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 是文言文还是白话文
①柳如是别传 是文言文。
②陈寅恪的名著《柳如是别传》撰于暮年，版于身后。
作品虽以传记形式写成，实为一部反映明末士人动态的史诗。
以甲申前后天翻地覆的历史为主轴，通过柳如是这位奇特女子的经历，展现柳氏身边钱谦益等士人在严酷的命运面前如何抉择自己的归宿，以其对待国家命运的态度为准，予以表扬或贬斥，以达到“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的目的。
这一巨著，为阐扬中国文化的精义做出了新的贡献。
上联：柳如是如柳 （求下联）
柳如是如柳；华来 柳如是是明朝江南名妓，此女才全，色艺冠群。
一天，侍郎钱谦益慕名造访，他对柳爱慕有加，想为她赎身，柳感慨多多，用自己的名字出上联，其意是说，我不过是一棵饱经风霜的路边败柳，你可要想好啊
此联一出，可把钱谦益这位才子难住了，不但他对不出，几百年过去了仍然无人能对。
直到上个世纪抗日战争胜利后期，当时美国副总统华来士来中国访问，才有人灵机一动对出下联，这是地道的无情对（亦是回文联）。
牙擦苏擦牙（黄飞鸿系列人物） 朱买臣买朱（历史人物）
为什么陈寅恪要写 柳如是别传
陈先生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一直坚持其独立自由思想，尤其对历代的巾帼女流非常赞赏，如对陈端生的论再生缘就是一例，所以陈先生用毕生之力为柳如是做传就不足为怪。
陈寅恪为何写《柳如是别传》
作者：胡晓明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汪荣祖的专著中，认为书名由《钱柳诗笺证》而改为《柳如是别传》，原因在于寅恪于钱柳极为同情，甚觉未得历史之公道，故不惜冗长篇幅为之洗刷烦冤。
而于柳如是更由同情而臻于仰慕。
不仅赞美其才艺，更服其气节。
文史家黄裳在一九八二年写的《关于柳如是》一文，也认为这本书的性质属于历史人物评价的翻案著作，但又认为陈寅恪的辨诬是不值得的。
在他的心目中柳如是毕竟只是个放荡不羁的风尘女子，末代交际花一类的人物。
她与陈子龙之间的关系不是基于爱情，而是基于名士与名妓的风流生活；而她最终归钱牧斋，也不是基于爱情，而是由于经济、政治地位的考虑。
自娱说 汪荣祖又明确提出自误说。
他认为寅恪投射一己于三百年前，犹如观剧者与剧中人同化，……而于神往之际，伤古抚今，常常不能自已。
因寅恪之思想虽有新的一面，但在情感上甚是依恋旧文化与旧社会，自五四以还即觉扦格不入。
晚年社会与文化之变动尤遽，唯有寄情于古人，以浑忘现实之痛苦。
寅恪笺释钱柳诗得以精神上之乐趣，自无可疑。
自娱还有知性的一方面。
汪说：《柳如是别传》集寅恪一生著述'笔法'之大成。
寅恪欲借此书自验学术之深浅以及留示后人其史学方法的范例。
他还举证说，书成之后，陈寅恪嘱其助手黄萱写文章总结他是如何做科学研究的各种方法，这正是当事人表明此书的撰述动机的直接证据。
依汪氏此说，《柳如是别传》并无学术思想史上重大的深意，只是一部十分偶然的充满个人特殊因素的著作。
复明运动史 持这一说法的有明清史家王钟翰、何龄修，唐史家王永兴。
何龄修《柳如是别传读后》，就笔者所见，这是第一篇系统评价《别传》的专论。
他认为第五章《复明运动》实际上是全书主旨所在。
何龄修评价说：关于复明运动，以往人们知道的只有其中个别的或少量的史实，单个人反清复明的思想情绪，个人或极少数人自发的反抗等局部活动，人们还知道各地规模不等的群众武装起义，却没有明确意识并提出过在清朝严酷统治下这种长期的、广泛的、有组织的复明运动、民族抵抗运动的潜流，更不知道这种运动曾在'绸缪鼓瑟之小妇'推动下展开。
王永兴说河东君虽坚持参加复明运动，而未能获得成功，但陈寅恪不以成败论英雄，尊崇气节是柳如是一生志事的主要表现，也是她的立身之本。
王钟翰进而在陈寅恪的基础上继续考辨，补充材料，认同陈寅恪关于钱柳因缘由言情之儿女，变而为爱国之英雄的说法。
颂红妆的女性史 中山大学教授蔡鸿生、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等人持这种看法。
因为《柳如是别传》毕竟又用了大量篇幅对于柳如是的情史与生活史进行了极为详尽的爬梳考证。
这些考证却与复明运动应无直接的关系，那么，陈寅恪为何要花这么大的功夫来细辨河东君艰难处世、择婿人海、为争取婚姻幸福而斗争的过程呢
蔡鸿生、孙康宜等人从女性史的角度提出，这本书的宗旨乃在于陈寅恪先生晚年对于红妆的关注。
蔡鸿生更为看重的是气质。
所谓胭脂泪中凝聚着民族魂，侠气、才气和骨气，在柳如是身上，可说是三者合一，奇女志与遗民心的结合，使本书成为可歌可泣的女性史颂。
孙康宜的重点在于从十六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女性文学的崛起与成熟这一背景来分析此书。
总之，颂红妆的女性史这一说法包容了复明运动说，既注重具性别特征化的情感世界一面，又重视女性意义中呈显出的精神价值与政治道德意义一面。
知识分子史、人格心态史 陈寅恪的友人吴宓以及南京大学教授周勋初、中山大学教授姜伯勤等持此说。
一九六一年，吴宓到广州会见老友陈寅恪，谈及《柳如是别传》的写作情况。
吴宓在日记中记载：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
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
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
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借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
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
由于这段话具有当事人口述性质，所以在《吴宓与陈寅恪》一书中披露之后，成为论者广泛引用的权威性说法。
这个含义的核心，是在易代之际有关文化与道德的基本命运的抉择。
周勋初说：《别传》实际上却是一部反映明末知识分子动态的史诗。
寅恪先生对柳如是身边的这些士人，以其对待国家命运的态度为准，予以表扬或贬斥，从而起到了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的作用。
明清文化痛史 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刘梦溪教授近年发表一系列研究陈寅恪的论文。
关于《柳如是别传》，他在诸家群说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明清文化痛史的新说。
内容涉及明清交替时期的经济、政治、军事、党社、宗教、艺术、文学等各个方面，史事极为纷繁。
陈寅恪综合运用传、论、述、证的方法，熔史才、诗笔、议论于一炉，将家国兴亡哀痛之情感融化贯彻全篇。
作者更辉煌的学术目标是通过立传来修史，更准确而宽泛一点说，应该是用血泪写成的即撰写一部色调全新的明清文化痛史。
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里寄托了什么
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别传》里寄托了什么——3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倒孔子圣像的主将们( 陈独秀、胡适、鲁迅、傅斯年、钱玄同等)，为启蒙愚民砸烂了几千年精英政治的戏台——文言文，可谓对中国文化传统釜底抽薪，他们对国家病症的诊断不可谓不准，开的药方不可谓不猛，济世救民的火热之心不可谓不诚……然而难逃数典忘祖的罪责
晚年大都在为自己年轻时的鲁莽追悔莫及，他们万万没想到，他们泼掉洗澡水的时候也倒掉了自己的孩子，而且丝毫没有听到孩子哀求的嚎叫……要命的是西方和东欧对立的党派思想乘虚而入，正处在学派林立纷争犹酣民国“百家争鸣”巨变为党派对峙，国共两党渐成欧苏势力扩张的急先锋。
它们在各自外国老板的唆使下，最终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党文化集团时，这些主将们大呼上当，却悔之晚矣。
时至今日，党派利益仍是横隔在海峡之间的万仞绝壁，始终是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心腹之患，依然是“八国联军”蚕食和离间中华的致命砒霜。
主将之中有位“死不改悔”的人物，而且哀荣大矣，这个人就是鲁迅，他临死前声称“一个也不宽恕”。
其实到如今谁也说不准他老人家不想宽恕的是谁
倒是共产党因势利导，把他老先生的怨恨送给了国民党，并把这位老娘不喜妗子不爱的文坛独行侠，塑造成了“中国的罗宾汉”，想必鲁迅地下有知定会重复那句话——我一个也不宽恕
陈寅恪也是鲁迅一样的硬骨头，他的励志格言是：不自由毋宁死耳
他的这种决绝性格源于他洞穿历史的只眼和家国的兴亡遗恨，他可能是极个别超越了时代政治风潮，坚守住了史家操守的人，可怜他难免被王朝兴替所裹挟，如同被命运沦落风尘的柳如是——他和她（柳如是）宁为信仰和节义献身的节操何其相似啊。
也许这就是陈寅恪晚年“失明膑足，燃脂暝写”《柳如是别传》的用心。
陈寅恪选定明末清初的柳如是作传，是因为华夏神州三千年的夷夏之争都已尘埃落定，所有夷狄均为华夏文化所化。
可是辛亥、五四新文化却是三千年未有之巨劫，面对唯利是图的西方资本主义坚船利炮，和要砸碎资本主义的马列主义的斧头镰刀，六神无主的偌大中国自毁武功，何谈对夷狄的消化功能!作为“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学家，他自觉看不到但一定会来到的民族自省之日，正所谓“后世相知或有缘”，陈寅恪以拉奥孔的慈悲胸怀，写下“痛哭古人，留赠来者”启示录，教诲有朝一日幡然醒悟的政治集团向历代先贤谢罪——虽有国而亡天下的大逆之罪。
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对身处乱世没一死完节的钱谦益寄予了“了解和同情”，没有以虚伪道学评价这位救民害己（免遭屠城，暂仕伪朝）的“当世李杜”，不仅有史学家的良知在里面，更是大有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的隐衷在其中。
其父陈三立是清朝精英，没有像王国维殉难于大清和传统；陈寅恪也曾在国共分庭之日，寄寓界海边缘歧路亡羊。
晚年的陈寅恪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良知未泯岂可将己所不欲施予先人呢
怎么可能不对才气过人的钱牧斋怀有无限的“了解和同情”呢
陈寅恪的历史情结仍是儒家的“夷夏之防”，只是古代马上之夷夏非现代海上之夷夏，昔日刀兵之夷夏非如今文化之夷夏。
中国历代外族入侵，无论夷狄匈奴、突厥番邦，都是蛮族掳掠，即使元朝和清朝入主中原，也都是承继了汉族文化的大统，所以史学有“虽亡国而天下存”的文化兴亡论。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来袭是东汉佛教传入，那时大汉帝国和罗马帝国雄踞东西方世界，大汉以大国气度接纳了释迦，罗马以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
然后佛教汉化中国特色之宗教，耶稣死而复活一大宗教统领了西方世界。
所以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对待异端的态度和自身肌体的消化吸收能力至关重要。
鸦片战争和甲午海战失败后，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等改革先贤，就为坚持中国文化本位消化吸收外来强势文化而身先士卒，在湖南掀起变法维新、民族自强浪潮，开创了足以为全国效法的榜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渐进改革的政治纲领朝野上下几近共识。
然而，两三千岁的老大帝国毕竟太老了，又碰上那个只懂得在深宫后院里算计儿子和家奴的慈禧老佛爷，她用厉鬼才有的长指甲捏着民族存亡的命脉——中华民族在劫难逃。
随后祸不单行，庚子之变、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王族内阁、辛亥革命，最要命的是苏联的“十月革命”， 它让四分五裂的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思想上正式分裂为国共两大党。
最后的致命一击是日本入侵，它一刀把统一的民国斩为三截，国民党一分为二和反政府的苏维埃政府，而且各政府都以外国主子马首是瞻，儒家的“夷夏之防”彻底崩溃。
与之相比，中国历史上的儿皇帝和身陷伪朝视为贰臣之罪如何评价
钱牧斋为免南京惨遭屠城而暂仕伪朝真有比天还大的不赦之罪吗
作为史学家的陈寅恪正是扼住了史学学术命门，在“一花开来百花杀”的年代，用箕子佯狂、刘玲长醉的笔法纾解压抑了他一生的块垒，所以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的《稿竟说偈》中才有：“刺刺不休，沾沾自喜。
忽庄忽谐，亦文亦史。
述事言情，悯生悲死。
”再另一篇《稿竟说偈》里也表达了佯狂醉酒的抑郁悲情，他写道：“怒骂嘻笑，亦俚亦雅，非新非旧，童牛角马。
刻意伤春，贮泪盈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