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汪曾祺读本好词好句
新校舍大门东边的围墙是“民主墙”。
墙上贴满了各色各样的壁报，左、中、右都有。
有时也有激烈的论战。
有一次三青团办的壁报有一篇宣传国民党观点的文章，另一张群社编的壁报上很快就贴出一篇反驳的文章，批评三青团壁报上的文章是“咬着尾巴兜圈子”。
这批评很尖刻，也很形象。
“咬着尾巴兜圈子”是狗。
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个妙人。
他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
有时我们去得早了，他还没有来，门没有开，我们就在外面等着。
他来了，谁也不理，开了门，走进阅览室，把壁上一个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八点，这就上班了，开始借书。
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室在楼上。
楼板上挖出一个长方形的洞，从洞里用绳子吊下一个长方形的木盘。
借书人开好借书单——管理员把借书单叫做“飞子”，昆明人把一切不大的纸片都叫做“飞子”，买米的发票、包裹单、汽车票，都叫做“飞子”，——这位管理员看一看，放在木盘里，一拽旁边的铃铛，“当啷啷”，木盘就从洞里吊上去了。
——上面大概有个滑车。
不一会，上面拽一下铃铛，木盘又系了下来，你要的书来了。
她问了我一些问题。
其中一个是，为什么我的小说里总有水
即使没有水，也有水的感觉＂祖父年轻时建造的几进，是灰青色与褐色的。
我自小养育于这种安定与寂寞里。
报春花开放在这种背景前是好的。
它不至被晒得那么多粉。
固然报春花在我们那儿很少见，也许没有，不像昆明。
1948年3月，香港出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撰稿人为党内外的理论家。
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这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
可以说，是郭沫若的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
事隔30年，沈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却由前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了序。
人事变幻，云水悠悠，逝者如斯，谁能逆料
这也是历史。
”我以为语言具有内容性。
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
探索一个作者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生活态度，不是理念）。
必须由语言入手，并始终浸在作者的语言里。
语言具有文化性。
作品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
语言的美不在一个一个句子，而在句与句之间的关系。
包世成论王羲之字，看来参差不齐，但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有关。
好的语言正当如此。
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
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
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国子监，就是从前的大学。
每当家像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的记忆之上，它的颜色是深沉的。
我每天醒在鸟声里。
我从梦里就听到鸟叫，直到我醒来。
我听得出几种极熟悉的叫声，那是每天都叫的，似乎每天都在那个固定的枝头。
国子监，现在已经作为首都图书馆的馆址了。
首都图书馆的老底子是头发胡同的北京市图书馆，即原先的通俗图书馆--由于鲁迅先生的倡议而成立，鲁迅先生曾经襄赞其事，并捐赠过书籍的图书馆；前曾移到天坛，因为天坛地点逼仄，又挪到这里了。
首都图书馆藏书除原头发胡同的和建国后新买的以外，主要为原来孔德学校和法文图书馆的藏书。
就中最具特色，在国内搜藏较富的，是鼓词俗曲。
我初学写小说时喜欢把人物的对话写得很漂亮，有诗意，有哲理，有时甚至很“玄”。
沈从文先生对我说：“你这是两个聪明的脑壳打架
”他的意思是说着不像真人说的话。
托尔斯泰说过：“人是不能用警句交谈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