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的正版全文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习相远
请问白起与白圭有没有血缘关系，求解
关于白氏起源的问题，古今姓氏研究专家众说纷纭，有一些专家为证明自己的著作有新意，采取了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在古书上发现一个白姓人，不管是单姓或复姓，只要年代久远，便说这人当为白氏之始，因此，对白氏起源的问题竟然冒出了 十余种说法，如《姓辩》称：“白氏出自古帝白胥氏”；《姓氏寻源》称“炎帝臣白阜当为白氏之始”；《神仙传》称：“中黄丈人弟子白石，居白石山，煮白石为粮，因指白为姓，后人以白为氏，”等等，这些白姓人迄今数千年无世系可考，何以称之为白氏之始呢
现将古今对白氏起源的主要三种说法考证如下： 一、炎帝臣白阜 此种说法源于清人张澍所著《姓氏寻源》一书。
文曰：“炎帝有臣白阜，为炎帝通水脉，当为白氏之始。
”然而，白阜迄今五千余年无世系可考，称其为白氏始祖不足以取信
如果称白阜为白氏始祖，尚会产生如下问题： 1、与姓氏产生的记载相矛盾：古书皆言白氏出自黄帝，《黄帝本行纪》如是说：“黄帝子孙各得姓于事，帝吹律定姓者十二。
少昊有子姓曼，颛顼姓姬，尧姓伊祁，舜姓姚，禹姓姒，汤姓子。
又张、邓、轩、路、黄、寇、宋、郦、白、薛、虔、资、伊、祁、申、屠、黄、公、托跋。
黄帝有子各封一国，总三十三氏，出黄帝之后”。
白阜为炎帝臣，非黄帝之族裔，尊其为白氏之始，显然与史书记载不符。
2、与白氏先贤认定的白氏始祖相矛盾：近年来，在河南洛阳，陕西韩城、渭南等地出土了10余方隋唐时期的墓志，皆称白氏出自楚公族白公胜，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数篇文章中均说明白氏出自楚公族。
3、与古今白氏族谱相矛盾：国内外古今白氏族谱，大多数都认定白氏得姓为楚公族白公胜。
一部分受欧阳修之影响承认白乙丙，还有一部分不知所措，干脆不述其远 祖。
但没有承认白阜为白氏始祖的。
《西南白氏族谱》明确否认白阜为白氏始祖：“白阜所处的时代居商未长达两千余年中，历史上没有第二个姓白的人出现，况且当时人类还没有定姓之说，又是草昧时代，在商代有怪用，姓书上把他归结为怪义之后，史不足征”。
4、若尊白阜为白氏始祖，那白阜的后人是谁
白氏受姓的楚公族，上可溯至人文初祖轩辕黄帝，自然不是白阜的后人。
秦武安君白起为楚公族胜之后裔，秦始皇《追赠白起武安君诏》曰：“咨尔：武安君白起，先源两楚，继次三秦。
昔在先皇，秉节朝室……”可见白起也源于楚，故有人称胜为“公孙胜”，称起为“公孙起”，皆以黄帝公孙姓而呼之。
目前，国内白氏基本上尊白起为开派先祖，若称白阜为白氏始祖，那白阜的子子孙孙都哪里去了
5、白氏脱离了汉民、脱离了炎黄子孙。
据《黄帝本行记》记载，白阜非黄帝子孙。
那么，他是炎帝的子孙吗
据史书记载，炎帝族繁衍有二百多个姓氏，如：姜、列、山、封、神、农、共、洪、后、许、甫、向、吕、申、齐、邱、尚、太公、百里、西乞、白乙、白狄等，炎帝繁衍的姓氏没有“白”姓，白阜之白即非炎帝，又非黄帝，难道白氏不是“炎黄子孙”
按古书的说法，炎、黄二帝结盟，在涿鹿打败九黎族，从此，扎根黄河流域，炎黄结成的部落联盟，构成了华夏族的主干成份，华夏族后又演变为“汉族”。
若将白阜尊为白氏始祖，那白氏岂不又脱离了“汉民”之列
目前国家虽提倡民族大团结，把中华民族的后代皆称做 “炎黄子孙”，但历史事实必竟是存在的。
二：姬姓百里奚 此说法源于宋欧阳修的《唐宰相世系表》。
表云：“白氏出自姬姓，周太王五世孙虞仲封于虞，虞之公族井伯奚媵伯姬于秦，受邑于百里，因号百里奚。
奚生视，字孟明，古人皆先字后名，故称孟明视。
孟明生二子，一曰西乞术、一曰白乙丙、其后以为氏”。
此说法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古人受姓，或以封地，或以官爵，而白乙丙即不随父姓，又不与兄同姓。
也无封地、官爵得姓，因何产生“白”姓呢
据《史记·秦本记》记载：“穆公问蹇叔、百里奚，对曰：经数国千里而袭人……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决矣。
遂发兵，使百里奚子孟明视，蹇叔子西乞术、白乙丙将兵……”由此可见，百里奚、西乞术、白乙丙并非父子关系。
从中国古代先贤孟子的角度来看，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
，人性善恶问题就为中外思想家所关注。
孟轲是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提出人性理论的思想家。
荀况创立的“性恶论”开中国思想史性恶理论研究之先河，直接与孟子的性善论对立。
两大理论的共通与相异之处究竟表现在哪里
作者旨在对此分析的基础上，浅略总结这两大思想，以便助于我们当代社会的道德建设。
一、人性的理解的比较孟子和荀子对于什么是人性，各有不同的理解。
孟子以为的人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是人区别于其它动物所具有的根本标志。
他认为人的本质特征在于人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这四心同时是孟子主张性善论的叙述起点。
并认为这“四心”又可为人的四个“善端”，发展起来可以培养“仁、义、礼、智”这四德。
而荀子以为的人性，是指人还未进入社会生活之前、生来俱有的自然本性，正所谓：“凡性者，天之就也”。
（《荀子．性恶》）可见，在荀子这里，人性主要是指自然生成的人的本能。
它不具备孟子所说的“四心”或德性的“善端”，而且不仅不具有善端还肯定这些自然本性具有恶性，如：“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贱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并进一步指出，人的自然本能包括：“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等生理本能和“好荣恶辱”、“好利恶害”等心理本能这两个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与荀子相比，孟子也肯定人具一定的自然本能，但他认为这是人与动物均具有的成份，这些成份无所谓善恶或道德性，这也并非孟子所指的人与动物区别之根本。
因为在他看来，这些自然本能的满足，人与动物均需依赖一定的客观条件来满足，而人性中的“善”的成份是人所特有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和荀子对于人性内涵的截然相反的主张。
即孟子所指的人性是人的根本特性，其中含有“善”的因素，即人区别于其它动物所具有的道德性；而荀子所指的人性仅指天赋予人的自然属性，其中只含有“恶”的因素，而人的道德性在于后天的人为培养。
二、性善论和性恶论的内涵的比较孟子性善论理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人均有向善之心，即良知。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无善，水无有不下”（），可见，人性善就如流水就下一样自然，是人们求善的前提。
又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肯定了人性善实指人人生而皆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这“四心”。
再此基础上，又论述，这“四心”就是人的四个善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恭敬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四端，犹其有四体也”（）。
并宣称“仁义礼智”这四端，不是外在因素强加于人本身，而是人本来就有的成份。
由此叙述线索可知，这向善的“四心”和“四端”是人先天具有的，这是孟子性善论内涵的前提。
第二、人人均有为善之能，即良能。
孟子在论述人人皆有“为善之心”后，又论证了人们同时还具有“为善之能”，为“善心”向“善行”的转化提供了可能。
他以为“仁、义、礼、智”这四德构成了人的道德能力即“才”。
人们因为这种“才”就可能将四端扩而充之，发展到完善的程度成为圣人。
又说，“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如果人未能完善自我，成为“圣贤”，并不是他没有这种能力，而是能力没有得到发挥。
第三、以其心尽其能。
孟子在论证人天生具有“良知”和“良能”之后，提倡应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利用“良知”与“良能”加强，培养“善”。
如“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说明四心极易放失，要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加强道德自律，坚定求善的信念，以免丧失“善心”。
在这里体现人性要从善，道德自律的重要性。
荀子的性恶论则主张：第一：“恶”是出于人性之自然，而“善”是出于对人性的改造。
如：“今人之性从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
故必将有师法之化，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
人性生来是好利多欲的，性中并无礼义等道德因素，一切善的行为都是后天勉励而成。
又说：“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
出人们之所以求善，就在于他们本性中没有善，否则也不用求之。
即荀子是以人的自然本性是“恶”作为其叙述起点。
第二：化性起伪。
既然人性是恶的，那么人的德性培养则在于改造人性，即“化性起伪”。
它包含三层含义，首先，荀子以“人性恶”论证“化性起伪”的必要性。
“荀子以枸木必须矫楺而后直，钝金必须磨厉而后锋利的例子来说明这一必要性”①。
也就是说，一方面，正因为人性中有恶的因素，所以更加要改变恶性而培养善；另一方面人要培养道德就如枸木变直、钝金变利一样需借助一定的外部力量，即一定社会规范制度来加以约。
这样，将人性本恶到必须加强为善的行为培养就成为一个必然的过程。
其次，荀子认为人们具备“化性起伪”的能力。
如：“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荀子．性恶》）。
这里指出，人人都具有认识仁义礼法的才质，并能运用之进行选择，而做出符合道义的行为，充分肯定了人能运用自身的本质力量加强内在的。
最后，由前面二层含义可知“化性起伪”的过程，这个过程有赖于人自身能动性的发挥和社会礼法制度的约束，从而使得人人知恶、知善、行善成为可能。
三、性善论与性恶论理论根据的比较孟、荀对于自各理论的最终根据，在我看来，也有相似和相别之处。
他们对于人性为什么是善
以及人既然生来就恶的，道德又起源于何处
各有自己不同的回答。
性善论的理论根据在于——同类意识。
具体而言包含二层含义：第一，人与禽兽相别。
强调区别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属性——道德性。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这里的“几希”和“之”即指人类所具有的道德性（四心和才），这是人类区别于与动物的根本原因。
孟子将人的“性”分为两种：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的性是自然属性，这是人与动物都具有的属性；“仁、义、礼、智”等社会属性，是人所特有的。
第二，人与人相同。
因为同类意识，人与人相同。
孟子在其述叙中多次举例论证人与人相同，他所指的人与人相同不仅指人的自然属性相同，并在此基础上类推“人心”的相同。
如“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同之于色也，有同类焉。
心之所同然者何也
所以理也义也” （《孟子．告子》）。
可见由“自然需求”的相同到“心同”成为一种必然。
这样，“受同类意识支配的人，就能以自己的好恶趋舍本能地推想他人的好恶趋舍：自己喜好的事物，也希望别人同有；自己厌恶的东西，也不希望加之于人”②。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与人相同”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推己及人”的实施提供了保证。
由此进一步论证，基于同类意识，使人充分认识到彼此之间的共通之处，并由此推已及人，再加以一定道德自律的约束机制来保证人的“善心”及其向“善行”发展。
而荀子主张人性本来就是恶的，那道德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在这里，荀子的论述与孟子的论述有所一致，又有所区别。
根据冯友兰先生的理述，荀子认为道德之所以成为需要，有两个方面的论证：“即人们不可能没有某种而生活和人要有道德是因为人们人应当具备它而区别于动物，并不是人们无法回避它”③。
先说第一方面，首先，荀子认为人们的道德是在社会中劳动的产物，恶是出于人性的自然，善是出于对人性的改造。
人们要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能力有限，必然要结成一定，而这些组织中，人们需要制定行为的规则，这就是“礼”。
其次，由于人性均是好利多欲的，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满足各自不同的需要时必定会遇到各种纷争，因而限制这种纷争成为必要，这时也是靠“礼”来限制。
有了这种礼，才有道德，遵守礼即守道德。
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和荀子对于道德起源的不同说法。
孟子以为人所为人的特质是人性善，有道德是天赋的，而荀子认为人性生来就恶，道德是在过程中由实践的需要而产生，而且人们必须要具有道德，道德是人为，是“化性起伪”。
另一方面，荀子与孟子均主张，人区别于禽兽在于其有道德。
荀子说：“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天生也，以其有辨也。
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
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
认为人必须在后天社会环境中有道德和一定社会关系才能区别于动物，而孟子认为人与动物区别也在于有道德，并且这是人作为人已经具有了的，后天的培养只需在今天教养中发挥其能动性找回失去的“德性”。
可见二者虽都强调道德性是人与动物区别的标志，但各自的理论基点不同。
由此可见，孟轲的性善论是以同类意识为其理论起点，进而推倒出人类都有四心，并具有扩充四心的能力——才，再加以一定道德自律机制和推己及人的方法运用，人人均可以培养道德品质，人们具有的道德观念是先天赋予的；而荀况的性恶论则是以人的自然本性恶的，是不具有道德观念的，认为人的道德是因为性恶而在后天环境和社会教养中产生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性善论和性恶论最根本的区别。
四、对于道德实践的比较孟、荀基于各自不同理论主张，都强调人在社会中进行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性善论主张，修善的核心是“扩而充之”（之指人性中的“四心”），找回失去的善端。
而性恶论主张，修善的核心是改造人性中的恶端（“化性起伪”），人为的培养善心。
从二者对于道德修养的过程来看，是完全逆向而行的。
孟子认为修养的目的是主要要求人们将善心找回，而荀子认为修养的目的是要求人们将恶性不断改造，重新建立善性。
可见，孟子主张道德修养要顺着人的“性”扩充，而荀子则主张道德修养要逆着人的“性”改造。
从培养德性的方法上也有所不同，孟子强调道德自律并推己及人，鼓舞人们发挥主体能动性，自觉接受教化与环境的熏陶，提高人们的道德境界，他认为道德修养要先内求而后外求。
内求即指内在修炼，包括：寡欲、反求诸己、集义、养心等，基于内求之上再达到推行道德于外，主要体现了道德实践个体在道德修养上的重要性。
而荀子则强调道德修养一方面要自己不断学习和积累，以及学习时择地、择人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要重视外在的礼仪规范对人的约束。
他认为接近良师益友，在礼法等强制性因素制约下才可以日臻于正道，既体现了道德实践个体在道德修养中的能动性，又强调社会环境对个体的外在约束性。
内因与外因并重的培养途径体现了荀子丰富的辩证法精神。
五、性善论与性恶论的现代意义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知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均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性，我们不能说二者谁更伟大，只能利用其合理性的一面使我们今天的道德建设大受裨益。
首先，我们从孟轲性善论之根据——同类意识来看，它从人与兽之别道出人区别动物而具有道德性，体现了人类的尊贵和对道德的追求；同时又以人与人基本的生理需求相同推导出人们的精神需要的共通，这样每人都会以自己的需要或不需要而考虑到他人的需要成不需要。
而将由同类意识产生的善心向他人推而广之的手段即是道德自律。
虽然每个人能够意识到他人的需要或不需要，但要使得每人满足他人的需要或不满足他人的不需要则要建立在对他人的强烈道德责任感之上。
而孟子提出的道德自律的建设则为这种可能提供了保证。
因为“这种精神自律并不是依靠对某种道德原则的恪守，而是源于自身的需要和感觉出发而产生的将心比心和推己及人，由于其出发是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因而更真实，更可靠。
”④并且这种基于同类基础的道德自律更易内化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基于对空洞的道德说教的无视或强制遵守式的道德实践，依这种道德自律而进行的道德实践，似乎更有生命力。
再次，荀况的性恶论在肯定人性的不完善和自私基础上，提出要人为的培养德性，不能坐等人性的自行完善，必须用后天的人为节制来理顺先天不足的人性，这一必然结果。
在此过程中，荀子首先肯定人们皆具备“智能”，同时强调从外部以礼义制度方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秩序。
这一思想对今天我们的社会道德建设似乎更具有现实实践意义。
荀子在德性培养过程中肯定了人自身，因而人均可以通过学习和熏陶加强道德自律能力的培养，同时又强调礼义等制度规范对于改造人性的重要性，以一种外在机制形成道德他律约束人们的行为，二者相结合，使得德性的培养建立在道德主体的自律意义上的他律约束，这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的道德建设来说均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
对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社会，如何对待义利关系、如何解决道德失范、道德滑坡等问题尤为重要。
面对这些现象，虽然我们需要依靠由自律完善的理想人格作为道德楷模而引导社会的道德建设，但对于普通大众来说，将自律和他律同时实施方式才能更切实际。
总之，无论是孟轲的性善论，还是荀况的性恶论均认为人的德性培养在于人本身，而且人本身具有这种力量。
性善论以同类意识为逻辑起点，道德自律的方式，将善行溶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完成道德实践过程；性恶论则以人性为恶，善是人为培养为论述过程，以道德他律为主、结合自律的方式，鼓励人们改造人性，完成道德实践过程。
这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伟大意义
孔子的徒弟
相传孔子有三千弟子十二贤。
其中最的还是孔哲：子渊、子骞、伯牛、、子有、子贡、子路、子我、子游、子夏。
《论语.先进》载，“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下面列举了孔子的一些弟子：言偃 (前506～前443)春秋时孔子唯一的南方弟子。
字子游，又称叔氏。
常熟人。
22岁时离乡北上，拜孔子为师，为其三千弟子中七十二贤之一。
谦虚好学，擅长文学，曾任鲁国武城宰，用礼乐教化民众，境内到处有弦歌之声，深得孔子赞赏。
后学成南归，从游弟子无数，被誉为传播东南文化第一人。
唐代起先后被封为吴侯、吴公、吴国公及先贤言子等。
清康熙间特设五经博士一员，由其后裔世袭。
言偃对吴地文化的繁荣作出了很大贡献。
颜回（前521～前490） 春秋末鲁国人。
字子渊。
孔子弟子。
以德行见称。
勤奋好学，笃信孔子学说，并“闻一知十”，领会深刻。
为人平易谦逊，沉默寡言，才智较少外露，在行动上努力实践孔子的理想，成为孔子最忠实、最得意的学生。
孔子屡称他品格高尚，说 他“三月不违仁”，“不迁怒，不贰过”。
33岁时去世。
今曲阜城北陋巷街有颜庙，亦称复圣庙。
今曲阜城东11公里防山之南程庄村东北角有颜子林，为颜回及其家族的墓地。
曾参（约前505～前435） 字子舆，春秋末鲁国南武城 （今平邑）人。
人们尊称为曾子。
孔子弟子。
乐道养亲，曾仕为小吏，以孝著称。
认为忠恕是孔子 一以贯之的思想，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修养方法，主张慎终（慎重地办理父母的丧事），追远（虔诚地追念祖先），民德归厚”，“犯而不校（计较）”，矢志不懈地实践孔 子学说。
相传著有《孝经》和《大学》。
在孔门中被视为道统的继承者，被后代统治者尊为 “宗圣”。
《汉书·艺文志》著录《曾子》18篇，已残，今存《大戴礼记》中，自《立事 》至《天圆》凡10篇。
清阮元有《曾子注释》。
今嘉祥城南20公里南武山南麓有曾庙，又称宗圣庙。
仲由（前542-前480） 春秋末鲁国卞（今泗水东）人。
字子路，通称季路。
孔子弟子。
以政事见称。
原为鄙野粗人，孔子设礼相诱，收之为徒。
性格爽直率真，有勇力才艺，经常批评孔子。
孔子了解其为人，评价很高，认为可备大臣之数，“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并说他使自己“恶言不闻于耳”。
做事果断，信守诺言，勇于进取，曾任卫蒲邑大夫、季氏家宰，是孔子“堕三都”之举的最主要合作者之一。
后为卫大夫孔悝家宰，在内讧中被杀。
冉求（前522-前489） 春秋末鲁国人。
字子有，通称冉有。
孔子弟子。
以政事见称。
多才多艺，尤擅长理财，曾担任季氏宰臣。
前487年率左师抵抗入侵齐军，并身先士卒，以步兵执长矛的突击战术取得胜利，又趁机说服季康子迎回了在外流亡14年的孔子。
帮助季氏进行田赋改革，聚敛财富，受到孔子的严厉批评。
闵损（前536-
） 春秋末鲁国人。
字子骞。
孔子弟子。
以德行见称。
相传遭后母虐待，但为了爱护异母弟而自甘受苦，谏阻父亲驱逐后母，孔子曾特别表 彰他的孝行，后人将他列入二十四孝之中。
为人谦和、清高，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禄。
季氏令其担任费宰，逃亡齐国力辞。
宰予 春秋末鲁国人。
字子我，通称宰我。
孔子弟子。
以言语见称。
利口辩辞，颇有独立思考的精神和独到的见解，孟子称赞他“智足以知圣人”，但与孔子有较多的思想分歧。
反对为父母服丧3年的礼制，主张改为1年，被孔子斥为不仁。
曾在白天睡觉，孔子把他比作朽木和粪土之墙。
一说后来到齐任临淄大夫，因与田常作乱被杀。
其墓在今曲阜城东3公里古城村南约500米处。
子思（前483-前402） 战国初思想家。
姓孔，名伋。
孔子之孙，孔鲤之子。
相传是曾子的学生。
早年一度居卫，游学齐国，曾困于宋。
晚年返鲁，甚受鲁穆公尊礼。
继承、发挥孔子的中庸思想，以“中庸”为自己学说的核心。
把儒家的道德观念“诚”说成是世界的本源，认为“诚者，物之终始”，强调“不诚无物”。
孟子曾受业于 他的门人，将其学说加以继承和发挥，形成了思孟学派。
后被封建统治者尊为述圣。
《汉书·艺文志》著录《子思》23篇，已残。
现存《礼记》中的《中庸》《表记》《坊记》，相传均为其著作。
墓在今曲阜孔林中孔子墓偏东。
关于 学习方法的名言警句 及其 典故 越详细越好 谢了
名言警句：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僮巢慌??老大徒伤悲。
(汉乐府《长歌行》) 百学须先立志。
(朱熹)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杜甫)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杜甫)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苏轼)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礼记》)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
(《荀子》) 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司马迁)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孔子)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后汉书)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韩愈)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苏轼)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王安石) 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园。
(孟子)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罗隐)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管子》)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
(刘勰) 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
(《吕氏春秋》) 差以毫厘,谬以千里。
(《汉书》)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李白)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刘禹锡) 典故1．牛角挂书形容勤奋读书的典故。
《新唐书•李密传》：“（李密）闻包恺在缑山，往从之。
以蒲鞯乘牛，挂《汉书》一帙角上，行且读。
越国公杨素适见于道，按辔蹑其后，曰：‘何书生勤如此
’密识素，下拜。
问所读，曰：‘《项羽传》。
’因与语，奇之。
归谓子玄感曰：‘吾观密识度，非若等辈。
’玄感遂倾心结纳。
”后人遂以“书横牛角”、“角挂经”、“茧栗挂汉书”、“束书牛角”、“书挂（牛）角”、“牛角之悬”来形容勤奋读书。
或以“挂犊之才”、“牛角书生”来指勤奋学习而才思卓捷的书生。
2．负薪读书形容勤学的典故。
事出《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买臣字翁子，吴人也。
家贫，好读书，不置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
其妻亦负戴相随，数止买臣毋歌呕道中。
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
买臣笑曰：‘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
女苦日久，待我富贵报女功。
’”此典一般以“负薪”或“负樵”的形式出现。
有时，此典也用来形容未遇时的贫居生活。
3．带经而锄形容生活贫苦依然坚持学习的典故。
语出《汉书•公孙弘、卜式、倪宽传》：“（倪宽）受业孔安国，尝为弟子都养（为弟子们做饭），时行凭作（有时还要下地干活），带经而锄，休息辄诵读，其精如此。
”此典常以“带经锄”的形式出现。
4．挟策读书比喻勤奋读书的典故。
语出《庄子•外篇•骈拇第八》：“臧与谷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
问臧奚事，则挟策读书，问谷奚事，则博塞以游。
”策，写书的竹简。
博寒，古代的一种游戏。
后人便以“挟策”、“挟册”、“挟策读书”、“挟策亡羊”、“读书亡羊”表示专心致志地勤奋读书。
5．高凤流麦形容专心致志勤奋读书的典故。
语出《后汉书•逸民传•高凤》：“高凤字文通，南阳叶人也。
少为书生，家以农亩为业，而专精诵读，昼夜不息。
妻尝之田，曝麦于庭，令凤护鸡。
时天暴雨，而凤持竿诵经，不觉潦水流麦。
妻还怪问，凤方悟之。
其后遂为名儒，乃教授业于西唐山中。
”后人于是以“流麦”、“麦流”、“弃麦”、“麦不收”、“中庭麦”、“高凤”等来形容专心读书。
6．温舒编蒲形容勤学的典故。
事出《汉书•贾枚邹路传》：“路温舒字长君，巨鹿东里人也。
父为里监门。
使温舒牧羊，温舒取泽中蒲，截以为牒，编用写书。
”晋时的王育也在牧羊时折蒲学书，最后博通经史。
此典的其他形式有“编蒲”、“截蒲”、“削蒲”、“题蒲”、“编简”等。
7．凿壁偷光形容贫寒之士刻苦夜读的典故。
出自汉刘歆《西京杂记》卷二：“匡衡字稚圭，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
”此典又可写作“凿壁借光”、“凿壁借辉”、“穿壁借光”、“偷光凿壁”，或简称“凿壁”、“偷光”、“匡壁”等。
8．映月读书比喻在生活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读书的典故。
事出《南齐书•孝义传•江泌》：“（江）泌少贫，昼日斫屧（做鞋子），夜读书，随月光握卷升屋（登上屋顶）。
”此典流传甚广，主要有“映月”、“趁月亮”、“月下读”、“对月影”等形式。
9．囊萤映雪比喻贫士苦读的典故。
“囊萤”典出《艺文类聚•续晋阳秋》：“车胤字武子，学而不倦。
家贫不常得油，夏日用练囊盛数十萤火，以夜继日焉。
”“映雪”典出《初学记》卷二引《宋齐语》：“孙康家贫，常映雪读书。
此两典的主要形式有“囊萤”、“聚萤”、“照萤”、“读书萤”、“映雪”、“照雪”、“窗雪”等，两典并用还有“雪窗萤火”、“萤雪”等形式。
10．悬梁刺股形容发愤读书的典故。
悬梁，语见《太平御览》卷61引晋张方《楚国先贤传》：“孙敬好学，时欲寤寐（打瞌睡），悬头至屋梁以自课”；刺股，语出《战国策•秦策一》：“（苏秦）乃夜发书。
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课。
伏而诵之。
简练以为揣摩。
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大腿），血流至足。
”11．韦编三绝形容刻苦认真读书的典故。
语出《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读《易》，韦编三绝。
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研究得差不多）矣。
’”韦编，是用来串连竹简的熟牛皮；三绝，是断了三次。
此典的其它形式有：“绝编”、“三编绝”、“韦三绝”、“绝韦编”、“三绝韦编”等。
12．下帷读书形容闭门谢客、专心读书学习的典故。
语出《史记•儒林列传•董促舒》：“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放下室内悬挂的帷幕）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
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
”此典的其它形式有：“下帷（帏）”、“下书帷”、“闭户垂帷”、“垂帷闭户”等。
13．三余读书形容抓紧时间学习的典故。
语出《三国志•魏书•钟繇华歆王朗传》裴松之注解所引《魏略》：“（董）遇善治《老子》，为《老子》作训注。
又善《左氏传》，人有从学者，遇不肯教，而云‘必当先读百遍’，言‘读书百遍而义自见’。
从学者云‘苦渴无日’。
遇言‘当以三余’。
或问三余之意，遇言‘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也。
’”14．焚膏继晷形容夜以继日地勤奋读书。
语出韩愈《昌黎集•进学解》：“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
记事者必提其要，篡言者必钩其玄（成语“提要钩玄”出处）。
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点上灯来继续白天的学习），恒兀兀以穷年（长年累月都这样坚持）。
先生之业可谓勤矣。
”15．十年窗下形容长期闭门苦读的典故。
语出金元间刘祁《归潜志》：“南渡后疆土狭隘，止河南、陕西，故仕进调官，皆不得遽。
人仕或守十余载，号重复累，往往归耕或教小学养生。
故当时有云：‘古人谓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今日一举成名天下知，十年窗下无人问也。
’”后人便以“十年窗下”、“寒窗十载”、“寒窗之下”、“十载寒窗”、“灯窗十载”等词语来形容长期清贫自守，闭门苦读。
16．学富五车形容书多或学识丰富的典故。
语出《庄子•杂篇•天下第三十三》：“惠施多方（方术），其书五车，其道舛驳（他的学说多差错而杂乱），其言也不中（正当）。
”后人便以“五车”、“五车书”、“书五车”、“五车竹简”、“惠施车”等来表示书多；用“学五车”、“学富五车”等来表示读书多或学问大。
17．三十乘书形容藏书丰富或学识渊博的典故。
语出《晋书•张华传》：“（张华）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
尝徙居，载书三十乘。
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
”受此典影响，后人论书之丰富，也每以“三十”为数，不一定必是“乘”或“车”。
如果形容书少，则用“无乘书”。
18．枕中秘宝形容不愿示人的珍贵图书。
典出《汉书•楚元王传》所附“刘向”条：“上（汉宣帝）复兴神仙方术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
”后人于是以“鸿宝”、“秘宝”、“秘枕书”、“枕函书”、“秘之枕中”、“枕中之秘”、“枕中秘书”等来指道术书或珍贵而不愿示人的图书。
19．开卷有益勉励人读书的典故。
典出宋代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文儒》：“太宗日阅《御览》（指《太平御览》，该书原名《太平编类》，因宋太宗曾经通读而改名）三卷，因事有阙，睱日追补之。
尝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
’”陶渊明也有“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与子俨等疏》）的句子。
后人也有写成“展卷有益”的。
20．读书种子比喻世世代代的读书人象种子一样播撒开去，衍生不息。
语出周密《齐东野语•书种文种》：“裴度常训其子云：‘凡吾辈但可令文种无绝，然期间有成功能致身万乘之相，则天也。
’山谷（黄庭坚，号山谷道人）云：‘四民皆坐世业，士大夫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
然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
有才气者出，便当名世矣。
似祖（效法）裴语，特（只不过）易文种为书种耳。
”此典的其它形式有“书种”、“读书种”。
21．束之高阁比喻将收卷充置不用的典故。
典出《世说新语•豪爽第十三》刘孝标注引《汉晋春秋》：“是时刘乂（yì）、殷浩诸人盛名冠世，（庾）翼未之贵也，常曰：“此辈宜束之高阁，俟（等到）天下清定，然后议其所任耳。
’”此典本不指书，但后来人们往往以此典来表示把书扔在一边不再读或不再用。
其形式有“束高阁”、“束阁”、“束置高阁”。
22．三坟五典指称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典故。
语出《左传•昭公十二年》：“左史倚相（左史，官职名，倚相，人名）趋过（快步走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好好对待他）。
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后人便以“三坟五典”、“典坟”、“坟典”、“坟籍”、“丘坟”等词来泛指古代文化典籍。
23．寻章摘句形容读书只顾及文中的片言只语而不深究其精神实质。
语出《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书》：“（赵咨）使魏，魏文帝善之，嘲咨曰：‘吴王颇知学乎
’咨曰：‘吴王浮江万艘，带甲百万，任贤使能，志存经略，虽有余闲，博览书传历史，藉采奇异，不效诸生寻章摘句而已。
’”24．断章取义常指随意摘取诗文中的一部分为己用而不管作者的愿意如何。
典出《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
”春秋时各诸侯国进行外交活动时，使节们往往以赋《诗》为表达己方意愿的手段。
然赋诗者与听诗者可以对诗的文句有自己的理解，而不必管诗的本义。
此典的形式常有：“断章取义”、“断章取谊（古谊同义）”、“断章载句”。
现今还用，不过已转为贬义之辞。
25．梦笔生花比喻文人文思大进，文笔优美俊逸。
典出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梦笔头生花》：“李太白少时，梦所用之笔头上生花，后天才赡逸，名闻天下。
”因此，后人多以“梦花”、“梦生花”、“彩笔生花”、“笔花入梦”、“花从笔生”等比喻文思大进。
26．文不加点形容写文章一气呵成，不加任何修改。
语出张衡《文士传》（唐徐坚等编《初学记》引）：“吴郡张纯少有令名，尝谒镇南将军朱据，据令赋一物然后坐，纯应声便坐，文不加点。
”此典的主要形式有：“文不加点”、“不加点”、“万言不加点”、“不加点窜”等。
27．著述等身形容读书或著述很多的典故。
典出《宋史•贾黄中传》：“黄中幼聪悟，方五岁，玭（中幼父名玭）每旦令正立，展书卷比之，谓之‘等身书’，课其诵读。
”后人遂用“等身书”形容读书很多，只是后来是说将书册摞起来有身子高，与典源中所指有所不同。
也可以用来形容著述极富，多作“著述等身”、“等身著作”。
28．一字千金形容诗文作品精心创作、极有价值的典故。
事出《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
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千予千金。
”此典的主要形式有：“一字千金”、“千金字”、“金悬秦市”、“悬金”等。
29．洛阳纸贵形容著作风行一时，人人争相传抄的典故。
典出《晋书•左思传》：“及赋成，时人未之重。
……安定皇甫谧有高誉，思造（拜访）而示之。
谧称善，为其赋序。
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而序之。
……司空张华见而叹曰：‘班、张之流也，使读之者尽而余，久而更新。
’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
”《世说新语•文学》也有：“庾仲初作《扬都赋》成，以呈庾亮，亮以亲族之怀，大为其名价，云可三《二京》，四《三都》（与《二京赋》鼎足而三，与《三都赋》并列而四）。
于此人人竞写，都下纸为之贵。
”30．藏之名山形容作品很有价值因而非常值得珍视的典故。
语出汉司马迁《报任安书》：“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此典的主要形式有“藏之名山”、“藏诸名山”、“藏版名山”、“名山藏”、“藏名岳”、“藏述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