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右铭一文中作者不主张张扬个性和彰显自己真实的思想，文中那几句可以看出来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廉洁文化进校园心得体会作文450字
八荣八耻学习心得(八荣八耻征文)3月4日，锦涛主席在看望参加“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时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荣辱观是对荣与辱的根本看法。
“荣”指光荣或荣誉，“辱”指耻辱。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强烈荣辱感的民族。
在我们的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不能混淆。
否则，社会和谐不起来，经济发展不起来，民族精神振作不起来，国家也强盛不起来。
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应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应当成为每个公民应有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例如，热爱祖国，我们就要从热爱家庭、班级、学校、家乡和环境做起；服务人民，我们要从服务父母、老师、同学和长辈做起；崇高科学，要从刻苦努力学习、发奋成才做起；辛勤劳动，要从主动做家务事，积极打扫班级、学校清洁卫生做起；团结互助，要从学会合作，学会相处、关心同学、乐于助人做起；诚实守信，要从不撒谎不骗人、不弄虚作假、说话算数做起；遵纪守法，要从守校纪班规做起；艰苦奋斗，要从勤俭节约、不同他人攀比、珍惜每一分钱、每一粒粮食、每一滴水、每一张纸做起。
“八荣八耻”的根本是什么呢
我常常想，当一个人以“八荣八耻”为镜子的时候，就明白自己更多一些；当一个终身以“八荣八耻”为镜的时候，他就能与世界上最伟大的人们比肩齐高。
从耻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到无颜面对江东父老的项羽，从耻为亡国奴的文天祥，到拒绝美国救济粮的朱自清……无数铮铮傲骨的人物，在中华历史上演绎了大数可歌可泣的事迹。
周恩来，他一生服务人民，鞠躬尽瘁，而后已。
钱学森，中国导弹之父，美国说他抵三个师，在新中国诞生后，毅然回到自己的祖国。
李四光，当外国专家定论中国没有石油时，他自信地说：“科学证明中国有储量丰富的石油。
”焦裕禄，将灾难中的兰考人民紧紧团结起来，与风沙盐碱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
孔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教育他的弟子要诚实。
在学习中，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
他认为这才是诚实守信对待学习的正确态度。
雷锋，一双袜子补了又补，却寄钱救济战友的家人。
……这一批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闪烁着一个个平凡而光辉的名字，每一个姓名都代表一段感人的故事。
他们公而忘私，助人为乐，敬老尚贤，无么奉献，张扬着道德的大旗，耸立着一座座人格的丰碑。
孟子云：“无羞恶之心，非人也。
”古人云：“民无德不立，政无德不威。
”有德，是修养，是文明，是基石；无德，是无信，是卑鄙，是自灭。
这些鲜明的事例告诉我们，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八荣八耻”的根本就是如何学会做人，做一个对社会负责，对祖国人民有贡献的人。
反之，那些遗臭万年的八耻类人物将会永远被人民和时代唾弃，踩在脚下。
学习了这“八荣八耻”，我深切地感受到奋进的中国，不仅要向世界展示物质文明的丰硕成果，而且要向世界展示我们崭新的精神面貌。
作为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我们应当从我做起，从心事做起，从现在做起。
在思想上积极追求上进，明辨是非；在学习上刻苦努力，精益求精；在生活上勤俭节约，节约水电，不攀比；在工作岗位上热心为同学服务，大胆创新；在行动上坚决反对有损民族形象的丑恶行为，讲文明，讲礼貌，守纪律，遵守社会公德和校规校纪。
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自觉把“八荣八耻”作为心灵的准则和行动的指南，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共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新风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中学八荣八耻演讲稿作者: 止境一项面向未来的希望工程有什么样的孩子，就有什么未来。
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说到底都是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为之献身的事业，最后都要交给我们的孩子。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领悟着胡锦涛同志关于在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中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重要论述的深刻含义。
世界上无论大事业还是小事情，都要靠人做。
学会了做人才能学会做事，做好了人才能做好事。
事情做不好，可以从头来。
人做不好，很难重新来。
要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永葆活力，蓬勃发展，一件根本性的大事，就是要教育青少年一代树立是非分明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让他们从学会做人做起，学会做事，成就伟业。
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需要整个社会“言教”，更需要整个社会“身教”。
教师要为人师表。
“这是老师说的”，“老师要我们这样”，“老师不准我们这样”。
在少年儿童眼里，老师的形象是崇高的，老师的教导是神圣的，老师的话是他们辨是非、分荣辱的标准。
在广大青少年眼里，老师往往是他们做人的榜样，老师的一言一行，往往成为他们模仿的对象，对他们的一生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
广大教师一定要充分认识自己在培养青少年成长中肩负的光荣责任，要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活、校园生活、家庭生活的实际，针对当代青少年的特点和思想品德建设的实际，用富有创造性的鲜活形式，将“八荣八耻”引进课堂，作为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特别是广大教师要以身作则，以行育人，以德化人，不能在讲台上滔滔不绝，义愤填膺抨击各种丑恶现象，走下讲台却对各种不正之风熟视无睹甚至迎合追逐。
父母要为子楷模。
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孩子往往是父母的影子。
孩子的更多时间是生活在家庭中，父母的人生观、价值观，无时无刻不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的成长。
父母的思想境界、道德情操、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事事处处都在点点滴滴塑造着孩子的心灵。
孩子们对是非美丑善恶的最初判断，常常是从父母那里获得的。
那些为人正派、积极进取、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父母，会给孩子树立一个良好的人生榜样。
相反，那些消极度日、自私自利、愚昧无知的父母，只会对孩子产生不良影响，即使望子成龙对孩子有所要求，也不会有多大说服力和影响力。
社会是更大的课堂。
今天，生活在信息时代、受到各种文化影响的孩子，视野更为开阔，思想更为活跃，他们以各种方式更早地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成年人多种多样的活动方式，无不成为他们做事的参考、做人的参照。
为孩子们我们需要改造成年人的世界，为未来我们需要约束自己的言行。
在我们的社会中，只有荣辱有鲜明的观念，是非有清晰的界限，善恶有明确的区分，才能更好地教育孩子知荣明辱，扬荣抑耻，向善而行，健康成长。
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培养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他们成为改革建设事业的栋梁。
今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召唤着更为优秀的建设者；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依赖于奋发有为的年轻一代。
我们应当肩负起历史的责任，通过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让我们的下一代成为理想远大、人格健全、道德高尚的接班人。
我们承续着前人的事业，我们的事业寄希望于今天的年轻人。
八荣八耻学生演讲稿胡锦涛同志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论述，明确了我国社会当前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和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现实针对性。
荣辱观古已有之，荣辱心人皆有之。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持有不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人们，其荣辱观是不同的。
恩格斯说，“每个社会集团都有他自己的荣辱观”。
社会主义荣辱观，回答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中，什么是光荣，什么是耻辱。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既要发扬优良传统，又要体现时代精神；既要立足本国，又要面向世界；既要把握今天，又要面向未来。
每个时代、每个民族的荣辱观，归根结底是由那个时代那个民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同时也极大地作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它对荣耻的界定，对是非的判断，对美丑的区分，立足中国的现实国情，着眼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统一。
“八荣八耻”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
社会主义荣辱观内含着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坚持了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
“八荣八耻”既有先进性的导向，又有广泛性的要求，引导人们摆正个人、集体、国家的关系，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竞争与协作、先富与共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关系，确立了在社会主义社会，全体公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
“八荣八耻”反映了市场经济的特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大增强了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但市场自身的缺陷和消极因素也会反映到人们的思想道德和人与人的关系上来。
市场经济是利益经济、效益经济，更是信用经济、法制经济。
“八荣八耻”针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见利忘义、损公肥私、不讲信用、欺骗欺诈等消极现象和社会公害，提出鲜明的是非、善恶界限。
它所包含的丰富内涵，为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为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提供了思想基础。
“八荣八耻”展现了现代社会的特性。
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的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大，相互交往日益频繁，社会分工日益细密，“八荣八耻”在维护公众利益、公共秩序，保持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成为公民个人道德修养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表现。
“八荣八耻”在公共生活、公共利益等方面，确立了公民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在我们的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不能混淆。
否则，社会和谐不起来，经济发展不起来，民族精神振作不起来，国家也强盛不起来。
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荣八耻”，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应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应当成为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和每个公民应有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
“八荣八耻”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我们的民族就能够在思想道德建设上，站在时代前列，领引时代风尚，推动时代进步教师8荣8耻心得体会(新)学习“八荣八耻”领导讲话范文 3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发表了关于树立“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讲话。
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概括精辟，内涵深邃，具有很强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实践性，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风尚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鲜明导向，对于推动形成良好社会风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树起了新的标杆，应该成为青少年的座右铭，也为建设和谐校园提出了新的要求。
如何结合学校实际来践行“八荣八耻”，建设更加和谐的校园呢
我认为重在做到“四个结合”： （一）与党风廉政教育相结合。
学校要把“八荣八耻”的荣辱观作为党风廉政教育和廉洁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与党风廉政教育相结合，进一步促进学校领导廉洁从政、从教，为建设和谐校园提供保障。
特别是要与现在进行的“廉洁(政)文化进校园”工作相结合，全面提升“廉洁(政)文化进校园”工作的品味和档次，学校都要在校园显要位置设立“八荣八耻”的标语牌。
学校要在学习中结合廉洁教育和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广大教职工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教育系统广大党员教师既要有崇高的理想，又要有踏实的行动；既要有高尚的道德追求，又要有严格的自我约束。
社会主义荣辱观它需要我们努力去实践，更需要从自身做起、从细节做起、从小事做起。
道德失范、信仰缺失，是许多人腐败堕落的重要思想根源。
我们要把“八荣八耻”教育作为一次党风廉政教育的再深入、再升华，为教育 社会主义荣辱观关系到党的执政地，而中国共产党是由千千万万个党员组成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靠这千千万万个党员去执行，党的主张要靠这千千万万个党员去实施，每一个党员的素质关系着党的整体素质，每一个党员的言行影响着党的整体形象，我们的党能不能保持社会主义荣辱观、有无吸引力、凝聚力、能不能稳固执政地位，就看能否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我们的党员队伍总体上是好的，但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在各种思潮的冲击下，也还存在着许多不适应的地方，有的党员理想信念动摇，2002年有关部门对福建省6571名党员进行抽样调查的资料显示，40.07%的人认为党员理想信念弱化，25.4%的人认为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13.88%的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没有什么区别。
有的党员党性观念淡薄，把自己等同于一般群众，干工作怕吃苦，对好处斤斤计较。
对错误、对歪风邪气不敢抵制和斗争。
是非观念不强，感情用事，凭个人好恶、得失来看待和处理问题。
有的党员文化水平低、观念落后、无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无一技之长，不但无能带领群众致富，而且对致富的人眼红。
有的党员价值观念畸变，以钱的多少、官的大小来衡量人的价值，把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无私奉献的精神统统弃之脑后，甚至把党和人民给的权利用于谋取私利，等等。
造成有的党员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影响社会主义荣辱观，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教育机制不全、管理机制落后、党员主体机制缺失等等。
要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保持社会主义荣辱观，主要还应从健全科学机制上下功夫。
1、 建立党员教育机制，提高党员综合素质 综合素质是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基础，素质的高低决定发挥作用的大小。
要提高党员的综合素质，首先必须构建科学的教育体系：一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坚定党员的共产主义信念，提高党员的理论素质，使其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和解决问题；二是用思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党员，坚定党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和反腐倡廉教育，增强党员抵抗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
三是要加强法制教育，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党员肯定要带头学法、懂法、守法、用法，依法办事。
四是业务技能和职业道德教育，党员不但要有完成本职工作的能力，还要有完成党的工作的能力。
其次，必须健全党员学习监督机制。
党员学习的时间、内容、数量、质量要量化、制度化，要进行测评或考试，要有奖惩，结果要记入个人档案，以督促党员的学习。
2、 确立党员主体机制，提高党员主体意识就党员个体而言，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需要有一种内在的动力，这种动力来自何处呢
从根本上讲，来自党员的主体意识，即来自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自觉认同，自觉参与，自觉奋斗。
要提高党员的主体意识就必须确立党员主体机制，党员的主体机制主要表现在三个大的方面：第一、党员的参与机制。
参与，是党员在党内主体地位最直接、最主要的表现。
要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按照党的十六大的要求扩大在市、县进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建立党员代表竞选机制、议事机制、联系党员机制，党内制度法规党员听证会制，党员参与讨论重大问题的制度等。
第二、党员主体的监督机制。
这对于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要在大力发展党内民主的基础上扩大党内事务公开化的程度，疏通党员民主监督的渠道，开辟更多有利于党员监督 的“直通车”，使党员的意见、批评、检举、控告、质疑、评议等等，能够有顺畅上达和规范处理的机制。
第三、党员主体的权利保障机制。
切实保障党员的权利是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基础，亦是建立和完善党员主体机制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条件。
可以说，目前党员主体的权利保障机制一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现在在党内能够充分地行使党章赋予党员权利的情况还不多，漠视或侵犯党员权利的行为还时有发生。
因此，必须建立党员权利的保障机制，通过机制的刚性力量来认真落实这些权利、切实保障这些权利。
3、 完善党的用人机制，确保党的正确导向 胡锦涛指出，用什么人不用什么人，对党的作风建设乃至整个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导向作用。
高考是学生的指挥棒，用人是党员行为的指挥棒，被提拔的人，无形中会成为不是典型的“典型”，被提拔者是什么样的人，是因什么被提拔的，人们都会向他看齐。
如果被提拔的都是起先锋模范作用的优秀党员，那么其他党员就会朝这个方向努力，处处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如果被提拔者是靠投机钻营、跑官买官、拉关系走后门被提拔的，那么，比较落后的党员就会向其学，弄坏风气，而那些本身比较先进的党员也会寒心，积极性受打击而变落后。
因此，胡锦涛郑重指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是危害最大的不正之风，而且还会带来和助长其他方面的不正之风。
所以，一定要健全完善用人机制，用科学的选人用人制度来保障把人选准用准，确保被提拔之人都是德才兼备者，能够起先锋模范作用的人，这样才能确保正确的导向。
4、 创新党员管理机制，提高党员管理水平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党员流动大幅上升，对这些流动党员，党籍所在地的党组织对他们无法管理，打工所在地的党组织又对他们缺少管理，他们似无根的浮萍，游离于组织之外。
党员发挥作用不仅需要自身的素质和内在的动力，更需要有组织的力量，就是党组织如何具体地为党员发挥作用提出要求、创造条件、搭建平台。
缺乏党组织的力量，党员个人要发挥作用往往是很难的。
所以，要根据党员分布的特点在各种企业中建立健全党组织。
对流动党员实行“流动党员联系卡”管理，使每一个党员不管在哪里都不会游离于组织之外，都有一个“家”，或都能找到一个“家”，都能依靠组织发挥作用。
对党员的管理还要完善党员的“出入口”机制，要正确处理党员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加强发展党员的计划性，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预见性，严格把好“入口关”，要善于培养和吸收年富力强、文化层次高、威望较高的群众入党。
把好“入口”关要责任到人，入党介绍人要保证介绍对象的质量，否则要追究介绍人的责任。
在把好“入口”关的同时疏通“出口”关，对于犯错误的党员，一方面要加强教育，另一方面，要严格按照党章的规定，该处理的处理，该清除的清除，决不姑息迁就。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员队伍的纯洁性和社会主义荣辱观。
5、 建立科学完善的考评机制，形成人人争先的良好氛围 党员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和先锋模范作用必须得到肯定和鼓励，才能保持下去。
要对党员进行合理的评价，必须依靠科学合理的考评机制。
这个考评机制一要有针对性，要根据不同类别、不同岗位、不同层次的党员所履行的职责的不同，提出不同的要求；二要有全局性，考核内容要涉及经济、党建、品德、精神文明等方面；三要突出重点，结合职业特点、工作特点、工作任务等，提出具体的参照数；四要有合理性，分别不同情况，制定不同标准，指标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五要有可操作性，凡是能量化的指标尽量量化，不能量化的要作出明确的定性要求，尽量做到客观刚性、公平合理，使每一个党员都信服考评结果，信服被考评出来的先进，形成人人争创先进的良好氛围，使每一个党员都自觉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只要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能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中国共产党就能永远保持社会主义荣辱观。
教师8荣8耻心得体会(三) 3月4日胡－锦涛同志在看望政协委员时发表的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讲话，在代表委员中引起强烈反响。
胡－锦涛同志说，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都必须旗帜鲜明。
胡－锦涛同志强调，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总书记关于荣辱观的八个方面，概括精辟，寓意深刻。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抓住了当前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
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体现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融为一体的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
什么是荣辱观
荣辱观是由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所决定的。
不同的荣辱观，是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反映。
荣辱观渗透在整个社会的生活之中，不仅影响着社会的风气，体现着社会的价值导向，标志着社会的文明程度，而且对社会的经济发展有巨大的反作用。
怎样理解历史上的荣辱观
荣辱观念，古已有之。
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历来十分重视荣辱观念。
“不知荣辱乃不能成人”、“宁可毁人，不可毁誉”、“宁可穷而有志，不可富而失节”等等格言警句，都说明古代的哲人志士将荣辱放到了与人格一样重要的地位。
这是我们民族珍贵的思想财富，对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荣辱观念，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民族那里，是有区别的。
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着眼当代中国发展的全局，面向中华民族的未来，紧密联系当前社会风气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汲取了我国传统荣辱观的精华，具有很强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实践性。
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现实针对性是什么
一个现代社会总体上是开放和宽容的，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依然有自己的底线和准则。
现代社会生活多样性，给了每个人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
但不论怎样选择，都不能离开做人的底线，都不能颠倒是非，以丑为美，以恶为善，以耻为荣。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在我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必须树立的社会价值观和个人人生观。
它应当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共识，也应当成为每个人做人的准则。
胡－锦涛同志关于荣辱观的重要讲话，切合人们的思想实际，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必将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共鸣。
鲁迅与个人主义的相关内容
（一）摘语 迅多次用“个义”表达，举作及书简中数条如下： （1） “物反，则先觉善斗之士出矣：德人斯契纳尔（M•Stirner ）乃先以极端个人主义现于世。
谓真之进步，在于己之足下。
……故苟有外力来被，则无间出于寡人，或出于众庶，皆专制也。
”（1907）[1] （2）、“若夫尼佉，斯个人主义之至雄杰者矣，希望所寄，唯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
”（1907）[2] （3）、“若夫非物质主义者，犹个人主义然，亦兴起于抗俗。
”（1907）[3] （4）、“人都知道，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思潮最为勃兴，中心是个人主义；……”（1921）[4] （5）、“一九零五年发生革命了，他也许多时候专做他的事：无治的个人主义（Anarchistische Individualism）的说教。
”（1921，“他”，指《工人绥惠略夫》的作者阿尔志跋绥夫。
）[5]约四年后，在一封信里，鲁迅重提绥惠略夫： （6）、“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
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究竟可有这样的时候、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而大家尚以为是黄金世界的事，其病根就在人们各各不同，不能像印刷书似的每本一律，要彻底地毁坏这种大势的，就容易变成‘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如《工人绥惠略夫》里 所描写的绥惠略夫就是。
这一类人物的运命，在现在——也许更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愤激之余，——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
”（1925年3月18日致许广平信）[6] （7）、“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吧。
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做事的时候，有时却为自己玩玩，有时则竟因为生命从速消磨，所以故意拼命的做。
此外或者还有什么道理，自己也不甚了然。
”（1925年5月30日致许广平信。
）[7] （8）、“……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
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 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
我听得甚至有人说:‘他一世过着这样无聊的生活，本早可以死了的，但还要活着，可见他没出息。
‘于是也乘我困苦的时候；竭力给我～下闷根，然而，这是他们在替社会除去无用的废物呵
这实在使我愤怒，怨恨了，有时简直想报复。
我并没有略存求得称誉，报答之心，不过以为喝过血的人们，看见没有血喝了就该走散，不要记着我是血的债主，临走时还要打杀我，并且为 消灭债券计，放火烧掉我的一间可怜的灰棚。
我其实并不以债主自居。
也没有债券。
他们的这种办法，是太过的。
我近来的渐渐倾向个人主义，就是为此；常常想到像我先前那样以为“自所甘愿，即非牺牲”的人，也就是为此；常常劝别人要一并顾及自己，也就是为此。
但这是我的意思，至于行为，和这矛盾的还很多，所以终于是言行不一致……”（1926年12月16日致许广平信）[8] （9）、旧的和新的，往往有极其相同之点——如个人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往往都反对资产阶级，保守者和改革者往往都主张为人生的艺术，都讳言黑暗，棒喝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都厌恶人道主义等——……（1928）[9] （10）、……但中国却有此例，竟会将个性，共同的人性（即林氏之所谓个人性），个人主义即利己主义混为一谈，来加以自以为唯物史观底申斥，倘再有人据此来论唯物史观，那真是糟糕透顶了。
（1928）[10] （11）、“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
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
……”（1930）[11] 本文基本同意这样的论点：鲁迅具有无政府个人主义思想。
[12]本文主要说明鲁迅多次用“个人主义”表达，并不都指谓无政府个人主义；鲁迅所谓个人主义含意与政治哲学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不同；而且鲁迅曾界定“个人主义”即“利己主义”。
（二） （1）、（2）、（3）均出自《文化偏至论》（1907），该文的中心是“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 [13]，此时的鲁迅怀抱改造国民性以救国的热忱，又深受尼采超人哲学及无政府主义影响，所以，《文化偏至论》不是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的主张。
因为自由主义或个人主义并不反对物质主义，更不“排众数”。
相反，它们的基础是自由平等的“众数”的物质生活与“灵明”的协调进步。
这里需要排除一个望文生义的误解，就是1980年代以来有论者把鲁迅的“重个人” [14]，与人道主义（humanism）进而与自由主义甚至个人主义联系起来，这是善意的误解。
鲁迅的“重个人”，并不包括众人或《文化偏至论》中屡屡鞭挞的一般大众即“庸众” 或“众庶”，而是众人之外的少数“大士天才”即尼采式“超人。
”自由主义者、个人主义者更不会提出对“以愚民为本位”的批评，更不会对“愚民” “恶之不殊蛇蝎，甚至也决不会以“愚” 限定“民”。
”正是因为鲁迅当时明确地重“大士天才”，力排众数，所以称极端个人主义者即无政府个人主义者施蒂纳（M•Stirner鲁译“斯契纳尔” ）为“先觉善斗之士”，需要注意的是，当时鲁迅用“极端”、“个人主义者”及二者叠加，均无丝毫贬义，恰是推举表彰。
（2）、（3）中“个人主义”是指尼采式超人“个人主义”和“非物质主义者”的个人主义，也是属于非理性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或无政府个人主义。
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介绍19世纪末以施蒂纳为先导的无政府个人主义的谱系传承，热情表彰19世纪末叶“新神思宗” ：（“神思宗” 可读为“唯心主义” ，“新神思宗”可读为“唯意志论” ―――引者）：“时乃有新神思宗徒出，或崇奉主观，或张皇意力，匡纠流俗，厉如电霆，使天下群伦，为闻声而摇荡。
……”，[15]，指出新神思宗首者为施蒂纳（M•Stirner鲁译“斯契纳尔” ），并热情赞扬其极端个人主义思想。
[16]接着列举叔本华、克尔恺格尔、甚至易卜生，鲁迅认为，这个“新神思宗”是19世纪初“神思宗”的新发展，而且预言它将成为“二十世纪文化始基”[17]。
这也正是他自己的思想的不无浪漫的写照。
属于早年的（1）、（2）、（3），虽然未用“无政府个人主义”的名目，但借无政府主义学说及尼采哲学而突出其个人性，自然会归结于无政府个人主义。
孙龙基在详细介绍无政府个人主义的发展脉络时曾征引海外研究成果：“有研究者指出：这个传统（指无政府个人主义，即anarcho-individualism-----引者）早已见于施蒂纳、叔本华、克尔恺格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至19世纪末的尼采与弗洛伊德，乃全面盛开。
” [18]并且论断：“……他（指鲁迅—引者）提倡的个人主义不只是西方式的，而且在西方也是最极端的那一派，亦即尼采型的与社会对立才能下定义的那种‘个人’。
” [19] 关于（4），“十九世纪末的俄国，思潮最为勃兴，中心是个人主义。
”综观从（1）到（5），此处“个人主义”仍指无政府个人主义。
为了确证，多说几句。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俄国处于一个动荡时期，思潮确也相当活跃。
国外有学者指出：“所谓的虚无主义运动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的宣传和革命活动的中心，……显然，这场运动以一个极端个人主义的哲学为出发点，……”[20] 无政府个人主义的哲学根底是虚无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与“无政府个人主义”相通。
，俄国的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突出到了这种程度，以至于尼•别尔嘉耶夫强调说：“民粹主义是俄罗斯的特殊现象，正如俄国的虚无主义、俄国的无政府主义是俄罗斯的特殊现象一样。
” [21]鲁迅所说“个人主义”不可能是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一来鲁迅对它并不熟悉，[22]二来，俄罗斯和中国一样同属东方专制主义，情况有些相似，“俄罗斯没有体验过西欧西欧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我们这里没有出现文艺复兴。
”[23]这说的是俄罗斯与西欧的深刻区别。
因此，个人主义不可能是19世纪末俄国思潮的中心。
所以（4）中的“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个人主义。
到了1920年代， （5）、（6）则具体地标出无政府个人主义了。
——鲁迅称之为“无治的个人主义（Anarchistische Individualism）”，有时他也称之为“个人的无治主义” 。
[24] （4）（5）出自同文。
译者自愿译某一著作时，多是因为该著作引起了他思想的同情、共鸣甚至崇拜。
鲁迅翻译他称之为厌世主义作家的阿尔志跋绥夫的并不著名的《工人绥惠略夫》，无疑是作家作品引起了他的同情与共鸣，也就是说，在写《文化偏至论》等论文的十多年后，他在俄国一个普通作家的作品里又找到自己思想的印证。
鲁迅赞同无政府个人主义的关键，在于他和如绥惠略夫等人一样，认为自己赤心救群众反而为群众所害，不等于说他完全认同阿尔志跋绥夫或完全认同主人公绥惠略夫的无政府个人主义的思想。
他不会像绥惠略夫一样，“愤激之余，——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
”。
全面地看，鲁迅不会让自己思想中的无政府个人主义发展到危及他人的地步，这是自年轻时那种血荐轩辕的志向所决定的。
从（1）到（6），“个人主义”指的是无政府个人主义。
（7）是1925年私人通信。
研究者发现，原信在出版时有更动。
第一，其中“个人主义”原为“个人的无治主义”，[25]第二，原信中人道主义和个人的无治主义都有引号，出版时引号去掉。
《两地书》在1933年4月由上海青光书局初版，这一改动距写信有八年之久。
为什么改动
这是否只是修辞问题
还是关乎思想认识
本文认为主要是思想认识有变化。
“人道主义”，至少有几种理解：1、指近代以降的西方思想体系，即humanism；2、“接近没有条件的、服从超越命令的、宗教意义上的献身”[26]，如鲁迅常提到但并不满意的老托尔斯泰的博爱主义。
（鲁迅称为“大爱主义”。
）3、用来指仁爱、为公的品质，包括此类传统，如儒家仁爱（或无意识地剔除其礼教专制的一面），“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就是此意。
熟悉西学的人士，或对鲁迅把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对立起来感到突兀。
但鲁迅与胡适等专治西学人士不同，他留学日本，不谙自由主义、更不是自由主义者[27]，他不会在humanism意义上用人道主义。
他对国家民族的献身精神使他接近托尔斯泰的式的人道主义，但他也没有托尔斯泰那种宗教信仰，不是无条件的，而且他还信仰与博爱主义相矛盾的超人哲学。
事实上，鲁迅旧学深厚，忧国忧民、锐意革新、关切底层的传统精神在心理深层主导着他，由于启蒙时代对传统思想的全盘性反对，当他用“人道主义”表达自己时，虽同情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但又敏锐地意识到它的不分敌我与自己有抵触，所以加上引号，此时，那被压入潜意识的传统的仁者爱人思想的正面因素，可能起着潜隐并不可忽视的作用。
因此，这里的“人道主义”所以加上引号，是具有某种私人性、特殊性的。
鲁迅虽然在1907年热情介绍无政府个人主义，在1920年代初大力译介《工人绥惠略夫》，但对无政府个人主义者的极端行为，如上文所指出的，是持批评态度的。
一直关切国族前途命运的鲁迅，在不能爱人时也不会冲破传统的仁者爱人的道德底线从而害人，但他的个性以及学养（如对“张扬意力”的唯意志论和张扬个性的魏晋思想文学的研究与兴趣），使他长期认同无政府个人主义，所以，他在信中用“个人的无治主义”表达，但也加上引号，以示特别，——是表示基本赞同而有保留。
对这些私人性、特殊性的因素，希望读信的知己明辨，加引号的原因或在于此。
约八年后，信发表时， 从1920年代中后期到1930年代初期，鲁迅经历了 “三•一八”惨案，“四•一五”事变，在“四•一五”事变后，一方面，虽然与国民党在思想上还有种种联系，（与许广平加入国民党自然也有关系，对本文此处“与国民党在思想上还有种种联系” 这一表达，请从广阔的文化视野看，请勿用新传统的一抓就灵的阶级斗争的眼光解读。
）[28]，另一方面，与世界知识分子左转同步，他的思想也正试探地左转：购买社会主义论著、谈唯物史观、翻译卢那察尔斯基和普列汉诺夫著作、加入左联，（显然，他的左转，与创造社诸人的极左不同），……以及私人生活巨变，但他的基本素质如目光犀利、坚定、冷静，都使他不轻易人云亦云。
鲁迅不是体系性思想家，他对许广平坦露自己思想“本含有许多矛盾” ，加之有了上述经历后，他对早年的无政府个人主义的热情减少，所以，把信中“个人的无治主义”改为“个人主义”，而当使“人道主义”、“个人主义”面对公众，那些细微的私人性、特殊性就更难被察辨也没必要特别示出了，所以引号就去掉了。
原信“‘人道主义’ 与‘个人的无治主义’”，其实也是为社会服务的仁爱精神与从施蒂纳的极端个人主义直到尼采的超人主义，它们是很难相洽的，故曰“消长起伏”。
刘半农当年曾赠鲁迅一联：“托尼学说，魏晋文章”，精到地概括出鲁迅思想构成，上联正是“‘人道主义’ 与‘个人的无治主义’”的注解，下联也是他的思想渊源，从庄周到魏晋文人士个性绝对自由的追求。
1930年代，国内外形势极为复杂，本来矛盾就多的鲁迅面临困难的抉择，王晓明用“无法直面的人生”命名所著《鲁迅传》，恰当地标示出传主一生的思想矛盾。
而鲁迅先是用或然判断把互相矛盾的人道主义与个人的无治主义并列，改动后互相矛盾的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在利己主义的意义上，见下文）仍然是或然判断并列，他甚至没有顾及在世界思想史上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一致性，说明他对个人主义、个人无政府主义以及人道主义的认识和态度，都含有某种不确定性。
也可以说，至少在这个时候，他对自己曾热中的无政府个人主义和自己肯定的人道主义都仍然有某种程度的不满意。
与本文直接相关的是，从（7）开始，他所用“个人主义”的含义也有些变化不定了。
（8）中鲁迅说自己“我近来的渐渐倾向个人主义”中的“个人主义”不可能是已经否定的即（7）中被改掉了的无政府个人主义，而是利己主义；（9）中的“个人主义”则相反，在传统文化视野中以及鲁迅当时的思想状态下，与社会主义对举并反对资产阶级的不可能是利己主义，这里的“个人主义”应该仍是指无政府个人主义。
（10）是辩论文字，所以中特别标出“个人主义即利己主义”，说明此处不可混淆。
（11）属于自我分析，“个人主义”显然是指利己主义。
从（7）开始，（9）为例外，一般情况下，鲁迅所用“个人主义”的含义是指利己主义（egoism），就是他自己所说：“做事的时候，有时却为自己玩玩，……”。
（三）结语 1、从1907年到1932年，鲁迅用“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无关，鲁迅用“个人主义”先是指个人无政府主义，后来主要指利己主义。
1932年为出版《两地书》把1925所判定的 “个人的无治主义”改为“个人主义”，大致可以看作一个分界，即：1930年代初，他的无政府个人主义逐渐淡漠和消减。
2、此前，在公开的的文章中叙述某种客观事实时，“个人主义” 含义有时还不一致，如（9）、（10）；但用于自己，在自我说明、自我解析时，如（8）及（11），“个人主义”都指谓利己主义。
就是说，他不轻易把“利己主义”确定地加在自己头上：1926年尾还谨慎地说自己“渐渐倾向个人主义……”。
3、在1930年代，鲁迅用 “个人主义”指谓利己主义，应该看作一个不可忽视的事件，它不仅说明鲁迅对自由主义的陌生，而且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惯性的拒斥力之大，因为这里误读者是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的鲁迅，而且是以硬骨头精神著称、一生突出鲜明地保持了独立人格的伟大文学家鲁迅。
这件事至今对中国读书人都该是一面镜子。
而且，鲁迅这一错误指谓直通后来的新传统，人们还记得1950年代末“拔白旗”、“反右倾”等运动期间，“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的政治口号曾成为全国读书人改造灵魂的座右铭。
[29] 此外，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补说。
一是，鲁迅用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分析自己，但在我们这里，由于种种原因，一般不会有人用利己主义判断鲁迅，但不等于鲁迅伟大，就没有人人难以避免的利己主义性质的行为。
或者说，鲁迅说自己有利己主义，只是表面地给自己扣帽子。
——如此理解，无助于还原真实的鲁迅。
不过，限于题旨，本文对此存而不论。
[30] 二是如何估量无政府个人主义在鲁迅思想中的分量，对此可能有争论。
本文认为鲁迅虽然对无政府个人主义有长期的的亲和与肯定，但如上文所述，还是有保留的。
所以林毓生强调：“从他（鲁迅—引者）毫不犹豫地应用尖锐的逻辑推论来参与全盘性反传统运动去观察他的思想的演变，在他的思想中未曾继续推演到在逻辑上极具合理性的虚无主义的结论——这一事实应该予以特别注意。
” [31]这里虚无主义应该包括无政府个人主义的。
就是说鲁迅的思想一直处于复杂的矛盾状态，他与胡适等人不同，他对各种主义即体系性思想似乎做真正研究不多，也很少把自己断然归于某种体系性思想，所以对许广平说到自己思想时要补充：“此外或者还有什么道理，自己也不甚了然。
”，——虽然他对历史和现实有着不凡的洞察力。
也正是如此，在1930年代，他大致仍然是在思想困局中，没能有从容的思考，又受交游影响；一个曾热中无政府个人主义的人，也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倾向极权；尤其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和革命的立场鲜明的话语，确实吸引着他，于是他随着世界知识分子左转，也选择了左转，成为革命的同路人，逝后不久就长期被意识形态化，——也被扯进“瞒和骗的大泽”。
但是，不到半个世纪后，他身后的种种，正说明他最后的选择缺乏思想家的眼光，所幸的是，他没有进入新传统。
[32] 【注释】 [1]、[2]、[3]、[13]、[14]、[15]、[16]，[17]《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卷1，页51，页52，页53,页46，页50，页53，页51，页49。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5]《翻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鲁迅全集》，卷 10，页167,页166。
[6][7][8]《两地书》，《鲁迅全集》，卷 11，页19-20 ；页79-80；页，249。
[9]《三闲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1928年4月10日，《鲁迅全集》，卷 4，页111。
[10]《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1928年8月10日，《鲁迅全集》，卷 4，页126-127。
[11]《三闲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930年1月，《鲁迅全集》，卷 4，页209。
[12]这一论点分别由林毓生、孙龙基提出。
孙龙基：似乎所有对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研究都出现一个盲点，偏偏遗漏了无政府个人主义，……，见孙龙基：《历史学家的经线•世纪末的鲁迅》，页181，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并在同页对此句有注曰：林毓生倒有一篇文章涉及鲁迅的无政府个人主义，详《鲁迅个人主义的性质与涵义-----兼论国民性问题》，《二十一世纪》总12期[1992]，第83-91页，……。
[18][19]孙龙基：《历史学家的经线•世纪末的鲁迅》，页168，页181。
[20]罗德•霍顿 文森特•霍珀：《欧洲文学背景》，页410-411，房炜 孟昭庆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作者还推测，虚无主义运动似乎取名于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
[21][23]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页102，页86，雷永生 邱守娟译，三联书店，1985。
[22][27]请参阅：邵建：1、《中国自由主义的胡冠鲁戴》，《世纪中国》（） 上网日期 2001年12月14日；2、《事出刘文典》，《书屋》，二〇〇二年第八期 。
[25]1、王得后《〈两地书〉研究》，页394，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2、1992年，林毓生有专文研究相关问题：《鲁迅的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见《热烈与冷静》，页185-191，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26]林毓生：《热烈与冷静•鲁迅的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页187。
[28][30]请参阅张耀杰：1、《对于鲁迅的化妆与还原------林贤治〈鲁迅的最后十年〉读后》，见“世纪中国•世纪学堂”，2005-4-18。
2、《〈两地书〉中的鲁迅与许广平》，《长城》2004年第1期，或“世纪中国”，2004-09-17 。
3、《〈两地书〉中的高长虹》，“世纪中国”，上网日期：2005-04-15。
[29] 1959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署名文章的题目 [31]接着说明原因，引如下供参考：“这一事实标示着他是继承着中国文化（尽管其结构已经崩溃）的基本态度之一——一贯从‘天人合一’有机宇宙观所衍生出来的，认为由人性的内涵可达到超越，在人生的活动中可臻神圣之境的态度。
此外，他根据他民族主义的信誓为中国的新生所做的努力，以及他对于思想力量的信仰（因此，他觉得一个作家可对中国的新生做出贡献）——此一信仰在冷酷的现实压力之下偶会动摇，但就整体而言，终其一生坚信不移——这些都加强了他从中国的世界观中所承继的基本态度，此一态度阻止了他的虚无主义在逻辑推演上所可能达到的结果。
在一再承担着挫折感与深沉的绝望之中，鲁迅把自己坚定地奉献给中国重建的工作当作是他在现世现实的人生中追求意义的活动的一部分——这样的举措显示了一个纯正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
”林毓生：《热烈与冷静•鲁迅思想的特质》页181，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