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共和 辛丑条约片段的台词
1、（战败后《辛丑条约》签定，赔银子四亿五千万两，慈禧终于从八国联军要惩治的名单中划掉）“这份条约，没侵我主权，没割我土地，只要咱的银子，虽说多了些，咱也只好量我中华之物力，给人家就算了。
”“连我都杀了，他们找谁要银子去
”“我那件寿礼服，李鸿章给我要回来了吗
”2、（《辛丑条约》签订会场）庆亲王奕劻看到条约上的内容后，手一直在抖，以致写不了字。
这时李鸿章把笔拿了过来，对庆王说：“天下最难的，就是把自己的名字签在卖国条约上，你还年轻，还是我来担这个罪名吧
”
(走向共和)孙中山最后的讲话
用文字写出来
（李鸿章和红儿在庭院里抽陀螺，家人通报梁启超求见）李鸿章：红儿啊，你不是老要见康党吗
他们可来了。
我告诉你啊，他们可都是三头六臂，你怕不怕
红儿：红儿……不怕。
梁启超：（走进后院）晚生梁启超，拜见中堂大人。
李鸿章：梁先生，幸会幸会。
怎么康党也到了我广东
梁启超：其实我们倒是常来常往，只是没有机会拜见中堂。
李鸿章：（对红儿）红儿啊，你看到了
红儿：你骗人，哪有什么三头六臂呀。
（李鸿章大笑）梁启超：这……李鸿章：我这个红儿啊，一直嚷嚷着要见康党。
（三人都笑了，红儿去备茶）李鸿章:我曾跟太后说过，我也是个康党。
可我背了康党的恶名，却没有见过康党的恶人。
我心里为此，一直耿耿于怀啊。
梁启超：那中堂大人今日可释然于怀了。
（两人在庭院里坐下谈话）李鸿章：我这里可是龙潭虎穴呀。
梁启超：北京才是真正的龙潭虎穴吧。
李鸿章：梁先生有何见教
梁启超：不敢当。
但目前局势，中堂有上、中、下三策可以选择。
李鸿章：哦
你说说。
梁启超：乱世出英雄。
晚生为大人计，摆脱朝廷，先拥两广自立，然后挥师北上，为亚洲创建一个君主立宪国。
这就是上策。
（李鸿章沉默，梁启超紧紧盯着他）李鸿章：嗯。
那，谁来当你说的那个新皇帝呀
梁启超：晚生在拜会大人前，现行拜会了香港总督卜力先生。
他答应晚生，如果光绪皇帝对以他的名义所作的事情没有责任，那么英国政府对他在一定条件下继续进行统治，是不会反对的。
李鸿章：（惊疑）嗯
梁启超：晚生还遇见了孙文先生。
李鸿章：孙文
梁启超：他说曾去天津拜会过您。
李鸿章：就是那个满口革命的后生吧，记得。
梁启超：孙文先生说，倘若两广在中堂大人的策动下，率先独立。
革命党就支持大人做PRESIDENT。
李鸿章：什么
梁启超：请中堂大人，当总统。
李鸿章：（表情由愠怒转为无奈）谋反哪
（片刻沉默)那中策是什么呀
梁启超：带领兵马，北上勤王。
彻底剿灭义和团，以此与各国交好于前。
李鸿章：嗯，那你的下策，我就知道了。
奉诏进京，跟八国联军谈判，投身虎口。
呵，是这样吧，梁先生。
梁启超：中堂大人，晚生万没料到，中堂竟然还是摆脱不了这个下策。
李鸿章：（拍拍梁启超的肩膀）卓如啊，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
梁启超：晚生只是为中堂可惜。
（两人走进书房）李鸿章：卓如啊，你这次来，是你老师的意思吧。
梁启超：晚生狂妄，自作主张。
李鸿章：你一定能自立门户。
梁启超：中堂大人，晚生还有一请。
李鸿章：哦，你说。
梁启超：晚生不才，原为中堂大人立传，请中堂允准。
李鸿章：立传
不树碑吗
梁启超：晚生秉笔直书，绝非为了巴结中堂。
李鸿章：（笑了）红儿啊，我那些文牍履历刚收拾好了，你都拿来，交给梁先生。
那些个东西呀，我活着都是宝贝，我若死了，废纸一堆。
现在有卓如这样的大才子，为我作传，或许能入史传世，有益后人。
老夫高兴啊。
梁启超：晚生荣幸。
摘自电视剧第25集。
梁启超的上中下三策可见于他作的《李鸿章传》。
但梁启超是否当面向他进言还待考，也许是编剧的发挥吧~~“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应该是编剧借李鸿章之口抒发的感慨，也称得上全剧的点睛之笔。
走向共和最后孙中山的演讲词
我知道，你们很着急。
张勋复辟了，国会又开不成了，我知道。
我啊，我急的不是这个，这些日子我想的很多，我们本来是共和国，可怎么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了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东西，这个问题不解决，专制复辟就是必然的。
共和国就永远是一个泡影。
共和的观念，是平等、自由、博爱嘛。
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为粪土，民众，仍被奴役着。
民国应该是自由之国
自由是民众天赋的权利
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是只有当权者的自由，权力大的有权力大的自由，权力小的有权力小的自由。
民众，没有权力，没有自由。
民国应该是博爱之国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可民国六年来，我们又看到的是什么
是只有民众对当权者恐惧的爱，而当权者对民众，只有囗头上虚伪的爱。
那种真诚真挚的博爱，我们看不到啊。
民国更应该是法制之国
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行政权力一次又一次地肆无忌惮地干涉立法∶你不听话，我就收买你；你不服从，我就逮捕你，甚至暗杀你。
立法者成了行政官员随意蹂躏的妓丄丿女
那行政是什么呢
行政应该说是大总统及其一整套文官制度。
应该是服务于国民，行共和之政。
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是一个打着共和旗帜的家天下，在这个家天下的行政中，我们根本看不到透明的行政程序，更看不到监督之制。
那些行政官员，是如何花掉民众的血汗钱，民众不知道，那些行政官员把多少钱揣进了自己的腰包，你们不知道吧，我也不知道。
你们都知道司法是裁判吧，这个裁判的原则是什么
是一部主丄丿权在民的共和国宪法。
可民国六年来，我们根本没有看到这么一部宪法嘛
就那部不成熟的《临时约法》，也一次又一次地被强奸。
有人说，不不不，不是一个人，是有一些人说，共和他只是一个称号而已，你孙大炮说的这些大虚幻、太遥远，不符合国情，它就像一个气球，啊，看着很美丽，可一飞上天啊，卟破灭了，我想请问你，难道我们不要共和了吗
难道共和真错了吗
如果不要共和，我们有的就永远是专制，如果我们不要共和，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被奴役。
如果共和是错的，那自由就是错的，如果共和是错的，那平等就是错的，如果共和是错的，那博爱就是错的吗
我们追求的共和没有错，当然它还不完善，所以我们要一点一滴的去完善它，哪怕为此要付出代价呢
哦
对了，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有点古怪是吧，连裁缝都说是很奇怪的。
但是我要说这是，这是为了完善共和，你们还觉得奇怪是吗
我要说，这就是共和，这就是共和的衣服。
这边，我设计了三颗扣子，共和的理念，就是平等、自由、博爱。
这边也有三颗扣子∶民族、民权、民生。
那宪法呢
呵呵呵，我说的不是三权宪法。
我发明了个新词，叫五权宪法。
这里装的是立法权，这儿装的是行政权，这儿装的是司法权，这三权你们都很熟悉，叫间接民权。
我情有独锺的是直接民权。
要让普通的民众都有直接参政议政的权力
一个是考试权，我们中国古代就有考试的传统，后来把科举废除了，当然这对后来大兴新学有好处，可当官就不再考试了，这不好，这就像倒脏水把孩子也倒出去一样啊，民国六年来，在行政上用的是什么人啊，都是袁世凯他北洋的人，至今还如此。
所以我们要把考试权还给民众。
今后，凡行政用人，一定要经过考试，不管是谁
还有一个是弹劾权。
没地儿装了，不急，不急，装在这儿，弹劾权
为什么要把弹劾权藏在里面呢
因为它是民众的杀手锏，它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突然杀出来，弹劾你。
所以你要战战兢兢的当官，老老实实的为民做事，我想这回有人，更要说我孙文是个疯子，吃饭穿衣都说共和，你孙大炮还会什么
他说的对。
我只知道共和这两个字，我这一辈子就认这两个字，共和。
我们有许多志士同仁，为了共和连生命都献出了，我孙文此生啊，没有别的希望，就一个希望，那就是：让共和不仅是一个名词，一句空话，或一个形式，要让它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让它成为我们牢不可破的信念。
共和是普天之下民众的选择，是世界的潮流，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我孙文相信，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啊它一定会实现共和的，我坚信这一点
走向共和讲述的内容属实吗
共和:历史年号，西周从厉王失政，至宣王执政，中间十四年，号共和。
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共和，意为共同维护和平，和平共处之意，也是一种执政方式。
走向共和中孙中山的作为政治人物的三个特点
对孙中山先生的评价，就会发现有很多不理智，稀里糊涂盲从的现象。
孙中山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以来，非议较少，海峡两岸都予以肯定，被尊崇为“国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
对他的赞扬主要是指创建共和，结束了王朝的专制体制，建立民主宪政国家；他的主要思想集中在提倡的“三民主义”上，认为这是中国历史思想上的一大进步。
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当时从表面上推翻帝制并不是很难做到一件伟业，而是结束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是明摆着的事，关键在于如何“过渡”，如何走“下一步”。
实际的历史现实说明当时并没有取消帝制的基础，主张推进先立宪的“先知”们的目光才是正确的。
果然是武昌一声炮响，并没有发生多大的社会动荡，清王朝就垮台了，明面上结束帝制当然也是一种进步，值得赞许。
直接做到这一点的是袁世凯，他在结束清帝制这一事件上采用给清皇室一定优惠，换取清王室的退位，是避免社会更大动荡的措施，是值得赞扬的一个政治家的行为。
辛亥革命是上世纪付出代价最少而有显著成果的革命，而袁世凯所起的作用在今天又得到多少人的赞许呢
至于他的称帝做法，不过是不识时务，现实也使他自食恶果。
将他斥为“窃国大盗”，岂不知当时在民主极为脆弱的社会基础上，清室的退位勾起数不清“野心家”的“窃国”欲望。
混乱的社会给“革命”提供了机会，也给了“真命天子”“黄袍加身”的机遇，致使民国初期很快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
我们赞扬孙中山是因为推翻了帝制，从这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上看，孙中山并没有在人们的认知上推翻帝制，就是进入新世纪了，赞扬皇帝的文章和影视剧也常常得到人们的认同。
现实中也没有建立起民主立宪的共和国，就是武昌起义也不是他直接指挥。
当时赞同推翻清王朝专制体制的人很多，而辛亥革命只是从表面上推翻了帝制，仅从这件事上讲，武昌起义的勇士们，逼迫清室退位的袁世凯都比孙中山更值得赞扬。
而从对民主立宪知识的普及上来讲，从宣传民主立宪来讲，应当赞扬梁启超。
孙中山被肯定的重要一点是奠定了“革命党”发展的基础，他是国民党的创始人之一，共产党创建初期也得到他的扶持。
两党在重要政治场合都悬挂他的画像，而且是唯一都被两党高调肯定的历史人物。
孙中山力主把中国建设成民主自由的共和国，这也成了两党的目标，是符合了人民的意愿。
既然是人民的追求，提出这个目标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功绩”，关键是提出实现目标的好方法、好措施，以较少的“牺牲”来达到目标。
而孙中山给两党指出的是从俄国学来的“武装夺取”之路。
当时不少有识之士就指出走这条路的危险性，同时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和民主宪政的目标向背的，用这种方法是达不到真正的“人民的意愿”。
历史的进程果不其然，武力讨伐的结果是引发十年内战，继而使日本乘虚而入，随后又有了更为惨烈的三年内战。
国民党在台湾当然也有功绩可言，并在局部实现了民主宪政，但这一功绩应当记在蒋经国的身上，和孙中山就离得远了。
从现实历史上看，孙中山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
那么，在理论思想建树上是否有值得纪念的呢
孙中山可能是忙于“革命”的缘故，并没有创作出系统而有思想的理论著作，他的政治主张集中在他的“三民主义”上。
我们仔细分析孙在这三个主义上的言论，可以说很多都是泛泛而谈的空话，在实践上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首先他所提出的“民族主义”，最早是“驱逐鞑虏”的大汉族主义，这比各民族要相互融合的观念落后。
国民党执政时的国旗意义也比民国初年的“五族共和”旗帜更缺少民主性。
同时孙在为了取得革命胜利上不遗余力，多次乞求国外势力对中国的干预，他最后的成功就是“联俄”的结果，此时民族主义何在呢
关于建立民主自由宪政共和国的理念，上面已经提到，不再多述。
至于提到的“民生主义”不过是全世界人们都追求的“普适价值”，这在王朝专制时期也有“民为贵”之说。
“公平”、“正义”是人们普遍希望的社会状态，出现严重的贫富不均和劳动力极其廉价的现象是需要改革的。
孙中山笼统地提出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这些语言反映的是多数普通公民的意愿，只要是有远见的政治家都会提出的，而关键是结合实际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
强调这些笼统的话语，而无切实可行的措施，很容易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破坏了经济秩序，继而引发社会的剧烈动荡。
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只有“空话”而无实际措施，在土地问题就是最典型的。
败退台湾之后，实行了切实而温和的“土地改革”，为民主宪政打下了经济基础。
而这些和孙中山无关。
我们分析上世纪中国社会出现的混乱和战争，不少都不难找到孙中山的“影子”；而社会出现的进步现象，如民国初年的脆弱宪政现象，文化、思想解放的现象，报刊自由发行的现象，工商业大发展的现象，都很难找到是孙中山提倡的结果。
我们崇拜他，给他塑像，不就是盲从吗
笔者不是基督徒，但注意到基督教中最重要的戒律之一是不得崇拜偶像。
这一观点看上去是让你单独崇拜上帝，而实际效果就是不要将人“神圣”化，不要极端看待一个人。
不去崇拜具体人物的做法正是民主宪政的需要，我们分析欧美民主立宪国家莫不遵守了这一点。
任何一部成熟的宪法，没有将具体人名写入宪法的，也不存在“某某（人）的思想”是立国之本的说法。
人是爱好思考的，同时又懒于认真思考，独立去仔细分析。
这种人性上的缺陷很容易使人产生对“偶像”的崇拜。
人们推崇某个人，实际上反映的是思想上的“共鸣”或是某方面的共同“爱好”，这在“专业”层面上是完全合理的，如众多的“追星族”，以及对一些思想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的认可。
但当追崇的是与执政集团有关的“政治”人物时，常常是和对“权力”的认可有关，也常常透露出对“胜王败寇”丛林法则的推崇。
此时不再会有“宽容精神”的民主，而容易产生对“专制”的赞扬。
例如对孙中山的推崇，背后反映出的就是对国民党“党权至上”的认可。
当极端去看待一个政治历史人物时，这个人的真实历史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一个对中国历史进程并没有做出多少正面贡献的人被封为“伟人”、“国父”，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如果我们能保持自己的“思考”，做到一个有理性的人，就是拒绝“极端”的去评价任何人，尤其是政治历史人物。
这一点是稳定社会必备的“语言环境”。
语言上的争论常常引起“行动”，在对人的评价争论上往往出现在“挂画像”、“塑雕像”等具体现象上。
如果是在个人“领域”，如家中，愿挂谁的像是个人的自由。
而在公众场合，尤其是“政治性”比较强的广场应当去掉产生“个人崇拜”的土壤，不去挂具体政治人物的画像和立塑像。
人们对很多历史政治人物评价的崇拜常常转到对所谓思想（言论）的认知上，人们常常用一些“伟人”的语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这又是一种错误的思考问题的方法。
在处理社会具体问题时，不能以“某人”所说的话或“思想”作为行动的依据，这也是实现真正“法治社会”的前提。
一种观点有意义不在乎是谁说的，而在于真实反映了现实，能指导实际的进程。
尤其是能符合“法”的要求。
如果我们从一个人所创造的“思想”去评价这个人，可以将对人的评价转到对言论（他的思想）的评价上。
此时参与评价的人应当熟知这个人的主要言论。
例如对孙中山进行评论，应当去分析他的文集中有多少符合逻辑，有多少具有实际意义。
没有系统看过他的言论集的人是没有资格来抬高或贬低他。
尤其我们不能对某人类似广告词的片言只语来评价他，例如孙中山题词“天下为公”，就认为他“伟大”，是没有道理的。
人们喜好对历史人物做出评价，如果作为学术问题，或者是茶余饭后的闲聊，我们应当养成从某个具体的方面去看的习惯，多谈具体事件，少一点笼统而极端的话语，要给对方留点交谈的余地。
理性评价政治历史人物是我们提倡民主立宪绕不过去的话题，而“理性”就是拒绝极端褒贬任何一位历史政治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