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评价嵇康或描写他弹奏广陵散，或评价阮籍的诗句或古文
《中国名胜词典》载：“嵇康墓在安徽省涡阳县城东北30公里的嵇山南麓。
嵇康（774--763），字叔夜，三国曹魏时人。
著名的文学家、音乐家，官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
其与当世名士阮咸、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为友，常驻聚会于竹林之下，时称“竹林七贤”。
因政治上拥护曹魏，反对司马氏集团篡权，为司马昭所杀。
临刑前，他拒绝了二千太学生的营救，索赔琴弹了一曲已成绝响的《广陵散》。
后葬于此。
嵇康墓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 又称嵇中散墓，位于涡阳县石弓镇嵇山南麓（原属濉溪之临涣）。
涡阳建县前属宿州。
清嘉庆10年（1805），宿州知州李清玉《重修嵇康墓》碑文中说：“宿州西百二十里有中散大夫嵇叔夜（字康）墓载在州乘”。
其墓依山凿石而建，巨石封门，上覆山土，墓在山腹中，外表与山一体。
现墓洞已被发现，但墓内被盗一空，只有空墓尚存。
从嵇康性格看待嵇康之死 嵇康是一个很具有性格的人，从他的诗歌里你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嵇康的形象。
嵇康作为一个个人，但是他始终都不曾稍稍改变一下的性格，我认真地看了一下嵇康的作品，从他的言语中我看到他不羁的性格。
我认为嵇康的死正是因为他的性格所至的。
嵇康的死直接原因是他的性格。
嵇康诗的风格，《文心雕龙》评为：“嵇志清峻。
”而《明诗》又说：“叔夜峻侠，故兴高而采烈。
”我们注意到尽管这两者评价不尽相同，但是又应该发现惊人的相似：就是嵇康有一个的诗在《文心雕龙》和《明诗》的作者的眼中都有一个“峻”的特点，由此可以看到嵇康性格中不能容人而又不能容于人的一面。
在《后汉书·朱浮传》中有这么一句话“以峻文诋之。
”这句话中的“峻”是“严酷,严厉”的意思，文如其人，由此我们可以揣度出嵇康的性格中一定有很难被人接受的地方，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揣测罢了。
但是我认为这种揣测幷不是没道理的。
在嵇康的《与山巨源头绝交书》中表达出他自己有九不堪的地方，其中有“不喜吊丧，而人道以此为重，己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瞿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誉”和“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而发，此甚不可二也。
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
”可见嵇康性格中有一种不为世所累的性格，在嵇康的眼中尘世中有太多琐事的烦扰了，而嵇康的本性中是不能忍受这样的烦扰的。
而他向往的生活是忘掉世间的烦忧。
嵇康《养生论》云：“萱草忘忧”。
萱草一名紫萱，又名忘忧草。
吴中书生谓之疗愁。
可见嵇康性情中是无法接受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他渴望的是超脱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正如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表达出来的那样“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
” 其实他表达的意思是他无法接受这样的时代，因为在人间就有送来迎往的忧扰的，这是不可避免的。
嵇康喜欢过无忧无虑的生活，所以他要过的生活是“游山泽，观鱼鸟”，幷且“心甚乐之。
”他要过的这种生活完全是秉其本性行事的，不愿意稍稍地改变一下。
因为是人就有生老病死的事情，在当时社会人们把送葬看成一件大事，但是嵇康却不愿意顺从世俗，可见其倔强不羁的一面了。
既然不能顺从世俗，当然嵇康就希望能超脱他的那个世界——那个不能被他性情接受的世界。
他渴望超脱他的那个世界，因此他“闻道士遗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
在嵇康的眼中他是对的，他的追求秉其本性而行的信仰也是对的，即使和他的那个时代的人完全不相同，但是他只是“循性而动，不为物移”。
我不由想到嵇康的观念其实和屈原是很相似的，屈原的观念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
但是嵇康还是比屈原锋芒收敛许多的，《晋书·列传第十九》中有这样的描写“（康）性慎言行”。
或许是他不屑和世俗交往吧。
嵇康的行为在外人看来，真的是有点怪诞的，也是不能想象的，据晋书列传第十九中记载“（康）性绝巧而好锻。
宅中有一柳树甚茂，乃击水围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锻”。
了解他的人对他的这种性情也就接受了，但是对于不了解他的人会是怎么看待他呢
其实嵇康还是很有才气的一个人，所以山涛就推荐他出来做官，但是按照嵇康的性情他是不愿意接受的，因为按照嵇康他自己的说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
就因为山涛推荐他出来做官嵇康就要和山涛绝交，其实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到嵇康的性格是很矛盾的，因为嵇康当初说“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
自己认为最好的朋友，就因为这样就结束了来往，也可以看到嵇康是把他自己的本性看得极其重要的，不容人去干涉他追求自然，即使是自己认为最亲密的朋友。
从其一生来看嵇康也算得上一个言行一致的人，他说过“君子之行贤，不察于有度而后行也；任心无邪，不议于善而后正也；不论于是而后为也。
”嵇康的行为不是因为按照什么现成的规矩去行事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按照他的本性。
所有的这些都是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体现。
正因为崇尚自然本性，所以他不愿意为世俗忧扰，而只愿意平平静静“无馨无臭。
采薇山阿。
散发岩岫。
永啸长吟。
颐性养寿。
”也正是因为这样嵇康不愿意出来做官。
嵇康不愿意出来做官是他本性的一面，其实嵇康”性慎言行”，但是他还是按照他自己的性情去行事的，只是他不愿意接触当时的统治者罢了，但是对于他身边的人，他从来就是一个性情。
其实嵇康是间接死在钟会的手上的，对于嵇康的死《晋书·列传第十九》有这样的记载，：（会）言于文帝曰：‘嵇康，卧龙也，不可起。
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虎耳。
’因谮‘康欲助毋丘俭，赖山涛不听，昔齐戮华士，鲁诛少正卯，诚以豁时乱教，故圣贤去之。
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
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
帝既昵听信会，遂并害之。
由此无疑钟会和嵇康的死有极大关系的，甚至可以说应该对嵇康的死直接负责。
当然不愿意统治者服务的而又有才能的人，在当时的社会当然会引起统治者的恐慌的。
一方面统治者害怕他聚众造反；另一方面这些有能力的人对于统治者的礼乐教化造成很大的影响。
在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是这样描述他自己的“非汤、武而薄周、孔……”。
在当时儒学是作为正统的思想的，公开表达自己“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就是发表反动言论，当时的统治者怎么能容忍违背自己推行的正统思想的人呢
因为嵇康的死也是必然的，即使没钟会的出现。
但是钟会还是看到了嵇康致命的缺点，“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
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
”其实钟会和嵇康也不见得有深仇大恨的，但是他们之间还是有隔阂的。
《太平广记》卷第四百九十七杂录五中有这样的描写“从前主父偃一家被孙弘杀掉，嵇康被钟会诬陷致死，因此曹操劝他的儿子说：‘我对小过失也非常愤怒，你们千万不要学这一点。
’你们修业进德，以中和为上。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曹操眼中的嵇康一定不是一个中和的人。
其实从嵇康的言行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了，《晋书·列传第十九》有这样的记载：“初，康居贫，学与向秀共锻于大树之下，以自瞻给。
颖川钟会，贵公子也，精练有才辩，故往造焉。
康不为之礼，而锻不掇。
良久会去，康谓日：‘何所闻而来
何所见而去
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会以此憾之。
”常人眼中这样的话有很大的挑衅性，更何况这样的话对着钟会这样的富家弟子说呢
钟会这样的富家弟子一定是心气很高的，又怎么能忍受嵇康这样的漠视的言语呢
我想也因为嵇康待人接物的这种态度埋下了了祸根。
应该来说，钟会还是对嵇康很崇拜的，钟会文章写得非常好，但是不如嵇康名气大，便将自己的一篇文章写好送去，到了嵇康的家门口却不敢进去，只好把文章一卷，扔进去就跑。
可是这一丢进去便没有了音信。
心气太高的钟会一定是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因此钟会也一定不能容下嵇康的。
嵇康的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一方面嵇康不能容于人，另一方面嵇康不能容人。
并不是说嵇康心胸很狭窄，总的来说，是嵇康对天性自然的执著。
对天性自然执著的嵇康必定不会很顺服地去接受儒教的教化的，对于儒学作为正统思想的那个时代，必定使得统治者有消灭异己的想法。
而嵇康在待人接物方面的随意的性格是促成嵇康死因的直接原因。
是嵇康的性格导致嵇康的死的。
描写阮籍的优美片段
最起码将与阮籍有关的文字都找出来。
这是写一篇论文的基础。
当然你要是泛泛而谈，那就找一篇故事，随便说了。
举例如下：（这是本人博客的一篇）竹林七贤之二——阮籍编3——文采风流 云遮世说 编写 在《竹林七贤之二——阮籍编1——排位之争》中我开玩笑式的把阮籍和其他六贤作了比较，而《竹林七贤之二——阮籍编2——偶像崇拜》中，我又只是说了《世说新语》中阮籍做为别人谈论的对象或纯粹就是做为偶像来进行学习的一些片断。
现在就应该言归正传，说说《世说新语》中，阮籍之所以成为偶像被大家崇拜的那些片断了。
文学第四之六十七、阮籍神笔 （原文）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
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
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
时人以为神笔。
（死译）魏朝封司马昭为晋公，准备了九锡之礼，司马昭坚决推辞不接受。
文武官员要到司马昭的府上敦促劝说，司空郑冲急忙派信使到阮籍那里，让他写劝进文。
当时阮籍在袁准家，晚上喝醉了，酒还没醒。
人们把他扶了起来后，阮籍提笔就写，丝毫不作修改，就给了信使。
当事人们认为他是神笔。
（乱谈之评）阮籍、嵇康成为后世文人的偶像，当然不仅仅是因为风流，那种不为世俗所拘的风流。
如果是那样的话，七贤的核心人物不会被后人认为是阮籍和嵇康，甚至可以说，七贤的名气可能要低于被人嘲笑的王澄、胡毋彦国等人。
因为阮籍也就是“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罢了，而王澄、胡毋彦国等人就更是把放纵当作达观的表现，自以为得到“大道”了，把阮籍的不戴帽子，敞开肚皮发展成了“露丑恶，同禽兽”的暴露癖了。
但毕竟人家嵇康是四言诗的最后一座重镇，从此而后，四言诗再也没有上品之作了；而阮籍的《咏怀诗》在艺术上具有很大魅力，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风格浑朴、洒脱、含蓄，继承了建安诗歌的传统，在五言诗的领域里作了新的开拓，并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受到后世的广泛重视，甚至被认为是正始时期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家。
此前的五言诗或者是无名氏的作品，品质虽高而无名；或者是“建安七子”的作品，虽有名而因处于初创阶段品质意境高度不足。
所以阮籍和嵇康等被后人推崇为七贤，不仅因为风流，更是因为文学与哲学、音乐上的成就。
本段文字就是讲阮籍的文学才能的。
司马昭想篡位，先得做晋公，这时候还要摆姿势，自己说自己不愿做，大家再劝他做。
为了表现大家的诚意和司马昭“不得已”的样子，得有人写一篇“劝进文”。
让谁写这个呀，当然是当时文坛的泰山北斗阮籍了。
而阮籍却又不愿意写，就躲起来喝酒。
但是大家是不会让你躲过去的，你不写谁能写出这份量呀，所以就把醉醺醺的阮籍硬是拉起来让他写。
阮籍真是有能耐，提笔就写，什么叫“下笔如有神”，知道不，那就是连修改都不用，随便怎么写都成好文章。
你不佩服他是神笔，成吗
接下来请看《竹林七贤之二——阮籍编4——前卫音乐》
阮籍的名句，可以是对话、诗，或后人评价
一个敢于反抗传统规矩的逆才
如何看待阮籍的咏怀诗
一）怀诗》的内容了解了阮籍，我们再来看看《咏怀诗》的。
今存阮五言古诗八十二首，四言十三首，总题为《咏怀》。
《传》载：（阮籍作）《咏怀诗》八十余篇，为世所重。
四言真伪未定 ，五言公认为阮籍所作，是其文学成就的最高代表。
关于《咏怀诗》的写作缘由，明人冯惟纳认为，非必一时之作。
盖平生感时触事，悲喜怫郁之情感寄焉。
（《诗纪》）清人吴汝纶也认为，八十一章（注）决非一时之作，吾疑其总集生平所为诗，题为'咏怀'耳。
（《古诗抄》卷二）可知，《咏怀诗》不是阮籍一时一地的作品。
缘由是感时触事，发愤以抒情。
内容是抒发悲喜怫郁的感伤情怀。
可以说它是其生平感慨的总汇集。
臧荣绪《晋书》载：籍拜东平相，不以政事为务，沈酒日多，善属文论，初不苦思，率尔便成……。
可知，《咏怀诗》为其任东平相之后作，反映的是阮籍后期的思想状况。
《咏怀诗》题材十分广泛，内容丰富，但极其晦涩。
南朝刘宋诗人颜延平说，阮籍在晋之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文选》李善注引）。
魏晋易代，政治风云变幻莫测。
面对名士少有全者的社会现实，诗人一方面激愤难抑，故借诗以宣泄；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顾及自身的安危。
既咏己之怀，又须避佞悻者之口，为阮籍者，难乎其难矣
（靳极苍《阮籍咏怀诗详解》）《咏怀诗》其一：写孤独、愁思。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
徘徊将何见
忧思独伤心。
研究学者认为此首具有整个组诗的序诗意义。
末尾两句为组诗定下咏怀的感情基调，被视为全部《咏怀诗》的总纲。
清人方东树评价此诗时说：此是八十一首发端，不过总言所以咏怀不能已于言之故。
（《昭昧詹言》卷三）首句写深夜不寐，满怀愁绪，孤独之感油然而升，借弹琴以排遣。
三四、五六句中的薄帷、明月、清风、孤鸿、翔鸟等意象，营造出孤独寂寞的氛围。
看似写景，实是写人，情景交融，含蓄而且意味无穷。
其三：写隐逸情怀。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棘。
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
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以草木盛衰的自然现象，感慨世事兴亡，富贵荣华不足以恃的现象。
诗人欲找寻一个能够寄托内心理想的精神家园。
在何处呢
去西山，欲效仿隐居的伯夷叔齐
末句诗人否定了隐去的念头，代之以对现实的无奈。
用比兴的手法抒发对现实的憎恶，表达隐逸情怀，寄托对理想的向往，是诗人常用的方式。
如孤鸟、寒鸟、孤鸿、离兽等意象。
见于《咏怀诗》其四、其六、其八、其九、其十四、其十八、其三十、其三十二、其五十七、其五十八等等。
其十一：借古讽今，批判现实。
湛湛长江水，上有枫树林。
皋兰被径路，青骊逝骎骎。
远望令人悲，春气感我心。
三楚多秀士，朝云进荒淫。
朱华振芬芳，高蔡相追随。
一为黄雀哀，泪下谁能禁
虽忠于曹魏，但恨其昏聩，在慨叹之余，大胆抨击揭露司马氏隐谋篡位的野心。
此类主题是八十二首《咏怀诗》的重心所在。
发愤以抒情，悲世以叹息，表现了一位正直士大夫在政治夹缝中生存的矛盾和苦闷。
相似诗篇如：其十二、其十三、其十六、其二十、其二十五、其二十六、其三十一、其三十三、其五十四等等。
另外，《咏怀诗》中还有其他内容，如追慕英雄、赞美忠义的爱国诗篇，表现了一种少见的宏放阔大的气象。
如其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三等。
还有的是叙述志向的转变和内心的求索过程。
如其十五、二十二、二十八等等。
《咏怀诗》内容博大，思想深刻，脉络复杂。
例子很多，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
（二）《咏怀诗》的影响《咏怀诗》风格特征是质直而曲折，明朗而又晦涩。
意旨时常难以把握。
唐李善说，（《咏怀诗》）虽志在讥刺，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注）。
钟嵘评价说：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方之表。
……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
虽归趣难求，但诗中的大体指向并非难求。
其精神实质是与建安风骨一脉相传的⑺。
情言其志（《诗品》序），只要把握住阮籍心中志向，他诗里所要表现的感情也就显而易见了。
《咏怀诗》对五言诗的发展贡献巨大，在五言诗的发展历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它在形式上继承了《诗经》比兴寄托、象征寓意的手法，在情感上又带有浓厚的楚辞风格，对后世影响深远。
南宋魏庆之在《诗人玉屑》中记载了钟嵘对其诗的评价：嗣宗诗，其源出于风雅，无雕虫之巧，而咏物咏怀，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言犹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外。
洋洋乎源出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
可谓确评。
后世东晋陶渊明《饮酒》，北朝庾信《拟咏怀诗》，唐代陈子昂、张九龄的《感遇》，李白的《古风》等等著名组诗，都是阮籍风格体式的延续。
最后，用清代王夫之的评语结束本文。
步兵《咏怀》自是旷代绝作，远绍《国风》，近出于《古诗十九首》，而以高朗之姿，脱颖之气，取神似于理合之间，大要如晴云出岫，舒卷无定质。
而当其有所不极，则弘忍之力，内视荆、聂矣。
（《古诗评选》卷四）
阮籍诗歌风格
阮籍(210～263) 三国魏诗人。
字嗣宗。
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
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的儿子。
生平 阮籍 4岁丧父，家境清苦，勤学而成才。
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当时明帝曹□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
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
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
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
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
钟会是司马氏的心腹，曾多次探问阮籍对时事的看法，阮籍都用酣醉的办法获免。
司马昭本人也曾数次同他谈话，试探他的政见，他总是以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来应付过去，使司马昭不得不说阮嗣宗至慎。
司马昭还想与阮籍联姻，籍竟大醉60天，使事情无法进行。
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应酬敷衍。
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
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
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
在思想上，阮籍崇奉老、庄。
这一方面是鉴于当时险恶的政治情势，他需要采取谦退冲虚的处世态度，道家思想正好可以做他的精神依托，另一方面也是受了当时盛行的玄学的影响。
阮籍也是魏晋玄学中的重要人物。
他曾写过两篇著名的论文《通老论》、《达庄论》。
不过阮籍并非纯宗道家，他对儒学也并不一概排斥，如他在《乐论》一文中就充分肯定孔子制礼作乐对于移风易俗的必要性，认为礼定其象，乐平其心，礼治其外，乐化其内，礼乐正而天下平。
赋、文创作 阮籍作品今存赋 6篇、散文较完整的9篇、诗90余首。
他的赋都是短篇小赋,或咏物，或述志，内容不一。
《清思赋》中说清虚廖廓,则神物来集;飘□恍惚,则洞幽贯冥；冰心玉质,则激洁思存；恬淡无□，则泰志适情，写出了超凡绝尘的清思境界。
《首阳山赋》颂赞了伯夷、叔齐重视名节、清虚自守的精神，赋末说托言于夷、齐,其思长,其旨远，显示了作者与古人冥合的意思。
《鸩赋》以鸩被犬所害为题材，寄寓了作者自身在现实生活中的惧祸心情。
《猕猴赋》则以猕猴作为鹄的,批判了社会上的势利小人,此赋明显带有讽刺礼法之士的意味。
以上两篇咏物赋，篇帙短小，语言简洁明练，而且全篇用托喻写法,意象生动,现实针对性又强，是阮籍赋中的佳作。
阮籍的论说文,都是阐述其哲学观念的,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如《通老论》、《达庄论》、《通易论》、《乐论》等。
这些论说文，都是采用答客问的辩难式写法,主人公则是阮子、阮先生或先生。
所以读者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为自己塑造的玄学家形象。
文章注重结构上的逻辑层次，一般都首尾照应，论证逐层深入，善于作抽象的、本质的分析，体现了魏晋时期思辩方式的进步。
它们的语言风格比较朴素凝重，不尚华饰，稍有骈化的痕迹。
《大人先生传》是阮籍今存最长的作品，4000余字。
据《晋书·阮籍传》载，这篇作品作于阮籍游苏门山见仙人孙登之后。
所谓大人即仙人，用司马相如《大人赋》意。
文体与他的论说文近似，也采取辩难的方式展开，不过主人公已不是阮先生，而是改为与自然齐光、变化神微的大人先生了。
文章一方面阐发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旨趣，一方面也对世俗庸人作了讥讽，特别是在第一段与君子的对话中，其思想锋芒之锐利，是阮籍著作中仅见的。
从艺术上看，此文也是阮籍散文中最出色的。
特别是虱处□中这一寓言故事，形象生动,寓理深刻,显然是受了《庄子》文风的影响。
在这段故事之末，作者写道：汝君子之处区之内,亦何异夫虱之处□之中乎!强烈表达了对礼法君子的憎恶。
在语言运用上,此文音节整齐,而且基本都用韵，时见对偶文句，有的地方铺排较多，接近于赋的风格。
咏怀诗 阮籍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
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82首。
此外还有四言《咏怀诗》，今存13首。
这些诗的具体写作时间及背景已难确考，一般认为它们不是一时之作，而是包括了平生不同时期的作品，总题为咏怀。
《咏怀诗》全都是抒情述怀作品。
由于阮籍生活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加上他独特的性格和处世态度，使他的诗歌面貌很有个人特色。
《文选》李善注引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
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
指出了它在内容上以感叹身世为主，也包含着讥刺时事的成分，在表现方式上则曲折隐晦。
《咏怀诗》中的身世之感，可分两个方面。
一是自述生平经历及理想志向，一是表现惧祸忧生心情。
这两方面有时分写,有时合说,并无定规。
主要写生平经历志向的,如第 5首叙述平生少年时放志游乐情形,以及事后自悔岁月蹉跎的苦恼。
第15首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诗书,曾以颜回、闵子骞自期,但后来则又自己觉得荣名皆空、万念俱灰。
又如第29首述昔余游大梁情状，第61首述自己少年学击剑等事，都可归入此类。
此外,某些篇章主要是写诗人求仙及隐逸思想的,如第81首昔有神仙者、第74首猗□上世士，略同于游仙诗或招隐诗，反映了阮籍要坚持志节、不想同流合污的内心愿望，表现了他对解脱矛盾苦闷途径的寻求，基本上也可算在这一类里。
主要写惧祸忧生心情的，如第1首，述诗人彻夜不寐,对着清风、明月起坐弹琴，耳中传来孤鸿悲鸣,不禁使他忧思独伤心。
第3首嘉树下成蹊就比较明白地说出了在秋冬万物凋零时节中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的沉重心情。
此外如第11首湛湛长江水、第47首生命辰安在、第71首木槿荣丘墓等，都有较明显的忧生情绪。
在诗歌中嗟叹人生不永,《古诗》和建安诗歌中就有不少。
谢灵运就曾说曹植颇有忧生之嗟（《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阮籍父亲阮□也好作这一类诗。
不过到阮籍的时代，政治形势更为险恶，他结合着自己的身世，不论在思想深度和表现技巧上又都有所发展。
讥刺时事，是阮籍诗中相当隐避因而颇难坐实的内容。
前人曾在这方面下过很多勾稽考索的功夫，所说纷纭而大部分还难作定论。
只有少部分篇章，能够体味出确有涉于时事，或者蕴含着对某种事实的看法。
如第31首驾言发魏都，是写战国时梁惠王耽乐而军败身亡事的,陈沆以为此借古以寓今也。
明帝末路,歌舞荒淫，而不求贤讲武，……不亡于敌国，则亡于权□，岂非百世殷鉴哉
（《诗比兴笺》）其说近是。
不过诗篇所暴露的，恐不止是明帝末年，还应包括整个魏末时期。
又如第67首洪生资制度，是写洪生即鸿儒的，诗中说他们凭借着礼乐制度和次序纪纲，摆出道貌岸然姿态，但他们的言论行为，都是虚伪的，末二句说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表示了诗人对这些礼法之士的批判态度。
《咏怀诗》在艺术上具有很大魅力。
它的风格浑朴、洒脱、含蓄。
形成这种风格的原因是，诗人在写作时不去刻意雕琢煅炼，而是凭着自己的感情所至，来驱遣才力，自然成文。
这就是刘勰所说的阮籍使气以命诗（《《文心雕龙》·才略》）。
另外，这种风格的形成，与描写上的不拘执实事、多用比兴也有关系。
阮籍诗中的比兴，运用极为普遍，几乎无篇不比兴。
比兴的素材很广泛,包括历史故事、典籍载记、神话传说,直到眼前景物,信手拈来,皆成文章。
如第2首二妃游江滨,通篇以郑交甫遇二妃的传说作譬，抒发诗人与某友人如何金石交，一旦更离伤的感慨。
第 6首昔闻东陵瓜，又以汉代召平行迹为喻，烘托出诗人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的胸臆。
第21首于心怀寸阴，又写冲天的玄鹤不与鹌鹑游于中庭，来表示诗人不屑与礼法之士为伍的决心。
诸如此类的比兴，使诗篇呈现出一种才藻艳逸的风貌。
又由于阮诗的比兴在意念上往往不是很切近的，而是比较悠远、旷放，给读者以较为宽广的联想余地,这就增强了诗篇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钟嵘《诗品》上）的含蓄效果。
影响及作品流传 阮籍这样的文人，在封建时代里有一定代表性。
他的《咏怀诗》继承了建安诗歌的传统，在五言诗的领域里作了新的开拓，并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受到后世的广泛重视。
文学史上有不少诗人都仿效作《咏怀诗》。
陶渊明、庾信、陈子昂、李白等优秀诗人，都从阮籍的诗歌作品中汲取养料，从而丰富了他们的诗歌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