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书法家谁的作品最值钱
徐寿嶂 孙徵禄（孙征禄） 刘承闿 程宝源 陈金言 刘之 范正红 段玉鹏 包备五
书法作品如何盖印章?
(1)春秋战国时期的印章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
在激烈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活动中，需要使用信物凭证。
印章的制作要经过复杂的契刻、冶铸工艺，因而使用印章较之签字画押更难于复制模仿，更具有可信性，能起防奸辨伪的作用。
因而作为凭信用具和权力象征的职能受到社会公认。
当时中央王室给各诸侯国的国书，各诸侯国之间乃至民间交往签订各种契约，都钤盖印章作为盟守信约的信物凭证。
印章还是权力的象征物，各级权力机构在发布政令、宣布政策法令时也以印章作为权威信物昭示于众。
政府任命官吏也要授予印章，作为委托行使职权的证明，类似后世的委任状。
官吏们受印后，在公务活动中便须把印章佩带在身，作为职务级别的标志物。
在经济活动中，印章被作为征收税收、管理关市、检验商品、统辖、禁止违禁物品流通市场的标志。
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日庚都卒车马”印，即是烙马印。
其体积比一般印章大几倍，就是用火加热后在马匹上烙制编号归属标记用的。
现代各国管理军马仍在沿用这一作法。
印章也应用于制造业的商品标志。
考古发现这一时期的陶器、漆器上就有用印章模印生产厂商名号的。
如1954年在郑州白家庄发现的陶文，有刻划压印的姓氏、里名、纪年文字。
可能是制陶工匠的姓名、厂址或销售地、生产年代的印记。
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漆器上有“咸亭”、“安亭”、“许市”等印文，用以表明漆器的产销地点。
春秋战国时代的印章，因用铜铸造，使用时按在泥上，称为“鈢”〔xi喜〕或“□”〔xi喜〕。
后世发现这一时代的印章，因历史久远统称为古鈢。
古钵无论是铸文为职务的官印，或私人姓名印、吉语印或图案肖形印，形制都比较小，因而又称“战国小鈢”。
古鈢形状各式各样，除常见的方形外，也有圆形、长方形、矩形等形制。
印背铸纽，以鼻形纽最多。
各种纽式均有穿孔，供穿系佩带。
战国时官印由各级官员佩带在身，苏秦号称佩六国相印。
官印随身佩带的习俗一直延续到魏晋以前。
据《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记，张耳与赵王歇被秦军围在巨鹿，陈余按兵不救。
诸侯军解巨鹿围后，张耳怨责陈余，陈当即解下印绶交张耳，张开始惊愕，俄顷乃悟，随后佩带在身，表明接受了陈余的引咎辞职。
根据史书记载，汉代皇帝的鈢印也是随身佩带的。
《汉书·霍光传》载，汉昭帝死后，霍光等建议立昌邑王的儿子贺继位，不久发现贺淫乱无能，群臣不得已建议皇太后废黜新皇帝。
他们把昌邑王贺叫来，宣读了皇太后的诏书，随即解下他身上佩带的玺印，奉给太后，一场换代的改组活动便完成了。
当时一般士人也把印章当作装饰品和吉祥物佩带在身。
死后随葬。
同印章一起佩带的还有玉石牙角制作的环、璜、□〔xi戏〕等，走起路来，叮当作响，被当作象征节操高尚的儒雅风度。
古鈢的印文除少数是在铸好的铜印上凿刻白文印外，大多是铸造的。
其工艺程序与制造青铜器相似，需经刻模、制模、浇铸等工序。
刻模时保留印文字体实线，刻去印底，待翻模后即铸出了朱文印；白文印即是在制模时刻去印文实线，印文凹于印面。
在刻模时白文印工艺较朱文印便捷，因之古鈢中以白文印为多。
春秋战国的青铜铸造工艺已发展到成熟阶段，印章的制作工艺大多极为精美。
古鈢印文，因各国割据，文字体貌相同，称为六国古文，属于大篆体系的篆文。
较之钟鼎文，笔画圆曲宛转，结体追求象形的图画意味，自然生动，富于动态美和节奏感。
以这种崇尚变化的文字入印，在布局上又常常灵活地增减笔画，移易偏旁，安排印文也无拘无束，善作活泼的穿插，形成空灵奇险的艺术风貌。
创造出许多富于艺术意象的篆刻作品。
古钵的制作工艺精美、功能多样、形制丰富，在篆刻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风格，标志着中国篆刻艺术的第一个发展高峰。
古钵在艺术上的成就，为明清以来印坛仰慕，对篆刻艺术民族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战国 平阴都司徒 (2)秦汉魏晋时期的印章 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封建大帝国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采取了推动统一的措施。
秦始皇在典章制度方面，改变商周以祭祀礼仪中使用礼器——鼎作为王权象征的传统作法，代之以铸造印章。
在制定典章制度时，对印章的名称、使用材料、形制、印纽式样等，都作了严格的等级序列规范。
规定皇帝使用的印章用楚国的玉石雕刻，称为“玺”，官员人等的印章称“印”、“章”。
还设置了称为“符节合丞”的专门机构，监管印玺制度的实施，严禁逾制滥用。
从此，皇帝用玺的制度为封建时代历代王朝沿袭。
皇帝的玉玺成为皇权交替、册封的凭据和镇国之宝。
玉玺作为国之重器被礼敬珍藏，如汉昭帝时，“霍光博陆侯辅政，殿中尝有怪，一夜群臣相惊。
光召尚符玺郎取玺，郎不肯授。
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得，玺不可得也。
’光甚谊之，增郎秩二等。
”《汉书》中这则记载，歌颂了一个管理玺印小官吏忠于职守的精神。
他敢于拒绝执行上级不符法规规定的指令，冒着生命危险保卫国玺。
使霍光受到震动，授予这个管印官吏提升二级的嘉奖。
丧失玉玺，即为亡国的象征。
西汉末，新莽篡政就是以夺取帝玺为标志的。
“汉平帝崩，孺子未立，玺藏长乐宫。
玉莽即位，请玺。
太后元帝后王莽之姑不肯授，莽使安阳侯王舜论指，太后怒骂曰：‘若自以为新皇帝，变更正朔服制，亦当自更作玺，何用此玺
’”后来王莽又施加压力，太后盛怒之下，将玺扔置地上。
王莽得玺，完成了篡政的闹剧(引自《文献通考》)。
南朝的陈叔宝也是抱着玉玺逃窜，宣告了陈朝的灭亡。
沿至明清在修建紫禁城时，仍把存放玉玺的殿宇置于中轴线上太和殿后的显要位置。
窥测神器，成为颠覆王权的代称。
秦代官员和百姓用的印章，形制与战国古钵大致相像，仍以铜铸居多，印纽式样仍尚简朴。
私人印中出现了造型精美的龟形纽。
除姓名印外，出现了以吉祥语句作印文，开后世以诗词格言入印的先河。
秦印在形式上的突出特征是印面除边框线外，又加“田”字形界格。
低级官吏的章，只有正方形的一半，加“日”字形界格，称为“半通印”。
秦印文体称为摹印篆，较之大篆更为简化、规整，与小篆结体相近，字形近方形，笔画方中寓圆，运转流畅，结体秀美奇峭，具有灵动活泼的气势。
由于加用了田字形界格，使欹〔qi七〕斜生动富于变化的印文，在规整的界格内，形成了新的稳定和谐。
秦印的印文除朱文、白文外又增添了朱白相间的新颖处理手法。
一印之内，朱白互补，将笔画繁简悬殊的印文，通过刻底、留白的线条与块面交错，造成视觉上的平衡感，增添情趣，引人入胜。
汉代的典章制度，多沿秦制。
汉初的印章形制式样仍保留秦代印章的特点，并在制度上作了进一步的规定。
据东汉卫宏著《汉旧仪》记载，汉代皇帝有六玺，都用价值昂贵的白玉制成，雕刻蟠龙、奔虎印纽。
印文为：“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等。
皇后的玺印与皇帝同制。
1974年陕西咸阳一位中学生在上学的路上，发现了被埋在积土中的一方白玉印章，刻有“皇后之玺”的白文字样。
经考古部门考证，确认是与文献记载相符的汉代皇后玉玺。
《汉旧仪》中还记载，当时规定按官职的高低不同所用的印章分别称“章”或“印”。
私人印章则须在姓名之后加“私印”二字。
同时对各等级印章的材质、纽式及印绶的颜色都有严密的规定。
任命官吏以颁发印章为标志，类似现代任命书的作用。
官员们也要把印章佩带在身上，用以表明官阶等级并示尊严。
遇有要事即钤印于封泥，作为行使权力的凭证。
各级政府发布政令都要钤加印章。
汉私人印章，除姓名印，还有肖形印、吉语印。
形式有两面印、多面印和套印等。
肖形印在印面上刻人与马、牛、羊、骆驼等动物形象。
还有以多面印的形式，刻出代表东西南北方位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龟、蛇)图形的四灵图案。
各种动物形象造型夸张，富有浪漫色彩，呈现出汉代绘画的艺术特色。
汉印文体称为缪〔miao妙〕篆，是一种带有隶书意向的篆体文字。
字形方正，笔画平直，结体匀称工整。
气势浑厚、明快，具有质朴自然、丰满安定的美感。
汉印中还有一些以虫鸟篆入印的印章。
虫鸟篆是装饰化的篆书，起止笔画融合虫鸟的形象。
笔画卷曲萦绕，运转舒展灵动。
虫鸟为龙凤的原型形态，以虫鸟篆入印，代表龙凤的祥瑞之征，寄寓吉祥祝福。
反映了人们追求安定幸福的美好愿望。
汉魏时期还有一种称为悬针篆的印文，即在缪篆的基础上，将垂直的笔画加以夸张，使收尾笔形垂长，显出尖锐的笔锋。
东汉时期的衡量器具上常采用这种篆体。
汉印多为铸造白文，线条粗壮、均匀，称为大白文、满白文，加盖泥封上，印文十分清晰、饱满。
后世钤印红印泥后，朱白对比鲜明，丰满明快，非常醒目。
此外还有不少凿刻的印章，多是武将佩印。
汉代战事频繁，在战斗中往往急需增补新的军事指挥官。
给这些增补的将领颁发印绶，来不及从容铸造，就由军中刻印工匠们在预先铸造的印坯上匆匆刊刻成印，故又称为急就章。
这类凿印，多为较细的白文印。
高级官员为两凿成文，印文结体比较规整；低级官员则为一凿成文，具有随意自然的气质。
急就章呈现的朴茂自然、不加修饰、拙中寓巧的印风，为后代的篆刻家们追摹。
对后世篆刻艺术刀法的形成具有启迪意义。
汉 陷阵司马 汉代印章铸造精美，尤其在篆刻艺术形式美方面，呈现与战国古鈢迥然不同的艺术风貌。
印文结体严谨庄重而又有缜密的构思变化，具有质朴壮美的审美情趣，为历代篆刻家崇尚。
后世许多篆刻家，特别是明清声势浩大的诸多篆刻艺术流派，无一不在秦汉印中吸取艺术营养，在继承秦汉艺术成就上推陈出新，求得发展。
秦汉印章与战国古鈢在中国篆刻发展史上双峰并峙，形成中华民族可资宝贵的文化财富，是篆刻艺术的宝库。
古代的玺印都是钤加在封泥上的。
有大批的实物遗存可证。
《淮南子·齐俗训》：“若玺之抑填”，填即是指封泥。
古代封泥是用来封缄书信和物品的。
封物时，用绳索将物品捆扎后，在绳索的结节和绳的两端加泥钤印，封泥起了锁封的作用，可以防止开启包装。
封缄书信时，则把竹木简牍加上木检，用绳索扎紧。
木检上刻有方孔，把绳索两端穿到方孔中，用泥封住方孔，钤加印章。
使木检、绳索和封泥连为一体。
最后在木检上写上收书人的姓名、地点，称为“署检”。
用这种封缄方法可防止书信在辗转投递过程中被私拆泄密。
封泥的使用，据文献资料载，春秋战国时期已经通行，从考古实物遗存看，汉代极为盛行。
现已知在陕西、山东淄博发现汉封泥700余枚，1920年在朝鲜平壤附近的乐浪遗址、1956年在湖南长沙河西岳汉墓、1957年在呼和浩特汉古城遗址、1974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都出土了汉代的封泥，可见汉代使用封泥的地域十分辽阔。
东汉发明造纸术后，至南北朝时纸张的生产和使用已很普遍，逐渐取代竹木简成为文房用品。
封泥也渐渐废弛。
钤盖印章改在纸上用朱红印色。
《北齐书·陆法和传》记载“上梁武帝书‘朱印名上’”，这是纸张上使用印色的最早文献记录。
在南齐、唐代传世的法书、绘画作品和新疆出土的文牍上也可见到墨色或朱色的印迹。
汉玉印 皇后之玺 封泥之制废弛后，在地下沉睡了近千年。
1822年(清道光二年)在四川、陕西等地发现封泥后，当时人都不明其为何物，曾定名为“印范”。
直到1898年经清代学者刘鹗考证始定名为封泥，并征信于文献记载，使人们了解到唐代以前古玺印的使用习尚。
现代国际交往中使用火漆印封缄机密国书，海关验放进出口货物钤加的铅封，其作用和使用方法都与中国古代封泥很相像。
不过这是源自欧洲中世纪的文化现象，是在中国封泥停止使用以后才兴起的。
(3)唐宋辽金时期的印章 唐宋时代的印章制度，据文献记载十分冗繁。
对帝王、主要职官的印章规格、使用材料、印纽式样以及印绶的颜色都有详细的规定。
武则天对秦始皇以皇帝印称玺的定名问题提出质疑。
她认定“玺”字与象征死亡的“息”字同音，视为不祥。
于公元694年(延载元年)改变皇帝玺印的印文“皇帝之玺”为“皇帝之宝”，并以印章尺寸的大小、厚薄作为等级尊卑的标志。
最高级别的官印增大至55毫米左右，以下依次递减，这样唐宋时代的官印体积都较秦汉时代增大一至两倍或更多。
此外还规定官印一律用朱文，朱文又称阳文，以附会乾坤阴阳之说，体现君权神授。
实际上是由于造纸术发达后，书写材料普遍采用纸张，钤印方式已不同于先秦和汉代用封泥。
封泥的拉力有限，印章体积过大，封泥容易损坏，同时钤盖印章改用印泥后，朱文也较白文钤印在纸上的字迹清晰易辨。
唐宋印章印面扩大容量增多，为了填充印面的空白，出现了对字体繁赘处理的现象，将笔画少的字，加以屈曲盘绕，逐渐发展成字字皆用此法，形成一种书体，被称为九叠篆。
古代以九为极数，号称九叠极言屈曲之繁，不是每一笔画盘曲的确数。
实际上唐宋九叠篆只是将字头笔画或竖画写成三四折。
金代印章中偶有印文七折、八折之例。
九叠篆笔画繁琐、板滞，缺乏艺术韵致，且难以辨识。
由于符合封建统治者追求的繁褥、肿塞的所谓庙堂气；结字难识又符合了防止伪造的要求，因此唐宋时期出现的九叠朱文印，一直被俟后的元、明、清王朝沿用作为官方用印的专用篆文。
为显示朝廷颁赐的声威，九叠篆又称尚方大篆。
唐宋时期官方印章增加了“以明所属”的功能，即在宫廷收藏的书法、绘画等艺术品上钤加收藏印章。
唐初就建立了宫廷收藏艺术品的机构，凡经皇帝看过的收藏品，都加盖“贞观”年号印章，作为内府收藏的记号。
此后南唐、西蜀、北宋、南宋都相继此制。
南宋以后私人收藏也渐成风气，收藏鉴赏印的形式也随之增多，逐渐形成专门的印种。
书画收藏印的兴起，造成印章与书画作品的结合，不仅为篆刻艺术开拓了新的用途，还使印章创作，在追求与书画艺术协调一致中，由完全以实用功能为主，转为匠心经营的艺术创作，促使篆刻艺术别开生面。
唐宋时期私人用印章的实物遗存所见极少，只在同时期的文书、书画作品上见到一些姓名印和斋堂名号印。
如唐李泌的“端居室”、宋代米芾〔fu服〕的“楚国米芾”、“祝融之后”、“米姓之印”等等，为数不多。
唐宋时代是中国文学艺术空前繁荣发展的时代，书法界接连涌现的一个个精于楷书、草书的大师，引起人们的惊羡、赞誉。
他们的成就吸引了社会的关注。
可是专习篆书的书法家却寥若晨星，著名的篆书家只有李阳冰一人而已。
印章艺术在隋唐至宋辽金的700年间，也处于同样低落的状态。
唐中书省之印 金副元帅之印 (4)元代的印章 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后，宣布以国师八思制定的文字为元帝国的国书。
仿效唐宋制度，为各级政权官员颁行印章时，均以八思巴文制作印文。
受这种印风的影响，当时蒙古族贵族刻制私人印章，也以八思文的签名字样入印，作为凭证信用的专门符号。
因而元代印章出现了一种很独特的形式——“花押”。
花押印皆朱文，印形以长方形居多，也有葫芦形或琵琶形的。
流行的印文款式是上面一个汉字楷书体姓氏字样，下加一个签名押文。
因盛行于元代，又称为元押。
八思巴文印或花押，只在元代官府、军事将领和蒙古贵族间流行，文职官员及广大汉族民众仍沿用以篆书入印的印章。
元代著名画家赵孟頫〔fu斧〕(公元1254—1322年)在书法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
他精通篆籀〔zhou宙〕、隶、楷、行、草各种书体，以风格秀丽温婉、流畅遒劲著称。
元代是文人画形成的时代，文人画追求诗、书、画、印结合，流行在绘画作品上加诗文题跋及钤盖作者姓名、字号、别号及诗词格言印章。
赵孟頫不屑于使用篆文书艺低劣的印章，自己设计了印文，求助于印工，铸造成与自己书画风格相协调的自用印。
赵孟頫的篆书，吸收唐代李阳冰玉筯篆的特点，用笔圆润、线条匀净、风格秀逸。
铸成朱文印章，遒劲的朱文连着细纹印边，形成疏朗空灵、妍美有致的艺术风格。
由于赵孟頫是最早设计印章的书法家，后世的篆刻家往往尊他为篆刻家。
他设计的朱文印的印文形式，被称为圆朱文(或元朱文)。
圆朱文印的艺术特征，被当作篆刻艺术中典雅秀丽类型的印章模式，号称“铁线篆”，受到明清篆刻家的重视和师法。
元 蒙古文官印 赵孟頫还对古印作过谱录，书名《印史》。
同时代的吾丘衍对篆刻艺术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所著《学古编》是中国第一部专门论述篆刻艺术的专著，借鉴传统画论、书论和诗论评述了印章艺术的规律，从理论上促进了中国篆刻学的形成。
(5)明清时期的印章 1368年建立的汉族地主阶级统治的明王朝和至1911年被推翻的满族贵族建立的清王朝，先后统治中国达500多年。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剧烈变革的时期。
为了医治在推翻元代统治战乱中造成的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局面，明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的措施，使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对外贸易也相应发达起来。
经济和手工业的发展造成城市的繁荣，全国除北京、南京之外，又出现了30多个新兴的城市。
进入清代，由于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加速了这些城市的开发和沿海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
在这些城市里，人文荟萃，文化发达，交通便利，为职业艺术家的产生创造了生存条件。
篆刻艺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明清时期的印章，形成实用与艺术功能分流的趋势。
注重实用价值的印章更为普及，经济和社会交往的频繁，使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都需要以印章作为社会生活中的凭信用具，印章的社会需求量增大，加之资源丰富、价格低廉、便于制作的石质印材的发现，也为印章的普及提供了可能。
以镌刻印章为业的手工业行业应运而生。
明清时期的官印制作规格严谨。
明代的印章制度极为完备，对各级官印的质地、书体都有明确规定。
如皇室及各级政府的官印，用金、玉印材，铸九叠文；将军印用铜材，铸柳叶篆；藩王印用玉材，镌玉筯篆；监察御史用八叠文等。
清代沿用明代印制，只是印文可根据印章颁行区域，相应采用汉、满、蒙、藏几种文字。
以一印中并用汉满两种文字的官印为多。
一般官印为长柄直钮。
藩王以上用印均雕刻精美的蟠龙钮。
官印的形制、印文设计及制作工艺都较宋元时期有较大的提高。
标志着明清篆刻艺术繁荣发展的是艺术印章。
唐宋时期出现的书画收藏鉴赏印，元代兴起的文人画诗、书、画、印结合的主张，形成篆刻艺术与书法、绘画艺术的结合。
明清两代书法、绘画艺术的发展，也带动篆刻艺术同步发展。
明初画家王冕(公元1287—1358年)首创以花乳石刻制印章，石质印材的发现为大批具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文人、书法家、画家参与篆刻创作提供了契机，篆刻不再只是手工业者铸造的工艺产品，也不再局限于作为凭信用具，而成为篆刻家创造的艺术品，同时又是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的文化商品。
篆刻作品以商品的形式获得社会承认和流传，客观上推动了篆刻艺术风格多样化的形成。
文字训诂学和考古学的发展，又为篆刻家们提供了借鉴古代篆刻艺术传统的有利条件。
在经济发达地区，篆刻家相对集中，他们师生相继，师友交流，逐渐形成集中于某一地区的篆刻艺术流派。
这些篆刻艺术流派的创始人，大多是艺术修养全面的书法家、画家或诗人，各有“印外功夫”，在篆刻创作上追求标新立异，发展艺术个性。
他们具有深厚的艺术功力，善于吸取古代艺术遗产的精华，形成独特的艺术风貌。
他们影响和带动一批批追随者，或在技艺上传承，或在艺术上相互影响，推动了篆刻艺术的发展和提高。
篆刻艺术流派纷呈的局面，使篆刻艺术在持续发展中，呈现绚丽多彩的艺术风貌。
明清两代篆刻艺术无论就创作规模、艺术成就、理论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开创性的进展，把中国篆刻艺术推向成熟发展的新阶段。
有人知道蒋鹿洲吗
书法的价值 作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独特的艺术，书法是世界艺术市场的奇花异草。
从格式区分，书法也似国画，有卷、轴、册、页等，但当今市场上出现最多的书法作品是楹联。
楹联出现于宋代，它的盛行却在明万历以后。
楹联也称“对联”、“楹贴”，两幅上下对称，常见字数有五、七、八言，讲求平仄、对仗，内容包含诗句，也可以是格言。
像扇子一样，楹联具有雅俗共赏的特点，尤其是乾隆以降，书家的润例多取自对联，大有无书非联之势。
市场上出现最多的是清中叶以后的作品。
何绍基（1799-1873年），出生于湖南书香门第，父亲和二兄弟皆善书。
他先出入于篆隶古体和北碑，后学行、楷，受“争座位”和“集王圣教序”影响较深，保持着颜真卿的雄健和王羲之的优雅之间的张力，晚年书法多显战笔。
2003年12月18日的朵云轩上，何绍基的“隶书临汉碑残本”3.3万元和“隶书”四件屏轴5.5万元。
篆书大师杨沂孙（1812-1881年），受邓石如影响，融会三代、秦汉的篆书传统（钟鼎文、石鼓文等），在清末名重一时，吴大澄、吴昌硕均对他的成就有所领悟。
1993年、1994年两届朵云轩拍卖各推出一件杨沂孙的作品，拍得5.72万港币和3.2万元。
2003年11月26日的北京华辰上，“篆书七言对联”1.98万元。
墨迹如书学专家傅申所说的那样: “向着笔画的终端自然地形成枯笔，笔画的开端较粗，逐渐变细成为稍纯的尖尾。
” 翁同酥（1830-1904年），咸丰朝状元，光绪帝老师。
他早年学欧阳询、褚遂良，后沉醉于颜真卿。
其早年书法疏朗宽阔，后期笔法颤动。
1993年首届朵云轩行书对联 “醉里雄辞惊电扫，起来信手揽书看”，4.62万港币。
2003年10月24日，他的一副行书八言联5.28万元（上海崇源）。
康有为（1858-1927年）、梁启超（1873-1929年），众所皆知的维新变法领导者。
康有为提倡北碑并身体力行，与鼓吹政治一般不惜余力。
传闻一位学康书绝似的年轻弟子，与藏有康有为印章的遗孀合作，曾在杭州伪造了康有为大量书迹。
1994年春季嘉德上梁启超书法有三幅，楷书对联“燕子来时更能消几番风雨，夕阳无语最可惜一片江山”，端秀抒情，与其师不同，5.5万元。
2004年1月，康有为的“行书”横幅7.48万元（北京翰海）和“草书四言”1.65万元（上海崇源）。
在2003年10月27日的苏富比拍卖会上，梁启超的“楷书十五言联”价值7.8万港币，2004年12月22日，康有为“草书四诗屏”在上海崇源售20.9万元。
罗振玉（1866-1940年），1994年朵云轩上一幅立轴9千元。
甲骨文的书写形式对这位精于此道的专家，乃本色当行。
同次拍卖还推出郑孝胥（1860-1938年）的楷书对联，2.2万元; 此公政治上麻烦颇多，影响了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其实，他至少是位近代史上少有的对楷书有创造力的书家。
2004年1月9日蓝天国拍上，罗振玉的“篆书”四屏3.19万元; 而郑孝胥的“行书”立轴在2004年1月9日的中国嘉德上售价3.21万元。
书法要比国画更难推陈出新，于右任（1879-1964年）能推出易识又不落入野狐禅的“于体草书”，当然地位颇高。
1994年朵云轩上，其行书对联 “湖光远带柳溪水，春色好在桃源家”，1.1万元。
另一位草书家沈曾植（1850-1922年），书风奇奇诡诡，风格浓烈，1994年朵云轩的章草对联，从0.8万元拍至3.5万元。
2003年11月26日的北京华辰上，于右任的“行书五言对联”7.7万元，其“草书”立轴在中国嘉德上以7.15万元成交。
2002年6月22日的上海敬华上，沈曾植的“四体书法”四屏2.64万元。
张大千的两位老师，是当时号称“北李南曾”的书家李瑞清（1867-1920年）和曾熙（1861-1930年）。
李瑞清工魏书，用笔颤掣到夸张的地步，1994年朵云轩上，其魏书立轴（1.1万元）中就能看得清清楚楚。
曾熙亦以魏书著名于世，但书风不似李氏那么强烈。
1994年春季嘉德上有一幅古画“仿石溪笔法秋林古刹”（4.4万元），和他的弟子张大千比较一番，还是蛮值得的。
十年过后，曾熙的书画价没什么变化。
2004年1月11日北京翰海上，其“行书六言联”1.32万元，而两天前的中国嘉德上的“校碑品茶园”3.3万元。
现代书法 章太炎（1863-1936年），朴学大师，其著作古奥。
1994年嘉德春季拍卖，篆书七言对联“城上赤云呈胜气，眉间黄色见归期”，成交价为1.98万元。
章太炎在拍卖行最高价的作品还是在十多年前创造的，1993年朵云轩上的“篆书”轴，9.9万港币。
其师俞樾（1821-1906年），工隶书，他的居所曲园是苏州园林中最具学问气的。
1993年朵云轩上的俞樾隶书四条屏，有篆书意味，谨严认真，3.08万港币。
在同一个拍卖会上还有一幅叶恭绰（1881-1965年）的行书四条屏，1.32万港币。
叶恭绰年轻时作了一篇“铁路赋”，铁路入赋，新鲜。
更新鲜的是，他以后果然当了铁道部长。
另一幅国学大师马一浮（1883-1967年）的行书，在书家字与文人字之间，写得很放松，估价6千到8千港币。
在2003年上海敬华的两次拍卖会上，推出了马一浮的“行书七言联”与“篆书八言联”，售价1.87万元和1.045万元。
马一浮的朋友李叔同（1880-1942年），又名弘一法师，他的前半生入世，男扮女装演茶花女，会乐会画会词会诗也会玩，后半生却来个突变，出家当和尚，选择修道最艰难的律宗且振兴之，激烈与平和都极端地表现在他的身上。
弘一法师早期写魏碑，神气十足; 晚年以文字宣扬佛教，气韵不温不火，亦大众亦雅人，人见人喜。
1994年朵云轩上两幅对子，隶书对从0.9万元拍到2万元，楷书对拍得6.4万元。
弘一法师类似的作品数量极多，每天可写四十件，还能拍得好价，可观。
他的字假冒的极多，高手所为，单凭无迹可寻的笔墨难断真伪。
按佛门道理来说，也是借更多的方便弘扬护生吧。
弘一法师在21世纪初的艺术市场上仍是热门人物。
在朵云轩的拍卖会上，弘一的许多作品拍得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
如“楷书普贤行愿品赞”（51开）售价143万元（2002年6月25日），“楷书摹龙门四品”四幅50万元（2003年8月18日），“行书十六言”对联41万元（2003年8月18日）; 2003年12月14日，他的“出世入世箴言手卷”在北京荣宝上拍得121万元; 2004年12月30日，弘一法师的《四分注戒本随讲别录》(49开)，在朵云轩上拍得187万元，这不单是书法，还是文化与宗教的价值了。
21世纪初，当代的一些书法家进行了一次投票，评选出了吴昌硕、林散之、康有为、于右任、、沈尹默、沙孟海、谢无量、齐白石和李叔同为“中国20世纪十大杰出书法家”。
林散之（1898-1989年）书价不低，他工草书，学二王、怀素，飞动跳荡，“草书毛主席诗词”15.4万元（中贸圣佳，2003年11月1日）和“草书”12.1万元（北京荣宝，2003年8月31日）。
比较而言，沈尹默（1883-1971年）的书法价格要低些，较贵的也只是“行草诗并序”8.2万元（朵云轩，2002年12月9日）。
沙孟海（1990-1992年）也是现代书法大家，他在2002年6月25日朵云轩上的“行书五言联”卖到4.07万元，亦是高价了。
谢无量（1883-1964年）在拍卖行里并不走俏，2002年4月22日的中国嘉德上有一幅“行书七言联”，成交价1.76万元。
书法与国画价格落差较大。
谭延闿（1876-1936年），清光绪进士，翰林院编修，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学颜书，善写牌匾，2003年12月17日的朵云轩上的“行书七联”只有8,250元，而其弟谭泽闿（1889-1969年）在2004年3月12日的朵云轩上的书法对联售价1.87万元。
白蕉（1907-1987年）书风和沈尹默相近，清秀婉约，他在1995年9月24日朵云轩上的作品“行书轴”24万元，算是极高价了。
王福厂（1879-1960年）是西泠印社的创立者之一，书风雅逸，在1995年的朵云轩拍卖会上“篆书”七言联售价3.2万元，十年过后，恐怕也只是这个价格。
邓散木（1898-1963年）倒是拍卖会的常客，“临石鼓文”（27开）6.6万元（北京翰海，1996年6月28日）。
画家之字 中国艺术传统向来提倡“书画同源”，元代又强调“以书入画”，所以画家往往是书家，书家不少也是画家。
相对来说，画家之字受“法度”约束较少，较随意放松。
近代“海上画派”的赵之谦、蒲华、吴昌硕都是书法家兼画家。
赵之谦初学唐楷，后专注北碑，兼杂宋人意味。
蒲华的书法如其画，挥洒不羁。
赵之谦的“魏碑七言联”4.62万元（中贸圣佳，2003年11月1日）。
吴昌硕的石鼓文鼎鼎大名，行书一气呵成。
1993年首届朵云轩上，吴昌硕的“石鼓文”，3.3万港币; 1994年朵云轩上，“行书”立轴，2.8万元; “石鼓文”四屏，13万元。
陈师曾是个全面型的文人，书艺亦杰出。
吴昌硕曾评论他: “以极雄丽之笔，郁为古拙块垒之趣。
诗与书画，下笔纯如。
”1994年首届中国嘉德上，“行草潞河秋泛”手卷，估价3.8万-4万元。
1994年朵云轩的隶书对联，估价2万-2.4万元，可惜均流标。
吴湖帆其书早年学董（其昌）赵（孟睿??窒惭『祝?熳魇萁鹛澹?笥秩》?啄瞎??砟晔榉缈穹拧?1994年朵云轩上，行书对联，1.8万元; 行书四屏，从1.4万元拍至4.6万元。
2003年11月1日的中贸圣佳上，“行书十二言联”7.92万元。
齐白石，书学何子贞、金农、李北海、“天发神谶”和“三公山”，晚年参以曹子建碑。
他的篆书最珍贵，有大刀阔斧的金石意味，1994年朵云轩上的大幅篆书立轴，29万，当时书法有这样的价格是不多见的。
2001年12月14日上海敬华上齐白石的篆书四言联拍得66万元，另一幅行书立轴在2004年11月16日的天津文物拍卖上也以同样价格售出。
张大千的书法如其人，潇潇洒洒，风姿绰约，后期书风受黄山谷影响，体态变形拉长，以斜取势。
首届朵云轩的早期行书立轴，2.2万港币; 首届嘉德上的行书立轴，3.85万元。
10年过后，张大千的字迹卖得也不错，2004年1月11日的北京翰海上的“行书七言联” 13.75万元，而只写了“画廊”二字的书法镜心要卖9.6万港币（苏富比，2003年10月27日）。
黄宾虹，书读得多，金石、考据等学问精深，以三代金文为人称道。
1994年朵云轩上的篆书对联，从0.7万元拍至3.8万元，超出估价三倍多。
他的行书也好，笔无定迹，信手书来，崇尚内美，不以势压人，实属弘一、马一浮书法一路。
2003年11月25日的中国嘉德上，“篆书”七言联拍得8.25万元。
而“行书诗句”手卷7.92万元（中国嘉德，2000年5月7日）。
潘天寿，书法成就也高，似其画风，雄强奇险，力能扛鼎。
因此书价很高，一幅草书曾在1990年售出14.3万港币，但以后的拍卖会上极少出现他的作品。
现当代画家能书者不胜枚举，如徐悲鸿、高剑父、来楚生，等等。
在北京翰海上，徐悲鸿的“行书七言联”11万元（2003年8月30日）和“行书五言联”10.45万元（1995年10月6日）。
又如钱瘦铁的“草书”四屏2.42万元（上海工美，2003年7月16日）、高剑父的“草书”对联3.29万港币（佳士得，2000年10月30日）。
来楚生的“隶书毛主席诗词”（21开）12.65万元（朵云轩，2003年12月17日）。
名人之字 谁都知道，艺术市场没名头的东西卖不出去，而有名即非书画家，也能标价。
人难免势利，去博物馆，见一幅佚名的古旧山水，若标上王蒙或倪云林的名字，观者也会多看几眼。
清末以前的大官一般都会书法，有些还为功名所掩，旧时代的大官要经过层层科举，若字不好，很吃亏。
清末学者、书家俞起先就因字迹影响了功名。
书法基本功有了，官僚在纷纷扰扰的政治舞台上颠来颠去，气也养得很好。
市场上数量特多的19世纪中叶左右的文官武将书迹，最能看出政治与艺术结合的“庙堂之气”。
其中曾国藩名气最大，当个书法家确实也绰绰有余。
他是个全面性的人物，依赖武功使清王朝多苟活了半个世纪。
文治也在行，文章虽属桐城派，却超过了方苞，儒家气息浓厚，视界开阔，其后的蒋介石和青年时代的都极佩服他。
1994年朵云轩拍卖的行书水墨纸本手卷，338cm长，一丝不苟，见其文如见其人，4.8万元，不算贵。
黄宾虹曾将林则徐列入咸丰年间“画学中兴”的人物，其书法也颇为可观，1994年嘉德春季拍卖的林则徐“七言行书”对联，3.3万元。
清末年间对联很盛行，与太平天国作战过的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的对子都进入了国内艺术拍卖市场。
左宗棠最多，“七言楷书”对联，3.08万元; “七言行书”对联，3.52万元; 均在1994年嘉德春季拍卖上成交。
1994年朵云轩拍卖，“行书”对联，1.8万元。
李鸿章的“八言行书”和胡林翼的“八言行书”在1994年春季嘉德拍卖中，分别以2.75万元和1.76万元成交。
后者的估价仅7千-8千元，名人确实有号召力。
民国总统的字画也值钱。
1994年朵云轩上的袁世凯行书对联，拍得2.4万元，袁大总统的书法在当时小有名气，评他书法“古劲有姿媚，笔多反而白止”，甚至预言他会称帝，因为“其笔皆反也”。
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其实倒是近代有名的书家。
袁克文的“篆书”6,600元（北京翰海，1996年6月28日）。
1994年嘉德的黎元洪楷书对联估价5千-6千元，徐世昌的对联则估价1万-1.5万元，徐世昌的另一幅“秋树闲亭”画作，2.31万元。
1994年朵云轩拍卖，有趣的是一件军阀兼清末举人吴佩孚的“虬龙破雪”，一枝墨梅还算工整，估价6千-8千元，拍出2万元，可能是代笔，也可能是本人手迹，可见“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并不重要。
冯玉祥将军的楷书对联也是2万元。
在拍卖会上，孙中山的字迹也不少，一幅“博爱”两字书法在2000年10月30日的佳士得上卖了16.45万元。
蒋介石的“八言楷书笺本字对”在1995年北京翰海上以10.45万元成交，他的“致王宠画信扎一通”在2003年11月25日的中国嘉德上以5.72万元拍出。
而在2004年1月11日的北京翰海上，宋美龄的一幅“山水”价值1.98万元。
另外，早在1993年首届朵云轩拍卖会上，汪精卫的一幅“行书”也炒至24万港币。
京剧名角儿梅兰芳“梅花扇面”和荀慧生“山水”，也是收藏家的“杂项”。
在1994年朵云轩拍卖会上，分别拍得1.1万元和0.88万元。
此外，1994年嘉德春季拍卖上另两件东西也属名人所作，而且是大名人，清嘉庆皇帝楷书扇面，5.11万元; 另一位是写作与《聊斋志异》齐名的《阅微草堂笔记》的弄臣纪晓岚，其“行书七言”2.42万元，传说纪晓岚的字曾受时人讥评，看来还是有名则灵。
历代皇帝的书迹在拍卖会上也时有出现。
远的可推宋高宗“真草二体嵇康养生论”（999万元，中国嘉德，2000年），宋高宗即与岳飞过不去的赵构确实是个大书家，其后的皇帝大多就比较业余了。
贯穿康乾盛世的三位皇帝都有拍品面世。
康熙的“朱子五言诗”660万元（中贸圣佳，2004年6月6日），有些贵了。
雍正的“行书三月三日得雨”28.6万元（中贸圣佳，2003年11月1日），平常些。
乾隆帝到处题词，可惜总让人觉得不着边际。
“行书五言诗”46.2万元（中国嘉德，2003年11月26日），乾隆也有画拍卖，“金莲花”165万元（中国嘉德，2004年5月16日），实在不怎么样。
慈禧太后的画作更多，如在2004年6月26日北京翰海上的“花卉”四屏45.1万元，但基本上是由宫中女画家代笔。
乾隆帝的11子永瑆倒是个书家，其“行书”手卷在2001年5月20日的中贸圣佳以28.6万元成交。
而道光帝的行书“司射”手卷售价62.7万元（中国嘉德，2003年11月26日）。
乾隆的宠臣和珅的字是高价，他的“楷书咏物诗”60.5万元（中贸圣佳，2003年11月11日）。
现代文人之字也很有价值。
尽管人们对郭沫若的行事为人褒贬不一，但他的书法还是不错的，“行书毛主席诗词”（中国嘉德，2001年4月24日）15.4万元，“行书八言联”18.15万元（北京华辰，2002年11月4日），都是不错的价格。
到了2004年12月18日，他的一幅“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行书售319万，就有点儿让人摸不找头脑了。
郭沫若的朋友郁达夫也有几幅拍品，如“行书七言联”4.84万元（中贸圣佳，2003年11月1日）,“行书”对联3.54万港元（苏富比，2002年10月28日）。
鲁迅的书法对联“难得甘苦两心知，实是濡沫十年人”，售价4.4万元（中鸿信，2004年1月8日）。
他弟弟周作人的“楷书”1.54万元（北京翰海，1997年12月18日）。
胡适的字迹比鲁迅还贵，如“楷书朱晦翁语”10.2万港币（苏富比，2003年10月27日），而“行书”立轴售价8.8万元（上海工美，2003年12月22日），内容很有意思: “刚忘了昨儿的梦，又分明看见梦中的一笑”。
陈独秀的字也很好，他的“行书四条陶渊明诗”6.49万元（北京华辰，2003年11月26日），而“五四运动”的好友刘半农的“楷书”八言联虽然只有7,700元（中国嘉德，2001年4月24日），毕竟浑厚古雅。
还有文人革命家瞿秋白的“行书”四屏1.65万元（北京翰海，2001年12月8日），也让人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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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的基本常识
初学篆刻的基本常识 [刻刀]初学可备大小适中的一把，能备有大小不同的数种更好，除选购外，可用废钢锉、废白钢车刀改制。
为防滑手须缠以纱绳。
刀尾宜磨成亦方亦圆，可崐作处理印面的辅助工具。
[印泥]以西冷印社及漳洲的产品为最好。
如果无条件可用一般的办公用品(?但不可用海绵印泥)。
印泥宜放瓷质印泥缸中，须常用牙质或塑料的印筋搅拌。
[印床] 初学用印床便于动刀，但熟练者常不用印床，以便执石之手灵活转动配全合受刀，印床有木制、金属制多种，自制印床价廉实用。
(?只要买一付元宝螺丝)。
[笔墨 砚刷]笔一般以5、6号圭笔为宜。
刷子可用旧棕丝自扎，也可用旧牙刷、旧油画笔代替，用以钤印前刷清石章底部残剩的石屑。
[印规] 帮助钤印时定位的工具，类似于木工用角尺，可自制。
钤印后印规暂不称动，如钤得不清晰，可将印章紧贴印规重复钤印。
[纸] 复印印稿可用薄而吸水的毛边纸、毛太纸等，钤印可用连史纸、薄宣纸。
[砂纸镜子] 磨印石开始可在废砂纸、水泥地上磨，然后再用砂纸磨至细洁为度。
(可备铁砂、水砂粗细不同的两种)小镜子用来反照印文。
[印筋] 搅拌印泥用，可用牙、骨制品，也可用旧塑料牙刷柄，但不可用金属的。
篆刻 我国传统造型艺术之一。
镌刻印章的通称。
因印章字体大都采用篆书，先书后刻，故称。
金属印章，一般先刻印模，随后浇铸;晶玉印章，古代用手工琢成，现用金刚砂琢蚀，即‘电刻’;石、牙、角、木等印章，直接用刀镌刻。
篆刻是书法艺术通过刀刻以后的再现，是书法、章法、刀法三者综合的艺术。
种类有秦印、汉印、半通印、象形印、套印、六面印、回文印、花押印、关防、闲章等。
秦汉及魏晋时期，印章由印工镌刻，艺术水准颇高。
隋唐以来，亦 各有其时代特征及风格。
北宋米芾、元代赵孟俯、王冕均为篆刻名家。
相传王冕始用花乳石(青田石之类)刻印，因镌刻方便，流行更广。
到明代文彭、何震，印学日渐发展。
因明清以来，出土文物中印章渐多，参考资料大增，研讨篆刻之风日盛，涌现很多篆刻家，形成各种流派。
如院派(何震等)、浙派 (丁敬等)、邓派(邓石如)、赵派(赵之谦)、吴派（吴昌硕)、齐派(齐白石)等。
古‘玺’。
先秦印章之通称。
古铃玺印面文字为当时六国的篆书，风格奇特，章法多变，不易辨识。
秦统一六国后，皇帝所用称‘玺’，官、私所用均改称‘印’。
大都以铜制作，亦有用银、玉等;浑穆古朴，形式多样。
历代玺印名称的变迁 秦以前，无论官，私印都称‘玺’秦统一六国后，规定皇帝独称‘玺’，臣民只称‘印’。
汉代也有诸侯王、王太后称为‘玺’的。
唐武则天时因觉得‘玺’‘死’同音，改称为‘宝’。
唐至清沿旧制而‘玺’‘宝’并用。
汉将军印称‘章’。
之后，印章根据历代人民的习惯有：‘印章’、‘印信’、‘记’、‘朱记’、‘合同’、‘关防’、‘图章’、‘符’、‘契’、‘押’、‘戳子’等各种称呼。
古代印章的起源 中国的雕刻文字，最古的有殷的甲骨文，周的钟鼎文，秦的刻石等，凡在金铜玉石等素材上雕刻的文字通称‘金石’。
玺印即包括在‘金石’里。
玺印的起源或说三代，或说殷代，至今尚无定论。
根据遗物和历史记载，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已出现，在战国时代已普遍使用。
起初只是作为商业上交流货物时的凭证。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印章范围扩大为表征当权者权益的法物，为当权者掌握，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
印章 亦称‘图章’。
古称‘玺’。
《后汉书．祭祀志》谓:‘自五帝始有书契。
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秦统一六国后，皇帝所用的专称‘玺’，以玉为之，故后世有‘玉玺’之称;官、私所用的均改称‘印’。
至汉代，官印中始有‘章’及‘印章’之称。
唐以后，皇帝所用或称‘宝’，官、私所用又有‘记’、‘未记’、‘关防’、‘图章’、‘花押’等名称。
文字形制随时代变迁，风格各异。
印章的出现和使用，一般认为始于春秋战国之间;先秦及秦汉的印章多用作封发物件、简牍之用，把印盖于封泥之上，以防私拆，并作信验。
而官印又像征权力。
后筒简牍易为纸帛，封泥之用渐废。
印章用朱色钤盖，除日常应用外，又多用于书画题识，遂成为我国特有的艺术品之一。
古代多用铜、银、金、玉、琉璃等为印材，后有牙、角、木、水晶等，元 代以后盛行石章。
传世的古代玺印，多数出于古城废墟、河流和古墓中。
有的是战争中战败者流亡时所遗弃，也有在战争中殉职者遗弃在战场上的，而当时 发动机惯例，凡在战场上虏获的印章必须上交，而官吏迁职、死后也须脱解印绶上交。
其它有不少如官职连姓名的，以及吉语印、肖形印等一般是殉葬之物，而不是实品。
其它在战国时代的陶器和标准量器上，以及有些诸侯国的金币上，都用印章盖上名称和记录上制造工匠的名姓或图记性质的符号，也被流传下来。
战国古玺 古玺是先秦印章的通称。
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印章大多是战国古玺。
这些古玺的许多文字，现在我们还下认识。
朱文古玺大都配上宽边。
印文笔划细如毫发，都出于铸造。
白文古玺大多加边栏，或在中间加一竖界格，文字有铸有凿。
官玺的印文内容有‘司马’、‘司徒’等名称外，还有各种不规则的形状，内容还刻有吉语和生动的物图案。
秦印 指的是战国未期到西汉初流行的印章，使用的文字叫秦篆。
看其书体和秦汉量，秦石刻等文字极相近，所有较战国古文容易认识。
秦印多为白文凿印，印面常有‘田’字格，以正方为多，低级职官使用的官印大小约为一般正方官印的一半，呈长方形，作‘日’字格，称‘半通印’。
私印一般也喜作长方形，此外还有圆和椭圆的形式，内容除官名、姓名、吉语外还有‘敬事’、‘相想得志’、‘和众’等格言成语入印。
风格苍秀。
与汉印并为后世篆刻家所取法。
汉官印 广义地说是汉至魏晋时期的官印的统称。
印文与秦篆相比，更为整齐，结体平直方正，风格雄浑典重。
西汉末手工业甚为发达，所以新莽时代，(‘新’为王莽的朝代名)的官印尤为精美生动，汉代的印章艺术登峰造极，因而成为后世篆刻家学习的典范。
两汉官印以白文为多，皆为铸造。
只有少数军中急用和给兄弟民族的官印凿而不铸。
汉私印 汉私印即为汉代的私人用印，是古印中数量最多、形式最为丰富的一类。
不仅形状各异，朱白皆备，更有朱白合为一印，或加四灵等图案作为装饰的，进而有多面印、套印(子母印)、带钩印等。
印文除了姓名之外，往往还加上吉语、籍贯、表字以及‘之印’、‘私印’、‘信印’等辅助文字，钮制极为多样，充分显示了汉代工匠的巧思。
两汉私印仍以白文为多，西汉以凿印为主，东汉则有铸有凿。
汉玉印 两汉玉印在古印中是十分珍贵稀少的一类。
‘佩玉’在古代也是名公贵卿和士大夫的一种高雅风尚。
一般玉印制作精良、章法严谨、笔势圆转，粗看笔划平方正直，却全无板滞之意。
由于玉质坚硬，不易受刀，也就产生了特殊的篆刻技法，即所谓的‘平刀直下’的‘切刀法’。
又由于玉质的不易腐蚀受损，使传世下印得以比较好地保留了它的本来面目。
官印 官方所用的印章。
先秦时用印通称‘玺’。
秦统一六国后，始有‘玺’(帝、 王专用)与‘印’(官、私均田)之分。
历代官印，各有制度，以别官阶和显示爵秩一般比私印大，谨严稳重，多四方形，有鼻钮，印文布局自然舒展不乱。
秦多用斯篆入印，字数不定为纤细白文，以田字日字为界格，疏密有致，自然生动。
承秦制，帝、后及诸侯王所用称‘玺’，列侯、承相、太尉、前后左右将军、乡亭侯，将军部属、郡邑令长等所用皆称‘印’，刊将军所用称‘章’。
职卑者用力口之弋谓半通印。
皆用缪篆，也多为自艾朴实大方。
魏晋时虽不如汉印精致 但刻划瘦挺，章法错落，自成一帆六朝印制渐乱，印也稍大，多率意刊划，失却汉魏挺拔风格。
隋唐官印更大，为朱文，盘旋折叠，称‘九叠篆， 清晰秀丽。
武则天嫌玺音不祥遂改称‘宝’，宋元明清多沿用;印大逾四寸，印钮改为直柄，从长寸许至长约一握，居印当中，所谓‘印把子’，以示权力。
元用蒙文入印。
明沿用九叠篆入印，又有关防、长方形官印，多润边粗朱文。
清多合用篆文、满来。
以隶书入印，有‘右策宁州留后朱记’一方，系宋制，为后世八分入印之先河。
魏晋南北朝印 魏晋的官私印形式和钮制都沿袭汉代，但铸造上不及汉印精美。
传世的给兄弟民族的官印，文字较多，用刀如刻如凿，书法风格表现为舒放自然，从而成为一个时期篆刻风格的代表。
南北朝各国传世印章不多，官印尺寸稍大，文字凿款比较草率，官印未见铸印。
隋唐以来的官印 官印到了隋唐时代，印面开始加大。
随着纸的普遍应用，朱文逐渐替了白文。
许多官印印背上开始有年号凿款。
在文字上隋印多用小篆，并开始运用屈曲的‘九叠文’入印(古代的‘九’为数的终极，故有此名，并不一定要九叠，?可以随笔划的繁简而变化)以便填满印面。
唐宋时代开始以隶楷入印，清代官印满文，汉文两体兼用，同刻于一印之中。
无明清代各代农民政权留下的官印，也是值得我们珍视的革命文物。
宋元圆朱文印 魏晋以来，纸帛逐渐代替竹木简札，到了隋唐，印章的使用已直接用印色钤盖于纸帛，到文人画全盛时期的元代，由文人篆写，印工携刻的印章已诗文书画合为一体，起到了鲜艳的点级作用，为书画所喜爱。
在这个阶段，首先是宋未无初的书画家赵孟俯对篆刻艺术人力提倡，由于书法上受李阳冰篆书的影响，印文笔势流畅，圆转流丽，产生了一种风格独特的印章一‘圆朱文’的印，为后世的篆刻家所取法。
兄弟民族文字的印章 宋以来的兄弟民族在汉民族文化的影响下，曾依据汉字书法创造了本民族文字，并把他们的文字仿效汉字篆体用于官印，传也较少，所见的印文有金国(女真)书和元代八思巴文及西夏文篆书，其中有许多文字还不认识。
半通印 印章形式之一。
秦汉时期下级官员所用之印，其形为直长方，约为正方官 即之半，故名。
扬雄《法言．孝至》谓‘五两之纶，半通之铜’，其纶指印 授，铜指官印。
私印亦有长方形的。
封泥 我国古代公私简牍大都写在竹简、木札上，封癸时用绳缚， 在绳端或交又处加以检木，封以黏土，上盖印章，作为信验，以防私拆封发物件，亦常用此法。
封泥又叫做‘泥封’，它不是印章，而是古代用印的遗迹——盖有古代印章的干燥坚硬的泥团——保留下来的珍贵实物。
由于原印是阴文，钤在泥上便成了阳文，其边为泥面，所以形成四周不等的宽边。
封泥的使用自战国直至汉魏，直到晋以后纸张、绢帛逐渐代替了竹木简书信的来往，才有可能不使用封泥。
后世的篆刻家从这些珍贵的封泥拓片中得到借鉴，用以入印，从而扩大了篆刻艺术取法的范围。
私印 官印口以外印章的总称。
体制繁杂，以形制而言，有一面印、二面印口(即穿带 印、子母印、带钩印、六面印、联珠印套印等;以文字而言，有姓名印、 臣妾印、斋堂馆阁印、诗词印、收藏印、吉语印、花押印、象形印、回文 印朱白相间印等。
吉语印 揩以吉祥的词语为印文的印章。
常以大利、大幸、长荣、长富、宜千金、 宜子孙一类的言语入印。
秦有小玺作:‘疢疾除，永康休，万寿宁。
’也有姓名 上下加附吉语的。
多见于汉代的两面印中。
穿带印 私印的一种。
印体左右有孔，可以穿带，故名。
印的上下两面都刻有印文， 大都一面刻姓名，一面刻字号，故又称‘两面印’。
盛行于汉代。
两面印 即‘穿带印’。
朱白相间印 私印的一种。
以朱、白印文相组合的印彰多见于汉代之两面印中，有一 朱一白、一朱二白、一朱二白、二朱一白、二朱二白、三朱一白等。
一般左右分朱自，也有上下分朱自的;笔画少者作朱文，笔画多者为白文，并把白文列成满白，使朱白之间，各适其宜，致整方印融洽调和。
朱白的原则大致根据笔划多少而定，朱文大多笔划多少而定，朱文大多笔划较少，白文则相反，从而达到朱如白，白如朱的和谐效果，这类印大多工稳的私印，未见用于官印。
子母印 子母印又称‘玺印’，是大小两方或三方印套合而成的印章。
印文多作朱文。
始于东汉，盛于魏晋六朝。
一般铸有兽、龟等钮，外大印为母，钮作图兽空其扰，内小印为子，钮作子 兽，可套入大印内，合成母抱子状，因称‘子母印’。
有母印钮作兽身，子印钮作兽首，套合成为完整兽形者，故也称套印。
有一母一子的套印、 母三子的二套印等。
在一方印章的体积中，兼备了几方印的使用价值，古代印匠的工艺水平由此可见。
套印 由大小数印套合而成的印章。
汉代之‘子母印’即套印之一。
套印分若干层，有多至五六层者，每层(即被套的每方)五面都可刻印。
最末一层为小方 印，可刻六面。
明清以后，为便于携带，套印多以铜、石、牙等制成。
象形印 亦称‘图案印’、‘肖形印’。
刻有图案印章的统称。
古代象形印，一般刻铸 有人物、动物等图像，取材宽广，浑厚古朴，简练生动。
多白文，一为纯 图画，一为图画中附有文字，今所见者以汉代居多。
图案印 图画入印自战国到汉魏都有，以汉代为最多。
又称肖形印或象形印。
形式多样，简练生动，除了人物、鸟兽、车骑、吉羊、鱼雁等图案外，常见以吉祥的四灵(龙、虎、雀、(凤、龟)入印的，这类印又称为‘四灵印’。
凿印 刻印的一种方法。
指在预制的金属印胚上凿刻印文。
也指用此法到成的印 章，文字错落有致，大都为将军印和颁发给少数民族的官印，流行于汉魏晋南北朝。
其起源相传因军中官职往往急于任命，印信大都仓促凿成，故 别称‘急就章’。
此法为后世篆刻家所仿效。
急就章 见‘凿印’。
铸印 制作金属印章的方法。
通常先刻蜡模，用黏土作范于模之四周，熔金属浇注 入泥范而成，故也有将铸印称为‘拨蜡’的。
古代铸印，有只铸印胚，后刻 凿印文的;有印胚印文同时浇铸的。
印文精巧工整，别具一格，为后世篆 刻家所取法。
执刀法大致分为斜刀法与竖刀法，无论斜刀法或竖刀法，运刀时会因刀锋的倾斜程度、运刀的速度快慢、刀干的厚薄状况及刀干的陡峭程度等等因素，而造就出线条笔划的多变风格。
不过基本上，运刀可依速度的快慢、线条的长短，而区分为冲刀法及切刀法。
冲刀法的刀痕较直长有劲，而切刀法的刀痕则多短促苍浑。
所以综合执刀法与运刀法，再加上运刀的方向，约可分成斜刀直冲法、斜刀直切法、竖刀直冲法、竖刀直切法、竖刀横冲法、竖刀横切法等六种方法。
斜刀法有如执硬笔（原子笔或钢笔类）式，刀干平斜，以姆指、食指与中指捏住刀干前端，刀干尾端则平靠在手掌虎口处，刀锋与石面呈垂直。
同时无名指及尾指要抵住中指，辅助用力，不要卷曲在手掌中。
斜刀法的运刀，都是由内向外将刀干直向推出，刻时较省力，刀触的劲道也较强势，所以使用此法时，印石通常都用印床加以固定，以防危险，或是手持印石抵住桌缘来刻，较为安全。
竖刀法则大致若双钩执毛笔式，刀干竖直，姆指与食指捏刀干中段，中指与无名指夹在刀干的下段，刀锋方向朝向自己。
同时尾指要抵住无名指，辅助用力。
竖刀法的运刀，则由外向内直向拉进，刻时以外侧刀尖着力，或由右向左横向滑动，以右侧刀尖着力。
此法运刀，力道较能节制，所以通常都只用手握住石材来刻，反而较能灵活。
如不习惯徒手握石，当然也可加以印床固定来刻。
书法对我们的影响
潜移默化，上层建筑的许多学科都是有关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