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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优于前人的优美句子

时间:2014-08-12 06:13

为弟子优于师傅前一句 ···说说 是什么 啊·······················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谓弟子优于师傅——出自《幼学琼林》 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出自韩愈的《师说》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出自《荀子》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逝未休。

这句话是谁写的

王杨卢骆祗的是谁

他们的亦号是什么

拜托了各位 谢谢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 这是唐代诗人杜甫《戏为六绝句》中的一首。

后两句在文革期间,常被造反派的才子,用来批判对手。

第一,解气,第二,顺口,第三,显得有学问,所以很流行。

可杜甫的原意,却没有什么政治,倒是很文学的,目的在于探讨诗歌的创作理论。

因此,后人也称这六首诗为《论诗诗》。

杜甫认为,这四位初唐诗人的作品,是那个特定的文学环境下的产物,也是只能在那样一个社会转型的初期出现。

后人在研究这些方兴未艾的作品时,切不可以背离时代背景,罔顾客观条件,而“轻薄为文”,来哂笑前人的。

王杨卢骆这四个字,谁前谁后,不是杜甫排的,估计他对此不感什么兴趣。

只有那些没出息的,很无聊的,很委琐的,已经混什么名堂,但又不安于位的三流或四流文人,才掂斤播两于名次前后,座位高低,才偷偷摸摸于暗箱操作,塞进私货。

杜甫论李白,“白也诗无敌”,一句话就完了。

要放在这班货色手里,肯定还要加上一句,“稍稍逊色我”。

所以,凡文学排行榜,都是一种小人行为。

因为,好与坏,不用比,好与好,无法比。

李白和杜甫,谁更好些

《蜀道难》、《将进酒》和《三吏》、《三别》,孰分高低

宋人严羽在其《沧浪诗话》一书中,说得再透彻不过。

“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

太白《梦游天姥吟》、《远别离》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车行》、《垂老别》等,太白不能作。

”所以,那些企图在排行榜上来月旦,来雌黄者,无不怀一己之私,有不可告人之目的。

王杨卢骆,大概是中国最早的文学排行榜。

文人是敏感的,而文人又是小心眼的,当过盈川令的杨炯,便酸不溜丢的。

据《旧唐书·杨炯传》:“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炯闻之,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

’当时议者,亦以为然。

其后崔融、李峤、张说俱重四杰之文。

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

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

’说曰:‘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

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

’” 那时的文坛,和今天也差不多,面临着整个社会由乱而治,由衰而兴的转型期。

宋祁著《新唐书·文艺列传·序论》中说:“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

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纟希句绘章,揣合低昂,故王(勃)杨(炯)为之伯。

”隋陈的绮丽风格,已经过时了,盛唐的雄大气象,还没有开始,在这青黄不接之际,初领潮流,唱出先声,蜕变文风,一新耳目的王杨卢骆,便成了风靡朝野,上下追捧的明星。

人,红得太快,名,来得太易,钱,来得太多,电视、报纸、网络、媒体,露得太多,其浅薄的方面,其负面的因素,其阴暗的心理,其卑劣的本质,也就加快凸现出来。

嫉妒,是一种能够煽动起仇恨的情绪,而文学上的嫉妒,更是一把双刃剑,害人之外,还害自己。

因为一个诗人、一个作家,开始感到别人比自己强了,感到受到威胁了,感到中气不足了,感到好日子无多了,感到要退出历史舞台了,那一把嫉妒之火,就会在心中燃烧起来。

中外古今,凡文学家的妒火出现之时,也是他创作衰弱之时,这是一个铁的定律。

男生高音一般能练到多高

主要思想:因为其学家,儒学家,教育家,关于他的简单是说就是一种观念.是入世的哲学,是关于发展和人间万物的哲学,以人为中心,理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准则,也是人类所憧憬的人生最高境界,是精神的理. 朱熹(1130~1200) 中国南宋思想家。

字元晦,号晦庵。

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

绍兴十八年(1148)中进士,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庆元六年卒。

嘉定二年(1209)诏赐遗表恩泽,谥曰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

理宗宝庆三年(1227),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

生平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

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

淳熙二年(1175),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

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

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

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

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 ,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

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及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哲学思想 理气论 朱熹继承周敦颐、二程,兼采释、道各家思想,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

这一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或称“道”、“太极”。

朱熹所谓的理,有几方面互相联系的含义:①理是先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形而上者。

②理是事物的规律。

③理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

朱熹又称理为太极,是天地万物之理的总体,即总万理的那个理一。

“太极只是一个理字”。

太极既包括万物之理,万物便可分别体现整个太极。

这便是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

每一个人和物都以抽象的理作为它存在的根据,每一个人和物都具有完整的理,即理一分殊。

气是朱熹哲学体系中仅次于理的第二位的范畴。

它是形而下者,是有情、有状、有迹的;它具有凝聚、造作等特性。

它是铸成万物的质料。

天下万物都是理和质料相统一的产物。

朱熹认为理和气的关系有主有次。

理生气并寓于气中,理为主,为先,是第一性的,气为客,为后,是第二性。

动静观 朱熹主张理依气而生物,并从气展开了一分为二、动静不息的生物运动,这便是一气分做二气,动的是阳,静的是阴,又分做五气(金、木、水、火、土),散为万物。

一分为二是从气分化为物过程中的重要运动形态。

朱熹认为由对立统一,而使事物变化无穷。

他探讨了事物的成因,把运动和静止看成是一个无限连续的过程。

时空的无限性又说明了动静的无限性,动静又是不可分的。

这表现了朱熹思想的辩证法观点。

朱熹还认为动静不但相对待、相排斥,并且相互统一。

朱熹还论述了运动的相对稳定和显著变动这两种形态,他称之为“变”与“化”。

他认为渐化中渗透着顿变,顿变中渗透着渐化。

渐化积累,达到顿变。

格物致知论 朱熹用《大学》“致知在格物”的命题,探讨认识领域中的理论问题。

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朱熹既讲人生而有知的先验论,也不否认见闻之知。

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即物才能穷其理。

朱熹探讨了知行关系。

他认为知先行后,行重知轻。

从知识来源上说,知在先;从社会效果上看,知轻行重。

而且知行互发,“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

心性理欲论 在人性论上,朱熹发挥了张载和程颐的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观点,认为“天地之性”或“天命之性”是专指理言,有至善的、完美无缺的;“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有善有不善,两者统一在人身上,缺一则“做人不得”。

与“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有联系的,还有“道心、人心”的理论。

朱熹认为,“道心”出于天理或性命之正,本来便禀受得仁义礼智之心,发而为恻隐、羞恶、是非、辞让,则为善。

“人心”出于形气之私,是指饥食渴饮之类。

如是,虽圣人亦不能无人心。

不过圣人不以人心为主,而以道心为主。

他认为“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既矛盾又联结,“道心”需要通过“人心”来安顿,“道心”与“人心”还有主从关系,“人心”须听命于“道心”。

朱熹从心性说出发,探讨了天理人欲问题 。

他以为人心有私欲,所以危殆;道心是天理,所以精微。

因此朱熹提出了“遏人欲而存天理”的主张。

朱熹承认人们正当的物质生活的欲望,反对佛教笼统地倡导无欲,他反对超过延续生存条件的物质欲望。

美学思想 在朱熹的哲学体系中包含有对美与艺术的理论。

他认为美是给人以美感的形式和道德的善的统一。

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道德的善相统一的观点,朱熹探讨了文与质、文与道的问题。

认为文与质、文与道和谐统一才是完美的。

朱熹还多次谈到乐的问题。

他把乐与礼联系起来,贯穿了他把乐纳入礼以维护统治秩序的理学根本精神。

朱熹对“文”、“道”关系的解决,在哲学思辨的深度上超过了前人。

他对《诗经》与《楚辞》的研究,也经常表现出敏锐的审美洞察力。

影响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

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

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

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

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重要影响。

朱熹的主要哲学著作有《四书集注》、《四书或问》、《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周易本义》、《易学启蒙》等。

此外有《朱子语类》,是他与弟子们的问答录。

科举制与当今考试制度的异同

科举制不仅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还是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起源.中国科举制本身的起源何在?追溯科举制的起源,我们的目光落在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兴太学的事件,然而,进一步的考据和推证表明,太学的兴立,不过是此前文翁兴学(约前145-前137年)的历史和逻辑结果.文翁兴学的结果是郡县学,郡县学是太学的文化制度基因模板,太学是科举制的发端,科举制被西方借鉴后,催生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现代西方文官制度.也就是说,文翁兴学是现代西方文官制度最古老的东方渊源. 一?从技术层面看科举:一部有效而稳定的文官机器 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政坛风云与官制兴革,人们回首发现:“科举竞争”无论是与我国古代的世卿世禄、察举征辟,还是与外国古代的贵族制、军功制与“奴官”(如近东的所谓马木路克制)制相比,都要合理得多。

而科举废除后,我国军阀时代与后来的官制也未见得优于、甚至常常是劣于科举。

另一方面现代文官制中的考试制度却有许多类似科举的程式。

因此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

当然,对照现代文官制的实践,要挑科举制的毛病也是轻而易举的。

诸如考试内容的陈腐、参考资格与考试规则等方面用现代眼光看也并非绝对公平。

而当时的官吏铨选中除考试外也还存在着其他非竞争性因素,如世袭、恩荫、荐举、捐官、特授、奴官(太监外任或清时满洲包衣外任之类)等等。

但是如果不以现代文明标准苛求前人,则应当说在前近代世界上的确难以找到一种政治人材选拔方式其“公正”性与效率能超过我国科举制度的成熟期。

而且成熟期科举制度在严肃科场纪律、实行规范竞争方面的确是我们现行的考试制度所不能及、更是“察举征辟”色彩浓厚、身份与“关系”背景强烈的我国现行干部制度应当借鉴的。

撇开贵族政治(它一般与非中央集权的“软国家”相联系)不谈,历史上凡属中央集权的“硬国家”,无论中外,都有赖于高度科层化的职业官僚政治。

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曼萨卜达尔(mansabdar)体制有33级官阶,从“十人长”直至“万人长”,都是由朝廷自上而下征召、提拔或降黜的官吏。

古罗马基础上建立的拜占廷帝国也有复杂的罗戈瑟特(logothete)文官体制,正是靠了这种体制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拜占廷帝国才得以与特马(军区)制下军官贵族化倾向以及村社的地方自治倾向相抗衡而维持着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使帝国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几个世纪中得以延续。

所有这些官僚体制都有赖于一套中央铨选,考核与“雇用”官员的程序。

但是,曼萨卜达尔体制的原则是“军而优则仕”,军事官僚的色彩远过于文职色彩。

作为高级“国家雇员”他们脱胎于莫卧儿早期的雇佣军,其成员多为外国(印度以外的西亚、中亚伊斯兰地区)冒险家,缺少文化自律。

因此尽管曼萨卜达尔体制以官僚决定薪俸极高而闻名于史,国家对他们也一直拥有任命与考核之权(如所周知,这两点即高薪与考核是当前人们谈论最多的反腐败方法),但这一体制的腐败速度与程度仍然极为惊人,可以说决不下于我国传统的科举官僚体系。

〔1〕 拜占廷的罗戈瑟特官僚体制文职色彩浓厚,而且对于具有政教合一特点的拜占廷东正教帝国来说,这一官僚体制既保持着独立于教会系统之外的世俗性,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宗教)自律。

国家对文官的考核内容则包括罗马法之类的实用知识。

然而罗戈瑟特在地方行政上的效能受特马军事贵族的制约而十分有限,而且由于政治贵族化的发展,官僚的作用日益减退,到14-15世纪罗戈瑟特大都已成为无权的虚衔。

另一方面由于罗戈瑟特多是低薪乃至无薪职,又执掌征收赋税之权,因而腐败也非常严重。

最后,这一文官体制的消亡也就成了拜占庭国家灭亡的先兆。

〔2〕 与这些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相比,我国的科举官僚体系在文职化、科层化、合理化等方面显然更胜一筹。

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它比政教合一体制与纯粹的雇佣官僚制都更有利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机会均等”更是在专制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扩大统治基础的有效办法。

我国的传统中央集权体制延续得远比莫卧儿印度或拜占廷帝国为长久,这与科举官僚制胜于曼萨卜达尔或罗戈瑟特之类的外国传统官僚制是不无关系的。

而如果以科举制奠定基础的隋唐为界划分我国历史的前后期,也可以看出,后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凝聚力与稳定程度要大于前期,这与官僚铨选制度由察举征辟到科举考试的演变也密切相关。

当然也必须指出,科举制植根于我国的具体土壤,它与其他土壤上萌发的制度间具有某些不可比性。

科举制有赖于单一民族或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在人口、发展水平与文化认同上的巨大优势。

象拜占廷、印度那样民族与文化成份高度多元化的国家是难以发展出类似制度的。

而他们那种形态的官僚制或许是维护这种传统多元化国家中央集权制度的最佳选择。

二?从制度层面看科举:“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 以考试选拔人材,从技术上讲无可非议。

纵使它不应成为唯一的选拔方式,也至少应当是选拔方式之一或者是主要方式。

起码在入仕之际并无政绩民望可考的情况下,选拔依据在逻辑上不外乎三者:即知识性考试,身份(门第、出身与其他先天性等级)以及个人与机构的随机性荐举。

而考试比论身份“公平”,比荐举“客观”,这本属常识,并不是需要在学术上详加论证的深奥之理。

现代文官制度中的考试制与我国历史上从察举向科举的过渡,与其说是谁学了谁,不如说两者都更多地是基于这种人类价值基础上的常识与逻辑。

而它们在实行中遇到的阻力也不是因为其优点在学理上难于发现,而是因为它妨碍着某种既得利益体系。

但对于一种政治制度而言,人材选拔毕竟是个技术性问题,而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于统治的合法性基础。

而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科举制与它以前的世卿制、察举制以及外国的罗戈瑟特等官制一样都是以传统型或卡里斯玛型权威作为其合法性基础的。

因而它们与建立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上的现代文官制度、民主国家的文官制度仍有本质的区别。

从这一点上来说,提出所谓“选举制好还是考试制好”的问题来就十分荒谬。

民主政治中的选举是解决统治合法性问题的,它与作为人材选拔拔术的考试制并不是一个层面的事物。

从某种意义上说,芸芸众生在总体上看是平庸的,为他们中多数意志所左右的选举结果也往往是平庸者而不是“英明领袖”或圣明君主当选。

那么民主制意义何在

就在于它确立了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之授权这一原则,从而较好地解决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问题。

这样的“统治者”以考试选拔公职人员,就与传统帝王以科举引“天下英雄入吾彀中”〔3〕有了本质的区别。

即使后者的科场纪律比前者更严更“公平”,即使后者在技术上可以为前者所效法,这两者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制度的规定性反映在技术上,就形成了现代文官制度与古代科举的一些重大区别。

一般地说,现代民主国家的官员实行政务官与事务官分途:政务官(掌权者)直接或间接由选举产生,与政党共进退;事务官(办事者)多由考试录用,按业绩或年资晋升,具有职业化、专业化特点,不受政党进退的影响。

而传统科举官僚体制恰恰相反,这类体制谈不上政务官与事务官的严格区分而只有“君臣”之别(严格地说只有皇帝是“掌权者”,而百官都是为他办事的“臣仆”或奴才),但通常中央及地方的各级政要(即现代一般列为政务官的阁员、议员与地方主官的古代对应者)都由考试出身而非经选举。

反而是各衙门的办事员即所谓刀笔吏者流并不通过考试,而是由种种不规范途径产生:有由正官“自辟僚属”者,从社会上招募者,经各种关系推荐者,甚至还有“学而劣则吏”、专以科场淘汰所余充之者。

在明代后一途径居然成为定式,即“生员入学十年,学无所成者及有大过者,俱送部充吏”。

〔4〕而他们在现代文官制中的对应角色正是考试录用的主要对象。

? “政务官”不经选举,“事务官”不经考试,这样一种与现代文官制度完全相反的现象当然不是出于科举制设计者的考虑欠周,而是由政治制度本身的专制性质所决定的。

“政务官”不经选举则不对选民负责,难以建立权力约束机制。

“事务官”不经考试则会难免素质低劣,“天下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

”〔5〕于是在统治合法性与办事效率两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缺陷。

一方面“政务官”不可一世,往往“官逼民反”,另一方面“事务官”蝇营狗苟,衙门陋规泛滥,明清时常有“衙蠹”之称。

这显然不是通过强化科场纪律所能解决的。

考试选官在技术上确有优点,但它本身并不能解决制度性问题。

相反,制度的败坏却能够歪曲这一“技术”。

因此尽管到明代科场纪律已经空前严密:“会试:御史供给收掌试卷;弥封、誊录、对读、受卷及巡绰监门,搜检怀挟,俱有定员,各执其事。

”“试日入场,讲问、代冒者有禁。

……文字中不许自序门第。

弥封编号作三合字。

……试士之所,谓之贡院;诸生席舍,谓之号房,人一军守之,谓之号军。

试官入院,辄封钥内外门户。

在外提调、监试等谓之外l官,在内主考、同考谓之内l官。

”然而科场中的腐败现象仍然是层出不穷:“其贿买钻营、怀挟请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

而‘关节’办甚。

事属暖昧,或快恩仇报复,盖亦有之。

其他小小得失,无足道也。

”〔6〕 尽管如此,科举官僚制最大的弊病还不在科场,而在官场。

即如黄宗羲所说:“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

所谓取士之严,指士林出路仅有科举一途,造成严重的人材浪费;所谓用士之宽,指一旦考上即易于“ 进”,致使“在位者多不得其人”,官场气大坏。

他由此叹道:“取土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

”[7〕 黄宗羲所处的明末,有识之士对科举制的评价已如此恶劣。

其在两百多年后的清末变革之潮中之被废除就不难理解了。

今人对“废科举”持批评态度者往往责怪清末以来在“西化”之风影响下一切求变的“激进主义”,实则科举名声的败坏早在清末“激进主义”兴起以前、甚至早在国门未开、国人尚不识西学为何物以前就很严重了。

今人往往奇怪于当时的中国放着那么多的积弊不改,甚至连男人的辫子也尚未剪掉,便急急忙忙地废除了科举制这个据说是“类似于现代文官制度”的宝贝。

其实人们如果注意到反科举的思潮兴起于“西化”之前,也许就不会奇怪了。

历史不能假设,但倘无西方入侵,科举制在中国自身的轨道上是否就能一直运作下去,也未尝不是个问题。

明末时从皇帝到社会上就已对“制科之弊”怨声不绝。

崇祯皇帝因此提拔了非进士出身的陈新甲、孙元化、陈启新等人委以尚书、总督、巡抚等要职,并“为拔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思以得度外之士”。

但专制之制不改而考官之技已失,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

“欲得胜于科目之人,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详,所以徒为纷乱而无益于时也”。

〔8〕这段历史几乎可以说就是200多年后废科举后果的预演,它既说明了专制政治不变而只拿考试一法开刀,后果必然不良,也表明了在专制政治下被严重扭曲了的考试选官法本身的危机。

对此如果只埋怨清末“激进改制”坏事,也是有失公正的。

?明清时代科场纪律制定得如此严密,何以科举制仍会败坏呢

我以为黄宗羲的一段话道出了症结所在,虽然这段话他并不是专就科举而言的: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

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于上。

用一人焉则疑其敛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

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惟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9〕 为什么“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

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种“藏天下于筐箧”即置天下于一家之私囊的立法。

科举制败坏的根源就在于此。

今日重新评价科举,这一点是不应回避的。

三?从政治哲学层面看科举:“大共同体本位”与对个性的禁锢 上述黄宗羲的话还可以引起更深层的思考。

这段话表明:中国的传统统治者,乃至传统中国人,并不象表面上声称的那样相信“性善论”。

他们对人的“自私”与人性的阴暗面可以说是无时或忘,并为此处心积虑地设计“防人”之法。

这种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奇特景观是那些只从儒家圣贤之言来考察“传统”的人难以解释的。

明清科场规则之严密,常使今天的科举肯定论者大为赞叹。

然而又岂止科场规则,传统中国的“防人之法”达到极高水平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

科场防弊达到了每个“考生”派一军人给盯着的地步,官场防弊则达到了本省人不得在本省为官的地步,这就是明清两代发展得登峰造极的回避制。

那时除了世袭的土司和法定必须由孔家人任知县的曲阜一地外,全国各地的县官都必须来自外省,甚至本省其他府、县的人也不行,以防同乡结党为弊。

就是这些外省人还不能久任,而须频繁调动,以防任职日久形成关系网。

对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国家也常持以怀疑的眼光,尽量限制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区之间依附关系的发展。

甚至对于儒家意识形态极力褒奖的家族组织,专制国家也不象表面声称的那样欣赏。

从北魏的废宗主而立三长、明初“浦江郑氏九世同居”被皇帝疑忌为“以此众叛,何事不成

”而险遭杀身之祸,直到清代一些地方官府“毁祠追谱”,抑制宗族势力,专制国家对“强宗右族”的疑惧与礼教对大家族的褒奖始终并存,而且前一因素的实际影响往往超过后一因素。

〔10〕 实际上这一切都可以归之为我国政治文化中以“国家(王朝)本位”来排斥在实践上则崇刑废德、扬忠抑孝、强制分家,鼓励“告亲”,禁止“容隐”,不一而足。

《秦律》中关于“妻有罪,其财界夫”,“夫有罪,妻先告,其(妻)财不收”、奴婢“盗主之父母不为盗主”的条款,明确承认父子夫妇各有其财。

而秦人世风,则有所谓’借父l,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

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悦,则反唇相讥。

〔12〕这里亲情之淡漠,恐怕比据说父亲到儿子家吃饭要付钱的“西方风俗”尤有过之。

人性险恶,险恶的人抱成团更难制驭,因此国家应当使人际关系尽量自上而下地“一元化”,即皇帝——官僚——吏胥——下民,而任何横向关系如“朋党”、宗族、同乡等等都应减弱到最低限度。

以后的历代王朝一方面“独尊儒术”,一方面“汉承秦制”,其统治精神多少都具有“儒表法里”的性质:王道其表而霸道其里,德治其名而刑治其实,看似吏的儒化,实为儒的吏化。

历代帝王不论口头上怎么讲,实际上对“法、术、势”的重视远超过四维八德。

由汉到清的中国基本上仍是“大共同体本位”的,而不是小共同体本位、更不是个人本位的。

像古希腊的德莫、古罗马的父权制大家族,中世纪欧洲的村社、行会、教区这类具有自治因素的“非国家”组织所享有的地位,在传统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与西方相比,这种传统秩序与其说是“家族主义”的,勿宁说是“国家主义”的。

科举制度就是这一特点的产物。

从科举考试的内容看它似乎有明显的儒家色彩,然而这一制度本身应当说主要是法家传统的体现。

事实上,更能体现儒家性善论与宗法伦理的选官制度应当是由道德偶象式的地方元老举荐“孝廉”、“贤良方正”为官的察举制度。

这一制度被废弃并代之以“冷冰冰的”科场角逐无疑是极权国家权威对宗法权威、“法术势”对温情主义占优势的结果。

而学界对此似乎尚无足够认识。

另一方面,这种选官制度与中世纪西方贵族制的区别也正是“大共同本位”与“小共同体本位”之别的反映。

我们知道,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内涵是有个性的公民及公民个人权利摆脱传统共同体的桎梏而崛起。

而在缺少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中世纪西方,“大共同体”长期处在不活跃状态,人的个性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采邑、村社、行会、家族公社等“小共同体”。

这些“小共同体”在近代化过程中所受的冲击,与我国法家传统对“小共同体”的否定往往在表象上颇为相似。

这就给人以一种印象:似乎古代中国的某些制度是惊人地“现代化”。

象科举考试选官制度、回避制度与“现代文官制度”的相似就是如此。

类似的还有由于极权国家对于臣民间横向依附关系的限制而形成的民间人际关系“自由化”表象。

我国很早就存在着臣民之间的“自由租佃”、“自由雇佣”和“自由买卖”,而很少有西方那样的采邑农奴制以及自治村社对个人的束缚。

如果不考虑专制国家对臣民的桎梏,那么我国人民似乎很早就生活在“自由”之中了。

然而这当然只是一种幻象,因为在我国历史上,采邑、村社、教区、行会之类“小共同体”权力的不发达,并不是公民个人权利的发达所造成。

相反地,它意味着专制国家这一传统的“大共同体”权力的膨胀,它不仅使公民个人权利无由产生,连“小共同体”的权利也被压抑。

它“平等地”剥夺了一切人的公民权利。

与其说这样的社会不存在着不自由的农奴,勿宁说不存在的只是“自由的”农奴主,而所有臣民都是专制国家及其人格化体现者(君主)的“普遍奴隶”。

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水浒》式造反—“庄主”带领“庄客”(或者说是农奴主带领农奴)造专制国家的反—— 成了最好的注解。

? 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举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它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最本质的区别。

这两者都具有排斥“小共同体利益”的功能,因而在技术上可以十分相似。

但前者是从专制国家即大共同体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后者却是从公民权利本位即个性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象黄宗羲那样具有鲜明的个性倾向的中国式“启蒙思想家”在抨击科举制之余,会主张恢复仿佛是更为落后的察举征辟之制:这与社会上的人们宁投“庄主”为“庄客”也不愿做天子爪牙之下的“编户齐民”是一个道理。

?现在不少论者从技术上指出科举考试仍不如现代文官制“平等”,这自然是可以讨论的。

但我认为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公民个性本位还是“大共同体”本位才是根本的区别。

科举考试即便再“平等”,只要它是一种排斥个性的“平等”,那么它就并无现代性可言,而只能一种天下臣民“平等”地作为皇上奴才候选人的制度。

严格地说,它与天下女子在容貌面前一律“平等”地供皇上“选美”的制度并无实质区别。

在前近代社会中,束缚个性发展的共同体桎梏是多种多样的,而个性发展的进程往往不可能一下同时摆脱所有的桎梏而一步跨入“自由”状态。

因此,个性发展的一定阶段就可能表现为桎梏性较小的共同体权利扩张、对主要的共同体桎梏形成消解机与制衡机制。

西欧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市民与王权的联盟”就是这样。

在“大共同体”不活跃的西方,公民权利在一定阶段上与“大共同体”的体现者结盟,联手反对“小共同体”的桎梏,反对领主权与村社陈规,就成为一种积极的进程。

而在市民权利成长起来后,便会转而向王权及其所代表的“大共同体”发起挑战,追求个性的进一步解放。

而在传统中国则相反,“大共同体”的桎梏比“小共同体”强得多。

因此如果说在西方王权(它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市民社会因素)在一定阶段上可以有助于市民社会的成长,那么在中国,或许公民权利在一定时期却需要与某种“小共同体”结盟。

我们知道“庄主经济”对于市场经济的根本价值而言是一种落后现象,但正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庄主经济”色彩的乡镇企业,在冲破大一统命令经济的蕃篱、推动中国走向市场机制与人的个性解放的特定阶段上却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这个角度上看,清末对科举制的否定也许仍不失其积极意义,尽管“废科举”之后出现的替代物并不令人称道(犹如“庄主经济”或王权也并不是市场化进程与市民社会所追求的东西一样),尽管我们现在还要为摆脱这些替代物、实现政治人材选拔方式的现代化进行艰苦的努力。

〔13〕 总之,公务员任职资格考试作为选拔官员(主要是初入仕途的事务官员)的技术手段,如果不是最好的,至少也是必不可少的。

传统科举考试在这方面的确能给人以不少启示。

但这一技术手段受基本政治制度(主要是统治合法性的产生机制)制约,正是由于这种制约,科举官僚体系在“官”无选举、“吏”无考试这两点上都根本迥异于现代文官制度,它的积弊及最后被废除都有其内在原因,并不能全归咎于“全盘西化”或“激进主义”。

最重要的是:科举官僚制的政治哲学基础是强调“大共同体本位”(君国本位)的传统法家政治理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所谓儒家文化及其相关概念,诸如性善论、家族本位与“德治”理念等在“中国传统”中的实际地位,至少它与书本上的地位大异其趣)。

它与以个人本位(在法理上即公民权利本位)为政治哲学基础的西方文官制由于都排斥“小共同体本位”(家族、社区或利益集团本位),因而可能会有某些技术上的相似。

但两者在深层次上的根本区别却可能比它们各自与“小共同体本位”的距离更大。

因此,绕开深层次的变革直接借助于那些技术上的相似而从传统官制跨入现代文官制度,恐怕是一厢情愿的空想。

在科举制退出历史舞台百年之后,客观地重新评价这一制度并在技术意义上借鉴科举制是完全必要的,但作为历史问题我们不应借弘扬所谓“保守主义”而完全否定“废科举”,作为现实问题我们更不能指望仅靠考试取官就能解决政治体制现代化的出路。

魏晋南北朝(包含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六国

魏晋南北朝:1、《魏晋南北朝史讲演陈寅 著\\\/ 万蝇楠 整理贵阳:贵民出版社,2007作品简介: 本书是陈寅恪先生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的讲演录,由万绳南教授根据笔记整理而成。

虽非陈先生原著,但较为真实地体现了其在魏晋南北朝史方面的研究成果。

内容涉及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文化、宗教、民族关系等各个领域,可从宏观微观两个层面了解这段历史。

2、《波峰与波谷》阎步克 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作品简介:该书本是一部优秀的学术普及著作(仅有244页),却极具理论高度。

作者阎步克从“制度史观”出发,着重从“政治制度”与“政治势力”两方面叙述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历程。

对于制度史感兴趣的同学可以一观,作者的另一部书《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亦值得一看。

3、《中华的崩溃与扩大》[日]川本芳昭 著\\\/余晓潮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作品简介 :此书为《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中的一册。

作者川本芳昭为日本九州大学教授。

本书侧重探讨了夹在汉、唐两个统一帝国之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华文明的本质;对于当时周边地区与汉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有所涉及。

其论述兼具学术性和趣味性,亦可窥见日本学者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动态。

此外,这本书装帧不错,开本大小合适,拿在手里很舒服。

4、《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 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作品简介:不必多言,一本一版再版的好书。

田先生认为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仅存东晋一朝;门阀政治即门阀士族与皇权共治,是皇权政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

并以江左几家士族与侨性士族与司马皇权结合的历史兴衰为线索,解读“东晋门阀政治”。

5、《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祝总斌 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作品简介:该书对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在不同历史阶段纷繁复杂的变化,逐一作出了细致的考证和论述。

视角新颖,有许多不同于常识的观点,例如其不同意长久以来宰相制度的变化主要出于君相权之争说;将政治制度与宫廷内外的建筑布局结合起来做分析等视角都是前人很少留意,对于了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宰相制度演变非常有价值。

6、《九品官人法研究》[日]宫崎市定 著\\\/韩升,刘建英 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作品简介:本书是对中国魏晋南北朝史中重要的铨选制度——九品官人法的里程碑式的研究著作。

九品官人法,即我们所熟知的九品中正制,不过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仍有论争。

宫崎先生非常注重考证,做学问比较细致,通过此书可窥见一斑。

另有《宫崎市定中国史》一书,近年所出,对了解魏晋南北朝历史亦有帮助。

7、《拓跋史探》田余庆 著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作品简介:上面已经推荐了田先生一本书,这里再推荐一本《拓跋史探》。

乃是一本关于北魏鲜卑历史研究的论文集,该书具有前瞻性,强调了民族史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也为现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有启发作用。

田先生著作不丰,但是出精品。

其还有一本《秦汉魏晋史探微》也非常精彩。

8、《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日]谷川道雄 著\\\/马彪 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作品简介:本书由12篇论文组成,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日本中国史研究的理论问题的检讨和反思,二是对六朝具体历史的分析,在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豪族共同体”理论。

谷川道雄本人在魏晋南北朝领域研究用力颇深,给日本中国史研究带来深刻影响。

9、《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周一良 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作品简介:周一良先生在中国史、日本史、亚洲史、敦煌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俗的造诣。

而本书基本收全了周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研究的代表性论文,以时间为序进行排列,有关于官制、礼制、词语等诸多方面的考证。

倘若对魏晋南北朝有进一步了解的想法,可以阅读这本书。

10、《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唐长孺 著北京:中华书局,2011作品简介:唐先生还有《魏晋南北朝史论丛》、论丛续编和论丛拾遗等,专业性更强。

相比之下,《三论》更适合入门阅读,其论述魏晋南北朝的部分大致有一半左右,乃是唐先生晚年魏晋史研究的理论总结。

其具有扎实的史料功底,善用史料且考证精细。

另外,还有几点意见:① 倘若书籍有修订版本,,比如《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在2012年便出过精装修订本之中包含着作者的新想法,文本的校正也当优于前面的版本。

② 所列书籍多能购买到纸质本,买不到的电子版本也比较普及。

③ 所举作者均是魏晋南北朝领域研究的大家,亦可以将他们的其他著作加以阅读,对于了解一名史家的学术脉络和整体思想很有帮助。

④ 以上所举多是魏晋南北朝史宏观通史、政治制度史相关著作,因为这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我们了解这段历史的一个窗口。

⑤ 若想更加深入地了解这段历史,还需要上溯秦汉,下延隋唐,了解魏晋南北朝的由来及其影响。

二、五胡十六国:而且你应该问的是五胡十六国《五胡录》,作者火焰塔,也很不错《北史》包括《魏书》、《北齐书》、《周书》,这是24史里边的《中国通史》

明朝比较强大还是清朝

整体而言明朝优于清朝。

1.明朝皇帝也就是说帝国领导核心比清朝有骨气。

怎么说。

明朝最昏庸的皇帝——万历。

在对外侵略的问题上毫不含糊。

对蒙古王子的侵略,一个字打。

对日本侵略朝鲜。

万历皇帝也是一个字:打。

对于崛起的女真。

万历皇帝还是一个字打。

明成祖朱棣更是提出天子守国门。

而亡国之君崇祯也忠实的履行了皇帝的职责,宁死不屈壮烈殉国。

这是难能可贵的。

清朝不用我说。

大家看看近代史就知道,从1840年以来到清朝灭亡一直在割地赔款。

2.外交上。

明朝郑和下西洋对外开放。

华夏之光,万邦沐浴。

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举世瞩目。

至今都引发世界瞩目。

清朝也不是完全闭关锁国。

应该看到清朝迎来了班禅和达赖进北京。

从政治上确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3.文化上。

三大名著《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都出于明朝。

但是清朝一部《红楼梦》就达到中国小说巅峰。

明朝民间出了《三言两拍》。

清朝民间更厉害《聊斋志异》。

明朝出了浩瀚的《永乐大典》,清朝更厉害不仅出了《康熙字典》还出了《四库全书》。

但是明朝的女子却比男子更有骨气更悲壮。

金陵八绝是清朝无法比拟的。

特别是柳如是,一个烟花女子以最轻贱的身世托起拯救江山社稷的重责。

这是前无古人的。

清朝也出了一位。

可惜算不得清朝的业绩,而是反清英雄——秋瑾。

4.官吏上。

明朝人才辈出。

最有名的:海瑞,海瑞的清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清朝倒是出了个能和海瑞pk的。

可惜是个贪官——和珅。

和珅的贪污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清朝著名的清官——于成龙。

可是明朝的清官更厉害。

明朝的清官——于谦。

于谦不仅清廉并且拯救了明朝。

5.改革上。

明朝出过张居正改革。

清朝先后出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清末宪政改革。

结果是都失败了。

但张居正改革毕竟无法与清朝资产阶级改革相提并论。

6.后宫。

清朝出过2位皇太后。

一位孝庄皇太后,一位慈禧皇太后。

说实在话这两位皇太后还真不怎么样。

孝庄皇太后没有远见出了不少昏招影响多尔衮。

但支持康熙也功在社稷。

慈禧皇太后不说。

卖国贼一个。

相反,明朝后宫出了1位太皇太后1位皇太后、两位皇后都很了不起。

一位仁宗皇后,宣宗皇太后、英宗太皇太后。

这位太皇太后很了不起。

很早就发现王振祸国殃民。

这位太皇太后历经四朝将明朝推向鼎盛。

一位皇太后万历皇帝的生母李氏。

正是她和大太监冯宝给予张居正有力的支持才出现了大明中兴。

两位皇后。

一个是天启皇帝的皇后张嫣。

正是她支持崇祯皇帝登基扫除了魏忠贤逆党。

一个是崇祯皇帝皇后周玉凤。

在帝国风雨飘摇的时候,与崇祯皇帝同生共死。

7.军事上。

我是指对外战争。

清朝几乎无法和明朝抗衡。

明朝最没落的时候,郑成功还能收复台湾。

清朝最强盛的时候,《尼布楚条约》割让雅克萨。

明朝昏君万历时代还能将日本赶下海。

清朝甲午战争惨败不说。

还割让台湾。

眼睁睁的看着朝鲜被日本吞并。

这还不算还让俄国和日本在东北大打出手。

面对侵略。

明朝誓死保卫北京并且两度打败侵略者。

清朝是两度逃跑。

导致首都两次沦陷。

皇宫被焚毁。

(一次英法联军,一次八国联军。

) 8.绘画上。

清朝出了扬州八怪特别是郑板桥。

明朝出了江南四大才子特别是唐伯虎。

唐伯虎画画虽好,但人品不怎么样。

科举考试作弊。

但是,必须指出:明朝有位画家罪行罄竹难书——董其昌和他儿子。

画坛论技能明朝画家高于清朝。

但人品清朝画家高于明朝。

我偏向清朝。

9.经济上明朝的富裕普遍高于清朝。

但有个时期例外,这个单独讲。

10.科学、医学上。

红衣大炮明朝最先使用。

万户火山举世闻名。

清朝前期还可以后期还真不怎么样。

医学,李时珍《本草纲目》。

地理徐霞客。

11.盛世。

明朝盛世永乐到仁宣之治。

清朝康熙盛世。

我为什么不说康乾盛世。

因为,乾隆朝的问题颇多。

雍正很好很不错。

但雍正的改革停留在封建体制下。

这里我要说第九条提到的经济问题。

康熙盛世为什么超越前人。

康熙盛世采用了先进的资本主义某些做法,使得康熙盛世特别突出。

但雍正之后,清朝又回到了完善封建体制的政策中来。

综上所述:明清各有特色。

但我个人倾向明朝。

总体上,明朝优于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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