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水照《苏轼传》摘抄
苏东坡传读书笔记摘抄《苏东坡传》被誉为20世纪四大传记之一。
在林语堂笔下，讲千年前的苏东坡的故事娓娓道来，这是一位豁达乐观的智者，天才横溢，是乐天达观随遇而安的伟人，随着林语堂的笔触，一个生动形象的苏东坡向我们走来。
中国文化史上，苏东坡无疑是一座巍峨的高山。
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
对于诗词、文赋、书法、绘画，苏东坡几乎无一不精，无一不能。
散文方面的“唐宋八大家”，苏轼位居其列。
宋词方面有“苏辛”之说，苏轼开创了豪放派的词风。
书法上宋四家的“苏黄米蔡”苏轼排名第一，行揩《前赤壁赋》、行书《黄州寒食帖》享誉书史。
苏轼的画是文人画的典型代表，他明确提出“诗画一律”的概念，林语堂评价说:“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一则是由于他对自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而不移，二则由于他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
” 从人生经历上看，苏东坡的遭遇坎坷、磨难深重，亦十分罕见。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
33岁时苏东坡一度进入中央政权的中心，但很快由于政见不合，他便开始了大半生的颠沛流离，但一生也未能逃离波谲云诡的政治漩涡。
35岁时他正当盛年，被贬往杭州任通判，从此开始了恶梦般的贬谪流放生活，按时间顺序大致排列如下:密州、徐州、湖州、黄州、登州、颖州、扬州、定州、惠州、英州、儋州。
这个路线图总的趋势是离政治中心越来越远，而离黎民百无耻政客的中伤、流言、攻击、陷害，他不屑反驳与回击，只是莞尔一笑，然后收拾收拾行李奔赴下一个流放地。
在惠州的松风阁流连漫步时，他想到的是“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能放下的是个人恩怨以及功名利禄。
而百姓万民之忧乐却总是挂在他的心间。
兴修水利、赈济灾民、减免租税、平反冤情、为民请命……每到一地，苏东坡总是造福一方。
所以，林语堂称他是“百姓之友”。
他把任何一个流放地都当作文化传播的场所。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杭州西湖因东坡而灵动，而“苏堤春晓”成为西湖十景之首。
他把长江边的荒僻之地黄州打造成一座文化高地，“东坡赤壁”由此名扬天下。
惠州的“玉塔微澜”、徐州的“放鹤亭”、扬州“三过平山堂”，莫不浸润着苏东坡的旷世情怀。
《苏东坡传》读书笔记_篇二 日月经天，江河行地。
历史在时光的沙漏中一点一点溜走，渐渐被掩埋，当我们回首时，已经了无痕迹。
然而当我们真正去聆听和抚摸这尘封的记忆时，却总有那么一个名字在浩瀚的历史天空中响彻回荡。
往事如烟，似水流年，却带不走这样一个熟悉的名字，一个为人所传诵，为人所敬仰，为人所品味的名字——苏轼。
苏东坡永远是一个谜。
他是一个政治家，一个大文豪，一个月夜徘徊者……而这并不足以道出他的全部。
苏东坡一生坎坷，纵然历“乌台诗案”，宦海沉浮，然直面挫折，化解苦痛，“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这是何等洒脱。
“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何等坦然。
苏东坡昂然挺立，捋须而笑，他的心灵完全向自然敞开，承受灵性的诱惑，以心灵的真实来体验生命的过程。
但正像林语堂称其为乐天派一样，似乎是没有什么是可以真正使苏东坡止步不前，有所畏惧的，他敢于说：“我做华堂上，不该麋鹿姿。
”他敢于向帝王直言陈述：“苛政猛于虎。
”林语堂评价苏东坡说：“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
”正是因为苏东坡人格中那豁达乐观的一面，他的诗词奔放灵动，豪放不羁。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背后，是诗人广袤千里的豁达胸襟。
他至情至性。
一生交友无数，知己遍天下，兄弟对他情深厚重，妻子对他关爱有加。
“十年生死两茫茫”，悼念亡妻凄婉哀伤。
他热爱生活，仅在美食方面，就有轶事、传说数桩。
他自己研究烹饪之法，更是留下了“东坡肉”以传后世。
他的一生似一阵清风。
苏东坡一生都追求着这样的浩然正气，他不偏执，不狭隘，在王安石一党掌权时，在各 地都积极推行新法时，苏东坡和他的一干朋友，站出来指责新政，结果被贬谪;而在新法被全面废除时，他依旧没有严格执行，他留下了他认为对百姓有利的新法，被京中新贵所不容。
但是一代大师终于还是走了，走在了北归途中，但即是面对死亡，他走的依然坦然，可以不念西天，不念来生。
此心安处是吾乡。
林语堂先生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
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是的，苏东坡为文人留下了千古标杆，他为世人留下了至情至性的灵魂。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东坡传》读书笔记_篇三 谁说的和原话都记不得了，大意是传播中国文化就要像林语堂一样，他是能用英文写作的少数中国作家。
此前我只读过林语堂的一些文章，全本的书这是第一次读。
选了他的《苏东坡传》。
看了前言他对苏东坡的喜爱，我就完全可以确信，这是一本一等的书，毕竟作者的全部热情都在其中。
说到大才子，唐，想到的第一个大多是李白;宋，想到的第一个大多是苏轼。
从流传的民间小故事里，可以看出李白和苏轼这两个天才的些许不同。
李白，或是下水捉月，或是骑鲸飞升，或是粲花之论，或是力士脱靴贵妃捧砚，无不带有浓浓的仙气和浪漫色彩。
人们心中，李白是学不来的，他的浩荡才气和仙气绝无可复制性，五千年，只出了一个李白。
而苏轼则不然，他修的河堤叫苏堤，研究出的做猪肉的法子叫东坡肉，还有个了杜撰的妹妹苏小妹，还常常和佛印调笑嬉闹。
是如果说李白是活在天上，那么苏轼就活在人间，他更真实，更可亲。
李白那样的仙气不能复制，东坡那样的魅力同样是无法复制的。
用儒家的精神入世，用道家的精神出世，用佛家的精神超脱，他完美的诠释着宋代文人儒释道三家融合的趋势，是北宋文人最精彩的一位。
我最敬佩东坡的是他的真旷放，他不像陶潜一样把出世作为无法实现人生抱负的末选，也不像辛弃疾一样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
在苏轼的眼中，世上没有坏人，一切都很美好，不管是流放还是牢狱，似乎都不能成为击倒他的箭矢。
谪居黄州，没钱买别的肉，就买当地最便宜的猪肉，专心研究怎么做的才能做的好吃，又发配到岭南，一片蛮荒之地，也能因为有荔枝可以吃，便一笑置之。
读完后对照林语堂的一些事迹，不免觉得两个人有很多相通之处，我想林语堂为苏东坡作传，大概也是因为苏东坡是他希望达到的境界，自勉也勉励后人吧。
王水照《苏轼传》读后感，越多越好
断断续续，半个多月才看完王水照老师的这本《苏轼传》，感慨良多。
东坡是中国文人中我非常喜爱的，可以说是最喜爱的一位，此次翻开这本传记，自然主要是因为对传主的爱戴，当然和优秀的文笔也是分不开的。
那是一个初秋的早上，和煦的阳光洒满屋内，我从朋友的书袋内掏出这本书，赫然三个隽秀的字映入眼帘：苏轼传。
朴素而清新淡雅的封面，良好的印刷，最重要的著者深厚的功力均深得我心，加上传主是我最喜欢的一代文豪，于是迫不及待地打开一睹为快。
可以说书没有让我失望，我是一个队文字相当敏感的人，文字的质量会大大影响我对一书的爱恶，而此书于文字之流畅优美来说绝对是上乘之作，行云流水般的文笔娓娓道出东坡传奇的一生，跟随着著者的脚步，我仿佛进入了那个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的川蜀大地，看到了稳健自信的明允公，乐善好施的程夫人，还有可爱的苏轼苏辙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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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渴望看到的情节书中几乎没有遗漏，苏轼考进士、任徐州、杭州知州，乌台诗案，贬官黄州，写下一首首惊天地泣鬼神的诗词，一篇篇流芳百世万古不朽的美文，一页页通天地之气得日月之精的丹青墨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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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既有对人物生平流畅而传奇的叙述，精彩动人，跌宕起伏，又有对东坡诗文书画的专业性评论，高见迭出，云霞满纸，着实令人大呼过瘾，十分解渴。
换句话说，这是一部能让外行看够热闹，让内行看够门道的大书好传。
著者不愧是多年研究东坡的专家，其对东坡的叙述远远不止于其生平遭际，而是把对其人艺术精品的解读始终贯穿于书中，据我草草统计，起码不下四成之多。
这样，我们在跟随作者饱含深情的笔墨去感受东坡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大哭大笑的传奇一生以外，还可以尽情品咂这位文学天才不世出的才华与真情。
中国古代，文化底蕴高耸若泰山，文坛才子繁若苍穹群星。
而我独钟情于东坡着，一是因为他的天才，以及他远超于常人的达观。
我一直深信，这世界上，很多人可以通过他们不懈的努力做出一番事业，他们是人才；而还有一些人，他们生来就接受了造物主的禀赋，如达芬奇之于绘画，拿破仑之于兵戎，乔丹之于篮坛，苏子瞻之于诗文书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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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真正的天才
我们无需妒忌他们天资过人，因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他们接受得多，承受得也多，他们往往会为自己的天才付出比一般人多得多的代价和艰苦，苏轼正是其中的一位，而他令人敬仰之处绝不仅仅因为他的天才，而在于——正如本书副标题所说：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他能不断以自己的悟性和对文化的游刃有余般的领悟，让自己不断地升华，不断地超越，不断地解脱，不断地成熟，于是乎，文坛之花盛开在荆棘丛中，诗文巨星闪耀于苦海云天之上
千年而下，那个在苦难中不屈不挠、坚若磐石般的伟岸身躯，仍像东去的波涛一般，时时碰撞滋润着我的年轻的心田。
二，是他那份真诚的、毫无利己之念的为国为民的大仁之心。
古代文人自幼读四书五经，学圣人之道，却读出了多少碌碌无为的呆气之徒和道貌岸然的虚伪之辈，他们是多余的，甚至是可怕的，他们在白白浪费着国家的钱粮和人民的血汗。
苏轼和他们一样，从小泡在儒家的经典里长大；苏轼又和他们不一样，不仅仅是因为他头脑聪颖，活学活用，更重要的是，修齐治平的理念于他，不是敲开富贵之门的砖头，也不是通往欺世盗名之地的阶梯，而是真正的信仰与坚持，虽百折而不悔，虽千锤而无憾
历经风雨，那份心怀天下，一念为民的耿耿赤子之心，令千年之后的我辈热泪盈眶，心暖不已。
他在其位一心谋其政，不在其为还要谋其政，徐州抗洪，杭州修堤，密州抗蝗抗旱救弃婴，儋州开荒开土倡文化，他就和他的文采所至一样，触处生春，只要有他管辖，就有一方百姓的安宁与快乐；只要有他在场，他就会用他的幽默带来一隅的欢声和笑语
高中历史课本上提及一些进步的封建士大夫总是说：他们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和人民大众仍是相对的。
我想，如果他们了解了苏轼的一生，不知还会不会说出此等无耻之语来。
该书也有些许不足，首先可能是对苏轼有些过于美化（其实拙文又何尝无此弊端，呵呵），比如在乌台时他的卑弱、绝望，展现得似乎并不十分充分，其在政治上的幼稚和意气用事，也总是曲为之说。
再次是有的情节交代的不是特别明确，这主要表现在对苏轼一些好友的交代。
比如有的好友（如巢谷）是苏轼年轻甚至年幼时就认识的，却到了老年才交代，难免令人有乱入之感。
当然东坡一生的经历过于丰富，可能彼出场之时作者有更重要的事情和人物需要介绍，就顾不得这些过于繁芜和相对而言无关紧要的线索了。
再说一句，这部书之所以引人入胜，主要是因为它的叙述手法和理念完全是中国化的，非常适合在话本评书和明清小说堆里泡大的传统中国读者；而相对而言，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本来就是给西方读者写的，又是先写成英文又翻译成中文的，初读可能会有点不适之感。
求王水照和林语堂的苏东坡不同之处 越多越好
立场不同吧。
王和苏是政敌，写苏的评传自然对王就贬多一些。
历史书对“革命”有特别的爱，所以对王安石改革评价就高一些
谁有描写苏轼的语句，都要经典
李清照 有篇论文 仅供参考 从“以诗为词”到“词别是一家”的评述 江苏省如东县袁庄初级中学 柏亚琴 [摘 要] ： 词是由诗歌与音乐结合而产生的。
它既属于音乐,又有着属于诗歌的文学属性。
然而诗与乐的结合并不是平衡的。
其结合形式往往会发生矛盾。
本文试从词与诗的历史渊源，来分析苏轼的“以诗为词”.苏轼的改革，使词的文学属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提高了词的地位。
这必然会涉及到了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词的音乐属性。
本文再以词与音乐的血缘关系，来分析李清照的“词别是一家”。
李清照的“词别是一家”的观点，使词在音乐方面得到了提高，使词更趋于完善。
[关键词] ：诗与乐的结合，苏轼，“以诗为词”，李清照，“词别是一家” 词是随着隋唐燕乐的流播，由诗歌与音乐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新兴格律诗体。
它有着既属于音乐，又属于诗歌的双重属性。
诗与乐的结合，在其初期音乐明显地占着支配地位。
从五代至柳永，词为艳科，填词以协律为要，表意以婉约为宗，词附庸于音乐。
作者要制词，必须先依曲子的节拍长短，倚声入调。
到苏轼时代，词逐渐脱离音乐而变为“不歌而诵”。
特别是苏轼的“以诗为词”，从词与诗的渊源这一角度，力求摆脱音律对词的束缚，使词风突变，解放了词体，开拓词境，提高了词的品格，使词摆脱了附庸的地位而蔚为大国，成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
苏轼“以诗为词”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词境的拓展。
苏轼革新词体，内容和题材不断扩大，突破了词为“艳科”的旧藩篱，使词从“花间”“尊前”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生。
苏轼不仅以词写男女之情、离别之恨、羁旅之愁等传统题材，而且把诗人惯写的怀古感旧、伤时论世、纪游咏物、悼亡赠友、谪居谈禅、咏史游仙、农事村景、说理议政等等题材和内容全部纳入词的创作领域，凡可为诗者皆可入词，词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地。
五代、宋初之词，题材狭窄，内容贫弱。
在苏式看来，诗的表现疆域，是一个海空、无拘无束的大自在。
诗既然如此，作为诗之苗裔的词也理当如此。
因此，他不满时人以“艳科”为绳索，对词分横加种种束缚。
许多时人认为应该在诗中表现的题材和内容，他都一一纳入词中，彻底冲破了词为“艳科”的牢笼，把词从相思眷恋、离愁别恨的狭小樊篱中解放了出来，引向广阔的社会人生。
为宋词的创作开辟了无限广阔的艺术天地，给词以新鲜的血液和生力。
其二词风的改革。
苏轼打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一扫旧习，以清新雅练的字句，豪迈劲拔的笔力和纵横奇逸的气象来写词，使词作仿佛“挟海上风涛之气”（），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形成了与苏诗风格相似的词风。
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 （苏轼不仅以诗文句法入词，且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突破词的音律束缚，以便更充分地表情达意，使词为文学而作，不尽为应歌而作。
唐五代以来，词在风格上专主柔曼婉媚。
从温庭筠到柳永，这一期间许多词家的众多词作，虽也有雅俗之分，但词风的总体倾向于婉媚，而且词从的内容到形式都依附于音乐。
苏轼对此颇为不满。
突破词的音律束缚，将诗的风格引入词中，推动着对词的内容与形式的纯文学的追求。
这一重要的转变，正是词的文学生命重于音乐生命之始，大大提高了词体的表现力。
这也是苏轼对词的一大贡献。
其三，风格多样化。
唐五代以来，词以婉约为宗，风格单一。
苏轼认为，词的风格不应偏侧于婉媚一隅，而应如诗一般刚柔兼具，多姿多彩，横竖烂漫。
苏轼对弥漫词苑的浮艳柔媚之气极为不满，于柳永与婉约词派之外，另立一宗，成为宋代豪放词派的卓越开创者。
但苏轼的词不只有雄放的一面，而是随意境的变化，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
如（花褪残红青杏小），写佳人欢笑而搅动墙外的春愁，风情妩媚动人，于真挚细腻之中独凝重淳厚之笔。
王士祯评曰：“恐屯田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彼但解作‘大江东去’耶
” 开创豪放风格，诚然是苏式革新词风的重要方面，但其革新词风的旨意和功绩却不尽在于此。
苏轼革新词风，并非单纯反对婉约，而是要改变婉约风格独主词坛的局面，使词的风格由一元化朝多元化发展，形成婉约、豪放、清丽、韶秀、旷远等多种风格同秀共荣的局面。
其四，以词陶写情性。
他把士大夫的情性志趣注入词中，并把士大夫的情性志趣与市民喜好的通俗文艺形式结合在一起。
开拓了词的抒情功用，使词于合乐歌唱之外有足以自立的文学价值。
提高了词的品位，也增强了词的生命活力。
另外，他还从人的情感需要出发，以体现主体情性为主要宗旨。
这与传统诗偏重社会政治的功利性不同，而贴进一般士大夫文艺生活和歌词创作的实际。
是对传统诗作了合乎人情的修正，因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综上所述，苏轼倡导词之诗化，在词的题材、内容、风格、抒情功用，用等领域里所进行的一系列革新，可以归结为一个方面：即注重、开发、增强词的文学属性，使词摆脱附庸于乐的僚属地位而向诗回归。
这就势必涉及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怎样看待词的音乐属性
苏轼倡导词之诗化，注重词的文学属性，并非不顾词的音乐属性。
然而，苏轼重视词之音乐属性，并不意味着对乐曲音律谨守不渝，当乐曲音律的严格要求与歌词文意的表达需要发生冲突时，在词的双重属性之间，两相权衡，他往往更偏重词的文学属性而不愿受音律的严格束缚。
苏轼的这种做法遭到当时及后来一些重音律文人的讥议。
（）云：“东坡尝以所作从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
’二人皆对云：‘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
’”这里所说的“先生小词似诗”，并非褒词。
更为直截尖锐的是陈师道所作的云：“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舞，县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指出苏词所以“要非本色”，缘由在“以诗为词”，混淆了诗词的界限，批评堪称激烈大胆。
正是在这种氛围下，李清照作，标举“词别一家”。
如果说，苏轼是以文学为本位来认识词的体性，强调了词与诗的历史渊源和共同之处；那么，李清照则以词应合律为基本立场，强调了词与音乐的血脉联系和词与诗的不同之处，以此来认识、维护词的独特性，严分诗词界限。
首先是词必须合于音律。
李清照认为，词自唐代诞生以来，就与音乐有着不解之缘。
尽管唐以来新的词调层出不穷，词的体式也流变日繁，但词作为“歌词”的性质始终未变。
因而，合乎音律，是词区别于诗的首要特点。
她以此为绳墨来衡量前人词的长短得失，认为，柳永词虽然“词语尘下”，但却能“变旧声作新声”、“协音律”，因而“大得声称于世”；而欧阳修、苏东坡等人虽为文坛泰斗，“学际天人”，但他们的词“往往不协音律”，故而流为“句读不葺之诗”。
李清照对词应合律的要求，远远比前人严格。
在她看来，非但“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的苏轼词不合要求，就是“左宫右徵，和婉而明丽，为北宋倚声家初祖”的晏殊词，也不合规矩。
因为李清照对词之是否合乎音律，有着一整套具体的甚或是细致入微的衡量标准： 第一，歌词要分五声。
所谓五声，指古代音乐五声音阶中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级。
也称五音。
自南朝沈约等发现汉字有平、上、去、入之四声以来，论者每欲将字之四声与乐之五声相配。
唐代时，刘善经、元兢、徐景安等均有此种说法。
李清照所谓歌词“又分五声”，即是要歌词的平、上、去、入，追逐乐曲的宫、商、角、徵、羽，以使字的声调与乐的腔调吻合。
李清照认为，诗之声律公分平仄，而词之声律得细分平、上、去、入以与乐曲之宫商相合，较诗远为严格。
尤其当词之押韵处，于字声分辨不细，取用不切，“则不可歌矣”。
第二，要分辨六律。
所谓六律，是古代乐律中十二律吕的简称。
我国古代音乐有一律制：从某标准音高起，把一个音级按三分损益在一个八度内分成由低到高的音分值不完全相等的十二个半音，称作十二律吕。
即：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
其中黄钟、太簇等奇数各律称律，合称六律；大吕、中吕等偶数各律称吕，合称六吕。
李清照认为，乐曲音律中的五声，不是一种凝固不变、静止不动的恒定模式，而是随着乐曲所属宫词的不同而迁徙变易、流动不居的。
因此，要使歌词的字声吻合于音律，就不能依葫芦画瓢，呆板地以平、上、去、入与宫、商、角、徵、羽对应，而须根据乐曲所属的不同宫调，灵活变通地掌握五声，审音用字，方能使歌词与乐曲音律唇吻一致。
第三，歌词在“分五声”、“分六律”之同时，还须“分五音”，“分清浊轻重”。
所谓五音，此指按声母的发音部位而区分的唇音、齿音、喉音、舌音和鼻音；所谓清浊轻重，则是指发声时由声母送气与否、带音与否等原因造成的字声阴阳之差异。
清、轻字阴声；浊、重字阳声。
这是李清照对歌词字声的又一严格要求。
李清照对词应合律的这些要求，是她用以区分诗词差别的标尺，也是她词“别是一家”之理论的主要基石。
这些要求如此严格，反映出她对词之音乐属性的充分重视。
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以“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的具体要求，把人们关于词应合乎音律的认识明确化、理论化，为在文体形式上分清词与诗的差异提供标准，以规矩成其方圆，以此维护了词的本色。
这标志着词在音乐属性这一方面的新阶段。
其次要词应有自己的审美特点。
一、词要高雅。
如对柳永词，她虽肯定其善于“变旧声作新声”，“协音律”，但不满其“词语尘下”，格调低俗。
主张为词应象南唐君臣那样“尚文雅”，要有士大夫的清高和情趣。
二、词要浑成，讲究意象的完整和全篇的整体美。
李清照认为，张先，宋祁等人工与练句，“时时有妙语”，但刻求语句之心太重，而经营全篇之意不足，所以其词往往有句无篇，未达浑成之境。
三、词要讲究情致。
北宋时，诗言志词缘情各有专司，已成共识。
李清照此处所言情致，亦即指柔情离怀之类。
这从她南渡前的作品可以知之。
秦观词“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因而得李清照首肯。
四、词要典重，崇尚故实。
秦观词虽有情致，但沉溺其中，气度未免柔弱，原因正在“少故实”。
贺铸词之缺憾也在于此。
然而，词中用故实也要妥溜圆通，如此方见典雅之致，如黄庭坚词一味崇尚故实，反为疵病。
五、词要用铺叙手法，这里指慢词而言词家铺叙之法始于柳永李清照说晏几道“苦无铺叙”，尚无具备当行家里手的全部功夫。
六、不能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以才学为词。
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等人，“学际天人”，“文章似西汉”，有大学问，具大手笔，但以之为“小歌词”，则人必绝倒，因为不符合词的审美特点。
李清照的这些关于词体创作的见解，是在通过对诸多名词家的评论中显现的。
在她的笔下，他们总是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从而抓住这点进行评述，丝毫没有意识到认识问题应全面公正的对待。
重要的是，她想通过批评名家词的长短得失，使人们认识词的审美特点，以明确词为何“别是一家”
因此我们应当看到，她对北宋词坛的鸟瞰式批评，是为了借此说明词别是一家的具体内涵，而不是在于评述各家词的优劣得失。
她所提出的这些审美标准，对后人认识、掌握传统词风的艺术特征，进行填词的艺术创作实践，都有指导意义。
然而，李清照对词所标举的典重、故实、高雅、浑成等要求，同样也是诗歌的传统审美规范。
从中我们反而可以看出词与诗的密切联系。
再次，词和诗各自适宜表现的题材和要求。
这是李清照“别是一家”的内涵之一。
到了李清照所处的时代，诗言志词缘情已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
我们只要比较一下李清照所作的诗词作品，便不能发现其间的明显差异在她的诗作中，我们会发现她对偏安于一隅的南宋统治者的鞭鞑，对侵略者的仇恨，对家乡父老的深切怀念。
如诗云：“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友，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然而在她的词作中，却看不到这样慷慨悲壮的语句。
前期词多写少妇闺怨，词风比较清新如等；后期词则转向悲哀深沉，如《声声慢》、《永遇乐》等。
题材、内容与其诗截然不同，就连风格也迥异，此中原因，不在其它，正在“词别是一家”的观念。
总之，诗与乐的结合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词正是在这矛盾中走向成熟、完善。
苏轼“以诗为词”的革新，从词与诗的历史渊源，开发了词被合乐应歌而掩埋遮掩了的文学属性，在词这一通俗文艺的形式躯壳中，注入了传统诗歌的灵魂。
使词从酒楼歌肆走向书斋案头，从歌儿舞女之口走向士大夫的心灵深处，成为一种抒情诗体。
苏轼不愿恪守音律的严格约束，既有高扬词的文学属性，使词向诗回归的积极用意，毕竟也存在有对词之音乐属性重视不够的缺憾。
李青照的“词别是一家”的理论，首先从词与音乐的角度，提出词应合律。
并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词要分五音、五声、五律等等，以此来区分词与诗，从而使词的音乐属性较之以前得到了提高与完善。
其次从文学角度区分诗与词。
然而我们不难看出：李清照主张“词别是一家”，维护词的传统风格，旨在说明诗词界限。
词作为一种文艺形式，有着特殊性能和独特风格。
它极富变化的句式、句法、声律、叶韵等特点，密切配合乐曲之优长，又确非诗之所有，较诗更适宜表达宛转曲折的感情。
因此，李清照主张词“别是一家”，不应将词与诗等同视之，自有其合理的一面。
然从词的起源，我们不难发现：词与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她一意严分诗与词的疆界，反而显得有些过犹不及。
我们应该承认词与诗有不完全相同的体性和风格，也应该承认词与诗并非完全不相同的事实。
词作为合乐之诗，兼具它的诗歌母体和音乐母体所遗传及赋予它的双重职能，既应抒写情志，以充实的思想内容感动人心，亦应吻合音律，以完美的艺术形式悦人耳目。
珠联壁合，方是歌词创作的理想境地。
参考书目： ①《宋代文学通论》王水照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7.6第1版 ②《词学论稿》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 ③《中国古代文学史》 马积高 黄 钧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6 ④《中国词学批评史》方智范，邓乔彬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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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苏轼 读《苏轼传——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 张（王景） 春色浓如酒之际，读到《苏轼传——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一书，直欲酩 酊数日。
这本书有着泛黄的古旧色调的封面，封面上按藤杖、坐盘石、醉态萧然的 画像，以及酣墨淋漓、云烟满纸的题字，对我来说如同故友召唤。
一气读 完，我又一次走近了苏轼，一个旷世奇才，士大夫心仪神往的人格典范， 民间妇孺喜闻乐道的豪士雅客，有一派刚直不屈的执著风节、一颗善于解 脱的智慧心灵和一副眼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的善良心肠。
苏轼的魅力是 一个谜，是因为他的身上包含了最大限度的人性的丰富性和发展的可能性， 所以能使传统文化通过他这个载体历久弥新地在当代社会呈放光彩。
人们 对苏轼所创造的文化世界，冠之以“苏海”之称。
这虽然是片“汪洋渺弥、 横无涯际”的海，但至少我们可以“走近苏轼”——这四个字是王水照先 生去年年底在复旦时一次演讲的题目，而由先生和其弟子崔铭所著的这本 书则是我们走近苏轼的极好向导。
著述最忌随人后，何况传主是这样一位旷代伟人。
现代为苏轼作传的人很 多，最有影响的是林语堂先生，在他老辣恣肆的笔下活跃的完全是“林语 堂式的苏东坡”。
又如曾枣庄的《苏轼评传》，再现的则是“学者眼中的 苏东坡”。
在历史学家那里，苏轼是一个夹在北宋变法与反变法斗争之间 的政治家。
在一般读者的眼里，“一百个读者眼里便有一百个苏东坡”。
这本书刻画了这样的苏轼，“决不是一个道貌岸然、可望而不可即的圣贤， 而是一个生活在现实之中，有血有肉、有着常人一样喜怒哀乐的普通人”， “是现世性与超越性水**融在一起的一位智者”（结束语）。
于是，传 记以平和亲切的姿态、娓娓而谈的方式一下子走近了苏轼，也走近了普通 读者，同时，它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实在很多。
“信史”与“戏说” 坚持“无一事无来历”，是作者写作的一个根本原则，此书因之可作苏轼 传记的“信史”，这从“后记”中作者对苏轼容貌的考订中即可见一斑。
在当代文坛特别是影视剧创作中，我们看到了太多与历史真实相差甚远的 被“戏说”出的人物，其中大多数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类。
为文学家作传 记，其生动性不亚于“戏说”，而其严肃性又能作到事事皆有凭据的，非 此书莫属。
作者能作到两者的完美结合，“实在有赖于有关苏轼的种种材 料，在他本人和其他宋人的笔下，原已十分丰富、鲜活，无需我们再作太 多的虚构了”，然而这也与作者的写作技巧相关。
如在体例安排上，全书十二章，下面并不分节列标题，而是自然分出若干 段，用一句话或作概括或导引，类似于章回小说的写法但亦不全同。
这种 别开生面的安排既能使全书眉目清晰，又能达到环环相扣、引人入胜之功。
又如材料处理上，尽量避免冗长的介绍叙述，而出之以生动活泼的笔触。
以苏轼的政治遭遇为例，苏轼一生历经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 徽宗五个朝代，这是朝廷内部政局多变、党争不断的时代，苏轼一生的坎 坷经历是由他的政治命运决定的，然其身外的复杂政治势态即使用皇皇巨 著来阐释也不嫌冗。
传记作者颇能举重若轻，十分善于用场面描写和人物 对话来再现当时的政治环境，神宗、曹太后、王安石、司马光等人物虽着 墨不多，也能栩栩如生。
如第二章神宗召见苏轼的问答、第五章神宗与祖 母曹后的对话、第八章苏轼与王安石的会面、第十章苏轼与司马光、程颐 的矛盾，场面历历在目，人物声情俱现，大可径直搬入剧本。
“传心”的艺术境界 苏轼大量文学作品以原生态的形式成为他一生最真实的形象写照，也成为 后世接受他的直接媒介，那么，以他的文学创作作为全书的基本构架，引 导我们追溯漫游于“苏海”之间，应是最恰当的一种方式。
著者取材的重 点就放在苏轼本人的作品，而恰好在这里著者发挥了自己的优势，以细腻 灵敏的艺术感悟和流畅优美的文笔将苏轼的作品演绎得极其动人。
如对于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 一诗，著者这样写道：“不曾饮酒为什么会突然觉得头脑昏沉、神思恍惚
我的心已随着你渐远渐逝的身影一同离去。
寂寞的归途，你尚且可以一心 系念家中的老父，而我，行走在异乡的旷野，用什么来安慰心中的孤独
” “呵，子由，今夜寒灯相对，你可会想起怀远驿中我们曾经相约的誓言
何时才能相见
何时才能一同听夜雨萧瑟连绵
”（第一章）我想，若苏 轼灵光重现于今日，从他笔下流出的白话新诗一定就是这样了。
这样的例 子在传记中俯拾皆是，不仅与原作珠联璧合，毫无佶屈聱牙之病，而且流 转生情，诗味浓郁，这是传记深深感染打动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想起冯煦曾评秦观云：“他人之词，词才也；少游，词心也”。
此语亦可 借来评本传记的作者：“他人之传，传才也；先生，传心也”。
在作者的 笔下，我才明了为什么东坡的侍妾朝云每唱到《蝶恋花》词中“枝上柳绵 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之句时，就泪满衣襟，而东坡自朝云亡后终身 不复听此词的原因：“苏轼一生升降沉浮，忽南忽北，朝云为此而哭；人 生在世，苦多乐少，欢娱稍纵又逝，朝云为此而哭；人命如纸，一呼一吸 之间便有生离死别之虞，朝云为此而哭”。
我也更能理解苏轼终身难解的 深刻的思乡情结，他恋恋不忘绿如蓝的江水、翠扫空的峨嵋、不论钱的白 鱼紫笋，与弟弟的夜雨对床之约，甚至是与朋友对坐庄门吃瓜子炒豆的旧 事，是呵，“乡愁就是这样一些琐碎的日常经验，一种遥远的亲切温暖的 感觉，它融化在思乡者的视觉、听觉乃至味觉之中”。
能真正走近苏轼的 人，方能契悟其中的委曲深衷。
古今风流一脉，千载知音心曲，当令读者 唏嘘。
典范意义的凸现 苏轼性格与才能的多个侧面及其一生命运起伏，均能在此传记中得到大致 完整全面的勾勒。
苏轼曾说过一种“八面受敌”读书法，即：“每一书皆 作数过尽之”，“每次作一意求之。
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 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
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 此。
”若用于今代著述，恐很多未必能当得起或不合适。
以此法来读《苏 轼传》，却可别有收益。
如要了解苏轼一生行迹，但作此意求之，读者即 可追随苏轼踏遍宋朝杭、密、徐、湖、黄、颖、扬、定、惠、儋等州与汴 京、凤翔等地，历览大半个中国的风土人情、名胜古迹。
经了苏轼的生花 妙笔，再经了传记作者的发明，使读者捧册在手坐游兴浓，得到山水与文 学的双重审美享受，不亦乐乎
如要了解苏轼词的创作情况，若连贯起第 三章“现存苏轼词集表明，他从通判杭州开始填词”，第四章“这时，苏 轼的词的创作迈出了具有划时代的一步”，第七章“面对滚滚东去的长江， 苏轼俯仰今古，浮相联翩，写下千古绝唱《念奴娇 赤壁怀古》”等若干 段落，那么举凡苏词创作的发展历程、优秀词作的鉴赏、其继承与突破、 词史上的定位、以诗为词的特点及其评价等等，就尽皆包含在内了。
虽不 可能达到学术著作的深度，但材料之全面、评论之公允、鉴赏之精微，足 可当文学史来读。
又别作数次，求苏轼儒释道互融共摄的思想历程、书法 绘画的理论创作成就之类，亦如此。
我相信《苏轼传》的广受欢迎，是基于这部作品能在书中不同的部位不同 程度地打动不同读者的心灵。
对于我来说，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作者对苏轼 与民众之间深厚感情以及苏轼在历次挫折中不断超越的描述。
苏轼在任地 方官时捕蝗、治水、开湖、修堤，不辞辛劳，功莫大矣。
他由衷欢喜地歌 颂新式农具龙骨车；他深切体会吴中田妇“忍见黄穗卧青泥”的悲苦；他 在黄州时为救弃儿解囊相助，“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 他在杭州处理民间诉讼时替制扇商画扇以巧妙地解除其困境；他在常州退 还由一老妇人不肖儿子卖给他的百年老屋，而一字不提及钱；他在海南常 “但寻牛矢觅归路”，黎族儿童口吹葱叶跟出跟进；他在度岭回朝、船赴 常州时，运河两岸成千上万的百姓追随瞻望，苏轼曰：“莫看杀轼否
” 此种情景在古代能得几见，苏轼身上所体现的爱民若子、民胞物与的精神 在今天更是弥足珍贵。
而苏轼所达到的最高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其心 灵世界中洒脱飘逸的气度，睿智的理性风范，笑对人间盛衰的超旷”，是 我不敢说亦无法在此篇短短书评中能够说清的，将留待读者诸君，对于现 代人不堪重负日益枯瘠的心灵来说，那必定是极丰盈甘腴有无穷至味的精 神盛宴。
人类在困境中的不断超越，是历史与人生的永恒主题。
正是在这 个主题的意义上苏轼成了典范，其作品成为不朽文学经典的一个重要依据 也即在此。
正如本书结束语所写：“苏轼的意义和价值，并不仅仅在于他 文学艺术领域的卓越成就，他的全部作品展现了一个可供人们感知、思索 和效仿的活生生的真实人生，影响了无数后继者的人生模式的选择和文化 性格的自我设计，从而使他与后世的读者，建立了一种异乎寻常的亲切动 人的关系。
” 本传记附有十五六幅插图，包括人物画像、古迹图片、字画手迹等，图文 参照，相得益彰。
为增强可读性，作者还大量采辑了一些有趣的遗闻逸事， 使读者时时能发会心一笑。
如堪称美食家的苏轼制出了东坡羹、东坡肉， 盛赞“岭南万户春”酒和“日啖三百颗”的荔枝，买不起羊肉，却想出了 令“众狗不悦”的吃羊脊骨的办法。
如果人们能了解苏轼的发明与赞美是 产生于什么样的艰苦环境里，在会心一笑的同时或日后吃到东坡菜时就一 定能品出更加深厚的别样滋味来。
苏轼是这样一个机智风雅、善于谐谑、 富有生活情趣的人，关于他的趣闻自然特别多，颜中其编注的《苏东坡轶 事汇编》就辑有一千一百多则，但作者选取故事的来源均来自宋人的笔记， 虽未必可靠，但能确保其“保留着真实的时代风气、氛围和风俗习惯，有 的固然属于并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却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由此再一 次证明作品的生动性与作者创作态度的严肃是并行不悖的，作品的趣味性 与作者剪裁的功夫是紧密联系的。
当然其中也有作者有限度的虚构、基于 才情的发挥，读者未必能完全认同作者对苏轼作品的解读，但都会承认这 是一部极有特色有吸引力的传记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