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泊桑的《项链》要表达什么
玛蒂尔德的虚荣心并不是一种个别的现象，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资本主义恶性发展，大资产阶级当权，对人民巧取豪夺，政府中贪污风行，社会上道德沦丧，资产阶级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和惟利是图的道德观念影响到整个社会，追求享乐追求虚荣，成为一种恶劣的社会风气。
这种风气在小资产阶级当中同样盛行。
这个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地位极不稳定，他们总想摆脱这种处境而跻身于资产阶级的行列。
当然，只有少数人获得了成功，而大多数小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往往落入更加悲惨的境遇。
但是，在当时，羡慕上流社会，追求虚荣，已经成为小资产阶级人们的普遍的心理特征之一。
莫泊桑长期在政府小科员圈子中生活，对于他们有很深的了解，也曾写过不少作品讽刺揭露他们的庸俗、势利和虚荣心。
《项链》中的玛蒂尔德和路瓦栽就是这一类人物。
玛蒂尔德对自己的生活境遇极为不满，梦寐以求像上流社会的贵夫人那样，过起风雅、闲适的生活。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她把自己的姿色当作手段，加上盛装艳服和耀眼的首饰，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希望在教育部长的舞会上取得成功。
路瓦栽虽然没有像她那样强烈的虚荣心，但是，他同样意识到，在这次舞会上，可以看见全部“大小官员”，那正是玛蒂尔德施展她的魅力，改变他们的生活处境的好时机。
所以，他把这次舞会叫做“难得的机会”。
路瓦裁之所以费尽周折弄到请柬，又肯于放弃自己买猎枪的打算为玛蒂尔德筹办舞装，都不是单纯地为了让妻子痛快地玩一玩，而是为了争取这一个难得的时机。
由此可见，路瓦栽夫妇的行动和动机，都典型地反映了小资产阶级那种求虚荣、向上爬的心理。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小说中种种描写不但无情地嘲讽了这种追求虚荣的可鄙风习，而且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面貌，帮助我们去认识产生这种风习的社会原因。
小说中通过玛蒂尔德这一个人物，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里上、中、下三等人的生活状况。
玛蒂尔德向往的是上流社会的生活，那里有金碧辉煌的住宅，有精美华贵的衣着和食品，男男女女整天无所事事，以调情取乐，连仆人都是懒洋洋地在客厅里打瞌睡。
这是一种不劳而获、腐朽糜烂的寄生生活。
玛蒂尔德很羡慕这样的生活，想挤而挤不进去，原因何在呢
就因为她没有金钱，没有地位。
小说中写到，她“生在一个小职员的家里”，“没有陪嫁的资产”，因而也就“没有什么法子让一个有钱的体面人认识她，了解她、爱她、娶她”，尽管她长得漂亮也是枉然。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金钱，没有地位，也就没有前途，没有一切。
婚姻也不例外。
在法国，至今还保留着这样一种风俗，一个待嫁的女子必须有一笔陪嫁费。
男方娶亲，首先看陪嫁，一个女子如果没有优厚的陪嫁，那么，她就找不到有钱有势的丈夫。
玛蒂尔德没有陪嫁费，“最后只得跟教育部的一个小书记结了婚”。
她的不幸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当然，如果她嫁了路瓦栽之后，安于现状，不再想入非非，也可能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
因为在那个社会中，他们的生活也算得上是小康的水平了。
路瓦栽有固定的职业，继承了一笔价值一万八千法郎的遗产，平时还略有节余，他们雇上一个女佣（虽然那是一个语言习俗不同于巴黎的布列塔尼女人，使唤起来不那么得心应手），饭菜里还常能有炖肉。
总之，是过得去的了。
可是，在那种社会风气下，像玛蒂尔德这样的女人，总认为自己的命运不该如此，总想试一试自己的运气，挤进上流社会。
于是，她以现状为苦，以向上爬为理想，结果踏上了不幸的道路。
在金钱决定一切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只认衣衫不认人，人们竞相以华美的服饰来显示自己的富有，寒伧的衣衫只会招来上流社会人们的冷遇和白眼。
玛蒂尔德深知其中奥秘，她懂得：既要参加舞会，争取这向上爬的“一个好机会”，就必须不惜一切，精心筹办好自己的服饰，这才借来了那串钻石项链，带来了不幸的祸种。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玛蒂尔德的虚荣心和不幸遭遇都不是一种偶然的孤立的现象，而有着为当时社会所决定的必然性。
后来，为了赔偿钻石项链，他们签了成千上万的借约，从此受到高利贷的盘剥，尝到了“穷人的艰难生活”。
他们辞退了女佣，租赁了一个小阁楼住下。
玛蒂尔德担负了全家的粗活，每天要为一个铜子与商贩们百般争论。
路瓦栽也要在傍晚为商人誊清账目，在晚上抄写东西，抄一页挣五个铜子。
十年之后，娇嫩美貌的玛蒂尔德变成了粗俗苍老的妇人，连老朋友都不敢与她相认。
这种生活并不算资本主义社会里最底层、最艰难的生活。
但是，它与上流社会那种纸醉金迷的生活相比真有天渊之别，使我们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贫富悬殊带来的生活上的差异竟是如此之大，人们一旦落入高利贷的深渊，那就有吃不完的苦头。
莫泊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不合理现象，而玛蒂尔德正是在这样的社会中，为追求上流社会的奢华而不幸地坠入了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
就这个意义上讲，莫泊桑对于玛蒂尔德又不无同情之心。
那么，莫泊桑对玛蒂尔德所羡慕的那种奢华生活抱什么态度呢
小说中对于项链这个小道具的描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这串项链是玛蒂尔德那个有钱朋友的首饰匣子里最出色的宝贝，玛蒂尔德戴上它就可以在教育部长的舞会上免遭冷遇，出足风头。
它仿佛是上流社会人们的一个符证，是那里的豪华生活的一个象征。
然而，最后发现那不过是一件骗人的东西，它那耀眼的光彩掩盖了它的虚假的本质，这个结尾发人深省。
人们可以自然地联想到：玛蒂尔德那个朋友在富庶的外表下掩藏着何等虚伪的本相；那一夜豪华的舞会上，珠光宝气，争娇斗妍，然而谁知道那里有几多真相，几多伪装。
玛蒂尔德追求的豪华生活不过如此，整个上流社会又何尝不是这样一个虚伪的名利场
《项链》能透过上流社会表面的豪华威严，揭露出它腐朽、虚假的本质，我们不能不叹服莫泊桑这种敏锐而深刻的社会观察力。
《安娜卡列尼娜》故事梗概
《安娜·卡列》是由两条主要的平行线索和一结性次要线索而成的，整体上反映了农奴制改革一切都翻了一个身，一切都刚刚安排下来”的那个时代在政治、经济、道德、心理等方面的矛盾。
小说通过安娜——卡列宁——渥伦斯基线索展示了封建主义家庭关系的瓦解和道德的沦丧；通过列文——吉提线索描绘出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农村后，地主经济面临危机的情景，揭示出作者执着地探求出路的痛苦心情。
而道丽——奥勃朗斯基这一次要线索巧妙地联结两条主线，在家庭思想上三条线索相互对应、参照，勾勒出三种不同类型的家庭模式和生活方式。
作者以这种建筑学而自豪，圆拱将两座大厦联结得天衣无缝，“使人觉察不出什么地方是拱顶”。
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优美丰满的女性形象之一。
她以内心体验的深刻与感情的强烈真挚，以蓬勃的生命力和悲剧性命运而扣人心弦。
安娜第一次出现时的音容笑貌令人难以忘怀：她姿态端丽、温雅，一双浓密的睫毛掩映下的眼睛中“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在她的脸上流露……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全身心，违反她的意志”，在眼神和微笑中显现出来。
在这幅出色的肖像中展现了安娜的精神美，也提示我们去探究她的生活之谜。
安娜父母早逝，在姑母包办下嫁给了比她大二十岁的大官僚卡列宁。
婚后在宗法思想支配下她曾安于天命，只是把全部感情寄托在儿子身上。
渥伦斯基唤醒了她晚熟的爱情。
她渴望自由而大胆地爱，不愿像别特西公爵夫人那样在家宴上公开接待情人；也不愿接受丈夫的建议仍然保持表面的夫妻关系，偷偷与情人往来；终于冲出家庭与渥伦斯基结合，公然与整个上流社会对抗。
从此安娜失去了一个贵族妇女在社交界的一切地位和权利，除了渥伦斯基的爱，她一无所有，因此，她热烈而执着地献身于这种爱。
确实，在国外，在渥伦斯基的庄园里，安娜曾体验过短暂的“不可原谅的幸福”。
她丢弃母亲的天职，但内心无法平息因失去爱子而产生的悲伤；她想昂起骄傲的头，宣称她是幸福的女人，但却摆脱不掉有罪的妻子的意识。
她的灵魂一直受到折磨。
而孤注一掷的、囿于自我的对渥伦斯基的爱又不可能得到相应的感情反响，安娜绝望了，她在临终前满含怨愤地喊出：“一切是虚伪、全是谎言、全是欺骗、全是罪恶。
” 安娜的形象在作家创作过程中有过极大变化：从一个低级趣味的失足女人改写成真诚、严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女性。
托尔斯泰通过安娜的爱情、家庭悲剧寄寓了他对当时动荡的俄国社会中人的命运和伦理道德准则的思考。
作家歌颂人的生命力，赞扬人性的合理要求；同时，他又坚决否定一切政治、社会活动(包括妇女解放运动)对改善人们命运的作用，强调母亲——妇女天职的重要性。
作家世界观的矛盾构成安娜形象的复杂性。
一百多年来各国作家按自己的理解把安娜搬上舞台、银幕、荧光屏。
安娜形象一直激动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读者，这正说明安娜形象的艺术生命力是不朽的。
列文则是托尔斯泰式主人公中自传性特别强的一个人物，他在托尔斯泰的创作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他身上艺术地再现了作家世界观激变前夕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感受，从结构安排来看，列文的幸福家庭与安娜的不幸家庭互为对照，但从思想探索来看，列文婚后却产生了精神危机，他为贵族阶级自甘败落而忧心忡忡。
他研究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制定“不流血的革命”方案，探讨人生的目的，但却毫无出路。
罗曼·罗兰指出，列文不仅体现了托尔斯泰看待事物的既保守又民主的观点，而且“列文和吉提的恋爱，他俩婚后的头几年生活，就是作家自己家庭生活回忆的搬演。
同样，列文哥哥之死也是托尔斯泰的哥哥德米特里之死的痛苦追忆”。
而作品的尾声“则是作者本人趋向精神革命的过渡”。
彼得堡贵夫人安娜是皇室后裔，大官僚卡列宁的妻子。
她的哥哥奥勃朗斯基住在莫斯科，过着放荡的生活。
他与过去的家庭女教师发生暖昧关系，妻子道丽发觉后，非常痛苦。
安娜为了调解哥嫂纠纷来到莫斯科，在火车站与近卫军军官渥伦斯基邂逅。
安娜的高雅风姿和笑容中蕴含的一股被压抑的生气使渥伦斯基为之倾倒。
与此同时庄园贵族列文也来到莫斯科，他已年过三十，感到建立家庭的需要，决定向他青年时代就喜爱的吉提求婚，而当时吉提正迷恋着渥伦斯基，她拒绝了列文。
但渥伦斯基见到安娜后就不再与吉提交往。
安娜的到来使道丽和丈夫言归于好，却使道丽的妹妹吉提陷入不幸。
列文回到乡下，埋头从事农业改革，希望以此忘却个人生活上的失意。
他尝试养育优种牲畜，引进农业机器，但总不能得到应有的效益。
安娜在归途中发现渥伦斯基也同车而行，她心神不宁，却又兴奋，回到彼得堡后，安娜和渥伦斯基在社交场合经常相遇，在一次宴会上渥伦斯基向安娜表白了爱情。
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时间过长，引起人们议论，回到家卡列宁警告安娜要注意社交礼仪、遵守妇道。
而这种官腔和说教反而使安娜关闭了心灵之门，从此她陷入情网而不能自拔。
安娜与渥伦斯基的关系在赛马会上终于暴露：当渥伦斯基的马摔倒时，安娜的态度完全失常。
回家途中安娜向丈夫承认了她是渥伦斯基的情人，但卡列宁却要求安娜一切维持现状，只是不许在家里接待渥伦斯基。
列文在农村常和农民一起劳动，向往过一种全新的生活，像农民一样朴实，但得知吉提曾大病一场，在国外疗养后即将回来，又激发了对她的爱，列文再次求婚，他们终于结合了。
婚后住在庄园里，过着美满的生活，但是列文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幸福。
他在农业上的各种设想常常失败，农民不信任地主。
他幻想建立一种股东联营方式，使农民和地主同样得益，达到“以利害的调和和一致来代替互相仇视”，但各种新方法、新措施都无效。
他不知道该如何生活，苦恼得几乎自杀，最后从一个老农那儿得到了启示：“人活着不是为了填饱肚子，而是为了灵魂，为了上帝。
” 安娜的处境越来越糟，她怀了孕，分娩时又患产褥热，几乎死去，病危时她向丈夫请求宽恕，并希望他与渥伦斯基和好，卡列宁出于基督徒的感情答应了她的要求。
可是安娜病愈后又无法继续与丈夫生活下去，终于不等丈夫同意离婚，就与渥伦斯基一起到国外去了。
在欧洲旅行三个月回来，安娜思念儿子，在谢辽沙生日时，她不顾一切撞进自己住过九年的那幢房子。
看到儿子她激动异常，母子俩紧紧拥抱，难分难舍。
直到卡列宁走进儿童室，安娜才不得不匆匆离去。
从此，安娜永远失去了心爱的儿子，得不到离婚许可，与渥伦斯基只能是非法结合，上流社会的大门对她紧闭，处处遭受冷遇。
她只能孤独地住在渥伦斯基的庄园里，想方设法消磨时间。
当渥伦斯基一人外出时她就怀疑他另有新欢，因此两人发生口角。
一次在争吵后安娜陷入绝望境地，一面写信发电报，一面追随渥伦斯基到了火车站。
这时，她朦胧中想起他们第一次的相见以及当时一个工人被轧死的情景。
这仿佛暗示了她的归宿。
安娜向正在驶来的火车扑倒下去，生命的火焰熄灭了，她的痛苦也永远摆脱了。
《安娜卡列尼娜》 安娜卡列尼娜是彼得堡上流社会一位美丽，纯洁而热情洋溢的贵妇人。
她16岁时即由姑妈作主，下嫁给比自己年长10岁的高官卡列宁。
卡列宁只是一架官僚机器，除了投机钻营，别无所长。
结婚十余年，安娜从未体会到爱情的滋味。
她只能将自己的全部柔情都倾注在儿子谢辽莎身上。
但是有一天她邂逅了青年军官渥伦斯基，被他的风采深深地吸引了。
渥伦斯基也一见钟情，狂热地爱上了安娜。
本来，偷情苟合在彼得堡上流社会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事情，但是安娜和渥伦斯基的爱情却遭到了上流社会的唾弃。
其原因并不在于他们的行为是不道德的，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对彼得堡上流社会虚伪、不道德的生活构成了挑战，是因为他们违反了上流社会的“游戏规则”。
要知道，彼得堡上流社会虽然是一个男盗女娼的渊薮，但是维持表面上的“体面”却是人人信守的法则。
而安娜却在从马赛场回家的路上向丈夫坦白了自己与渥伦斯基的私情，并且要求离婚
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当然为上流社会所不容，更为卡列宁所不容。
为了不影响自己仕途发达，也为了惩罚安娜，他坚不离婚，并且不让安娜得到自己心爱的儿子。
更有甚者，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渥伦斯基也动摇了。
他开始频繁出入贵族议会，并渐渐将安娜的爱情视为束缚。
所以当安娜听说渥伦斯基的母亲正为他择亲的时候，她母于绝望了。
儿子与情人，她生命的两大支柱，相继坍塌，她的生命也就到了尽头。
小说的另一条主线是围绕列文展开的。
列文与安娜一样，也在生活中追寻真、善、美、所不同的是他最后不仅得到了爱情，也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可以说，他的结局是对安娜的探索作出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