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好句摘抄，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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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其足以定矣；2. 卑不谋尊，疏不谋戚3. 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
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
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
4. 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
5. 君不闻海大鱼平
网不能止，钩不能牵，荡而失水，则蝼蚁制焉。
拓拔宏之伪也，儒者之耻也。
夫宏之伪，欺人而自欺久矣。
欲迁洛阳，而已伐齐为辞当时亦不知其伪者特来形言，刁也与争而已。
出其府藏金帛衣器以赐群臣，下逮于民，行无故之赏，以饵民而要誉，得这者固不以为德也，皆欺人而适以自欺也，犹未极形其伪也。
至于天不雨而三日不食，将谁欺，欺天乎
人未有三日而不食，将谁欺，欺天乎
人未有三日而不食者，况其在携养之子乎
其不食也，孰信之
大官不进，品物不具，宦官宫妾之侧，孰禁之
果不食与欤哉
而告人曰：“不食数日，犹无所惑。
”将谁欺，欺天乎
德立而后道随之，道之而后政随之。
诚者德之本，欺者诚之反也。
汉儒附经典以刻书文章，皆不诚之政也。
而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在是而已。
乃毕行之以欺天下者唯宏尔。
后之论者犹称之，以为斯道之荣，若汉唐之贤主惧无所逮者。
不恤一日之劳，不吝金钱之费，而已位后世所欣慕，则儒者将以其道博宏光而侈门庭
故曰：“儒者之耻也。
”
资治通鉴好词好句
《资治通鉴》100个名句A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B不痴不聋，不做家翁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遇檠根错节，无以别利器不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百闻不如一见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C城不入，臣请完璧而归之乘长风破万里浪此间乐，不思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臣所以荐桓谭者，望能以忠正导主豺狼当路，安问狐狸D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大丈夫安能久事笔墨间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F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福至心灵，祸来神昧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G古人贵朝闻夕改孤则易折，众则难摧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H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何不食肉糜韩信能忍胯下之辱汉朝与夜郎谁大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J鸡鸣狗盗之徒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将欲取之，必姑与之军令有所不从军法不可私，名节不可亏骄奢生于富贵，祸乱生于所忽疾风扫落叶兼听则明，偏信则暗K口有蜜，腹有剑L洛阳强项令M莫敢饰诈，务尽其情P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Q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秦始皇焚书坑儒骑虎者势不得下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
资治通鉴优美片段400字
1、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所谓礼教,在于分辨贵贱,排比亲疏,裁决万物,处理日常事物.没有一定的名位,就不能显扬；没有器物,就不能表现.只有用名位来分别称呼,用器物来分别标志,然后上下才能井然有序.这就是礼教的根本所在.如果名位、器物都没有了,那么礼教又怎么能单独存在呢!当年仲叔于奚为卫国建立了大功,他谢绝了赏赐的封地,却请求允许他享用贵族才应有的马饰.孔子认为不如多赏赐他一些封地,惟独名位和器物,绝不能假与他人,这是君王的职权象征；处理政事不坚持原则,国家也就会随着走向危亡.卫国国君期待孔子为他崐处理政事,孔子却先要确立名位,认为名位不正则百姓无所是从.马饰,是一种小器物,而孔子却珍惜它的价值；正名位,是一件小事情,而孔子却要先从它做起,就是因为名位、器物一紊乱,国家上下就无法相安互保.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从微小之处产生而逐渐发展显著的,圣贤考虑久远,所以能够谨慎对待微小的变故及时予以处理；常人见识短浅,所以必等弊端闹大才来设法挽救.矫正初起的小错,用力小而收效大；挽救已明显的大害,往往是竭尽了全力 也不能成功.《易经》说：“行于霜上而知严寒冰冻将至.”《尚书》说：“先王每天都要兢兢业业地处理成千上万件事情.”就是指这类防微杜渐的例子.所以说,区分地位高下最重要的是匡正各个等级的名分.2、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臣司马光曰：智瑶的灭亡,在于才胜过德.才与德是不同的两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一概而论之曰贤明,于是就看错了人.所谓才,是指聪明、明察、坚强、果毅；所谓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待人.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统帅.云梦地方的竹子,天下都称为刚劲,然而如果不矫正其曲,不配上羽毛,就不能作为利箭穿透坚物.棠地方出产的铜材,天下都称为精利,然而如果不经熔烧铸造,不锻打出锋,就不能作为兵器击穿硬甲.所以,德才兼备称之为圣人；无德无才称之为愚人；德胜过才称之为君子；才胜过德称之为小人.挑选人才的方法,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而委任,与其得到小人,不如得到愚人.原因何在?因为君子持有才干把它用到善事上；而小人持有才干用来作恶.持有才干作善事,能处处行善；而凭借才干作恶,就无恶不作了.愚人尽管想作恶,因为智慧不济,气力不胜任,好像小狗扑人,人还能制服它.而小人既有足够的阴谋诡计来发挥邪恶,又有足够的力量来逞凶施暴,就如恶虎生翼,他的危害难道不大吗!有德的人令人尊敬,有才的人使人喜爱；对喜爱的人容易宠信专任,对尊敬的人容易疏远,所以察选人才者经常被人的才干所蒙蔽而忘记了考察他的品德.自古至今,国家的乱臣奸佞,家族的败家浪子,因为才有余而德不足,导致家国覆亡的多了,又何止智瑶呢!所以治国治家者如果能审察才与德两种不同的标准,知道选择的先后,又何必担心失去人才呢!3、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后.封伯鲁之子于代,曰代成君,早卒；立其子浣为赵氏后.襄子卒,弟桓子逐浣而自立；一年卒.赵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主意.”乃共杀其子,复迎浣而立之,是为献子.献子生籍,是为烈侯.魏斯者,魏桓子之孙也,是为文侯.韩康子生武子；武子生虔,是为景侯.赵襄子因为赵简子没有立哥哥伯鲁为继承人,自己虽然有五个儿子,也不肯立为继承人.他封赵伯鲁的儿子于代国,称代成君,早逝；又立其子赵浣为赵家的继承人.赵襄子死后,弟弟赵桓子就驱逐赵浣,自立为国君,继位一年也死了.赵家的族人说：“赵桓子做国君本来就不是赵襄子的主意.”大家一起杀死了赵桓子的儿子,再迎回赵浣,拥立为国君,这就是赵献子.赵献子生子名赵籍,就是赵烈侯.魏斯,是魏桓子的孙子,就是魏文侯.韩康子生子名韩武子,武子又生韩虔,被封为韩景侯.4、刘邦,字季,为人隆准、龙颜,左股有七十二黑子.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初为泗上亭长,单父人吕公,好相人,见季状貌,奇之,以女妻之.刘邦,字季,为人高鼻梁、眉骨突起如龙额,左大腿上有七十二颗黑痣.对人友爱宽厚,喜欢施舍财物给人,心胸开阔,素来有远大的志向,不安于从事平民百姓的日常耕作.起初,刘邦担任泗水亭长,单父县人吕公,喜爱给人相面,看见刘邦的形状容貌,认为很不寻常,便将女儿嫁给了他.5、魏将薛道标引兵趣寿阳,上使齐郡太守刘怀慰作冠军将军薛渊书以招道标；魏人闻之,召道标还,使梁郡王嘉代之.怀慰,乘民之子也.二月,丁卯朔,嘉与刘昶寇寿阳.将战,昶四向拜将士,流涕纵横,曰：“愿同戮力,以雪仇耻!”北魏将领薛道标领兵奔赴寿阳,齐高帝让齐郡太守刘怀慰伪造冠军将军薛渊的书信,招抚薛道标.北魏方面闻讯以后,便将薛道标召回,让梁郡王拓跋嘉替代他.刘怀慰是刘乘民的儿子.二月,丁卯朔（初一）,拓跋嘉与刘昶侵犯寿阳.在将要交战的时候,刘昶面向东西南北四方,对将士们叩头行礼,崐泪流满面地说：“但愿大家齐心合力,为我报仇雪耻!”
资治通鉴中哪段历史最精彩
应五代十国
资治通鉴成书与北宗年间，由司马光主笔完成，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到后周显德七年，时间跨度1300多年。
司马光写此书时北宋立国超过百年，是五代十国后第一个统一王朝，是离那个战乱年代最近的朝代，所以北宋史学家和官方所保留的五代十国的材料和史料很全也很真实，而且与司马光同时代的欧阳修编修了《新五代史》，是历代史学家研究五代十国时期的主要史料，司马光必定借鉴而且也和作者本人有过交流，所以《资治通鉴》当中那个时期的历史事实是很丰富也很贴切史实的。
而战国时期和三国时期距离北宋分别相差1000多年和600多年，司马光只能是通过前人的著作比如《战国策》、《三国志》或者民间杂记来还原那个时期的历史，而这样难免会出现偏离真实历史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