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
王国维、罗振玉、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鲁迅、严复、徐复观、蔡元培等，这些都是有一定政治思想，并且参与过著名政治活动的。
国学大师是谁
一代宗师他为大清帝国谱写的国歌，仅仅传唱了6天，国歌竟成挽歌；他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引入中国，自己却难以适应时代的变迁；他不肯充当袁世凯的幕僚，却因“被签名”而上了复辟的耻辱柱；他通过翻译和办报影响了一代年轻人，但当政者从没有在意他治国经世的理想。
严复为大清帝国谱写的国歌，仅仅传唱了6天。
1911年10月4日，严复作词、“红豆馆主”溥侗作曲的，取代了之前的代国歌，成为法定的国歌。
“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袍，清时幸遭。
真熙皞，帝国苍穹保。
天高高，海滔滔。
”几经推敲的32个字，并没有给帝国带来好运。
仅仅6天后，起义在武昌爆发，乱世的国运，已经经不起推敲。
人们还没有把这些复杂的歌词记熟，边远地方的人们甚至未及听到这段旋律，他们的兴致就被革命的热情裹挟而去。
国歌，竟成挽歌。
执拗的旧式文人 对革命不以为然起初，严复和大多数人一样，对不以为然，半年前的“”就以失败告终，革命党匆匆留下70多具尸体，曾经拒绝过慈禧太后招安的黄兴再度流亡海外。
尽管人们已经对帝国普遍失望，然而，这种表面上的稳定与繁荣，看起来又似乎牢不可破。
谁能相信，武昌的起义居然就能一蹴而就，甚至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迅速扯去了覆盖在孱弱帝国脸上的那张楚楚动人的画皮。
20天后，局势已经日渐失控，清廷发布诏书，希望能挽回民心，然而为时已晚。
对于清廷的迟钝，严复在写给英国驻华记者莫理循的信中颇有微词：“皇上发誓要永远忠实服从不久就要召开的国会的意愿。
他发誓不让任何皇室成员进入内阁；他同意对所有政治犯甚至那些反对皇上的革命者实行大赦；宪法由议会制定并将被无条件接受。
如果一个月前做到这三条之中任何一条的话，会在清帝国发生什么样的效果啊
”这些姗姗来迟的誓言，已经无从重建公众对帝国的情感与信任，然而，严复却仍在固执地为立宪留存最后的希望。
尽管他一手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残酷哲学引入中国，然而，对于一个失去帝王的中国，他依然无法想象。
就像张謇和梁启超一样，严复也将最后的赌注压在袁世凯身上。
人们一时很难理解严复近年来的转变。
袁世凯当初如日中天的时候，严复曾屡次谢绝他的邀请，不肯充当他的幕僚，以至于一向极善于用人、拉拢人的袁世凯，都失去了耐心，忿忿地发誓，“严某纵圣人复生，吾亦不敢再用。
”然而，袁世凯后来被摄政王要求解甲归田时，严复却公开站出来讲他的好话，辛亥革命爆发后，更开始主动示好，似乎全然放弃了早年的气节。
严复显然没有放弃气节，他只是秉承着一个旧式文人的执拗。
席卷全国的革命风潮，并没有让严复看到国家的转机，他目睹的只有日复一日的混乱，接踵而至的危机。
举目天下，严复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于新旧两派之中，求当元首之任，而胜项城者，谁乎
”严复别无选择，并且又一次一厢情愿地误以为身处局中。
思想上曾游移不定 回国后竟猛学八股严复的矛盾选择,源自他思想上的游移。
严复留学英国，学习的是轮船驾驶，但他却是那一批留英学员中唯一未上军舰供职的人。
据当年的留学监督李凤苞等人认为，严复的长项在理论、外文和交涉，“堪充教习”。
学成归国后，他长期担任水师学堂教职，为时长达20年，但并不如意。
留学英国的两年多时间，严复关心欧洲社会政治情形，旁听议会辩论，显示出强烈的兴趣。
然而，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执教时曾有“当年误习旁行书（即外文），举时相视如髦蛮”的诗句，对自己热衷西学似有悔意，以至于转向科举，“发愤治八比，纳粟为监生”。
从1885年至1893年，严复先后四次参加乡试，却均遭落第。
这既表明严复不甘于平庸，也说明了他在思想上的游移不定。
而甲午海战惨败后，清朝士林风气大变，思想界西风劲吹，严复才有机会发挥其长，翻译等西方重要著作，几年间名满天下，成为一代启蒙大师。
补白跟袁世凯搞复辟皮后锋著，颠覆了过去一种较普遍的观点，即认为严复参加“筹安会”，支持袁世凯复辟，是被“盗名”的，而实际上，严复参加“筹安会”基本上是自愿的。
该书还写到了一些对严复颇为负面的评价，比如，严复最亲密的学生熊纯如说：严复在西学方面，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不及，但在“勇德”方面，严复则远不如康、梁等人；而革命党人称严复：只晓得自私自利，只享权利不尽义务；章太炎说严复：在政治上视汉人为猥贱，于革命、立宪非其所措意，在中国文史知识上是仅得句读而未领其要，在译介西学上是以与中学偶合为真为喜。
跟梁启超辩文风梁启超和严复有过一场有关文风的公开辩论。
1902年，梁启超在其所办的第一期上，撰文推荐刚刚出版的严复译著，但同时也坦率批评了这本译著的复古文风。
严复不接受梁的批评，他在答辩文章中称，他著作的读者范围，只限于中国多读古书之人，为了迎合这些读者的爱好，所以他主张文风复古。
这场论辩，虽由译著文风引起，但论辩内容，已经越出了这一译著文风的范围，实际上，这是梁启超、严复两种不同文风取向的冲撞。
在当时的主流文坛，严复、梁启超的文风取向都有同道同志，例如古文名家吴汝纶就支持严复，著名诗人黄遵宪观点就与梁启超一致。
误陷复辟漩涡隐于权力背后的改革派倒向袁世凯举荐梁启超民国建立之后，严复被迫与袁世凯捆绑得越来越紧。
他向袁世凯举荐过许多人，包括梁启超，他相信这个比自己小19岁的年轻人，像袁世凯一样拥有非比寻常的力量，在报章上，他曾无数次亲身体验过这种力量，所以他敦告袁世凯，“梁启超不可不罗致到京。
”他还警告袁世凯，无论如何，不要接受革命党的条件去南京任职，否则凶多吉少，对此，张謇也持有相同的态度。
而袁世凯马上心领神会地找到借口搪塞革命党，态度坚决地留在北京。
民国初年，张謇、严复和梁启超，都热衷于政治改革，却又选择匿身于权力背后，三人之中，严复隐匿得最深，距离权力中心也最远。
日本汉学家佐藤慎一后来这样点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不是贯穿某一特定的个人或党派的意志的革命。
革命以这种形式展开，就是革命派也不曾预想到。
辛亥革命是以各种各样的利害或疑惑为背景、以超出所有中国人所能预想的形式而展开的革命，在这种意义上是不可预期的革命。
相对于这些错综复杂的政治权力之间的捭阖博弈，严复的想法则往往过于单纯，他的声望让他不可能置身事外，然而，他的执拗与天真又总是让他与时局格格不入，他曾试图影响这场“不可预期的革命”，却每每在意识到自己的边缘身份后马上选择了放弃，旧文人的敏感与自尊，塑造了他的性格悲剧，毕其一生，他都是一个局外人，满怀热忱，却又无能为力。
被唾弃的精神领袖 竟然为复辟而鼓噪被袁世凯任命为总监督时，严复曾以为自己终于等到了一展身手的机会，接踵前来应聘和举荐的朋友们，也让他颇感欣慰，他以为这一次终于可以置身于漩涡的中心，力挽狂澜，他甚至满怀憧憬地策划了许多改革的计划，试图重整的风气，甚至试图以经学来统帅北大的文科，“用以保持吾国四五千载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然而，他自身与时代的格格不入，以及来自革命党的抵牾，终究还是让他难以招架。
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写给袁世凯的呈文，让严复的处境显得更加尴尬。
蔡元培不动声色地向袁世凯暗示，任命严复，没有经过教育部提名及批准，流程上欠妥当，大总统不宜越俎代庖，“堂今拟改称为校，大学堂总监督改称为大学校校长，总理校务；分科大学监督改称为分科大学学长，分掌教务；分科大学教务提调即行裁撤；大学校长须由教育部于分科大学学长中荐一人任之，庶几各实相符，事权划一，学校经费亦得借以撙节。
现已由本部照会该总监督任文科大学学长，应请大总统任命该学长署理校长”。
作为更名后的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仅仅在任上逗留半年，便被迫辞职。
北京大学的崛起，还需要长达五年的等待，从海外归来的蔡元培亲自出任北大校长，才终于开创了一个“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时代神话，那时，严复却被那些曾经景仰过他的年轻人们无情地唾骂。
他在为袁世凯复辟而鼓噪的“筹安六君子”宣言上被动地签名，成为他难以抹去的政治污点，许多曾经视他为精神导师的年轻人，转而开始攻击他。
从北京大学卸任后的严复，渐渐淡出了中国的教育舞台，转向了政治舞台。
民国三年（1914年），他任袁世凯政府参政院参政、总统府外交顾问。
似乎与中国近代其他思想家如康有为、林纾等一样，严复晚年的思想趋于保守，从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成保守派。
而他遗言的第一条也强调了这一点：中国必不灭，旧法可损益，而必不可叛。
信达雅严复（1854.1.8－1921.10.27），字又陵，福建侯官（今福州）人。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
光绪三年（1877），严复作为清政府首批派遣留学英法的学员，赴英国学习。
思想家、学者、教育家、翻译家。
严复在《天演论》中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信”（faithfulness）是指能够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思，“达”（expressiveness）是指译文应尽量保证通顺流畅，而“雅”（elegance）则是指翻译要有文采。
此后，中国的翻译家无不从这三条标准中起步，开始了自己的翻译生涯。
补白一度消沉吸大烟严复的留英同学刘步蟾、方伯谦、林泰曾、萨镇冰等人逐渐成为北洋海军栋梁时，严复仍在北洋水师学堂充当教习，自感失落，一度消沉而吸食鸦片烟。
严复屡屡抱怨：“在北洋当差，味同嚼蜡”，甚至悲叹“四十不官拥臬比，男儿怀抱谁人知
”李鸿章得知后诚恳相劝：“汝如此人才，吃烟岂不可惜
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
”对此严复颇受触动。
辜鸿铭“杀严复”据说有一次，国学大师辜鸿铭与严复、林纾相遇，酒过三巡，一向好发奇谈的辜鸿铭突然感叹，如果我大权在握，一定要杀严复，诛林纾。
严复只是微笑沉默，林纾则惊问其故，我们三人毕竟是同乡，请你刀下留人。
辜鸿铭却毫不客气地回应，严复翻译《天演论》，国人只知道有物竞天择，而不知有公理，以致烽烟迭起，生灵涂炭；林纾翻译《茶花女》，年轻人从此着迷于谈恋爱，视礼教为无物。
不杀掉这两个人，天下不会太平。
辜鸿铭这一番话，足见严复与林纾的翻译对中国的影响。
严复的思想影响了梁启超、胡适、鲁迅、蔡元培、……魏源第二严复的理想加速了中国的觉醒，然而，它们也被罹患国难的激进的国人简化并扭曲为弱肉强食的生存原则，这个一向主张仁义道德的国家因此所受到的伤害，是难以估量的。
“进化论”后来甚至被引入一切领域，尤其是根本不能用“进化论”粗暴对待的文化与思想领域，为这个国家后来的命运埋下悲剧性的伏笔。
而《天演论》的观点在中国过于耸人听闻，又过于暗合时代的脉搏，以至于严复翻译的《原富》、《群学肄言》、《法意》，种种寻求富强与体制改革的探索，都被有意无意地漠视。
这些结果，都是严复无法预想的。
严复在翻译领域取得的成就，完全掩盖了他的海军将领的出身，许多年后，人们渐渐遗忘了，他曾与在甲午海战中阵亡的刘步蟾、邓世昌们是同学。
在欧洲留学时，严复的老师曾经告诉公使郭嵩焘，按照严复的才能，“以之管带一船，实为枉其才”，他更适合做的事情是“交涉事务可以胜任。
”然而，他终究没有作为舰长死在海上，也没能如愿挽救垂死的帝国。
年老的严复对过去只留下悲哀的感叹。
史华兹写道：“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像卡珊德拉似的站在一边，注视着不断增长的混乱。
在给他的门生熊纯如的一封信中，他回顾了一生经历，痛苦地感到一生努力，只为自己赢得了一个恶名，既无厚禄也无高官。
”不过，他的笔还是激发出一些意想不到的新的果实。
他成为了他这一代人中的魏源，他的理想碎片将嵌进梁启超、胡适、鲁迅、蔡元培、这些后世的年轻人身上，只有到数十年后，人们才能真正感受到他残留下的能量，究竟有多么巨大。
补白中共出世前的先进代表对严复的历史评价，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一段话：“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
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