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名言的出处
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试论颜元经世致用的义利观 在我国古代哲学理论中，义利关系问题集中了伦理道德的价值取向。
孔子认为：“仁者人也……义者宜也”。
追求私利是人的欲望本能，但是追求私利应以“义”为前提，以义制利，见利思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他的义利观可概括为“重义而不轻利”。
而荀子则提出：“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
”已经有了重义轻利的倾向。
董仲舒提出：“夫人仁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否定了君子在合乎“义”的情况下追求“利”的合理性，这与孔子所赞许的“义然后取”和荀子说的“好利恶害”明显不同，进一步割裂了义利之间的关系，也把重义轻利的观点绝对化了。
宋明理学家承袭、发挥董仲舒的观点，严义利之辨，倡导贵义贱利。
程颢认为“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义利关系被视如水火之不相容，有义则无利，有利则无义，朱熹提倡“革尽人欲，复尽天理”。
心学大师王阳明也主张“去人欲而存天理”。
“义”作为一种价值原则被提升到宇宙本体和形而上学终极存在的高度，称为“天理”，“利”因“人欲”恶的性质而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先秦儒家所谓“合义”的利也不存在了，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利”存在的客观性和必要性。
清初，思想家颜元继承、发扬了事功派的功利思想，在义利关系上对董仲舒和宋明理学的观点作了尖锐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孔子义利观的本来面貌。
他主张“以义为利”的观点。
他说：“以义为利，圣人平正道理也。
……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
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
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
予尝矫其偏，改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义利并不对立，在正谊、明道的前提下，必须谋利计功，求义中之利。
颜元还以种田、捕鱼为例说明人们进行生产活动，是必须讲求功利和收益的：“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
世有荷网持钩而不计得鱼者乎
”正义明道就应该谋利计功，不讲功利，义、道之事空洞的腐儒直言，于国于民毫无益处。
这里，颜元实际上是将功利看作是“正谊”、“明道”的出发点和归宿。
颜元对程朱理学将义利对立而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义利观尤为反感，他认为，舍形无性，人形不但不是人性的累害，而且正实现了人性。
而人的欲望又满足人形体各方面的需要，因此也是人性的必然表现，是人之常情，不能像程朱那样将其看作是罪恶性质的人欲。
所以他说：“故礼乐缤纷，极耳目之娱而非欲也”；“位育乎成，合三才一性而非侈也”。
主张有其体必有其用，并以其用通有其体，这是对封建禁欲主义的根本否定。
颜元认为，谋利计功是人的活动的普遍特征，道德不是空话而存在于人们谋利计功的行为之中，“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所以“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
他的这些观点，继承了先秦儒家“富贵乃人之所欲”，君子“义然后取”的义利观中的合理成分，比较好的将义利统一起来，可以说是向传统儒家义利观的复归。
在道德评价中，之所以谋利计功，就在于“理由事先”、“理由功著”，必须通过实事实功的实际效果，道德才得以充分体现。
仁义并非仅存于内在的道德世界之中，还应当具体展现于外在事功的开创过程之中。
正是外在事功，构成了内在道德的现实确证。
外在事功对于实现人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彰显内在德性的光辉是非常必要的。
所谓的离事功则“言仁义者陆沉泥腐”，“无事功之仁义”强调的正是这一点。
而理学家中时道德境界，轻视物质生活，把两者对立起来，宣扬重义轻利，甚至讳言功利、不求效用，必然导致道德价值发生混乱。
颜元反对只强调动机而否定效果，它批判理学家热衷于静坐空谈心性道德，不办经济生民的实事，形成了一种崇尚空疏、鄙弃实事实功的社会风气。
认为其所造就的只能是“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无用腐儒，“莫谓唐、虞、三代之英，孔门贤众之士，世无一人，并汉、唐杰才亦不可得”。
由此可见，在道德和事功的统一中，颜元的侧重点由道德转向了事功，外王事功成为了价值的重心和目标。
正是基于这一点，颜元为了扭转空疏的社会风气，扶正被颠倒了的道德评价标准，提出了“身心一致加功”的原则，即在道德评价过程中，既要注意言行一致，又要注意义利统一，动机和效果的一致。
要把个性修养同成就事业联系起来，考察实事实功的完成，特别强调义利并重、道功兼收，以“功”、“用”来判断、评价道德。
同样，为学求知的目的也在于“务期实用”。
颜元认为：“学必求益，凡举步，觉无益就莫行；凡启口，觉无益就莫言；凡举念，觉无益就莫思。
”颜元把“有益”看作为学求知的前提，无论行、言、思都必须以“有益”为出发点。
讲义不能不讲利，只有义利一致才能对社会有所贡献。
基于对宋明以来崇虚黜实、讳言功利的严重弊害的深刻认识，颜元提出了功利主义的圣贤观，把能够“建经济生民之勋，成辅世长民之烈，扶世运，奠生民”的圣贤作为最高的人才理想和德育目标。
他强调知识分子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并且还要有济世救民的本领。
颜元所谓的圣贤已不同于传统儒家的圣贤。
在儒家传统观念中，圣贤主要指个人道德修养的完善状态，而颜元的圣贤范畴则是社会本位的，着重从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具备的实际才能及实际功利的完成方面来要求和衡量，既有个人品德修养方面的内容，又有实事实功的要求，而对于后者尤为注重。
可见，颜元把“斡旋乾坤、利济苍生”的实际功业以及“有真才真器”，“致君泽民”的能力作为人才的标准。
在心性道德之体和经世济民之用之间，颜元所强调的是通过经世致用来体现德性。
颜元的所谓理想人格不再是静坐读书，重义轻利的腐儒，而是与社会实践融为一体，义利兼重的有用之才；他所关注的不再是挺立的道德人格和“存天理，灭人欲”的内圣工夫，而是能否开创盛大的外王事功。
颜元并不否认内在德行的涵养和修持，只不过以一种不同于宋明儒者的理念开创出内外圆融的为学路向，赋予了宋明儒学因过分脱离外王路线而腐朽生蠹的思想以崭新的生命。
综上所述，颜元的义利观以经世致用为旨归，更以“正其谊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为原则，实现了对儒家义利观的复归。
颜元提倡经世致用“正谊谋利，明道计功”的义利观，既重义又重利，既重内圣又重外王，既重“尊德性”又重“道问学”，既肯定多学而识的博学多问，又强调理乐六艺等实用技巧的价值，在工夫路线上异乎宋儒，开出了一条客观、具体、务实的实学思想的新路数，实现了由内圣转向外王，由虚空转向实在，追求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的新路数，实现了由内圣转向外王，由虚空转向实在，追求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路向。
此是颜元思想的真正价值所在。
当然，颜元的义利观的提出有其深刻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他所反对的是当时重义不追求正当利益的腐儒。
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深切理解古人思想的精华，既要避免不顾国家和他人利益，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的舍义重利倾向，又要兼顾合理的追求利益的经济商业活动。
只有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使义利并重，协调一致，调节好物质利益和道德精神的关系，才能更好的开创我们灿烂光明的未来。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舍筏登岸是什么意思
舍筏（舍筏）登岸 舍弃渡人的船筏上岸;登上陆地。
舍筏：谓佛法如筏，既已渡人到彼岸，法便无用，不可再执着。
语本《金刚经·正信希有分》：“知我说法，如筏喻者。
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 唐 钱起 《归义寺题震上人壁》诗：“不作解缨客，宁知舍筏喻。
身世已悟空，归途复何去。
”后多以喻学习古人诗文要摆脱方法上的束缚，方能有所创造。
明 何景明 《与李空同论诗书》：“佛有筏喻，言舍筏则达岸矣，达岸则舍筏矣。
” 明 王士禛 《香祖笔记》卷八：“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
大复 与 空同 书引此，正自言其所得耳。
” 郭绍虞 《中国文学批评史》五七：“作诗以道性情， 李梦阳 早已讲过；学古重在舍筏， 何景明 便是如此。
”
唐宋科举变化
宋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和武举。
相比，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
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
”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
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
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
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等；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
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
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
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
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
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
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
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
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
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
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
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
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
殿试后分三甲放榜。
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
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二年不定。
实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
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
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代开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誉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
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
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誉录制度的建立。
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
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
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
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
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誉录。
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仅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
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效力。
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日趋腐败，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了。
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革，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
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
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
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
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
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
熙宁八年，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
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
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
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
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
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张国荣为什么跳楼
一代巨星张国荣愚人节为什么会坠楼身亡，留下许多谜团，对他的死因是众说纷纭。
然而就在昨天，他背后的男人唐唐接受媒体采访时流泪倾诉，并揭露惊人内幕。
唐唐说，他知道“哥哥”张国荣的天大秘密，也知道他为什么要死。
唐鹤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张国荣在遗书里高呼：“我一生没有做坏事，为什么会这样
”遗书中所说“为什么会这样”，只有他知道为什么，也知道张国荣为什么会突然想不开。
唐鹤德说，他知道张国荣坠楼背后之隐情，也知道张国荣的秘密，原因好多、好复杂，但他不会揭露这个最令人关注的秘密，也不方便透露，要看他的家人要不要透露。
张国荣爱美 家人保全尸获警方批准 跳楼身亡的张国荣，生前一向爱美，家人为保其全尸，2日向法院申请豁免解剖尸体检验获得批准，遗体目前移放香港北角香港殡仪馆，预计4月7日设灵，4月8日出殡。
据警方消息指出，张国荣由24楼坠下时双脚先落地，后脑爆裂、下肢严重骨折，但上半身完好，无损其俊俏的脸，遗容看起来很安详，张国荣的家人希望他能保全尸，于是向香港东区法院申请批准免剖尸令获得批准。
张国荣之死家人责不可推 张国荣是国内第一个公开自己性别取向的明星，并曾公开说《霸王别姬》中的程蝶衣是自己饰演的最满意的角色，因为“他最像自己”。
此番张国荣生命逝去，不禁让人感慨，这是“程蝶衣的宿命”。
而专家否定了这种宿命的说法，“一般演员无法抽离角色的情况不太可能发生。
偶有演戏太过投入，心境因此而改变的情况，但那都是暂时的，正常的情况下这些状况都会随时间推移而好转。
”至于张国荣本人的情况，专家指出，一般性格内向的人比较容易产生心理问题，抑郁症表现有许多种，无法尽数，但明显集中在情绪低落、心境较差、睡眠有障碍、疲乏无力、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等现象。
张国荣是公众人物，他受到的压力也许会更大，再加上他性格的原因，也许有可能产生心理问题，只是也许。
但因情绪问题而导致自杀，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诱因。
也许是因为感情，也许是因为人生态度，也许是因为种种猜测的原因。
但谁都不是张国荣，不知道他的心里在想些什么，因此对于张国荣的死因，谁都不好在事后妄加评论。
专家指出，抑郁症是比较容易产生自杀倾向的，严重时还会导致自杀行为产生。
去年11月，张国荣就曾有自杀行为出现。
对于有严重自杀行为的病人，应该立即停止其工作，进行严加看护，做到“不离视线”。
尤其像张国荣这种有过自杀预兆的人，其亲属和身边的人更应该时刻注意。
如果他真的是因为心理问题而导致死亡，那他身边的人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医院未让“红色恋人”相见 唐鹤德接到张国荣的死讯时，感到很害怕，一点也没怀疑是愚人节的笑话，马上赶到医院去。
记者问他怎样接到张国荣死讯时，唐鹤德说，他原本约好张国荣去打球，张国荣的前经理人陈淑芬突然打电话给他，让他即刻去医院。
他说，他知道张国荣过身时，心里非常害怕，根本不曾怀疑这是愚人节的玩笑。
至于张国荣的遗体情况如何，唐鹤德无奈地表示：“我没能见他最后一面，我想见，但医院方面说不行。
” 唐鹤德说，他也没有看到张国荣的遗书，只是有人透露遗书内容给他听。
唐鹤德还对记者说：“去年11月张国荣曾服安眠药自杀，后被抢救及时才脱险。
”不过唐先生不肯透露张国荣为何寻死
记者问唐先生，张国荣生前是否患有抑郁症
唐鹤德想一想才说：“从我角度来看，‘哥哥’是可能患抑郁症，其实这样的事应该由医生来判断。
” 记者又问，张国荣生前是否需要以药物稳定情绪
“这样的事不好说，我必须先得到他家人的同意才能透露。
”不过，唐鹤德说，张国荣是自愿接受精神治疗的。
医检报告成“催命符”
唐鹤德一番“不方便透露”的话，留下更大的谜团和疑云，更叫人议论纷纷，人们把焦点放在张国荣死前刚刚出炉的医检报告，有人怀疑唐鹤德所指的秘密和这份医检报告有关。
有消息说，张国荣在跳楼前，曾到医务所取医检报告，他不能面对自己的验身结果，原本约好朋友见面的他，才会从酒店坠下。
究竟医检报告的内容是什么
是不是他患上无法面对的病
还是他已证实自己患上什么不治之症，受不了沉重打击才会走上绝路，死前还写遗书问：“为什么会这样
” 对此唐鹤德说，他不方便透露他所知道的秘密，但他表示，他和张国荣的家人，过后会给歌迷和大众一个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