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生于何时
死没
生于1922年10月日。
安徽合肥人。
美籍华裔。
还健在。
曾与李政道一起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杨振宁小时候的故事
12少年狂：我将来要拿诺贝尔奖 杨振宁在7岁的时候来到清华园，在这里一共住了8年。
当附小叫成志小学，里面有两个大头，一个是杨振宁杨大头，一个是俞平伯的儿子俞大头。
杨振宁小时候，至少不是一个最守规矩的孩子。
据他自己说，清华的每一棵树他都爬过。
中学是在绒线胡同上的，就是现在的北京市第31中。
那个学校当时只有不到300个学生。
这时候，当北大数学教授的父亲杨武之已经知道儿子学数学的能力很强。
他当时如果教儿子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儿子一定学得很快，会使他十分高兴。
可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初一与初二之间的那个暑假，请雷海宗教授介绍一位历史系的学生教杨振宁学《孟子》。
所以在中学时代杨振宁就可以背诵《孟子》全文。
杨武之喜欢围棋和京剧，但并不去培养儿子这些方面的兴趣，下棋可以让儿子17颗子，唱也只教他唱一些民国初年的歌曲如上下数千年，一脉延，中国男儿，中国男儿……等。
对于父亲书架上的许多英文和德文数学书籍，杨振宁常常翻看。
因为外文基础不够，所以看不懂细节，每次去问，杨武之总是说：慢慢来，不要着急。
上课念书的时候，杨振宁喜欢东翻西看，一次看了艾迪顿写的《神秘的宇宙》，那里面讲的是20世纪到那个时候为止，所发现的一些新的物理学的一些现象与理论。
他顿时被激发出了极大的兴趣，所以回家以后就跟父亲、母亲开玩笑，说要得诺贝尔奖金。
杨振宁在抗战胜利的1945年夏天离家赴美国求学。
那天清早的细节至今历历在目：父亲只身陪我自昆明西北角乘黄包车，到东南郊拓东路等候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
离家的时候，四个弟妹都依依不舍，母亲却很镇定，没有流泪。
到了拓东路父亲讲了些勉励的话，两人都还镇定。
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
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
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
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
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
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崩发，不能自已。
1928年到1945年这17年时间，是父亲和我常在一起的年代，是我童年到成人的阶段。
古人说父母对子女有'养育'之恩，现在不讲这些了，但其哲理我认为是有永存的价值的。
父亲介绍我接触了近代数学的精神，给了我不可磨灭的印象。
40年以后杨振宁这样写道我的物理学界同事们大多对数学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
也许因为受我父亲的影响，我较为欣赏数学。
我欣赏数学家的价值观，我赞美数字的优美和力量；它有战术上的机巧与灵活，又有战略上的雄才远略。
而且，奇迹的奇迹，它的一些美妙概念竟是支配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
无论如何，父亲与儿子的分别，是人生之中最顺理成章、最令人惆怅，最刻骨铭心的分别。
此一去，三叠阳关，唱到千千遍。
23岁的杨振宁也许没有想到，他真的应验了12岁时的戏言，为中国人拿回了第一个诺贝尔奖。
中外著名数学家有哪些
（详细介绍）
著名的数学大师苏步青，自1931年3月应著名数学家陈建功之约，载着日本东北帝国大学的理学博士荣誉回国，受聘于国立浙江大学，先后任数学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训导长和教务长。
至1952年10月，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才有点不太情愿地到了上海复旦大学数学系任教授、系主任，后任教务长、副校长和校长。
他曾任多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以及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回望苏步青的百年人生路，也是崎岖泥泞，故事多多，今选几则以慰读者。
故事一 公元1902年9月23日，那是一个普通的日子，可对祖辈从福建同安逃荒到浙江平阳带溪村的苏祖善家来说，那是一件难得的大喜、大吉的日子。
真是老天有眼，天官赐福。
苏祖善家添了一丁，夫妻俩笑得合不拢嘴，终于有了世代务农的“接班人”。
可苏祖善夫妻俩从未上过学，尝够没有文化的苦，望子成龙心切，于是给儿子选取“步青”为名，算命先生还说上一番好话，以“步青”为名，将来定可“平步青云，光宗耀祖”。
名字毕竟不是“功名利禄”的天梯。
正当同龄人纷纷背起书包上学的时候，苏祖善交给儿子的却是一条牛鞭。
从此，苏步青头戴一顶父亲编的大竹笠，身穿一套母亲手缝的粗布衣，赤脚骑上牛背，鞭子一挥，来到卧牛山下，带溪溪边。
苏步青家养的是头大水牛，膘壮力大，从不把又矮又小的牧牛娃放在眼里。
有一次，水牛脾气一上来，又奔又跳，把苏步青摔在刚刚砍过竹的竹园里。
真是老天庇佑，他跌在几根竹根中间，未有皮肉之苦，逃过一劫。
放牛回家，苏步青走过村私塾门口，常被琅琅的书声所吸引。
有一次，老师正大声念：“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
”他听后，就跟着念了几遍。
此后，他竟记住了顺口溜，放牛时当山歌唱。
苏祖善常听儿子背《三字经》、《百家姓》，心存疑惑。
有一次，正好看见儿子在私塾门口“偷听”，为父的心终于动了，夫妻一合计，决定勒紧裤带，把苏步青送进了私塾。
故事二 9岁那年，苏步青的父亲挑上一担米当学费，走了50公里山路，送苏步青到平阳县城，当了一名高小的插班生。
从山里到县城，苏步青大开眼界，什么东西都新奇。
他第一次看到馒头里有肉末，常用饭票换成钱买“肉馒头”吃。
一个月的饭票提早用完了，只好饿肚子。
他见到烧开水的老虎灶，也觉得好玩，把家里带来的鸡蛋掷进锅里，一锅开水变成一锅蛋花汤，烧水工看到气极了，揪住他打了一顿。
苏步青整天玩呀、闹呀，考试时常坐“红交椅”，到期末考试，他在班里得了倒数第一名。
可是，他的作文写得还不错，私塾里的“偷听”，激发了他学习语文的兴趣，为作文打了一点基础。
然而，语文老师越看越不相信，总认为苏步青的作文是抄来的。
因此还是批给他一个很低的分数。
这样，更激发了他的牛脾气，老师越说他不好，他越不好好学，一连三个学期，都是倒数第一名。
同学和老师都说他是“笨蛋”。
有一次，地理老师陈玉峰把苏步青叫到办公室，给他讲一个小故事：“牛顿12岁的时候，从农村小学转到城里念书，成绩不好，同学们都瞧不起他。
有一次，一个同学蛮横无理地欺负他，一脚踢在他的肚子上。
他疼得直打滚。
那个同学身体比他棒，功课比他好，牛顿平时很怕他。
但这时他忍无可忍，跳起来还击，把那个同学逼到墙角，揿在墙上。
那同学见牛顿发起怒来如此勇猛，只好屈服。
牛顿从这件事想到做学问的道理也不过如此：只要下定决心，就能把它制服。
他发愤图强，努力学习，不久成绩跃居全班第一，后来成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 苏步青见陈老师不批评他，还给他讲故事，心里很感激。
陈老师见他垂着头，摸摸他的头后说：“我看你这个孩子挺聪明嘛，只要肯努力，一定可以考第一名。
”又说：“你爸爸、妈妈累死累活，省吃俭用，希望你把书念好。
像你现在这样子，将来拿什么来报答他们
”苏步青再也抑制不住心灵的震撼，泪水像断线的珍珠淌在自已的胸前，第一次感到自己做错了事。
此后，他完全变成了懂事的孩子，不再贪玩，刻苦读书，到期末考试得了全班第一名。
故事三 温州的浙江省立第10中学的一堂数学课，把苏步青引向通往数学王国的路。
从日本留学回温州的杨老师在上数学课时，带着忧国忧民的真情：“当今世界，弱肉强食。
世界列强仰仗船坚炮利，对我国豆剖瓜分，鲸吞蚕食。
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
为了救亡图存，必须振兴科学。
数学是科学的开路先锋，为了发展科学，必须学习好数学。
”杨老师的话，打动了苏步青的心。
从此，他的兴趣从文学向数学转移。
有一次，苏步青用20种不同的方法证明了一条几何定理。
校长洪泯初得知后，把苏步青叫到办公室，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好学习，将来送你留学。
”到苏步青中学毕业时，洪校长已调到北京教育部任职，但他仍关心苏步青的学习，寄来了200元资助苏步青留学。
1919年，17岁的苏步青买了一张去日本的船票，余170元钱要维持3个月的生活，实在很艰难。
他每天只能吃两餐饭，无钱请日语老师，只好拜房东大娘为师。
最后他用流利的日语回答了主考官的提问，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名牌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系。
1924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数学系，师从著名几何学家洼田忠彦教授。
1927年，大学毕业后，他又在课余卖报、送牛奶、当杂志校对和家庭老师，用所挣得的钱做学费，免试升入该校研究生院做研究生。
并以坚强的意志，刻苦攻读，接连发表了41篇仿射微分几何和射影微分几何方面的研究论文，开辟了微分几何研究的新领域，被数学界称作“东方国度上升起的灿烂的数学明星”。
1931年3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荣获该校理学博士学位，成了继陈建功之后获得本学位的第二个外国人。
此后，国内外的聘书像雪片似的飞来，苏步青一一谢绝。
因为两年前陈建功获理学博士位时，曾约苏步青到条件较差的浙大去。
苏步青说：“你先去，我毕业后再来。
让我们花上20年时间，把浙大数学系办成世界第一流的数学系……”这兴许就是苏步青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不愿离开浙大的情缘。
走上工作岗位后，苏步青在科研和教学上取得了令世人叹服的光辉业绩，除做研究生时发现的四次（三阶）代数锥面，被学术界誉称为“苏锥面”外，后在“射影曲线论”、“射影曲面论”、“高维射影空间共轭网理论”、“一般空间微分几何学”和“计算几何”等方面都取得世界同行公认的成就，特别在著名的戈德序列中的第二个伴随二次曲面被国内外同行称为“苏的二次曲面”。
他还证明了闭拉普拉斯序列和构造（T4），被世界学术界誉称为“苏（步青）链”。
因此，德国著名数学家布拉须凯称苏步青是“东方第一个几何学家”，欧美、日本的数学家称他和同事们为“浙大学派”。
的确，自1931年到1952年间，苏步青培养了近100名学生，在国内10多所著名高校中任正副系主任的就有25位，有5人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连解放后培养的3名院士，共有8名院士学生。
在复旦数学研究所，苏步青更有谷超豪、胡和生和李大潜高足，形成了三代四位院士共事的罕见可喜现象。
故事四 “七七”事变后，浙江大学被迫西迁。
在这国难当头，举校西迁时，苏步青接到一封加急电报：岳父松本先生病危，要苏步青夫妇去日本仙台见最后一面。
苏步青把电报交给妻子说：“……你去吧，我要留在自己的祖国。
”苏步青妻子苏松本说：“我跟着你走。
”但因妻子刚分娩不久，不能随行内迁，苏步青把妻子送平阳乡下避难，直到1940年暑假，由竺可桢校长特批一笔路费，才将妻子和女儿接到湄潭。
在湄潭的日子里，师生的生活极其艰苦，大学教授靠工资也难以糊口。
苏步青买了一把锄头，每天下班回家或休息日，就开荒种菜，有一次，湄潭菜馆蔬菜馆供应不上，就从苏步青菜地里要去几筐花菜。
还有一天傍晚，竺校长来到他住的破庙前，看见苏步青正挑水种菜，苏松本背着儿子烧饭。
细心的竺校长见锅里全是萝卜、地瓜干，就问苏步青。
苏步青解释说：“我家孩子多，薪水全拿来买米也不够吃。
地瓜干蘸盐巴，我们已吃了几个月了。
”竺可桢惊愕了。
于是，他特许苏步青两个读中学的儿子，破例吃在中学、住在家里（因为苏家拿不出被褥）的特殊待遇。
生活上的困难每况愈下，苏步青的一个小儿子因营养不良，出世不久就死去了。
苏步青把他埋在湄潭的山上，在小石碑上刻着“苏婴之冢”几个字。
然而，生活上的困难吓不倒有意志、有毅力的人，浙大的教学和科研依然有条不紊地进行。
苏步青也是带着困难走上讲台的。
当他回身在黑板上画几何图形时，学生们就会议论苏老师衣服上的“三角形、梯形……”的补丁，还有屁股上的“螺旋形曲线”
晚上，苏步青把桐油灯放在破庙的香案上写教材，终于用自己坚忍不拔的意志完成了《射影曲线概论》一书。
1994年夏，笔者有幸在青岩看到苏步青迁徙途中住过的小庙，一种崇敬之情油然而生，令人难以忘怀。
故事五 1972年12月7日，苏步青的学生、著名数学家张素诚，因《数学学报》复刊之需，拜访各地数学家，到上海理应拜访苏老师，没想到苏老所赐的《射影几何概论》（英文版）一书上，别开生面在扉页题了一首诗： 三十年前在贵州， 曾因奇异点生愁， 如今老去申江日， 喜见故人争上游。
这不仅打破常人的题词俗话，把师生之情和盘托出，又足可看出苏老诗艺的高超，文学功底的深厚了。
许多人都知道苏步青是数学大师，却不知道他还是位文学大师，写作大家和诗人。
他从小酷爱古诗文，13岁学写诗。
读初小时常骑在牛背上诵读《千家诗》等。
几十年来，他与诗为伴，与诗书同行，每次出差，提包里总放一二本诗集，如《杜甫诗选》等。
苏步青不仅读诗，更有作诗兴趣，几十年笔耕不辍，写了近千首诗作。
在他96岁高龄时，北京群言出版社出版了《苏步青业余诗词钞》，共收近体诗444首，词60首，由苏老手写影印，其中1931～1949年早期作品191首，内有词47首。
从中我们可以领略苏老60年间的学术生涯和诗书技艺折射的光芒，富有时代气息，给人以诸多的启迪。
回想浙江大学内迁湄潭时期，他和数学大师钱宝琮等创设湄潭吟社，在生活极度困难下，自费出版了《湄潭吟社诗存第一辑》，内收各家诗词约100首。
在国难当头日子里，诗人们品茶吟诗，或切磋教义，或评论时局，其忧国思乡，愤世嫉俗之情常流露于笔端。
1944年，苏步青以“游七七亭”为诗题作一诗： 单衣攀路径，一杖过灯汀。
护路双双树，临江七七亭。
客因远游老，山是故乡青。
北望能无泪，中原战血腥。
这是苏步表以物寄情，对家乡沦陷和祖国山河破碎的怀念和人民奋起抗战的歌颂，爱国忧世之情自心中汩汩流出。
苏步青的诗艺高超，令人叹为观止。
他的诗意境高远，笔调清新，常用典故，富有哲理。
读了苏步青的许多诗，不仅使人感到苏老常对后学谆谆教导“金字塔”般基础之重要，文理相通之亮点。
他几十年如一日，巧用自称“零头布”（零碎时间）来学习和研究，这些永留人间的好诗词，不就是苏步青充分利用零碎时间的佐证吗
杨振宁和翁帆的故事 是说什么的
爱情来了无处可逃 2003年底，在读研究生的翁帆来到香港游玩。
自1998年从英语系毕业后，她先后在汕头和深圳的贸易公司工作过，在经历与一名香港职员为期两年的失败婚姻后，于2002年重返校园读研究生。
在香港期间，翁帆想起杨振宁曾经告诉她：他和太太一般在香港中大度暑假。
于是，她动了联系杨振宁的念头。
原来，早在1995年暑假，召开首届世界华人物理学大会，翁帆被学校选中，负责接待杨振宁、杜致礼夫妇。
清纯可爱的她当时深得科学家夫妇的喜爱。
此后多年，她和杨振宁夫妇偶有书信往来。
2003年秋杜致礼在美国去世，远在广州的翁帆并不知道。
2004年2月的一天，翁帆接到杨振宁打来的电话，邀请她到中文大学见面。
见面前，翁帆还真有些激动与紧张：分别多年了，见到已经82岁的杨振宁教授，我是否应该上前搀扶他呢
让翁帆吃惊的是，面前的杨振宁教授精神矍铄，说话、思维和行动都很快，跟八九年前几乎没什么区别。
翁帆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了。
这次见面，大家都很开心。
因为翁帆没有像理科学生对学术泰斗那样拘谨，所以谈话显得轻松随意。
这次见面以后，杨振宁对翁帆难以忘怀，他孤独的心被这个率真的姑娘温暖了。
接下来的日子，一有空闲，杨振宁就会忍不住拨打翁帆的电话。
翁帆渐渐习惯了在课余时间接听杨振宁的电话，这成了她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时不能如期接到杨振宁的电话，她会有一种失落感。
有一天，翁帆正在广州和好友逛街，杨振宁的电话又打来了，翁帆就对着电话说：“我正和上次跟你提过的那个朋友逛街呢。
”被晾在一边的好友看出了苗头，打趣翁帆说：“杨教授是不是喜欢上你了
以他的身份和地位，如果不是喜欢上你，不会这么频繁地给你打电话。
”翁帆羞得满脸通红。
凤凰花开的香港5月，杨振宁邀请翁帆一起去石澳游玩。
那天下着雨，石澳村通向海边有一段很陡的路。
为安全着想，两人很自然地拉起手，走完那段路之后又马上松开。
那时翁帆才发现，原来自己很喜欢杨振宁拉她的手。
2004年7月，翁帆和好友在网上找了两名志同道合的“驴友”，一起到内蒙古旅行。
在茫茫的草原，翁帆接到已到北京的杨振宁的电话。
杨振宁进一步邀请她去他的“归根居”做客。
每年，他有部分时间呆在清华，部分时间呆在香港。
几天后，翁帆打车来到清华园，杨振宁已经吩咐保姆为翁帆准备好可口的饭菜。
翁帆发现，多年的旅美生活，没有让杨振宁的生活方式西化，他十分传统。
喜欢吃淮扬菜、喝红茶。
两人交流多了，感觉彼此非常默契。
在北京短暂停留后，翁帆又去了山西旅行。
那段时间，她常常心神不宁，面前老出现杨振宁的笑容。
她意识到自己真的陷入爱情之中了，心里忽然很慌乱：这怎么可能呢
可静下心来想想，她认为杨振宁除了年纪大一点外，具备男人所有的魅力。
她无路可逃，唯有向爱情投降。
但她的内心仍旧很担心，毕竟两人相差54岁。
回到广州，翁帆整颗心都已留在杨振宁那里。
心里装着甜美的爱情。
她常常有写英文诗的冲动，写完后就把诗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杨振宁。
杨振宁总是把诗歌修改了又传回来。
后来，翁帆把几首自己喜欢的诗贴在网上。
的几位翻译系博士看后评价说：翁帆在英文诗歌的韵律和美感方面，的确很有天赋。
在相思中受煎熬的两个人，好不容易等到2004年“十一”黄金周。
杨振宁和翁帆商议好，一起去距离广州不太远、人又不太多的北海旅行。
杨振宁知道翁帆喜欢拍照，特地送给她一台松下。
蓝天白云大海间，留下这对忘年情侣的足迹。
翁帆穿着最喜欢的Mickey休闲装，与杨振宁一起骑，在椰林小道中快乐地穿行。
勇敢结婚轰动全球 从北海回到北京几天后，杨振宁就通过电话向翁帆求婚。
翁帆在广州接到求婚电话。
撒娇说：“哪有向人求婚不送玫瑰的
”杨振宁连忙笑着许诺：“下次见面一定补给你。
” 2004年11月，翁帆特地回了趟潮州老家。
翁帆的家境很好，翁帆的父亲翁云光向来最宠爱翁帆，那天，翁帆轻轻地向父母讲了自己与杨振宁的事情。
翁云光夫妇着实大吃一惊。
翁帆只得慢慢地解释、说服。
开明的父母最终同意了女儿的选择。
父母一点头，翁帆立即把好消息告诉杨振宁。
第二天，杨振宁就向人打听应该在哪里办理结婚登记手续，这才得知像他这样的美籍华人，必须到女方的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他赶紧打电话给翁帆，让她准备准备。
晚上，他们商定好分别给朋友写邮件分享他们的喜事。
接到他们邮件的朋友都很激动，第二天一早，的教授神秘地议论着老朋友杨振宁的新鲜事，整个上午都没法工作。
可就在这些教授一心要为杨振宁保密时，新加坡媒体却报出了杨翁订婚的消息。
媒体一下子紧紧“咬”住翁帆，弄得她连手机都不敢接。
12月22日，杨振宁和翁帆飞抵汕头。
翁帆的父母早已等候在宾馆。
杨振宁称他们为“翁先生”、“翁太太”。
而翁帆的父母则称呼杨振宁为“杨教授”。
24日上午，杨振宁和翁帆由弟弟杨振汉夫妇陪同前去领取结婚证。
杨振宁和翁帆保持着两米多的距离，一前一后走进民政局的大门。
春节期间，杨振宁陪翁帆回到广州，特地宴请翁帆在广州的朋友，并把朋友们带到他们下塌的，看他们自己拍摄的DV。
杨振宁特别喜欢拍摄DV。
翁帆取笑他“有做导演的欲望”。
两人出去玩的时候，杨振宁常常“指挥”路人替他们拍摄，还像导演一样喊“开始”、“停”。
杨振宁对翁帆的朋友特别细心、友善，和这群年轻人打成一片。
他很小心地询问年轻人对他们二人的结婚有何看法，听到祝福的话语后，又风趣地问：“那你们的父母对你们男朋友的年龄限制是不是放宽了许多
” 婚后温馨浪漫 两人结婚后，翁帆将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换成。
许渊冲是的著名教授，是杨振宁当年的清华同学。
做论文的过程中，翁帆读了许教授的大量作品，并有机会向许教授亲自求教。
尽管翁帆写作毕业论文的时间有点仓促，但她还是很认真地完成了，也得到了导师的好评。
对研究生论文实行匿名评审，请校内校外各一名专家对每位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进行评审，两位专家对翁帆的论文都给予较高评价，论文成绩良好。
以前，翁帆的生活方式倾向西式：她喜欢喝咖啡，深夜还和朋友在网上聊天，早上起得很晚。
婚后，她渐渐把自己的作息时间调整得和先生一样，早睡早起，很有规律，白净的皮肤日渐红润、有光泽。
一般来说，他们每天早上8点准时起床，香港的家里没有请保姆，翁帆就自己动手准备两人的早餐：两杯牛奶、几片烤面包、两个煎蛋，简单而有营养。
吃过早餐，杨振宁去学校上班。
这几年，他的工作主要是利用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为和引进学术顶级人才、筹款发展高等学术研究工作。
近一年时间，他已为清华筹到1000万美元，还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华裔学者、当今计算机方面的全球权威姚期智聘到清华大学。
先生上班去后，翁帆就在家里看书、修改论文。
中午12点，夫妻俩吃一点简单的午餐，然后午休。
下午两点多，夫妻二人各自工作。
晚餐一般安排在6点半左右。
在北京，家里有保姆帮着做。
在香港，翁帆有时自己做，多数时间到外面吃。
杨振宁很喜欢香港酒楼里的餐后甜品，翁帆则不敢多吃。
傍晚两个人在校园散步，他们总是亲密地手拉手，而且十指相扣，杨振宁给翁帆讲一些国际著名的物理学家的故事，或者讲他从前和家人到世界各地旅游的故事，翁帆温顺地听着，感觉温馨而满足。
晚上，两人坐在沙发上听音乐、看碟。
他们租了《人间四月天》的VCD来看。
两人还喜欢看历史剧。
翁帆看过《孝庄秘史》，觉得不错，便推荐给扬振宁看。
前些日子，他们听着古典乐曲，坐在小沙发上阅读畅销书《达芬奇密码》，一起讨论里面的惊险情节。
杨振宁一直喜欢穿淡黄、浅粉等明快色调的T恤，还喜欢扎上皮带，显得很年轻、有精神。
翁帆逐渐放弃原来喜欢的休闲打扮，转向更淑女、更稳重的装扮。
因为公寓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山那边，出门都要自己开车。
他们开的还是1980年杨振宁买的那辆日产车，有点像电影《亨利传奇》里的那种老爷车，用了近20年，有时开到闹市里，回头率很高，因为香港几乎无人开这么旧的车。
杨振宁总是自己亲自开车，他反应很快，泊车技术也很好。
香港石澳旁有个小岛，空闲的时候，杨振宁和翁帆会开车去玩。
扬振宁开车时，翁帆总是坐在旁边的副驾驶位置上温柔地注视着先生。
杨振宁很喜欢翁帆的目光，感觉像一束柔和的灯光打在自己的身上，安全而温暖。
翁帆的一个多年好友也说：“翁帆看杨振宁的目光绝对前所未有的温柔。
” 对今后的打算，翁帆希望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先生，整理先生的学术资料和讲稿。
有朋友问翁帆：“是否准备生孩子做妈妈
”翁帆说：“顺其自然吧。
” 2005年4月，杨振宁和弟弟杨振汉、杨振平一起带着妻子爬黄山。
杨振宁虽然快83岁了，可爬山时一点儿都不吃力，翁帆几乎是被他拉着走的。
杨振宁开玩笑说：“帆帆，虽然我腿脚都很灵便，但我还是喜欢牵着你的手。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拉着你的手感觉很踏实
”一路上，翁帆声音轻柔甜美，语速很慢，普通话中夹着英文。
杨振宁不时取笑她带有淡淡潮州口音的普通话。
翁帆告诉朋友们，黄山之行，让她最感叹的一点是：身体好对人太重要了。
她说杨振宁一家人的身体特别好，虽然都年过古稀，但全都很轻松地登上了黄山。
翁帆和杨振宁的家人相处得很融洽，每当杨振宁的孩子从美国打电话过来，翁帆会接过话筒和他们聊上几句。
2005年6月初，翁帆的硕士毕业论文顺利通过了。
回到北京后，她报名参加了法语班，她希望把这门学了几年同时又非常感兴趣的语言学得更好。
她还准备买一台钢琴，希望未来能闻着院子里的花香，弹着钢琴，甜美地与先生过平静的日子。
（据《家庭》）
杨振宁和李政道有哪些矛盾
转自知乎网友李政道答记者问:记者:李杨之争是历史，是现实。
虽然，历史上类似的争论不乏其例，但终归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能不能借鉴历史，趁两位当事人都还健在，使争论有一个合理的结局
进一步想问一下，您曾为结束争论、恢复和解作过什么努力
效果如何
您认为应该怎样结束这一争论
答： 在科学史上，一个重要贡献的产生和确定往往要经过至少两个阶段：先是“思想突破”，然后是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或“实验证明”。
如果是通过合作而取得成功，不同合作者事后的回忆，尤其对“突破”的产生，可能会有差异。
往往是二人曾在同一工作场合讨论， A的回忆觉得A先有这突破的思想，B可能觉得B先有。
但，二人的回忆，其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之差往往是很微小的。
同一客观事情，由于A和B不同的主观立场，其回忆可以不一样。
但是，既然二人合作的成功已有公认，对科学史研究者说来，这类争论是不值得研究和分析的。
可是李杨之争则很特别。
杨振宁1982年发表的和我1986年发表的回忆，在对当初1956年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什么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但是，对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如何产生的回忆上却完全不同。
两个说法在时间上相差了约三个星期，地点和情况也完全不一样。
当时，这个思想突破， 立刻就受到多位很重要的实验物理学家的注意，他们并立刻做了实验和分析，而且把分析的结果写成论文发表了。
之后，当时做实验的人又发表了回忆文章。
其中对事情发生的时间和经过均有细致、客观的记录。
因此，很容易证明这两个说法中哪一个是假的。
这种情形是比较惊人的，在科学史上可能也是空前的。
从前面我的回答中提到的文献和客观事实，以及当时参与宇称不守恒实验的物理学家已发表的回忆和专文记载来看， 显然杨振宁的说法与事实不合，是假的。
在有了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后，宇称不守恒的系统性分析是我和杨振宁两人合作的，为此我们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奖，这荣誉是我们两人平分的。
难道这还不够吗
可是，几十年来杨振宁对此一直不满足，最近又借出版这本新的传记的机会，再次不顾事实，一意要更大量地改变历史，这是不能容许的。
挑起这新一轮争论的又是杨振宁。
我有责任将事实真相披露出来，使大家明了，供历史检验。
我认为，尊重事实，尊重历史，是解决争论唯一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合理的结局。
这里，我还要补充一点杨振宁在对待我个人方面的一些非同寻常的表现。
江才健在他的《杨振宁传》里叙述了当年我和杨振宁相识时的情形。
可以看出，杨振宁在对我的看法上一开始就颇有矛盾。
例如，书中说“杨振宁看到李政道以后，对他的印象很好”（见《杨振宁传》201页，下同），“李政道……个性十分的随和”（200页），但是，杨振宁又说了带着侮辱性的话“李政道是上海人，有一些地方有一点像上海的小开”（207页）。
一方面杨振宁在书中自称为我的“兄长”（201页）、“大哥”（118页）、“长兄”（507页），甚而至于自封为“长辈”（228页）、“老师”（201页）、“合作关系中……资深的一方”（236页），而我则是“小弟”（207页）、学生、合作中的被扶持对象（236页）；他一人很奇怪地宣称他和我的“情谊比兄弟还要深得多”（226页），我们“共有的经验和感觉，是我们和我们的太太之间都没有的”（224页），两人的关系“比我们和我们太太之间的关系还要密切”（241页）等等，可是， 另一方面，却又说“李政道这个人不值得……信任”（207页），进而骂我“不诚实、很愚蠢而且又居心叵测”（222页），“无知”（232页），“不道德……及居心叵测”（233页）等等；他一方面宣称“不喜欢在排名先后上计较”[40]，可是事实上，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与我纠缠排名次序；他一方面自称“君子交恶，不出恶声”（505页），可是实际上是，几十年来，恶声不断，而最近出版的《杨振宁传》对我更是恶言满页。
我完全不理解杨振宁为什么会有这些很奇特，而也极矛盾的表现。
《杨振宁传》里说，杨振宁是“有分际的君子”、“心胸开阔”、信奉“中庸之道”和“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为人处世的原则（434页），从上面他的这些表现，人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君子之风呢
对我和杨振宁的合作分裂，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在他过世前，向我郑重表示了他的看法。
这是一件很不平凡的经过。
1946年我离开祖国后，第一次回国是在1972年。
当我和我夫人回到我们的出生地上海， 一位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很想和我见面。
武之先生是众所仰望的数学大师。
我在瑞士日内瓦曾和他见过面。
1972年他已在医院里。
我和去拜访时，武之先生卧在病床上，病得相当重，说话发音均颇有困难。
幸好杨振宁的妹妹杨振玉女士在旁。
武之先生觉得事属重要，每一句话，他说后，均由振玉女士重复。
武之先生请我去他病床旁，紧紧地将他的手握住我的手，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忍痛地向我说，振玉女士再全句重复武之先生说的话。
武之先生说：“很清楚振宁和你（指我）62年破裂的经过，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
”武之先生再次说：“你们（指杨振宁和我）是天下的奇才，为了中国下一代的学子，虽然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振宁。
”然后他更紧地握着我的手，反反复复地、一遍又一遍地说这几句话。
我极受感动，带泪向武之先生说：“请您放心，我一定原谅杨振宁过去不应该做的事情，也一定尽力去忘记这些事情。
”武之先生听了，手握得更紧了一些。
后来武之先生累了。
当和我告辞时，我们能够觉得出武之先生显现出的欣慰的笑容。
回到旅馆后，和我心情都很沉重，深觉武之先生的为人正直和伟大。
不久，武之先生不幸逝世。
三十年后，也已不在。
可是我相信，振玉女士和那位旅行社的陪同，一定都记得这如此令人感动的经过。
之后，我一直努力遵守我对武之先生的诺言—完全保持沉默。
可是没有想到十年以后，1982年杨振宁竟发表了如此不真实的文章，做出了这样新的不应该做的事情。
这使我1986年不得不写下《破缺的宇称》[25] 和《往事回忆》[26] 。
1986年后，我又回到以前的沉默。
但是去年杨振宁通过江才健著的《杨振宁传》，变本加厉地制造更多和更新的假话，使我不得不忍痛再一次打破沉默。
我十分清楚，李杨的矛盾，对中国的学术界，无论怎么说都不是一个好的榜样。
1972年武之先生病危时提出的要求：“为了中国下一代的学子……”一直沉埋在我的心头。
所以，多少年来，凡和杨振宁有关并有公益的事情，我都表示支持，决不抱个人成见。
如1999年杨振宁在清华大学创办的高等研究中心大楼落成，我亲自参加它的庆祝典礼，以表祝贺。
在1999年国庆前举行的友谊奖颁发大会上，我也表示了对他的谦让。
2002年北京清华大学为杨振宁举行80寿辰庆祝活动时，我也请人专程前往祝贺。
可是，完全出乎我的意外，同年杨振宁却授意出版了江才健写的《杨振宁传》，制造如此大批的、更新的假话公开地攻击我，这才使我被逼，只能又一次打破沉默。
下面是1986年我写的《破缺的宇称》的序：“一个阴暗有雾的日子,有两个小孩在沙滩上玩耍，其中一个说:‘喂,你看到那闪烁的光了吗
’另一个回答说:‘看到了，让我们走近一点看。
’两个孩子十分好奇,他们肩并肩向着光跑去。
有的时候一个在前面，有的时候另一个在前面。
像竞赛一样，他们竭尽全力，跑得越来越快。
他们的努力和速度使他们两个非常激动，忘掉了一切。
“第一个到达门口的孩子说:‘找到了
’他把门打开。
另一个冲了进去。
他被里面异常的美丽弄得眼花缭乱，大声地说:‘多么奇妙
多么灿烂
’“结果，他们发现了黄色帝国的宝库。
他们的这项 功绩使他们获得了重奖，深受人们的羡慕。
他们名扬四海。
多少年过去，他们老了，变得爱好争吵。
记忆模糊，生活单调。
其中一个决定要用金子镌刻自己的墓志铭: ‘这里长眠着的是那个首先发现宝藏的人。
’另一个随后说道:‘可是，是我打开的门。
’”同文的结尾是：“我和杨的合作在二十多年前结束了。
它的价值， 不需要更多的说明，就如我们已发表的科学论文所表现出的那样，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可是，使我真正感到伤心的，是因为新近出版的《杨振宁1945-1980年论文选及注释》一书使我不得不写这篇文章。
”而现在，使我更为伤心的是，在我和杨振宁合作结束后的四十年， 杨振宁又和江才健合作出版了《杨振宁传》，使我又不得不再次破例，打破沉默，回答今天您问的这十几个问题。
事实上，对杨振宁如此这般的行为，我也完全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引自 李政道答记者问但是 杨振宁先生的学术研究是举世无双令人瞩目的 性格缺陷和人格缺陷并不能作为抹灭其学术水平的证据 倘若通过对其人品的讨论来抹杀其在学术上的成就 也是不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