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出体现英美地域文化差异的词
众所周知，从古希腊到现在，西方的文学演变，虽然各民族、各国之间有区别;但其发展过程及趋向大体上是一致的。
它们经历了中世纪、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启蒙运动、浪漫主义、自然主义以及各种现实主义等发展阶段。
但不论是哪个时代，流派如何演变，作品怎样复杂，一切文学作品在内容上归根结底都不能摆脱如下的范畴:人与自然的斗争，人与社会的斗争: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人自身的矛盾斗争。
病、死、友谊、爱情、战争、孤独、而在主题上不外乎是生、老、寂寞等等。
但无论如何千变万化，仔细辨认一下唱的都是同一个曲子，但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演变，不同时代的作家似乎虽是在唱老曲子，用的却是新的调子和新的唱法。
在这个意义上讲，一部文学的演变史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演变史。
所不同的是，文学史是以文学作品反映人类对事物认识的演变过程。
每个时代的作品毫无例外地反映了该时代人们对宇宙，对社会，对个人的认识深度。
就以人类对人本身的认识来说，在文学作品里就能找到一条明显的发展线索。
中世纪时期，对人的认识是:人是有罪的。
文艺复兴时期，人成了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人”代替了“神”。
启蒙运动时期，人在求得解放后，发扬并强调了人的理性的一面。
与此同时，人的感情面也开始苏醒，最后终于在浪漫派时期爆发出来。
表面看来，启蒙和浪漫时期的主张似乎是相斥的，但实际上从整体观念看，都是互相作了补充的。
到了批判现实主义时期则是另外一种情况，这时期着重刻划的是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探索客观环境对人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而到二十世纪的当代，文学作品中的人开始进行自我认识，追求自我价值、这个新倾向与信息时代的来临是密切相关的。
这不仅是由于个人的作用通过知识转化为生产力而显得格外重要，同时对制造精密的“人功智能”，探索人的内心活动、人的思维规律，也是带有时代性的课题。
这不仅是自然科学工作者的任务，作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家同样会追随时代的脉搏在他们的作品里涉及到这个方面。
这里有自觉和不自觉的情况。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尽管自然科学与文学艺术可以同属一个时代，同样都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它们的演变都具有规律性。
但是在文学艺术领域里，一种新思潮，某种新倾向却远不如自然科学的发明创造那样容易被人理解，得到承认。
这原因也许是在子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属自然现象本身的奥秘，而且可以通过实验手段予以论证。
而文学艺术所涉及的不仅是对事物的认识，同时又包含有审美等观念，简而言之，文学艺术要受到人类社会活动的制约。
因而，从历史上看，每当一个新潮流，新倾向一开始出现往往要遭到怀疑，非议甚至排斥，总要经历一段时期后才能为社会所接纳。
法国文学史上的《欧那尼》演出的情景，美术史上1874年法国无名氏画家的画展所遭到的命运都是最好的说明。
虽然我们今天讲到法国文学和美术时，谁都会承认雨果所代表的沫国浪漫派文学以及法国印象派绘画对后世的文学和美术发展所起的巨大影响作用。
但在当时，看到并承认它们价值的却是少数。
同样，当今，确立于二十世纪的西方现代派文学与传统文学相比，其差异更是十分明显，突出的一点是产生的艺术效果截然不同，传统文学唤起的往往是“同情”或“共鸣”，而现代派文学唤起的却更多的是“思考”。
之所以引起这样的效果，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是明显的，那就是当代作家所经历的快速变化的现实生活是过去任何时代的作家所不曾体验过的。
当今人类在天体演化，生命起源，基本粒子方面的研究成果动摇了旧的科技体系结构。
新的科学部门，例如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正在形成和发展之中。
现代人的视野二方面可伸展向一百亿光年的广裹无边的宇宙，另一方面却又细小到十万亿分之一厘米的基本粒子的内部结构。
人类知识综合的阶段已经开始。
处在这样的时代，作为一个作家他观察现实，分析现实的方法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不可能仍然停留在旧的体系中，他必须使用与现代世界相适应的扩展性的、多层次的、深层分析的方法来看待现实。
而当他再进一步要表现出他们观察到的现实时，他又必须寻找与之相适应的新的艺术方法。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文学的发展史，可以看到每个流派的产生都是出于上述的道理。
作家也不例外，就以福楼拜为例，他的《包法利夫人》原稿约为三千六百多页，但最后却删去了九分之八。
原因何在?我们知道，福楼拜是敬佩巴尔扎克的，他赞扬巴尔扎克透彻地了解他的时代，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巴尔扎克所熟悉的社会己经开始瓦解，因而他主张该“唱唱别的歌了”。
[2]于是福楼拜提出了小说是生活的科学形式的论点。
于是他抛弃了过去传统文学那种对事物外观细致入微的描绘，而以解剖学家的锐利目光力求最科学地观察事物内在的矛盾，然后以高度概括，简洁的形式对现实生活作出本质的反映，《包法利夫人》就是这样由三千六百多页变成四百页的。
马克思女儿艾琳娜不但把《包法利夫人》译成了英文在伦敦出版，而且她在译本的导言里对这部作品作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种奇妙的观察与分析的力量，这种结合了科学论文而具有得意的形式，这种作者人格完全隐藏的情况，以及所有人物的现实性。
“这一切在帝国当时是新颖的。
”法国著名文艺批评家圣佩甫也说，从《包法利夫_人》可看出“一些新的文学的标志:科学，观察的精神，成熟，力量……。
”而左拉更把《包法利夫人》看成是“新的艺术法典”。
由此可见，一个文学家对宇宙、对社会，对人的认识发展到什么程度，在艺术上也就会相应地把握到什么程度。
如果我们承认内容与形式是不可分的话，对于这种情况，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那么，现代派文学究竟与传统文学区别何在呢?就以小说来说，传统文学多少有合情合理的情节，鲜明的人物性格。
如果是一部剧本，戏剧矛盾冲突是必不可少的。
至于诗歌除了情感和想象外，还需要有鲜明、的节奏与和谐的韵律。
同样在绘画和雕刻领域里必需要有逼真的形象。
而音乐没有旋、律是不可想象的。
但在现代派的文学艺术里却是另一个样:·小说里的情节逐渐减弱，传统的人物形象开始模糊。
事物表象的描绘愈来愈被抛弃，时空观念被任意颠倒，象征、比喻、寓意的手法在新的意义上被广泛使用。
在美术领域里，线条，色彩和形体不再仅仅用于逼真的形象塑造，而是用来直接表达情绪和感受。
形象转向.“变形”，三度空间变成六度。
在音符里旋律不再是作品的生命，不协和弦的应用推翻了古典和声学的绝对地位，节奏的重要性受到了极端的重视。
从有关这方面的例子来看，这种变化并非突然产生，而是随着时代社会的演变逐步形成的。
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包法利夫人》在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刻划方面不同于巴尔扎克，也会进一步看出，福楼拜与海明威作品间的巨大区别。
左拉曾经指出说，散乱在巴尔扎克巨著中的近代小说的公式，经过提炼，在《包法利夫人》一书中体现了出来。
而海明成的作品又是另一回事，不仅情 节简单，语言简洁，作品所着重表达的己开始转向主人公的遭遇所引起的情绪。
他的《永别了武器》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他的这种外形上极为简练的创作手法被誉为“白描手法”，很显然白描与浓重的细致的彩色画之间的区别是很大的。
至于讲到文学中时空观念的变化，“意识流”作品最能说明这方面的间题。
如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其中的时空完全是随着主人公的意识流动而任意被颠倒。
在莫迪亚诺的《暗店街》里，时序是随着主人公对自己过去的追寻不断变化的。
在这些作品里时空的颠倒具有立足的现实基础，显得自然而富有层次。
说到象征、比喻、寓意的手法，这些本来是古已有之的，但二十世纪以来，在各种流派的作品里这些手法使用得更为广泛。
以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黑色幽默等作品来说，它们不仅表达某一事物，某种思想，某种境况，同时也表达某种非普通语言所能传达的情绪或感受，而且它们愈来愈跟哲学的思考融合在一起。
因而，它们往往首先被善于思考的青年人所接受。
在西德“卡夫卡式的境遇”一词已经成为用来表达人处于一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压抑境遇的专用词。
同样，“等待戈多”已经成为人们用来说明人处于一种茫然存有希望，而希望总不来临的代用词，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该剧在美国某监狱演出时意外获得成功的道理。
至于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或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其原意是否是这个意思，这无关紧要，因为二十世纪的文学艺术所追求的恰恰正是读者的“思考”。
而单纯的模仿自然是达不到这种效果的。
美术领域也一样，以挪威画家蒙克的《呐喊》来说，画里的天堂是炽烈的红绿色，应用的是直线与曲线的对比，突出地表达了人物体验到的恐惧感;而图中的人物却被画家画得没有现实感，只是模模糊糊的雏形。
这人体，这景象，这色彩充分表达了画家在孤独苦闷中感到自然界浩瀚无尽而发出的呐喊。
这对读者的情绪极富感染力。
同样，在音乐的领域里，早在德彪西的作品里就打破了“旋律是音乐生命”的常规，、而且和声不分三和弦，不协和弦可以任意混用，从他的《牧神午后》可以看到，音乐开始脱离注重形式的纯音乐的领域，转而表达一种模模糊糊的气氛，愈到近代，这种倾向就愈强烈。
由这些变化可以看出，二十世纪以来.，不仅文学也包括其他艺术，都是在一个与传统文学不同的创作纲领下进行的，那就是“准确描绘不等于真实”。
也就是说，统治了几千年的亚里士多德的文艺创作准则“摹仿自然”开始动摇。
法国画家马蒂斯在谈到表现事物的不同方法时，这样说过:“一种是原本原样地去表现它们。
另一种则是艺术地把它们传写出来。
”这种新的信条，不仅文学、美术、甚至连戏剧表演艺术也受其影响，在布莱希特所提出的“陌生化效果”理论就是一个证明，在他看来，一个演员如若扮演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他就应该牢牢记住，他只是在表演李尔王，而绝不能企图使自己变成李尔王。
对于这种新的现代派文学，我们不妨就它的某些突出特点略加分析。
一、传统文学主要描绘的是外在客观世界，重点是揭示人和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
而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派文学主要反映的却是人的内在矛盾，人的精神世界，而且这个精神世界常常以反对现存物质世界的面貌出现，同时表现为追求个人价值以及对自我本质的探索。
这类作品所表现的题材，常常被人们看作是虚无飘渺的，但实际上我们在这些作品里看到的乃是自我分析、自我认识、自我体验等“自我意识”的表现。
所谓“自我意识”是意识的一种形式，具有其他意识所共有的本质和作用，正如《“自我意识”浅见》[3]一文所说:“自我意识”是“以一个有感觉能思维的自我本身作为认识对象的，是主体对于自己心理，思维以及行动过程、内容，结果所进行的认识、感受和评价。
”“自我意识”是在人们的交往中产生的，一个被隔离于人群之外的人是很少有自我意识的。
“自我意识”的产生说明人在社会生活中，不仅要认识外部世界，也要认识自己，要求认识自己在外部世界中的地位、意义并对自己行为的结果作出判断。
当社会生活变得复杂时，“每个人所产生的自我分化也就呈出多种状况。
它能表现为理想的我和现实的我的矛盾，现实的我的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的矛盾，现实的我与历史的我的矛盾，‘小我’与‘大我’，‘自我’与‘非我’的矛盾”[4]等等。
人类的这种自觉活动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成正比的，人对自己的生存产生意识，正标志着人类发展之进步，因为这个探索本身是文明人的重要课题，只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社会才可能产生这种意识。
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意识在现代社会要比任何过去时代要强烈的原因。
二、传统文学不仅画面广阔，篇幅长，反映的社会面宽，人物众多，涉及的不仅是一个时代甚至是几个时代。
而现代派的文学画面窄，篇幅短，涉及的事变往往是几天，甚至几小时，从内容到形式具有高度概括、综合特点，但作品却揭示了作者对事物认识的深度和广度，比起传统文学来更接近事物的本质。
但这种简化的形式常常为习惯于传统文学的人贬之为“抽象化”。
但我们知道传统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象镜子般反映现实世界，它对人及-社会的一切错综复杂的关系，采用的观察方法，基本属于直观的范畴，因而它所能做到的主要是“描绘”世界。
而现代派文学不满足于描绘现实世界的表面矛盾，要求对它进行更深的剖析。
它企图以文学的形式，从哲学的高度来探索人生、人的价值、人类发展的前途等等问题，运用的是哲理性的观念，因此，尽管它使用了大量象征、比喻、寓意的手法，还是不能避免“抽象化”的倾向。
但这并不能说这是坏事。
法国诗人安德烈·布列顿[5]在谈到超现实主义运动时，曾把它分为两个时期，即直觉的时期和推理的时期，如果我们能从中得到启示，以区别传统文学和现代派文学在认识事物方面所经历的思维阶段之不同，也许是有益的。
因为“抽象化”不仅出现在文学艺术领域，整个二十世纪这种抽象化的趋势有不可阻挡之势，物理学也不例外，要想回复到以直观来理解事物已属不可能。
法籍华人画家赵无极在访问浙江美术学院时，曾对学生这样说过:“我并不想告诉你们怎样画画，我只想改变你们对艺术的观点，绘画不只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它取决于你怎样观察对象。
”画家王乃壮在《抽象与具象》一文中指出:“在完全凭记忆画的作品中，往往具有了最初的抽象因素，因为抽象是具象的高度概括。
中国画论中似有此说:‘看山画山不是山，闭门画山便一是山’”。
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
再者，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最初被看作是抽象的东西，往往日后就会变得实在起来，因为通过抽象，可以产生更进一步的直觉，而新的直觉又会变为进一步抽象的起点。
1949年物理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汤川秀树在提到爱因斯坦的成就时说:“抽象往往只是将事物简化的一个途径，而在很多时候，简化的结果会导致一种新的美的产生。
”当代的抽象画恐怕最能说明这点，至于文学中的抽象是否有美就不是能一目了然了，但如果它使人产生“思考”，这本身就足以说明它并非是虚无。
三、人说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是“非理性”的，“荒诞的”。
这个观点可能是由于它使用了“变形”、“歪曲”的手段而引起的。
但问题的关键是:是否“非理性”的文学必然会引起，“非理性”的后果?事实证明，正好相反，现代派文学的创作依据是“思考”，要达到的日的也正是“思考”。
在这里“非理性”、“荒诞”本身成了引起理性思考的手段。
关于这点，布莱希特的叙事戏剧理论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
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由于荒诞派、黑色幽默这种荒诞不经的艺术手段，可以毫不费力地使读者对作品中发生的事件保持一定的距离，而这恰恰是布莱希特一生致力于追寻的“陌生化效果”。
这在当代已成为极普遍的文学艺术现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人”的意识和感受.较之过去的时代有了复杂的变化，“现代人”对生活的经验和理解以及他们的表现都具有了新的内涵。
由于“信息社会”的来临，预示了信息、知识、智力的重要性。
当代的文学家必须通过自己的感官、头脑的思考力接受新的知识并将它与自己特有的想象力结合起来以创造出与新的生存条件，现代审美意识相适应的，又具有新艺术形式的作品。
作家必须要扩大自己的视野，融合众多学科的知识、除哲学、社会学外，还需语言学、生理学、心理学、精神学、数学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从不同角度加深扩大文学探索人生奥秘的领域。
另外，文学的创作既离不开语言，也不能没有思维。
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改变，人类的语言也在相应发生变化，文学语言也不例外。
在当代的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正规的造句法被打破，标点符号任意被取消和混用;句子被无限缩短，或由不合逻辑的联想所组成;词义的转换等等现象。
如果以传统的眼光来看，这些语言现象似乎显得有些荒唐，但在探索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上，就有可能会从与思维有密切关系的语言领域开拓战场。
我们知道，一个作家如何分析观察现实，采用什么艺术形式固然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社会密切相关，同时也跟整个人类的思维发展有关，而思维的产生和发展又是和人类的劳动不可分割的。
猿脑之所以变成人脑，正是通过劳动和语言完成的，’劳动促使人类发展了各种感觉、劳动需要各种感觉协同活动，需要反映事物的整体。
而语言也促使大脑通过词汇对各种感觉材料进行概括，进行思考，也就是说，在劳动过程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实践中，人类逐步改变自己的认识能力。
说得明白些，社会劳动实践是思维发展的动力。
原始社会生产水平低，人的抽象概括能力也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认识能力，分析综合概括能力也逐步提高。
就这样，人对客观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探索就日益深刻、精确、更接近事物的本质。
因此，在未来的文学研究工作中，不仅新颖的语言学还有思维科学的研究将会起巨大的作用
英汉语言文化上的差异
一、语言自身差异 语言自身差异主要表现在词汇语义方面的差异。
词汇的语义：一方面是词汇本身的意义，另一方面是词汇的文化意义。
词汇语言差异主要体现在词汇的文化意义上。
本身意义相同的词汇，在汉英两种语言中，其文化意义可能有相同、空缺和冲突等三种情况。
1．词汇本身的意义：laborer指干体力活的劳动者，worker既指体力也指脑力工人，而在汉语中，劳动者和工人没什么区别。
ambition在中国词典中意味着野心，但在美国词典中还有进取心的意思。
中国文化中的“客气”，在英语中很难找到恰当的对应词。
汉语中的“关系”和英语中的relation也不完全对等，“关系”在汉语中可能是个具体的概念，如，“他的关系很硬”是指他认识人好办事等，而在英语中“relation”则表示抽象的概念。
2．词汇的文化差异：文化意义相同的词汇在跨文化交际中通常没有麻烦，问题在于文化意义空缺及文化意义冲突的词汇，往往导致交流达不到目的，引起误解甚至交际失败。
英语中的hippy，cowboy，不了解英美文化的人一定不知其意。
同样汉语中的“民办教师”“农转非”“希望工程”等词，英美人也难解其意。
在中国代表帝王的龙，在英美却是邪恶的化身，因此汉语的“亚洲四小龙”只好译成“Four tigers”。
中国共产党党旗上镰刀和铁锤图案，在德国人看来却如临大敌，避之唯恐不及。
英语中“bat”通常是丑陋、凶恶的代名词，而对于中国人，就因为“蝠”与“福”同音，便将蝙蝠视为幸福的象征。
又如“peasant”（农民），毫无贬义。
《美国传统词典》给peasant下定义：“乡下人、庄稼人、乡巴佬”，“教养不好的人、粗鲁的人”。
《新编韦氏大学词典》：“一般指未受过教育的、社会地位低下的人”。
在产品商标的翻译上，需了解有关词语在目的语中的文化意义。
据资料显示，“白象”电池前些年在国内十分畅销，却被误译为“white elephant”，殊不知，译文在英语中指“大而无用的东西，谁还买它呢
”又如：饮料名Coca-Cola开始被人译为“卡口卡脖”，国人无人敢问津，而译成“可口可乐”后就打开了市场，这都是文化的作用。
二、世界观和价值观差异 教育和共同的文化背景往往使一个民族的人民具有类似的价值观。
而不同的民族，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价值观有时差异很大。
世界观价值观差异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语言的表达与理解。
1．中西方两种文化有着不同的礼貌评判标准和实现方略。
汉文化中的“礼貌”植根于儒家“礼”的传统，强调“贬己尊人”和“中庸”，提倡谦虚；而西方文化深受西方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强调个人价值，提倡个人自信和实事求是的态度。
不同的文化心理和礼貌方式影响到英汉两种语言的跨文化交际。
对于“你的衣服真漂亮”这样的称赞话，中国人大都答“哪里，哪里”，而西方人则高兴地答道：“Thank you”。
如在课堂上中国教师比较正式，注重教态；而美国教师则比较随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文化中的等级意识和美国文化中的平等意识。
2．通过语言，往往可以窥视出某种文化的价值观。
假设一个小孩看见邻居家的果树上结满了苹果，而不去摘吃，问他为什么不摘
信奉基督教欧美的小孩，他会回答说：“我不能去摘，因为上帝在看着我。
”如果是中国、日本等东方的孩子，一定会回答说：“那是人家的东西，我们不能要。
”西方人受基督教的影响，认为自己是上帝之子，自己无时无刻不在受着上帝的监视与庇护。
我们中国人大多数不信上帝，但我们亦有自己的道德准则，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这样的古训，大多数中国的家长都会用它来教育自己的孩子们。
3．中西价值观念差异导致中西人们对英语中某些词义内涵理解的不同，甚至在语言交际中不能相互沟通。
西方文化特点是个人价值至上，“Individualism”是英美人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实用主义”的人生观支配着大多数美国人，因而有“在爱情和战争中，采取任何手段都是可以的”（All is fair in love and war），这对于“礼仪之邦”的中国人来说非但接受不了，甚至会感到这种为人态度是可怕而不可取的；而汉语中的“自以为是”“自负”都带有贬义色彩，“Individualism”被认为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
三、言语行为的文化特性体现在语用差异上 1．文化行为差异。
我们设想一下外国人学习汉语的情况。
外国人要学会正确使用“我说一点肤浅的意见，不对的地方请批评指正”这样的句子，除了需要语言本身的知识以外，还必须习得中国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知识。
同样是接待顾客，不同国家的商店，营业员使用的语言也不相同。
中国：你买什么
日本：いらっしべいませ。
／欢迎光临。
美国：Can I help you? 反映出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规则：中国的营业员接待顾客纯粹从买卖的关系出发，日本的营业员把顾客当客人，美国的营业员把顾客当作要帮助的对象。
2．了解日常生活方式和交际模式 在中国对道谢的答语常是“这是我应该做的”，但如直译：“It''s my duty to do so.”就不恰当了，对方可能误解，以为你是不情愿帮助他的，应回答：“my pleasure.”中国传统上以家庭为本位，而西方以个人为本位，这是不一致之处；中国有“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西方有“East， West， home is best”，这却是一致之处。
上课迟到了，中国人须敲门，喊一声“报告
”允许后才走进去；英美人则不同：If one is late for class in UK or the US， one should go in as quietly as one can and take a seat.在美国的外国留学生听美国人说：“We must get together soon.”，就以为是正式邀请，实际上只不过是一句客气话。
正式邀请比客气话要具体的多，一般来说邀请需要包括时间地点，如：“Come over for dinner next Saturday night.”是明确的邀请。
四、成语谚语习语文化差异 学习外语难免要接触到成语、谚语、格言和典故，这是一个社会语言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些成语谚语可找到对应的汉语，有些本身已为汉语吸收，有些可直译而不会构成理解上的障碍，但更多的是由于汉英文字的巨大差异和文化传统迥然不同，很难找到适当的汉语译法，译文难以做到形、声、意、神完全符合，这就是文化差异使然。
例如：A miss is as good as a mile很像汉语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汉语谚语另有一层寓意：小错误不及时纠正最后会出大错，告诫人们要防微杜渐。
英语谚语只说明一个事实，一种态度；小失误也是失误，差一毫米和差一公里一样。
Gilding the lily似乎与“锦上添花”意思相近，其实相差甚远。
此处英语谚语的意思倒近似“画蛇添足”，指对很完美的东西作不恰当而且过分的修饰，表示不赞成这种弄巧成拙的做法。
而“锦上添花”是比喻好上加好。
文化中的习语，习语的意义往往借助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典故而形成，约定俗成的构成整体意义。
形容一个人“脾气倔强，不肯轻易改变主意”，在汉语中说“犟得像头牛”，在英语中说：“as stubborn as a mule”(犟得像头骡子)。
中国人说“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英语却说“Two hands are better than one”；中国人说“不称职”，地道的英语却是“Be not worth one''s salt”，此说法源自古罗马。
古罗马把盐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一起作为官饷发给士兵，英语的salary(薪金)一词就是来自于拉丁文的salarium (盐)。
所以，“白挣钱不干活”就可以说成“Be not worth one''s salt”。
又如中国一些汉语缩写词，如读者不了解其文化根源，社会背景，就会不知所云。
可以看出英汉习语谚语差别十分明显，不了解文化在交际过程中会不可避免的遇到文化障碍，甚至造成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
总之，中国人和英语国家的人生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思维方式、道德观、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
语言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中西方文化内涵的差异必然造成词义、句义、联想意义、比喻意义等语言现象的差异。
我国正面临世界多元文化的撞击，其中仍将以西方文化（欧洲及北美文化）为主要的文化源。
无庸置疑，中西文化交流的扩大和深化必将进一步使中国更加了解世界，也必将令世界更加了解中国。
著名的学者McLuhan 曾以“地球村”(Global Village )一词形容当今这个越来越小的世界，正是当今地球上时空的紧缩，使得跨文化差异的学习和研究更为迫切。
美国外语教学专家温•布伦姆伯克说过：“采取只知其语言而不懂文化的教法，是培养语言流利的大傻瓜的最好办法。
”外语教学不仅是语言知识本身的传授，跨文化意识的培养，是外语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教育是实现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关键。
英国文学各个阶段及其代表人物和主要作品,
一、中世纪 古英语文学 英格兰岛的早民凯尔特人和其他部族,留下书面文学作品。
5世纪时，原住北欧的三个日耳曼部落——盎格鲁、撒克逊和朱特——侵入英国，他们的史诗传了下来。
诗中的英雄贝奥武甫杀巨魔、斗毒龙，并在征服这些自然界恶势力的过程中为民捐躯。
它的背景和情节是北欧的，但掺有基督教成分，显示出史诗曾几经修改，已非原貌。
按照保存在一部10世纪的手抄本里的版本来看，诗的结构完整，写法生动，所用的头韵、重读字和代称体现了古英语诗歌 的特点。
14世纪后半叶，中古英语文学达到了高峰。
这时期的重要诗人乔叟的创作历程，从早期对法国和意大利作品的仿效，进到后来英国本色的写实，表明了英国文学的自信。
他的杰作用优美、活泼的韵文，描写了一群去坎特伯雷朝圣的人的神态言谈；他们来自不同阶层和行业,各人所讲的故事或雅或俗,揭示了多方面的社会现实。
二文艺复兴时期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作家是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他的全部作品包括两首长诗，154首十四行诗和38部（一说39部）戏剧。
莎士比亚的主要剧作有喜剧（A Midsummer Night's Dream）、（The Merchant of Venice），悲剧（Romeo and Juliet）、（Hamlet）、（Othello）、（King Lear）、（Macbeth），历史剧（Henry IV），传奇剧《暴风雨》（The Tempest）等。
莎士比亚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交替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宣扬了人文主义和个性解放。
他的剧作思想内容深刻，艺术表现手法精湛，历经几个世纪，长演不衰。
莎士比亚是语言大师，他娴熟地运用英语，将英语的丰富表现力推向极致。
与莎士比亚同时或稍后还有一批剧作家在进行创作，本·琼森（Ben Johnson， 1572-1637）是其中最主要的作家，莎士比亚曾在他的喜剧《人人高兴》（Every Man in His Humor）中扮演角色。
琼森的讽刺喜剧《狐狸》（Volpone）、《练金术士》（The Alchemist）揭露了当时社会人们追逐金钱的风气，喜剧性很强。
三、17世纪文学 1603年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后，英国国王与议会矛盾日趋激烈，政局动荡。
1649年1月国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同年5月，英国宣布为共和国。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积极投入资产阶级革命，曾任共和国政府拉丁秘书，写了不少文章捍卫共和国。
1660年，查理二世回国复辟，弥尔顿一度被捕入狱，在朋友帮助下才得免一死，获释回家。
在双目失明的状态下，他完成了长诗《失乐园》（Paradise Lost）和《复乐园》（Paradise Regained）、诗剧《力士参孙》（Samson Agonistes）。
这些作品反映了王政复辟后弥尔顿内心的痛苦以及对资产阶级革命始终不渝的态度，文体雄伟庄严。
17世纪英国诗歌另外的一支是玄学派诗歌，代表诗人有约翰·邓恩（John Donne， 1572-1631）和安德鲁·马韦尔（Andrew Marvell， 1621-1678）。
玄学派诗歌的特点是采用奇特的意象和别具匠心的比喻，揉细腻的感情与深邃的思辩于一体。
玄学派诗歌在18和19世纪一直为世人所忽视，直到20世纪初，才从历史的尘封中重见天日，对现代主义诗风产生很大影响。
王政复辟时期最受人欢迎的作家是约翰·班扬（John Bunyan， 1628-1688），他的《天路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采用梦幻的形式讲述宗教寓言，但揭开梦幻的面纱，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17世纪英国社会的一幅现实主义图景。
查理二世复辟后，被清教徒关闭的剧院重新开放，英国戏剧获得新生。
这一时期出现的风俗喜剧是当时戏剧的最高成就，威廉·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 1670-1729）的《以爱还爱》（Love for Love）、《如此世道》（The Way of the World）等剧作是风俗喜剧的代表作品。
17世纪下半叶，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 1631-1700）驰骋文坛，集桂冠诗人、散文家、剧作家于一身。
德莱顿关于戏剧创作和舞台艺术的论述构成英国戏剧史上第一组有分量的戏剧评论，他那简洁明朗的散文文体影响了18世纪许多作家的文风。
四、启蒙时期文学（17世纪后期-18世纪中期） 1688年的光荣革命推翻复辟王朝，确定了君主立宪制，建立起资产阶级和新贵族领导的政权，英国从此进入一个相对安定的发展时期。
18世纪初，新古典主义成为时尚。
新古典主义推崇理性，强调明晰、对称、节制、优雅，追求艺术形式的完美与和谐。
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是新古典主义诗歌的代表，他模仿罗马诗人，诗风精巧隽俏，内容以说教与讽刺为主，形式多用英雄双韵体，但缺乏深厚感情。
18世纪英国散文出现繁荣，散文风格基本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美学原则之上。
理查德·斯梯尔（Richard Steele， 1672-1729）与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 1672-1719）创办《闲谈者》（Tatler）与《观察者》（Spectator）刊物，发表了许多以当时社会风俗、日常生活、文学趣味等为题材的文章，他们清新秀雅、轻捷流畅的文体成为后人模仿的典范。
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是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讽刺散文作家，他的文风纯朴平易而有力。
斯威夫特的杰作《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是一部极具魅力的儿童故事，同时包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
作者通过对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慧马国等虚构国度的描写，以理性为尺度，极其尖锐地讽刺和抨击了英国社会各领域的黑暗和罪恶。
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 1709-1784）是18世纪英国人文主义文学批评的巨擘，《莎士比亚戏剧集序言》（The Preface to Shakespeare）和《诗人传》（Lives of the Poets）是他对文学批评作出的突出贡献。
他从常识出发，在某些方面突破了新古典主义的框框，不乏真知灼见。
约翰逊的散文风格自成一家，集拉丁散文的典雅、气势与英语散文的雄健、朴素于一体。
约翰逊在英语词典编纂史上占有独特地位，他克服重重困难，一人独自编纂《英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历时七年得以完成，这是英语史上第一部也是随后一百年间英国唯一的标准辞书。
约翰逊青史留名，也得益于詹姆斯·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 1740-1795）为他写的传记《约翰逊传》（The Life of Samuel Johson），该书逼真地再现了约翰逊的神态容貌及人格力量，标志着现代传记的开端。
18世纪被称为散文世纪的另一个原因是小说的兴起。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的《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采用写实的手法，描写主人公在孤岛上的生活，塑造了一个资产阶级开拓者和殖民主义者形象，具有时代精神。
这部小说被认为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创始之作，为笛福赢得英国小说之父的称号。
笛福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摩尔·弗兰德斯》（Moll Flanders）叙述女主人公摩尔在英国因生活所迫沦为娼妓和小偷的经历。
现实主义小说在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的笔下得到进一步发展。
他的《汤姆·琼斯》（Tom Jones）故事在乡村、路途及伦敦三个不同背景下展开，向读者展现了当时英国社会风貌的全景图。
小说以代表自然本性的汤姆与代表理智、智慧的索菲娅终成眷属结尾，表达了感情要受理性节制的思想。
全书共十八卷，每卷都以作者对小说艺术的讨论开始，表现出菲尔丁对小说创作的一种理论上的自觉意识。
与菲尔丁同时代的塞缪尔 ·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采用书信体创作了《帕米拉》（Pamela）、《克拉丽莎》（Clarissa Harlowe）。
他将视角投入年轻女主人公的内心深处，心理刻画淋漓尽致，令读者潸然泪下。
托比亚斯·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 1721-1771）是18世纪中叶颇具特色的小说家。
他的《蓝登传》（The Adventures of Roderick Random）继承欧洲流浪汉小说传统，布局松散，是一连串发展迅速、好恶交替、变化急剧的冒险经历的组合。
劳伦斯·斯特恩（Lawrence Sterne， 1713-1768）的《项狄传》（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打破传统小说叙述模式，写法奇特。
小说各章长短不一，有的甚至是空白。
书中充满长篇议论和插话，并出现乐谱、星号、省略号等。
斯特恩对小说形式的实验引起20世纪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的注意，《项狄传》被认为是世界文学中最典型的小说.评论家指出20世纪小说中的意识流手法可以追溯到这部奇异的小说。
18世纪中叶，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
许多作家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给大自然和农村传统生活方式带来的破坏发出悲哀的感叹，以大自然和情感为主题的感伤主义作品一度流行。
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 1730-1774）的长诗《荒村》（The Deserted Village）是感伤主义诗歌的杰作。
他的《世界公民》（The Citizen of the World）原名为《中国人信札》（Chinese Letters），虚构了一个在伦敦游历的中国河南人李安济（Lien Chi Altangi），把他在伦敦的所见所闻写成书信寄回北京礼部官员，以中国人的眼光对英国的政治、司法、宗教、道德、社会风尚进行批评。
詹姆斯·汤姆逊（James Thomson， 1700-1748）的《四季歌》（The Seasons）、威廉·柯林斯（William Collins， 1721-1759）的《黄昏颂》（Ode to Evening）、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 1716-1771）的《墓园哀歌》（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表达诗人对时代纷乱状态的厌恶和对自然简朴安排的向往，吐露了他们的内心感受。
英国诗歌开始逐渐摆脱新古典主义的束缚，理性的优势地位为感情或感受所代替。
五、浪漫主义时期文学（1798-1832） 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诗风大变。
苏农民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 1759-1796）给英国诗坛带来一股新鲜的气息。
他的抒情诗自然生动、感情真挚，讽刺诗尖锐锋利、妙趣横生。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是版画家兼诗人，想象奇特，极富个性。
他的短诗意象鲜明，语言清新，后期的长诗内容比较晦涩。
他在诗歌中建立起自己一套独特的神话体系，具有神秘主义色彩。
布莱克的革命性、独创性和复杂性使他成为浪漫主义诗歌的先驱。
1798年，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与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合作出版了一本小诗集《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其中大部分诗歌出自华兹华斯之手，用简朴的语言描写简朴的生活。
《抒情歌谣集》的问世标志着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真正崛起。
华兹华斯在1802年诗集再版时写的序中对诗歌作出了著名定义：好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溢.浪漫主义是对新古典主义的反拨：诗歌内容不再是对现实的反映或道德说教，而是诗人内心涌出的真实感情；诗歌语言不是模仿经典作家去追求高雅精致，而是要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用语。
浪漫主义诗人崇尚自然，主张返朴归真。
浪漫主义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每个诗人各有其特征。
同样是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将大自然视为灵感的源泉，自然美景能给人力量和愉悦，具有疗效作用，使人的心灵净化和升华，柯勒律治则赋予自然神奇色彩，擅长描绘瑰丽的超自然幻景。
乔治·戈登·拜伦（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和波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属于革命诗人，但拜伦自我表现意识强烈，而雪莱深受柏拉图哲学影响，憧憬美丽的理想和理念。
约翰·济慈（John Keats， 1795-1821）一生追求美，是创造艺术美的天才诗人。
19世纪20年代初，济慈、雪莱和拜伦相继英年早逝，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由强转弱，风势渐衰。
六、现实主义时期文学（19世纪30年代-1918） 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 1819-1901）登基。
在她统治时期，英国一度取得世界贸易和工业的垄断地位，科学、文化、艺术出现繁荣的局面。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诗歌表现出与浪漫主义截然不同的诗风，诗人们不再沉湎于主观感情的发泄，而是注重形式的典雅，对诗艺精益求精。
罗伯特·布朗宁（Robert Browning， 1812-1889）早年从事过戏剧创作，后来专门写戏剧独白。
戏剧独白是一种通过主人公的自白或议论来抒发情感的无韵体诗。
在《皮帕走过了》（Pippa Passes）、《指环与书》（The Ring and the Book）等作品中，诗人带上面具，进入戏剧人物内心世界，以其口吻娓娓而谈，语言极为生动，说话者跃然纸上。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在他漫长的艺术生涯中创作了大量的抒情诗、哲理诗和叙事诗，诗风凝重、典雅。
丁尼生的剑桥挚友哈勒姆溺水而死，对他诗歌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诗人在挽诗《悼念》（In Memoriam A. H. H）中表达了真切的伤感和悲痛，同时反映了对生活本质和人类命运的思索和忧虑，成为时代的心声。
19世纪中叶，英国经济发展迅速，物质丰富，国力昌盛。
但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社会主义思潮开始流行，作为西方文明基石的基督教受到科学思想的挑战，日益衰微，在繁荣景象的背后潜伏着焦虑不安的暗流。
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脉搏，在《写于雄伟的卡尔特寺院的诗章》（Stanzas from the Grande Chartreuse）中揭示了人们的处境：彷徨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去，另一个无力诞生。
阿诺德是19世纪英国人文主义文学批评的杰出代表，他有关文学与文化的论述对后世影响很大。
七、现代主义文学时期（1918-1945） 20世纪初，本涅特、威尔斯、高尔斯华绥坚持维多利亚时代的现实主义传统进行创作，用写实的方法记载社会转型时期资产阶级社会和家庭发生的变化。
但他们很快就受到来自现代主义文学的挑战。
按照弗吉妮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的说法，1910年是英国小说从传统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变化的重要年份。
第一次世界大战无疑加速了这一变化。
战争中，大批无辜青年充当炮灰，白白丧生。
一战之后，不少英国人对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有关人性、人类前途的基本观念乃至基督教文化传统的信念发生了动摇。
社会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促使现代主义文学蓬勃发展，英国小说也面目一新。
D.H.劳伦斯（D. H. Lawrence）是煤矿工人的儿子，他将视线投向两性关系，对西方文明的缺陷进行反思。
《查特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曾因为大胆的性爱描写而在英美两国被查禁。
他的《儿子与情人》（Sons and Lovers）、《虹》（The Rainbow）、《恋爱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等小说将社会批评与性心理探索巧妙结合起来，猛烈抨击资本主义工业文明。
作为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反拨，现代主义文学追求心理真实，注重直接观察人物的心理活动，直接体验人物的内心感受，在内心世界这面镜子上折射出丰富多彩的外部现实。
出生于书香世家的伍尔芙的突出成就是意识流小说。
她的《达罗卫夫人》（Mrs. Dalloway）和《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等作品突破传统的时空观，将意识流手法运用得出神入化，还体现出女作家对于女性存在的历史及现状的独特反思。
来自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被认为是继莎士比亚后英语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他的旷世之作《尤利西斯》（Ulysses）给英国传统小说带来一场革命。
《尤利西斯》情节简单，主要记载迪达勒斯、布卢姆和布卢姆的妻子莫莉三个人物的日常琐事。
小说实际上只写了爱尔兰首府都柏林一天里的事情。
这一天是1904年6月16日，乔伊斯与他未来的妻子娜拉曾在这一天首次幽会，除此以外，它是都柏林历史上最普通不过的一个日子。
乔伊斯在小说中力图展现的是生活的本质和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尤利西斯》因此被有的评论家誉为表现了西方现代社会的全部生活和全部历史.《尤利西斯》的成功在于意识流描写表面上纷纷扬扬，漫无边际，实际上结构齐整，周密严谨。
八、当代文学（1945- ）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国从多年的战时状态转入和平时期，但国力已严重削弱，对现实的忧虑和不满浮现在战后初期的英国小说中。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的政治寓言小说《动物农场》（Animal Farm）和《一九八四年》（Nineteen Eighty Four）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对极权主义威胁的忧虑，独树一帜。
戈尔丁（William Golding， 1911-1993）于1954年发表《蝇王》（Lord of the Flies），深入探讨人性的善恶，使他一举成名。
在历经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戈尔丁对人性恶的描写无疑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深刻性。
50年代还涌现出一批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新作家。
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 1922- ）和约翰·韦恩（John Wain， 1925-1994）等人被称为愤怒的青年，因为他们在小说中抒发了对英国社会等级森严、贫富不均现状的愤怒和不满。
金斯利·艾米斯在《幸运儿吉姆》（Lucky Jim）中编织的不幸者意想不到地得到幸运的情节深受读者的喜爱，是愤怒的青年一派的代表作。
愤怒的青年的特点在于表现新的内容，而不是创造新的文学形式，他们在艺术上并没有突破。
英国文坛直到60年代实验主义小说的出现，才让人们看到艺术创新的方向。
与欧洲大陆和美国相比，英国实验主义小说姗姗来迟，并且和现实主义传统交相融合。
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 1926- ）是实验主义作家的杰出代表，他的长篇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于1969年问世。
这是他在技巧革新和观念表达方面最成功的小说。
福尔斯为故事提供了三种不同的结局，并运用了许多实验性因素，包括戏仿、元小说和小说叙述角度的变换及其对读者的开放性。
战后英国文坛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妇女作家的崛起，她们的创作不仅有从女性视角去表现当代妇女在男权社会所受的压抑以及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一面，还有回避女性自我意识，以非性别化的作家身份去观察世界、表现生活一面。
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 1919- ）是战后英国最杰出的妇女作家，她的小说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和鲜明的时代特色，立足于人和社会，反思当代政治和文化思潮，并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人和社会的真实状况。
穆丽尔·斯帕克（Muriel Spark， 1918- ）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作家，她以独特的方式表达她对现代罪人的关切。
另一位女作家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1919-1999）曾在牛津大学讲授哲学，是一位在哲学上有很深造诣的小说家。
她的小说以各种方式探讨自由、责任、爱的意义，带有很强的哲理性。
《在网下》（Under the Net）、《沙堡》（The Sandcastle）、《钟》（The Bell）等小说将深邃的哲学理念、冷静的道德探索和独特的叙述方法结合起来，作者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思索，给人以启迪。
走进西方文化英语手抄报
长期以来，英语教学中对西方文化因素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理论语言学在广大英语教学者头脑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他们认为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只是语言本身。
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就逐步形成了固定的以培养纯语言能力为教学目的的教学模式。
因此，教师们很难摆脱传统的教学模式。
原因之二是可利用的参考资料太少，教学中涉及的许多文化现象就连教师本人也很难理解透彻。
因此，尽管有的教师们能认识到文化因素在语言学习中的重要性，但由于以上原因而疏于传授。
众所周知，要想掌握一门语言，首先得学会这门语言的词汇、语法，并要有一定的实际操作能力。
但是，我们还要认识到，语言不是孤立存在的，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是思维的物质外壳，它承载着文化信息，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思维特征。
同时语言又受文化的制约，因为文化深植于语言。
人们使用语言时要受到其民族文化的限制和影响。
人们的语言表现形式更要受语言赖以存在的社会、习俗、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宗教信仰、民族心理和性格等的制约和影响。
中西方文化大相径庭，文化的差异决定了语言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包括词汇、语法、语音、语调，也包括表达方式、表达内容、以及表达的得体性。
如果在用英语进行交流时不注意中西不同文化的差异，往往会造成误解。
二、西方文化导入的必要性《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里明确指出大学英语教学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
这表明大学英语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语音、词汇和语法的表面意义的理解，还要充分考虑对学生国际文化知识的传授，注重培养实际言语能力，在语言教学中输入目标语中的文化背景知识，使英语学习者能够在同外国人士交流时根据不同的文化背景选择恰当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使他们逐渐具备另外一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系统，从而达到有效地进行跨文化的目的。
掌握一种语言并不仅限于学习语言本身，在语言学习中，目标语的文化知识不但是培养交际能力的重要方面，而且其本身也是教育的要求之一。
目前大学英语所采用的教材中有关文化方面的内容较少，即便有相关的内容，教学的重点仍然主要安排在对词汇的记忆、语法和结构的分析，以及有限的听、说和写作的练习方面，对文化教学的活动涉及得太少，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和对西方文化的吸收等方面的训练做得非常少。
非英语专业学生，尤其是理工科专业的学生，其课程结构中文科方面的内容相对少，而西方文化方面的知识更是薄弱，且因课时限制又无法为他们开设专门的文化课。
很多学生希望能通过语言学习了解西方文化。
近几年来，随着社会对学生英语要求的不断提高，我们的教材越来越多地使用英美原文材料。
这些原汁原味的语料中文化含量相当大，很大程度上折射出西方文化的特点。
原文材料的使用给我们的英语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教师必须把文化因素作为教学重点，必须引导学生去注意材料的社会文化背景，培养他们的文化敏感性和洞察力。
否则，缺乏对目标语文化背景知识的了解将直接影响学生对所读材料的正确理解和判断。
三、电影运用于教学的优越性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多媒体教学的普及，以及英语原版电影的大量引进和相关资料的发行，在英语教学中运用英文原版电影作为文化导入媒介有其独特的优越胜。
第一，它可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学习动机。
所有学生都喜欢看电影，对电影教学非常感兴趣。
把英文电影引入大学英语课堂，既可以使电影和课本相结合从而使教学立体化、实质化，使语言生命化，还可以使学生学习气氛更和谐自然，语言环境更真实，学习动机更持久，进而达到培养语言的实际应用能力的目标。
第二，它是提升大学生人文素养的良好资源。
大学期间正是一个人提高文化修养的重要阶段。
电影在具体的艺术实践中，融入了哲学、文学等多种社会科学的内容，并予以借鉴、交汇和以此为艺术的阶梯，从而创造出如梦如幻的影像文化。
显然，这样一门直观化的艺术，对于大学生来说，是构成其丰富的社会科学知识的重要内容。
英语教学中注重西方文化信息的导入，不但提高了学生的人文素养，而且对他们以后的工作也很有用。
第三，电影作为人类新兴的综合性、高科技的文化载体，它是建立在建筑、音乐、绘画、雕塑、诗、舞蹈等艺术品种的交叉点上的综合性艺术，它通过艺术形象的展示，表达一定的思想情感，反映不同社会文化，体现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精神。
例如，要让学生了解英美人结婚嫁娶等知识时，就可以让学生观看《四个婚礼一个葬礼》《走出非洲》反映了西方国家和非洲国家人们的婚姻、生活、教育等价值观念与文化取向，也反映了一些风俗习惯和社交礼仪《与狼共舞》是一部历史文化片，它展示和颂扬了印第安人的灿烂文化和优秀品质，揭露了白人在西部拓荒过程中对印第安人进行的种族灭绝的血腥罪行，同时通过一个白人背叛自己原有文化的历程，热情讴歌了跨越两种文化的友谊与爱情。
英语原版电影是为我们打开了望西方国家语言与文化的窗口，具有书本及其它视听材料所不具备的特点和优势，它能逼真地再现言语交际情景，为学生提供大量自然语言，并为相关的语言实践活动提供近乎真实的背景：是了解西方文化的便捷、直观、生动的有效途径。
因此，让学生通过欣赏原声英文电影，在学习英语语言的同时，了解西方国家的自然、地理、历史、经济、政治等基本情况，了解其文化取向、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社会规范、风俗习惯等文化知识，让语言知识与文化知识同步传授，使二者构成一个水乳交融般完整的教学体系。
目前英文电影的种类与数量浩如烟海，用于教学内容的影片选择就显得格外重要。
选择影片应遵循以下三个原则：第一，所选内容要有益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让学生通过这些影片的欣赏，以正确的视角解读西方人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道德标准、风俗习惯等；第二，所选内容的难易度要适合学生水平；第三，运用所选影片的方法要灵活。
良好的教学资源配以良好的方法才会起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