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电影红高粱主要内容简短
《红高粱》：原始生命力的崇拜 范达明 “我给你们讲的是我们家乡那块高粱地发生的神奇事儿。
” ——影片《红高粱》开始时的第一句旁白 《红高粱》给我的总印象，集中到一点，就是充分地全力地表达了影片作者对原始生命力的崇拜。
这是一部带上张艺谋强烈主观意念的影片，应看做是一部较典型的作者电影。
在《红高粱》中，张艺谋对原始生命意志、生命力之不可抗拒的赞颂与褒扬，堪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极致，达到了几成精粹的出神入化的地步，这就是一种五体投地的崇拜境界了。
首先是对性的神力的崇拜。
在“颠轿”一场戏中，从表层来看，它是偌多抬轿的粗野壮汉对花轿中一位红装红盖头新娘的戏谑式恶作剧；但从深层来看，它既是几条赤膊壮汉面对新娘九儿的魅力所萌动的性的潜在欢悦与渴望的自发宣泄，又是对九儿面临不合理不人道的两性结合却又爱莫能助的悲凉、怨愤之情的自发发作。
而惟一能使这一载歌载舞的“颠轿”迪斯科从疯狂的顶点戛然而止的神力，不是别的，正是轿中九儿的几声哽咽的啜泣声。
编导在这一情绪与节奏的转变点中，把这群粗野壮汉内心合乎人伦天性的美好性灵洞悉与烛照出来，是影片开始首先打动人心的点睛之笔。
这一节奏休止造成的情绪落差，确定了九儿在野汉们心中实际占据的真正神圣的地位，是影片对性的神力崇拜的一个明证。
而在这群抬轿壮汉中，又惟有“我爷爷”余占鳌，以其更加强烈的受性的神力驱使的生命意志力，敢于把自己内心的骚动与渴望一一付诸外在的实际行动——比之于其他壮汉，余占鳌确实高出一筹，是名副其实的独占鳌头——凭着九儿曾给他的一个美目顾盼，以至于接踵而来的杀夫、劫妻乃至高粱地里的交欢野合，都成了一桩桩不再是施暴施恶而是全部顺理成章的一揽子“仁”事美差了。
这里的“仁”，不能以狭隘的法的定律为准绳，而必须从更加宽泛的自然与原始的生命定律——种的良性繁衍与发展、种的优胜劣汰中去寻找；而这里的“美”，自然是进行了艺术的选择与渲染的电影美（如略去了“杀夫”的直接描写等等）。
当银幕上展现九儿痴迷地后倾倒地的诗一样朦胧的近景，余占鳌跪在那方倒伏高粱空地上的呈红色“大”字状展开的九儿身前的俯瞰大远景（这里干脆是一个宗教式性崇拜、生殖崇拜的肃穆仪式了
）以及逆光中红高粱影影绰绰在丽日和风中摇曳的动态空镜，可说是把影片对原始生命力的崇拜在此情此景以及情景交融的铺绘中推到了艺术美的制高点——不过反观影片，张艺谋实在应当在此处把文章的浓度做得更足一点，以使这一“天作之合，地成之美”的红高粱地交欢场面，华彩乐章般地达到更其神圣化的境地
其次是对死的神力的崇拜。
在《红高粱》中，张艺谋要展示我们的人生图景是：这些十八里坡人，他们男欢女爱，活得自由自在，活得痛痛快快；而为族仇国耻，他们也一定奋起抗争，报仇雪耻，哪怕是为此而死——而死，也是要死得自由自在，死得痛痛快快
生死爱恨之两极，相反相成而一致。
确实，这些人说死就死，那个李大头、那个冒充“秃三炮”的路劫者等等，似乎是死得那么容易、那么轻松又那么无声无息。
这里自然不是指这些消极意义的死。
而那些有积极意义的死、那些为反抗外族入侵而就义之死——无论罗汉大叔还是九儿乃至“秃三炮”之死于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与炮火之下，都成为壮烈牺牲之死、震慑人心之死
为此，张艺谋在影片中不惜让人接受血淋淋的感官刺激，并让牛的被屠宰与人的被屠宰之均成牺牲做了强化对比。
对此，我们当不能表面地视之为在对“牺牲”一词做其概念本义的训诂图解，而是内在地在隐喻牛的牺牲与人的牺牲之不可同日而语。
影片的结局使嗜血成性的日本侵略者明白：牛是在沉默中被屠宰而成牺牲，人则在爆发的反抗中成就自己的牺牲，并将与屠宰者同归于尽。
这一表现，也最终成为了对死的神力的证明。
第三是对酒的神力的崇拜。
被美其名曰“十八里红”的高粱美酒，其品格在被重复唱过两次的《祭酒歌》中得到了最高的褒奖：“喝了咱的酒，滋阴壮阳口不臭……喝了这咱的酒，见了皇帝不磕头……”而余占鳌正是在一醉方休的酒的神力中，把自己同九儿在高粱地里的私情一吐为快，并在十八里坡人中自古至今传为美谈的——红高粱酒的神力，就是十八里坡人的狂放不羁的神力；红高粱酒的品格，就是十八里坡人的自由自在的品格。
一四七，三六九：九儿，这个十八里坡的惟一女性，不正是在她入主十八里坡酒坊为掌柜的那一刻，向酒坊众伙计们第一次宣布了自己的小名就是“九儿”（酒儿）吗
酒与人，其神力与品格之所以一致，就因为两者都诞生于红高粱地。
十八里坡人以酒为氛围，十八里坡人以酒为依托；酒弥洒在十八里坡的人群中，酒成了十八里坡人调节与强化人际感情关系的催化剂。
说穿了，影片对酒的神力的崇拜，就是对十八里坡人的神力的崇拜。
《红高粱》以对性、对死、对酒的神力的崇拜，表现了对人的本性中最基质的精神源泉——原始的生命欲望、意志即生命本质力量的崇拜；它在影片中得到了摧枯拉朽、恣肆汪洋的充分展现，使影片不同凡响地“游乎逍遥放荡纵任变化之境”1。
这是当今中国影片的一次破天荒的尝试与探索。
我认为，影片得以在国际影坛赢得共鸣与一致喝彩，正是在这一点上；它断不是用“愈是有民族性就愈有世界性”一言所能概括的。
红高粱家族读后感怎么写
暴力书写：狂言* —《红高粱家族》为中心 朱崇科 引言：系谱学视阈中的暴力书写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小说史）上，将暴力书写描述成一条蔚为大观的创作主线乃至潮流或许不乏争议，如果言及其独特别致的系谱学特征，恐怕少有人持异议。
它们或直面现实人生的残酷、阴暗、丑陋，或旁觊心灵世界的冷漠、芜杂与扭曲，阴沈、滞重、血腥等往往令人触目惊心之余又深入反省人生的“真相”、“本质”和思考终极关怀。
粗略说来，从鲁迅的颇具规模的《狂人日记》、《孤独者》等到沈从文的“砍头”与“吃人”的《夜》，再到施蛰存的新人耳目的《石秀》，从巴金的《灭亡》到萧红的《生死场》等，直至轰轰烈烈的八十年代的寻根主义，时至今日，暴力书写已经成为一种显耀书写：残雪、刘震云、莫言、苏童、余华等等当代名家莫不涉此领域，甚至有些还因了商业因素的推动，逐步演化成为一种“暴力奇观”。
王德威在论述余华时就入木三分的指出，“他不仅以文字见证暴力，更要读者见识他的文字就是暴力。
”1 毋庸讳言，如果抛开道德伦理层面对暴力书写的负面判定，我们不难发现，暴力书写其实有它丰富又深刻的意义和美学探求，即“以其丰富的精神信息，构成强大的精神冲击力，无情地击碎人们的日常经验和日常思维，将人们逼到不得不正视这种既陌生又真实的艺术图像的生存极境，所以有可能促使人们唤发出最深刻的生命激情，最热切的创造欲，将开辟新生活和新人生的可能性膨胀到极限。
”2 惟其如此，我们对暴力的界定也就更加势在必行。
本文所指的暴力书写则从那种强制力的普通定义引申开去，包含两大层面：主题内容和文体风格。
一方面，暴力书写成为书写暴力的寓言，“其寓意指涉的不只是暴力本身，而更是指向了人的精神结构和社会历史结构”。
3在此含义下，暴力也就体现为身体暴力、精神暴力（包含想象暴力）、言语暴力（如辱骂）等等。
另一方面，从文体风格看，暴力书写是指一种暴力叙述风格，即叙述本身也成为一种文体的暴力。
它还可分为狂放不羁的“硬暴力”和细腻绵密的“软暴力”等。
在本文的文本选择方面，除了众所周知的篇幅所限以外，还有其它原因。
莫言的暴力书写有其一贯性，但抵达《檀香刑》时可谓高峰凸现，但正因为如此，笔者舍弃了刻意书写暴力并达至巅峰的《檀香刑》而取其“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红高粱家族》为中心文本。
二 主题：暴力迷恋 某种意义上，我们无论如何以怎样的理论标签来丈量鲜活多变的莫言都有其捉襟见肘之处，魔幻现实主义的称呼也不例外。
但莫言对暴力的书写却指向了迷恋的特征，颇有魔幻色彩。
我们可以称之为辐射型暴力奇观。
当然我们可以相信并尊重莫言的宣告，即暴力书写和性并非他的至爱，但实际上，暴力美学范畴和对暴力书写的执着却在在客观显示出他对暴力的迷恋。
“用一支笔制造刀刃的效果，是莫言的长项。
久而久之，莫言脸上原本可被定义为憨厚淳朴的笑容已多有腥膻痕迹......从《透明的红萝卜》起步，直到《檀香刑》，暴力美学范畴，中文视野内已无人出其右。
”4 某种意义上说，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中充斥了暴力的激情与生命的疯狂式执着，可谓是“暴力的狂欢”。
王德威指出，“我们听到（也似看到）叙述者驰骋在历史、回忆，与幻想的‘旷野’上。
从密密麻麻的红高粱中，他偷窥‘我爷爷’、‘我奶奶’的艳情邂逅；天雷勾动地火，他家族人物的奇诡冒险，于是浩然展开；酿酒的神奇配方，江湖的快意恩仇，还有抗日的血泪牺牲，无不令人叹为观止。
过去与未来，欲望与狂想，一下子在莫言小说中，化为血肉凝成的风景。
”5 《红高粱家族》暴力奇观往往以身体暴力为中心，形成一种散发式辐射型暴力呈现。
最令人怵目惊心的莫过于活剥“罗汉大爷”的暴力场景。
莫言对此似乎有种享受式的痴迷，他对整个场景的书写可谓巨细无遗：无论是描述整个过程的宏观流程，还是每一个部位的微观审视。
比如当他述及两只被割掉的耳朵的状态时，就不无暴力的指出，“父亲看到那两只耳朵在瓷盘里活泼地跳动，打击得瓷盘叮咚叮咚响。
日本兵拖着瓷盘，从民夫面前，从男女老幼们面前慢慢走过。
父亲看到大爷的耳朵苍白美丽，瓷盘的响声更加强烈”。
当然，单纯如此判断并定性莫言对暴力的变态迷恋自然有失公允。
在此场景中，正是如此暴力式对暴力的宣淫式呈现才会激起亲历者、旁观者（包含读者）对日本侵略中国、草菅人命的残暴方式的痛恨，同时在小说内部也推动了不同力量抗日激情的勃发与实践。
莫言自然有他独到的民间叙事与抒情方式，在《红高粱家族》中，他的对“高密”野史世界的还原与创造式书写以及对身体政治学（body politics）的实践都闪烁着少见的狂野激情乃至暴力。
小说中著名的“野合”场景描写在蒙上了些许朴素的浪漫色彩之余，却同时彰显出其中扑面而来的肉欲气息，更加需要注意的是，在这场民间式的云雨中，在男女二人的相互欲望期待中也游走着浓郁的暴力色彩：余占鳌（名字就有一股霸气）的“粗暴”和“刚劲”引发了奶奶“尖刻锐利的痛楚和幸福”。
肉体的狂欢、暴力、勃发、对话就这样风风火火地展开了。
不仅如此，在莫言的笔下还涌动着对暴力的象喻性的描绘。
比较典型的，如“枪”（同时它也隐喻了男根）以及与此相关的错综复杂的战争和驳火场景等等都表现了暴力的极受作者关注。
与身体有关的食品（如高粱酒的酿造、饮用和军事用途等）以及种种帮派的强盗式欲望（不同势力在争斗中的占有和攫取等）较力中都弥漫了暴力的风采。
同时，我们在考察个体的行径与轨迹时，也不难发现其中的暴力倾向。
小说中的“奶奶”就是一个代表，无论是她与“爷爷”、黑眼等人的爱恨情仇，还是她的慷慨就义都浸染了暴力的滋味。
三 暴力书写：狂放莫言 莫言的暴力书写更多表现出大气、狂放的一面，阳刚气十足。
张闳非常醒目地指出，“莫言小说的狂欢化倾向并不仅仅是一个主题学上的问题，而同时，甚至更重要的，还是一个风格学（或文体学）上的问题。
狂欢化的文体才真正是莫言在小说艺术上最突出的贡献。
”6无独有偶，王德威在论述莫言的时候也心有戚戚，“从天堂到茅坑，从正史到野史，从主体到身体，他荤腥不忌、百味杂陈的写作姿态及形式，本就是与历史对话的利器。
正经八百的评论莫言——包括本文在内——未免小看了他的视野及潜力。
”7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同样也典型的表现了其狂欢风格和文体的扩张性。
在莫言的这部小说中，盈荡着一种敢爱敢恨、敢做敢当、怒则大吼、痛则大叫的英雄气概和言语霸气。
无论是塑造栩栩人生、鲜活跳跃的各类单个人物，还是描述其纠缠不清、善恶难辨的诸种举动与复杂关系；无论是描摹客观或诗意风景，还是勾勒种种激烈场域，莫言的那极具感官性的文字无不张力十足、喷薄而出，显出一种狂放又阳刚的暴力姿彩。
随手拈来，莫言在书写“我奶奶”与王文义妻子被日本人机枪射杀的场景就汪洋恣肆的写到，“奶奶倒地后，王文义妻子那颗长方形的头颅上，迸出了红黄相间的液体，溅得好远好远，溅到了堤下的高粱上。
父亲看到这个小个子女人中弹之后，后退一步，身体一仄，歪在了堤南边，又滚到河床上。
她挑来的那担绿豆汤，一桶倾倒，另一桶也倾倒，汤汁淋漓，如同英雄血。
铁桶中的一只，跌跌撞撞跳进河，在乌黑的河水中，慢慢地向前漂着，从哑巴的面前漂过，在桥墩上碰撞几下，钻过桥洞，又从余司令从我父亲从王文义从方六方七兄弟面前漂过。
”（重点号为笔者加注） 在这段话中作者先后以叙述人的客观视角和父亲的视角衔接论述仆地场景，同时又不断以重复和丰富的形象词汇加强气势，突破并超越了读者的阅读期待，滔滔不绝、大肆铺陈，形成了暴力的狂放风格。
同时，值得关注的还有莫言的辱骂手法，它同样也是一种语言暴力，“辱骂是‘民间性’因素里最激进的一种方式......这种将生与死、高雅与卑下、强权与弱势界限搅乱的辱骂，正是‘民间性’因素中的基本而永恒的力量之一。
”8辱骂在《红高粱家族》有非常繁复的功用和特征，但其暴力色彩却不约而同。
如余占鳌和日本人血拼将近尾声时，冷支队长装模作样的赶来支持。
余对这种背信弃义义愤填膺，在回答冷的话语时，他只有一句，“狗娘养的
”既是反击冷的阴险，又是对因此死难兄弟的牺牲鸣不平。
又比如，当小说中“父亲”在看到日本汽车逼近紧张不已时，余司令严厉的喝道，“兔崽子，别动
”这种责骂既是对“父亲”的爱护和安慰，又是一种劝责。
而在“我奶奶”的另一个情人黑眼在从余司令口中得知她的死讯时，黑眼怒冲冲地说，“他娘的，多好的女人到了你手里也给毁了
”这种怒骂中既包含了对余的不满，也夹杂了对“我奶奶”的深沉爱意。
当然，辱骂的场景和功用在其中还有更林林总总的表现。
某种程度上讲，莫言《红高粱家族》中的暴力书写的狂放风格可谓是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暴力话语言说者的独特品格。
四 功用与内因：拯救的尴尬 仅仅蜻蜓点水言及莫言对暴力书写有迷恋倾向是远远不够的，也有失客观。
暴力书写显然有其复杂功用。
一方面，暴力书写体现了作者对历史、人生或现实的独特观照姿态，他以此方式重写了自己心中的历史图像和景观，点评、总结或提炼他们对人生的高度体认；另一方面，暴力书写的巨大弹性空间和灵活限度给他们的策略创新与书写内在逻辑的突破提供了相得益彰的息壤或情境。
如人所论，“‘历史’作为一种文化约定进入他们的视野更加‘面目全非’了，它已‘降格’为仅仅充当创作主体建构文学世界的一个借口。
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使得创作过程更易摆脱既有经验事实的牵制，沿着创作主体的幻想线路长驱直入。
而暴力恰恰为施展幻想的魔法提供了绝好的程序和道具。
”9 同时，他的暴力书写也丰富了该书写自身的历史，开拓了另类的书写模式和叙事风格。
有论者在批评莫言《檀香刑》的过度暴力迷恋时，却顺手牵羊批评道，“莫言对暴力的展示从来就缺乏精神向度和内在意义。
”10显然，这种画蛇添足的评论是对莫言暴力书写丰富内涵的误读和简单化。
1对退化的纠偏。
除了上述功用以外，莫言的暴力书写其实主要就是对现代文明相对退化的纠偏。
在莫言那里，现代文明在实现器物的进步的同时，却造成生命力的萎缩，在他看来，沉潜、鲜活的民间才是纠偏的源泉，而暴力书写只是一种策略。
王德威就认为，莫言反击了“退化史观。
作为家族传人，《红高粱家族》的叙述者只能遥想当年父母的英勇行径，或更难堪的：追忆他们日后在种种革命及运动中所受的磨难。
”11 通读《红高粱家族》，我们不难感受到，接二连三的暴力场景、话语等扑面而来，仿佛是扫除病态与柔弱的催化剂，它为整个文坛带来一股势不可挡的生命力感和阳刚之气：无论是高粱地里如火如荼地爱情释放与奔放激情，还是同仇敌忾奋勇杀敌的壮怀激烈，无论是酒神曲中荡气回肠的生命豪情，还是从容赴死的慷慨激昂，莫不令人为这种刻骨铭心唏嘘不已。
如人所论，“莫言这种恣意妄为的叙述表明：他通过‘血缘’为纽带所确立的民间立场，使他在认同民间的同时也认同了他的‘根’，他的情感与精神的归宿，他经常对现代文明都市的丑陋与卑鄙、龌龊表示愤慨的原因也在这里。
”12 2拯救的吊诡。
莫言反击和拯救退化的手段却偏偏是暴力书写，他书写暴力，也“反抗”暴力。
问题在于，他的暴力书写在为这种退化注入阳刚之气的同时，却也形成了纷纷扰扰的叙述暴力。
其不可遏抑的文字在令人振奋之余，却又有冗长和絮叨之感。
换句话说，莫言小说中无节制的意义撒播和言辞的泛滥在对抗退化的同时，却又反映了背后的深层空虚，甚至失语，这实在又反映了人类自身悖谬的困境，无论是扩张性的意义表述，还是放纵不羁的文体。
但总体而言，莫言有意识的拯救意识让他能够使暴力发挥强大的震撼力和积极作用。
陈思和认为，莫言“以刺激的暴力展现呈现出与作品整体相和谐的奇异美感，但是在根本上，这种倾向反映了民间世界与生俱来的粗鄙文化形态。
只不过这种倾向在《红高粱》中还能因为作者饱满的艺术理想而保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度，依然有利于体现作品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
”13 * 本文原刊于台北《文讯》2004年第8期。
1 王德威〈伤痕即景 暴力奇观〉，见《读书》1998年第5期，页113。
2 摩罗〈破碎的自我：从暴力体验到体验暴力——《非人的宿命——论〈一九八六年〉》之一〉，见《小说评论》1998年第3期，1998年5月，页58。
3 倪伟〈鲜血梅花：余华小说中的暴力叙述〉，见《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4期，2000年7月，页57。
4 〈畅销书封面上的13张嬉皮笑脸〉，详可参《北京青年报》2001年12月31日。
5 王德威著《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台北：麦田，2002），页254。
6张闳〈感官的王国——莫言笔下的经验形态及功能〉，《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05期，2000年9月，页88。
具体可参页73-88。
7 王德威著《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页266。
8 张柠〈文学与民间性——莫言小说里的中国经验〉，见《南方文坛》2001年第6期，2001年12月，页40。
9 叶世祥〈近年小说创作中暴力描写热原因探析〉，见《温州师院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1994年1月，页17-18。
10 李建军〈是大象，还是甲虫
——评《檀香刑》〉，见《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2002年1月，页40。
11 王德威著《跨世纪风华：当代小说20家》，页258。
12 王光东〈民间的现代之子——重读莫言的《红高粱家族》〉，见《当代作家评论》2000年第5期，页96。
详可参页95-99。
13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页319。
朱崇科，男，1975年生于中国山东省临沂市。
广州中山大学文学学士、硕士，今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佛光大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海外研究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20世纪中国文学、港台文学、马华文学、新华文学等。
专著《本土性的纠葛--边缘放逐·南洋虚构·本土迷思》2004年由台北唐山出版社出版。
求好句摘抄，短一点，在15～20字之间
1 美丽是平凡的凡的让你感觉它的存在。
2 不要依赖别人，是你还有以依赖的时候的出来的。
3 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上燃烧到底下，一直都是光明的。
4 过去与未来，都离自己很遥远，关键是抓住现在，抓住当前。
5 尊重别人是一种美德，受人尊重是一种幸福。
6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7 不要因为这一次的失败，而放弃你想要达到的目标。
8 与其做愚蠢的智人，不如做聪明机智的愚人。
9 错误不起失败，但是真理却不怕失败。
10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时间，而是用深度去衡量的。
11人生不是一种享乐，而是一桩十分沉重的工作。
12幸福存在于生活之中，而生活存在于劳动之中。
13别给失败找理由，这样容易失去自信。
14不怕别人看不起自己，就怕自己不够努力。
15人不能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那样一个人就不能进步了。
《红高粱》影评
《红高粱》——高粱地里抹不去的红 对于80后的我而言，这是太老的电影。
之所以找到这部电影来看，是缘于一次偶然的机会。
在不经意间看到陆川的采访，当记者问到他是如何走上电影道路的时候，他提到了《红高粱》，提到了姜文和巩俐，是这部电影让他爱上了电影，并决定投身于电影事业。
对陆川的电影很是热爱，就《可可西里》一部，就足以让我迷恋他一生。
他的电影很特别，仿佛游离于主流电影之外。
所以对于他所提到的一切，我都格外的关心。
因此，我找来了《红高粱》，但却没有刻意地调整心态去看，在电脑前吃着买来的饭，为了不显得单调，便放了一部电影来助兴。
电影是通过第三人之口讲述的故事，画面淡入的是巩俐年轻的脸。
那个年代的一桩再简单不过的婚礼，然后途中遇到劫匪。
姜文和巩俐见上了，然后并无曲折的生活在了一起。
电影中的国人都是那么的淳朴，即使劫匪或者土匪三炮都并没有显出真正的邪恶。
一切都那么平淡，没有刻意描写谁的英勇，也没有刻意描写谁的邪恶。
即使是嫁给一个身患麻风病的老头，或者身陷土匪的魔爪，打死一个劫匪，杀死一个老头。
都被轻描淡写的带过。
那个年代的人对于苦难有一种无法理解的坚韧，也是对生活乃至生命的一种历史性的漠视。
似乎那个时候的中国就是那样的善良淳朴，一个个都老实本分。
无论轿夫，酿酒师，土匪……都是那么平平淡淡的安于自己的本分。
谈不上轰轰烈烈的爱情，也谈不上谁比谁厉害聪明高尚。
里面的每一个角色都不像是电影，像是发生在身边的简单生活。
就这样一个安静祥和的高粱地，被日本的车轮践踏了。
就在那片高粱地，日本人开始了残暴的精神统治。
让屠户剥人皮，而这两个日本眼中的反动者，一个是土匪三炮，一个是出走几年的罗汉。
在面对日本人，他们都是真正有血有肉的好男儿。
张艺谋导演并没有借此来大秀抗战题材，也没有把中国人对那段历史的深刻记忆转化为电影中的阿Q式描写。
没有日本残暴的具体画面，也没有中国汉奸谄媚的小人脸，更见不着有组织有纪律的“敌后武工队”，这只是那段历史的一个小角落，是一个悄无声息，无史可查的故事。
没有大喊打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口号，没有宁死不屈硬汉到底的所谓英雄。
他们一拨人就是为了给一个兄弟报仇，喝上几碗红高粱酒，拿上简单的武器就上了“战场”。
战斗是那么的平和，烈日当空，一帮人在高粱地里悠闲而平静的等着日本人的车辆到来，趟地上小憩，或者驱赶身边的蚊虫。
由于等得太久，还让孩子回家去叫人送饭。
关乎生死的反抗，被张导描绘的这么优美宁静。
电影中常常飘荡着陕北的民歌，一条粗野的汉子用歌声击碎着广阔而空旷的高粱地。
还有作战时吹起的喜庆唢呐，还有孩子对着红彤彤的天空唱起的那首童谣。
没有哭泣，没有哀嚎，没有慌乱……这就是红高粱地发生的一切，这儿是男女主角的洞房，是日本人的屠杀场，是高粱酒的原材料产地，是作战牺牲的地方。
高粱地从无到有，倒了还长。
故事也在这片高粱地反反复复的上演。
高粱本不是红的，但电影中有太多的红色元素。
新娘的盖头和花轿，酿出来的红高粱酒，日食之后那片刺烈而厚重的红。
这是一代人对历史的整体记忆，也是张导想要展现给观众们的记忆，过了半个世纪。
华丽的一回头，没有硝烟，没有炮火，没有鲜血，没有惨叫，一切与声音有关的东西都无法搜寻，只有那天边的红，是无法抹灭的记忆。
很喜欢电影里的平淡生活，虽然婚姻是通过买卖的，虽然有强盗土匪，虽然有日本鬼子，但那个淳朴安静的高粱地却是现今物质社会所无法替代的。
现在的恋爱自由了，婚姻却依旧不自由，身边照样有那么多出卖自己追求所谓幸福的人。
过去是父母所逼，现在是自我选择。
至于强盗土匪，现今更是多如牛毛，凶残胜过当年的日本人。
正如调查所证，有吃有穿物质殷实的国人幸福感却在下降……（省去无数和谐的言论） 深深的怀念那片高粱地
描写秋天景色优美的句子有什么
简短不超过15个字
第七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