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书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家范,亦作家训、家诫、家教,是中国古代所特有的一种典籍。
它是在传统的伦理之上,借助尊长的权威,对子孙族众的道德约束,是古人向后代传播立身治家、为人处世、齐家教子思想文化的载体。
它源于古人生活实践,具有强大的教化功能、凝聚功能和综合功能,富有形象性、哲理性和灼人的情感色彩。
它不具备法律强制性,但它却具有道德舆论的约束力,比法律有更强的广延性,它能够和可能解决的问题恰恰是法律无法延伸、难以触及的问题。
对于加强同族宗亲的认同感,维系家庭秩序和社会稳定,具有非同寻常的作用。
家范的产生,源远流长。
我国古代社会是在一个半封闭温暖带大陆繁衍起来的,以农业经济为生存基本手段,保留有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宗法制度,这些因素使中国文化带有强烈的宗法性。
宗法文化的特性就是重视血缘关系,强调伦常秩序。
于是家范应运而生。
虽然在奴隶社会没发现正式的家范之作,但从周朝时期周公教儿子鲁公不要求备于一人,孔子教儿子伯鱼学诗学礼就已能看到古代家范的雏形。
两汉时期,新兴的豪族大家通过密切家族联系来扩大社会影响力, 纷纷制定家族或家庭的清规戒律,并采取文献形式。
首先出现的是书信形式,如刘邦的《遗太子书》、刘向的《诫子歆书》等,虽然与后来规范性家范之作有一定距离,但也完全不 同于训诫活动的家范,它已经由简单单纯的口头训诫落实到书面文献上。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是传统家范的成立时期,内容上不再针对一事或局限于一时,形式上以原则性条文出现。
代表作有三国蜀诸葛亮的《诫子书》、东晋陶潜《与子俨等书》等,但或因不传或因过简未能产生什么影响。
南北朝时期的《颜氏家训》标志着规范性家范的诞生,是现今可知的第一部系统的封建家范专著,也是历代家范中的经典之作。
宋代掀起了写作家范的高潮,代表作有司马光的《家训》、陆游的《放翁家训》、袁采的《袁氏世范》和朱熹的《训蒙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家范除了伦理内容之外,又增加了支配家庭经济关系的规定,反映出宋代封建地主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并在明清两代家范中得到发扬。
家范之作在金元时期转入低潮,除郑太和《郑氏规范》外,多不足取。
但一进入明朝,家范之作大量增加, 今可知的有关文献90 余部(篇) ,如朱柏庐的《治家格言》、方孝孺的《家仪》、庞尚鹏的《庞氏家训》、姚舜牧的《药言》、袁衷的《庭帏杂录》,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清代不仅传世家范多达60 余部(篇) ,出现了像孙奇逢《孝友堂家规》、傅山《霜红龛家训》、张履祥《张杨园训子语》、曾国藩《曾文正公家训》等具有典型意义和史料价值的作品,还产生了带有总结性质的辑录之作,如张师载《课子随笔》,所辑历代家范文献87 种,为今天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
中国古代家范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百科全书。
它蕴含的内容丰富,涉及广泛,大到经邦纬国,朝政军务,内政外交,治学修身;小到家庭生计,居家日常,人际琐事,养生之道等。
教育方面涉及到敬祖孝亲、睦族和宗、友待乡邻、爱国急公、教育子弟、居家治生和婚丧嫁娶等;劝谕方面涉及到崇德敦伦、正心端品、饬身立己、循礼安份、谨言慎行、积德行善、诚实有信、谦逊忍让等;禁戒方面涉及到赌博奸淫、忿戾凶横、游荡为非、崇巫礼佛、重利贪谋、结交胥吏、杀生宰牛、吸食鸦片等事项;生活方面涉及到民俗、书法、算术、博弈、博射、医学、投壶、卜筮、琴瑟、遗嘱等。
例如《颜氏家训》中将河北江南的风俗,豪门庶族的好尚,做了比较和分析;对于佛教的流行,玄风的复炽,鲜卑语的传播,俗文学的盛兴,都做了较为翔实的记录。
再如《袁氏世范·治家》中对高厚垣墙、周密藩篱、防火拒盗、房屋起造、管理仓米、厚遇佃人等治家处世方法也纤悉不遗。
这些对于我们研讨祖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了解当时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佐证。
中国古代家范具有社会化意义,主要表现在集结后的家范面向全社会来训诫大众,家范之间内容的相互借鉴以及家范与其他训诲文献的交叉融合。
这样家范的功用超出了一家一族的范围,成为全社会共同的文化财富。
早在唐朝,家范的社会化已经开始。
如《颜氏家训》这样的规范性家范,它在社会上广为流传,非颜氏一家所有。
再如《太公家教》一类的读物中吸取了前代文献, 如《论语》、《诗经》、《礼记》、《千字文》以及民间俗言谚语。
这些家范超越了原来相对单一的训诫对象,摆脱了一家一族人的狭隘圈子,成为社 会上广泛使用的启蒙教科书。
用明朝人何孟春的一句语来说,也就是“家训非私言”。
中国古代家范极富形象性和哲理性,形象性首先表现在比喻的大量运用上,譬如言择友则有朱、墨、鲍鱼、芝兰之喻,论表里则有春花、松柏之比。
将族众比作枝叶、喻为山 水。
家范的哲理性则体现于格言警语,书中不乏警句,金玉良言,字字药石。
如“陈眉公曰:‘富时不俭贫时悔,见时不学用时悔,醉时狂言醒时悔,临时不思事后悔”(姚舜牧《药 言》)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诸葛亮《诫子书》)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司马光《训俭示康》) ;“无故而然,其中必有故也,不可不察;言之太甘,其中必苦,尤不可不察”(李惺《冰言补》) 。
以及袁衷论士有三品、康熙论为 学三功、曾国藩养生有五事、姚舜牧论检验各种能力的各种标尺等等。
读着这些情真意切、寓意隽永的忠告之言,令人觉得仿佛正在聆听一位忠厚长者的谆谆教诲,无不闪烁着 哲理的灵光。
中国古代家范内容切实,近乎人情。
它既有别于大臣的疏谏及官府律条,又有别于规范文体的结构和辞章。
家范的作者,不是饱读经书的宿儒,就是久经官场的老臣。
这些人入世之深,看人之准,悟理之透,决非普通人所能相比。
家范中许多入木三分的分析、切实可行的忠告,在其他类型的文献中是难得一见的。
家范的作者通常援引古代史实和切身经历来教诫子孙。
如刘邦在《手敕太子》中以切身体验谆谆告诫太子刘盈要刻苦学习、尊敬师长,没有半点伪饰,自然易于为 人接受。
孟母教子不惜“断机杼”、“三迁择邻”来教育自己的儿子。
父母把一生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毫无保留都告诉给儿孙,用古人的话说“, 父欲令子善,唯不能杀身,其余 无惜也。
”(王 《诫子书》) 毋庸讳言,中国古代家范中也有许多封建主义糟粕和唯心主义谬说,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如灌输愚忠愚孝、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灌输学而优则仕、光宗耀祖的名位思想;灌输宿命论、报应论和封建迷信思想;灌输免祸保身的处世哲学;实行棍棒主义等。
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明辨的。
还如家长中心论和经学说教,成为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工具,常常扼杀人性,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忠君孝祖、惟命是从的奴才,成为中华民族愚昧、保守、自私、落后的原因之一。
无疑这应该摒弃,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把我们民族的这份优秀文化遗产就像浴盆里的孩子一样和脏水一起倒掉。
值此中国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急遽转型期,我们面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但是现在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未能有效遏止,那么如何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在中外文化碰撞交流中褒扬中华民族的品格,弘扬民族精神,实现民族复兴,是值得每一位关心民族命运和子女前途的有识之士深思远虑的。
对此,历代家范无疑能给我们深刻的启迪。
因为古代家范凝聚着前贤的人生体验、学术见解、现实评价和社会理想。
特别是那些家范中的佳作名篇,早已从一家一族的训示,繁衍成为全社会、民族的普及性读物,这些人生哲理、处世德行的结晶,直接陶冶着我们的民族精神,锻造着我们的民族性格,形成了我们独特的民族传统。
因此,家范是一批值得我们珍视、整理、研究和介绍的民族文化遗产。
通过全面挖掘这一珍贵文化遗产,我 们从中可以认识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教育、伦理、道德,对于传授知识和进行传统的道德教育乃至构建先进文化将具有一定价值。
对于当今处理个人与家庭、社会的关系, 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不无借鉴之处,同时对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和道德修养,维护社会安定,促进全社会的精神文明,起到重要的作用。
中国书法未来的路如何?
的变化美 中国书法是东方特有，纵观我国三千多年来书法艺历史，是一部点画、结体、章法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书法艺术是线条的艺术，它之所以能成为一门审美价值很高的艺术，主要是因为用毛笔写出的字具有线条千姿百态、变化无穷的特点，体现了一种变化美。
1：点画的变化美 点画是构成各种书体字的最基本的零件，因此点画的变化是书法变化的最基本的因素。
书法中的各种基本笔画本身是各不相同的，例如，智永在永字八法中对各种不同笔画的写法提出各种要求：点要写得如鸟翻然侧 下；横要写得如勒马之用缰；提要写得如策马之用鞭；撇要写得如蓖之掠发。
这说明各种笔画的姿态都可以和具体的自然物联系起来，这当然也是一种变化美。
但更多的是同一种点画重复出现时的变化美。
孙过庭《书谱》中有这么一句话：数画并施，其形各异；众点齐列，为体互乖。
这是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后提出来的。
形体各异、互乖就是指其开头、大小、粗细、欹正的变化。
隶书有蚕无二设，燕不双飞的规定，这个规定表面看起来是条死规定，似乎束缚了书写的手脚，其实这正是体现了人们变化美的指导思想，根据这条规定写出来的隶书就，避免了相同点画机械的重复。
例如；清和浇两字，清字的三点水均呈三角形，上面二点较靠近，而浇字的三点水第一点就不呈三角形，第三点和第二点较靠近。
两个法字，第一个三点水分离；第二个三点水中后两点相连。
2：结构的变化美 历代书家结构变化的方法，大致有以下各种：（1）：不改变点画在字形中排列次序，改变点画的粗细、点画之间的距离、角度等，从而产生结构形状的变化。
例如：两个使字，前一个使了较平正，后一个使字，人明显向下移，而形成左低右高的体势。
两个种字,其偏旁禾，除了笔画有所变化（第二个禾，中间竖带钩）外，还有偏侧的变化：第一个禾旁上部向左倾斜，第二个禾旁上部却向右偏转。
（2）：变换左右或上下部分的位置。
（3）：增减点画。
作为书法作品，为了要破机械重复，却常常要增减笔画以达到变化美的目的。
（4）：有些字还可以用不同的结构书写。
（5）：各种书体结合。
一个字如果在同一篇作品中重复出现，往往采用变换书体或渗进揉合其他书体的笔法来达到变异的目的。
不过，变换的书体，笔尖风格一般都比较接近，常见的有以下几中形式。
A：隶书揉合篆书笔法，或变为篆体。
B：楷书揉合隶书笔法。
C：行书揉合楷书笔法，或变为楷书体。
D：行草互杂法。
E：篆、隶、楷、行、互杂法（郑板桥常用此法）。
在以上几种方法中，用得最多，变化也最多的是行草互杂法。
宋朝米芾，可算得上是行草结合，追求结体变化美的典范。
3：章法的变化美 章法又叫布白，有小章法和大章法之说。
按变化美的原则，安排一个字的结构的方法叫小章法，把字组成篇章的方法叫大章法。
一般说的章法通常指大章法。
清代书画家邓石如说：字画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
这句话点出了两个问题：一、字与画（这里指中国画）一样，布局要有疏密的变化，疏处不怕留出大块的空白，密处不怕稠；二、要把空白的设计和黑字的设计看成同等重要。
国画的布白是如此重要，书法的布白也是如此。
写篆、隶、楷、行、草诸字体，都存在章法变化美的问题，但是最能体现变化美的是行草的章法。
其变化因素大致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各文字的仰、俯、斜、偏、大小、长短的变化： 这种变化首先要根据文字结构特点，以及章法变化的需要，要受气势的支配，要变化得和。
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324个字，其结构的变化臻神入妙，其中20个字之字，变转悉异，遂无同者。
（2） 字距、行距的变化： 一般行草作品的行距要明显大于字距。
行距变化不大，字距变化较大。
（3） 参差揖让的变化： 参差的变化包含两层意思：一、不要把每行字安排成字数一样、长短一样，整齐划一，而应该有长短变化。
二每个字除了不要上下左右对得很平外，其笔画应该有长短的变化。
所谓揖让，即字与字之间不能互相冲突，不允许有笔画重迭、交叉的现象存在。
有时为了笔法变化的需要，某一个字需要写得大些，或某一笔向左伸得较长些，这时邻近的字就要写得小一些，让出空档，从而产生揖让美。
（4）墨的枯、润、淡的变化； 历代书家都非常重视墨色的运用。
墨色的合理使用，直接关系着书法笔画的质感美，关系到书法骨力美和韵律美。
墨色的变化大致有：A：浓与淡的变化： 古今书家多数喜欢用浓墨。
如肃东坡。
因为浓墨字能和白纸形成鲜明的对比，黑字入木三分，有沉稳的美感，而且富长期保存。
但也有少数书家善用淡墨的。
如黄山谷、董其昌、傅山等。
搞现代书法的更是不乏其人。
淡墨用得好，也能产生特殊的美感。
行草书法的用墨如果以浓为主杂以淡墨写的字，就更富于韵律的变化美。
在中国画里是非常注意浓淡的变化的。
如画山，一般远物淡近物浓，从而使画面产生远近、轻重、虚实的变化美。
同样道理，书法用墨的浓淡，也能产生这种变化美。
这种立体效果显然优于二度平面内变化的效果。
B：枯、润的变化； 古人用墨贵润贵枯，强调笔酣而墨饱，这样写出的字具有洋溢柔和美。
古人还认为枯笔产生全国硬、飘浮之病。
这话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满篇枯笔固然乏味，而通篇以润笔为主，杂以部分枯笔其效果却要比全篇润笔来得佳。
姜《读书谱》中有一段话说得好：行革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
显然，险妍兼备具有一种自然的阳刚，阴柔变化美。
米芾的《虹县诗》墨迹枯笔用得很美：如清、风、满、舟等字弯弯曲曲的枯笔线条，犹如万岁枯藤，苍老坚韧。
C：浓、淡、枯、润的综合运用： 如果综合运用浓、淡、枯、润的笔墨，其变化就更丰富。
（5）节奏的变化： 书法的节奏变化是指线条的长短、粗细，用笔的轻重、墨色的浓淡，运笔的快慢等变化。
凡是重笔、粗线 浓墨相当于乐曲中的强拍音符，而用笔轻、线条细、墨色淡相当于音乐中的弱后音符。
线条的闰长，给人延长拍子的感觉，多转折的线条给人节奏快的感觉，线条的中断给人以换气、休止号的感觉。
因此，节奏变化的乐曲能使人悦耳，节奏有变化的书法才能感目乐心。
以上从点画、结构、章法三个方面谈了书法的变化美。
其实书法的变化美还应该包括对同一种书体不同书家写出不同风格的美，这就是个性美。
例如同样是楷书体，欧阳询的风格是清癯险绝，精整工稳；颜真卿的风格是端庄雄健、内舒外紧；柳公权的则体势劲媚、内紧外松。
同样是行书，王羲之的字秀丽神逸，如清风出补袖，明月入怀；黄山谷的行 书，气魄宏大，笔画作向外辐射状；米芾的行书，似快刀利剑，八面出锋。
这种不同风格的变化美，体现了个性美，这种个性的美是不能用一个尺度去量出第一名、第二名的。
当然书法美还应包括统一美，变化和统一是一对矛盾，变化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4：用笔个性化（1） 对当前中国书法的现状，不管是认为书法热使书法走向了新的辉煌，或是认为书法 热潜在着书法危机，但有一个事实是存在的，那就是作品存在着雷同感现象，在用笔上苍白无力，气韵不足。
在用笔上，当前的笔病，主要有如下三种：A： 就书法艺术的表现特征来说： 以力为主、以力为功、力士挥拳等，都是用来形容书法线条的强劲有力，并以此来分辨、评论书法的优劣。
而当今那些轻飘、怯弱、油滑、板滞、臃肿的线打，不管在大展或小展、名家或初学者、南方、北方或中原都随处可见。
缺乏力感的线条，绝无生机和美感可言。
B：线条缺乏律动，这是目前书法用笔上存在的另一病症。
描、画、做是用笔的大忌，而今的用笔直来直去、生拉硬拽却屡见不鲜。
另外，按过于提的用笔不好，以一味快速抡转速写为能事同样也是笔病。
有些作品看似气势生动，其实线条的含金量很少，没有笔锋的起倒束放，没有节律变化，内涵性差。
节律在书法创作中，关乎阴阳二性，它是由物到意、由技达道的津桥。
它是超越线条形质之上的精神境界。
C：在表现上，缺少用笔意识。
以浮躁的心态看待用笔，自视天分聪明，既好高务远，又为自己不肯下功夫寻遁词、找心态平衡。
用笔是要用功夫磨炼的，但又需要悟。
书法重视用笔，那些成功的书家否定用笔，是从用笔中解放出来后追求的一种自由创造的高妙境界，是要书法自然随化，笔随物畅。
（2）当今书坛技法薄弱现象，自有其时代原因，也有其历史原因。
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大地风云变幻，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
而书法不同于政治，书法有自己的运行轨迹。
书法从来就是文人的文化，在历史上创造物资财富的平民百姓，由于经济贫困而造成文化的落后，他们能认识几个字也就不错了，别说是创作书法艺术作品了。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学术思想一下子涌进国门，民族的传统文化包括书法在内都受到强烈的冲击。
随着经济大潮的涌起，人们的心态变异，书法艺术的身价剩下的就是包装了，还谈什么书法的技巧。
5：天然去雕饰--书法创作方法小议 当今书坛，在书法创作上的方法上可谓五花八门、热闹异常。
有传统式的，有现代式的，有单一的，也有复合的，有写的，也有画的，有制作的，也有涂抹的，有拼凑的，也有修描的，有刻的，也有剪贴的，有信手便来的，也有一丝不拘的，有稳稳当当的，也有歪歪扭扭的，有生拉硬拽的，也有自然而然的，等等。
但大致不外乎三种：一种是不着边际的胡来，一种是写，再一种是作和画，画当属作的一种。
第一种，离漩涡比较远，没多大前景。
第二、三种，目前正在活跃期。
第二种为最多、最普遍，似为主流，但缺点和不足之处不少。
第三虽不是主流，但风势不小，有与第二种抗衡之势，有时对立，有时又掺合，在中青年、尤其青年中最有市场，特别在有意出新者中更显威力。
因此，这便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书法创作是写好，还是作、画好，抑或合为一好
值得引起足够的重视。
因为这不仅关系到书法创作的质量，也关系到书法艺术的发展前途。
书法是从实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第一属性是实用，是为了交流，第二位才是美。
虽则后来美逐渐独立，脱离了实用，不再为了交流，而是专供欣赏，但依然离不开第一属性的影响。
正是实用这一属性，形成了书法本身特有的规律和法则。
笔法，结字，墨法和章法的形质和神彩，才构成了书法艺术之美，若离开了实用这个前提，书法之美则不复存在。
它在实用基础上产生的写法，一个总的特点是便捷。
只有便捷才便于书写，便于交流，便于抒发。
书法之美在便捷之中提炼出来。
象形文字发展为篆书是便捷；篆书发展到行草也是便捷。
结字从圆而方是便捷。
写对作与画更是便捷。
所谓写，概括讲，就是果断、迅速、痛快，三步并作两步，不犹豫、不拖泥带水、不描头画角、不磨磨蹭蹭、不扭扭捏捏、不装腔作势，放笔直书、一拓直下、直截了当、干净利落。
虽有书体不同，迟速各异但总的趋向是一样的。
看似简单，其实不然。
便捷讲沉着、讲精到、讲含蓄，讲变化、讲节奏、讲个性、讲神彩、要在写中得到充分实现。
因此，便捷绝不上简单草率，绝不是平铺直叙，而是更丰富、更生动、更有韵味。
只不过化解和平衡了矛盾，抿灭了痕迹，不使节目孤露，化繁为简，便于流露而已。
正所谓羚羊挂角，惊蛇入草，不见起止，因而更高，也更难。
有如体操表演，在快速中作高难动作，既到位，又稳妥，惊而又险，令人叹服。
而作与画则不同，或把矛盾分解开来，孤立起来，突出出来，加以人为地夸张、变形、强化和制作，以求新奇，不但不抿灭痕迹，反而加重痕迹，强化痕迹，故意制造麻烦，设置障碍，将少的变多，短的变长、一步变作三步走，因而较写要罗嗦得多，费事得多，不干脆，也不简捷。
看似复杂，其实简单，无提按、无波折、无迟速、一律平滑匀缓，毫无生气。
总之，一个自然而然地写，一个刻意人为地作，写与作、画，泾渭分明。
书画同源，只在文字开始阶段，即象形文字时期，跟画画差不多是一样的。
后来走向了抽象，有了写，就跟画不一样了，与画越走越远了。
因此，可以说，写是书法独有的，是区别于画的主要之点。
画可以修、可以补、可以描、可以作，但写不可以，写就是写。
虽然中国画也借用书法的写法，写意、写趣，这只是表明写的长处和优势，并不说明还与画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要进行书法创作，必须坚持写的方法，不能去画，画不属书法的范畴；否则，就是走倒退路，把自然拉回人工、抽象拉回具象，取消了书法。
那么，写作合一，写中加作、加画，可以不
按理，适当吸收写以外的营养，可以而且必要，但一定要以保持书法本色为前提，特别是写的根本的东西不能变，不能往里乱掺。
清浊掺合，掺而不合，只能将清变浊。
当然还要看清浊成份的比例。
浊量甚微，作用不显，但浊的比例过大，就麻烦了，势必改变清的纯度。
所以最好不要往写里加作加画，不要搞什么写作合一，这样只能降低书法创作的品味。
人工气加重，焉有不低
可能还有人会说，只写不作、不画，手法太单调，不能创新。
其实这是偏见。
写的容量相当大，可缩可伸，可塑性非常强，每个人尽可以根据自己的志趣发挥创造，怎么非得往里加作加画才丰富，才不单调
从古到今，多少有特色、有新意的作品都是写出来的，怎么会出不了新
又是写、又是作、又是画，非但出不了新，反而会变成不伦不类的杂烩，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近年来不少人在作与画上大动心思，有的画字、画点画、画章法、画得令人莫名奇妙；有的一味作旧，作旧色、作古色、几可乱古；有的搞剪贴，搞拼凑，形同现代美术；有的东拉西拽，左扭右摆，故造奇险，与写背离，与自然流露背离，甚至与书法背离，勇则勇矣，但不可取。
从长远观点看，真不如把精力好好用在写上，用在自然流露上，方能有所建树、有所作为。
硬和规律对着干，和写过不去，即使热闹一时，终究不会长久，只能徒费年月。
对情感的抒发和个性风格的表达，也同样如此，要写，不要作，作则假，写方真。
千万不要以为这么作一下，那么作一下，便可作出个性来，作出风格来，只能是笑话。
如果真能成功，那个性太简单了，风格也太肤浅。
古人有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多么适用于书法创作
毫无疑问，作与画属雕饰一类，务须去掉才能写出天然境界来
6：书法作品布局 书法作品的布局： 一幅书法作品大都包括正文、题款和印章三个方面的内容。
正文是要写的主要内容，是作品的主体。
文章诗词，格言警句等等健康向上，吉利祥和的文字都可作为书法作品的内容。
题款是正文之外的说明性文字。
包括象正文题目，出外，书写的时间、地点，书写者的姓名、字号、斋号，所赠对象的称呼、姓名等等。
这些内容并不是每幅作品都要全写上。
题款内容的多少要视作品的具体需要而定。
题款的内容有的写在正文前面，叫上款；有的写在正文后面，叫下款。
象所赠对象的姓名，称呼这样的内容应该写在正文的前面，以表尊敬。
书法作品中所盖的印章，从内容来分，有名号章和闲章。
从所盖的位置来看，有迎首章和押脚章。
盖在作品上首的叫迎首章，盖在正文和下款之后的叫押脚章。
印章在书法作品中主要起点缀作用，所以一幅作品的印章也不能过多，一般是一至三方为宜。
正文、题款、印章是一幅作品的三大有机构成部分。
在创作时，必须统筹安排，使三者构成一个完美和谐的整体。
急求关于对谦让的事例
德国大思想家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欧洲显然略胜一筹，即使在数学和战争科学上，中国也低于欧洲的水平。
然而在实践哲学方面，既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欧洲实在是相形见绌。
” 李约瑟说：“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
“明代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
到1644年中国的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
(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和《梁启超论清学史》)。
在夏咸淳著的《明末奇才——张岱论》中有这么一段话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大批多才多艺的人物，乃是人类的骄傲。
明朝时期，中国也出现了群星灿烂，人才辈出的文化景观。
当时思想文化的精英们，不论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人文科学领域，抑或是在文学艺术的园地，都有着超越时代的卓越建树。
李时珍，徐光启，吴有性，徐弘祖，宋应星，李贽，唐顺之，王阳明，黄宗羲，方以智，朱载堉，兰陵笑笑生，汤显祖，袁宏道，袁小修，冯梦龙，张贷，张溥、唐伯虎，石涛，八大山人，徐文长，李渔，傅山这一颗颗明星将中华文明点缀得格外绚丽夺目，那时中国也有自己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菲尔，莎士比亚，塞万提斯” 其实说那个时代的人超前历史三百年的声音不绝于耳，比如有人说李贽是超前了三百年，有人说黄宗羲超前了三百年，王夫之是超前了三百年，顾炎武是超前了三百年，方以智是超前了三百年，等等，当这么多的人都是所谓的超前了三百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问，究竟是他们超前了三百年呢，还是中国在后来的发展中了落后了三百年，停滞了三百年，以致三百年后回首古人，才发出这些古人超前三百年的感叹 其实明朝晚期和中国近现代之间的关系，从中国在满清统治下沦为半殖民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被人所注意。
清末的维新变法派和革命党人使用的许多思想武器都是来自两百多年前的明末，甚至直接把明末的思想家的言论作为宣传的武器 下面我们一一列举明代中国出现的与近现代文明接轨的思想和事实 一、政治上在君臣关系上，嘉靖万历年间的思想家何心隐藏提出君臣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君臣相师，君臣相友”“相友而师” 在舆论监督上 万历年间的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 在权力分配上， 东林党人钱一本提出“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选举”王夫之提出的虚君立宪思想 “有天子而若无，则无天子而若有，主虽幼，百尹皆赞成治之人，而恶用标辅政之名以疑天下哉
” “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以虚静而统天下，则不恃贵戚旧臣以夹辅” “以法相裁，以义相制，……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
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 黄宗羲提出的揭露君主专制本质的思想 “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
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
鸣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二、经济上 王夫之明确提出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财产的主张 “若土，则非王者所得私也。
”“民所治之地，君弗得而侵焉。
民之力，上所得而用，民之田，非上所得而有也” “王者虽为天地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谈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土乎” 不干涉的经济主张： “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 三、对待外国文明的态度上 瞿太素说： “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
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逃亡日本的朱舜水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
’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
”（《与陈遵之书》）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这一个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
事实上，明朝的时候，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
在徐光启生前，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围绕着编写《崇祯历书》而对西方天文数学著作进行了大规模的翻译和引入，徐光启死后，李天经接任了他在科学方面的工作，不仅继续完成《崇祯历书》余下部分的编写，而且按照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的原则，在明朝政府的支持下，继续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对其他西方科技著作的翻译。
比如《坤舆格致》是在李天经主持下，汤若望和中国人杨之华、黄宏宪合作翻译，共四卷。
原著是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
《矿冶全书》共十二卷，是欧洲矿冶技术的一部经典著作，书中介绍了各种金属的分离、制取和提纯方法，也详细介绍了各种无机酸的制法，包含有许多重要的化学知识。
崇祯十六年（1643）十二月，崇祯皇帝批示户部将《坤舆格致》分发各地，“着地方官相酌地形，便宜采取”，只可惜，随着明朝的灭亡，崇祯皇帝的批示没有办法落实，连这本中国政府组织中西学者合力翻译的书籍，在满清统治下也彻底散失，在愚昧的满清统治下，这是这种类型书籍的必然命运，《天工开物》都会在中国失传，更不必说别的了。
四、在开眼看世界上 人们把林则徐，魏源所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实际上这种说法根本错误，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殖民强盗 徐光启在《复苏伯润柱史》信中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五、在以人为本，张扬个性上 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
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
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
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辨他吉凶灾祥
天地鬼神万物离去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
” 王艮说“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则以天地万物依于己，不以己依于天地万物” 罗汝芳说“夫所谓立身者，立天下之大本也。
首柱天焉，足镇地焉，以立人极于宇宙之间” 汤显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
”（《贵生书信记》《明复说》） 明末大思想家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之可言矣” 六、在破除束缚，解放思想上 王阳明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
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答罗整庵少宰书》） 王阳明又说“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
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
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
益于己者，己必喜之；损于己者，己必恶之。
” 明代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人嘲笑成函关之鸡 “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 冯梦龙在《广笑府叙》中说“又笑那孔夫子这老头，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 象不象鲁迅在五四时期说的话，然而这是提前了将近三百多年说的话。
七、在社会进化论方面 嘉靖时期的思想巨人王廷相在《雅述》下篇中说 “儒者曰：天地间万形皆有敝，惟理独不朽，此殆类痴言也。
理无形质，安得而朽
以其情实论之，楫让之后为放伐，放伐之后为篡夺，井田坏而阡陌成，封建罢而郡县设，行于前者不能行于后，宜于古者不能宜于今，理因时致宜，逝者皆刍狗矣，不亦朽敝乎哉
” 八、在文明演变发展方面 王夫之说“大昊以前，中国之人若麋聚鸟集，非必日照月临之下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国。
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盛，此之衰而不能征之，迨此之盛，则彼衰而弗能述以授人，故亦蔑从知之也。
”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在大昊以前，中国人不过是麋聚鸟集的野蛮人而已，但未必在日照月临之下的全世界都是如此。
肯定在某个地方存在一个比中国更早步入了文明的社会，只不过因为人力不通，所以那边文明正处于强盛时期的时候，中国这边由于处于野蛮状态，而不能知道罢了。
而到了中国文明强盛起来的时候，那边的文明衰落了下去，不能显示出它的光辉，所以中国这边也还是不能知道罢了。
“在近小间有如此者，推之荒远，此混沌而彼文明，又何怪乎
《易》曰：‘乾坤毁则无以见易’，非谓天地之裂也，乾坤之大文不行于此土，则其德毁矣” “中国之文，乍明乍灭，他日者必且陵蔑以之于无文，而人之返乎轩辕以前，蔑不夷矣。
”也就是说中国的文明一会儿明亮，一会儿熄灭，将来必定消失退化到没有文明的状态，人也退化返回到轩辕以前，没有一个不是夷狄（“蔑不夷矣”）。
显然这里的“夷”正是和文明对立的野蛮的同意词。
九、在捍卫文明，抵抗野蛮上 王夫之说“可禅、可继、可革
而不可使夷类间之” “夷夏者，义之犹严者”“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也” 痛斥“败类之儒，鬻道统于夷狄盗贼而使窃” 朱舜水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也很大，这有梁启超和李大钊的话为证 梁启超说“舜水尤为伉烈，他反抗满洲的精神，至老不衰……（舜水的话）入到晚清青年眼中，像触电气一般震得直跳，对于近二十年政治变动影响实在不小”（《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李大钊说“先哲朱舜水，身丁亡国大痛，间关出走，飘零异域，无时不以恢复中原为念。
虽至势穷力尽，曾无灰心挫志，直至死而后己。
……钊生当衰季之世，怆怀故国，倾心往哲。
每有感触，辄复凄然”（1913年《言*》月刊）十、在节制人口，计划生育问题上 冯梦龙说“不若人生一男一女，永无增减，可以长久。
若二男二女，每生加一倍，日增不减少，何以养之
”（冯梦龙《太平广记钞》卷七，1626年，天启六年出版） 宋应星说 “一人两子算盘推，积到千年百万胎，幼子无孙犹不瞑，争叫杀运不重来”十一、在提倡妇女解放，恋爱自由上 谢肇制在《五杂俎》中说 “‘父一而已，人尽夫也’，此语虽得罪于名教，亦格言也。
父子之恩，有生以来不可以移易者也。
委禽从人，原无定主。
不但夫择妇，妇也择夫也。
谓之人尽夫，亦可也” “即今国家律令……妇再适者，无禁焉。
淫者，罪止于杖而已。
岂非以人情哉
抑亦厚望于士君子，而薄则于妇人女子也
”十二、在物竞天择，人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观念上 明朝中期大思想家王廷相明确提出自然界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自然万物并非为人所设，人不过是自然界万物中的一员，只不过人比其他动物聪明，所以才能驾驭趋势食用其他生物而已 王廷相说“天地之生物，势不得不然也，天何心哉
强食弱，大贼小，智残愚，物之势不得不然也，天又何心哉
” “人物之生于造化。
一而已矣。
无大小，无灵蠢，无寿夭，各随气之所秉而为生，此天地之化所以为公也。
……但人灵于物，其智力机巧足以尽万物而制之，或驱逐而远避，或拘系而役使，或戕杀而肉食，天之意岂如是哉
物势之自然耳。
故强凌弱，众暴寡，智戕愚，通万物而皆然，虽天亦无如之何矣
”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大自然产生出人和其他一切生物，都是按照同一的规律。
无论形体的大小，无论智力的灵蠢，无论寿命的长短，都不过是按照其各自秉承的物质基础而进行生命活动。
天地变化规律之所以为公正就体现在这里。
……人比其他生物聪明，智力机巧足够穷尽所有其他生物来加以控制，把有的生物驱逐远离人类，有的生物则加以拘系役使，有的生物则戕杀吃它们的肉，上天的意思难道愿意这样吗
不过是事物的必然趋势而已，所以强大的欺凌弱小的，数量多的镇压数量少的，聪明的戕杀愚蠢，这个道理在世间万物都是相通的都是一样。
就算是上天也无可奈何，也不能加以改变王夫之说“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
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
禽兽不能备其质，夷狄不能备其文……所谓饥则呴呴，饱则弃余者，亦直立之兽而已” 也就是说，中国这块地方，在轩辕以前，也就是夷狄，太昊以上，就是禽兽。
在这里王夫之，已经提出了动物禽兽进化成人的概念。
十三，在文学思想上面 明代万历时期有著名的袁氏三兄弟，建立的文学派别叫做公安派 而这个公安派居然直接成为了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四十三页中说 “假如从现代胡适之先生的主张里面，减去他受到的西洋的影响，那便是公安派的思想和主张了” 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说 “晚明和五四时代的新文学运动，精神完全相同”十四，文字改革，汉字拉丁化拼音化，以及创建世界语 明末四公子之一的方以智，同时也是明末四大思想巨头之一的方以智，主张汉字拼音化（比五四时期鲁迅等人的主张早了将近三百年） 在《方以智评传》中说“方以智主张文字拼音化，他仿西文列汉字成字母，依照音韵变化列出《旋韵图》”“方以智欣赏西方的拼音文字，希望中国和西方有朝一日能享同文之化。
他设想进行文字改革必须先设立一个共同遵循的法则，有了它，可‘以近推远，以今推古’。
” 他说“数千载之下，亿万里之外，皆可以对翻，小则明文字之音义，一贯而知，大则知无声之原，以尽声音之变，和乐律，通鬼神，格鸟兽” 《方以智评传》的作者感慨道：“这对于一个坚持改革的启蒙思想家，是何等博大的气魄，但是方以智的时代却不能给予他施展抱负的必要条件。
他的愿望停留在纸上，近三百年之后，才被炎黄后裔逐步化为现实” 事实上方以智在1639年（崇祯24年，这个时候他才28岁）完成他的的巨著《通雅》和《物理小识》之后两三年，满清就入关了，方以智投入了反清洪流中，他身为明朝进士，受过崇祯皇帝亲自见解，自然成为满清肉中钉眼中刺，后流亡各地，被迫削发为僧，但到康熙十年，还是没有能逃过满清毒手，被抓捕，押解途中，经过惶恐滩，也就是文天祥诗句“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中的惶恐滩毅然自尽而死。
这样恶劣的条件下，方以智当然没有办法施展自己的报复。
十五，提出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构架 徐光启在崇祯二年（1629年）七月二十六日，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转引自《徐光启研究论文集》第40页）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说“此‘十事’涉及自然现象的研究、社会现象的研究和工程技术，就当时，无论中西方都未形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学科的分化。
徐光启能陈此十事相当不易。
有学者认为，这是比培根在《新大西岛》中所作理想研究更现实、弘通的知识体系的划分” 徐光启的这个奏折，得到了崇祯皇帝的积极反应和支持，他下旨批示“度数旁通，有关庶绩，一并分曹料理”。
但是不幸的是当时明朝只过了十几年就灭亡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徐光启的设想是无法在全国上下全面展开的。
尚智丛说：“徐光启提出的“格物穷理之学”核心就是以数学的演绎推理和数量计算来探求客观事物的规律，具有近现代科学的特征，酝酿着近现代科学的倾向，他把数学做为科学发展的基础地位，在这里他比伽里略等近代科学先驱更高明。
他希望借助演绎推理，寻求事物的数学规律，形成“有理，有义，有法，有数”，使中国的科学思想在质上迈进了一大步” 徐光启开创的“格物穷理之学”在当时有李之藻，李天经，孙元化，王徵，其后又有方以智，王锡阐等发扬，但结果却没有在中国产生近现代科学，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满清的统治所造成的文明的毁灭割裂。
满清的黑暗统治下，这样以数学为基础，全面发展科学的设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十六，对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划分，以及两者关系的论述 在这点上，明朝的学者领先于同期的西方，当西方还连哲学和科学的区别都弄不清楚的时候，明朝的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概念的区分和关系的论述 方以智提出“质测”的概念，并下了一个定义 “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 显然这里“质测”的概念就是现在自然科学的概念 然后方以智提出“通几”的概念，并下了定义 “器固物也；心一物也；深而言性命，性命亦物也；通观天地，天地亦物也。
推而至于不可知，转以可知者摄之。
以费知隐，重玄一实，是物物神神之几也。
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 这里的通几就是现在所说的哲学 然后方以智论述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 “质测即藏通几者也，有意扫质测，而冒举通几，以显其*密之神者，其流遗物” “通几护质测之穷” “不可以质测废通几，不可以通几废质测。
或质测，或通几，不相坏也” 方以智通过自己深厚的自然科学修养和哲学修养，对当时的西方传教士传过来的知识进行了批判性的吸收，他说“远西学人，详于质测而拙于通几；然而志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 方以智通过对《崇祯历书》中第谷宇宙体系的分析得出结论“绝对静止的天是不存在的，所谓‘大造之主’不过是运转不已的自然之天体。
传教士所谓的上帝不过是臆说。
他用理论用逻辑批判了传教士的创世说，讽刺他们‘详于质测而不善言通几，往往意以语阂’” 十七，军事上 徐光启在崇祯四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以全火器装备的现代化陆军 “臣今所拟，每一营所用双轮车一百二十辆，炮车一百二十辆，粮车六十辆，共三百辆。
西洋大炮十六位，中炮八十位，鹰铳一百门，鸟铳一千二百门，战士两千人，队兵二千人。
……行之为阵，止之为营。
遇大敌，先以大小火器更迭击之；……敌在近，则我步兵以出击之；若铁骑来，直以炮击之，亦可以步兵击之。
此则实选实练所致，非未教之民可猝得也。
而不如是，又不足以破敌。
……臣言三聚当用6万人。
若悉皆招募，费必不资，亦未可遽得。
……若先练一营之人，先办一营之器，两者齐备，既成营矣。
一营既成，更办次营，6万人当为15营。
若成就四五营，可聚可散，则不忧关内；成就十营，则不忧关外；十五营俱就，则不忧进取矣。
倘止完一二营，仅可协助大城为守，未堪野战也。
此臣所谓车战之制，应须选募同强，教练同习，营阵同法，器械同利者也。
其见在之兵，则速召孙元化于登州，令统兵以来，可成一营矣” 这个计划得到了崇祯皇帝激切赞赏和大力支持。
遗憾的是几个月以后孙元化被卖国贼叛军孔有德俘，后放回，孙元化因为渎职罪而被处死。
使得徐光启的练军计划落空，但他却已经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军事的发展方向了。
没有满清的中断，中国在军事上只会领先于同期的西方而不可能落后。
这里介绍一下孙元化，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徐光启新军事思想的大力实践者，孙元化本身在科学上有相当造诣，著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
可以说没有登州事变，没有孔有德这个丧心病狂的卖国贼的叛变，他会训练出一支相当强大的火器部队来，彻底歼灭满清是没有问题的 十八，海洋力量 郑芝龙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发展成为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超级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
根据当时书籍记载，当时郑芝龙集团势力已经达到“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 十九、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 明朝人王徵，万历二十二年中举人，天启二年中进士，根据台湾方豪先生著《中西交通史。
王徵自制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同乡人把他当作诸葛孔明复出。
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西儒耳目资》，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
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远西奇器图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 王徵在自序中说明了自己的取舍原则：“不甚关切民生日用……又非国家工作之所急需，则不录，特录其最切要者” 除了和邓玉函合作的《远西奇器图说》外，王徵还有独立撰写的《新制诸器图说》，记录的是他个人的发明如自行磨、自行车、轮壶、代耕等等 王徵另外有一部他写的手稿，是对他的《新制诸器图说》补充，新增加了二十四种机器 天球自转，地堑自收，……水轮自汲、水漏自升、火船自去、火雷自轰、风轮转重、风车行远、云梯直上、云梯斜飞、气足发矢、……、自转常磨、自行兵车、活台架炮、活钳擒钟、……神威惊敌 在王徵写的其他著作中还收录一些其他发明的机器，如运重机器，活动地平，生火机，西洋神器测量定表，活闸自动开闭及常闸上下转移之器，榨油活机，螺丝转梯等等。
王徵在崇祯年间去登州协助孙元化训练火器新军，是孙元化的一个得力助手，应是在孔有德的登州叛乱中遇害了。
二十 现代医学的萌芽 引用李申著《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 “不论对错利弊如何，明代医学家都力求在医学领域走一条古人没有走过的路。
这种探索最积极的成果，就是李时珍《本草纲目》和吴有性的《瘟疫论》。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
……吴有性的《瘟疫论》透露着中华新医学的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