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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与旧沈从文优美句子

时间:2015-07-12 23:15

沈从文有什么小说

【沈从文】(1902~1988)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

原名沈岳焕,笔名小兵、懋琳、休芸芸等。

湖南凤凰(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

苗族。

1918年小学毕业后随本乡土著部队到沅水流域各地,随军在川、湘、鄂、黔四省边区生活,开始接触中外文学作品。

1923年到北京自学并学习写作。

曾去北京大学旁听。

1924年后开始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合编《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

1928年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编辑《红黑》、《人间》杂志。

翌年任教于中国公学。

1930年起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教。

1934年起编辑北平和天津的《大公报》副刊《文艺》。

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编辑《大公报》、《益世报》等文学副刊。

从1926年出版第一本创作集《鸭子》开始,沈从文出版了7O余种作品集,被人称为多产作家。

至40年代刊行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中篇小说《一个母亲》、《边城》,长篇小说《旧梦》、《长河》,散文集《记胡也频》、《记丁玲》、《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

他的小说取材广泛,描写了从乡村到城市各色人物的生活,其中以反映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最具特色。

代表作《边城》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表现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提供了富于诗情画意的乡村风俗画幅,充满牧歌情调和地方色彩,形成别具一格的抒情乡土小说。

他的创作表现手法不拘一格,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尝试各种体式和结构进行创作,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

他的散文也独具魅力,为现代散文增添了艺术光彩。

一些后来的作家曾深受他创作风格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从文被安排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工艺美术图案及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工作。

1957年放弃了文学生涯。

197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致力于中国古代服饰及其他史学领域的研究。

研究成果有《唐宋铜镜》、《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学术著作。

1980年曾应邀赴美国讲学,1982年增补为中国文联委员。

沈从文的著作除前面列举的外,还有论文集《沫沫集》、《废邮存底》、《云南看云集》,批评专集《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以及多种沈从文的选集和多卷本《沈从文文集》等。

  沈从文(1902-1988), 京派小说代表人物,原名沈岳焕,荒僻神秘的湘西凤凰县,有苗汉土家族的血统。

14岁高小毕业后入伍,看尽人世黑暗而产生厌恶心理。

接触新文学后,他于1923年寻至北京,欲入大学而不成,窘困中开始用“休芸芸”这一笔名进行创作。

至三十年代起他开始用小说构造他心中的“湘西世界”,完成一系列代表作,如《边城》、《长河》等。

他以“乡下人”的主体视角审视当时城乡对峙的现状,批判现代文明在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所显露出的丑陋,这种与新文学主将们相悖反的观念大大丰富了现代小说的表现范围。

  沈从文一生创作的结集约有80多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个。

早期的小说集有《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基本主题已见端倪,但城乡两条线索尚不清晰,两性关系的描写较浅,文学的纯净度也差些。

30年代后,他的创作显著成熟,主要成集的小说有《《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八骏图》、《如蕤集》、《从文小说习作选》、《新与旧》、《主妇集》《春灯集》《黑凤集》等,中长篇《阿丽思中国游记》、《边城》、《长河》、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湘西》,文论《废邮存底》及续集、《烛虚》、《云南看云集》等。

  从作品到理论,沈从文后来完成了他的湘西系列,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与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批判性结构的合成,提出了他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本于自然,回归自然的哲学。

“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

(宇慧根据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整理撰写)  沈从文简介  沈从文先生(1902~1988),现代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学者。

原名沈岳焕,笔名小兵、懋琳、休芸芸等。

湖南凤凰(今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

苗族。

1918年小学毕业后随本乡土著部队到沅水流域各地,随军在川、湘、鄂、黔四省边区生活。

1923年到北京自学并学习写作。

1924年后开始发表作品,并与胡也频合编《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

1928年到上海与胡也频、丁玲编辑《红黑》、《人间》杂志。

翌年任教于中国公学。

1930年起在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教。

1934年起编辑北平和天津的《大公报》副刊《文艺》。

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

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编辑《大公报》、《益世报》等文学副刊。

从1926年出版第一本创作集《鸭子》开始,沈从文先生出版了70余种作品集,被人称为多产作家。

至40年代刊行的作品主要有:短篇小说集《蜜柑》、《雨后及其他》、《神巫之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中篇小说《一个母亲》、《边城》,长篇小说《旧梦》、《长河》,散文集《记胡也频》、《记丁玲》、《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

还有论文集《沫沫集》、《废邮存底》、《云南看云集》,批评专集《现代中国作家评论选》,以及多种沈从文的选集和多卷本《沈从文文集》等。

他的小说取材广泛,描写了从乡村到城市各色人物的生活,其中以反映湘西下层人民生活的作品最具特色。

代表作《边城》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表现自然、民风和人性的美,提供了富于诗情画意的乡村风俗画幅,充满牧歌情调和地方色彩,形成别具一格的抒情乡土小说。

他的创作表现手法不拘一格,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尝试各种体式和结构进行创作,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

他的散文也独具魅力,为现代散文增添了艺术光彩。

一些后来的作家曾深受他创作风格的影响。

在文学态度上,沈从文先生一直坚持自由主义立场,坚持文学要超越政治和商业的影响。

  1948年沈从文先生受到了左翼文化界猛烈批判,郭沫若斥责沈从文先生:“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1949年,沈从文先生放弃了文学创作,被安排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担任了一名历史博物馆的讲解员。

沈从文先生的下半生从事文物、工艺美术图案及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工作。

1978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致力于中国古代服饰及其他史学领域的研究。

先后发表了《唐宋铜镜》、《龙凤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学术著作。

与沈从文先生在国内的默默无闻相反,沈先生在国外名声鹊起,于1980年应邀赴美国讲学,并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终审名单。

1988年,86岁的沈从文先生因为心脏病复发离开了人世,为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惋惜。

  姓名:沈从文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02—1988年  籍贯:湖南  沈从文(男)(1902—1988)原名沈茂林、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

湖南凤凰人。

1917年小学毕业后,参加家乡土著部队预备兵的训练,后正式从军,任上士司书,后来作过屠宰收税员。

谙熟湘西民风民俗,对其后来创作的题材选择和艺术风格形成很大影响。

因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1922年到北京谋求升学,未果,开始写作求生。

曾与胡也频合编《京报》副刊,同时在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工作。

1928年到上海,先后与丁玲合编《红与黑》,并曾参加新月社。

出版了《鸭子》、《阿丽思中国游记》、《入伍后》、《雨后及其他》、《巫神之爱》等作品和作品集。

此后历任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教职。

编过天津版《大公报》文艺副刊。

30年代是他的创作高峰期,出版了中篇小说《边城》、《阿黑小史》,短篇小说集《虎雏》、《月下小景》、《如蕤集》、《八骏图》、《新与旧》,传记《记胡也频》、《记丁玲》,散文集《从文自传》、《湘西散记》、《湘西》等作品,成为文坛影响颇大的京派小说家。

在三四十年代的历次论争中,他一再显出与左翼文学思潮的隔膜。

1948年曾被郭沫若点名批判,一度使他因神经过度紧张造成疾病,幸自杀未遂,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馆等从事工艺美术和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不再从事文学创作。

1978年调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981年长期研究的成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香港商务印书馆初版)出版。

8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一股“沈从文热”,对他的研究逐步深入,对他的作品的评价也越来越高。

近年他的书信集《从文家书》出版后更引起了学界广泛的研究兴趣。

他的小说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湘西艺术世界,在这个恬淡静谧的氛围中揭示乡村生命形式的美丽,以及对它的对照物城市生命形式的批判,是一种自然、纯朴、自由的抒情文学。

他把乡土文学发展到了更高的境界,小说达到了乡情风俗、人事命运、人物形象完美和谐、浑然一体的境地,语言具有个性,生机勃勃。

而他至善至美的文学理想,探求人性的文学立场,在当时喧哗的时代中迟迟不能得到理解。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县人,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园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从文一生共出版了《石子船》、《从文子集》等30多种短集小说集和《边城》,《长河》等6部中长篇小说,沈从文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乡村世界的主要表现者和反思者,他认为“美在生命”虽身处于虚伪、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却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

选小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

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习作选集代序》)。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凸出,单纯而又厚实,朴纳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彩。

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生命的哲学思考,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

  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要有两类,一种是以湘西生活为题材,一种是以都市生活为题材,前者通过描写湘西人原始,身然的生命形式,赞美人性美;后者通过都市生活的腐化堕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丧失。

其笔下的乡村世界是在与都市社会对立互参的总体格局中获得表现的,而都市题材下的上流社会“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与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烛照下获得显现,正是他这种独特的价值尺度和内涵的哲学思辨,构起了沈从文笔下的都市人生与乡村世界的桥梁,也正由于这种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的批判,以及对理想浪漫主义的追求,使得沈从文写出了《边城》这样的理想生命之歌。

  中篇小说《边城》是他的代表作,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表现人性美最突出的作品,通过湘西儿女翠翠恋人傩送的爱情悲剧,反映出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涂的人生,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个人的隐痛。

  凤凰,了解凤凰,是从沈从文开始的。

1902年12月28日,我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沈从文先生诞生在凤凰古城中营街的一座典型的南方古四合院里。

四合院是沈从文先生曾任清朝贵州提督的祖父沈宏富于同治五年(1866年)购买旧民宅拆除后兴建的,是一座火砖封砌的平房建筑。

四合院分前后两进,中有方块红石铺成的天井,两边是厢房,大小共11间。

房屋系穿斗式木结构建筑,采用一斗一眼合子墙封砌。

马头墙装饰的鳌头,镂花的门窗,小巧别致,古色古香。

整座建筑具有浓郁的湘西明清建筑特色。

二十年代就蜚声文坛,被誉为“中国第一流的现代文学作家,仅次于鲁迅”(金介甫Jefferey C.KinKley著《沈从文论》)的沈从文先生在这里度过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童年。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

他1917年到1922年漂游在湘西沅水流域;1923闯入北京,1923年至1928年在北京以写作谋生;1928年至193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任讲师,兼《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主编;1931年至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讲师;1934年至1939年在北京主编全国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939年至1947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1947年至1949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1950年至1978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1978年至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任研究员。

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

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侯选人。

沈从文先生不仅是著名的作家,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等学术专著别是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影响很大,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沈从文故居于1991年被列为省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拔款进行了整修。

故居现陈列有沈老的遗墨、遗稿、遗物和遗像,成为凤凰最吸引人的人文景观之一,每天来瞻仰者络绎不绝。

  自己在里面慢慢找吧

文章腊八粥作者沈从文 中的好词好句

一、张:情书里的爱情我行过许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情书在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中,这是最动人心魄的一个美丽句子。

因为这句深婉有风致的情话,我曾相信了爱情的纯美,誓言的忠贞,水会流走云会散去,而所爱是唯一的。

1931年的夏天,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跌入了那场无药可救的暗恋。

张吉友家的三小姐张兆和,名门才女,聪慧美  一、张兆和:情书里的爱情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致张兆和的情书  在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中,这是最动人心魄的一个美丽句子。

因为这句深婉有风致的情话,我曾相信了爱情的纯美,誓言的忠贞,水会流走云会散去,而所爱是唯一的。

  1931年的夏天,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跌入了那场无药可救的暗恋。

张吉友家的三小姐张兆和,名门才女,聪慧美丽,演话剧,跳芭蕾,有如一只姣好傲然的“黑凤”,飞入了沈从文多情的相思梦中。

沈从文疯狂地给自己的女学生张兆和写了一封又一封情书:“我不知怎么忽然爱上了你!”“你是我的月亮……”情思如月华痴惘,言辞如流水唯美。

张兆和对这个腼腆乡土的老师心生不耐烦,终于告到校长胡适那里去了。

胡适看了信笑笑说:“沈从文先生固执地爱你!”张兆和回答说:“我固执地不爱他!”  张兆和在日记里抒写了自己的爱情观:“胡先生只知道爱是可贵的,以为只要是诚意的,就应当接受,他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他没有知道如果被爱者不爱这献上爱的人,而光只因他爱的诚挚,就勉强接受了它,这人为的非由两心互应的有恒结合,不单不是幸福的设计,终会酿成更大的麻烦与苦恼。

”  在这场爱情追逐的最初,显然,张兆和是骄傲的,高高在上的,带着名门淑女的矜持与优越感;而沈从文是谦卑的,俯首并仰视的,是一个“乡下人”的自卑的多情。

两人的位置处于女神与奴仆的倾斜角度,沈从文的爱充满了一种求之不得梦寐思服的美与哀愁。

  “每次见到你,我心里就发生一种哀愁,在感觉上总不免有全部生命奉献而无所取偿的奴性自觉,人格完全失去,自尊也消失无余,明明白白从中得到是一种痛若,却极珍视这痛苦来源。

”  “我把你当作我的神。

许我在梦里,用嘴吻你的脚,我的自卑处,是觉得一个奴隶蹲到地下用嘴接近你的脚,也近于十分亵渎了你。

”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

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  沈从文痴迷的情书一封封不停地写去,一直写出自己的灵魂之美,真情之挚,赤子之心。

沈从文的忧伤感染了张兆和,他终于渐渐打动了少女那颗矜持的心,“我虽不能爱他,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却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因拒绝他而难过。

”  对于一个女子来说,感动即是接受爱的开始。

不过,与其说是张兆和因被爱而产生了主动的爱,不如说,她一点点的不自觉地跌入了沈从文温柔的文字陷阱。

是情书之美与情书之幻带来的催情作用,让一个少女的情怀开始微醺,讶异爱情的滋味,可能是她从未碰及唇舌的一杯甜酒。

她蠢蠢欲饮。

  在古典而纯真的年代,文人追求爱情的杀手锏便是情书。

如同佐罗用剑与迷人的吻征服了无数贵妇的芳心,文人用他天生擅长的利器——文字,编织美丽的谎言,催开了一座座玫瑰园。

文字制造的想象之美,最容易惹出一场爱情的祸。

看看我们的祖先,红叶题诗,必定会引出一场以身相许的相思;西厢的张生托红娘夜递几首情书,矜持而犹豫的莺莺小姐就与他“小楼一夜春风”。

《爱眉小札》亲啊爱啊浓得化不开;连最讽刺恋爱的鲁迅,写起《两地书》也有几分温柔。

难怪乎最骄傲的张兆和,在沈从文谦卑而深情的情书攻势下,终于投下了她感动的一瞥。

  1933年的初夏,沈从文在青岛大学一隅的海边捡起一枚螺蚌,轻轻拭去金色的细砂,把它装入信封,寄给了千里之外的爱人(螺蚌有女性生殖器官的隐喻意义):“我不仅爱你的灵魂,而且要你的肉体。

”这只拾来的螺蚌“无意中寄到南方时所得的结果”,是“一种幸福的婚姻”。

  那年暑假,阳光炽烈而清白,苏州寿宁巷的骄阳下,千里迢迢赶来见三妹的乡下人沈从文,脑门上冒着晶莹的汗水,脸上写着赤诚,不安,又有幸福将至的兴奋。

一向拒人千里之外的三妹,终于回信给他,叫他暑假来她苏州的家。

这是一个柳暗花明的答复,幸福此刻就在扣响门扉的那一端。

但等门打开,站着的是二姐允和,三妹兆和还是回避了他。

这个赤诚的乡下人惴惴地回去了。

幸好,热心人二姐给他拍来了一语双关的电报:“允。

”而不放心的三妹又补拍了一封:“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这是*史上第一封白话文电报,也是沈从文的爱情福音。

  1933年9月,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京结婚。

沈从文拒绝了岳父张吉友的钱财馈赠,新房里几乎家徒四壁,除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送的两床百子图床单。

院子里有一棵槐树、一棵枣树,沈从文把他的家称为“一槐一枣庐”。

  从此,张兆和成了沈从文生命里亲爱的“三三”。

沈从文是个居住在纯美世界里的有情人,他以对妻子之爱,创作了《龙朱》、《月下小景》等如梦如幻的化境小说。

他们的两个儿子,分别如他的小说人物取名为龙朱与虎雏。

张兆和则是他小说里黑而俊的“黑凤”。

  二、高青子:幻想里的“偶然”  “我想,那是一个庇护在爱神与美神羽翼下的家。

沈从文为人忠实纯洁,又少与世结交,除了沉醉于小说世界,收集坛坛罐罐花花朵朵,他对妻子的爱,如月之皎皎,纵使渐渐归于平淡,却始终至深而唯一。

张兆和融为了沈氏温柔世界里静美生存的一员,直至沈去世。

”  后来发现,这是我的一种误读。

至少是对沈氏情感世界的认知狭隘而造成的片面化误读。

一个朋友指出一个事实:沈从文的生命中,隐约地划过好几次“偶然”的星子,并分明有过一段闪亮天际的婚外恋情!  忙翻阅沈从文记录“偶然”的那篇《水云:我怎么创造了故事,故事怎么创造了我》,惊讶地走进了沈氏纷繁复杂的情感世界:他在情感与理智之间的挣扎,他对婚姻的审美疲劳与他的“婚外情感发炎史”。

  情书里的爱情与现实里的婚姻,毕竟有着天上与人间的落差。

在情书与恋爱的罗曼史里,“女子是一个诗人想象的上帝”。

张兆和在婚前,是在天上的,需要沈从文做梦向上飞才可以抵达;在婚后,张兆和却成了堕落到凡尘掌管柴米油盐的主妇。

  早年顽劣高傲好扮男装的张兆和,自从跟随了沈从文,越发地朴素而家常起来,她曾写信给沈从文:“不许你逼我穿高跟鞋烫头发了,不许你因怕我把一双手弄粗糙为理由而不叫我洗东西做事了,吃的东西无所谓好坏,穿的用的无所谓讲究不讲究,能够活下去已是造化。

”——张家小姐的妇德真是了得,当沈从文一味沉醉在创作中连生活都不能自理时,“家务全靠妈妈打理”(沈虎雏语)。

从当初的被爱的荣耀到进入妻子角色后的情感反哺,张兆和步入了每个女人那样的嫁夫随夫的宿命。

  而在惯于做梦耽于幻想的沈从文这里,却是另一种落差。

在得到爱情之前,他把张兆和奉为女神,圣洁美丽,望之叹息;在得到爱情后,当这个女神实实在在地来到他的生活中,为他生子、操持家务,他反而发现女神的光环褪去了,先前因距离产生的“惊讶”和“美”也逐渐消失。

  沈从文的人生,始终是需要审美的,他的一生,是用美来装饰理想的一生。

而婚姻的种种现实,往往是与审美相悖的。

1936年,在他们结婚3年后,沈从文创作了小说《主妇》,分别剖析了男人与女人在婚姻中的不同心理:“作主妇的始终保留着那幸福的幻影,并从其他方式上去证明它。

”而对于男人,“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与调整我的生命,我需要一点传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

”  因此每天大清早,在“一槐一枣”掩映下的院落,细碎阳光洒在红木方桌上的一叠白纸,沈从文一面觉着一种“闷热中的寂寞”,将他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面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式样,于是有了《边城》与翠翠。

  刘洪涛说:“《边城》是沈从文在现实中受到婚外感情引诱而逃避的结果。

”  沈从文也自述:“这是一个胆小而知足且善逃避现实者最大的成就。

”除了一种湘西理想的构筑即社会意义上的逃避,沈从文还在逃避谁?——“在这时候,情感抬了头,一群‘偶然’听其自由侵入我生命中。

”“岁暮年末,偶然中之某一个,重新有机会给了我一点更离奇的印象。

”  在写《边城》之前与之后,已然有一个“偶然”的星子萦绕在沈从文的情感隐秘天空,让他陷入一种幻想。

甚至可以揣摩,《边城》里那个望着黄昏中的汩汩长河,怀着心事叹息的女孩,她之所以被取名为“翠翠”,是不是也与沈从文默想中的这个“偶然”名字相应——高青子。

青者,翠也。

  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初遇,是在他大名鼎鼎的凤凰同乡熊希龄家的客厅。

“主人不曾出来,从客厅一角却出来个‘偶然’。

问问才知是这人家的家庭教师。

”  据张兆和晚年时回忆,高青子长得很美。

一张白白的小脸,一堆黑而光柔的头发,一点陌生羞怯的笑,给人一个幽雅而脆弱的印象。

  高青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学女青年,更是沈从文忠实的读者,熟谙他的每部作品及作品里的人物。

初次见面,就有很默契的谈资,谈沈从文作品里的故事,谈青岛的海与樱花。

于是,当两人告别时,高青子躬身下去寻找她丢落在地上的发簪时,那个优美的身姿,完全符合了沈从文一贯以来对美的孜孜追求与细腻体验,刹那间,沈从文情感微妙,“仿佛看到一条素色的虹霓”,挂在了他的天空。

  沈从文与高青子的再遇,是一个月以后。

见面后,高青子说自己一个钟头以前还正看着沈从文写的故事《八骏图》,并为这个故事难过,“譬如说,一个人刚好订婚,又凑巧……”说时眼中带点羞怯,与一点不便启齿的探询(在小说《八骏图》中,达士先生有了未婚妻瑷瑷,又在青岛海边被黄裙子姑娘吸引。

达士先生有沈从文自己的影子,而高青子未免把自己也想成了是那个“凑巧”)。

  再次相遇的高青子,又以一种美的密语启开了沈从文的心扉。

那一天,高青子特意穿了一件绿底小黄花绸子夹衫,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

沈从文看着而心会,这衣着,显然是一种心照不宣的明投暗合,“‘偶然’穿的那件夹衫,颜色花朵如何与我故事上景物巧合!”在沈从文小说《第四》中,“我”与一个女子邂逅于车站并相爱,那女子,“优美的在浅紫色绸衣包裹下面画出的苗条柔软的曲线”。

高青子以沈从文笔中人的衣着形象走进了沈的内心。

当这点秘密被发现时,高青子有轻微的不安,而沈从文的心则跳得颇有些不正常了。

  此时,沈从文审视了自己的婚姻。

“一种幸福的婚姻,或幸福婚姻的幻影……你以为你很幸福,为的是尊重过去,当前是照你过去理性或计划安排成功的。

但你何尝真正能够在自足中得到幸福?”  而环境中,到处是年青生命,到处是“偶然”,“偶然能破坏你幸福的幻影”。

  “岁暮年末时”,沈从文与高青子有了一次电光火石的相对。

冬日阳光稀薄,寒风冷冽,房中的炉火照得人温暖而暧昧。

火光催生了一种叫爱情或情欲的菌,“一年余以来努力的退避,在十分钟内即证明等于白费”。

两人为刹那间的交会感到惊喜。

这个在火炉旁理智决堤、情感放任的情景,后来被沈从文写进他的“艳情小说”《看虹录》。

在小说中,沈从文释放出被压抑的热情,极写被冬日炉火煽动的男女情欲,细绘两人为彼此献出的身体。

  这场肉体上的交往,是沈从文与高青子的真实写照还是沈从文的笔下幻想?不得而知。

浪漫派幻想家沈从文,惯于在艺术世界里完成他在现实世界里未敢做的。

“世界上不可能用任何人力材料建筑的宫殿和城堡,原可以用文字作成功的。

”而因这篇《看虹录》,沈从文被郭沫若贴上了“桃色作家”的标签,解放前夕,沈从文被贴大字报批判,曾一度精神惶惶,选择过自杀,这是后话。

  沈从文的婚外恋终于引起了一场家庭风波。

彼时,张兆和正躺在医院产完子不久。

曾发誓过自己是易折的芦苇,被张兆和的风吹过就“永远不做再立起的希望”的沈从文,却在妻子怀孕生子身心虚弱的时候,给了她一记重创。

张兆和一时难以接受沈从文的别恋,气愤之下,回到了苏州老家。

而执迷天真的沈从文,偏偏日日写信给张兆和,抒发自己对高青子的爱慕,并坦白自己有“横溢的情感”,“天生血液里多铁质因而多幻想的成分”——唉,做一个视生活如小说、混淆了现实与虚构,并极需情感抒发的文学家的妻子,真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啊。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作家离开北京。

1938年4月,沈从文经贵阳到达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

11月,张兆和携二子来昆明与沈从文团聚。

1939年5月,为躲避昆明空袭,沈一家搬到呈贡乡下。

  就在此时,高青子也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任职。

到职时间为1939年6月,离职时间为1941年2月。

这条“偶然”的“虹霓”,落花随着流水,于乱世迁徙中,又挂在了云南的同一片天空中。

两人在一处共事,来往自然频繁亲密了,沈从文此时“放弃了一切可由常识来应付的种种,一任自己沉陷到一种情感漩涡里去”。

沈从文后来把它称之为“情感发炎”,而联大校园内一时流言四起。

  在本质上,沈从文是个温雅而优柔的人,幻想多于行动。

“有些年青温柔的心在等待着你,收容你的幻想。

为的是你怕事,你于是名字叫做好人。

”  那几年,张兆和在呈贡乡下的一所难童小学教书,并含辛茹苦操持家务。

而沈从文每周在西南联大上完课,急匆匆挤上一小时的火车,再跨上一匹秀气的云南小马颠簸十里,回到呈贡与家人团聚。

事实上,张兆和对沈从文的交游与创作一直有一种宽容的态度。

甚至,出于一种恋爱时即产生的惯性,她也一直在与沈从文之间制造一种距离与空间。

《沈从文家书》那么篇幅浩繁,尺素情长,便也是这个原因。

  在家庭与理智面前,在一个好太太和两个生龙活虎的儿子面前,沈从文终于如一只“云雀,经常向碧空飞得很高很远,到一定程度,终于还是直向下坠,归还旧窠”。

  而那个“偶然”,思索及一个人应得的种种名分与事实时,当然有了痛苦。

想来想去,又明白了自己终究是个人,并非沈幻想世界里的神,承担不起艺术家想象中的完美角色,于是在梅花飘落的季节,给沈从文一个苦笑,带着一点悲伤,终结了这场情恋,到别的地方去了。

  沈从文曾写过一篇散文《云南看云》,当高青子如霓虹散去,他说:“自从‘偶然’离开了我后,云南就只有云可看了。

”  三、两种对立的人格:生命之静美,内心之野马  “沈从文是一个居住在纯美世界里的有情人,生命之静美,人世之温柔,在他汩汩流水般静谧的文字里得到极致的阐释。

他构筑的湘西理想国里,自然与生命,人情与人性,都达到了一种消解了力量的纯美境界。

沈从文以其静的内心世界,缔造了静的人生,静的文学。

  后来发现,这也是我的一种误读。

至少是对沈氏内心世界与人性的认知狭隘而造成的片面化误读。

我们惯于从边城的月梦如水,从天保、傩送们谦让的爱,从少女翠翠的静默秀丽,来给沈从文的生命贴上“静美”的标签;却忽略了这个在土匪出没于山林的凤凰出生、自小闹学逃课好玩耍、在行伍中目睹过血腥与暴力的湘西人,他的内心里,其实还有一匹“无从驯服的斑马”。

  沈从文自述:“谁也想象不到我的生命是在一种什么形式下燃烧的。

”他是水,也是火。

在《水云》中,沈便是设想了自己的两种对立人格在进行一场情感与理智的对话。

  这个湘西人——  心情骄傲;性格孤僻。

受得住人的冷漠糟蹋;也载得起忘我的狂欢。

  他写信给张兆和:“我很安静,我似乎为爱你而活着。

”但他又觉得那场爱情的体验充满着痛苦的挣扎,灵魂下压着一个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

  他摘星一样摘到他梦寐中的爱情,却在名誉与爱情都得到之后,说:“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做成的,内容虽近于传奇,由我个人看来,却产生于一种计划之中。

”  他说过“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但又任凭“偶然”闯入,说过“什么人能在我生命中如一条虹,一粒星子,在记忆中永远忘不了?……这些人的名字都叫‘偶然’”。

  他终生怀着对妻子的深爱;但他又另外追求过几个女人。

  他是纯情的;又是多情的。

(看小说《八骏图》)  他是清澈的;又是暧昧的。

(看小说《灯》)  他是节制的;又是放纵的。

(看小说《看虹录》)  他是安静的;又是狂想气质的。

(看《水云》)  他到老了还抿着嘴笑,一生腼腆羞涩,内心单纯如婴儿;他又是雄性气血、佻*的,说“打猎要打狮子,摘要摘天上的星子,追求要追漂亮的女人”(贝多芬也说过类似的话:恋爱就要跟漂亮的女人谈,女人不漂亮,还不如爱自己。

呜呼哈哈)。

  他的情书写得真挚如赤子;但他又曾对作家孙陵说过:“女子都喜欢虚情假意,不能说真话。

”  当他执拗地认为自己“是一个乡下人,走到任何地方便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于是,他的整个人生便和普遍社会不合,进行着他固执的价值对抗。

  都市充斥着声色犬马,他也曾为声色诱惑;而他用一支笔保留着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吟唱最后一首牧歌的生命形式。

  老C说:一个好的作家,都是分裂的!诚然如此。

  人性是一瓶水里滴入一股血,水是澄澈的,而血溶入水后,就血水交融,复合难辨了。

一个作家或者一个艺术家,他的灵魂注定要迷踪在纷繁复杂的人*叉路口,并苦苦探索出路;他的血液里天生充满了野马式幻想;他的荷尔蒙由于过分旺盛,往往倾注在两种事物上:不停地创作,不停地爱上不同的女人。

  如此,便不难理解沈从文在摘到张兆和这朵深爱的白玫瑰之后,又撷取高青子这朵红玫瑰。

作为一个永远需要偶然因素的小说家,沈从文顺从了人性的迷航,幻想的野马。

更何况,高青子处处细心思地模拟沈从文的小说人物,以一种有预谋有寓意的笔中人形象,巧妙地进入了沈的艺术世界,从而深深地赢得了他的心。

  再看看张兆和,在情书里,居于被爱的高度;在婚姻里,居于具体生活的中心;在两人的情感生活中,她更多的是被动。

作为一个文学家的妻子,在一定程度上,她一直坐在了沈从文的内心世界之外。

张兆和在沈从文去世后整理《从文家书》时说:“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

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

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  这当然也是一个未亡人的忏情之话。

做一个艺术家难,而做一个艺术家的妻子,又何岂容易!张兆和、高青子之于沈从文的生命,让我想起王菲唱的那首歌:“等到风景都看过,我依然和你细水长流。

”那么,那点路上划过天际的风景,又何足道。

  沈从文被“下放”前,一个人生活,孤苦伶仃,当张允和来看他,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从红卫兵手下劫后余生的信,攥得紧紧的,像哭又像笑地说:“二姐,你看!这是三姐给我的第一封信。

”他把信举起来,快70岁的老头,面色还羞涩而温柔。

接着又吸溜吸溜哭起来,伤心又快乐……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下巴金这样著名的作家还有

冰心老舍茅盾朱自清等

关于孙犁的基本介绍和作品

人物生平  孙犁  孙犁   (1913年4月6日~2002年7月11日),现代小说家、散文家 、作家,被誉为“荷花淀派”创始人。

原名孙树勋。

河北省安平县人。

12岁在安平县城上小学时,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

鲁迅和文学研究会对他有很大影响。

他一直相信艺术为人生的主张。

孙犁14岁考入保定育德中学。

学习期间,开始阅读社会科学、文艺理论著作和一些苏联文学作品,扩大了他的视野,并为后来的创作和评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高中毕业后无力升学,流浪北平,在图书馆读书或在大学旁听,曾用“芸夫”的笔名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

还先后在市政机关和小学当过职员。

  1936年暑假后,孙犁到河北安新县的小学教书,在这里他对白洋淀一带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初步了解。

后任教于冀中抗战学院和华北联大,在晋察冀通讯社、《晋察冀日报》当编辑。

孙犁的小说有诗体小说之称。

编辑本段成就及荣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主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中区从事革命文化工作,曾编印出版革命诗抄《海燕之歌》,在《红星》杂志和《冀中导报》副刊上发表过《现实主义文学论》《鲁迅论》等论文。

  孙犁  1938年秋,在冀中区办的抗战学院任教,1939年春调阜平,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

此后,在晋察冀文联、《晋察冀日报》、华北联大做过编辑和教员,同时进行文学创作。

  1941年回冀中区参加编辑群众性的大型报告文学集《冀中一日》,并写成《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后改名《写作入门》《文艺学习》,多次重印)。

  1944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和工作,发表了著名的《荷花淀》《芦花荡》等短篇小说。

1945年回冀中农村,1949年起主编《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

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天津分会副主席等职。

1956年起因病辍笔。

1977年以后,又写有不少散文和评论以及少量小说。

从40年代起,孙犁作品结集出版的有短篇小说集《芦花荡》《荷花淀》《采蒲台》《嘱咐》,中篇小说《村歌》《铁木前传》,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叙事诗集《白洋淀之曲》,通讯报告集《农村速写》,散文集《津门小集》《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书林秋草》《耕堂散文》,作品集《尺泽集》《曲终集》,论文集《文学短论》,还出版了《孙犁小说选》《孙犁诗选》《孙犁散文选》《孙犁文论集》以及《孙犁文集》等。

  孙犁全集  2003年7月,孙犁纪念馆在河北省安新县白洋淀荷花大观园落成,2004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七卷本四百余万字的《孙犁全集》。

  孙犁的作品以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为其秀雅、隽永的创作风格的代表作,其中《荷花淀》、《嘱咐》等短篇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负有盛名的篇章。

被文艺界视之为“荷花淀派”的主要代表作。

孙犁的小说以抗日战争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农村为背景,生动地再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战斗情景。

茅盾说过:“孙犁的创作有一贯的风格,他的散文富于抒情味,他的小说好像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决不枝蔓;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

”(《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   1944年去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和学习。

在延安,他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等作品,以其清新的艺术风格引起了文艺界的注意。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冀中农村从事写作,直至解放。

这一时期,他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写有《钟》《碑》《嘱咐》等短篇小说和一些散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犁在《天津日报》工作,同时继续文学创作。

  风云初记  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写于50年代初,以滹沱河沿岸两个村庄为背景,围绕着高、吴、田、蒋四姓五家在抗战初期的生活史,细致地勾勒了冀中平原各个社会阶层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展现了七·七事变后,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壮丽画卷。

作者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描摹抗日根据地的风云变幻,虽语多风趣而不落轻佻。

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写成于1956年。

小说通过铁(匠)、木(匠)两家十几年间友谊的建立和破裂的过程,揭示了50年代初期北方农村的生活风貌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予农村社会的深刻影响。

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小满儿这个处在生活的十字路口,性格矛盾的人物形象,在读者中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6年以后,作者因病长期搁笔,但他以《天津日报》副刊《文艺周刊》为阵地,发现和培养了不少青年作家。

这个时期,他还写有散文集《津门小集》、论文集《文学短论》等。

  孙犁解放前及解放初期的创作结集为《白洋淀纪事》(1958),  白洋淀纪事  是作者最负盛名和最能代表他的创作风格的一部小说与散文合集。

它主要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一带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战争、土地改革、劳动生产、互助合作以及移风易俗的生活情景。

作品从多方面勾勒了时代和社会的历史风俗画面,以明丽流畅的笔调,秀雅、隽永的风格和丰富的劳动者的鲜明形象,在读者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其中《荷花淀》等作品,已成为广泛流传的名篇,文艺界甚至以其为现代文学的一种风格流派的标帜,视为“荷花淀派”的主要代表作。

  他早年所写的文章清新而隽永,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向往,而晚年的文章则老辣纷披,对社会和世事有较多的鞭挞和批评。

他既写出了象《荷花淀》那样优美、抒情的小说,又写出了象“不自修饰不自哀,不信人间有蓬莱。

阴晴冷暖随日过,此生只待化尘埃。

”这样消沉、悲观的诗句。

孙犁的作品反差如此之大,以至于读他前后不同时期的文章对他产生判若两人的感觉。

这究竟是为什么

一个真实的孙犁到底又是什么样子呢

  孙犁是热爱生活的,否则无法想象他笔下所描绘出来的那么多美丽风景和人物形象,尽管他出生在国家和民族灾难深重的时段里。

伟大的抗日战争,曾召唤无数革命青年投身其中,孙犁也不例外。

异常残酷的烽火岁月,却使人民的精神品质和民族勤劳勇敢的优秀传统得到了充分的发扬。

孙犁为之而感动,创作了象《荷花淀》、《芦花荡》、《光荣》、《嘱咐》、《风云初记》等一大批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

他的小说,“把纷涌的战争风云映衬在白洋淀的月光苇影,以及冀西山地的红袄明眸之中,从而发现那些在日常伦理生活中真正值得珍视的人性之善、人情之美” 。

他着力描写、赞扬故乡的风光美和人情美,并塑造了一大批善良纯朴的农村妇女形象。

水生妻、秀梅、吴召儿、春儿、妞儿……孙犁不仅描写她们的美丽容貌的特殊素养,而且深入她们丰富、复杂的感情世界,从她们命运的变化反映时代风云变幻。

他在文学的世界里构筑他理想的王国。

孙犁曾经说过:“文艺虽小道,一旦出版发行,就也是接受天视民视,天听民听的对象,应该严肃地从事这一工作,绝不能掉以轻心”。

因此,孙犁的文章,都是他亲身经历,他说:“我回避我没有参加过的事情”,“我写到的都是我见到的东西,但是经过思考,经过选择”。

可以说孙犁笔下 的那些美丽可爱的人物形象里寄寓了他全部的憧憬和理想。

  然而现实和理想永远充满着矛盾。

作为一名解放区作家,孙犁曾一度受到广泛地阅读和推崇,被誉为“荷花淀派”的创立人,与赵树理的“山药蛋派”构成解放区文学的双璧。

但正当孙犁在小说中对生活寄予满腔热情时,现实处境却使他越来越感到困惑和紧张。

1942年整风运动带来的精神冲击,1946年因发表小说受到的公开批评,土改时因《一别十年同口镇》、《新安游记》等文章被定为“客里空”的典型,以及解放后对知识分子的一连串批判,尤其是1955年批判胡风运动对知识界造成的大规模振荡,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身体素质不好并且时刻耽心自己在写文章中犯错误的孙犁长期绷紧的神经终于在1956年春天崩溃。

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

  象所有现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作家的命运也和时代紧紧相联。

当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并逐渐收缩知识分子言说的空间时,有的作家积极投身其间,有的作家在参与和退避之间犹豫徘徊,有的则保持沉默。

沈从文、孙犁当属后者。

如果说沈从文的沉默中饱含了太多的辛酸和无奈,那么孙犁的沉默则是以一种主动退缩的方式来守护自己的道德操守,尽管此中也有较多的无奈和被迫。

  和沈从文的后半生一直沉默到死截然不同,孙犁“文革”以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不仅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而且一反过去唯美的创作倾向,对社会的不公与人性的险恶有较多的揭露批评。

比如他在《后富的人》一文中,对社会不公和由此造成的贫富悬殊曾有辛辣的讽刺和批评。

他通过一高级住宅处川流不息的拣破烂的外地人日常生活的描绘,特别是在一天清晨散步时遇见一个刚从一幢楼房的垃圾间出来,满身满脸是黑灰的外地来的小姑娘所带给他的心灵震撼,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国家已经有不少人,先富了起来。

这些从农村来城市觅生活的,可以说是后富起来的人吧。

”在《芸斋书简——致韩映山》的信中,他列举了一次因简单的答话,使人家认为受了挖苦,以至怀恨在心,结果当这个人后来成为文革中造反派的小头头时,并极尽报复之能事,“其用心之毒,手段之辣,几乎使我丧生”。

揭示了现实生活中人性的险恶。

  对于他一生视为神圣的文坛,对其“商贾化”的现象加以了尖锐的批评,并多次指出:“因为文坛文风不正,致使一些本来很有前途的作者,经不住诱惑,走入歧途”。

对流行的以“研讨”、“庆祝”等形式“花钱买名声”的做法,孙犁不屑一顾:“‘花钱买名声’,尤其是‘花别人的钱,替自己造声势’,我极不愿为,而耻为之。

”   对于文坛的官场化现象,孙犁指出:“文艺团体变成官场,已非一朝一夕之事,而越嚷改革,官场气越大,却令人不解。

”“文艺界变为官场,实在是一大悲剧。

”进而他指出:“如果文途也象宦途(实际上现在文坛宦途已经难分),急功近利,邀誉躁进,总是没有好结果的。

”他对一些所谓新潮作家的浅薄和无知提出批评和忠告:“当代一些所谓新潮作家,他的处女成名作,也是适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得以走红。

这本来无可厚非,继续努力,自然可成名家。

然每当跻身官场(文艺团体也是官场),便得意忘形,无知妄作。

政治多变,稍遇挫折,便怨人尤天,甚至撒泼耍赖。

这不只有失政治风度,也有损作家风采。

”对于文坛上一些丑恶现象,他不无悲愤地感叹:“呜呼

文坛乃人民之文坛,国家之文坛,非一人一家、一伙人之文坛。

为什么不允许人注视它,这能禁得住吗

可怜的是,近年来,文坛上的一些人物。

不自爱重,胡作非为,人民已经不愿意再关心和爱护这个坛口了。

”   孙犁的文学生涯肇始于抗日战争风云初起之时,延续了近70年。

特别是在晚年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他写下了100多万字的作品,迎来了创作的又一个高峰。

从早年作品的清新、优美,到晚年作品的切中时弊,不平则鸣和悲悯情怀,他完成了从孙犁的理想到理想的孙犁的人格塑造和人生旅程。

回顾平生,孙犁曾感慨万千:“我不知道,我现在看到的,是不是我青年时所梦想的,所追求的。

……”曾经怀笔从戎的孙犁,晚年独居陋室,体弱多病,著书不辍,时常思念那些逝去的岁月,在孤独和衰老中咀嚼人生的况味,有时不免热泪盈眶。

他曾在一篇题记中喟然长叹:“今晋察冀故人凋谢殆尽,山川草木,已非旧颜,回首当年,不禁老泪之纵横矣。

”行文至此,我脑际忽然幻化出清人严遂成《三垂冈》中的诗句:“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这诗句的意象倒是孙犁先生的一生形象的概括,于是,索性将它用作了本文的题目。

  孙犁以90岁高龄终其一生,没有轰轰烈烈,没有大富大贵。

他留给世人的唯有那朴素的文字,以及隐藏在那文字下面真诚的人性和火热的心肠,令后来者为之唏嘘不已……   文章《芦花荡》被编入初中课文。

编辑本段荷花淀派  荷花淀  荷花淀派,以孙犁为代表的一个当代文学的流派。

以表现农村生活为主要内容并形成一定艺术特色的小说流派。

此派作品大多采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把人物的心灵美与自然美融合在一起,一般都充满浪漫主义气息和乐观精神语言,清新朴素,描写逼真,心理刻画细腻,抒情味浓,富有诗情画意。

主要作家还有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

荷花淀即白洋淀,这一流派得名,不但源于白洋淀这个地方,也源于孙犁的短篇小说《荷花淀》。

此派与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作家群“山药蛋派”和以周立波为代表的湖南作家群“茶子花派”并称编辑本段代表作品  孙犁的作品以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为其秀雅、隽永的创作风格的代表作,其中《荷花淀》 、《芦花荡》、《嘱咐》等短篇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负有盛名的篇章。

被文艺界视之为“荷花淀派”的主要代表作。

孙犁的小说以抗日战争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农村为背景,生动地再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战斗情景。

茅盾说过:“孙犁的创作有一贯的风格,他的散文富于抒情味,他的小说好像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决不枝蔓;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

”(《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   补充:其作品《报纸的故事》收入北师大版六年级语文教材中,《芦花荡》被收入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七年级下册语文书中。

编辑本段评价  孙犁一生笔耕不辍,是中国解放区文艺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以其众多经典性的作品,描绘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幅幅壮丽、清新的文学图画。

全国解放后,孙犁文学创作继续取得长足的进展,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极负盛名的小说,散文大家,被认为是著名文学流派“荷花淀派”的创立者。

在  孙犁纪念馆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孙犁文学创作迎来了第二个高峰,他的作品以思想的深邃,文体的创新,艺术风格的鲜明和炉火纯青,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他的作品有:淡雅疏朗的诗情画意与朴素清新的泥土气息的完美结合。

  作为孙犁文学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孙犁同志长期从事党报文艺副刊编辑工作,为解放区文学和天津文学的繁荣,为天津业余作者特别是工人作者的成长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他开创了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热心扶植青年作者的优秀传统,几十年来为天津和全国文坛培养了一批批知名作家和业余创作骨干。

他是我国报刊史上一代编辑典范。

  孙犁同志是我国革命文学的一面旗帜,是我国当代文学的一位大师。

他始终不渝地遵循党的文艺方针,身体力行发扬并丰富了我国革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

他对中国革命文学的卓越贡献,他崇高的文品、人品,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赢得了广大作家和读者的敬爱。

编辑本段著作  《荷花淀》(小说、散文集)1947,香港海洋书屋;1959,人文(高中语文课本) 《芦花荡》(短篇小说集)1949,群益(人教版课文)报纸的故事(北师大版第十一册)   《嘱咐》(短篇小说集)1949,天下出版社   《村歌》(中篇小说)1949,天下出版社   《农村速写》(散文、小说集)1950,读者出版社   《采蒲台》(短篇小说集)1950,三联出版社   《山海关红续歌》(诗集)1951,知识书店出版社   《风云初记》(长篇小说) l集,1951,人文;2集,1953,人文;1—3集,1963,作家   《白洋淀纪事》(小说、散文集)1958,中青出版社   《铁木前传》(中篇小说)1959,天津人民出版社  耕堂读书记  《津门小集》(散文集)1962,百花出版社   《白洋淀之曲》(诗集)1964,百花出版社 《晚华集》(散文集)1979,百花出版社   《秀露集》(散文、小说集)1981,百花出版社   《耕堂杂录》(杂文集)1981,河北人民出版社   《疆定集》(散文集)1981,百花出版社   《琴和箫》(小说、散文集)1982,花山出版社   《孙犁小说选》1982,四川人民出版社   《孙犁文集》(l一5册)1981一1982,百花出版社   《耕堂散文》1982,花城出版社   《尺泽集》(散文集)1982,百花出版社   《孙犁文论集》1983,人文出版社  孙犁散文  《书林秋草》(杂文集)1983,三联出版社   《孙犁散文选》1984,人文出版社   《远道集》(散文)1984,百花出版社   《老荒集》(散文集)1985,上海文艺出版社   《陋巷集》(散文集)1987,百花出版社   《耕堂序跋》1988,湖南人民出版社   《无为集》(散文)1989,人文出版社   《芸斋小说》1990,人民日报出版社   《孙犁文集》正编5卷,续编3卷,共8卷,2002年,百花文艺出版社   《孙犁全集》共11卷,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本段散文  《相片》《识字班》 《第一个洞》 《游击区生活一星期 》《三烈士事略并后记 》《塔记 》《王凤岗坑杀抗属》 《采蒲台的苇》 《安新看卖席记 》  书的梦  《张秋阁 》《光复唐官屯之战》 《学习》 《宿舍》《节约》 《小刘庄》 《挂甲寺渡口 》《厂景 》《访旧 》《婚俗》 《一天日记》 《回忆沙可夫同志》 《黄鹂 》《石子 》《善闇室纪年》序《伙伴的回忆》《服装的故事《悼画家马达》《删去的文字》《童年漫忆》《谈赵树理》《谈柳宗元》《吃粥有感》《红楼梦》杂说《方纪散文集》序《书的梦》《画的梦》《戏的梦》《夜思》《悼念李季同志》《乡里旧闻》《同口旧事》《新年悬旧照》《报纸的故事》《亡人逸《芸斋琐谈》《母亲的记忆》《青春余梦》《芸斋梦余》《猫鼠的故事》《夜晚的故事》编辑本段风格  读孙犁的作品,最早是从小说开始的。

给我强烈的印象是风格别致。

同是战争题材,却很少描绘血与火,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没有复杂的战争描写,而是更多地展示战争中人物心灵的美,却自有一种吸引人的神奇力量。

他笔下的白洋淀风光,清新疏朗,散发着潮润润的水气,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弥漫着浓郁的诗意。

那时最爱读的是《芦花荡》和《荷花淀》,至今一闭眼,便浮现出朦胧迷离的月光下,听水生说明天要到大部队去,水生嫂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多细腻、传神的细节哟

  也许是年龄小、阅历浅吧,那时不怎么爱读孙犁的散文,觉得太平淡,没有奇崛的句子,词藻也不花哨,写人叙事,多是白描。

那时更喜欢浓妆艳抹,词藻华丽,热烈奔放,甚至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假、大、空”式的抒情散文。

随着年龄地增长,阅历地加深,才感到孙犁的散文讲究情感的节制,含蓄蕴藉,朴素洁净,像在水中淘洗过似的,是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大美”,才领悟到浓妆艳抹易,平淡自然难,做到“朴实无华、平中见奇、淡而有味”就更难。

这时,爱其散文胜爱小说,对其新时期的散文更是钟情不已。

《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无论怀人记事,思及故乡,追忆童年和战争岁月,还是咏物之作,都融入了深刻的生活感悟。

孙犁先生不喜欢官场,远离热闹,自甘寂寞,正因有了这种难得的品性,才能长期以宁静沉潜的心态,进入到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宏大深邃的艺术境界。

  孙犁先生的散文是“写人生”的散文。

他是一位富于哲思的作家,他的这些哲理思考,大都伴随着形象和激情一起出现,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又帮助着其作品诗情画意地形成。

他常常从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升华出人生的感慨,在作品中凝聚、昭示着深沉的人生情致,不仅给人以审美的享受,更让人从中悟出关于人生、社会和自然的道理。

读其散文,如同聆听一位饱经沧桑的智者平静随和地倾诉,需静下心来,慢慢地去品读。

《黄鹂》中,他充满深情地写道:“各种事物都有它的极致。

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这就是它们的极致。

”在《贾平凹散文集序》中,他赞喻贾平凹像是在一块不大的园田里耕耘不已的农民,同时又提醒作家:“文艺之途正如人生之途,过早的金榜、骏马、高官、高楼,过多的花红热闹,鼓躁喧腾,并不一定是好事。

人之一生,或是作家一生,要能经受得清苦和寂寞,经受得住污蔑和凌辱。

要之,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

” 孙犁先生生活简朴,不慕荣华,他对头年冬季贮藏的大白菜根部生出的黄白色菜花喜爱之极,精心放在水盆里,摆在书案上。

于是便有了那篇字字珠玑的美文《菜花》。

他认为菜花小而平凡,但同样是美的。

作者在结尾写道:“现在,我已衰老暮,久居城市,故园如梦。

面对一株菜花,忽然想起许多往事。

往事又像菜花的色味,淡远虚无,不可捉摸,只能引起惆怅。

人的一生,无疑是个大题目。

有不少人,竭尽全力,想把它撰写成一篇宏伟的文章。

我只能把它写成一篇小文章,一篇相当于菜花一样的散文。

菜花也是生命,凡是生命,都可以成为文章的题目。

”1992年孙犁先生写了一篇意味淡远的《扁豆》。

“白扁豆细而长,紫扁豆宽而厚,收获以后者为多。

我自幼喜食扁豆,或炒或煎。

煎时先把扁豆蒸一下,裹上面粉,谓之扁豆鱼。

”写到这里,突然一转,切入1939年的生活记忆,与一个单身游击队员共同生活的时光。

“每天天晚,我从山下归来,就坐在他的已烧热的小炕上,吃他煎的玉米面饼子和炒扁豆。

灶上还烤了一片绿色的烟叶,他在手心里揉碎了,我俩吸烟闲话,听着外面呼啸的山风。

”由物及人,对战争年代同志间生死与共、相见以诚的和谐关系表现了深深的思念与怀想,朴实真挚,情理兼备,境界高远,细中见大,灵动飘逸,炉火纯青。

  在十七年间,孙犁的小说从书名来看视乎是未完成之作,细细品味,才能发现其中的甘苦体验。

孙犁先生的风格与日本川端康成类似,但二人的源头却迥然不同:孙犁源于对故土的爱,而后者却因其生世。

孙犁对“小说散文化”孜孜以求,善于刻画形形色色的村姑形象: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并赋予其革命色彩;另一方面又在关于革命的叙事中,突出乡村日常生活的清新与阴柔意味,从而在实际上展示一个为人低调、襟怀淡薄、情感阴柔的作家在革命年代对于人生的某些独到发现。

  文如其人。

孙犁一生淡泊名利,深居简出,低调为人,爱憎分明。

作家谢大光在《孙犁印象记》中说得好:“孙犁的作品和他的为人是完全一致的,可以信赖的。

这里可以借用他在纪念俄国作家契诃夫时所说的一段话:‘我们只能从他的作品认识他。

……对于像这样一个真诚的作家,我们只要认真地阅读他的作品,便可以全面地理解他了。

卞之琳的《断章》评析

●王维诗画皆称一绝,莱辛等西方哲人反复论述过的诗与画的界线,在他是可以随脚出入的。

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卑层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

历史老人凛然肃然,扭过头去,颤巍巍地重又迈向三皇五帝的宗谱。

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寄托。

——余秋雨《文化苦旅》之《阳关雪》赏析:采用了拟人的艺术手法形象地说明统治者所追求的只是王权,因而不可能为艺术家们提供广阔的舞台空间。

与下文的“九洲画风黯然”,“阳关再也难享用温醇的诗句”,文人大多成了“谪官逐臣”,“阳关坍弛了”等内容相照应。

●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突兀在外,而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长城短。

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

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

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

——余秋雨《文化苦旅》之《都江堰》赏析:运用比喻、拟人的修辞手法,生动形象地表现都江堰的细细浸润、节节延伸、灵动和谦卑。

运用对比的手法,把都江堰和长城作对比,凸显其独特和神圣。

●我读此诗不到10岁,上来第一句就误解。

“朝辞白帝彩云间”,“白帝”当然是一个人,李白一大清早与他告别;这位帝王着一身缟白的银袍,高高地站立在山石之上。

他既然着白衣,年龄就不会很大,高个,瘦削,神情优郁而安详,清晨的寒风舞弄着他的飘飘衣带,绚丽的朝霞烧红了天际,与他的银袍互相辉映,让人满眼都是光色流荡。

他没有随从和侍卫,独个儿起了一个大早,诗人远行的木船即将解缆,他还在握着手细细叮咛。

他的声音也像纯银一般,在这寂静的山河间飘荡回响。

但他的话语很难听得清楚,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

他就住在山头的小城里,管辖着这里的丛山和碧江。

——余秋雨《文化苦旅》之《三峡》赏析:这段话运用想象、联想、比喻、烘托等修辞手法,描绘了小时候对“朝辞白帝彩云间”的误解。

虽是误解,却是如此美丽,让人忍俊不禁。

作者的描述是灵动的,栩栩如生的,运用丰富的外貌描写、神态描写、动作描写、环境描写,表现当时心中的情景。

●我到过的江南小镇很多,闭眼就能想见,穿镇而过的狭窄河道,一座座雕刻精致的石桥,傍河而筑的民居,民居楼板底下就是水,石阶的埠头从楼板下一级级伸出来,女人正在埠头上浣洗,而离他们只有几尺远的乌蓬船上正升起一缕白白的炊烟,炊烟穿过桥洞飘到对岸,对岸河边有又低又宽的石栏,可坐可躺,几位老人满脸宁静地坐在那里看着过往船只比之于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河边由吊脚楼组成的小镇,江南小镇少了那种浑朴奇险,多了一点畅达平稳。

它们的前边没有险滩,后边没有荒漠,因此虽然幽僻却谈不上什厶气势;它们大多有很有一些年代了,但始终比较滋润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让它们保留下多少废墟和遗迹,因此也听不出多少历史的浩叹;它们当然有过升沈荣辱,但实在也未曾摆出过太堂皇的场面,因此也不容易产生类似于朱雀桥、乌衣巷的沧桑之慨。

总之,它们的历史路程和现实风貌都显得平实而耐久,狭窄而悠久,就像经纬着它们的条条石板街道。

——余秋雨《文化苦旅》之《江南小镇》赏析:作者选取河道、石桥、民居、水、埠头、乌篷船等江南小镇的典型景物,表达自己对江南小镇的美好印象。

接下来将江南小镇与湘西小镇对比,表现其畅达平稳。

最后结合历史写江南小镇的平实而耐久、狭窄而悠久,娓娓道来之间将我们也带去了那古朴的江南小镇。

●西湖给人以疏离感,还有别的原因。

它成名过早,遗迹过密,名位过重,山水亭舍与历史的牵连过多,结果,成了一个象征性物象非常稠厚的所在。

游览可以,贴近去却未免吃力。

为了摆脱这种感受,有一年夏天,我跳到湖水中游泳,独个儿游了长长一程,算是与它有了触肤之亲。

湖水并不凉快,湖底也不深,却软绒绒地不能蹬脚,提醒人们这里有千年的淤积。

上岸后一想,我是从宋代的一处胜迹下水,游到一位清人的遗宅终止的,于是,刚刚抚弄过的水波就立即被历史所抽象,几乎有点不真实了。

——余秋雨《文化苦旅》之《西湖梦》赏析:这段运用拟人的手法写西湖,西湖在作者笔下就像一个急于得到认证的老人。

作者从历史阐发西湖给人以疏离感。

原因有二:一是过于玄艳的造化,无法与之进行家常性的交往(难以真切);二是成名过早,遗迹过多,名位过重,山水亭舍与历史的牵连过多(难以贴近)。

●在文化人格结构上,他们是缺少皈依的一群。

靠传统

靠新潮

靠内地

靠国际

靠经济

靠文化

靠美誉

靠实力

靠人情

靠效率

他们的靠山似乎很多,但每一座都有点依稀朦胧。

他们最容易洒脱出去,但又常常感到一种洒脱的孤独。

——余秋雨《文化苦旅》之《上海人》赏析:这段话采用一连串的反问,表现上海人这个群体自身的矛盾。

上海人依附的东西似乎很多,又似乎什么都没有。

作者从各个角度阐述了上海人洒脱的孤独,带着点冷嘲热讽的味道。

●可惜,讥刺上海人的锋芒,常常来自一种更落后的规范:说上海人崇洋媚外、各行其是、离经叛道;要上海人重归朴拙、重返驯顺、重组一统。

对此,胸襟中贮满了海风的上海人倒是有点固执,并不整个儿幡然悔悟。

暂时宁肯这样,不要匆忙趋附。

困惑迷惘一阵子,说不定不久就会站出像模像样的一群。

——余秋雨《文化苦旅》之《上海人》赏析:将至尾声,作者的笔触似乎没那么冰冷了。

作者写其他人的目光和上海人的态度,表现上海人并不随波逐流的特性,为下文期待上海人更广阔的视野更独立的人格做铺垫。

●把这一切都说完了,老信客又告诉他沿途可住哪几家小旅馆,旅馆里哪个茶房可以信托。

还有各处吃食,哪一个摊子的大饼最厚实,哪一家小店可以光买米饭不买菜。

——余秋雨《文化苦旅》之《信客》赏析:简洁干练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词藻,却在一连串的排比中表现出老信客的为人:任劳任怨,恪尽职守,诚信无私,洁身自好,待人宽容,善良厚道。

他对自己的工作极其负责,所以对年轻的信客也事无巨细地交代。

●但是,代代层累并不是历史。

废墟是毁灭,是葬送,是诀别,是选择。

时间的力量,理应在大地上留下痕迹;岁月的巨轮,理应在车道间辗碎凹凸。

没有废墟就无所谓昨天,没有昨天就无所谓今天和明天。

废墟是课本,让我们把一门地理读成历史;废墟是过程,人生就是从旧的废墟出发,走向新的废墟。

营造之初就想到它今后的凋零,因此废墟是归宿;更新的营造以废墟为基地,因此废墟是起点。

废墟是进化的长链。

——余秋雨《文化苦旅》之《废墟》赏析:这段话运用排比、拟人、对偶等修辞手法,表达了自己对废墟的态度。

作者的视角独特,澎湃的激情从字里行间喷涌而出,文采彪炳,令读者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

字里行间浸透了作者复杂而丰沛的思想感情。

●中国历史充满了悲剧,但中国人怕看真正的悲剧。

最终都有一个大团圆,以博得情绪的安慰,心理的满足。

唯有屈原不想大团圆,杜甫不想大团圆,曹雪芹不想大团圆,孔尚任不想大团圆,鲁迅不想大团圆,白先勇不想大团圆。

他们保存了废墟,净化了悲剧,于是也就出现了一种真正深沉的文学。

没有悲剧就没有悲壮,没有悲壮就没有崇高。

雪峰是伟大的,因为满坡掩埋着登山者的遗体;大海是伟大的,因为处处漂浮着船楫的残骸;登月是伟大的,因为有“挑战者号”的陨落;人生是伟大的,因为有白发,有诀别,有无可奈何的失落。

古希腊傍海而居,无数向往彼岸的勇士在狂波间前仆后继,于是有了光耀百世的希腊悲剧。

——余秋雨《文化苦旅》之《废墟》赏析:作者运用一系列的例子来阐述悲剧,而作者眼中,废墟文化就是悲剧文化。

一连串的排比读来气势汹涌,充满感染力。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望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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