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蚀》三部曲的时代背景
茅盾”由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武汉的汪精卫和南京的蒋介石实行了臭名昭著的宁汉合流，对革命人士大肆屠杀，国内形势急转直下，非常险恶。
沈雁冰由于参加革命活动，不得不离开武汉，最后到了上海，住在景云里。
恰好，这时鲁迅和叶圣陶也住在这里。
沈雁冰不便出门，又没有工作，生活上便出现了问题，于是就动手写起小说来。
可有许多的报社都不登他的文章，于是他写文章的时候内心十分矛盾，所以他在手稿上署的笔名是“矛盾”。
后来，他把写好的小说手稿给叶圣陶看，叶圣陶看后非常高兴，就决定在《小说月报》上发表。
可叶圣陶认为“矛盾”是个哲学名词，不像一个人的名字，且“矛”不像是姓氏，并且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下使用如此尖锐的笔名不太好，就自作主张在“矛”字上加了一个草字头，改作“茅盾”。
沈雁冰对这一改动也很满意，以后就一直以此为笔名了。
茅盾当时写的这部小说，就是著名的《蚀》三部曲：《幻灭》《动摇》和《追求》茅盾的生平 1896年7月4日茅盾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
父亲沈永锡，清末秀才，通晓中医，是具有开明思想的维新派人物，颇重视新学，除声、光、化、电和数学等自然科学外，也喜欢传播进步思潮的社会科学著作。
母亲陈爱珠，是一位通文理、有远见而性格坚强的妇女。
茅盾10岁丧父，童年时代，就接受了母亲所教的文学、地理和历史知识。
茅盾说，“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
茅盾的启蒙教育开始较早。
小学前便读过家塾、私塾。
8岁入乌镇立志小学读书,后转入植材高级小学，成为该校第一班学生。
在这里，他不仅读到了国文、修身和算术教科书，并且对绘画发生了兴趣。
那时，在一般守旧人的眼光里，小说之类被称为诲淫诲盗的“闲书”，是不准孩子们看的，但茅盾竟得到明达的父母的允许。
《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都是他这时爱读的书。
从茅盾小学时代留存的作文中得见，当时便流露出忧国忧民、扶正祛邪的思想端绪。
茅盾的中学时代,是在浙江的三所中学度过的。
1909年，他考入浙江湖州第三中学堂插班二年级读书，1911年秋季转入嘉兴中学堂。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茅盾热情地迎接了这次革命，做起革命的义务宣传员来。
在学校里，由茅盾和几个同学发动，抨击了一个不得众望的学监，而被学校除名。
于是，他便转入杭州安定中学校学习，并在那里毕业。
在中学时代的生活中，固然有些师长，给茅盾以深刻的印象和积极的指导，但整个的学习空气是陈旧的。
“书不读秦汉以下，骈文是文章之正宗，诗要学建安七子；……气度要清华疏旷”（《我的中学时代及其后》）。
这一切曾给茅盾以古典文学的修养，但在他的回忆里更多的却是平凡、灰色和令人窒息的东西，他几乎把课余时间都消磨在看小说上。
古典小说启迪了他的文思，同时也在他的作文格调上显露出印迹。
1913年，茅盾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
预科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的窘迫，便开始工作谋生。
1916年8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
开始在英文部修改英文函授生课卷,继之和别人合作译书。
这样,便有最初的翻译《衣食住》（卡本脱著）问世。
不久，又到国文部编写《中国寓言》，一面也参与《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
1920年初，“五四”文学革命深入开展中,茅盾开始主持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的编务工作。
这时连续撰写了《小说新潮宣言》《新旧文学平议之平议》和《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
》等论述，表露了茅盾早期的文学见解。
同年11月，茅盾接编并全部革新了《小说月报》；12月底，与郑振铎、王统照、叶绍钧、周作人等联系，并于1921年1月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
当时，茅盾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的探讨、文学批评和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度，茅盾发表的译著约130余篇。
他以充沛的精力，致力于文学革命活动。
两年后，由于商务印书馆守旧派对《小说月报》的革新不满，茅盾辞去了该刊的主编职务，转到国文部工作。
与此同时，茅盾积极参加社会革命活动。
1921年初，茅盾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2年后，曾以《小说月报》编务为掩护，从事党中央联络员工作。
这时期,也曾先后在党所办的平民女校、上海大学任教，为革命事业培养干部。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茅盾直接投身于群众革命运动。
6月，和郑振铎等创办了《公理日报》，不久被迫停刊。
8月，作为职工代表，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的罢工斗争。
国民党召开西山会议后，茅盾和恽代英奉中共中央之命在上海组织了国民党左派的上海市党部。
1925年底，茅盾和恽代英等被选为左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后，留广州工作，在任代理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作秘书。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茅盾返沪。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成立国民政府。
茅盾赴武汉，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官；1927年春，出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编。
从4月至7月间，为该刊撰写社论、述评30余篇。
7月，汪精卫组织“分共会议”，公开叛变革命，茅盾撤离武汉，准备参加南昌起义，抵九江后因路途阻塞，经牯岭回上海。
这时，又遭国民党反动派通缉。
从此，他以茅盾为笔名，开始创作和其他文学活动。
1927年9月,发表《幻灭》，至1928年6月，又先后完成《动摇》、《追求》——即三部曲《蚀》的创作。
同年7月，离上海去日本,先住东京，后迁京都。
客居日本期间写有长篇小说《虹》（未完）和一些短篇小说、散文诗作；以及《神话杂论》《西洋文学通论》和《北欧神话ABC》、《中国神话研究ABC》等著作；《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等论文。
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
不久，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一度担任“左联”执行书记。
从此，茅盾和鲁迅在一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和社会斗争。
1931年，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政策，鲁迅和茅盾等发表了《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1932年2月，发表《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和《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5月，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被害的消息传来，鲁迅、茅盾等8名作家发起《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7月，致电南京政府营救被监禁的国际工联的牛兰夫妇。
1934年9月,茅盾协助鲁迅创办《译文》杂志，为进步文学的翻译事业开拓了新路。
1936年2月，当获悉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后，鲁迅与茅盾发出致中共中央贺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同年10月，茅盾和许多文艺工作者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号召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27至1937年，是茅盾创作的成熟和丰收的阶段。
这期间，完成的有中篇《路》《三人行》和长篇《子夜》。
《子夜》是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状貌的小说。
它的出版,显示了左翼文学的实绩，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历史途程上的里程碑。
瞿秋白评价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子夜〉与国货年》）。
与此同时，还完成优秀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等的创作；翻译了丹钦科的《文凭》和吉洪诺夫的《战争》等书；此外还在《申报·自由谈》《太白》《文学》等刊物上写下了大量的杂文、文艺短评和作家研究专论。
1937年抗战初期，他参加了《救亡日报》的工作，主编《呐喊》（后改名《烽火》）。
上海沦陷后，茅盾辗转长沙、武汉、香港、广州等地。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茅盾被选为理事。
4月，他主编的《文艺阵地》在广州创刊，同时又为在香港复刊的《立报》编辑副刊《言林》。
长篇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原名《你往那里跑
》），便是这时完成的。
12月，应杜重远的邀请，经海防、昆明去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1939年3月抵新疆。
在新疆学院任教。
4月新疆文化协会成立，茅盾被推举为委长。
1940年，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反动面目日益显露，茅盾被迫于 4月底离开新疆，经兰州、西安于5月末抵达延安。
在延安期间,曾在鲁迅艺术文学院、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讲学。
在《中国文化》《大众文艺》等报刊撰文多篇。
10月，从延安到达重庆，任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
这时，陆续完成了优秀散文《风景谈》《白杨礼赞》的创作。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统治区政治逆流日趋严重,茅盾和大批进步文化人士离开重庆到香港。
5月，邹韬奋主持的《大众生活》周刊创刊，茅盾为编委；并在该刊连载了长篇小说《腐蚀》，这是茅盾的又一力作。
9月，主编《笔谈》半月刊，计7期。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攻占香港，茅盾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的帮助下，离开香港辗转达桂林。
在桂林的9个月期间，写下了长篇《霜叶红似二月花》和《劫后拾遗》等作品。
1942年底再赴重庆。
1943年8月起，长篇《走上岗位》陆续发表（未完成）；1945年，完成了第一个剧本《清明前后》的创作，并于9月在重庆上演。
这一年的6月，进步的文艺界为纪念茅盾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举行了庆祝会，并发起茅盾文艺奖金征文。
抗战胜利后，茅盾于1946年3月离开重庆，经广州、香港,5月到达上海。
主编《文联》杂志；并参加呼吁和平、争取民主的活动。
在香港期间，曾连续发表《应走和平民主路线》《认清国情》等讲演。
6月,和上海进步文化界一起呼吁和平，发表《上书蒋主席马歇尔及各党派》；7月，李公朴、闻一多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后，茅盾等致电国际人权保障会，揭露国民党罪行；10月，沈钧儒、茅盾等发表《我们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等文章。
同年,翻译的苏联小说集《人民是不朽的》《团的儿子》《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出版。
同年末,茅盾夫妇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离上海赴苏联访问。
1947年1月起《游苏日记》陆续发表。
4月，从苏联归国到达上海。
这次访问，著有《苏联见闻录》《杂谈苏联》两部书。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愈加残酷地实行法西斯统治，茅盾被迫于1947年末再赴香港。
1948年5月，茅盾等发表《致国内文化界同人书》在同年6 月，茅盾和香港各界爱国人士联名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吁请海内外同胞团结起来,促成新政治协商会议早日召开。
7月，参与了《小说》月刊的编委工作，9月，主编在香港复刊的《文汇报·文艺周刊》。
长篇小说《锻炼》便是在该刊连载的，此外还写作了一些短篇，并完成了《脱险杂记》。
同年底，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茅盾夫妇离香港，经大连、沈阳,于1949年2月到达和平解放后的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7月，茅盾出席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国统区文艺》的报告。
会上，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长职务，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第四届、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考验中，茅盾始终与党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的著述计有《鼓吹集》《鼓吹续集》《夜读偶记》《关于历史和历史剧》和《茅盾诗词》（包括建国前的部分），晚年，经受着病衰的苦痛，仍致力于回忆录的撰写工作。
茅盾的著作，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其他出版社印行的计有：《茅盾文集》10卷集，《脱险杂记》《茅盾论创作》《茅盾文艺杂论集》《茅盾文艺评论集》《茅盾译文选集》《世界文学名著杂谈》《神话研究》、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以及长篇《锻炼》等。
人民文学出版社自1983年起陆续出版的40卷本的《茅盾全集》收录了他的全部文学著作。
1981年3月14日，沈雁冰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吐露出心声，他是李汉俊介绍入党的，应当是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因战争原因与党失去了联系，盼望死后仍承认他是党员之一。
这年的8月3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他的党籍的决定，明确指出：“1921年沈雁冰在上海先后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的一批党员。
”这一正确结论，也是对李汉俊革命功劳的肯定。
1981年3月27日,茅盾病逝于北京。
临终前，他恳切地向党提出:“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最大荣耀。
”中共中央根据茅盾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他以自己的积蓄设立文学奖金（后定名为“茅盾文学奖金”），奖励优秀的长篇小说创作。
文学史界近年来公认茅盾是中国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坛主。
这一派来源于19世纪法国、俄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又同中国古典世态小说两相结合。
我们从《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里可以看得分明。
这部写于70年代并未经最后修饰的草稿，它的巴尔札克、托尔斯泰式的叙事，精细的环境与人物服饰描摹所流露的旧说部的笔趣，是再明显不过了。
茅盾代表整整一代的小说，直至80年代现代派的先锋小说兴起，一种更偏于个人内心的新一代叙事风行于世。
这并不奇怪，茅盾在本世纪绝大部分时间所充任的，也是这种“新兴”作家的角色。
绕开茅盾是不成的，试图把一个大作家推崇到不可逾越的地步，同样不成。
另外，每一代的文学承传是“积累”式的，下一代如果只对上一代“狂轰乱炸”，采用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阿Q”方式，到头来你会发现手中仅剩熊瞎子劈的一穗苞米，我们永远要为获得现代知识的ABC 而缴纳昂贵的“学费”。
实际上，后现代派的作品与评论，并没有把现代派的一切都扫荡干净呀
现代派对写实派也不像人们想的是扫地出门。
我们今天读一些青年作家的新作，在感到它们“寓言”式的结构的同时，会觉得故事、环境、人物这些小说的基本因素仍然活生生地存在着，它们只会变形，而不会彻底消失。
茅盾小说的意义正在这里。
《子夜》出版于1933年6月，震动了中国文坛，瞿秋白把这一年称为“子夜年”，可见它的影响之大。
这部长篇小说围绕着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与买办赵伯韬之间的尖锐矛盾，全方位、多角度地描绘了3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广阔画面：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反动当局镇压和破坏人民的革命运动，帝国主义掮客的活动，中小民族工业被吞并，公债场上惊心动魄的斗法，各色地主的行径，资本家家庭内部的各种矛盾……通过这些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艺术地再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风云，反映了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风貌。
茅盾以《子夜》这部长篇杰作的创作，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子夜》初版印行之时1933年即引起强烈反响。
瞿秋白曾撰文评论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
”“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
”《〈子夜〉和国货年》历史的发展证实了瞿秋白的预言。
半个多世纪以来，《子夜》不仅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且被译成英、德、俄、日等十几种文字，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日本著名文学研究家筱田一士在推荐十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巨著时，便选择了《子夜》，认为这是一部可以与《追忆逝水年华》普鲁斯特、《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媲美的杰作。
《子夜》在整体布局上具史诗般宏阔，但细节描写的笔触又极为委婉细致，剖析人物心理，直至其微妙颤动的波纹。
这一特点，早在三十年代，吴宓先生就曾指出过并大加赞赏，称《子夜》“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姿喷薄，不可控搏。
而其细微处复能婉委多姿，殊为难能可贵。
”茅盾认为吴宓的评论真正体会到了“作者的匠心”。
《蚀》描绘了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动态。
《林家铺子》以林老板经营的小店铺的兴衰沉浮为中心，多方面地描写了林老板与整个社会的联系，阐释了林家小店铺的破产是整个工商业共同的前途的重要思想。
《春蚕》通过农民老通宝一家人蚕花丰收，而生活却更加困苦的事实，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农民真正的出路，需在丰收之外去寻找。
如同《子夜》一样、《林家铺子》和《春蚕》也是很有代表性的社会剖析小说。
它们长期地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是供青少年学习的范文。
《林家铺子》和《子夜》还被拍成电影，在中国广大城乡引起强烈反响 。
《林家铺子》是在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轰炸了上海，矛盾原来供职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及涵芬楼图书楼，毁于炮火。
矛盾陪母亲回乡居住的一段时间，所见所闻所感是一篇30年代悲剧画面，深深感受到“一·二八”战争像一颗炸弹，把压抑、沉默的人们骤然惊醒。
回到上海，恰逢《申报月刊》向，茅盾约稿，茅盾立刻想到，写一篇反映小镇商人生活的小说。
茅盾发现故乡商人勤俭、怯弱、谨慎、奉公守法、缺少决断、有会做生意的个性，是小商店老板的共性。
写完之后，茅盾提上《倒闭》二字，交给主编后，主编连夜读完，发现是一篇难得的好小说，作品展现的社会生活丰实、复杂，故事线索脉络清楚而富有个性，林老板形象极有地方特色，语言形象化个性化。
但一看题目。
觉有不妥，建议修改题目，和茅盾商量之后，起用“林家铺子”这个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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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的作品有哪些
一、茅盾的作品： 【文集】： 【长篇小说】： 《霜叶红似二月花》 【中篇小说】： 《路》《三人行》 【短篇小说】： 《春蚕》《秋收》《残冬》《林家铺子》 【解放后出版著作】： 《茅盾文集》10卷集 《脱险杂记》 《茅盾论创作》 《茅盾文艺杂论集》 《茅盾文艺评论集》 《茅盾译文选集》 《世界文学名著杂谈》 《神话研究》《锻炼》《我走过的道路》 二、作者简介： 茅盾(1896年7月4日-1981年3月27日)，原名沈德鸿，笔名茅盾、郎损、玄珠、方璧、止敬、蒲牢、微明、沈仲方、沈明甫等，字雁冰，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人。
茅盾出生在一个思想观念颇为新颖的家庭里，从小接受新式的教育。
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入商务印书馆工作，从此走上了改革中国文艺的道路，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国革命文艺的奠基人。
茅盾同时也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
代表作有小说《子夜》、《春蚕》和文学评论《夜读偶记》。
1981年3月14日，茅盾自知病将不起，将稿费25万元人民币捐出设立茅盾文学奖，以鼓励当代优秀长篇小说的创作。
矛盾的著作有哪些
主要作品 在大地山河之间 第一辑 散文 南行通信（一） 云少爷与草帽 樱花 我的中学生时代及其后 秋的公园 风景谈 白杨礼赞 兰州杂碎 旧书铺 大地山河 忆冼星海 第二辑 小说 创造 林家铺子 春蚕 幻灭（节选） 虹（节选） 子夜（节选） 作品年表 1917年：出版了《中国寓言初编》，是中国最早的一本“寓言选”。
1919年：8月，用白话翻译了契科夫的短篇小说《在家里》，这是茅盾的第一篇白话翻译小说。
1920年：开始主持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的编务工作。
这是连续编写了《小说新潮宣言》《新旧文学平议之平议》和《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等论述，表露了茅盾的早期的文学见解。
10月，茅盾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开始为《共产党》月刊写稿。
1924年：编辑《民国日报》的副刊《社会写真》，后改名为《杭育》。
1925年：6月和郑振铎等创办了《公里日报》，不久被迫停刊。
1927年：4月初，担任《汉口民国日报》的总主编。
9月中旬，写完《幻灭》，11月到12月间，写了《动摇》。
1928年：6月，写完《追求》《幻灭》《动摇》，先后在《小说月报》连载，并出了单行本，出版了《神话的研究》《小说研究吧ABC》《欧洲大战与文学》。
1929年：7月，茅盾出版了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野蔷薇》，收入五篇作品。
与此同时，他写了论文《读<倪焕之>》，并开始写作长篇小说《虹》。
还写了《卖豆腐的哨子》《雾》等十几篇散文。
出版《神话杂论》《中国神话研究ABC》《六个欧洲文学家》《骑士文学ABC》《近代文学面面观》《现代文学杂论》。
1930年：接连写了《豹子头林冲》《石碣》《大泽乡》等三篇以上传说和历史为题材的小说。
出版《北欧神话ABC》《西洋文学通论》《希腊文学ABC》《汉译西洋文学名著》。
五月，出版《蚀》。
1931年：2月。
完成了中篇《路》。
五月出版《宿蟒》（小说、散文合集）。
11月，又写成中篇《三人行》。
编辑出版了《前哨》。
第二期改名为《文学导报》。
开始写作《子夜》。
1932年：出版《路》。
写了几篇农村集镇生活题材的作品：《小巫》《林家铺子》《春蚕》和散文《故乡杂记》。
1933年：写《秋收》《残冬》和《春蚕》通称“农村三部曲”。
出版《子夜》《茅盾散文集》。
1934年：2月，出版《话匣子》。
1936年：5月，《泡沫》出版。
10月，出版《印象·感想·回忆》。
出版《西洋文学名著讲话》《创作的准备》。
1937年：5月，出版《多角关系》《眼云集》。
1938年：3月27日，被推为《抗战文艺》的编委。
1939年：4月，出版《炮火的洗礼》。
1941年：2月，写《风景谈》。
同年写了日记体的长篇小说《腐蚀》，在《大众生活》上连载，10月出版。
主编专门登载杂文的刊物《笔谈》，在《客座杂忆》这个总标题下发表了一些随笔。
1942年，3月，出版了中篇《劫后拾遗》。
写作短篇《某一天》《虚惊》《耶稣之死》《参孙德复仇》《列那和吉他》《过封锁线》等，除《某一天》外都收集在《耶稣之死》集中。
8月写作长篇小说《霜叶红于二月花》，以及杂文、文学评论等。
12月，出版《文艺论文集》。
1943年：4月，出版《见闻杂记》。
7月，出版《茅盾随笔》。
10月，出版《霜叶红于二月花》。
1945年：出版《第一阶段的故事》《委屈》《时间的记录》。
10月出版《清明前后》，12月出版《耶稣之死》。
1946年：3月，和叶以群主编中外文艺联络社的《文联》半月刊。
1948年：4月，出版《苏联见闻录》《杂谈苏联》。
1949年：7月，茅盾参加筹备并出席全国文代大会，在会上作了在《在反对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
1958年：8月，出版《夜读偶记》。
1959年：1月，出版《鼓吹集》。
1962年：10月，出版《鼓吹续集》。
11月出版《关于历史和历史剧》。
1963年：11月，出版《读书杂记》。
1979年：11月，出版《茅盾诗词》。
1980年：5月，出版《茅盾近作》 1981年：5月，出版《锻炼》《我走过的道路》。
1982年：4月，出版《少年印刷工》。
1984年：10月。
出版《茅盾书简》。
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陆续出版《茅盾文集》，
杂谈几处名胜对联
纪录片“昆明春晓”里有一个云南大观楼长联的特写镜头，很吸引观众的兴趣。
孙髯翁这副一百八十字的长联，大气磅礴，上联写景，下联说史，而过往的历史又与眼前的景物溶为一体——面对着“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遂引起“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
”令人浮想连篇，感慨无穷。
的确是对联文学罕见的妙笔。
名胜对联，相得益彰，往往有联以地传，也有地以联传的，昆明大观楼就是后者的例子。
昆明风景幽美之地太多了，大观楼在滇池之旁（如今已辟为公园），虽然也可以登楼览胜，但若论到赏览滇池的风景，它却还不是最佳所在。
真正能看到“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的最佳所在应是西山的“龙门”。
“龙门”是从山峰上凿出来的，峭壁千丈，下面是苍茫无际的滇池，山巅上建有“凌虚阁”，有一副对联描写这里的情景说：仰笑宛离天尺五；登临恰在水中央。
这副对联有声有色，令人想见作者的豪情胜概。
又一副对联道：极目太华高，若大乾坤撑半壁；荡舟滇海阔，无边风月倚层楼。
这副对联不如前者生动，但也很有韵味。
昆明西山除龙门之外，还有华亭寺、太华寺、三清阁等处名胜古迹。
太华寺的茶花最大最美，最大的直径达七吋多，据说是世界最大的茶花。
在那里也可看到滇池，有副对联道：一水抱城西，烟霭有无，挂杖僧归苍茫外；群峰朝阁下，雨晴浓淡，倚栏人在画图中。
这是明朝名诗人杨升庵的手笔。
人说“诗中有画”，这副对联则是兼有诗情画意的。
华亭寺更是出名的名胜古迹，本是宋代云南大理首相高氏别墅，捐舍为寺，后来经元代高僧铉峰重加修建。
一九五九年逝世的那位据说活到一百二十一岁的虚云和尚曾做过此寺住持。
寺中有副楹联制作犹新，联云：两手将山河大地捏扁搓圆，掐碎了遍撒虚空，浑无世相；一棒把千古孽魔打死救活，唤醒来放入微尘，共作道场。
不知是否虚云所写。
联语颇能说出大乘佛理的妙谛。
它是“除魔”“救人”双管齐下，并非只求作个“自了汉”，消极出世的。
云南还有个风景荟萃之区，那是大理。
大理的“风、花、雪、月”人所熟知，我不谈了。
单说其中一个“大石庵”，那是人间罕见的奇景。
整座庵建在一块石头上，旁边还有空地甚多，石之大可知。
此石三面临水，建有小桥。
有联云：一石千秋撑半壁；四桥两岸落双虹。
联语并不特别好，但因此景太奇，遂联以景传了。
离昆明一百一十五公里的石林（在路南县），有“天下第一奇景”之称，万笏朝天，千岩竞秀，令人目不暇接。
这与“山如碧玉簪”的桂林风景，是同一类型。
桂林也有“风景甲天下”的美誉，依我看来，是同中有异，各具特色，难分上下。
石林是聚石笋而成林，风景高度集中，令人有如进入童话世界的感觉。
论到景物变化的奇幻，石林胜于桂林任何单一的石山，但桂林石山岩洞的雄奇幽邃，则又胜过石林，如七星岩在抗战时期，可容几万人进去躲警报，其大可想而知。
石林入口处有“天开异境”四字石刻，但因乱石嵯峨，却不适宜刻对联，整座石林也就没有一副对联可资谈助。
但桂林的七星岩则有一副脍炙人口的对联，是广西近代名人马君武手笔。
联云：城东佳景，常绕梦魂，叹半世飘零，遂与名山成久别；岭表旧都，屡经离乱，望故乡英俊，共筹长策致升平。
这副对联没有景物描写，特色是作者把“我”入联，抒发了胸中感慨，只论文字，这副对联似乎不见得怎么出色，但写得很有感情，很能撩起桂林籍人士的乡思，无怪在广西颇为人所传诵。
马君武在民国初年，曾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回乡当广西省长，但被地方武力反对，席不暇暖，又匆匆出走，在漓江遇兵变，打死了他一个姬人。
他曾有诗纪事，有：“十年方洒坟前泪，万事无如劫后哀。
海不能填唯为恨，人难再得始为佳。
”等句，也颇传诵一时。
其后，他直到一九二七年方始回桂筹办广西大学，此联即当时所写，联中的“屡经离乱”，确是有感而发的。
-CONTENTPAGE-中国风景名闻世界的，桂林之外，还有杭州西湖。
“三潭印月”的一副对联：“春水绿浮一颗，夕阳红湿地三弓。
”色调幻美，比喻雅丽，确是佳品。
“平湖秋月”也是西湖十景之一，我记得一联云：凭栏看云影波光，最好是红蓼花疏，白苹秋老；把酒对琼楼玉宇，莫辜负天心月满，水面风来。
清灵飘逸，算得是西湖的又一明联。
另一联云：万顷湖平长似镜；四时月好最宜秋。
不及前作，但嵌“平湖秋月”四字，亦颇具巧思。
广东地方的名胜对联，著名的有广州观音山五层楼的那副联：万千劫危楼尚存，问谁摘斗摩星，目空今古
五百年故侯安在，只我倚栏看剑，泪洒英雄。
五层楼此联豪气干云，自是粤中第一名联。
但百粤第一名山则应推博罗县的罗浮山，山上冲虚观有副联道：掩映绿萝，穹窿紫气；依稀灵眷，仿佛幽人。
意境飘然出尘，有东坡词：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
缥缈孤鸿影。
的味道，与五层楼联语之豪放大异其趣，也各有其妙。
此联作者是前清遗老东莞陈伯陶。
陈在辛亥革命之后定居香港，溥仪“大婚”（一九二二）时，他曾送礼金大洋一万元，并撰“大婚趋朝进奉奏”。
其中有句云：“处海滨者十一年，望京华兮八千里。
”一片“孤臣孽子”之心，可说是典型的遗老。
有名胜已毁，而名联尚传的，如袁枚（清朝乾隆年间人）的随园，园在今江苏江宁小仓山，是当时的一大名园，后世苏州的园林建筑，颇受他的影响。
袁枚曾在随园门前悬一自书对联，联云：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后来有个以“狂”出名的秀才汪中（容甫）跑到随园请见。
汪中之狂是有渊博的学问作底子的，好些著名学者都曾受他折辱。
袁枚不敢见他，叫门生问他来意，汪说：“无他，特来索坟、典、索、丘一阅耳。
”汪中去后，袁枚立即把对联除下，从此不敢悬挂。
因为所谓坟、典、索、丘这些古籍，并未流传后世，有否亦未可知。
袁枚自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口气未免太过狂妄，所以碰到汪中一问，他只好自行除下了。
但虽然袁枚不复悬挂，此联仍是传至如今，并未随着随园湮没。
倘若我们不去管袁枚是否狂妄，只以联论联，则此联既写了景物，又写了主人的身分，用典浑成，实在也算得是副佳联的。
也有一些名胜地方的对联，只见之于前人笔记，到了该地，却找不到的。
我读过一副南京玄武湖的对联，甚为欣赏，联云：憾江山石头，抵不住仙流尘梦，柳枝何处，桃叶无踪，转羡他名将美人，燕息能留千古韵；问湖边月色，照过来多少年华，玉树歌余，金莲舞后，收拾这残山剩水，莺花犹是六朝春。
宋朝腐败
宋朝不是历史上最腐败的朝代
三[宋朝的政治民主] 赵匡胤得意于诸侯割据，他深深的知道诸侯割据对国家人民的种种坏处。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吸取了唐朝诸侯割据[实质上是国家四分武裂]的经验教训。
是加强中央集权促进祖国统一的深谋远略。
宋太祖赵匡胤不仅没有杀害有功大臣，还用法律形式规定以后皇帝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
不准对公卿辱骂。
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
宋太祖传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的誓牌。
历代皇帝都严格执行这一祖训。
即使是因战乱得位的杀害岳飞的宋高宗赵构，也只开三回杀戒。
这在其他历朝历代都是极其罕见的。
宋朝统治者非常重视吸取中国过去的历史教训。
司马光编著了著名的《资治通鉴》。
以参知政事的设立为标志，宋朝实行宰辅集体领导制，是中央集权更理性化运转的一种标志。
在相当程度上皇帝也必须听取宰辅集体的意见，应该说最高统治者不能凭一己之喜怒哀乐随意处置朝政或决定大臣的去留乃至生死命运。
国家治理的文臣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宋朝仁义立国，政局清明。
宋朝的没有地方势力的割据，也没有宦官、后妃、外戚的专权干政乱国。
宋朝没有文字狱，官员们不会因为说错话写错字而掉脑袋、全家抄斩、灭门九族。
宋专门建立了言官制度。
宋仁宗时近一步增加台谏力量，和庭辩力度。
以文治国是中国从野蛮社会走向现代文明进程的标志。
开明宽厚的政治氛围，使官员们敢于抨击朝政，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
致使宋朝涌现出大批中国历史上敢于直谏的官员，如寇准、范仲淹、包拯、欧阳修、苏轼等等伟大的名字。
中国历史上只有宋代才能出现像包拯这样和仁宗皇帝在朝堂上当面争吵，包拯的唾液都飞溅到宋仁宗皇帝的脸上的事。
宋仁宗即使再生气也没把包拯怎么样。
包拯照样勇于直谏、照样升职为官。
终仁宗之世，疑狱一从于轻。
宋仁宗对疑难案例都是从轻发落。
可见宋代皇帝的开明与民主。
整个社会尊重知识份子，文化人地位空前提高。
宋朝历代都特别爱惜人才，优待官员。
即使是卢多逊和丁谓图谋皇位，这样的重大犯罪也只是流放了事。
宋代并没有形成所谓的官场，下级官员可以告上级官员。
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也难幸免。
其中包拯就把他顶头上司及几位比他职位高的官员弹劾倒了。
包拯这样的人物只有在开明的大宋王朝才能产生。
宋朝民告官的事也屡见不鲜，各级衙门门口都贴着反腐规训，人民可以上诉、告官，直至胜诉。
宋太祖招令300人去天竺求取经书与舍利。
宋太宗曾亲自接见古印度婆罗门僧人和伊斯兰教徒。
在宋朝有大量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及其它教徒拥有自己的屋舍、教堂、寺庙。
加上宋的儒教、道教的繁荣昌盛。
可见宋朝的中国以是多宗教并存开放的国度了。
只是在宋朝基督教、犹太教及伊斯兰教根本竞争不过儒教、道教、佛教。
早在马克菠罗到达中国之前就有大量的欧洲商人到达中国经商。
现西方又发现有意大利商人兼学者雅各.德安科纳早在1271年就到达中国的泉洲并记下了传记。
那时只是在泉州生活经商的就有大批威尼斯人、犹太人、英国人、萨拉森人、法兰克人、锡兰人、印度人、小爪哇人、比萨人及一些黑人，还有来自亚力山大里亚、布鲁格等地的人。
大批欧洲及亚洲人在中国经商或定居，那时泉洲已有大量混血儿。
其中宋朝更是同化了大批犹太人。
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只是有记载的在宋朝首都开封就有犹太人的17个大家族，接受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约法三章之后，定居中国。
同化犹太人足见宋朝各个方面的强盛。
可见中国文明及科技技术在宋朝时就传播、影响到西方。
各种信仰的各种人一同和睦相处的生活在开明富强的大宋社会里。
合而不同是大宋王朝的整体写照。
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
宋朝第一次出现了工匠传统和哲学传统合流的迹象。
宋朝闻名的四大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嵩阳书院）成为儒家弟子吸取文化乳汁的圣地，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
宋仁宗赵祯爱好学习崇拜儒家经典。
赵祯首次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拿出来合在一起让学生学习。
四书五经为太学规定的必修课程。
军事方面的最高学府称武学，相当于军事大学。
宋还有科技一类专门学校，如算术、医学等。
此外宋还有大量的家塾、舍馆、书会等学习场所。
每里巷须一二所。
弦诵之声，往往相闻。
遇大比之岁，间有登第补中舍选者。
南宋设在曾是岳飞府地的太学院最多有太学生一千七百余人。
太学有学生宿舍还有体育场。
太学考生来自四面八方。
录取比例在3%--6%。
太学实行五年制的三舍法。
初进太学在外舍学习，一年以后学习合格者进入内舍在学习两年，合格者升入上舍学习。
在上舍再学习深造两年，考试合格者毕业。
太学生伙食费完全由政府包办，每人每年要花费三千贯左右。
宋政府只是给太学院太学生的伙食费一项，每年就投入花费五百多万贯。
科教兴国不仅促进了科技、商业、文艺的繁荣，也推动了政治的多元化思维，民主开明的政治报复思想的派系建立等。
宋朝的政坛并非一滩死水，宋有民主的党派之争，宋有改革派、保守派、主战派、主和派等等。
改革派，保守派并不是简单的两个派别。
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公元1042年范仲淹、欧阳修变法实行庆历新政。
公元1069年王安石变法。
司马光反对变法，欧阳修也反对，苏轼也反对。
但反对和反对的观点也不同。
苏轼在变法派执政时反对变法过急，又在保守派执政时发对对新法全都抛弃。
司马光与王安石彼此相互尊重，只是政见不同。
两派人士虽然观点立场不同，都不是为私利而是以国家利益、人民为重。
宋的党派之争是民主政治的典范。
宋代在哲学方面突破了五代以来沉闷墨守的局面，伴随通经致用，讲求义理以及疑古思潮的兴起，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等诸多流派。
早在先秦时代，《老子》、《易经》已表明有对立统一的原理，宋代的张载、沈括等人更是对辨证逻辑作出了重大贡献。
使中华民族早就拥有辨证的思维、深邃的思想。
当希腊、印度人很早就仔细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对发展辨证逻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宋儒诸子融汇各家，援佛入儒，建构成新儒学体系，不仅升华了抽象思辨，而且高扬士人刚健挺拔的道德理性和节操意识。
宋人把中国系统哲学推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
宋学深入到现象世界的背后，探索了宇宙系统的本体和深层内在联系，并把宇宙的发生学和横向结构融为一体。
宋人宇宙生成演化的系统思想、天人合一思想，是社会系统与天地系统的和谐统一。
朱熹把理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成为理学集大成者。
理学由朱熹发展到高潮，并从他以后开始衰弱。
后代思想家也没有本质的突破。
朱熹曾说：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
这是宋儒理学的中心思想。
朱熹认为常人和圣贤的天赋禀性没有什么差异，并教导人民在道德情操与学问躬行两方面下功夫。
常人只要立定志向，严格要求自己，不断的学习就能成为圣贤。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劝导人们积极入世，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宗教思想。
告诉人们现实世界就是人生的全部奋斗环境。
这种思想号召教导人们在心性、精神、体验中去接近天理。
所以说宋时的儒教是文化人的宗教。
在冷兵器时代，越野蛮就越强大，越落后就越凶恶。
你落后贫穷就有动力掠夺比你富裕的人。
辽国比宋野蛮，所以宋给辽钱绢。
金比辽野蛮，所以金灭了辽。
蒙古人比金人野蛮，所以蒙古灭了金。
蒙古人比宋人野蛮得多，所以宋当然打不过蒙古。
纵观世界史，历史上文明的古国都是被比它落后、野蛮的民族消灭。
一个人越富裕越怕死，越幸福越热爱生命。
一个人越穷困，越不怕死。
一个饿着肚子的人会比吃饱了的人狠。
一个为有饭吃、有衣穿而发愁的人会比衣食无忧的人做战勇猛。
一个强盗会比一个书生厉害。
宋人太文明了，过惯了安逸而富裕的生活。
宋兵很弱。
有宋诗云：父母生我时，教我学耕桑；不识官府严，安能事戎行
执枪不解刺，执弓不能射；团结我何为，徒劳定无益。
宋人是为生产、创造、和平而生的。
蒙古人生下来是骑马、掠夺、战斗的。
宋人人性大多是善的，蒙古人性大多是恶的。
怎么可能战得过原始凶猛在血雨腥风中奔出来的蒙古铁蹄
蒙古人的可怕在于它不只拥有原始游牧民族野蛮的战斗力，而且还拥有文明民族先进高超的技术。
蒙古人攻打下一座城市，唯一留下的一种人，不是年轻美丽的女人，也不是天真的孩子，还不是年迈的老人，而是这座城市的工匠艺人。
在古代蒙古人就好比在现代，它不仅具有阿富汗塔利班人不怕死的精神、还拥有美国人的原子弹等高科技武装技术。
宋元之间的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悬殊最大的民族战争。
因为一个是正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顶期文明，一个是刚形成的民族正处在原始时期的文明。
宋朝后期虽然武力相对较弱，但用它强大的综合势力，经济与文化影响着辽国、金国等周边各国。
促进了他们的汉化。
推动了世界的发展与进步。
辽国逐渐废除奴隶制及歧视汉人的政策，金国更是不折不扣宋文明的仰慕者。
金国在北京的皇宫是完全仿照的宋朝汴梁的皇宫建造的。
金国的皇帝穿着宋式的皇服，文官的品级和宋一样。
金朝实行科举取士，孔子的四十九世孙也被金主封为公爵，金主亲自行礼祭祀孔子。
自天文占测至编制历日和宫廷音乐，金人全都模仿应用宋制。
金国还学宋国印制纸币。
苏东坡今天刚在宋出版的新书，明天就有可能在金国的大街上叫卖流行。
从金朝遗留下的铜钱就能看出金钱就是只有汉字的典型中国式铜币。
从留存至今的卢沟桥的建筑风格及技术来看，金人已完全成为中国人了。
金国用短短的几十年期间，掠夺吸取与学习了大量的宋的财富与文化。
就从落后的原始文明进化到封建文明。
到金国灭亡前期，实际上金国以与南宋差别已经不大了。
金国成为宋朝之后当时世界上第二大富强的国家。
但金国也在富强的生活中失去了曾经野蛮无比的战斗力。
像朱熹一样的一大批知识份子开始是坚决的抗战派，拥护政府进攻收复国土。
但后来看到两国和平的局面。
逐渐成为保守派不主张用武力解决问题。
不希望两国在大动干戈，破坏两国人们的安定和平的生活。
不进行战争并不是少数人苟且偷安，这是民心所向，是符合全民的利益。
一个国家及王朝的灭亡，不一定是因为它自身的腐朽及内政混乱、君主的昏庸、民不聊生。
一个繁荣富强欣欣向荣的国家有可能是面对外部野蛮的力量一时战略决策的失误、一次的战争失败就有可能导致。
宋朝的皇帝极其统治者是相对于其他王朝的统治者都是比较开明的有功绩的。
宋朝的灭亡不是必然的而是偶然的。
宋朝的灭亡有多方面的原因。
宋朝也不是一个民族一个王朝之力一次打败的，而是多个民族与多个王朝一起之力多次打败的。
蒙古是在灭了西辽、西夏、花刺子模等国，荡平中东、征服大半欧洲、统治大半世界、把宋朝的周边各国都归于其下之后才对世界上最繁华强大的宋国发动进攻的。
宋人太文明，但使用先进的技术火药及战船把强大的蒙古联军钳制数十年之久。
宋朝是在蒙古野蛮的铁蹄下坚持得最持久的国家。
宋是文明的创造者，而蒙古是文明的掠夺者。
宋人的失败是因为宋人太文明，宋朝的灭亡是因为宋朝发展得太快和当时野蛮的世界格格不入...... 一个文明被消灭，并没有什么可丢人的。
希腊、罗马虽都被野蛮所消灭，但他们的文明依然是西方人的骄傲
世界人民依然景仰他们所开创的文明高度。
在西方没有人会污蔑希腊、罗马，也没有人会崇敬突厥、土耳奇。
一个没有文化粗鲁厉害的强盗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会景仰。
而我们现在的有些中国人却有些怪，我们对代表中华文明顶峰的王朝大加污蔑与抨击，而对屠杀创造出人类历史上优秀先进高超文明的我们祖先的野蛮人而大加歌颂与美化。
我们好象不知道谁是我们的祖先。
很难想象现在的犹太人会崇拜希特勒，而辱骂贬低被希特勒屠杀的犹太先辈。
而在中国正是这样......我们习惯于把冷血的强盗屠杀我们先辈的屠夫美化成大英雄
我们习惯污蔑与褥骂在世界上给中国带来太多荣誉与骄傲的伟大的宋朝。
这世界上只有中国人热忠于谩骂自己的祖先，在西方你很难看到有西方人骂亚里士多德的。
而在中国我们不只骂朱熹，还骂被我们祖先千百年来誉为圣人、在世界各国被尊为伟大思想家的孔子。
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连孔子、朱熹都可以漫骂的人，那他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
他还是中国人吗
古希腊奥林匹克文明在世界、在中国依然继续发扬光大
而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宋明理学却被中国人自己批得一无是处。
现在的大部分中国人竟不知道自己祖先的好，优越与难得。
我们被野蛮的屠杀斩断了中华文明的传承与连续性。
我们还配称作我们是宋人的后代吗
笑谈清朝的买官卖官 文章提交者：沉醉不醒 加贴在 铁血杂谈[深水区] 铁血论坛 这是我发在历史区的原创文章，转到深水区来的，写清朝的捐官制度。
我记得中国历史上好像所有的朝代里面只有清朝是把捐纳作为国家制度下的正常升官途径的，其他朝代虽然有，但是都不如清朝这样成系统，而且作为国家一项重要财源来组织经营。
康熙征讨准噶尔费用不足，下诏鼓励富户捐纳，因此仅仅山西一省当年1年内捐县丞1万2千人，甘肃半年鼓捣了1万7；雍正年间督考国子监，就是考察那些纳过捐，但还没有正式到任正在等缺的候补官们，结果1万多监生里面9千5百余人不及格，甚至接近6成人交白卷，（这不是我随便编个数字危言耸听，八股文是非常难得，不会就是不会，四书五经里面拿句话出来让你破题发议论，没点真功夫也就只能交白卷了）；乾隆时期规定白米20石可捐县丞1个，北京城几乎所有的旗人都拿发给的老米换了个官；嘉庆晚年间国库空虚，捐生人数捐到了22万；……可怕啊，当时全国只有1300个县，竟有20多万候补在虎视眈眈。
雍正的3个模范总督，李卫是雍正家奴，鄂尔泰是祖宗余荫，田文镜是捐纳出身，竟没有一个是正儿八经的进士及第。
捐纳之风如此猖獗以致清朝后期官场内几无净身士人，前期正牌子进士、同进士出身的“正途”官员是不与纳捐的“异途”官员一起排班站立的，但到了后期自然而然就没有这种禁忌了，原因就是因为拿钱买官的人太多了，一眼看去密密麻麻几乎都是花钱买来的顶戴。
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靠这种取士制度，不亡才叫没天理。
有一个笑话挺有意思：山西一个土财主，6岁时家里人给他捐官之后等了80多年终于等来了同知的委任状，家里接到后立马张灯结彩，在门头高悬一块大匾：斯文人家，于是有人出对联：年过八旬尚称“童”可云寿考，到老五经尤未熟不愧“书”生（谐音为同知的同和生疏的疏）。
本来捐纳的腐败弊病人人都知道，不想多说的，可是就觉得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再罗嗦两句吧。
一个知县，明清时代一年俸禄不过区区60两白银，官员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就靠这些钱基本是没门了，明朝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创造了折火耗和踹谷堆，收钱的时候多收些熔炼手续损耗费；收粮的时候在谷堆上狠踹一脚，掉下来的扫扫也就算自己的零花钱了，别笑，张居正老人家就是靠这个养活自己的，而且只要不太过分老百姓一般也能接受，毕竟官员的薪俸收入确实是少。
可到了清朝问题就来了，清朝雍正时候实行了火耗归公，火耗没有了，又时兴用制钱顶粮赋（解释一句，清朝时代官价1两白银合铜钱1200枚，可实际银贱铜贵，黑市价格1两白银只能换800枚铜钱。
百姓交租用制钱，1200枚才抵1两赋税，可官员转身就能换1两半白银，因此清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雪花，很大一部分是这里飘出来的。
）可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宋朝用的方法是刺激民间商贸发展，所以当时世界财富总量80%在中国；蒙元靠抢劫屠杀起家，进中原就顾了“杀尽天下张王李赵刘”了，除了将中国人口从1亿2千万降到4千1百万之外毫无建树，经济发展一塌糊涂；明朝靠的是跟今天电力、能源、交通部门差不多的办法，实行国家专营，不过那时候专营的主要是盐、铁、茶和马；清朝就很让我无奈了，当时有人提出倡导商业发展，皇帝不许，可康熙又下诏“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钱是不能从天上掉下来的，哪来
捐官。
捐一个知县白银4600两，国家和个人双赢，可谓两全其美啊，可花4600两买个1年工资60两的官，不贪还等什么
这一贪~~~老百姓可就倒了霉。
说句实在话，中国历史上买官卖官的事情每朝都有，花钱买了官那就至少要收回投资成本了，我在看野史的时候读过一则故事非常有意思：康熙朝一个官员到任，先询问当地物价情况，问到当地鸡蛋价贱，1文1枚，老父台焦急万分，马上拿出3万枚铜钱派人到市场上买了3万个鸡蛋，市场蛋价陡升，养鸡人家欣喜万分，给县太爷送了金匾；照我们的智商，这位老公祖就该把鸡蛋按照3文一个卖出去赚个满怀了，可老大人爱民如子，不做那投机倒把的事。
过了100来天，老大人又去询问市场情况，居民见了这位老父母亲切万分，反映现在鸡价很高，（都拿去养着生蛋了嘛）大人又着急了，回去就对下人说：现在鸡价高，正好我那些鸡蛋孵出的小鸡也该长大了，100文一只卖出去平抑鸡价，于是士人大悦，又送金匾。
年终考评：卓异。
老大人又在上面使了一把劲，升官去也。
3万的本钱，300万的利润，还落个爱民如子的好名声，佩服啊佩服，这可比现在当官的“研究，研究”高明了不知多少倍，所以说我们的官员素质还有待加强。
跑题跑题~~~就此打住。
可这么一搞，那297万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阿，清朝又不许自由贸易，无法进行资本冲销，那些中间成本转来转去还不是又加到老百姓头上。
这些捐来的官们在下面横行无忌，老百姓可就倒了血霉，山西黑查山一带民风向来很好，康熙早年征西的时候路过，百姓还送给军队粮食1200石，康熙亲笔写“民风淳朴”树碑立传；可到了乾隆年间这里竟然民不聊生，扯旗造反，乾隆派傅恒征讨，花费库银300万两，直杀得黑查山变了颜色。
最后追究其原因，康熙路过后所有到任的官员全是捐官，没一个好东西，蚂蚱腿里熬油脂，臭虫头上刮漆粉。
百姓上告，上面受理的还是捐官，再往上还是捐官，实在没活路了。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就要骂我了，因为史书中写买官卖官最猖獗的是东汉和明朝，没有清朝什么事，至少清史稿没写。
我说没写并不等于没有，东汉地主势力太强大了，地方武装战斗力甚至超过了中央军，西汉时期开疆拓土是为了威震中华，文帝时长安离西北边境只有几十里，可西汉末期西北边境到长安走路要几个月；东汉皇帝在开疆上没什么作为，可地主武装代替了这一职能，因此匈奴最后是向曹操全面投降，地主把持买卖中央的官，当然没什么禁忌了。
明朝太监当国这一结论是清朝下的，但实际上明朝一直是实行文官统治，皇帝在明朝权势甚至干不过大学士，因此靠一部满族人写的明史，很难得出公正的结论，至少我是不大相信明史这部书的。
清史稿就更不可靠了，厚厚一本书除了歌功颂德还有什么
写的清朝花团锦簇一般，皇帝无比英明，臣子无比忠诚，看了之后真是恨不得让康熙再活500年。
可清史稿是有问题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清史稿的原始资料，皇帝的实录也就是皇帝的起居注有问题。
皇帝是绝对不能看实录的，更不能改，因为史笔如铁。
第一个看实录的皇帝是李世民，李世民弑兄夺嫡，逼父退位，名不正言不顺，所以他看了实录。
但他毕竟不敢改，只是另找人大大的美化了他一番，因此二十五史里面独独唐史是两部，而且截然不同。
第一个改的就是朱棣，朱棣靖难起家，名和言比李世民还不如，所以他改了实录，亲生母亲不要，把马皇后当了亲妈，但他后面的明朝皇帝没有改的，倒不是不想，是不敢，一大帮文官死死的盯着，随便说说也就算了，真要动了歪脑筋，给骂个狗血淋头绝不夸张。
清朝就大大不同了，皇帝是主子，官员一律是奴才。
看看《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一类的书，皇帝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就不要记档了，那个就从档里抽出来吧。
”这个档是什么
实录。
满清遗老们以这种东西为素材写出的玩意，可能记载买官卖官这种丑事么
也不是清朝所有人都对买官卖官闭口不言，有说的，但是下场很惨。
（这个文字狱的案子很有名）。
乾隆年间湖南耒阳有个书生叫贺世盛，写了一篇文章痛斥卖官制度，知县接到举报后大怒，把贺世盛抓来非刑拷打，让其明说：是谁卖的官，是谁当的中间人，谁买的。
可贺世盛总不能明说：是乾隆卖的官，户部当中间人，你买的吧
于是就给定了罪：“妄诋朝政，肆其悖逆”，本人凌迟处死，他自己的儿子，他兄弟的儿子16岁以上处斩，16岁以下的孩子和妻子、女儿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
上报后，朝廷大臣签字同意，乾隆批复时候宽宏大量：“特宥赦之，改为处决”。
不凌迟了，斩首，其他照旧。
谁还敢说买官卖官
那叫捐纳，不是卖官。
就好比不是失业是下岗，不是降低是负增长一样有点黑色幽默的意思。
~~~~又跑题了~~抱歉抱歉，不谈时政，不谈时政。
不想多写了，再写下去就不叫笑谈了，变成了一句一行泪，一字一掬血了。
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人看到了中国的科举考试，叹为观止，认为是世界上最完美的选官制度，后来依此创造了现在的英国文官制度。
可是如果他们深入的看一看，看一看科举考试后面的血和泪，看一看清朝捐纳制度造成的结果，他们还会那么想么
另外，附上清朝捐官价目表，可比超级市场都丰富，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当时1两白银约和现在150—200多块钱的购买力。
大家看看，衡量衡量自己能当个什么官。
乾隆三十九年的价钱：京官里面：郎中五品官，银9600两，主事六品官，银4620两，地方官里面：道员四品官，银16400两，知府四品官，银13300两，同知五品官，银6820两，知县七品官，银4620两，县丞就是副县八品官，银980两。
光绪二十六年的价钱：京官：郎中2073两，主事1728两，地方官：道员4723两，知府3830两，同知1474两，知县999两，县丞210两。
价钱降低到也不为通货紧缩，实在是捐官太多了，等不上实缺，谁愿意花那个冤枉钱。
所以越捐越多，越捐越滥，越捐越贱。
茅盾的详细资料
茅盾(沈雁冰介 茅盾(1896年74日-1981年3月27日),原名沈德鸿,字雁冰。
汉浙江嘉兴桐。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我国革命文艺奠基人之一。
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
这是个太湖南部的鱼米之乡，是近代以来中国农业最为发达之区，它毗邻着现代化的上海，又是人文荟萃的地方，这里成就了茅盾勇于面向世界的开放的文化心态，以及精致入微的笔风。
他十岁时父亲就去世了。
许多中国作家、政治家的“第一教师”是寡母，茅盾即由其母抚养长大。
从北京大学预科读毕，无力升学，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改革老牌的《小说月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首席评论家，就在这时候。
他参与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建中国共产党，下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秘书，宣传部的代部长是。
国共合作破裂之后，自武汉流亡上海、日本，开始写作处女作《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和《虹》，遂拿起小说家的笔。
这段上层政治斗争的经历铸成他的时代概括力和文学的全社会视野，早期作品的题材也多取于此。
左联期间他写出了长篇小说《夜月》、短篇小说《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
抗战时期，辗转于香港、新疆、延安、重庆、桂林等地，发表了长篇小说《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锻炼》和剧本《清明前后》等。
文艺界为他庆了五十寿，他的声名日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历任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长、作协主席，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已很难分身创作。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挨批靠边，稍稍平稳便秘密写作《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和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
茅盾于1981年3月27日辞世。
[编辑本段]茅盾笔名 <\\\/B>茅盾、郎损、玄珠、方璧、止敬、蒲牢、形天、刑风等，都是他常用的笔名。
茅盾、蒲牢是最常用的笔名。
“茅盾”由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武汉的汪精卫和南京的蒋介石实行了臭名昭著的宁汉合流，对革命人士大肆屠杀，国内形势急转直下，非常险恶。
沈雁冰由于参加革命活动，不得不离开武汉，最后到了上海，住在景云里。
恰好，这时鲁迅和叶圣陶也住在这里。
沈雁冰不便出门，又没有工作，生活上便出现了问题，于是就动手写起小说来。
可有许多的报社都不登他的文章，于是他写文章的时候内心十分矛盾，所以他在手稿上署的笔名是“矛盾”。
后来，他把写好的小说手稿给叶圣陶看，叶圣陶看后非常高兴，就决定在《小说月报》上发表。
可叶圣陶认为“矛盾”是个哲学名词，不像一个人的名字，且“矛”不像是姓氏，就自作主张在“矛”字上加了一个草字头，改作“茅盾”。
沈雁冰对这一改动也很满意，以后就一直以此为笔名了。
茅盾当时写的这部小说，就是著名的《蚀》三部曲：《幻灭》《动摇》和《追求》。
[编辑本段]茅盾生平 <\\\/B> 1896年7月4日茅盾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
父亲沈永锡，清末秀才，通晓中医，是具有开明思想的维新派人物，颇重视新学，除声、光、化、电和数学等自然科学外，也喜欢传播进步思潮的社会科学著作。
母亲陈爱珠，是一位通文理、有远见而性格坚强的妇女。
茅盾10岁丧父，童年时代，就接受了母亲所教的文学、地理和历史知识。
茅盾说，“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
茅盾的启蒙教育开始较早。
小学前便读过家塾、私塾。
8岁入乌镇立志小学读书,后转入植材高级小学，成为该校第一班学生。
在这里，他不仅读到了国文、修身和算术教科书，并且对绘画发生了兴趣。
那时，在一般守旧人的眼光里，小说之类被称为诲淫诲盗的“闲书”，是不准孩子们看的，但茅盾竟得到明达的父母的允许。
《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都是他这时爱读的书。
从茅盾小学时代留存的作文中得见，当时便流露出忧国忧民、扶正祛邪的思想端绪。
茅盾的中学时代,是在浙江的三所中学度过的。
1909年，他考入浙江湖州第三中学堂插班二年级读书，1911年秋季转入嘉兴中学堂。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茅盾热情地迎接了这次革命，做起革命的义务宣传员来。
在学校里，由茅盾和几个同学发动，抨击了一个不得众望的学监，而被学校除名。
于是，他便转入杭州安定中学校学习，并在那里毕业。
在中学时代的生活中，固然有些师长，给茅盾以深刻的印象和积极的指导，但整个的学习空气是陈旧的。
“书不读秦汉以下，骈文是文章之正宗，诗要学建安七子；……气度要清华疏旷”（《我的中学时代及其后》）。
这一切曾给茅盾以古典文学的修养，但在他的回忆里更多的却是平凡、灰色和令人窒息的东西，他几乎把课余时间都消磨在看小说上。
古典小说启迪了他的文思，同时也在他的作文格调上显露出印迹。
1913年，茅盾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
预科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的窘迫，便开始工作谋生。
1916年8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
开始在英文部修改英文函授生课卷,继之和别人合作译书。
这样,便有最初的翻译《衣食住》（卡本脱著）问世。
不久，又到国文部编写《中国寓言》，一面也参与《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
1920年初,“五四”文学革命深入开展中,茅盾开始主持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的编务工作。
这时连续撰写了《小说新潮宣言》、《新旧文学平议之平议》和《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
》等论述，表露了茅盾早期的文学见解。
同年11月，茅盾接编并全部革新了《小说月报》；12月底，与郑振铎、王统照、叶绍钧、周作人等联系，并于1921年1月发起成立了“文学研究会”。
当时，茅盾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的探讨、文学批评和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度，茅盾发表的译著约130余篇。
他以充沛的精力,致力于文学革命活动。
两年后，由于商务印书馆守旧派对《小说月报》的革新不满，茅盾辞去了该刊的主编职务，转到国文部工作。
与此同时，茅盾积极参加社会革命活动。
1921年初，茅盾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2年后,曾以《小说月报》编务为掩护，从事党中央联络员工作。
这时期,也曾先后在党所办的平民女校、上海大学任教,为革命事业培养干部。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茅盾直接投身于群众革命运动。
6月，和郑振铎等创办了《公理日报》，不久被迫停刊。
8月,作为职工代表，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的罢工斗争。
国民党召开西山会议后，茅盾和恽代英奉中共中央之命在上海组织了国民党左派的上海市党部。
1925年底，茅盾和恽代英等被选为左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后，留广州工作，在任代理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作秘书。
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茅盾返沪。
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成立国民政府。
茅盾赴武汉，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官；1927年春，出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编。
从4月至7月间，为该刊撰写社论、述评30余篇。
7月，汪精卫组织“分共会议”，公开叛变革命，茅盾撤离武汉，准备参加南昌起义，抵九江后因路途阻塞，经牯岭回上海。
这时，又遭国民党反动派通缉。
从此，他以茅盾为笔名，开始创作和其他文学活动。
1927年9月,发表《幻灭》,至1928年6月，又先后完成《动摇》、《追求》──即三部曲《蚀》的创作。
同年7月，离上海去日本,先住东京，后迁京都。
客居日本期间写有长篇小说《虹》（未完）和一些短篇小说、散文诗作；以及《神话杂论》、《西洋文学通论》和《北欧神话ABC》、《中国神话研究ABC》等著作；《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等论文。
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
不久，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一度担任“左联”执行书记。
从此,茅盾和鲁迅在一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和社会斗争。
1931年，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政策，鲁迅和茅盾等发表了《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1932年2月，发表《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和《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5月,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被害的消息传来,鲁迅、茅盾等8名作家发起《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7月,致电南京政府营救被监禁的国际工联的牛兰夫妇。
1934年9月,茅盾协助鲁迅创办《译文》杂志，为进步文学的翻译事业开拓了新路。
1936年2月,当获悉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后，鲁迅与茅盾发出致中共中央贺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同年10月，茅盾和许多文艺工作者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号召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27至1937年，是茅盾创作的成熟和丰收的阶段。
这期间，完成的有中篇《路》、《三人行》和长篇《子夜》。
《子夜》是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状貌的小说。
它的出版,显示了左翼文学的实绩,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历史途程上的里程碑。
瞿秋白评价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子夜〉与国货年》）。
与此同时，还完成优秀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等的创作；翻译了丹钦科的《文凭》和吉洪诺夫的《战争》等书；此外还在《申报·自由谈》、《太白》、《文学》等刊物上写下了大量的杂文、文艺短评和作家研究专论。
1937年抗战初期,他参加了《救亡日报》的工作,主编《呐喊》（后改名《烽火》）。
上海沦陷后，茅盾辗转长沙、武汉、香港、广州等地。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茅盾被选为理事。
4月，他主编的《文艺阵地》在广州创刊，同时又为在香港复刊的《立报》编辑副刊《言林》。
长篇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原名《你往那里跑
》)，便是这时完成的。
12月，应杜重远的邀请，经海防、昆明去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1939年3月抵新疆。
在新疆学院任教。
4月新疆文化协会成立，茅盾被推举为委长。
1940年，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反动面目日益显露，茅盾被迫于 4月底离开新疆，经兰州、西安于5月末抵达延安。
在延安期间,曾在鲁迅艺术文学院、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讲学。
在《中国文化》、《大众文艺》等报刊撰文多篇。
10月，从延安到达重庆，任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
这时，陆续完成了优秀散文《风景谈》、《白杨礼赞》的创作。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统治区政治逆流日趋严重,茅盾和大批进步文化人士离开重庆到香港。
5月，邹韬奋主持的《大众生活》周刊创刊,茅盾为编委;并在该刊连载了长篇小说《腐蚀》,这是茅盾的又一力作。
9月，主编《笔谈》半月刊,计7期。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攻占香港，茅盾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的帮助下,离开香港辗转达桂林。
在桂林的9个月期间，写下了长篇《霜叶红似二月花》和《劫后拾遗》等作品。
1942年底再赴重庆。
1943年8月起,长篇《走上岗位》陆续发表（未完成）；1945年，完成了第一个剧本《清明前后》的创作，并于9月在重庆上演。
这一年的6月，进步的文艺界为纪念茅盾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举行了庆祝会，并发起茅盾文艺奖金征文。
抗战胜利后，茅盾于1946年3月离开重庆，经广州、香港,5月到达上海。
主编《文联》杂志；并参加呼吁和平、争取民主的活动。
在香港期间，曾连续发表《应走和平民主路线》《认清国情》等讲演。
6月,和上海进步文化界一起呼吁和平，发表《上书蒋主席马歇尔及各党派》;7月,李公朴、闻一多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后,茅盾等致电国际人权保障会,揭露国民党罪行；10月,沈钧儒、茅盾等发表《我们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等文章。
同年,翻译的苏联小说集《人民是不朽的》、《团的儿子》、《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出版。
同年末,茅盾夫妇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离上海赴苏联访问。
1947年1月起《游苏日记》陆续发表。
4月，从苏联归国到达上海。
这次访问，著有《苏联见闻录》、《杂谈苏联》两部书。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愈加残酷地实行法西斯统治，茅盾被迫于1947年末再赴香港。
1948年5月，茅盾等发表《致国内文化界同人书》在同年6 月，茅盾和香港各界爱国人士联名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吁请海内外同胞团结起来,促成新政治协商会议早日召开。
7月，参与了《小说》月刊的编委工作，9月，主编在香港复刊的《文汇报·文艺周刊》。
长篇小说《锻炼》便是在该刊连载的，此外还写作了一些短篇，并完成了《脱险杂记》。
同年底，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茅盾夫妇离香港，经大连、沈阳,于1949年2月到达和平解放后的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
7月，茅盾出席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国统区文艺》的报告。
会上，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长职务,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第四届、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考验中，茅盾始终与党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的著述计有《鼓吹集》、《鼓吹续集》、《夜读偶记》、《关于历史和历史剧》和《茅盾诗词》（包括建国前的部分），晚年，经受着病衰的苦痛，仍致力于回忆录的撰写工作。
茅盾的著作，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其他出版社印行的计有：《茅盾文集》10卷集、《脱险杂记》、《茅盾论创作》、《茅盾文艺杂论集》、《茅盾文艺评论集》、《茅盾译文选集》、《世界文学名著杂谈》、《神话研究》、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以及长篇《锻炼》等。
人民文学出版社自1983年起陆续出版的40卷本的《茅盾全集》收录了他的全部文学著作。
1981年3月27日,茅盾病逝于北京。
临终前，他恳切地向党提出:“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最大荣耀。
”中共中央根据茅盾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他以自己的积蓄设立文学奖金（后定名为“茅盾文学奖金”），奖励优秀的长篇小说创作。
[编辑本段]主要作品 <\\\/B> 《子夜》出版于1933年6月，震动了中国文坛，瞿秋白把这一年称为“子夜年”，可见它的影响之大。
这部长篇围绕着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与买办赵伯韬之间的尖锐矛盾，全方位、多角度地描绘了3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广阔画面：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反动当局镇压和破坏人民的革命运动，帝国主义掮客的活动，中小民族工业被吞并，公债场上惊心动魄的斗法，各色地主的行径，资本家家庭内部的各种矛盾……通过这些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艺术地再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风云，反映了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风貌。
茅盾以《子夜》这部长篇杰作的创作，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子夜》初版印行之时1933年即引起强烈反响。
瞿秋白曾撰文评论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
”“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
”《〈子夜〉和国货年》历史的发展证实了瞿秋白的预言。
半个多世纪以来，《子夜》不仅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且被译成英、德、俄、日等十几种文字，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日本著名文学研究家筱田一士在推荐十部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巨著时，便选择了《子夜》，认为这是一部可以与《追忆逝水年华》普鲁斯特、《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媲美的杰作。
茅盾的小说，素以全景式地展现宏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见长。
《子夜》的舞台设置于三十年代初期上海。
作家并没有截取某条小巷或某个街角，而是从居高俯视的视角，整体展示这座现代都市的方方面面：资本家的豪奢客厅、夜总会的光怪陆离、工厂里错综复杂的斗争、证券市场上声嘶力竭的火并，以及诗人、教授们的高谈阔论、太太小姐们的伤心爱情，都被组合到《子夜》的情节里。
同时，作家又通过一些细节，侧面点染了农村的情景和正发生的中原的战争，更加扩大了作品的生活容量，从而实现了他所设定的意图：“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使一九三零年动荡的中国得一全面的表现。
”当然，茅盾的“大规模”“全面”描写，并不是把各个生活断片随意拼帖在一起。
他精心结构，细密布局，通过主人公吴荪甫的事业兴衰史与性格发展史，牵动其它多重线索，从而使全篇既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场景，又沿着一个意义指向纵深推进，最终以吴荪甫的悲剧，象征性地暗示了作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理性认识：“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
” 茅盾近乎以写史的态度创作小说。
《子夜》的情节，是被镶嵌在一九三零年五月到七月这一真实的历史时空里的。
小说中描写的一些情景，如公债交易、蒋冯阎大战等，都是有据可查的真实的史实。
《子夜》把这类非虚构性的话语引进小说，与虚构性话语融汇、辉映，应该说是相当大胆而富有创造性的文体试验。
《子夜》的史诗品格，无疑得益于“诗”与“史”两种语言巧妙调适与组合。
《子夜》在整体布局上具史诗般宏阔，但细节描写的笔触又极为委婉细致，剖析人物心理，直至其微妙颤动的波纹。
这一特点，早在三十年代，吴宓先生就曾指出过并大加赞赏，称《子夜》“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姿喷薄，不可控搏。
而其细微处复能婉委多姿，殊为难能可贵。
”茅盾认为吴宓的评论真正体会到了“作者的匠心”。
《蚀》描绘了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动态。
《林家铺子》以林老板经营的小店铺的兴衰沉浮为中心，多方面地描写了林老板与整个社会的联系，阐释了林家小店铺的破产是整个工商业共同的前途的重要思想。
《春蚕》通过农民老通宝一家人蚕花丰收，而生活却更加困苦的事实，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农民真正的出路，需在丰收之外去寻找。
如同《子夜》一样、《林家铺子》和《春蚕》也是很有代表性的社会剖析小说。
它们长期地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是供青少年学习的范文。
《林家铺子》和《子夜》还被拍成电影，在中国广大城乡引起强烈反响 。
[编辑本段]小说意义 <\\\/B> 文学史界近年来公认茅盾是中国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坛主。
这一派来源于19世纪法国、俄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又同中国古典世态小说两相结合。
我们从《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里可以看得分明。
这部写于70年代并未经最后修饰的草稿，它的巴尔札克、托尔斯泰式的叙事，精细的环境与人物服饰描摹所流露的旧说部的笔趣，是再明显不过了。
茅盾代表整整一代的小说，直至80年代现代派的先锋小说兴起，一种更偏于个人内心的新一代叙事风行于世。
这并不奇怪，茅盾在本世纪绝大部分时间所充任的，也是这种“新兴”作家的角色。
绕开茅盾是不成的，试图把一个大作家推崇到不可逾越的地步，同样不成。
另外，每一代的文学承传是“积累”式的，下一代如果只对上一代“狂轰乱炸”，采用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阿Q”方式，到头来你会发现手中仅剩熊瞎子劈的一穗苞米，我们永远要为获得现代知识的ABC 而缴纳昂贵的“学费”。
实际上，后现代派的作品与评论，并没有把现代派的一切都扫荡干净呀
现代派对写实派也不像人们想的是扫地出门。
我们今天读一些青年作家的新作，在感到它们“寓言”式的结构的同时，会觉得故事、环境、人物这些小说的基本因素仍然活泼泼地存在着，它们只会变形，而不会彻底消失。
茅盾小说的意义正在这里。
[编辑本段]茅盾故居 茅盾故居位于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路西后圆恩寺胡同。
茅盾于1974年12月到1981年3月在这里居住。
茅盾逝世后，故居辟为陈列馆。
占地800平方米，建筑面积500多平方米，是两进的小四合院。
入门，有茅盾半身汉白玉塑像，像高83厘米，放置在黑色大理石底座上。
前院有房屋15间，西厢房原是会客室和藏书室，布置维持原状，室内陈设为茅盾生前所用旧物。
陈列室有茅盾从青少年时代至逝世时期的实物和图片，包括手稿、作品初版本、信件、手迹以及两册小学时的作文(是茅盾留存于世的最早墨迹)。
后院正房6间，安放有茅盾夫人孔德沾女士的黑漆镂花骨灰盒。
茅盾(1896．7―1981．3)，原名沈德鸿，字雁冰，籍贯浙江桐乡县乌镇。
1916年开始从事文学活动。
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茅盾全集》10卷本。
逝世前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等职。
茅盾生前把25万元稿费捐作奖金，用于设立“茅盾文学奖”。
各界人士纪念茅盾 今天的时代、今天的作家应该以怎样的方式纪念茅盾先生
茅盾先生的一生，是笔耕不辍、呕心沥血、为文学事业倾尽全力的一生。
我们缅怀茅盾先生的崇高精神，总结他的创作成就，就是要从革命前辈那里汲取营养和力量，更好地为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勤奋创作、努力工作。
我们缅怀茅盾，用他的精神激励今天的文学创作，对今天的文学创作队伍来讲，有多方面的启示：在今天，我们仍然要坚定不移地走文学道路，虽然方方面面的情况发生变化，部分作家的注意力从文学创作转移到其它领域，但仍然坚持要通过文学创作推出更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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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宫刑
古代有些刑法和性有一定的关系，如作为“五刑”（墨、劓、剕、宫、大辟）之一的宫刑就是这样。
一、什么是宫刑 宫、即“丈夫割其势，女子闭于宫”，就是阉割男子生殖器、破坏女子生殖机能的一种肉刑。
宫刑又称蚕室、腐刑、阴刑和椓刑，这些不同的名称都反映出这一刑罚的残酷。
所谓蚕室，据唐人颜师古的解释：“凡养蚕者欲其温早成，故为蚕室，畜火以置之。
而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须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
”这就是说，一般人在受宫刑以后，因创口极易感染中风，若要苟全一命，须留在似蚕室一般的密室中，在不见风与阳光的环境里蹲上百日，创口才能愈合。
宫刑又称腐刑，这是因为，对受害者来说，不但肉体痛苦，而且心灵受辱，从此像一株腐朽之木，有杆但不能结实。
宫刑又称阴刑，是指对男子或女子的阴处施加刑罚。
把宫刑称为椓刑，见于，“椓”据释是以棍击伐之意，据马国翰载，古有椓窍之法，谓用木棍敲击女性上身，以破坏其生育机能。
二、宫刑的由来 宫刑的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
在中有几处提到了五刑和宫刑，例如中就有“五刑有服”语。
今出土的周鼎金文字中有“仲宦父鼎”，文曰：“中宦父作宝鼎，子子孙孙永宝用。
”中有“宫辟疑赥，吕刑篇罚六百锾，阅实其罪”语；又云：“爰始淫，为劓、刖，椓（即宫）、黥。
”又云：“舜典五刑，有宫。
”一书有：“虞五诛，以艾毕当宫。
”则云：“夏宫辟五百。
” 从以上记载看来，后世一般认为宫刑至少在夏禹以前就已出现。
周朝时将受了宫刑的男子称为“寺人”。
“寺”字为“士”与“寸”二字构成，在古代，“士”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形字，史书所称“士人”即男人，“士女”即男女；“寸”像一只手拿着一把小刀，“士”与“寸”合在一起就是用刀割去男性生殖器。
男子受宫刑，一般理解是将阴茎连根割去，但据古籍记载，也有破坏阴囊与睾丸者。
如一书云：“外肾为势，宫刑男子割势。
。
外肾是指阴囊和睾丸，破坏了它，人的性腺即不再发育，阴茎不能勃起，从而丧失了性能力。
古代的宫刑也适用于女性，对女子的性刑罚，称为“幽闭”。
鲁迅在一文中说：“向来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总决非将她关起来，或者将她缝起来。
近时好象被我查出一点大概来了，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
”关于“幽闭”，古书很少作注，我们只能从史书的片言只语中知其大概，例如“牝剔去其筋，如制马豕之类，使欲心消灭”。
“用木槌击妇人胸腹，即有一物坠而掩闭其牝户，止能便溺，而人道永废矣，是幽闭之说也。
今妇有患阴颓病者，亦有物闭之，甚则露于外，谓之颓葫芦，终身与夫异榻。
”用今天的话来说，“幽闭”就是人为地造成的子宫脱垂，这是古代残暴的统治阶级或是从病人身上，或是从制服牲口之中受到“启发”而“发明创造”出来的。
“幽闭”最早的记载也是见于。
与对男子的宫刑一样，死于“幽闭”的妇女是无法统计的。
此外，还有私刑中的“幽闭”，据褚人获记载，有不少官绅家中的妒妇虐刑婢媪，“捣蒜纳妾阴中，而以绳缝之”，或“以锥钻其阴而锁之，弃钥匙于井”等等。
可见，这一类的酷刑不但在朝廷中用，官绅之家也用，肆虐面很广。
三、施宫刑的目的 据考证，宫刑最初的作用是为了惩罚男女之间不正当的性关系，即“女子淫，执置宫中不得出；丈夫淫，割其势也”。
《伏生书》传更云：“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
”由此可以推见，宫刑是在一夫一妻制出现后的事，否则就不可能存在什么对不正当的男女性关系的惩罚了。
而且，再从五刑的排列来看，宫刑是肉刑中最重的，仅次于大辟（斩首），显然当时人们思想中还残留着原始时代的初民对生殖器崇拜的影响，生殖器的价值仅次于头颅。
传说中的尧舜，大致是中国的父系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一夫一妻制逐渐确立，所以宫刑在那时开始出现是完全可能的。
宫刑的最初作用，只限于惩罚不正当的男女性关系，这在人类的婚姻制度刚刚跨入文明门槛的当时是现实的。
但是，在奴隶主阶级和封建统治者残暴的统治下，宫刑的施刑范围扩大了，扩大到与初意完全不相干的地步，成为滥施惩罚、压平民众的一种严酷手段。
这种扩大始于何时，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但至迟到周穆王时，已规定“宫罪五百”，西周时受宫刑的罪名已相当多，而且受刑对象是广大奴隶和一般平民，至于奴隶主贵族是“公族无宫刑，不剪其类也”。
“不剪其类”就是不绝他们的后代，奴隶主贵族即使犯了当宫之罪，也只服椓刑，即将犯人剃光头发，锁住颈项服劳役，“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宫者”。
可见，古代的刑罚带有多么鲜明的阶级性。
宫刑施用的范围到了后世越来越大，如到了战国时期，《列子·说符篇》载有人曾劝秦王以仁义治国，秦王处以宫刑，罪名是“若用仁义治吾国，是灭亡之道”，这说明封建统治者已经用危害国家的罪名处人以宫刑了。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造阿房宫筑骊山时竟发隐宫刑徒70余万人服劳役，这里的 “隐宫”是指宫刑，这70余万人中已受过宫刑的人肯定是不少的。
四、宫刑的发展 秦朝是由于残暴统治而迅速覆亡的，继之而起的汉王朝从本质上看也好不了多少。
宫刑在汉朝更为普遍。
汉景帝时，就虽规定某些死刑可由宫刑代替，汉武帝生性残酷，在他的统治时期，正史上有记载的大臣受宫刑的就有司马迁、张贺、李延年等人。
司马迁因为汉武帝询问看法时说了真话，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了几句，“上以迁为诬罔，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迁腐刑”，这就是被处以宫刑；张贺因幸于卫太子，太子败，张贺也受了宫刑。
东汉昭帝也曾下诏：“大逆无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蚕室”，从法令上又扩大了宫刑的范围。
大臣、官吏稍微违背了最高统治者的意志就要受此酷刑，平民百姓受这种酷刑蹂躏的人肯定更多了。
到了南北朝，宫刑仍在不断实施。
特别是北魏对宫刑的施行更有明确规定，据《通志》卷十六载，北魏凡犯“大逆不道要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
”所以在北魏时宫刑一般多用于被认为是谋反大逆者的子孙。
例如《魏书》卷九十四载平季被处宫刑，就是因为他的父亲与和尚一起企图谋反而被牵连的。
受宫刑者的罪略次于死刑，即使对他们赦免也被作为奴隶送交官府，例如北齐后主曾发恩一次，把原来当受宫刑的人，普免作为官奴。
从以上历史看来，宫刑的施行范围虽然扩大了，虽然不仅仅是惩罚被认为是男女不正当的性关系而作为镇压反抗者的一种残酷手段，但仍与性有一定的联系，就是使受刑者丧失性能力，从而断子绝孙。
这在十分重视子嗣和后世香火的封建社会，确实是十分严酷的惩罚。
此外，宫刑还有摧残受刑者的身体与精神的目的，使受刑者终生受辱，生不如死。
司马迁是个意志坚强、胸怀大志的人，可是他每当想起自己受宫刑这一耻辱，都仍然要发汗沾背，想“引决自裁”，就是不想再活下去了。
施用这种酷刑，不能不引起历史上一些正直人士的反对。
著名的如东汉时的陈忠、孔融，三国时魏国的王朗等，他们都力主废除宫刑以及其它一些残酷的肉刑。
但是，也有一些人秉承最高统治者的旨意，死抱住宫刑不放，如和孔融、王朗同时代的钟繇、陈群就是如此。
到了隋朝开皇时虽然正式废除了宫刑，在以后历代的刑制上不见这一条了，但有些皇帝及一些豪贵仍凭自己的旨意任意施加，直到明、清。
例如，唐朝的安禄山曾阉一个叫猪儿的人，血流数升，差点致死；后来，安禄山也被猪儿切腹而死。
初，猪儿出妻丹部落，十数岁事（安）禄山，甚慧黠。
禄山持刃尽去其势，血流数升，欲死，禄山以灰火傅之，尽日而苏。
因为阉人，禄山颇宠之，最见信用。
禄山壮大（肥重三百三十斤），每著衣带，三四人助之，两人抬起肚，猪儿以头戴之，始取裙裤带及系腰带。
玄宗宠禄山，赐华清宫汤浴，皆许猪儿等入助解著衣服。
然终见刳，猪儿也。
又如明太祖泉朱元璋在他的《大诰》中就规定了许多严刑峻法，其中就有阉割为奴的内容。
在明洪武九年，南京皇宫营建勤身殿，只因有关官员把中等工匠误奏为上等工匠，朱元璋大怒，竟然要把这2000多个工匠全部阉割，幸亏有人竭力谏止，才使这些工匠免遭惨祸。
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封建统治者施用宫刑是多么任意、随便。
在明朝，不仅朝廷用宫刑，某些高级将领也滥施淫威，据《万历野获记》记载，明英宗时，靖远伯王媪在征战某地时，竟将民间幼童阉割为奴，明英宗知道后并不干预，可见这种做法在当时是被允许的。
到了清朝，有所谓“闰刑”，即一些在刑制上没有明确列出条目的酷刑，其中也难免没有宫刑了。
五、宫刑的操作 更早时候的宫刑也许是从阉割动物得到的启发。
那时当然没有无菌术的观念，可以想象，因度不过创口感染而毙命决非少数。
但是生命在中国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都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也算不得什么。
清以前的宫刑或阉割术大约是非常粗糙简单的，但到了清朝，与宫刑一脉相承的阉割技术已经发展到了极致。
准备当太监的孩子在做“净身”手术前，都要先签一个合同，表示自己是自愿接受手术的，出了生命危险完全由自己负全部责任(这可能是最早的“术前同意书”，比西方又早了几百年，哈哈)。
签完合同，这孩子就被送上了手术台。
所谓的手术台，是一块四角都装着铁环的门板(可见麻醉术确实是失传了)。
孩子一躺上去，“净身师”把孩子的四肢牢牢的捆在铁环上，然后蒙上一块黑布，灌上一碗大麻汤做麻药(肯定不是麻沸散)，接着一盆凉水泼向孩子的下身，趁着孩子脑袋发懵、身子发麻，这时就下刀。
一些人付不起这手术费，就由家长自己动手。
晚清的太监马德清在回忆当年自己亲生父亲给他“做手术”的经历的时候说，当时他被吓坏了，“疼得不知昏过去多少次。
”随着技术的进步，行刑者会拿绳子把受刑的人的性器官(包括阴囊)勒住，阻塞那里血液的流通，使受刑者的性器官自然坏死，三天以后再一刀而下，痛苦大大减轻。
接著，拿香灰一盖，用以止血，最后，拿一根鹅毛插在尿道里。
过了几天，如果那人祖宗积德，宫刑便算成功。
要是不能小便，就此废了(也许死于尿毒症
)。
被阉的人会把自己的「宝贝」保存好，在死后，把尸体和「宝贝」一起放进棺材，这就算可以保存全尸。
也有把切下来的东东，放在一个装着石灰的罐子里，放在屋里比较高的地方，象征着：步步高升。
岳不群的挥刀自宫大约是古典宫刑的最高技艺，出那点血算不了什么，一点穴就成；而有紫霞神功真气内守，更不必担心什么感染。
但现代宫刑却更人性化更科学。
据说挪威丹麦等国家有所谓“化学宫刑”，专对那些丧心病狂而又诚心悔改的色魔而施，以化学的方法而阉掉其性欲。
存其形而去其神，可谓宫刑之最高境界。
六、女人的宫刑 针对女人的宫刑叫“幽闭”，这是少为人知的“技术”
王夫之《识少录》中说：“传谓‘男子去势，妇人幽闭’，皆不知幽闭之义。
”鲁迅在《病后杂谈》中说，对于这种刑罚，“向来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但总之是决非将她关起来，或者将它缝起来。
近时好像被我查出一点大概来了，那办法的凶恶，妥当，而又合乎解剖学，真使我不得不吃惊。
”鲁迅没有细说“幽闭”是怎么回事，偶想不是他卖关子，而是不忍或实在是耻于祖宗的“伟大发明”。
清朝禇人获《坚瓠集》，在卷四里有“妇人幽闭”一条，作者引用明代王兆云《碣石剩谈》中的一段话，把“幽闭”解释为用“木槌击妇人胸腹，即有一物坠而掩其牝户，只能便溺，而人道永废矣。
是幽闭之说也。
今妇有患阴颓病者，亦有物闭之，甚则露于外，谓之颓葫芦，终身与夫异榻。
””王兆云自称这解释得自“刑部员外许公”，大概是可信的。
由此可见，“幽闭”就是人为地造成的子宫脱垂，是破坏女性生殖器官的酷刑。
此外，还有私刑中的“幽闭”，据褚人获《坚瓠集》记载，有不少官绅家中的妒妇虐刑婢媪，“捣蒜纳妾阴中，而以绳缝之”，或“以锥钻其阴而锁之，弃钥匙于井”等等。
可见，这一类的酷刑不但在朝廷中用，官绅之家也用，肆虐面很广。
值得注意的是，“幽闭”最早的记载见于《尚书·名刑》。
从周秦到明清受此刑而死的妇女决不会少(她们可没人象司马迁一样留下芳名来)。
古人亦认为这是仅次于死的酷刑(见《汉书·孔安国传》)。
所以王夫之说：“国初用此，而女往往多死，故不可行也。
”大概正因为这样，此刑渐废。
七、思想的宫刑 宫刑初用来驯服奴隶和俘虏,后来才主要用来惩罚和防范”性犯罪”。
天子们后妃众多(虽然周代的天子相对于后世那些七十二嫔妃，佳丽三千的帝王老婆来得少些。
但依周礼还是拥有十二位老婆。
联想到当今一夫一妻制的社会尚有人绞尽脑汁地去发明什么贞操内裤。
我们就不难理解一个拥有十二位老婆的正常男人惶恐的心境。
)难保她们中没有想红杏出墙的。
派些奴仆服侍兼监视她们。
又难保证他们中没人想监守自盗。
既然没有把握，又不希望戴绿帽子。
也就只能本着“宁可错割千人，不可放过一个”原则把奴仆们一一阉掉。
使其成为不能对天子们后宫性垄断地位构成威胁的太监。
而至此始宫刑成为主要是制造太监预防后宫性犯罪的工具而不是一种惩戒性犯罪的刑罚存在了。
即使偶然以刑罚的面目出现，也不再是用来惩戒生理淫乱。
如司马迁被宫刑就绝非是因为他乱搞男女关系殃及后宫。
而是因为他在思想上与汉武帝不一致并在言语上顶撞了汉武帝。
至于汉武帝为什么不用刖刑之类的刑罚或割掉司马迁的舌头(有人这样干过，在文革中更升华为割喉管)，大概是因为汉武帝认定司马迁的行为是对其政治统治的一种“意淫”。
既然是“淫乱”那么处以宫刑也就理所当然了。
思想上的意淫历代都是帝王所深恶痛绝的。
它不象普通性犯罪，可以捉奸在床，然后没收它的作案工具，一劳永逸。
它是种思想犯罪，极其隐蔽，不易防范，又极易传播。
而对统治的威胁性又极其致命。
因此它成了历代统治者最棘手的事。
帝王要制约民众的行为容易，想钳制民众的思想却非常困难。
汉武帝对司马迁施以生理宫刑就是一种钳制思想的尝试，但效果并不理想。
其实这种尝试秦始皇也做过，但焚书坑儒的效果并不佳，那个万世帝国只传了两世就终结了。
或许是汉武帝认识到了生理上的宫刑对思想犯没什么效果。
转而寻求思想上的宫刑。
“君权神授”“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等阉割理论正符合了汉武帝的需要。
也符合了以后各代帝王的需要。
只是在宋代以前，这种思想上的宫刑并不成熟。
宋以后朱程理学把儒学演化成了儒教。
成为了一种阉割民族血性的利刃。
而文人更是首当其冲，学问越大就被阉割的越彻底。
而科举制度则成了这种思想宫刑的帮凶。
所有想进仕林的文人都不得不“欲成神功，挥刀自宫”。
而被精神阉割过的人，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都与被骟的牛没什么两样。
只知道吃草干活，其他一概不知，连杀都不用捆。
而且人比牛更甚，被杀前多是跪在地上嘴里念着谢主隆恩，然后或服毒，或抹脖子或上吊。
不但文臣如此，武将也不例外。
一句“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如紧箍咒般套在了他们的头上。
更为严重的是整个民族被这种思想宫刑所阉割，人性中只剩下了麻木。
这也直接导致了蒙古族以至始至终不足129000蒙古族骑兵的兵力灭亡了汉族政权。
而满清灭明时，满族军队也不过150000。
而在此之前，被异族整个吞并是从未有过的事。
只不过蒙古族的统治者没有认识到科举制度对统治的有益帮助，而废除了科举。
使汉人渐渐恢复了些民族本性。
终于在一个没多少学问的和尚带领下恢复了汉族政权。
明朝恢复了科举制度，汉族又故态复萌了。
据传十来个倭寇就能深入大陆腹地，并能在南京城周围大杀一圈，而无人抵抗。
这让我想到了在抗战时期的南京大屠杀，那些被屠杀的人往往是一脸的麻木，排着队一批批被杀，而反抗者寥寥。
人性的麻木和尚武精神的丧失，证明了朱程理学灭人欲的思想宫刑阉割民族的成功。
但其稳定社会稳定统治的作用远远小于它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人欲虽然有恶的一面，但也正是人类文明前进的原动力。
正是随着人欲的消亡，汉族的精神也随之消亡了。
汉族从此就不再有其前期的辉煌。
只剩下落日的余辉下从故纸堆里寻找自尊的能耐。
诸子百家的时代是中华民族的大黄金时代，是中华民族生命力最活泼旺盛最朝气蓬勃的时代，中华人的思想学术百花怒放光芒四射充满了想象力可谓奔腾驰骋彩虹四起处处是活泼的灵性和丰富的生命。
然而自从被施以思想的宫刑，光芒从此黯淡
两千年中，中国人的学术思想著作百分之九十都是对有限的几本古书经典的研究再研究，所谓学者专家思想家差不多都是为那几本书做注解，甚或是为其中某一句某一字做考证，互相抄录，辗转引据，积成烟海，终至于皓首难穷。
但从此，中国人的思想统一了，天与人合一了，紧密团结在天的周围万众一心，做成思想的长城，任何异端想造一点点反，都无异于以卵击石。
生理的宫刑随着满清的消亡而消亡，但思想的宫刑并未随之而消亡。
直到如今我们的教育所能制造的只能是成批经过思想宫刑的思想太监。
是谁发明的甲骨文呢
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代文字，是汉字的早期形式，有时候也被认为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王朝时期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
甲骨文，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或龟甲兽骨文。
甲骨文记录和反映了商朝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主要指中国商朝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吉凶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内容一般是占卜所问之事或者是所得结果。
殷商灭亡周朝兴起之后，甲骨文还使用了一段时期，是研究商周时期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
甲骨文其形体结构已有独立体趋向合体，而且出现了大量的形声字，已经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是中国已知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形式。
它上承原始刻绘符号，下启青铜铭文，是汉字发展的关键形态，被称为最早的汉字。
现代汉字即由甲骨文演变而来。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以前，当地的农民在采收花生时，偶然捡到一些龟甲和兽骨，被当成中药卖给药铺，清末金石学家王懿荣和学生赵军偶然在中药材的“龙骨”片上发现有古文字，于是开始了对此的搜集和研究，其他尚有王襄、孟定生、刘鹗、端方、胡石查等人，都是最早的购藏研究者。
最初，在古物中获利的人为垄断甲骨文，故意把出土地点说成是汤阴或卫辉，学者多受其误导。
1903年，刘鹗《铁云藏龟》出版，是为第一部甲骨文著录。
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决定发掘殷墟，第一次由董作宾领导，至1937年，前后共进行十五次；发掘地点，除了洹水南岸的小屯村以外，更扩大到后冈、和洹水北岸的侯家庄西北冈、高井台子、大司空村等地。
一共出土龟甲、兽骨有二万四千九百多片。
抗战期间，工作被迫停止，有大量的甲骨随同众多文物等被运往日本，达一万二千多片。
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4805片甲骨文。
1991年殷墟花园庄东地H3坑中出土甲骨文689片。
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在北京发现中药店中所售龙骨上刻有一些很古老的文字（即甲骨文），意识到这是很珍贵的文物，于是开始重金收购。
1900年，王懿荣的甲骨转归了刘鹗所有，他的亲家罗振玉得知这些甲骨来自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于是多次派人去那里收购甲骨，并对其上文字作了一些考释，认为小屯就是文献上所说的殷墟。
其后，王国维对这些甲骨文上的资料进行了考据，进一步证实这里就是盘庚迁都的都城。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甲骨文首次被金石学家王懿荣认识并高价购藏。
此后十年间先后搜购甲骨的有王襄、孟定生、刘鹗、罗振玉及美国人方法敛，英国人库寿龄、金璋，日本人林泰辅，加拿大人明义士等，共得甲骨数万片。
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有计划地进行殷墟发掘，先后发掘十五次，共得甲骨约二万五千片。
以后殷墟仍不断有甲骨出土，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甲骨四千余片。
除殷墟外，1953、1954年在郑州商代中期遗址中还检到有字甲骨两片；自1954年始，又先后在山西洪洞，北京昌平，陕西丰镐、周原遗址、岐山凤雏出土西周时期有字甲骨约三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