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庞吉
“庞太师”，所暗指的仁宗年间曾任宰相的庞籍。
庞籍（988年—1063之，单州成武（今山东成武县）人，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进士及第后，任黄州司理参军，深得知州夏竦的赞许，认为庞籍极具宰相之才，他日必成大器。
不久庞籍又先后升任为江州军事判官，开封府司法参军，刑部详复官，群牧判官，大理寺承，殿中侍御史，累迁至抠密副使，抠密使，宰相等。
庞籍还是韩琦、范仲淹等人的好友，司马光、狄青等人的恩师。
宋仁宗刚即位时，章献太后（真宗皇后）垂帘听政，章献太后去世时曾留遗诣，要让章惠太后继续垂帘听政。
庞籍时任殿中侍御史，认为不妥，力主仁宗亲政，并当众烧掉支持垂帘制度的《内东门议制》。
仁宗亲政后，庞籍即向仁宗上奏，建议皇帝用人应辨邪正，防止朋党，按照公论和政绩提拔晋升官吏。
他的行为得到了朝野的肯定，被誉称为“天子御史”。
庞籍任开封府判官时，仁宗宠爱尚美人，尚美人常派内侍到开封府传达旨意，干预政事，庞籍认为美人派内侍到官府宣喻旨意是后宫干政的行为，因此严加拒绝，传令将宣喻旨意的内侍予以痛打，并明令：“今后如再有后宫传命，不要接受。
”作为一个开封府的判官，敢与皇帝的爱妃对抗，足见庞籍的凛然正气和不畏权贵的作风。
北宋宝元元年（1038年），西北党项族首领元昊建立西夏政权，公开反宋，连破北宋边城，百姓背井离乡，宋西北边防形势十分紧张，庞籍被任命为陕西都转运使，与范仲淹、韩琦共同掌握宋西北军政大权，以防西夏入侵（此时包拯刚出仕不足一年，任安徽天长县知县）。
庞籍一到边地立即整顿军纪，安抚百姓，稳定秩序。
为战胜西夏，确保西北边境安宁，庞籍向朝廷进言：“天久不雨，灾害严重，宫中奢靡，三官赏赐过重（三官即指内官、医官、乐官），应减少宫中花费，裁减三官，节省财力以赏战功，将士肯于征战，不愁西夏不平”。
犒赏将士，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措施，而朝廷却把大量财力花在宫中，不奖赏将士，对此，庞籍犯颜直谏，刚正不阿。
浑州西北的桥子谷，是西夏进攻北宋的必经之地。
庞籍特选善于骑射，董军事、有谋略的部将狄青在桥子谷旁筑寨驻兵。
为解决数万士兵军用物资问题，庞籍招募百姓就地耕种，以供军粮，并以寨为基地，逐渐收复了被西夏攻占的其它城堡，扭转了战争局势。
不久，元昊派人前来谈判，庞籍认为：“这是西夏的奸计，不可大意。
”并下令屯兵青涧城以防元昊袭击，后西夏大兵果然直迫宋境，见宋军防备严密，难讨便宜，才撤兵退去。
元昊与庞籍较量多年，最后，不得不向宋朝称臣。
元昊称臣后，庞籍即提出：将矮小老弱兵士进行裁减，安置务农，以减少费用，解决军饷。
得到了朝野的一片赞许。
皇佑四年（1052年），广西壮族首领侬智高反宋，朝廷多次派军镇压均被侬智高打败，庞籍时任宰相，认为旧部狄青可胜侬智高，即向朝廷力荐，狄青亦上表请战，朝廷便任狄青为宣抚使，办理岭南军事。
谏官韩绛认为狄青不宜专任。
仁宗即征求庞籍意见。
庞籍认为：狄青出身行武，素被文人轻视，若以文臣为狄青副手，则难以统一号令，不利于战，还是让狄青专任为好。
仁宗听从庞籍意见，令狄青统领岭南各路军士。
狄青熟知兵法，了解军情，总结宋军失败原因，设法鼓舞士气，奇袭侬智高，大获全胜。
由于狄青指挥得当，士兵作战勇敢，侬智高很快被平定了。
庞籍后被册封为“颍国公”，以太子太保退休。
嘉佑八年（1063年）三月76岁时去世（此时的包拯已于一年前去世了），六月葬于雍邱县（今河南杞县），仁宗赠他司空，加侍中，谥号“庄敏”。
“田园贫宰相 图史旧书生”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总结。
子，元英曾任鸿胪寺少卿等职 。
孙，庞恭孙，德孺，曾任猷阁待制，直学士、成都、陈州知府等职。
从庞包两人的历史地位，历史贡献等方面来看，包拯根本无法与庞籍相提并论，然而，这样对中华民族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历史人物为什么会成为“作家”、“编剧”们笔下的“奸臣”呢
历史真的不容篡改吗
在一些人的眼里：历史为“需要”服务，是可以改的。
在一些人的眼里：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容篡改。
讲讲香港张子豪英勇事迹
世纪悍匪张子强自从知道香港有个十大富豪排行榜之后，就决心将十大富豪逐个绑架一回。
张子强首选目标自然是华人首富李嘉诚，“省港奇兵”们不但成功的绑架了首富李嘉诚的大公子李泽矩，赎金更是以十亿港元创世界绑架史新高。
第二个遭“省港奇兵”伏击的是当年首富排行榜二哥郭炳湘，赎金高达六亿港元，如果张子强不是丧心病狂的要绑架当时的布政司陈方安生，以及用800公斤炸药炸开赤柱监狱，营救香港最危险的暴力罪犯叶继欢而惊动广东、香港两地警方，说不准香港十大首富早就都让张子强拍“写真集”了。
1996年5月23日下午，李泽钜由司机送回家，汽车在寿臣山道被绑匪用电单车和汽车伏击截停，两人在AK47和手枪指吓下呆若木鸡，不敢开车门。
绑匪情急下向房车开了一枪击碎一块玻璃，司机恐怕李泽钜受伤，被迫打开车门。
李泽钜被绑匪囚禁在粉岭鹤薮一幢村屋，绑匪打电话给李家勒索赎金，李家救人心切，很快答应付出10.38亿赎金。
李嘉诚立刻派人到汇丰银行金库提取现金，装上一辆汽车驶到绑匪指定地方，换由绑匪将车开走，整个过程不足24小时。
郭炳湘被绑票的时间长得多达到六天，1997年9月29日，郭在上班途中被绑架，由于郭家筹款需要时间，并且与绑匪讨价还价，触怒张子强，郭炳湘被绑架，每天只有叉烧饭吃。
张子强在两宗绑票案共分得4.38亿元，郭炳湘的六亿元赎金他个人独占三亿。
1998年1月7日，张子强把在内地购买的八百公斤炸药偷运到香港，由一对姓刘兄弟运到流水响大窝村，不料有直升机在附近上空飞过，张子强以为被警方发觉，立刻将炸药搬到马草垄村，但终被警方缉获，张子强逃跑。
张子强其实是孤身空手入李宅谈判的，因为已经吃准了对方不会报警。
据说还被剥光关笼子里，绑匪张子强(绑匪届的老前辈阿)单枪匹马闯进李家,张口就要二十亿，李嘉诚说只能给十亿现金，而且李嘉诚真的没报警，让张子强成功劫走十亿港币，也是迄今为止香港劫案最高勒索金额。
这件事以后,香港富豪人人自危,开始请退役军人或者高薪挖角A4做保镖 。
当时李嘉诚宅内没有10亿现金，(哪有富豪在家里放那么多现金的)，谈判时，超人当着张的面给银行打电话，要求10亿现金，被告知有难度，于是为表诚意，拿出宅内4000万，张图吉利，拿走3800万。
随后10亿分第二天分两次送到。
李泽钜遂平安归来。
九七回归前.公安部部长陶驷驹受上方委托带重金到港澳收买黑社会.安抚黑道，以图安定要他们太平点.张子强不听，一意孤行，张子强1997年从内地购买800公斤炸药，打算炸赤柱监狱救出叶继欢（下面说的另一个大盗），这种疯狂让中港政府高度重视，再加上绑架李泽钜和郭炳湘.启德机场劫钞大案的事。
高层震怒，要杀鸡儆猴。
导致了政府加快步伐要将张子强团伙铲除。
98年香港警方截获张子强藏匿的炸药，1998年1月25日中午11点48分，中国警方在江门将其逮捕。
张子强终于被上头灭了，枪毙的时候都换了几个地方，对外不宣布，拉去的是另一个地方,然后又中途换点...... 死都死得不安生，来回的倒腾，不知道临死有没有晕车...... ——张子强犯罪团伙罪行录 张子强，绰号“大富豪”，被列为威胁内地与香港治安的头号重犯，其犯罪团伙人数约40余名，被指控涉嫌多宗持械抢劫、杀人罪案，以及两宗香港超级富豪的绑架勒索案，并曾密谋绑架香港政要，屡次企图劫狱，危害到国家安全。
罪恶累累的犯罪集团 自新华社1998年7月22日发布了内地破获张子强犯罪团伙案之后，近半年来，这个案件一直是香港及内地居民关注的焦点事件。
据警方评论，“大富豪”张子强团伙犯罪案，是世界上排位第六，亚洲排位第一的大案。
警方负责此案的首脑人物之一、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朱明健说，他从警36年以来，还从未经手过这么大的重案，张子强及其团伙罪行之严重，涉案人员之多，简直闻所未闻；而警方投入人力之众，办案时间之长，也是前所未有。
香港署理警务处长、与朱明健一样从警36年的黄灿光也表示，此案也是他从警以来所见的最大的案件。
香港警方就有人把张子强称为“世纪贼王”。
那么，张子强他们究竟干过哪些惊天大罪呢
从现有的记录看，张子强一伙人，从1991年就开始了他们的犯罪活动了。
所以有报纸就说他们是“横行7年”。
1991年6月及1992年3月，以叶继欢为首的一伙匪徒连续抢劫了香港观塘协和街及深水埠大埔道的7间金铺，劫得金饰价值达700多万元。
1991年7月12日，抢劫启德机场装甲运钞车1亿6000万元，张子强后来被捕，但法庭以证据不足为由，把他无罪开释。
港英当局当时还赔偿给张子强一大笔钱，使张子强愈发张狂。
1995年11月，在深圳枪杀香港居民蔡志雄。
1996年5月，绑架香港李姓超级富豪的长子，勒索港币10亿3千8百万元。
张子强分得4亿3千8百万。
1997年9月，绑架香港郭姓地产商，勒索港币6亿元。
张子强独得3亿元。
随后就在当年10月，又策划绑架港澳何姓巨商，被警方识破，未遂。
1997年底，从内地非法购买800公斤烈性炸药，2000多枚雷管，并偷运到香港，图谋制造更大的恐怖事件。
据炸药专家说，800公斤烈性炸药如果集中爆炸，足以炸平一座十几层的大厦。
正是这800公斤炸药，敲响了大富豪犯罪集团的丧钟。
张子强，男，祖籍广西玉林市，1955年5月7日出生，四岁那年随家人来到香港。
他出生于内地，给当裁缝的父亲打下手。
在这里，他遇见罗艳芳，二人结为夫妻，育有两个儿子。
当年两手空空，一贫如洗的张子强来到香港后，对香港有钱人的生活羡慕不已，他要尽快过上另一种生活。
但又不想通过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和积累财富，他被捕后对广东警方预审官说，他希望能够一夜暴富。
这个疯狂的念头使他走上了罪孽深重的不归路，为了迅速发财，张子强甚至自己开金铺自己来抢劫，以骗取保险赔偿。
后来再也没有保险公司敢给他的金铺保险。
张子强从来没有想到，他的贼王生涯竟然这么快就走到了尽头，他以暴力手段获取的巨额财产，已无福消受。
世纪贼王到底有多少资产
这里先说一个不属于大富豪犯罪团伙，但是与张子强有亲戚关系的人。
《东方日报》1998年9月8日的报道，张子强的连襟，也就是张子强妻子的妹夫，曾在香港某电视台任助理编导，每月薪水只有几千元，可是他平时有奔驰车开，还拥有游艇和保时捷跑车。
据说这个人1997年3月辞去了电视台的工作，前往澳大利亚，至今下落不明，有如人间蒸发。
据香港警方的调查，大富豪张子强集团的亲属，在香港银行里的存款及购买的产业至少“清洗”了超过5亿港币的赃款。
1998年8月26日，香港警方搜查了张子强在香港的物业。
他在九龙塘的一幢别墅，价值4000万元。
此外在香港，张子强还拥有何文田两项贵重物业和南湾的一幢单幢式别墅。
在内地，大富豪的物业也是以数千万元计算价值。
仅在珠海，张子强个人就拥有海景花园豪宅和高尔夫俱乐部别墅两处物业，价值也超过5000万元。
警方相信，除已经挥霍掉的大量赃款，大富豪集团已将数亿元的现金，通过亲属或其他管道，转为银行存款或产业。
1998年大富豪团伙拥有的财产，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说得完的。
就在8月26日警方的大规模搜查结束时，香港“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俗称“O记”）的官员林文荣向记者表示，警方申请冻结的大富豪集团资产包括总值1亿6000万元的物业，银行户口和名贵汽车；还有一批名表，首饰及20万港币现金。
到1998年8月26日，香港警方已拘捕了涉嫌为大富豪集团洗黑钱的同党和亲戚共15人，包括4男11女，其中最年轻的34岁，最老的82岁。
这位82岁的嫌犯就是张子强的亲生母亲。
除此之外，大富豪集团在内地也有很多同党和亲戚，他们用各种方法分散财产，藏匿黑钱，使得警方调查起来很不容易。
劣迹斑斑的团伙成员 大富豪犯罪集团共有几十人，其中与张子强关系密切的集团主犯，就是“四大头马”，按内地的叫法是四大金刚，他们分别是陈树汉、甘永强、胡济舒、陈智浩。
陈树汉，47岁，香港居民，1993年因涉嫌贩毒被香港廉政公署通缉。
被控参与1997年9月29日绑架郭姓地产商案，分得赃款1500万。
甘永强，47岁，1975年因参与圣嘉乐撒医院绑架案，被判刑6年。
1985年，涉嫌忠信表行抢劫案被捕，因证据不足而逃过法律制裁。
他也参与了绑架郭姓地产商，分得赃款1800万港币。
胡济舒，47岁，张子强的“军师”，曾有使用假钞、放高利贷及抢劫等劣迹，参与策划及实施1991年香港启德机场抢劫案。
陈智浩，36岁，实际上他是叶继欢的头马，他参与了1991年观塘金铺抢劫案，1992年大埔道金铺抢劫案。
1995年底在深圳枪杀蔡志雄。
1996年5月他参与绑架李姓超级富豪长子，分得赃款2亿9千万元。
除了这四大头马之外，还有一个大哥大级别的人物不得不说，他叫叶继欢，实际上算作张子强的合伙人，是1991年和1992年持枪抢劫7间金铺的主犯。
此人极其心狠手辣，作风深受张子强赏识，特聘请他“并肩作战”。
张子强与叶继欢是在监狱里结识的。
那是1991年，张子强因涉嫌在启德机场抢劫运钞车而被拘押，在拘押期间，这两个惊天大盗“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后来张子强被港英当局以证据不足无罪获释，叶继欢也越狱逃走，潜入内地藏匿。
从此这两人开始了共同策划，联手作案的犯罪历程。
叶继欢，1998年37岁，只有小学3年级的学历，从1989年至今已涉及7宗抢劫杀人和绑架案件。
叶继欢行事从来以凶悍凌厉为特点，1996年，他和张子强共同策划绑架李家大少爷。
1996年5月13日，就是大富豪绑架李家大少爷的前10天，他从内地携带了军火潜回香港，准备大干一场。
不料自己命蹇，刚一上岸就与警方遭遇交火，被击中下身就擒。
目前，叶继欢正在香港的赤柱监狱服刑，刑期是41年零3个月。
据说他已经下半身瘫痪，两腿肌肉萎缩得厉害，只剩下皮包骨头。
最近他知道4个兄妹同时落网，情绪非常低落。
参与枪杀同伙蔡志雄的人中，还有一个名叫马尚忠的河北人。
这个人才33岁，但是他在团伙里堪称凶恶残忍，什么坏事都敢打头阵。
他参加了1991年香港观塘协和街5间金铺的抢劫案，当时就是这位外号叫作“笑面虎”的马尚忠手持AK47自动步枪在观塘闹市区扫射，使得7人受伤，可他在后来甚至对人承认，当时的心情感觉就好像拍电影一样。
马尚忠在抢劫金铺时连黑布蒙面都不用，他说，香港没有人认识我。
马尚忠在1991年6月抢劫香港金铺时被警方开枪击中，就潜回内地。
后来又在广东持枪盗窃被内地警方逮捕，并判了11年徒刑。
这次，大富豪等人落网后，把他也供了出来。
于是，马尚忠被从他正在服刑的监狱里又提了出来。
暴力加智力的匪帮 张子强和叶继欢实际上是两个犯罪团伙。
张子强的特点是以智取胜，而叶继欢的特点是好勇斗狠。
这样两个团伙的结合，使大富豪集团成为一个暴力型与智慧型相结合的犯罪集团，既穷凶极恶，可以说是一群亡命之徒，同时又诡计多端，奸诈狡滑。
不妨对他们的特点作一个比较。
作案中使用的武器，张子强一般购买外国制造的轻便随身枪械，叶继欢则多用重型枪械。
作案的目标，大富豪只针对解款车，或绑架富豪，目的是劫得现金，叶继欢却多抢劫金铺和珠宝行，得到的赃物只能换到4折的价钱。
作案时，大富豪只用自己人，一般是核心家族的成员，或多年在港的朋友，而叶继欢则雇佣“省港旗兵”。
再看看作案的手法，大富豪属于计划周密，一般重点部署，锁定目标后，就派卧底进入目标公司任职，有时宁可等上一年半载才下手，行事前再三核定下手地点，尽量减少与警方的遭遇，并且作案时都是以真面目出现。
对此，张子强自己颇为得意。
他在预审期间说，绑架勒索搞得这样顺，别人都不行，只有他张子强做得到。
叶继欢的作风就大不一样了，是秋风扫落叶式的，以重型武器震撼行事，动辄开枪拒捕伤人，作案人员也事先戴面具，遮掩真面目行事。
最后，这两人摆脱追击的策略也有很大差别。
大富豪是自行安排逃跑的车辆，不加人手以减少行动曝光，而叶继欢则喜好事前偷别人的车用，但容易被人出卖，如遇到偷袭，他就在街上抢车来突破重围。
两起惊天绑架勒索案 1996年5月绑架李家大少爷的案子，本来是张子强与叶继欢相互勾结，联手合作的第一个大案。
张子强一伙是这个案子的主谋，而叶继欢却“壮志未酬”人先落网，但他的喽罗还是按计划参加了绑架，并且冲锋陷阵。
本世纪勒索金额最大的绑架案发生在1996年5月23日下午。
当日，香港李姓超级富豪的长子乘坐其高级豪华房车，离开位于中环的办公室，准备返回深水湾住所。
当汽车开到寿臣山道时，突然被大富豪等人的轿车和摩托车挡了去路，绑匪以AK47自动步枪和手枪指着李先生和司机，把两人吓得不知所措，也不敢打开车门。
绑匪怕“夜长梦多”，急忙向房车开枪，打碎一块玻璃，李家的司机怕绑匪伤害其雇主，被迫打开车门。
绑匪迅速将李家大少爷拖出车外，胁迫他登上贼车离去，并让司机开车返回李家，通报大少爷被绑架的消息。
人质被绑匪禁锢于香港粉岭鹤薮的一间单门独户的房子里，并被脱光衣服，只穿一条内裤。
绑匪打电话给李家，勒索赎金10亿3800万。
由于李家救人心切，当即就答应了绑匪条件，并到银行金库提取巨额现金，装上一辆汽车，按张子强一伙的规定，把车开到指定地点，由绑匪将车开走。
据说，李家在得悉儿子被绑架后，也曾经向警方高层人士咨询营救方式，但李家只是征求警方高官的专业意见，而不做正式报案，所以警方不能采取行动。
这也显示，在只认钱不认法律的匪徒面前，无辜的人们真的很无奈。
果然，绑架李少爷一年之后，张子强他们又策划实施了一起绑架勒索。
1997年9月的一天，香港郭姓地产商乘坐豪华房车，离开深水湾的豪华大宅，准备前往湾仔办公室上班，当汽车经过一处偏僻路段时，大富豪一伙就在桥下劫持了郭老板，并将他绑至粉岭鹤薮，然后打电话给郭家，勒索6亿元，并警告若不遵从后果自负。
这一次，由于郭家讨价还价，拖延了交付赎金的时间，致使郭家人质被大富豪一伙人残暴地塞到一个只有小小透气孔的木箱里，被蒙上眼睛，绑上手脚，只能蜷曲着身体，度过刻骨铭心的6天，直到家人将6亿赎金如数交出。
自从李家和郭家的绑架案发生后，两家均加强了保安。
香港澳门富商云集，李家和郭家遭绑架勒索的消息在富商们中间不胫而走，那些暂未遭到绑架的富豪们，闻风之后都成惊弓之鸟，纷纷加强保安，出入十分小心。
一时间，私人保镖和高级防弹轿车，在港澳成为抢手货。
而实际上，张子强他们的确就有继续绑架勒索超级富商的计划，港澳富商何某某、李某某、郑某某，都被列入了他们的黑名单。
1998年的11月12日，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大法庭，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子强案做出一审判决。
《判决书》厚达48页，这恐怕是世界上最长的一份判决书了，审判长王敏用了很长时间才把它读完。
宣读完判决书后，案犯仍被押回看守所，36个案犯一长溜走出了法庭，走了好长一段时间。
当然，走在最前面的仍然是张子强。
一路上张子强一言不发。
囚车一直开进了看守所的院子，张子强被从车上押了下来，教导员看到他满脸苍白，精神恍惚。
1998年12月5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对张子强犯罪集团案做出终审判决。
一早，张子强等一行36人，又被押到仓边路26号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大法庭，在法庭里站了长长的一溜。
所有的人都在聚精会神地听着法庭的最后判决。
判处上诉人张子强、陈智浩、马尚忠、梁辉、钱汉寿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上诉人李运、原审被告人朱玉成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二审审判长在宣读判决书时，张子强脸色煞白，面无表情，不知道在听没听。
宣判结束后，判处有期徒刑的人被押回看守所。
被终审判决死刑的张子强、陈智浩、马尚忠、梁辉、钱汉寿等五名案犯押进了法庭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验明正身。
验明正身时，突然，陈智浩激动地朝着张子强喊道：“张子强，你可把我害死啦
” 张子强低头不语。
钱汉寿直叫：“我要揭发
我要揭发
” 法官上来问他揭发什么，他想了半天，才说：“我要揭发盗版光盘。
”显然钱汉寿紧张得语无伦次。
法官在验明张子强正身后，问：“有什么遗言
” 张子强摇摇头。
五名死刑犯验明正身后押出房间。
鱼贯而出时，死刑犯之一的梁辉走到张子强的身边，说：“你好啦，我们这么多人陪你。
”五名死刑犯被押上囚车前都戴上了黑色的面罩，在警用摩托车的引导下朝刑场开去。
一声令下，枪声同时响起，害人者最终以害己而告终。
秦氏的祖先是
秦 一、来源有三 1、出自嬴姓，为颛顼帝的后裔，以国名为氏。
相传颛顼帝有个孙女叫女修，有一天，她捡到一只燕子蛋，吃下去后就怀孕了，生下了儿子大业。
大业之子大费（伯益）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帝舜赐他姓嬴。
伯益的后人有个叫大骆的，他的庶子非子被周孝王封在陇西秦亭为附庸国，让他恢复嬴姓，称为秦嬴。
秦国后来成为战国七雄之首并进一步统一了全国。
秦灭后，王族子孙以国名作为姓氏，称为秦氏。
2、出自姬姓，为文王的后裔，以邑为氏。
周公旦之子伯禽的后裔食采于秦邑，其后有以邑为姓，称秦氏，史称秦姓正宗。
3、古代大秦人来中国，有的就以秦为氏。
大秦即罗马帝国。
东汉、晋朝时大秦皆曾遣使来中国通好，有留居不归者，以秦姓传也。
古时西域称中国为秦，后来西方国家通称中 国为支那，即秦音之变。
二、迁徙分布 先秦时期，秦氏主要分布于今河南、陕西、山东、湖北、河北等省。
西汉初，高祖刘邦采纳娄敬的建议，迁徙关东大族充实关中，秦氏有一支自鲁徙居扶风茂陵。
这支秦氏人丁兴旺，官宦众多，西汉时有秦袭等5人同时任郡守一级的官，故世号万石秦氏。
秦末有秦同，从刘邦击项羽有，被封为彭侯，是知山东秦氏于西汉处有迁至今江苏者。
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秦氏还分布于今甘肃、四川、山西等省。
宋、元、明时期，秦氏有迁至今广西、安徽、贵州、福建、北京、上海等省市者，历清至近现代，分布地更广，还有不少人移居海外。
三、郡望堂号 【堂号】 三贤堂：因孔门七十二大贤中有秦祖、秦商、秦非、秦冉四位。
三，不是普通地说一二三，而是指多数的意思。
乐善堂：孔子因为看到七十二大贤中，姓秦的竟占了四位，夸奖秦氏好道乐善，所以又叫乐善堂。
养真堂：秦氏好道乐善，能注重养真（本性的善），所以又叫养真堂。
忠孝堂：秦琼的后人因为秦琼是唐朝开国元勋，既忠且孝，因名忠孝堂。
淮海堂：宋代词人秦少游的后人因为秦少游著有《淮海集》传世，所以叫淮海堂。
五礼堂：清刑部尚书秦蕙田，立朝30年，刚介自守，著有《五礼通考》，因名五礼堂。
【郡望】 天水郡：西汉元鼎三年置郡，治所在平襄。
太原郡：战国秦庄襄王四年置郡，治所在晋阳。
四、历史名人 秦紘（1425－1505），字世缨，明代单县黄堆集人。
景泰二年，26岁中进士，授任南京御史，忤权贵，坐谪湖广驿丞。
天顺、成化间，历官雄县、府谷、巩昌，迁陕西右参政。
成化十三年（1477）擢右金都御史，巡抚山西，寻调宣府，护边有功。
弘治初，总督两广军务，打击豪强暴帅，被诬罢归。
弦治十四年（1501）军情紧急，诏起户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加太子少保衔，总制三边军务，在军三年。
十七年以年老力辞，致仕。
秦 观（1049-1100）：字少游，一字太虚，号淮海居士。
北宋词人。
扬州高邮人。
元丰进士，熙宁间以诗赋见赏于苏轼，与黄庭坚、晁无咎、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
元祐初因轼荐为太学博士，累迁秘书省正字兼国史编修。
绍圣元年坐元佑党籍，通判杭州，后编管雷州，徽宗即位，放还。
卒于藤州。
他的词轻婉秀丽，多写男女恋情和身世感伤之事，历来被推为婉约派的代表作家。
有《淮海集》、《淮海居士长短句》传世。
常州、武进、无锡一些秦姓均是秦观后裔。
秦观墓现在江苏省无锡市惠山二茅峰下，为江苏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秦琼（
-638）：字叔宝，唐时名将，齐州历城人（今济南）。
大业中 先为隋将来护儿帐内士卒，后降于李密，复归王世充，旋弃之投唐，任马军总管。
官至左武卫大将军，封胡国公。
他以骁勇善战，志节完整而闻名。
后被民间奉为门神之一。
秦越人：即战国时名医扁鹊。
他治病以诊脉为名，创立了望、闻、问、切四诊法，用针、石、熨、等简单的医具治疗，并通内、妇、儿、五官各科。
秦桧（1090-1155） ：大奸臣，南宋江宁（今南京）人，字会之。
政和进士，北宋末任御史中丞，靖康之变，因反对金人立张邦昌，被俘北去，后为挞懒信用。
建炎四年（1130）随金兵攻楚州（今江苏淮安），诈称杀死监守金兵，夺船而归。
绍兴间两任宰相前后执政十九年，贬逐张浚、赵鼎，收夺诸大将兵权，杀抗金名将岳飞，与高宗共主和议，向金称臣纳币，订立绍兴和议，为世人不齿。
连其后裔到岳坟前也什分惭愧，曾有诗：“人自宋后名无桧，我到坟前愧姓秦”。
秦良玉（1574-1648）：四川忠州人（今忠县）明代著名女将，文武皆能，其夫石砫宣抚使马千乘死后，代领土司职，领其兵，治军严峻，所部号白杆军颇能征战，天启时以征讨奢崇明，解成都之围，授都督佥事，任总兵，崇祯十三年奉命追击张献忠，所部白杆兵覆没，十七年张献忠再次入蜀，她据守石砫抵抗，后病死，被封为忠贞侯。
是古代著名巾帼英雄。
秦九韶（1202-1261） ：南宋数学家，普州安岳人（今四川），字道古。
官建康府通判、沿江制置司参议官、知琼州、司农丞、后贬梅州而死。
性机巧，通数术、天文、乐律、营造。
淳佑七年（1247）著成《数学九章》，对“大衍求一术”及“正负开方术”颇有发明，在中国数学史上有重要地位。
秦邦宪（1907-1946）：江苏无锡人，是无锡锡山秦氏后裔。
，又名博古。
中国***早期领导人，1925年加入中国***，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主要负责人，犯过严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遵义会议后任中国工农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
1936年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谈判。
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驻南京代表、长江局和南方局组织部长、1941年后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工作。
是七届中央委员。
1946年2月参加重庆谈判，于4月8日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
问一位外交官的名字
杨儒（1840年－1902年2月17日），字子通，汉军正红旗人，今辽宁铁岭人。
清朝官员、外交官
求女主角叫薄荷，男主角是翻译官还是外交官的言情小说。
这本书应该是《前妻》 作者：安染简介： 她叫薄荷，父亲是赫名的外交官，母亲是溪海市第一市长，世人贴在她身上的标签是：市长千金，才貌双全，天之骄女。
他叫关守恒，父不详，母亲肝癌晚期，他是高翻学院里唯一的平民，贫穷，冷漠，愤世嫉俗。
十七岁，他们认为爱情大过天，但爱情还没开花，苦果就已到来，美丽的誓言抵不过柴米油盐，他们终以离婚收场。
十年后，她家破人亡，为生计四处奔波，他却成为高翻局里一等一的精英，傲视群雄，拥有一切。
再见时，他将支票砸在她头上，“亲爱的前妻，十年前因为我穷，所以你拿掉了我的孩子，现在我再买一个回来，如何
”——谁的青春没有浅浅的淤青
谁的初恋没有刻骨的疼痛
谁能任性不认命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谁放了谁的手，谁比谁更难受
这本书，过程很虐，结局he
晋商为什么衰落
粤商、徽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
其中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
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
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
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
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
当然这是后话。
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
晋商的辉煌人物有乔致庸等。
晋商由于种种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衰落了，山西也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变的较为平淡，勉强说来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说一下孔祥熙、李彦宏、陈年和郭台铭了 。
晋商文化也没有被很好的保留，以致山西在全国范围来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
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
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
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
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
”因此，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
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人在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
清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康熙中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
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
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
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
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
清政府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
衰落过程第一、国势衰微，对俄茶叶大战晋商受挫清朝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和俄国政府确定把库伦（乌兰巴托）附近之恰克图作为双方商人的贸易点。
自此，恰克图贸易日益繁盛。
嘉庆、道光（1796——1850）以来，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商品是以茶叶为大宗，其业务皆为晋帮商人所垄断。
据统计，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中国从恰克图每年输往俄国茶叶达8071880俄磅，价值800万卢布。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俄国以“调停有功”，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俄国政府不费一兵一卒，打开了侵略中国蒙古地区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的通商权。
同治元年（1862），俄国政府又据《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国低三分之一税率等特权。
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权，深入到中国内地攫取物产和推销其产品。
同治五年（1866），俄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即免征茶叶的半税，使俄商的贩运成本大幅度下降。
据天津海关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以前，一直是晋商垄断着湖北、湖南的茶叶贩运，他们将两湖茶叶经陆路运往恰克图销往俄国。
但是从同治元年（1862）始，俄国商人已在上述地区建立茶栈，收购和贩运茶叶。
由于俄商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又是水陆并运，俄商的贩运路线是：将茶叶用船从汉口沿江而下运至上海，再沿海运至天津，然后走陆路经恰克图贩运欧洲，大大节省了费用，所以俄商贩茶业务扶摇直上，从同治四年（1865）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1867）猛增至8659501磅。
而晋商贩茶却由于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之便，并且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收。
例如，从湖北汉口贩茶至张家口需经63个厘金分卡，所付税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图晋商的对俄贸易也就日益衰落。
同治七年（1868），恰克图的晋帮商号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
晋商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提出了“由恰克图假道俄国行商”的方略，即“俄国到中国来夺我商利，我华商去俄国也另觅新途。
”（参见渠绍淼、庞义才《山西外贸志》）恰值其时，沙皇俄国照会清政府，声称恰克图贸易日衰，要求开辟张家口为商埠和在该地设领事馆。
张家口地邻京都，清政府担心被俄国辟为商埠和设领事后，危及京都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便同意了让晋商北上到俄国经商，以阻拦俄人南下辟张家口为商埠和设领事的要求。
清政府还对北上晋商酌减厘金，取消浮税，以示体恤。
晋商得此便利，如虎添翼，便大力向俄国内地发展。
他们先后在俄国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商号，与俄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在晋商向俄国内地进军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输出茶叶11万担，俄商直接贩茶也是11万担，交手的第一回合晋商便与俄商扳成平局。
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晋商每年输俄茶叶已达20万担，较俄商直接贩茶多一倍。
晋商对俄贸易是走陆路，以运费较高的骆驼、牛马车等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凭借特权以运费较低的水陆并运来贩运茶，晋商俄商之间的竞争条件优劣十分明显，但晋商仍能在对俄贸易中占上风，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败，晋商在对俄贸易中是不一定会失败的。
同治十一二年（1873），晋商为了节省运费，准备象俄国一样把湖北茶经水路运至天津，再走陆路贩到俄国，但清政府对晋商的这一计划却横加干涉，并要对贩茶走水路的晋商，仍按走陆路一样收取厘金税收。
世上哪有本国商人在本国贩运本国货物不能享受与外商同等待遇，反而要另加税金的道理
但是，在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却这样做了。
清朝统治者倒行逆施，抑制华商的行径，使晋商在与俄商的茶叶商战中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加之俄商先后在汉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砖茶厂，使用蒸汽机代替手压机，所制砖茶成本低、质量高、产量大，而晋商制造砖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产品显然不能与机器产品相比，晋商在砖条制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挤。
接着，中日朝鲜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政策，使俄商在华势力越发猖獗，先后控制了一些中国的产茶区。
在这种情况下，俄商直接贩运中国茶数量猛增，达到年贩茶六七十万担，而晋商下降到年输俄国茶叶仅数万担。
光绪三十一年（1905），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俄商经海参崴转铁路运输不仅费用低，而且极为便捷，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已经难以大规模进行。
晋商为了打开销路，又采取了赊销茶叶给俄中小商人的办法，待他们将茶叶售出后，再返还茶款。
不料却因此招祸：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还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国内大茶商的排挤或自身经营不善，还款无望。
晋商因此赔累甚巨，损失银达62万余两。
晋商为了挽回损失，呈请清政府与俄国当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银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对晋商的呈请根本不予受理。
宣统元年（1909），俄国政府又突然违背两国茶约规定，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在俄经商的中国商人。
晋商遭此种种打击，在对俄的茶叶商战中终于失败。
第二、政府腐败，晋商投资矿业又遭重挫19世纪末，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了掠夺山西煤炭资源的活动。
光绪二十三年（1897），英国福公司通过中国买办刘鹗、方孝杰设立晋丰公司，准备开采山西盂县、平定、泽州、潞安等地煤矿，后因遭到晋籍在京官员的反对，清政府黜退刘鹗等人，改由山西商务局与英商谈判。
不久，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签订合同，福公司获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开采煤铁矿藏的权利。
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太铁路通阳泉，福公司派人到平定占山开矿，查禁民窑，霸占矿地，激起了山西人民和海外留学生的极大愤慨，爆发了争回矿权运动。
在这场斗争中，晋商积极参与，并举行了罢市活动。
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本东京发生了山西阳高县留日学生李培仁蹈海事件。
李的蹈海和其数万字慷慨激昂的《绝命书》，进一步激发了山西人民争回矿权的斗争。
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强行开采煤矿已不可行，便改为金钱讹诈。
开始以索取赎矿银1100万两作为交出矿权的条件，但遭到山西代表的严词拒绝。
最后以讹诈赎矿银 275万两为条件，同意交出矿权，退出山西。
双方议定，赎矿银分四次交纳，第一次先交赎矿银的一半，由于赎矿银数巨期短，而财政库款无余，为了不失信于外人，保晋省名誉，山西当局便以地亩捐作抵押，由山西祁县票号商渠本翘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借此款。
英福公司闻讯山西票号准备垫支赎矿银，便暗托与其有往来的银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号。
但山西票号不动声色，旬日筹集银 150万两，克获全功，对此，外商固惊讶不已，而晋商在金融界之活动力也由此可见。
正如近人严慎修所说：“使当日票商不为助力，吾恐今之矿区犹在福公司之手，而英商势力早已横行于我山西之境内矣。
”晋商渠本翘为了确保利权，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与刘懋赏、冯济川等绅、学界人士组建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并由渠氏出任总经理，开采全省煤铁矿藏。
保晋公司议定集股银 800万两，实际集股 193万两。
如前所述，原来由渠氏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措之赎矿银，是以山西地亩捐作抵押，但是山西当局却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地亩捐。
渠氏为了归还向各票号筹借的赎矿银，只好将保晋公司吸收到的股份资本银挪还票号。
这样，保晋公司从开办之日起就因资金严重短缺，无法维持正常生产，致渠本翘被迫辞去总经理之职。
而山西当局所欠保晋公司之款，直到1916年几经交涉，才要回现金60万元，对其余欠款，山西当局以发给保晋公司一张“见义勇为”奖状，一笔勾销。
晋商积极参与山西人民的争回矿权运动，千方百计出资赎回矿权，投资开办山西近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矿业公司，但由于当时山西当局的压迫，在资金上釜底抽薪，却终不能有所作为。
第三、墨守成规，晋商四失机遇，终归无法振作清末，晋商经营的山西票号已呈衰落状态。
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认清了新的形势，主张改革图存。
可惜由于一些财东及总号经理的顽固和墨守旧法，以致四次失去发展的机遇。
例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但山西票号拒不奉命。
光绪三十年（1904），鹿钟霖为户部尚书，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
鹿也邀请山西票号加入股份，并请出人组织银行。
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的经理多数赞成鹿氏之提议，均跃跃欲试，但山西票号为独裁制，重大事体必须请示总号定夺。
票号总经理多墨守成规，只知享现成福，毫无远见，竟复函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致坐失机缘。
后来，户部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致江浙财团后来居上。
不久，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请山西票号参加协办，无奈山西票号又不应召。
结果，山西票号始终未能参与国家银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光绪三十四（1908），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认识到山西票号若不顺应潮流及早改革图存，将在商界、金融界销声匿迹，因此改组票号为银行是大势所趋。
为此，他与渠本翘筹划了票号改组的计划，同时联合京都的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致函总号，又请渠本翘到总号当面陈述票号改组银行计划。
其时，蔚丰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长票号为五联号，财东同为介休侯姓，在五联号中以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翙最有权威。
毛氏墨守成规，反对票号改组银行，反而诬指李宏龄所议另有个人企图，致李等再不能有任何行动。
宣统元年（1909），京都的山西各票庄通过各埠山西票庄再次提出改组银行之议，汉口、兰州、济南等地山西票庄纷纷致函总号，要求改组票号为银行。
无奈总号经理仍不为动，对各地之请束之高阁，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又告失败。
晋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辛亥革命发生，山西各系号均毫无准备，放出之款无法收回，而存款却纷纷来取，山西票号蒙受严重损失，于是改组银行之议重提，此时从前反对改组银行最力的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翰业已醒悟，转而支持票号改革。
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向北京当局提出申办银行之请，时国务总理熊希龄深知山西票号与一般商业有重大关系，对晋商之请给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按照“商借商还”的办法，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 200万磅，期限50年，利息六厘，作为开办银行之资。
不巧，熊内阁不日倒台，又逢欧战爆发，贷款之事成为泡影，山西票号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对外借款失败，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改组银行计划无法实施，于是平遥帮决定单独进行，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翙，蔚长盛总经理阎子樵、蔚丰厚总经理张子康、新泰厚总经理侯某、蔚盛长总经理霍益亭、天成亨总经理范子生等拟从各自的票号中抽出若干资金作为基金，组织一大银行。
然而此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山西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终于第四次落空。
山西票号从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十多年的挣扎，四次错过改组机会，终于无法振作。
清代晋商清代晋商的发展及衰落清兵侵入中原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
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
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
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 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
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
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
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
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
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
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
“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
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
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
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
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
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
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清代晋商衰落自身、内在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
明初晋商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代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
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
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
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
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 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
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
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
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
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
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
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3、墨守成规，思想保守。
如前所述，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
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
4、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
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