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少年——比尔盖茨阅读答案
（1）写他和许多孩子一样，梦想成为人中豪杰。
（2）可爱 好动 志向远大 善于思考，喜欢创新 节俭（3）天才等于百分之一的灵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勤奋。
怎样才能让自己语言丰富
1、要有崇高的思想无论是演讲、谈话、论辩都是一种向听众作宣传的双重活动，你的思想、品德、感情、修养都会在有意与无意中影响着听众的思想、品德、感情、修养。
而演讲者、说服者只有具备了高尚的思想修养，他的话才具有说服力。
身教胜于言教就是这个道理。
要练口才，首先就要培养自己的思想美、心灵美、行为美，培养自己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学会使用正确的方法、立场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用美好的语言去感染听众、说服听众、宣传听众。
2、要有渊博的知识要想给别人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
这是一个普通的常识。
要说给别人听，首先就得自己有。
别小看了演讲时的几分钟，论辩时的几句话，就这几分钟、这几句话，需要我们有丰厚的知识积累。
平常可以准备一个小本子，把每天从报纸、杂志、课文中看到的观点、方法，好的词、句子都记录下来，有时间就拿出来看看，天长日久，就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有了自己的见解，也有了自己的词汇库。
说起话来也就头头是道，也不觉得没词儿可说了，甚至常常能妙语惊人，这就是积累的结果。
3、要有远见卓识远见卓识是演讲者、交谈者、论辩者必须具备的一种素质。
我们不论是演讲，还是谈话、论辩，面对的都是人，或是广大的听众，或是单个的个人。
但不论是人多，还是人少，谁都不愿意去浪费时间听那些老掉了牙的、人人皆知的陈词滥调。
如果总是人云亦云，从没有自己的见解，自己的观点，那么永远也不会成为一名受人尊敬、受人欢迎的演讲者、谈话者、论辩者。
永远不可能征服你的听众。
而要想自己的见识超群，见解独到，就要站得高，看得高，高瞻远瞩，言别人之未言，说别人之难说。
但是，千万记住决不要去追求华而不实的噱头，决不要去哗众取宠。
所有名科学家的背后的故事
一谈到近代科学开创者牛顿，人们可能认为他小时候一定是个“神童”、“天才”、有着非凡的智力。
其实不然，牛顿童年身体瘦弱，头脑并不聪明。
在家乡读书的时候，很不用功，在班里的学习成绩属于次等。
但他的兴趣却是广泛的，游戏的本领也比一般儿童高。
牛顿爱好制作机械模型一类的玩艺儿，如风车、水车、日晷等等。
他精心制作的一只水钟，计时较准确，得到了人们的赞许。
有时，他玩的方法也很奇特。
一天，他作了一盏灯笼挂在风筝尾巴上。
当夜幕降临时，点燃的灯笼借风筝上升的力升入空中。
发光的灯笼在空中流动，人们大惊，以为是出现了彗星。
尽管如此，因为他学习成绩不好，还是经常受到歧视。
爱因斯坦逃学记1895年春天，爱因斯坦已16岁了。
根据德国当时的法律，男孩只有在17岁以前离开德国才可以不必服兵役。
由于对军国主义深恶痛绝，加之独自一人呆在军营般的路易波尔德中学已忍无可忍，爱因斯坦没有同父母商量就私自离开德国，去意大利与父母团聚。
但是，半途退学，将来拿不到文凭怎么办呢
一向忠厚、单纯的爱因斯坦，情急之中竟想出一个自以为不错的点子。
他请数学老师给他开了张证明，说他数学成绩优异，早达到大学水平。
又从一个熟悉的医生那里弄来一张病假证明，说他神经衰弱，需要回家静养。
爱因斯坦以为有这两个证明，就可逃出这厌恶的地方。
谁知，他还没提出申请，训导主任却把他叫了去，以他败坏班风，不守校纪的理由勒令退学。
爱因斯坦脸红了，不管什么原因，只要能离开这所中学，他都心甘情愿，也顾不得什么了。
他只是为自己想出一个并未实施的狡猾的点子突然感到内疚，后来每提及此事，爱因斯坦都内疚不已。
大概这种事情与他坦率、真诚的个性相去太远。
曹操写过什么诗歌
作者：王安石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注释：（1）选自《临川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59年版）。
飞来峰：即浙江绍兴城外的宝林山。
唐宋时其上有应天塔，俗称塔山。
古代传说此山自琅琊郡东武县（今山东诸城）飞来，故名。
（2）千寻：极言塔高。
古以八尺为一寻，形容高耸。
（3）不畏：反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句意。
（4）浮云：暗喻奸佞的小人。
汉陆贾《新语》：“邪臣蔽贤，犹浮云之障白日也。
”唐李白《登金陵凤凰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5）缘：因为。
（6）眼：视线。
（7）塔：铁塔。
（8）最高层：最高处。
又喻自己是皇帝身旁的最高决策层。
〔9〕鸡鸣见日升：鸡鸣时可以望见太阳升起。
译文：飞来峰顶有座高耸入云的塔，听说鸡鸣时分可以看见旭日升起。
不怕层层浮云遮住我那远眺的视野，只因为我站在飞来峰顶，登高望远心胸宽广。
赏析：这首的第一句，诗人用“千寻”这一夸张的词语，借写峰上古塔之高，写出自己的立足点之高。
诗的第二句，巧妙地虚写出在高塔上看到的旭日东升的辉煌景象，表现了诗人朝气蓬勃、胸怀改革大志、对前途充满信心，成为全诗感情色彩的基调。
诗的后两句承接前两句写景议论抒情，使诗歌既有生动的形象又有深刻的哲理。
古人常有浮云蔽日、邪臣蔽贤的忧虑，而诗人却加上“不畏”二字。
表现了诗人在政治上高瞻远瞩，不畏奸邪的勇气和决心。
这两句是全诗的精华，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人不能只为眼前的利益，应该放眼大局和长远。
在写作手法上，起句写飞来峰的地势。
峰在杭州西湖灵隐寺前，而峰上更有千寻之塔，足见其高。
此句极写登临之高险。
承句写目极之辽远。
承句用典，《玄中记》云：“桃都山有大树，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
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天下鸡皆随之。
”以此验之，则“闻说鸡鸣见日升”七字，不仅言其目极万里，亦且言其声闻遐迩，颇具气势。
虽是铺垫之笔，亦不可等闲视之，实景语中的高唱。
且作者用事，深具匠心。
如典故中“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即鸣”，本是“先日出，后天鸡鸣”，但王安石不说“闻说日升听鸡鸣”，而说“闻说鸡鸣见日升”，则是“先鸡鸣，后日升”。
诗人用事，常有点化，此固不能以强求平仄，或用事失误目之，恐意有另指。
转句“不畏”二字作峻语，气势夺人。
”浮云遮望眼”，用典。
据吴小如教授考证，西汉人常把浮云比喻奸邪小人，如《新语·慎微篇》：“故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障日也。
”王句即用此意。
他还有一首《读史有感》的七律，颔联云：“当时黯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欲成就大事业，最可怕者莫甚于“浮云遮目”、“末俗乱真”，而王安石以后推行新法，恰败于此。
诗人良苦用心，于此诗已见端倪。
结句用“身在最高层”拔高诗境，有高瞻远瞩的气概。
转、结二句，绝妙情语，亦千古名句；作者点睛之笔，正在结语。
若就情境说，语序应是“因为身在最高层，所以不畏浮云遮目”，但作者却倒过来，先说果，后说因；一因一果的倒置，说明诗眼的转换。
这虽是作诗的常法，亦见出作者构思的精深。
这首诗与一般的登高诗不同。
这首诗没有过多的写眼前之景，只写了塔高，重点是写自己登临高处的感受，寄寓“站得高才能望得远”的哲理。
这与王之涣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相似。
前者表现一个政治变革家拨云见日、高瞻远瞩的思想境界和豪迈气概，后者表现要想取得更好的成绩，需要更加的努力的互勉或自励之意。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与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一脉相承，表现技法极为相似，王诗就肯定方面而言，比喻“掌握了正确的观点的方法，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就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就不会被事物的假象迷惑。
”而苏轼是就否定方面而言的，比喻“人们之所以被事物的假象所迷惑，是因为没有全面、客观、正确地观察事物，认识事物。
”两者都极具哲理性，常被用着座右铭。
作文标题:一句座右铭。
座右铭是用来激励或提醒自己的警句格言。
比如，一个人提醒自己要爱护身体，就写
“敬畏”，这是一个的两面，敬对，畏对外部；但这个畏不是“怕”一种清知后的震惊、尊重和自持的心理状态，是和敬融合在一起的“惊-敬-信”一体的东西；而“敬畏”里的敬也是面向人类内心那种万象森严，持有的一样的心理状态。
近代西方哲学史上划时代的哲学家康德有一句名言：“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月异、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
”这句话横跨东西屏障，穿越时间长河，至今仍然是人们精神生活的座右铭。
在这句话中，我们需要把握一个关键词：敬畏。
“敬畏”是什么
就是“既敬重又畏惧”。
这是人对待事物的情感态度，它囊括了“敬”与“畏”的双重情感内涵：“敬”是指恭敬、敬重、彬彬有礼，“畏”是指惧怕、畏怯、战战兢兢。
在这里，“敬”，体现的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价值追求，是对事物人格化的一种尊重；“畏”，是一种行为的警示界限，是一种对自身言行的自律，是一种对萌生不规行为的自我约束。
敬畏是一种态度、一种观念、一种品德、一种境界、一种自省、一种约束，也是一种忧患、一种睿智、一种敏锐、一种原则、一种觉悟。
一句话，是内在精神境界和价值追求的自然外化。
翻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人们就会明白，敬畏是中华伦理道德的精髓，是做人之基、成事之道、从政之德、治国之本。
在我国，古人对“敬畏”早有精辟论述：有“君子以恐慌修省”之良言；有“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的名言；有“有所畏者，其家必齐；无所畏者，必怠其睽”的警告；有“畏法度者最快乐”之达观；有“君子观洊雷威震之象，以恐惧自修饬循省也。
君子畏天之威，则修正其身，思省其过，咎而改之”之告诫；有“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的劝解；有“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操守；有“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小人则不然，大心则慢而暴，小心则淫而倾”的界限；有“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之习惯．．．．．．中国语境中的“敬畏”常和“道德典范”联系在一起。
孔子曾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狎大人，侮圣人之言。
”“天命”对人而言是神圣而不可轻易达致的东西；“大人”是“天命”的承载者，是社会政治秩序的代表；“圣人”是“天命”的阐释者，是人心秩序话语的表述者。
由对“天”的敬畏在现实中转变为对“大人”、“圣人”之敬畏，中国人的敬畏对象是指向道德典范的，是现实的、具体的，人们相信只要表达了对大人、圣人之敬畏必然就表达了对天之敬畏，因为大人、圣人是其现实中的代言人。
这里的“畏”具有主动性，“畏”由“敬”生。
在“敬”和“畏”之间，“敬”是因，“畏”是果。
“畏”在这里不单纯是指一种害怕、顺从,而是指一种为了实现人生理想、信念而对自己行为的主动限制、反省，是一种道德自律,表达的是一种有所不为的精神。
而在西方语境中，“敬畏”往往从“敬畏上帝”开始。
英文钦定版《圣经·箴言》中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圣经·希伯来书》中则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事奉神”。
神、上帝、耶和华，那是隐秘的，这就使敬畏没有了具体可观的意向对象。
由于意向对象是不可观的，因而其不可能成为敬畏者的价值取向，对上帝敬畏并不是希望自己成为上帝,而是因为惧怕上帝的惩罚而按照上帝的要求去约束自己的言行。
当然，这种怕是与敬相联系的怕，如果不与敬相联系,那么这种怕和动物本能的恐惧也就没有二致了。
在西方语境中，“敬”和“畏”之间，“畏”是因，“敬”是果，顺序不可逆转。
然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类自步入工业社会以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极具创造力的生产力要素，将人们的生活送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与此同时，受科学技术进步的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表现得比较明显的就是“唯科技至上”、“唯自我至上”的观念逐步占据人们的心灵，人们盲目地将征服自然，改造社会作为自身唯一的价值追求。
在这种价值观念的引导下，人们变得狭隘和自私，工具性的思维方式横行，他们开始只关注自我、只关注自身所能控制、掌握的内容，却忽视了对内心的审视，对情感价值的追寻，以及对自我以外的他者的倾听和关注，人们开始显得“肆无忌惮”，无法坚守内心的价值秩序。
这给个体心理成长、道德情感发展造成的冲击突出地表现为敬畏意识淡薄，敬畏感缺失。
从前有句老话，常人都知道，说的是：“举头三尺有青天。
”还有：“头顶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
”进一步，话更重，道是“人可欺，天不可欺”，或者说“人在做，天在看”。
这么多警句，就一个意思，指的是做人做事要有敬畏。
我们可以不相信天地神灵，但我们必须相信道德规律。
我们要敬畏生命。
生命是宇宙间最伟大的奇迹。
世界上最大的罪过，就是将生命无辜地剥夺。
我们要敬畏自然。
人是自然之子，在总体上只能顺应自然，不能征服和支配自然，无论人类创造出怎样伟大的文明，自然永远比人类伟大。
我们要敬畏律令规则。
律令规则是人类社会发展基本保障。
没有它们，我们的社会就像没有约束的泛滥洪水，将会淹没一切。
我们要敬畏社会公德。
社会公德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群体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积淀下来的道德准则、文化观念和思想传统的集中体现，其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的下降，会导致社会基础秩序的混乱。
我们要敬畏传统文化。
世界各国、各地之间的区别除了自然环境和人种的区别之外，主要就是传统和文化的区别。
我们应当敬畏我们的传统和文化，因为它们构成了我们作为中国人的特质。
我们要敬畏历史。
历史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的过程，也指某种事物的发展和个人的经历。
换言之，历史就是过去的事实。
敬畏历史，就是敬畏当下。
敬畏历史，就会对当下负责。
你对历史负责，历史就会对你负责。
我们要敬畏民意。
民意就是民众的愿望，民众的需求，民众的评判，民众的心声，民众的舆论，民众的信任。
民意不是官员手中揉捏的玩物，民意不是水，随着盛它的容器变化而相应变化，它是不可塑造、不可欺诈的。
我们要敬畏信仰。
信仰就是对某种主张、主义、宗教或某人极度相信和尊敬，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或榜样。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种信仰让我们充满力量，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奋进前行。
总而言之，时代需要我们心存敬畏。
《道德八书:心存敬畏》定位为大众通俗读物，同时具备一定的理论深度。
每册均采用8～10个专题的形式，突出主题的迫切性；然后援引基本理论分析原因；重点在于实践部分，讲明怎么看待、怎么做、怎么修养；总体体现“问题——解释——原理——实践”的逻辑结构。
《道德八书:心存敬畏》主要内容包括：我们这个缺乏敬畏的时代；敬畏生命：生命只有一次；敬畏自然：在自然中诗意地栖居；敬畏律令规则：画一条红色警戒线等。
作者简介袁卫星，男，1970年生，江苏省张家港市人。
曾任中学语文教师，获全国语文教师教学业务大赛“四项全能”称号；现任中学语文教研员、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出版事业部部长。
爱好旅游，一般选择自驾游；痴迷音乐，常常为一两支曲子流泪；曾经有很大的野心：做一个特立而不独行的学者型语文教师，记住每—个学生，并让每一学生乃至学生家长记住。
25岁开始写书，有《美丽的过程》、《中学语文教与学》、《细数阳光》、《情感：像雾像雨又像风》、《生命课——个父亲的谆谆教诲》、《生命课——一位教师教育手记》、《生命课——名学生的必修课程》等书出版。
现致力于唤醒教育和生命教育的研究。
檀传宝，1962年生，安徽省怀宁县人。
先后就读于安徽师范大学（1979—1983）、北京师范大学（1991—1993）、南京师范大学（1993—1996）。
1996年在南京师范大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1996—199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后站工作，1998年5月出站，留校工作。
曾经访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2002—2003）。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除德育原理外，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基本理论、美育理论、教师伦理学、教师教育等。
截至2005年，已发表学术论文、学术评论等100余篇，出版个人专著《德育美学观》（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信仰教育与道德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学校道德教育原理》（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教师伦理学专题——教育伦理范畴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美善相谐的教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等5部，以及诗文自选集《作为—棵风中的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
《信仰教育与道德教育》、《德育美学观》获得过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等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