897年919日-1986年3月6日),字孟笔名孟实、孟石。

安桐城县人,大学教授,中国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中国现代美学奠基人。

1897年出生,少时课读于孔城高小,考入桐城中学,青年时期在桐城中学、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后肄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

他以自己深湛的研究沟通了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沟通了旧的唯心主义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沟通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美学和当代美学,他是我国现当代最负盛名并赢得崇高国际声誉的美学大师。

1986年3月6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9 岁。

朱光潜是一位以救国兴邦为己任的爱国知识分子。

在旧中国的漫长岁月中,尽管道路有过曲折,但他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在复杂的斗争中,辨明了方向,看清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在解放前夕的关键时刻,断然拒绝国民党当局的利诱威胁,毅然决定留在北京。

他在与广大人民一起迎接解放的日子里,曾兴奋地说:“我像离家的孤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恢复了青春。

”解放后,他始终不渝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党赤诚相见,肝胆相照。

尽管他曾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从未动摇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以及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决心。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精神振奋,老当益壮,积极翻译名著,撰写文稿,发表演讲,指导研究生,在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驰骋不懈。

1983年3月,他应邀去香港中文大学讲学,一开始他就声明自己的身份: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这就是他对自己后半生的庄严评价。

朱光潜学贯中西,博古通今。

他以自己深湛的研究沟通了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沟通了旧的唯心主义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沟通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美学和当代美学。

他是中国美学史上一座横跨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是我国现当代最负盛名并赢得崇高国际声誉的美学大师。

  6 治学精神1、自我解剖 不断批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批判和美学辩论中,朱光潜勇于解剖自己,严肃批判了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特别是他自己曾经宣扬过的唯心主义。

作为一位成就斐然的名教授,他的这一行为实在是难能可贵。

这以后,他不断地批判自己,不断提出新的 观点和新的问题,堪称学者的楷模。

2、寻求真理 学风端正朱光潜通过批判唯心主义认识到以往自己是在“迷径里使力绕圈子”,以后开始学习马列主义原著。

他在近六十岁时开始自学俄语,并用各种文本(中、德、俄、法、英)进行比较研究,取得一系列新的成果。

他提倡独立思考,从不人云亦云,晚年的《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就是他治学精神的具体表现。

3、“三此主义”忘我精神朱光潜信奉“三此主义”,即此身,此时,此地:“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 由此身担当起,不推诿给旁人”。

“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时做,不拖延到未来。

”“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环境)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诿到想象中另一地位去做。

”这是朱光潜不尚空谈,着眼现在,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的体现。

4、《谈读书》节选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许多书都没有一读的价值。

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须慎加选择。

真正能够称为“书”的恐怕还难上十卷百卷。

你应该读的只是这十卷百卷的书。

在这些书中间你不但可以得到较真确的知识,而且可以于无形中吸收大学者治学的精神和方法。

这些书才能撼动你的心灵,激动你的思考。

你与其读千卷万卷的诗集,不如读一部《国风》或《古诗十九首》,你与其读千卷万卷谈希腊哲学的书籍,不如读一部柏拉图的《理想国》。

中国学生们大半是少年老成,在中学时代就欢喜煞有介事的谈一点学理。

他们――包括你和我自然都在内――不仅欢喜谈谈文学,还要研究社会问题,甚至于哲学问题。

这既是一种自然倾向,也就不能漠视,我个人的见解也不妨提起和你商量商量。

十五六岁以后的教育宜重发达理解,十五六岁以前的教育宜重发达想象。

所以初中的学生们宜多读想象的文字,高中的学生才应该读含有学理的文字。

我自己便没曾读过几本“青年必读书”,老早就读些壮年必读书。

比方中国书里,我最欢喜《国风》、《庄子》、《楚辞》、《史记》、《古诗源》、《文选》中的《书笺》、《世说新语》、《陶渊明 集》、《李太白集》、《花间集》、《张惠言词选》、《红楼梦》等等。

在外国书里,我最欢喜溪兹(济慈)、雪莱、考老芮基(柯尔律治)、白朗宁诸人的诗集,苏菲克里司(索福克勒斯)的七悲剧,莎士比亚的《哈孟列德(哈姆雷特)》、《李尔王》和《奥塞罗》,歌德的《浮士德》,易卜生的戏剧集,杜(屠)格涅夫的《新田地(处女地)》和《父与子》,妥斯套夫斯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福洛伯(福楼拜)的《布华里(包法利)夫人》,莫泊桑的小说集,小泉八云关于日本的著作等等。

读书方法,我不能多说,只有两点须在此约略提起:第一,凡值得读的书至少须读两遍。

第一遍须快读,着眼在醒豁全篇大旨与特色。

第二遍须慢读,须以批评态度衡量书的内容。

第二,读过一本书,须笔记纲要精彩和你自己的意见。

记笔记不特可以帮助你记忆,而且可以逼得你仔细。

学问不只是读书,而读书究竟是学问的一个重要途径。

因为学问不仅是个人的事而是全人类的事,每科学问到了现在的阶段,是全人类分途努力日积月累所得到的成就,而这成就还没有淹没,就全靠有书籍记载流传下来。

读书是要清算过去人类成就的总账,把几千年的人类思想经验在短促的几十年内重温一遍,把过去无数亿万人辛苦获来的知识教训集中到读者一个人身上去受用。

有了这种准备,一个人总能在学问途程上作万里长征,去发见新的世界。

历史愈前进,人类的精神遗产愈丰富,书籍愈浩繁,而读书也就愈不易。

书籍固然可贵,却也是一种累赘,可以变成研究学问的障碍。

它至少有两大流弊。

第一,书多易使读者不专精。

我国古代学者因书籍难得,皓首穷年才能治一经,书虽读得少,读一部却就是一部,口诵心惟,咀嚼得烂熟,透入身心,变成一种精神的原动力,一生受用不尽。

其次,书多易使读者迷方向。

许多初学者贪多而不务得,在无足轻重的书籍上浪费时间与精力,就不免把基本要籍耽搁了;比如学哲学者尽管看过无数种的哲学史和哲学概论,却没有看过一种柏拉图的《对话集》,学经济学者尽管读过无数种的教科书,却没有看过亚当斯密的《原富》。

读书并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选得精,读得彻底。

与其读十部无关轻重的书,不如以读十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书;与其十部书都只能泛览一遍,不如取一部书精读十遍。

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两句诗值得每个读书人悬为座右铭。

世间许多人读书只为装点门面,如暴发户炫耀家私,以多为贵。

这在治学方面是自欺欺人,在做人方面是趣味低劣。

读的书当分种类,一种是为获得现世界公民所必需的常识,一种是为做专门学问。

为获常识起见,目前一般中学和大学初年级的课程,如果认真学习,也就很够用。

所谓认真学习,熟读讲义课本并不济事,每科必须精选要籍三五种来仔细玩索一番。

常识课程总共不过十数种,每种选读要籍三五种,总计应读的书也不过五十部左右。

这不能算是过奢的要求。

一般读书人所读过的书大半不止此数,他们不能得实益,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而阅读时又只潦草滑过。

常识不但是现世界公民所必需,就是专门学者也不能缺少它。

近代科学分野严密,治一科学问者多固步自封,以专门为藉口,对其他相关学问毫不过问。

这对于分工研究或许是必要,而对于淹通深造却是牺牲。

宇宙本为有机体,其中事理彼此息息相关,牵其一即动其余,所以研究事理的种种学问在表面上虽可分别,在实际上却不能割开。

世间绝没有一科孤立绝缘的学问。

比如政治学须牵涉到历史、经济、法律、哲学、心理学以至于外交、军事等等,如果一个人对于这些相关学问未曾问津,入手就要专门习政治学,愈前进必愈感困难,如老鼠钻牛角,愈钻愈窄,寻不着出路。

其他学问也大抵如此,不能通就不能专,不能博就不能约。

先博学而后守约,这是治任何学问所必守的程序。

我们只看学术史,凡是在某一科学问上有大成就的人,都必定于许多它科学问有深广的基础。

有些人读书,全凭自己的兴趣。

今天遇到一部有趣的书就把预拟做的事丢开,用全副精力去读它;明天遇到另一部有趣的书,仍是如此办,虽然这两书在性质上毫不相关。

这种读法有如打游击,亦如蜜蜂采蜜。

它的好处在使读书成为乐事,对于一时兴到的著作可以深入,久而久之,可以养成一种不平凡的思路与胸襟。

它的坏处在使读者泛滥而无所归宿,缺乏专门研究所必需的经院式的系统训练,产生畸形的发展,对于某一方面知识过于重视,对于另一方面知识可以很蒙昧。

如果一个人有时间与精力允许他过享乐主义的生活,不把读当做工作而只当做消遣,这种蜜蜂采蜜式的读书法原亦未尝不可采用。

但是一个人如果抱有成就一种学问的志愿,他就不能不有预定计划与系统。

读书必须有一个中心去维持兴趣,或是科目,或是问题。

以科目为中心时,就要精选那一科要籍,一部一部的从头读到尾,以求对于该科得到一个概括的了解,作进一步作高深研究的准备。

读文学作品以作家为中心,读史学作品以时代为中心,也属于这一类。

以问题为中心时,心中先须有一个待研究的问题,然后采关于这问题的书籍去读,用意在搜集材料和诸家对于这问题的意见,以供自己权衡去取,推求结论。

重要的书仍须全看,其余的这里看一章,那里看一节,得到所要搜集的材料就可以丢手。

这是一般做研究工作者所常用的方法,对于初学不相宜。

不过初学者以科目为中心时,仍可约略采取以问题为中心的微意。

一书作几遍看,每一遍只着重某一方面。

苏东坡与王郎书曾谈到这个方法: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次读之。

当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并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

故愿学者每一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类,亦如之。

他皆仿此。

若学成,八面受敌,与慕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

朱子尝劝他的门人采用这个方法。

它是精读的一个要诀,可以养成仔细分析的习惯。

举看小说为例,第一次但求故事结构,第二次但注意人物描写,第三次但求人物与故事的穿插,以至于对话、辞藻、社会背景、人生态度等等都可如此逐次研求。

读书要有中心,有中心才易有系统组织。

比如看史书,假定注意的中心是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则全书中所有关于这问题的史实都被这中心联系起来,自成一个系统。

以后读其它书籍如经子专集之类,自然也常遇着关于政教关系的事实与理论,它们也自然归到从前看史书时所形成的那个系统了。

一个人心里可以同时有许多系统中心,如一部字典有许多部首,每得一条新知识,就会依物以类聚的原则,汇归到它的性质相近的系统里去,就如拈新字贴进字典里去,是人旁的字都归到人部,是水旁的字都归到水部。

大凡零星片断的知识,不但易忘,而且无用。

每次所得的新知识必须与旧有的知识联络贯串,这就是说,必须围绕一个中心归聚到一个系统里去,才会生根,才会开花结果。

记忆力有它的限度,要把读过的书所形成的知识系统,原本枝叶都放在脑里储藏起,在事实上往往不可能。

如果不能储藏,过目即忘,则读亦等于不读。

我们必须于脑以外另辟储藏室,把脑所储藏不尽的都移到那里去。

这种储藏室在从前是笔记,在现代是卡片。

记笔记和做卡片有如植物学家采集标本,须分门别类订成目录,采得一件就归入某一门某一类,时间过久了,采集的东西虽极多,却各有班位,条理井然。

这是一个极合乎科学的办法,它不但可以节省脑力,储有用的材料,供将来的需要,还可以增强思想的条理化与系统化。

7 美学思想朱光潜的美学、文艺学思想以人文主义为核心,结合现代心理学,将现代人文主义心理学的美学思想运用于文学研究。

在康德开始的近代美学研究后,朱光潜将审美同情与道德同情的质的区分作出揭示,指出审美同情消除主客体之间的界限,“把一瞬间的经验从生活中孤立出来,主体‘迷失’在客体中”,也就排除了理性的审美同情中的地位。

他和梁实秋等人都与当时的主流文化不一致,但他们对西方传统的借鉴有古今种种的不一。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文艺心理学》比较系统地表述了这些美学思想,在当时文学青年中影响较大。

《文艺心理学》被一些大学作为文艺理论的教材。

朱光潜对文学更直接鲜明的态度在《文学杂志》发刊词《我对本刊的希望》中表露着,他提倡“自由生发,自由讨论”,“不希望某一种特殊趣味或风格成为‘正统’“,”殊途同归地替中国新文艺开发出一个泱泱大国“。

这是当时一批立足于独立自由的人文主义立场上的文学家的心声的集中体现:奉行严谨而超脱的风格,强调文学表现人生和怡情悦性的功用,维护文学的独立自足性。

他是以一种学者的姿

作文 我最喜欢的一句名言

深海日记吧……既然选择了远方,就只顾风雨兼程

陶行知deziliao

一次,他得到了1万多元稿费,拿回家锁在柜子里,承担着所有家务的妹妹看见了,问他:“家里有老有小,钱也不多,能不能留1\\\/4给家里用

”陶行知想了想,温和地说:“我要去南京劳山脚下办晓庄师范,这钱要作为办学的经费。

我们家虽穷,粗茶淡饭还能维持。

中国34000万农民非但没有饭吃,更没有文化。

用这钱去办学校,是为农民烧心香,是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去帮助他们。

你在家里省着点用,算是帮我去办大事吧

”妹妹理解了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1927年,陶行知办起了晓庄师范学校,开展乡村教育活动。

1930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武力封闭了这所学校,还通缉陶行知。

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晨更工学团”、“劳工幼儿园”,继续推行中华普及教育运动。

1939年7月,中国正是抗日战争时期。

陶行知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合川县为难童创办育才学校,在普修课外,为一些有特殊才能的儿童,开设音乐、戏剧、绘画、文学、社会、自然、舞蹈等课,培育人才。

这个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专门人才。

当时政治形势紧张,经济非常困难,为了把学校办下去,陶行知经常要为募集资金四处奔波,自己的生活也非常艰苦。

盛夏的一天,学生高缨听说书店到了一些好书,想去看看。

可是自己不认识路,就想请陶行知陪他一起去。

他来到先生窗前,那情景使他吃了一惊:先生打着赤膊,脸上、身上流淌着汗水,正在伏案疾书。

高缨不好意思地把自己的来意告诉先生,没想到陶行知很快地回答:“现在不成。

”高缨失望了,他很奇怪,先生平时最喜欢和学生在一起,也最愿意帮助人,今天是怎么啦

陶行知好像看出了他的疑惑,手指着晾在窗外的衬衫说:“我很高兴陪你去书店,可是我的衬衫还没有干。

过一个小时你再来,好吗

”高缨望着那还在滴水的白衬衫,心想:先生找借口吧

他说了一句“那就算了”,不高兴地回去了。

过了一个小时,陶行知穿着还没干透的白衬衫,笑嘻嘻地来找高缨。

高缨还躺在床上生闷气呢,见了先生,忙起身一起上街。

后来,高缨还是想不通,就去问副校长马侣贤。

马先生说:“大家都知道陶行知是个名人,可是有谁知道,他为了你们这些孩子,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为了坚持办学,他把自己的大衣和呢裤子都送到当铺去了,换来的几文钱解决了一天的菜金。

夏天,他只有一件像样的衬衫,这也不稀奇呀

”高缨听着马先生的话,眼圈红了,他的耳边又响起了陶先生上课时讲过的话:“为了劳苦大众,我们吃草也干;为了受苦小孩,我们要饭也干

”他的眼前出现了陶先生和同学们一起喝稀饭,鼓励大家“勒紧裤带共度难关”的情景,他仿佛明白了:为了办学,先生舍得一切。

拜人民为老师早在办晓庄师范学校的时候,陶行知就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等理论,教导师生们与劳动人民相结合,“教人民进步者,拜人民为老师”。

一位朋友的夫人来看陶行知,说起她的孩子把一块新买的金表拆坏了,她非常生气,狠狠地揍了孩子一顿。

陶行知听了,连连摇头说:“哎呀,你打掉了一个‘爱迪生’。

”接着,他讲了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小时候喜欢做实验,被学校开除以后,在他母亲的引导下,逐渐成为发明家的故事。

他又亲自到朋友家里,把那个小孩请出来,带他到修表店去看师傅修表。

他们站在修表师傅身边,看着他把表拆开,把零件一个个浸在药水里,又看着他一个个装起来,再给机器加上油,用了一个多小时,花了一元六角钱修理费。

陶行知深有感触地说:“钟表店是学校,修表师傅是老师,一元六角钱是学费,在钟表店看一个多小时是上课,自己拆了装,装了拆是实践。

做父母的与其让孩子挨打,还不如付出一点学费,花一点功夫,培养孩子好问、好动的兴趣。

这样,‘爱迪生’才不会被打跑、赶走。

”山海工学团刚成立的时候,农民的孩子有了读书的地方,烧香拜佛的红庙成了教室,可是没有孩子们用的桌椅。

上课的时候,同学们带来自己的凳子,有大有小,高低不一。

一星期以后,学校请来了木匠师傅,他闷着头做凳子,一天能做好几个。

陶行知走过来,看见木匠师傅满身是汗,就递给他一杯水,说:“我们不是请你来做凳子的。

”木匠疑惑地望着陶行知:“那叫我来做什么

”“我们是请你来做‘先生’的。

”“我可不识字。

”木匠慌了。

陶行知笑着说:“我是请你来指导学生做木工的。

你如果教会一个人,就可得一份工钱。

如果一个也没教会,那么就算你把凳子全做好了,还是一文工钱也得不到。

”木匠显出为难的样子。

陶行知亲切地说:“不要紧,你不识字我们教你。

我们不会做木工,拜你为先生。

我第一个向你学。

”说着,陶行知拿起一把锯,对准木板上划好的线就“吭哧”“吭哧”地锯起来。

第二天,广场上摆着木匠工具,老师带着孩子们来学做凳子。

有个小朋友嘟囔着:“我们是来读书的,不是来做木匠的。

”一个大人看见孩子拿起工具,不小心就很容易弄破手,也皱起眉直摇头。

这时,陶行知笑着说:“我有一首诗读给大家听听:‘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

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

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

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

’你们看写得如何

”小朋友都拍手说好,那个大人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从此,每天孩子们都学做凳子,他们也当“小先生”,教木匠师傅认字。

3个月后的一天,教室里的50个孩子,都坐着自己做的凳子。

讲台上还有孩子们自己制作的杠杆、滑车等玩具和仪器。

家长们挤在窗口、门外,信服地点头叫好。

陶行知在讲台前,念起了一首刚写好的诗:“他是木匠,我是先生。

先生学木匠,木匠学先生,哼哼哼,我哼成了先生木匠,哼哼哼,他哼成了木匠先生。

”孩子们看看坐在他们身边一起听课的木匠,大家都笑了。

姚文采是陶行知的同乡,陶行知请他到晓庄学校教生物课。

第一次上课,陶行知就让他先把书本摆到一边去,要“随时教育、随地教育、随人教育”。

姚老师教了10多年生物课,从来没有不带书本去上课的时候,他弄不懂陶行知是什么意思。

傍晚,他看见陶先生与两个叫花子在亲热地交谈。

陶先生和那两个人谈完话,就叫学生领他们去洗澡,然后告诉姚文采:“这是我从南京夫子庙请来的两位老师,来教大家捉蛇。

晓庄附近有许多蛇,经常咬伤人,让蛇花子来教大家捉蛇,你看怎么样

”姚文采没说话。

蛇花子开始为晓庄师生上生物课了,课堂就在山里。

几天以后,最胆小的女孩子也敢捉蛇了,她们说:“只要击中要害,蛇并没有什么可怕呀

”大家还懂得了蛇没有脚为什么跑得快,蛇没有耳朵怎么听得见声音,以及蛇是老鼠的克星等知识。

姚老师终于理解了陶先生的用心。

他带领学生采集标本;把挖草药的老农请来教认草药;请种花木的花匠来教种植花木的方法;请中国科学社的专家来教怎样辨别生物科别及定学名。

晓庄附近的花草树木都挂起了学名牌,生物课从此上得生动活泼。

陶行知身为高等学府的教授、全国著名的教育家,却没有一点架子,时时注意拜普通的劳动人民为老师,他是我国千百万教师的楷模,更是知识分子最早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先驱。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陶行知教育师生有一句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他希望自己的学生除了在学业上不断进步,还要多学本领,追求真理,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

在育才学校,学生们每天上午上文化课:语文、外语、数学、哲学。

下午上专业课:文学、音乐、戏剧等,还要进行劳动、军事训练和社会调查,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

有一段时间,有的学生厌烦了这样紧张的生活,在自习时间偷偷地打扑克。

老师发现了,上前劝阻,他们还说这是“有劳有逸”。

一天晚上,陶行知走过男生宿舍,顺便进去看看,正赶上有七八个男生在打扑克,玩得很带劲。

陶行知没作声,站在旁边看着。

一个同学突然发现了陶校长,急忙推旁边的同学,几个人慌忙放下扑克,羞愧地站起来,低着头等着挨批评。

陶校长一句话也没说,沉默了一会儿就转身走了。

第二天,陶校长在全校会上讲述了抗日战争形势后问:“抗日需要人才,将来建国需要人才,你们难道可以浪费自己的时间吗

你们有多少本领要学啊

我要你们自觉地把扑克牌交出来,像烧鸦片烟一样地把它烧掉

要知道,时光是最可宝贵的。

”孩子们低着头,把一副副扑克牌放在台上,堆成一垛。

陶校长用火柴点燃了牌,又温和地对孩子们说:“有人说‘有劳有逸’,‘逸’就只能玩扑克

你们可以练琴、写诗、作画,也可以打球、下棋……只有多学一点本领,将来才能建设国家。

时光可贵,一去不回啊

”从此,学生们都珍惜时间,勤奋学习了。

育才学校文学组办了几十种壁报,还在重庆开诗歌朗诵会,很受大家欢迎。

他们成立了“榴火诗社”,陶校长专门为诗社题词,文学组的学生们有些飘飘然了。

有的人留起了披肩长发,有人特意穿破衣服,自视为艺术家的派头。

也有的人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别人,说话尖刻,爱讽刺人。

除夕夜,陶校长把文学组学生召集起来,一面吃瓜子,一面对他们语重心长地说:“一个文人应是灵魂干净、品格高尚的人。

衣服脏得很,破了也不补,这是乞丐,决不是文人应有的样子。

”他又摸着一个男同学乱蓬蓬的头发说:“这是茅草山。

我要放一把火,叫‘放火烧山’

”几个留长发的学生不好意思地笑了。

陶校长拿起剪刀,亲自给他们剪了发,并耐心地给他们讲“要认真做学问,不要做井底之蛙”的道理,学生们听得心服口服。

对自己的孩子,陶行知同样严格要求。

他的二儿子晓光没有正规学历。

1940年夏,晓光经人介绍去成都一家无线电修造厂工作。

厂方要看他的学历资格,他拿不出,就写信给育才学校副校长,请他寄一张晓庄学校的毕业证书来。

证明刚刚寄到,陶行知的急电也到了,严厉阻止用这张证明,并要晓光立即将证明寄回。

接着,又是一封快信,信中说:“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之主张……总之,‘追求真理做真人’,不可有丝毫的妥协。

你若记住这七个字,终生受用无穷。

”以后,“追求真理做真人”七个字,便成了晓光的座右铭。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因突发脑溢血逝世。

他的一生百折不挠地“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他把全部身心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

为他写了挽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先生千古

”宋庆龄的挽词是:“万世师表”。

周恩来的话代表了千千万万革命师生的心声:“陶先生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

你的未了的事业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开展下去的。

你放心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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