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的贡献
人物轶事 “许身国威壮河山” 1979年，邓稼先(左)在核试验基地 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
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
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
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破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
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核试验基地。
在步履艰难之时，他坚持要自己去装雷管，并首次以院长的权威向周围的人下命令：“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
” 1985年，邓稼先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仍想参加会议。
医生强迫他住院并通知他已患有癌症。
他无力地倒在病床上，面对自己妻子以及国防部长张爱萍的安慰，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
” 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并转了一小圈，表示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 中央尽了一切力量，却无法挽救他的生命。
两弹元勋 中国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和那样差的基础上研制成“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卫星），西方人总感到不可思议。
杨振宁来华探亲返程之前，故意问还不暴露工作性质的邓稼先说：“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研制的。
这是真的吗
”邓稼先请示了周恩来后，写信告诉他：“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都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杨振宁看后激动得流出了泪水。
正是由于中国有了这样一批勇于奉献的知识分子，才挺起了坚强的民族脊梁。
1948年，邓稼先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远渡重洋去美国留学，在普渡大学当研究员，仅用一年多的时 芝加哥大学左起:杨振宁、邓稼先、杨振平 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
有人劝他留在美国，但邓稼先婉言谢绝了。
1950年10月，他怀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子之心，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和二百多为位专家学者一起回到国内。
一到北京，他就同他的老师王淦昌教授以及彭桓武教授投入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设，开设了中国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工作的崭新局面。
1956年，邓稼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中央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原子弹。
当邓稼先得知自己将要参加原子弹的设计工作时，心潮起伏，兴奋难眠，这是一项多么光荣而又神圣的职业
但同时他又感到任务艰巨，担子十分沉重。
从此，邓稼先怀着以最快速度把事业搞上去的决心，把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到任务中去；首先，他带着一批刚跨出校们的大学生，日夜挑砖拾瓦搞试验场地建设，硬是在乱坟里碾出一条柏油路来，在松树林旁盖起原子弹教学模型厅；在没有资料，缺乏试验条件的情况下，邓稼先挑起了探索原子弹理论的重任。
为了当好原子弹设计先行工作的“龙头”，他带领大家刻苦学习理论，靠自己的力量搞尖端科学研究。
邓稼先向大家推荐了一揽子的书籍和资料，他认为这些都是探索原子弹理论设计奥秘的向导。
由于都是外文书，并且只有一份，邓稼先只好组织大家阅读，一人念，大家译，连夜印刷。
为了解开原子弹的科学之迷，在北京近郊，科学家们决心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研制出我国的“争气弹”。
那时，由于条件艰苦，同志们使用算盘进行极为复杂的原子理论计算，为了演算一个数据，一日三班倒。
算一次，要一个多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又请物理学家从出发概念进行估计，确定正确，常常是工作到天亮。
作为理论部负责人，邓稼先 邓稼先接受研制原子弹任务后和家人合影 跟班指导年轻人运算。
每当过度疲劳，思维中断时，他都着急地说：“唉，一个太阳不够用呀
” 为了让同他一起工作的年轻人也得到休息，得到工作之余的稍许娱乐，他总是抽空与年轻人玩十分钟的的木马游戏。
有一次，王淦昌教授看见了他们在玩这种游戏，老教授又好气又好笑，斥责说：“这是什么玩法，你还做儿戏呀。
” 邓稼先笑说：“这叫互相跨越
” 互相跨越，这是一种多么亲密的同志关系啊
正是靠着这种关系，邓稼先和同事们一起克服了一个个科学难关，使我国的“两弹研制”以惊人速度发展。
一次地下核试验，有一个机器出了故障。
有人主张把机器拉上来查看，但这样太危险。
为了安全，在寒冷的隔壁摊上，他亲自下井，解决问题后，，开庆祝会。
他由于休息不好，只喝了一小杯酒，就倒下了。
让人量血压，竟然为0.一直抢救了两天两夜，邓稼先醒了，开口第一句话是：“研究报告出来没有
”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横空出世……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威震山河……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癌症不幸逝世，享年62岁。
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被称做“两弹”元勋的这位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比一千颗太阳还亮” 1964年10月，浩瀚的戈壁滩上空升起了一团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两年之后，第一颗氢弹又放出炫目的光芒。
这曾使全世界为之震惊。
人们都知道奥本海默是美国的“原子弹之父”，萨哈罗夫是前苏联的“氢弹之父”，然而，中国的“两弹”元勋是谁
原子弹氢弹第一次爆炸(6张) 1986年6月，中国各大报纸均在首要位置介绍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名字鲜为人知 功绩举世瞩目“两弹”元勋──邓稼先 1986年6月，中央军委主席签署命令，任命邓稼先为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
1986年7月，国务院授予邓稼先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和奖章。
邓稼先(中排右一)陪周总理会见杨振宁博士 核工业部为表彰邓稼先20多年来为发展我国核武器做出的重大贡献，为使他那不计名利、甘当无名英雄和艰苦奋斗、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号召广大科技人员向他学习。
邓稼先可歌可泣的优秀事迹，他那伟大的抱负和精忠报国的感人精神深深震撼着人们的心灵
外国有一本书，题为《比一千颗太阳还亮》。
邓稼先献身的事业，亮过一千颗太阳
他从34岁接到命令研制中国的“大炮仗”以来，告别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儿女，隐姓埋名进入戈壁滩。
20多年来，他和他的同事们没有任何人在报刊上占过巴掌大的版面。
他们都把自己的姓名和对祖国、对人民的深爱埋在祖国最荒凉最偏僻的地方。
人们常常忘记他们，只有当“大炮仗”的冲击波冲击各国地震监测站，引起世界一次又一次瞩目的时候，人们才想起他们的存在…… 1986年7月29日，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奉献毕生精力的元勋邓稼先病逝于北京。
他的朋友们怀着无比悲痛、崇敬的心情献给他一支挽歌──《怀念邓稼先院长》：天府杨柳塞上烟，问君此去几时还
……实验场上惊雷动，江河源头捷报传。
……不知邓老今何在
忠魂长眠长江畔。
邓稼先夫人采访录“我们所追求的是另一种东西” 邓稼先夫妇与杨振宁等合影 拒绝采访 1992年在拍摄杨振宁的电视传记片时，为了表现杨振宁与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的亲如兄弟的真挚情谊，记者决定采访邓稼先的妻子许鹿希。
4月初，记者在京几经周折才与刚出差回来的许鹿希通上了电话。
十分激动地说明来意和希望采访她的打算，想不到，她非常果断地回答说，她不接受这个采访。
担心她挂断电话，记者加紧说明我们上海电视台拍摄科学家传记系列片的初衷和诚意，以及已获得了杨振宁本人的认可等等。
记者说了半小时，她始终只反复那句冰冷的回答：“我不懂你为什么要采访我，我又不是搞原子弹的。
”如此，记者只好说:“那明天我当面来说明吧
”可能是因为我一味的韧性坚持，最后她终于答应见面。
崇德中学 次日一早，记者先顺道访问了北京31中。
31中的前身，就是历史上的崇德中学，是邓稼先和杨振宁的母校。
一位老教师听到我要去采访许鹿希，马上提醒说:“可能难有结果
”她的理由是，邓稼先逝世后，母校想为他立个雕像，可家属坚决不同意。
因为这之前有不少大学生看了邓稼先的经历后说:“这是个傻子，太傻了
要是留在国外，不是能赚大钱吗
也不会这么早死了
”31中开展邓稼先事迹的宣传教育活动，十几岁的娃娃们竟说:“像他这样，值得吗
” 杨振宁“救出”邓稼先 在北太平庄一个简陋的大院里，许鹿希向记者介绍说，邓稼先和杨振宁同是安徽籍人，各自的父亲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两家曾一度同住清华西院宿舍。
邓比杨小两岁。
两人中学就是同学，大学又一起住校，关系很亲密。
1947年，邓稼先考上了赴美研究生，须由自己联系学校。
杨振宁那时在读的芝加哥大学学费较贵，他就帮邓稼先联系了离芝加哥市较近的普渡大学。
杨和邓学的都是理论核物理，邓稼先做博士论文时，从俩人的讨论中受益很大。
所以他们之间的友情自然真挚，推心置腹。
1950年8月29日，邓稼先获得博士后当即回国了。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美国报纸登出了中国研究人员的名单，尽管是英文译音，但杨振宁一看就认定其中一人是邓稼先。
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中国时定的一份要见的亲友的名单中，第一个就是邓稼先。
许鹿希的语气突然转而沉重。
她说，那时“四人帮”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
很多忠实可靠、功劳很大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务。
当时有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
他们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组织了一批对科学什么都不了解的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预备性小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其实，那只是因为仪器放歪而未测到中子。
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他。
周总理命令把邓稼先召回北京，于是，那边的事情就走漏出来了，于敏、陈能宽、胡思得等一批人也就得救了。
从此之后，“221”就再没有打死过一个人。
许鹿希感叹道：“杨振宁与邓稼先的会见无意中救了中国一大批人。
我为此非常感激他
” 特殊的照片 许鹿希极其痛惜地说，邓稼先去世时患的是直肠癌，照理，当时直肠癌已经不是绝症了，但邓稼先因长期从事这个工作，骨髓里全有了放射性，所以一做化疗，白血球和血小板跌得很低，全身大出血,难以挽救。
许鹿希说:在中国的核试验中也有事故。
到事故现场去，邓稼先总是冲在前头。
有一次空投预试，氢弹从飞机上丢下来，降落伞没有打开，直接掉在地上摔碎了。
因为没有准确的定点，一百多个防化兵去找都没有找到。
邓稼先就亲自去了。
结果核弹被他找到了。
当他用双手捧起碎弹片时，自己也就受到了最严重的放射性侵害。
许鹿希说她保存着一张特殊的照片，那是邓稼先寻得了那颗未爆核弹时拍下的。
平时的邓稼先从来不拍工作照，可能是他在找到这核弹以后，已意识到了这事对自己的身体将有严重后果，就一反平素习惯，与同去的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一起拍了这张照片作纪念。
“片子里不能出现许鹿希
” 两个月后，记者带了摄制组去北京实地拍摄。
给许鹿希打电话请求她讲一段话，说说杨振宁与邓稼先的事情。
想不到，许鹿希又断然拒绝:“这绝对不行
” 第二天去许鹿希家，记者又试着说服她接受拍摄采访，不料她马上板起了面孔：“我已经说过了，绝对不行
我接受拍摄采访只有一次，是在《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电影片子里稍微讲了几句，那是中央军委下了命令我才说的。
我们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希望你们能理解。
”“对邓稼先,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
有些人的方式就很不妥当，譬如人家要把邓稼先搞原子弹的事拍成他与我许鹿希的爱情故事，他们感兴趣的是我们为什么在一起
是怎么谈的恋爱
我不愿理睬这些专门搞花絮的俗气的人。
稼先是个很庄严的知识分子形象，不能被歪曲成儿女私情。
” 许鹿希说，报社、电视台记者的采访，她不知推了多少了。
曾经有个记者去采访，说着说着她就和他吵起来了，因为那人事先就有个固定的想法，一定要把邓稼先塑造成像前苏联电影《播火记》中的人一样，“他邓稼先出门一定要有车队、有保镖，家里要有洋房草坪，否则怎么能代表我国的成就呢
”她回答说:“你一定要这样写，那你就去写吧，但那是不真实的，而且你不能用邓稼先的名字。
我不能容忍吹捧。
吹捧是会把人吹死的。
邓稼先尽管做了些事，但如说过了头，也把别人抹煞了。
现在九院还有一批非常好的人，还在默默地干，邓稼先不过是个代表。
我是非常佩服他们的，隐姓埋名，尽管现在条件好一点了，但是总的说还是很艰苦的。
要是没有这批人，我们怎么同别人对抗呀
”
颛顼故里到底在哪
首先要搞清楚若水在哪里。
红庙沟是我家自留地所在。
米易是颛顼故里，河南濮阳也是，中国很多地方都在争。
打旅游牌也不能瞎说八道
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
乐成虑始两重天 战国时代，魏文侯派西门豹治理邺地；下车伊始，西门豹访问地方民情：邺地水灾频发，猾吏豪绅趁机勾结巫婆捣鬼，每年都搜刮民财、侵扰民户，“为河伯娶妇”；老百姓痛苦不堪。
西门豹巧用权谋，治死了作恶多端的巫婆和猾吏，从根本上制止了给“河神”娶老婆这荒唐而又愚昧的闹剧，堵死了贪官污吏盘剥敲诈老百姓的这条“财路”。
接着，西门豹征集“民夫”，开凿十二条渠道，引河水灌溉农田。
开凿渠道的时候，艰难困苦，老百姓又害怕了，不愿意当“民夫”参加开渠劳动。
西门豹说：“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现在老百姓都怪我害他们出力受苦，百年以后老百姓享福了才又会想起我来呢。
林汉达先生一九六二年的少年读物《战国故事》，改编《史记·滑稽列传》中褚少孙补撰的这段，题目为《河伯娶妇》；删去了老百姓怕苦不愿开渠、和西门豹说“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这一节。
《史记》中这一段，以“西门豹治邺”为题，又作为“古文选读”，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但是，老百姓怕苦不愿开渠，西门豹感叹“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这一节，相当长时期，仍然被教材编者删去了。
后来把改写为白话的这个故事编入小学课本，也不用这句话。
为什么删去这一节
大概，删节者们以为：新中国是“人民”共和国，要“人民当家作主”，“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褚少孙这个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增补《史记》，却竟然写下这样一节，这不是“污蔑劳动人民”吗
这就牵涉到“乐成”和“虑始”，两个层次、两重天地。
当年，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胜利在望；主席在筹备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考虑到：要建设“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必须“做到农业社会化”；由于中国传统“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要把他们组织起来搞合作化，估计工作量和困难程度都相当大；所以毛主席提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注①）。
这就是“虑始”，事前就早早筹划，设计整体方案，问题和困难都作有考虑。
中国历史上“戊戌维新”的精神领袖康有为，当然也擅长“虑始”：他一八八四年撰成《礼运注》，就首次提出了他的大同理想；一八八五年，他“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这部《人类公理》就是他乌托邦名著《大同书》的最早草本。
康有为《大同书》，广泛汲取了古今中外各种先进思想的养分，集中反映了十九世纪末期形成的人类大同思想。
其中某些思想光辉，深切地符合人性，却又在当今看来都惊世骇俗，要到几百年后，看看人类社会能否部分地那样做；比如那男女结合，婚姻契约只准以“一年”为期。
康有为自己也知道这些都只能是他个人的理想，当时不能推行，甚至都不宜宣示于人。
如此“虑始”，也近乎“想空事”呀。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鼓吹和领导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虑始”，草拟了革命成功以后的《建国大纲》。
可惜，他虽然极短期地担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誓“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却只来得及废除了一系列封建繁文缛节以及《大清律例》等法律、条规，以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签署、颁布了“临时约法”等三十余件有关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法令、法规；没有能够进一步具体操作、实现他建设民主国家的崭新蓝图。
英雄早逝，哲人其萎，“革命尚未成功”，至今发人哀思。
既有比较周密的“虑始”，又胜利地予以实施，是主席和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由于当时美帝国主义“封锁”中国共产党的错误政策，主席他们被迫向前苏联“一边倒”，学习和主要采用“苏联模式”，要建设“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尽快“实现共产主义”，试图“在地上建立天国”。
因此，建国以后，实际操作“农业合作化”时，就左倾冒进，急躁强迫，原计划十五年完成的工作，仅用三年就“全面超额完成”；种下祸根，结下苦果，直到先生领导改革开放，方才拨乱反正。
先生“虑始”，可就真实事求是了。
他放眼世界各国建设，体察中国具体情况，只是提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一定要把经济搞上去”这个大方向；具体实施，他就主张“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向前推进。
“虑始”，采用李敖先生说法，这是大人物的层面，是特立独行，常常需要大无畏，“虽千万人，吾往矣”（注②）。
可是，社会上，老百姓，绝大多数人不属于这个层面。
“小人喻于利”；每天要吃喝，要生存发展，要生活得安康幸福；老百姓，对待物质生活，涉及个人利益，几乎都是“现实主义者”。
“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
当年动员农业合作化时，“富裕的或比较富裕的农民，只占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注③），他们怎么想的，怎么反应，年代久远，史料难征，我就不揣测了；柳青先生现实主义小说《创业史》，有一些经过美化的描述，有兴趣者可以参看。
我就说改革开放初期，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自发试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包产到户”吧，获得成功；中央决定在各地农村推行。
按我们现在的想法，当时的农民兄弟，应该是欢呼雀跃，高呼万岁吧
嘿，满不是那么回事。
一些农民久经“运动”，已经麻木，随波逐流，“服从领导”，“你说要怎么搞就怎么搞”；不声不气，做起了“沉默的大多数”。
也还有些农民，甚至提出反对
反对的理由多种多样，我也不一一细表；只说有的“老贫农”，党员干部，宣言反对，竟至声泪俱下：“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现在要这样搞，实际上是分田单干，是资本主义复辟，是要我们‘走回头路，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贫下中农决不能这样做
”（注④） 不但农民如此，干部也同样。
一九九二年，先生“南方谈话”，作为“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传达；我所在某市的一个区，区委书记宣读文件，台上坐着二十来位县处级干部，台下坐着我们四十多个科局长。
县处级们表情木然或者不以为然，科局长们“讲小话”议论纷纷：说“已经是一个普通党员了，凭什么把他的讲话作一号文件发”，“这样搞，完全就是资本主义那一套了哪”
我当时只关心我管的教育工作，又完全相信上级领导，因此没有参与议论；并不是说我那时就已经理解了理论的正确性。
后来我思考人性问题，曾经就这个传达文件时候的事情，打听了解；据我的同事，那时在另一个区管教育的干部告诉我：他们那儿传达学习时，议论反对“南方谈话”的，更厉害。
推测其它地方，如此情况，应当也不在少数
中国农村，现在不是还保留了一个“农民群众自发地”，“坚持思想、坚持集体化道路”的典型，河南省临颍县的“南街村”吗。
再以我为例，说说咱们“计划生育”的国策。
到我个人有资格结婚的时候，国家已经开始强制实行“计划生育”。
作为知识分子，从理性上，我懂得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及其好处。
但是，“事不关己”，可以“高高挂起”；而一旦事情切身，那理性就常常消退，感情情绪就高涨起来。
这么说吧，我内心深处，长时期里，是有想要两个孩子的心思哩；尤其是我妻子给生了一个女儿，我可真想要个儿子呀。
也就是说，对于计划生育国策，我心底里，长期地有点嘀嘀咕咕呢。
一直到这几年，我才想通：作为工薪阶层人员，一对夫妻只要一个孩子，好哇。
我妻子所在企业破产了，好几年以来，我们一家三口，就靠我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生活。
幸好一直省吃俭用，小有积蓄，这才能负担起女儿高等教育的费用。
试想想，如果我有两个孩子甚至更多，该怎么是好
最起码，我们夫妻要更多地操心、劳神、大费周章吧。
哪儿能像我现在似的，物质生活自我满足，精神方面洒脱，快乐，自诩这两年“生活质量、生命质量都是最高”的呢
我就是个“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的人哪。
大人物劳神费力，为民“虑始”；小百姓却常常不能理解，毫不领情，拒不买帐，甚至骂骂咧咧，“大不敬”。
何况，世间事物，发展难料；计划得再好，实施起来，也不一定能够“保证成功”。
好比建造那庞大的海上巨轮，建造商谁不保证“万无一失”
可偏偏，那泰坦尼克号，就撞上了冰山，沉没到大海底
因而，西门豹们，“虑始”之时，是否应该再多想想
比如，你西门豹要兴修水利，为民造福，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
老百姓既然不愿意开渠，为什么非要强迫他们干呢
难道不能采取另一种办法，比如利益驱动方式等等，诱使老百姓乐意参与吗
你西门豹可能是公忠报国，一心为民，最后历史证明，确实做了好事。
但是，“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这句话，以及你坚执己见、坚决开渠的做法，又为后来追求政绩的官员、甚至纯为私利的狗官，打开了损民肥私、欺世盗名，名利双收的方便之门哪
“乐成”，没有什么不好；成功了，谁不快乐
“虑始”，高高在上，可就内蕴危机；因而，苏轼词句“高处不胜寒”，这才具有别解啊。
但愿，“乐成”和“虑始”，能够互相交融；至少，能够“换位思考”，互相理解。
注：①、《论人民民主专政》，《选集》第四卷。
②、参见凤凰卫视台《李敖有话说》之“两种人格”。
③、参见《选集》第五卷《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④、这是参加过当时“农村工作队”的干部，我的老同事，在二十年前，绘声绘色地向我述说的；我相信是事实。
二○○六年二月十六日 《唯物与唯心》篇后： 强巴注：对“救世主”的渴望和崇拜，本是人类“心理本体”（集体无意识）的基本内容之一。
文化遗存考古发现，原始人多崇拜太阳。
古中国人崇拜天、天帝。
古希腊罗马人崇拜阿波罗、雅典娜、宙斯等等。
基督教礼拜上帝、耶稣、圣母玛利亚。
伊斯兰教礼拜真主阿拉。
佛教徒念颂如来佛祖、阿弥陀佛、观音菩萨。
民间俗信还有各路神仙、先圣。
近现代中国人多崇信“大救星”。
人，当困苦窘迫之时，有几个不呼喊“天哪”、“我的妈呀”
由此看来，法兰西人创作和唱响《国际歌》，破除“救世主”迷信，呼唤自立自救自强，确实了不起
——2006年7月左右
最近学习领悟了张志扬先生揭橥的“悖论式偶在”，对我去年所写上段“后记”以及其他相关文章，有了新的认识：一、狂热崇拜“大救星”一类“偶像神”，愚昧可怜；但是，自己理性思考以后，对“天”或者“宇宙演化”一类非偶像的“神”或者说“最高同时又最普遍的神秘存在”有所敬畏，因而能够在人生道路上很好地把握住“度”或者说“界限”，克制自己“人欲横流”的僭越，人就能进入“宗教性道德”的高境界。
二、《国际歌》所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前两句无疑正确；后两句呢，发挥人民群众“主体创造”精神，从这一点上说，十分好，可是也必须注意，“全靠我们自己”的含义里所包藏的绝对主义本质主义因素
违背了“悖论式偶在”，就可能产生“人的僭越”
老子到底活了多少岁
去山东的宗庙找找吧,也许有碑文等.在这里找到的也不一定就准确。
还是亲自去寻寻根会比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