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悲惨世界》为例，阐述雨果小说的“美丑对照原则”
在作品《悲惨世界》里，雨果塑造了几个个性鲜明的美与丑的代表人物形象。
难得的是，作者在这部作品里并没有让笔下的人物形象单一化、极端化，而是写出了人性中复杂的一面。
除了几乎被“神化”的主教米里哀之外，其他高尚的人物也总有心灵阴暗的一面，而让你恨的咬牙切齿的大坏蛋也可能有良心发现的时候。
例如主角冉阿让在主教米里哀的感化之下，从一个心灵有少许污点的小偷变为一个道德无比高尚的人，体现了一种由“丑”到“美”的转化。
而另一个典型的反派人物,一直对冉阿让穷追不舍，处处跟他作对的警察沙威，在最后被起义战士抓住要执行枪决但因为冉阿让网开一面放他生路而最终“觉醒”，因羞愧而自杀，也是一种“极恶”在最后向“善”的回归。
“美丑对照的创作原则”是雨果一贯倡导的文艺作品的创造原则，也是他在文艺理论和美学方面所提出的主要原则。
顾名思义，所谓“美丑对照原则”即是在文艺作品中大量地运用美丽、高尚与丑陋、卑贱的人物或意象作对比，以给读者造成强烈的心理反差，使故事情节更为跌宕起伏。
这在雨果的很多作品中都有体现，最典型的莫过于《巴黎圣母院》中几个代表人物：有外形丑陋无比但心地却纯洁善良的钟楼怪人卡西莫多，与之截然相反的道貌岸然的副主教克洛德，当然也有美貌与美丽心灵俱备的吉普赛女郎爱斯美拉尔达。
而卡西莫多作为最鲜明的故事人物形象，仅仅在他一个人身上就体现了美与丑的极端对立——外表的极度丑陋和心灵的高尚美好。
这不但体现了雨果在塑造人物形象上极具夸张的想象力，也体现了他不拘一格的思维方式。
毕竟在他以前，大部分文艺作品中的崇高总是附加于相貌俊美者，相应的丑陋者一定是心灵黑暗卑劣之徒，但雨果并没有循规蹈矩。
简介美丑对照的创作原则：美丑对照原则遵循了对比逻辑，没有改变事物本身的性质。
美和丑两种审美观都是对事物的具体反映其实，美丑对照与以丑为美这两种原则的运用，都没有改变事物本身的性质，只是改变了事物的原有面貌，而且它们改变事物面貌的方向正好相反美丑对照是拉大、扩张了美丑之间的距离，它使美的更美，丑的更丑，而以丑为美则是缩短了美丑之间的差距，使丑的变为不是原来的那么丑，同时也就蕴涵着使美的变为不是原来的那么美。
美丑对照与以丑为美都是艺术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方法“美丑对照原则，主张将两种对立的事物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有效地突出两者之间的矛盾，构成一种巨大的反差，从而更为深刻地揭示出两个事物相反的本质特征”
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在《悲惨世界》中是如何体现的
综观成绩斐然的19世纪西方文学，我们不难发现，人道主义思想在法国浪漫主义文学领袖雨果的创作中贯穿始终，成为其创作的主线与灵魂，鲜明地反映了人道主义思想在他心中的主导性和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性。
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我们都能感受到浓郁的浪漫主义气息和看见人道主义思想散发的光辉。
所谓人道主义思想，大体上指人们有权过上正常、平等的人的生活，都应发扬“仁慈与博爱”的精神，让饶恕与感化来解决对罪恶的惩罚。
同时，社会有责任消除一切剥削、压迫、歧视与迫害，使人们能够活在一个和谐友好、安全健康、欣欣向荣、在各方面都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环境中，没有人为制造的痛苦，也没有冷酷与伪善……雨果一生几乎跨越了整个19世纪，从复辟王朝时期始，中间经历了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并踏入第三共和国，可以说这时期黑暗的社会现实、不公平的法治制度和下层群众的疾苦都深深地影响了他。
他厌恶封建专制王权统治的残暴与黑暗，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冷酷与伪善也深感不满；同时真诚地同情贫苦人民，为其淳朴善良的品格和正直勇敢的斗争精神所感动。
所以，他的作品在阐述事件情节和描写人物形象时，无不充溢着同情劳苦大众的感情，还反映其希望以“仁慈、博爱”作为消除社会痼疾的武器，用道德感化世界的迫切心愿。
这些都充分体现他“坚信人性本善，以‘仁慈’、‘博爱’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
那么，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下面我们着重以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悲惨世界》进行分析： 其一，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明显地体现他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上。
作品从人道主义思想立场出发，淋漓尽致地勾勒出一个令人发指的“悲惨世界”，暴露了社会上的种种罪恶和不公，深刻地为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民发出呼吁和控诉，并对他们表示深切的同情，有力地揭示了资本主义法律的本质：一方面是社会罪恶的根源，追捕和扼杀生活中善良和美的事物，把无数穷苦的人们推向水深火热之中。
如穷苦工人冉阿让本性不坏，只是为了7个嗷嗷待哺的小外甥而迫不得已偷了一块面包，就被抓起来前后坐牢和服役达19年之久。
那叫穷人无法生活的社会和长期的牢狱之苦，使得冉阿让对社会、法律、乃至人类都充满仇恨，出狱后又到处遭歧视，自然免不了以盗窃进行报复。
又如女工芳汀，在社会上孤立无援，被骗失身后带着私生女受尽天下苦楚而惨死；她的女儿珂赛特成为孤儿后，不断遭到德纳赛夫妇的折磨……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悲惨世界”
另一方面，它扼杀了人类善良的天性，这不仅通过冉阿让前期的盗窃、报复生活表现出来，而且尤为突出地从沙威这个奴性十足、冷酷残忍、不讲人道的走狗警察形象表现出来。
作为雨果评价生活的思想基础，人道主义思想在他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揭露和对社会罪恶的无情鞭挞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其二，《悲惨世界》的人道主义思想最集中最突出地表现在作者所精心设计的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上。
雨果站在人道主义这个位置上，把各种社会矛盾、痼疾、斗争都归结为人类道德的善与恶之间的较量。
因此他认为，只要让仁慈和博爱的恩泽遍洒人间，让人道主义思想的种子播种大地，那么社会上的罪恶与黑暗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失，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为了传播美好的人道主义思想，雨果开出了十分动人的人道主义药方，花很长篇幅虚构了三个主要人物：冉阿让、米里哀主教和警察沙威。
米里哀主教就是雨果笔下中最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化身，赋予他改造社会的伟大力量和宽容厚道的美好品德，生活俭朴更济世救人。
对在牢狱中度过了漫长岁月、刚从流放地归来、在道德上已经堕落成为残忍恶徒的冉阿让，作者则采取了与社会法律相对立的另一种“法律”来对其进行改造，那就是让米里哀主教用无边的仁慈、博爱去感化他那颗因为生活逼迫、遭遇折磨而逐渐变得冷酷麻木的心，帮助他痛改前非，使他变成乐善好施、仗义疏财、广施济贫的好市长，走向新生。
然后，作者让冉阿让接过米里哀主教的人道明灯，主动发扬其仁爱力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感化更多的人，帮助更多活在“悲惨世界”里的人，照亮一方土地。
冉阿让最终成功了，他不仅消除了芳汀的误会，还通过舍身相救使割风由仇恨变成感恩，并以真诚得到了珂赛特和马里斯的谅解；更为突出的是，他以宽宏大量的心胸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使沙威这个铁石心肠、几乎一辈子都在与他作对的走狗警察最终良心发现，悔恨以往的所作所为，人性复活……很明显，这是雨果的人道主义博爱思想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结晶，十分动人，无非想明确地表示人道主义道德感化是包治百病的良药，比资本主义社会法律的作用要大得多，效果也明显得多，却难免给人幻想的感觉。
其三，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也表现在他对待革命起义的态度上。
雨果以饱含激情地讴歌了1832年的人民起义和街垒上英勇战斗、视死如归的共和主义战士，其中有壮烈的场面，英勇的献身精神和高尚的情怀，表现出他对革命的同情。
在他心里，革命和起义的终极目的还是不离人道主义，是为了实现它而采取的不得已手段，也就是“为了实现未来所必须交纳的通行税”。
那所谓的“未来”，正是雨果基于人道主义立场而用诗意笔调描绘出来的宁静小城。
在这小城里，没有罪恶、没有饥荒、没有残酷的法律和不公平，人民都生活在太平盛世里，彼此之间永远保持着一种纯洁仁爱的关系，就如我国诗人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那么美好。
这个小城寄寓了作者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这个“未来”也是他人道主义思想幻化而成的“乌托邦”。
在这里，起义虽然是个插曲，但足以表明作者对不合理专制制度的愤恨和正义感；在大方向上，对革命的讴歌与其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还是相一致的。
雨果的创作在反映现实生活、宣扬人道主义思想具有同当时的人道主义作家创作所具有的内涵之余，更比其他作家表现得浓烈与深厚；同时，还闪烁出更为耀眼的光芒： 首先，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并不是其思想的主干，只是他浪漫主义思想的一个分支，但其笔下的人道主义人物形象却比不少作家的更鲜明，更有批判性与现实性。
如冉阿让、芳汀、珂赛特等形象就很有现实性，最能代表资本主义社会下层人民（分别代表当时的男子、女子、儿童）贫苦无助的境地，引起人们深切的同情。
而德那地夫妇和警察沙威等就是罪恶与压迫的鲜明体现，带有作者强烈的批判色彩。
其次，动情描写人性的种种闪光处，使人性在冷硬的现实冲突中，发出温暖的精神之光，从而起到否定利己主义哲学，揭露资本主义黑暗面和资产阶级法律不公性和罪恶性的作用；并起到为下层人民鸣不平，悲天悯人，弘扬人道主义思想光辉，导人向善的作用。
米里哀主教以德报怨，用仁爱感化了冉阿让，再让冉阿让继承其衣钵，逐渐成为另一个人道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把仁爱的恩泽继续洒向人间之余还改造了几乎一辈子与罪恶、压迫为伍的走狗沙威，从而起到批判之余，弘扬为主的根本目的。
此外，雨果并非出身于劳动人民，却能在那样的时代背景和形势下以满腔热情与悲天悯人的情怀写出这部深刻描述下层人民苦难的巨著，用小说全部的形象力量来提出劳苦人民悲怆命运的问题（即人道主义思想），足以见得其个人思想的进步性与突破性。
他对社会彻底而尖锐的批判，把下层人民苦难明确归之“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有力地昭示出这种压迫如何“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这显出其揭示与批判的力度与强度确实是比同期的人道主义作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在看到雨果人道主义思想进步性的一面时，我们也应该客观地看到当中的一些局限性： 第一，在有力的批判和暴露的同时，小说指给人们的出路却是无力的、空想的。
它让冉阿让在米里哀主教的感化下立地成佛，又让沙威在冉阿让的感化下良心发现，投河自尽，还让马里斯在冉阿让的感化下幡然忏悔。
作者似乎在向世人昭示，只要施行以德报怨、仁爱待人的道德感化手段，任何人心都可以弃恶从善，任何社会罪恶都可随之消逝。
他一再申明世间存在着以沙威为代表的低级法律和以米里哀为代表的高级法律，罪恶不能靠惩罚来解决，而应以饶恕和仁爱去感化教育。
这一切充分表明雨果希望用抽象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道德感化来改造社会、解决阶级的矛盾，作为对付社会痼疾的武器，但这在社会斗争面前却表现得软弱无力，局限相当明显且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反而容易成为精神的腐蚀剂——陷入幻想中的胜利而不能自拔。
人道主义思想的“仁慈、博爱”事实上并不能根治资本主义社会不不平等的悲惨现实，这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看来，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没能正确反映社会问题的本质，在如何解决社会问题上，也只能提出带有空想性质的改良主义主张。
人道主义思想是雨果揭露社会罪恶的出发点，他全心而单纯地希望用它来使悲惨世界改变为幸福世界，所以限制了他提出消除罪恶的正确办法。
在他看来，穷人只要安分守己，辛苦劳动，就可以过上幸福生活；富人只要一心向善，关心穷人，敌对矛盾就可以消失，社会罪恶即可随之消融。
为此，他构思了冉阿让以善举使得蒙特猗小城消灭了穷困和失业，变得欣欣向荣，友爱和谐；还对蒙特猗小城进行乌托邦式的描绘，令人欣然向往。
但是，这无疑还是一种阶级调和与改良主义的主张，具有较大的消极作用，是不能起到真正效果的。
第三，在描写共和党人起义时，雨果对起义者英勇献身精神——老翁马贝夫嘲笑敌人、安若尔拉斯誓死战斗到最后一刻等，都进行了热情的歌颂，这不能不说是雨果人道主义思想在革命的现实面前的一种自我矛盾的表现。
因为他一向反对暴力，主张仁爱，但又肯定革命的合理性与正义性，更对起义进行大量、大规模，有如史诗般的歌颂，故给人一种在不知不觉间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的感觉。
尽管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并非完美无瑕，带有理想主义产物的味道，但它仍不失为一种对美和善的描述和追求，他的“仁慈、博爱”核心，也正如一些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像天堂纷纷飘落的细细的露珠，是货真价实的基督徒的慈悲”，绝不失历史与现实的作用和意义。
在世界文学史上像雨果这样自始至终关注着国家民族事务、历史社会现实并尽力参与其中的人可谓寥若晨星，所以他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斗士。
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已成为了一面旗帜、一种精神、一个主义，将永垂史册，铭刻在一代又一代国内外读者的心中，给人带来黑暗中的光明和孤立无援时的慰藉。
相信这样的高度是世界上不少在文学领域中取得了瞩目成就的作家都难以企及的。
电影悲惨世界观后感一千七百字
老置的
网上看见的评语，应该有点用。
1815年10月初，南部迪涅。
一个光头长须、肩扛布袋、手提粗棍的异乡人，敲开了卞福汝主教的家门。
这天他已走了十二法里路，沿途受尽辱骂与恐吓。
的夜风，刺过衣裤的破洞，从四面八方袭击他。
他有一张黄色身份证（当时带有前科、案底的假释证明），一百零九法郎积蓄，以及一个在痛苦与仇恨中翻滚煎熬的灵魂。
卞福汝主教接待了异乡人。
“您不用对我说您是谁。
这并不是我的房子，这是的房子。
这扇门并不问走进来的人有没有名字，却要问他有没有痛苦。
您有痛苦，您又饿又渴，您就安心待下吧。
并且不应当谢我，不应当说我把您留在我的家里。
您是过路的人，我告诉您，与其说我是在我的家里，倒不如说您是在您的家里。
这儿所有的东西都是您的。
我为什么要知道您的名字呢
并且在您把您的名字告诉我以前，您已经有了一个名字，是我早知道了的……您的名字叫‘我的兄弟’。
” 这样，苦役犯冉阿让的救赎之路开始了。
是怎样的作品
童年时候，以为是一个坏蛋抓好人的故事；中学时代，以为是一篇宣扬阶级斗争的小说；直至今日，才会意识到，这是一部关于爱、恩典与救赎的史诗。
真正的史诗不仅有时代，更有人的灵魂。
灵魂的波澜壮阔，不逊色于最激烈的时代。
这也是为什么，开篇，大段描写卞福汝主教的信仰生活——它是开启整部作品的钥匙。
雨果将这部构思四十载、完成于晚年的百万字巨著，称为“一部宗教作品”。
最早的创作灵感，缘于一位叫彼埃尔•莫的农民。
在1801年的法国，彼埃尔因为饥饿偷了一块面包，被判五年苦役。
出狱后生活维艰，那张如影随形的黄色身份证，仿佛永久烙身的该隐记号，将他从整个社会隔绝出去。
倘若思考就此打住，倘若仅仅谴责司法不公，批判使人犯罪的社会现实，将是一部描摹外部世界，沉迷于愤怒的作品。
书写苦难只为控诉和仇恨，怎能配得起苦难的深重
更宽阔的小说，需要更超拔的力量。
1828年，雨果开始搜集米奥利斯主教及其家庭的资料。
他想让现实中的彼埃尔，与现实中的米奥利斯主教，在他的小说世界里相遇。
这就是《悲惨世界》的胚胎。
它将是一部始于苦难，终于救赎的作品。
写作的准备工作极其扎实。
雨果参考了好友维多克年轻时的逃亡生活，搜集了有关黑玻璃制造业的大量材料，参观了土伦和的苦役犯监狱，并在街头目睹了类似芳汀受辱的场面。
这样的扎实体现于细节。
阅读过程中，我不断惊讶：雨果讲述每一个社会局部，都有着新闻记者似的准确，般的详实。
比如苦役犯用以越狱的“大苏”（即将一个苏的硬币纵向剖开，掏空其中，雕出互相咬合的螺纹，再置入一截弹簧）；又比如匪徒间的黑话，黑话的流派、变种、口音特色、使用者个性……叙述得有条不紊，错落生动。
《悲惨世界》描写外省偏僻小城，也描写滨海新兴工业城镇，但花费笔墨最多的城市，是巴黎。
它几乎是一部关于巴黎的百科全书。
在这里，可以目睹监狱、街垒、贫民窟、下水道……还能看见粗鲁但善良的，圣洁却刻板的修道院，诡诈而不择手段的犯罪团伙，以及如蛆一般活着、似牛一般劳作的苦役犯。
我们随着雨果，徜徉在街道，迂回于巷弄，呼吸每块砖瓦的气息，触摸每扇百叶窗背后的秘密。
中，有整整一章；《悲惨世界》中，充满对巴黎街景的不厌其烦的描述。
这些文字恍若情书：巴黎的全景、巴黎的细部、巴黎的白昼、巴黎的黑夜、巴黎的楼房、巴黎的路灯、巴黎的酒馆、巴黎的看不见的……在饱满的感情中，巴黎是有生命的——她是一位眼角沧桑、衣衫破旧的中年女人，散发着暗沉沉、又暖洋洋的味道。
她是雨果的巴黎，也是冉阿让的巴黎。
雨果的写作既恢弘、又细腻，经得起显微镜似的审读：历史→时代→人物→细节，无论置于哪种倍数之下，《悲惨世界》都是一部臻于完美的作品。
1832年，搜集完资料，小说构思已然清晰。
但真正开写，要到二十年之后。
在此期间，雨果完成了其他几部长篇，一些诗歌和戏剧。
是什么使他一再搁置
是否他已意识到，这将是一部伟大作品，必须给予更多时间、深虑乃至磨难，等待它成熟和丰富
1845年11月，雨果动笔，初命名为。
创作至近五分之四，他卷入政治漩涡，被迫流亡。
小说于1848年2月停笔，一晃又是十二年。
在大西洋的盖纳西岛，流亡的雨果忍耐苦难，重拾。
经过大幅修改增添，于1861年6月30日完成，正式定名为《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跨度近半个世纪，从1793年大革命高潮年代，写到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
其中，滑铁卢战役与1832 年巴黎起义，描述得详尽而完整。
尤其篇幅巨大的滑铁卢战役，与叙述主线游离得较远，且在情节推动上，产生了一个强行中断。
但雨果宁愿牺牲流畅感，为的是完成阐述历史的野心。
当然，雨果的野心不止于历史。
他时时放下冉阿让，错开笔去，分析各股思潮、探讨不同议题。
他谈革命、战争、拿破仑、起义与暴动……他推崇有理想和使命感的人，却不鼓吹暴力，他说：“人民，深爱着炮手的炮灰”；他认为无知与罪恶是硬币之两面，却依然心怀同情：“对无知识的人，你们应当多多教给他们；社会的罪在于不办义务教育；它负有制造黑暗的责任。
当一个人心中充满黑暗，罪恶便在那里滋长。
有罪的人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
” 雨果是悲悯的人道主义者，又是虔诚的基督徒。
他的遗嘱这样开头：“神、灵魂、责任这三个概念对一个人足够了，对我来说也足够了，宗教的本质就在其中。
我抱着这个信念生活过，我也要抱着这个信念去死。
真理、光明、正义、良心，这就是神。
神如同白昼。
我留下4万法郎给贫苦的人们。
（他留给母亲的只有1.2万法郎）” 人道主义与基督信仰矛盾吗
不矛盾。
人道主义反对教会桎梏、宗教迫害。
但信仰和宗教是两回事。
信仰是人和神的直接关系；宗教则是人的组织，只要有人，就有罪恶。
在《悲惨世界》中，论及僧侣制度，雨果有过精彩的评论：“每次当我们遇见道存在于一个人的心中时，无论他的理解程度如何，我们总会感到肃然起敬。
圣殿、清真寺、菩萨庙、神舍，所有那些地方都有它丑恶的一面，是我们所唾弃的；同时也有它卓绝的一面，是我们所崇敬的。
人类心中的静观和冥想是了无止境的，是照射在人类墙壁上的上帝的光辉。
”人的内心既有被上帝光亮的善，也有罪性与黑暗滋生的恶。
无论在圣殿，还是在街头，无论在监狱，还是在警所，人性永远是灰色的、暧昧不明的。
这也是为什么，在雨果笔下，野孩子伽夫罗什勇敢善良，却脏话连篇，喜欢小偷小摸；爱潘妮钟情于马吕斯，如圣女一般为他牺牲，同时又出于嫉妒，将他诱入街垒同归于尽；冉阿让在从善之后，也曾因发现养女珂赛特与马吕斯的恋情，而产生嫉妒、幸灾乐祸，与疯狂的占有欲；甚至那场悲壮的1832年巴黎人民起义，在赞美起义者英勇高尚的同时，不忘描写混水摸鱼、瞎凑热闹、怨气凝成的暴力血腥，以及最终导致失败的集体冷漠。
“所有那些地方都有它丑恶的一面，是我们所唾弃的；同时也有它卓绝的一面，是我们所崇敬的。
”这就是雨果洞悉之下的人性。
这种透彻的洞悉力，集中表现在沙威这个人物身上。
沙威是好人还是坏人
他在监狱长大，与罪犯为伍，造就嫉恶如仇的性格，恪守法律的观念，自以为是正义的化身。
他的风格，用我们经常被教导的语言形容就是：对待敌人如秋风扫落叶般无情。
乍看之下，确实很难指摘他，因为沙威也是严以律己的。
他指证马德兰爷爷即苦役犯冉阿让，当以为错认之时，立即一再请求引咎辞职。
在沙威的世界里，他从不怀疑自己是好人，冉阿让是坏人，直至街斗之中，坏人拯救了好人的生命。
在最初一刻，沙威震惊又迷惑，对救命恩人冉阿让喊道：“您真使我厌烦，还不如杀了我。
”（他第一次下意识地对冉阿让使用“您”）此后不久，沙威有逮住宿敌的好机会，却帮忙救送马吕斯，并最终放走冉阿让。
在我看来，《悲惨世界》所有人物内心独白之中，有两场最为惊心动魄：一场是冉阿让受卞福汝主教感动而由恶变善；另一场是沙威放走冉阿让之后，在塞纳河边沉思自省。
沙威发现自己为忠于良心而背叛社会，简直吃一惊；又意识到冉阿让饶恕了他，他也饶恕了冉阿让，更是吓得发呆。
他一生将法律视为至高，此刻居然出现比法律更高之物：爱和宽恕。
他不知如何看待冉阿让，更不知怎样面对内心，以及这个瞬间变为迥异的世界。
雨果写道：“他（沙威）有一个上级，吉斯凯先生，迄今为止他从没想到过另外那个上级：上帝。
这个新长官，上帝，他出乎意外地感到了，因而心情紊乱。
”非黑即白、非恶即善的价值观崩溃了。
“他（沙威）被感动了，这是多么可怕的遭遇。
”他觉得自己空虚、无用，脱节……毁了。
他跳入阴冷的塞纳河中。
雨果将沙威的正直，称为“黑暗的正直”。
为何“黑暗”
因为没有光，这光就是爱。
《圣经》说，一切诫命的总纲是爱，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比如一生从未撒谎的散普丽斯姆姆为救冉阿让，向沙威撒了谎。
撒谎是罪，救人则出于爱。
雨果对此评价道：“呵，圣女!您超出凡尘，已有多年，您早已在光明中靠拢了您的贞女姐妹和您的天使弟兄，愿您的这次谎话上达天堂。
” 在此意义上，《悲惨世界》是大时代的史诗，更是冉阿让个人心灵的史诗。
卞福汝主教使他看到善，珂赛特令他懂得爱，隐名修道院的生涯促他谦卑，救护马吕斯让他战胜恶念，最终完成灵魂的救赎。
相比改变制度，改变灵魂是一项更艰难、也更根本的工作。
愿更多中国人喜爱《悲惨世界》。
悲惨世界中的人道主义的表现
其一，的人道主义思想明显地体现他对黑暗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上。
作品从人道主义思想立场出发，淋漓尽致地勾勒出一个令人发指的“悲惨世界”，暴露了社会上的种种罪恶和不公，深刻地为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民发出呼吁和控诉，并对他们表示深切的同情，有力地揭示了资本主义法律的本质：一方面是社会罪恶的根源，追捕和扼杀生活中善良和美的事物，把无数穷苦的人们推向水深火热之中。
如穷苦工人本性不坏，只是为了7个嗷嗷待哺的小外甥而迫不得已偷了一块面包，就被抓起来前后坐牢和服役达19年之久。
那叫穷人无法生活的社会和长期的牢狱之苦，使得对社会、法律、乃至人类都充满仇恨，出狱后又到处遭歧视，自然免不了以盗窃进行报复。
又如女工芳汀，在社会上孤立无援，被骗失身后带着私生女受尽天下苦楚而惨死；她的女儿成为孤儿后，不断遭到德纳赛夫妇的折磨……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悲惨世界”
另一方面，它扼杀了人类善良的天性，这不仅通过前期的盗窃、报复生活表现出来，而且尤为突出地从沙威这个奴性十足、冷酷残忍、不讲人道的走狗警察形象表现出来。
作为评价生活的思想基础，人道主义思想在他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揭露和对社会罪恶的无情鞭挞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其二，的人道主义思想最集中最突出地表现在作者所精心设计的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上。
站在人道主义这个位置上，把各种社会矛盾、痼疾、斗争都归结为人类道德的善与恶之间的较量。
因此他认为，只要让仁慈和博爱的恩泽遍洒人间，让人道主义思想的种子播种大地，那么社会上的罪恶与黑暗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失，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为了传播美好的人道主义思想，雨果开出了十分动人的人道主义药方，花很长篇幅虚构了三个主要人物：冉阿让、米里哀主教和警察沙威。
米里哀主教就是雨果笔下中最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化身，赋予他改造社会的伟大力量和宽容厚道的美好品德，生活俭朴更。
对在牢狱中度过了漫长岁月、刚从流放地归来、在道德上已经堕落成为残忍恶徒的冉阿让，作者则采取了与社会法律相对立的另一种“法律”来对其进行改造，那就是让米里哀主教用无边的仁慈、博爱去感化他那颗因为生活逼迫、遭遇折磨而逐渐变得冷酷麻木的心，帮助他痛改前非，使他变成乐善好施、仗义疏财、广施济贫的好市长，走向新生。
然后，作者让冉阿让接过米里哀主教的人道明灯，主动发扬其仁爱力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感化更多的人，帮助更多活在“悲惨世界”里的人，照亮一方土地。
冉阿让最终成功了，他不仅消除了芳汀的误会，还通过舍身相救使割风由仇恨变成感恩，并以真诚得到了和马里斯的谅解；更为突出的是，他以宽宏大量的心胸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使沙威这个铁石心肠、几乎一辈子都在与他作对的走狗警察最终良心发现，悔恨以往的所作所为，人性复活……很明显，这是雨果的人道主义博爱思想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结晶，十分动人，无非想明确地表示人道主义道德感化是的良药，比资本主义社会法律的作用要大得多，效果也明显得多，却难免给人幻想的感觉。
其三，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也表现在他对待革命起义的态度上。
雨果以饱含激情地讴歌了1832年的人民起义和街垒上英勇战斗、视死如归的战士，其中有壮烈的场面，英勇的献身精神和高尚的情怀，表现出他对革命的同情。
在他心里，革命和起义的终极目的还是不离人道主义，是为了实现它而采取的不得已手段，也就是“为了实现未来所必须交纳的通行税”。
那所谓的“未来”，正是雨果基于人道主义立场而用诗意笔调描绘出来的宁静小城。
在这小城里，没有罪恶、没有饥荒、没有残酷的法律和不公平，人民都生活在太平盛世里，彼此之间永远保持着一种纯洁仁爱的关系，就如我国诗人笔下的“世外桃源”那么美好。
这个小城寄寓了作者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这个“未来”也是他人道主义思想幻化而成的“乌托邦”。
在这里，起义虽然是个插曲，但足以表明作者对不合理专制制度的愤恨和正义感；在大方向上，对革命的讴歌与其博爱的人道主义思想还是相一致的。
雨果的创作在反映现实生活、宣扬人道主义思想具有同当时的人道主义作家创作所具有的内涵之余，更比其他作家表现得浓烈与深厚；同时，还闪烁出更为耀眼的光芒： 首先，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并不是其思想的主干，只是他浪漫主义思想的一个分支，但其笔下的人道主义人物形象却比不少作家的更鲜明，更有批判性与现实性。
如冉阿让、芳汀、等形象就很有现实性，最能代表资本主义社会下层人民（分别代表当时的男子、女子、儿童）贫苦无助的境地，引起人们深切的同情。
而德那地夫妇和警察沙威等就是罪恶与压迫的鲜明体现，带有作者强烈的批判色彩。
其次，动情描写人性的种种闪光处，使人性在冷硬的现实冲突中，发出温暖的精神之光，从而起到否定哲学，揭露资本主义黑暗面和资产阶级法律不公性和罪恶性的作用；并起到为下层人民鸣不平，悲天悯人，弘扬人道主义思想光辉，导人向善的作用。
米里哀主教以德报怨，用仁爱感化了冉阿让，再让冉阿让继承其衣钵，逐渐成为另一个人道主义思想的传播者，把仁爱的恩泽继续洒向人间之余还改造了几乎一辈子与罪恶、压迫为伍的走狗沙威，从而起到批判之余，弘扬为主的根本目的。
此外，雨果并非出身于劳动人民，却能在那样的时代背景和形势下以满腔热情与悲天悯人的情怀写出这部深刻描述下层人民苦难的巨著，用小说全部的形象力量来提出劳苦人民悲怆命运的问题（即人道主义思想），足以见得其个人思想的进步性与突破性。
他对社会彻底而尖锐的批判，把下层人民苦难明确归之“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有力地昭示出这种压迫如何“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这显出其揭示与批判的力度与强度确实是比同期的人道主义作家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在看到雨果人道主义思想进步性的一面时，我们也应该客观地看到当中的一些局限性： 第一，在有力的批判和暴露的同时，小说指给人们的出路却是无力的、空想的。
它让冉阿让在米里哀主教的感化下，又让沙威在冉阿让的感化下良心发现，投河自尽，还让马里斯在冉阿让的感化下幡然忏悔。
作者似乎在向世人昭示，只要施行以德报怨、仁爱待人的道德感化手段，任何人心都可以弃恶从善，任何社会罪恶都可随之消逝。
他一再申明世间存在着以沙威为代表的低级法律和以米里哀为代表的高级法律，罪恶不能靠惩罚来解决，而应以饶恕和仁爱去感化教育。
这一切充分表明雨果希望用抽象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道德感化来改造社会、解决阶级的矛盾，作为对付社会痼疾的武器，但这在社会斗争面前却表现得软弱无力，局限相当明显且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反而容易成为精神的腐蚀剂——陷入幻想中的胜利而不能自拔。
人道主义思想的“仁慈、博爱”事实上并不能根治资本主义社会不不平等的悲惨现实，这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看来，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没能正确反映社会问题的本质，在如何解决社会问题上，也只能提出带有空想性质的改良主义主张。
人道主义思想是雨果揭露社会罪恶的出发点，他全心而单纯地希望用它来使悲惨世界改变为幸福世界，所以限制了他提出消除罪恶的正确办法。
在他看来，穷人只要安分守己，辛苦劳动，就可以过上幸福生活；富人只要一心向善，关心穷人，敌对矛盾就可以消失，社会罪恶即可随之消融。
为此，他构思了冉阿让以善举使得蒙特猗小城消灭了穷困和失业，变得欣欣向荣，友爱和谐；还对蒙特猗小城进行乌托邦式的描绘，令人欣然向往。
但是，这无疑还是一种阶级调和与改良主义的主张，具有较大的消极作用，是不能起到真正效果的。
第三，在描写共和党人起义时，雨果对起义者英勇献身精神——老翁马贝夫嘲笑敌人、安若尔拉斯誓死战斗到最后一刻等，都进行了热情的歌颂，这不能不说是雨果人道主义思想在革命的现实面前的一种自我矛盾的表现。
因为他一向反对暴力，主张仁爱，但又肯定革命的合理性与正义性，更对起义进行大量、大规模，有如史诗般的歌颂，故给人一种在不知不觉间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的感觉。
尽管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并非完美无瑕，带有理想主义产物的味道，但它仍不失为一种对美和善的描述和追求，他的“仁慈、博爱”核心，也正如一些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像天堂纷纷飘落的细细的露珠，是货真价实的基督徒的慈悲”，绝不失历史与现实的作用和意义。
在世界文学史上像雨果这样自始至终关注着国家民族事务、历史社会现实并尽力参与其中的人可谓寥若晨星，所以他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斗士。
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已成为了一面旗帜、一种精神、一个主义，将永垂史册，铭刻在一代又一代国内外读者的心中，给人带来黑暗中的光明和孤立无援时的慰藉。
相信这样的高度是世界上不少在文学领域中取得了瞩目成就的作家都难以企及的。
以悲惨世界为例阐述浪漫主义文学的审美特征
浪漫主义文学多以作者根据现实情况，因不满现实而加以想象来体现批判现实的作品，如法国浪漫主义小说家雨果的小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
现实主义文学则是根据现实情况，以夸张等描写手法来突显放大现实的丑陋点，一般带有很强的批判性和讽刺性，如法国现实主义小说家 巴尔扎克 的一些文学作品，还有如《高老头》等。
《飘》中的环境描写不错
开头描写农庄的美来映衬郝思嘉的生活状况及心态；中间的农庄没落景象为郝思嘉的艰苦生活埋下伏笔。
请按一下采纳哦~O(∩_∩)O谢谢~
急!!!!!雨果的对照原则在<悲惨世界>中的体现
本文拟从女性主义的视角对雨果的《悲惨世界》做一个全新的解读。
本人注意到传统的对雨果及其传世名作《悲惨世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道主义的解读和对照原则的分析上，在人物的分析上也主要集中在男主人公冉阿让身上，而对芳汀和柯赛特则无人问津，于是有了从女性形象入手来分析雨果的女性观和艺术观的设想。
本文主要分三个步骤来阐释：第一步，用雨果的对照原则将《悲惨世界》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分为四组，分别分析每一组人物形象的相同和相异之处，进一步总结出每一位主要人物形象的主要特征；第二步，在第一步的基础上总结出雨果塑造女性人物形象的主要标准——美丽、贞洁和恭顺，进而用女性主义的理论指出这几个核心的标准正是形成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格局重要原因，并对这些标准做了较为具体的分析；第三步，结合《悲惨世界》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分析出雨果的主要文艺思想——对照原则——实际上是由来已久的二元论的继续和变形，对照原则之下的“男人”和“女人”的二元对立正好是女性主义者竭力批判的男权制的基础，在这一组的对立中，女人明显地处于弱势的地位，而《悲惨世界》恰好以一种巧妙的方式遮蔽了女人的这种不公平的弱势地位。
最后，我们得出结论，主观上同情女性处境的雨果却在客观上造成了女性身份和角色的进一步的异化和他者化；雨果的“人道主义”中的“人”只是“男人”，女性应当认清问题的实质，并做进一步的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