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作霖是谁
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之一：顾作霖顾作霖事迹: 说起70多年前牺牲在红都瑞金的革命烈士，除了那些数量众多有史料记载的外，更多的是无名无姓无法统计的先烈志士。
随着历史硝烟的散尽，甚至连那些有名有姓的革命烈士，也正在或正在从人们的视线中谈化。
但其中有一位，却无论如何不应该也不会被人们，特别是红都人们所淡忘。
他，就是牺牲在当年红色首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区共青团的创始人顾作霖。
由于顾作霖牺牲的早，留下的历史资料少，人们对他知之甚少。
但不管如何，顾作霖作为中共党史上的杰出人物、牺牲在红都瑞金级别最高的中共领导人，其历史功绩都应当被人们所永远铭记。
中央苏区共青团的奠基人 1931年1月上旬，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左倾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登上中共政治舞台。
与立三中央刚上台时一样，最早摆在左倾中央的问题，自然是向各苏区、特别是中央苏区派遣中央代表贯彻其路线精神。
对于选择前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左倾中央颇费思虑。
最终，他们把目光落在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二十八个半”之一的王稼祥及当时的长江局委员顾作霖身上。
于是，1931年3月底，顾作霖同中央代表团成员一道，在左倾中央的一再催促下，首次踏上了中央苏区的红色大地，开始了其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左倾中央为什么会选择顾作霖作为中央代表前往中央苏区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顾作霖的简历，也许就可以找到答案。
顾作霖，江苏嘉定人，1908年出生，1922年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后因参加五卅运动被学校开除，1925年秋入上海大学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后派往江苏山东任共表团省委书记，1929年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1930年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长江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兼青年秘书处负责人，六届四中全会后，被派往中央苏区工作，当时仅23岁。
显然，顾作霖是青年的杰出代表。
事实上，左倾中央之所以选择顾作霖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正是因为其在共青团的杰出成绩。
在此之前，虽然中央已派项英前往中央苏区加强苏区的党团工作，但由于干部紧缺，苏区的后方工作实际只有项英一人负责。
苏区各项工作虽经项英多方努力，共青团工作仍然群龙无首。
鉴于这种情况，左倾中央经过慎重考虑，终于选择了年轻而又有丰富的团的工作经验的顾作霖作为中央代表，前往中央苏区重组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并就任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书记。
当然顾作霖还的兼带协助任弼时重组苏区中央局、处理富田事变等各项工作。
带着左倾中央的重任，1931年3月底，顾作霖与中央代表团成员一道，取道香港经瑞金到达苏区中央局及红军总部驻地---宁都青塘。
一到青塘，中央代表团就与项英、及朱德会面，传达了中央六届四中全精神，商谈苏区目前的党团工作及关于富田事变的有关问题。
由于工作侧重点不同，为进一步了解苏区共青团工作，晚上，顾作霖又单独找到项英说：“项英同志，中央派往我到中央苏区，最主要是让我抓好共青团工作。
你比我先来，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谈到苏区共青团工作，项英不无忧虑地说：“目前苏区太缺干部了，我来之后，苏区中央局虽然组建起来了，但老毛老朱大部份时间在前线指挥战斗，后方问题基本只有我一人。
团的工作还没来的及很好开展呀。
” 在项英处，顾作霖大致了解了目前中央苏区的共青团工作。
早在大革命时期，赣西南与闽西就建立了共青团组织。
大革命失败后，多数共青团组织同党组织停止了活动。
土地革命开展后，虽然各地共青团组织陆续恢复，但由于缺少统一的领导，基本上处于各自为战、时好时坏的状态，共青团的作用得不到较好发挥。
六届三中全会后，虽然中央派了两人前往江西苏区，于1931年2月在富田成立了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但因为各种原因，苏区共青团工作未有大的进展。
在此基础上，顾作霖又花了好些时间到各基层调查。
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顾作霖终于了解了苏区共青团未能很好开展的原因。
顾作霖认为，苏区共青团得不到良好发展，是因为思想意识没有发动起来。
于是顾作霖在协助任王处理好富田事变后，开始大刀阔斧的抓起共青团工作来。
顾作霖首先把中央原先派来的二个工作人员从富田招到宁都，与自己跟随红军总部一道办公，使之更好的协同工作。
之后，顾作霖想尽办法努力发动苏区青年的思想意识。
1931年7月1日，顾作霖在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只有三人的情况下，在永丰县的龙冈创办了团的机关报《青年实话》，帮助广大青年提高革命觉悟及文化科学水平。
限于当时的条件，《青年实话》初刊两期为传单版式单面油印。
由于人手少，顾作霖除了亲自撰稿外，还常常兼任油印校对工作。
在顾作霖的领导下，很快，《青年实话》因为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文章短小、通俗易懂，所报道反映的除了苏区内外重大事件外，主要是苏区青年关心乐于接受、急于了解掌握的革命道理、工作经验、科技生活常识，并常常围绕苏区青年所关心的问题展开讨论，而使苏区青年同志欢迎，所发行量最多时达2.8万份，仅次于中央苏区机关报《红色中华》报。
《青年实话》的发行，极大地提高了苏区青年的思想觉悟，积极的推动了苏区共青团各项工作开展。
在抓好《青年实话》发行工作的同时，顾作霖又积极抓好苏区团的组织机构建设。
在顾作霖的努力下，1931年，少共江西省委与少共福建省委分别于该年11月与8月成立； 1932年1月中旬，苏区共青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红军中团的工作决议》。
地方共青团组织的健全与《红军中团的工作决议》的通过，不仅积极地加强了地方上的共青团工作，还理顺了红军部队中团与党的关系、团与军队政治工作的关系。
地方上与红军队伍中的共青团网络得到有效展开。
在顾作霖卓有成效的工作下，苏区共青团组织出现了一个迅速发展扩大的局面。
仅江西苏区15个县，1932年2月至4月就新发展共青团员10675人，团员数量比3个月前增加了3倍以上，达到21064人。
共青团支部也发展到772个。
至1932年12月，江西省共有共青团员约45000人。
1933年1-4月，江西省又发展团员5000人。
至1933年4月顾作霖调离共青团岗位，江西福建两省共青团员发展到达73780人，比1932年春增加6倍以上。
而红军部队中的共青团员也不少于15000人以上。
事实胜于雄辩，顾作霖为中央苏区共青团工作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顾作霖除了积极健全团的组织机构、扩大团组织外，他还非常注意共青团员精神生活的提高。
文化宣传上，他积极搞好《青年实话》的发行；文娱体育活动上，顾作霖经常组织团员参加除了军事色彩浓厚的投弹、射击、刺杀、登山、游泳、越野赛跑外，还积极组织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等球类与跳高、跳远等田径运动。
顾作霖本人就是一个很棒的篮球运动员。
这些工作在顾作霖的推动下，到1933年4月其离任后表现在更为活跃。
就在他刚要离任时，顾作霖还在《青年实话》中倡导成立中华苏维埃赤色体育运动委员会，努力使苏区共青团呈现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生动局面，有效地推动了当时中央苏区各项事业的发展。
当然，毋庸讳言，苏区共青团工作在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下，也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其中顾作霖难咎其职。
义不容辞救耀邦 多少年来，顾作霖给人的印象都是左的。
这其中主要的因素是他作为左倾中央代表团成员之一，代表王明左倾路线最早到达中央苏区。
但却很少有人知道，顾作霖在中央苏区时期，就义不容辞的救下了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和以后卓越的中共领导人。
此人就是胡耀邦同志。
这或许多少可以让人们改变对顾作霖的某些偏见。
这纠正是怎么回事呢
说起这事，还的从1932年底湘赣苏区的肃反谈起。
70多年前中央苏区的肃反工作，先后在项英及任弼时的纠正下，肃反扩大化错误得到一定的纠正。
但在王明左倾路线影响下，肃反扩大化不久又开始反弹，乃至到长征初期也未完全禁绝。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当时还是湘赣苏区红小鬼的胡耀邦，也鬼使神差地被打上了 “AB”团的罪名。
名单迅速上报到湘赣省委，湘赣省委也不问青红皂白，就决定第二天执行枪决。
情况万分危急。
恬在这时，刚刚上任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巡视员不久的冯文彬，来到湘赣苏区巡视后回到湘赣省委驻地。
在湘赣省委驻地，冯文彬忽然看到了这份关于肃反杀人的文件。
这马上引起了他的警觉。
未想再往下看时，竟然发现了胡耀邦等三人的名字。
“胡耀邦也会是AB团
不可能”。
这是冯文彬第一个反应。
早在很多年前，冯文彬就与胡耀邦认识。
胡耀邦精明能干，处事灵笼的办事作风，给冯文彬极深的印象。
只是因为工作原因好久没有见面。
不过再怎么说，一个才十多岁的小青年会是AB团，他怎么也不相信。
情况万分紧急。
冯文彬马上叫来湘赣省委负责人，对他说：“胡耀邦三人如此之小就是AB团，说明了团的系统还很不安全，情况非常严重，我要带回去交给顾作霖同志亲自审问。
”湘赣省委负责人见冯文彬如是说，只得同意把胡耀邦交与他带回中央苏区瑞金。
第二天，冯文彬便马不停蹄地带上胡耀邦三人，踏上了回瑞金的路。
路上，胡耀邦委屈地与冯文彬说：“文彬同志，你是了解我的，我怎么会是反革命。
”冯文彬答道：“我是了解你，所以才想办法先把你带走。
但以后会是怎样，我也说不准，只能看顾作霖同志怎么看了。
”得到这样的回答，胡耀邦心情很是暗淡，不知命运到底会如何。
不几日，胡耀帮等几人便回到了瑞金庙背的共青团苏区中央局。
把胡等三人暂时关在了团苏区中央局的一个房间后，冯文彬便直接向当时的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书记顾作霖汇报。
但不巧顾作霖到叶坪开会去了。
为了挽回胡耀邦等人的性命，晚上，冯文彬又设法找到顾作霖，并作了一次长谈。
辛好，在未了解事情全面经过的情况下，顾作霖答应先把胡耀邦留在团苏区中央局，不直接送叶坪政治保卫局。
事情总算还有转机。
为了表明自己不是反革命。
一天晚上，胡耀邦左思右想，终于鼓起勇气敲开了顾作霖的门。
顾作霖见是胡耀邦，率先开口问：“你是不是AB团
”自始至终不知什么是AB团的胡耀邦天真的回答：“AB团是什么
”望着身材矮小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小的胡耀邦，顾作霖有点同情地问：“你几岁了，是那里人，怎么参加革命的。
”经顾作霖这么一问，胡耀邦动情的回忆起自己苦难的童年，说到伤心处，竟禁不住哭了起来。
见胡耀邦如此动情，顾作霖也被感动了。
他也想不出眼前的小伙子会是AB团。
但在政治动荡的年代，这个年青的苏区共青团书记也不得不慎重。
“你先回去，事情还得研究一下。
我个人认为你还是一个好同志。
”顾作霖委婉地说道。
临走，胡耀邦抺了一把眼泪请求说：“把我留下来吧，我会刻字，扫地，做饭，我会干好多好多工作。
”看着胡耀邦幼稚的脸，顾作霖不忍心让胡耀邦失望，于是说道：“好吧，先留你下来，但情况怎样，还要看你以后的表现。
” 送走胡耀邦，顾作霖不禁沉思起来：如何才能救下这个孩子，又不能让别人抓住把柄
这却实让顾作霖好伤脑筋。
良久，他眼前一亮，想出了一个绝妙的解决办法。
第二天一早，少队中央书记张爱萍被召到顾作霖房间。
见张爱萍进来，顾作霖开门见山就问：“胡耀邦的事你知道吗
” “知道一点，听冯文彬同志说过。
” 张爱萍回答说。
“那你怎么看
”顾作霖追问。
张爱萍实事求是地说：“我不太相信一个小孩子会是AB团。
” 听到张爱萍这样回答，顾作霖舒了口气，接着说道：“为了对组织负责，决定把胡耀邦同志放在你那儿继续审查，你要凭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即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对他进行严格审查。
” “好的，我一定对组织对同志负责。
”说完张爱萍就走了。
事实证明，在顾作霖的保护下，胡耀邦的事以后不了了之，后来还做上了少共中央局秘书长。
显然，顾作霖把胡耀邦按排在张爱萍那儿，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张爱萍本人就曾被污为是AB团， AB团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最清楚不过了。
当然，张爱萍也没有让顾作霖失望，对胡耀邦进行了很好的保护。
对顾作霖本人，张爱萍一直很敬重。
在晚年的一次谈话中，张爱萍曾说：“顾作霖是一个很不错的领导同志，只可惜早在中央苏区时期就牺牲了。
”胡耀帮同志更是在建国后多次谈及此事，对顾作霖救命之恩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就任闽赣省委书记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建黎泰、信抚及闽北三块相对独立而又紧密联系的苏区合在一起。
这使苏区版图又进一步扩大。
其时，以博古为首的左倾中央刚进入中央苏区瑞金不久。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与闽赣边苏区的扩大，使这位王明左倾路线的代言人欣喜不已：一是证明了左倾进攻路线是正确的；二是为进攻路线的实施，攻打中心城市南昌、抚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跳板。
于是，设立闽赣省这一工作摆上了这一中央苏区党负责人的重要工作议程。
在博古眼里，此时中央苏区右倾机会主义盛行，要全面贯彻进攻路线，省委书记自然至关重要。
选谁做闽赣省委书记呢
博古首先想到了少共中央局书记顾作霖。
自进入中央苏区后，顾作霖为推行左倾中央路线不遗余力。
在团的建设中除了有看的清摸的着的政绩外，对于打击中央苏区右倾机会主义，顾作霖也力下了汉马功劳，新设闽赣省委书记非他莫属。
博古这样想着。
于是，第二于上午，顾作霖被一个电话召到了瑞金下肖的博古办公室。
顾作霖刚进屋还未落座，博古就开门见山的问道：“组织决定让你去组建闽赣省委，并打算让你出任省委书记，你意如何
” “让我担任闽赣省委书记
”顾作霖有点诧异的问道。
在得到博古的再次答复后，顾作霖又说：“现在共青团工作还有很多事要做，我一时恐难走开呀
”博古见顾作霖推迟，接着说：“让你出任闽赣省委书记，主要是考虑有利于中央进攻路线的落实。
” 博古语重心长的一翻话，让顾作霖明白了博古的良苦用心。
于是顾作霖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一重任。
的确，历史就是历史，纵观顾作霖在中央苏区期的整个表现，其都是以执行左的路线为大政方针。
但这绝不能否认他作为中共党员在为党的事业中所作出的努力，及其伟大高尚的人格。
事实证明，顾作霖自担任闽赣省委书记后，一心扑在工作上，呕心励血。
从组建省委、省苏及各个群团组织，到闽赣苏区分田查田运动，顾作霖都付出了辛勤的汗水。
特别是他与闽赣省军区的同志一道，发动群众，抵抗国民党的进攻巩固闽赣苏区 ，同样力下了汗马功劳。
顾作霖是这样的为党工作，以致于他在闽赣省委书记任上，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病，多次在工作岗位上咯血。
但历史就是这般无情， 1933年9月下旬的 “黎川失守”事件，却清淅地为顾作霖打下了严重的左的印迹。
1933年9月，国民党不甘心第四次围剿的残败，又卷土重来发动了声势更为浩大的第五次围剿。
当时的闽赣苏区 ，由于左倾军事路线的领导，闽赣地方武装都被编入“两个拳头”打国民党去了，留在省委驻地的只有一个消费合作社与一个70人左右的军区教导队及少量地方武装。
9月25日，敌人开始用3个师的兵力进攻黎川。
显然，靠留下的一点兵力，肯定是无法抵抗敌人进攻的。
这一危急关头，把当时的闽赣军区政委肖劲光给急坏了。
由于省委省苏已先期撤走，肖劲光只得设法找到省委书记顾作霖商量。
当他找到顾作霖时，已是下午5点多了。
见到顾作霖，肖劲光将情况迅速地作了汇报。
然对黎川的重要性，博古早已作了交待，顾作霖不得不慎重地说：“我看还是先请示一下中央再说吧。
” “来的及吗
”肖劲光反问道。
“我看这还是必要的。
”省苏主席邵式平也赞同。
没办法，闽赣省的两个头都这样坚持，肖劲光也只好同意。
于是，一纸电文飞到了中央苏区瑞金博古的手上。
博古一看电文，生气地说道：“这个顾作霖，黎川的重要性还要再说吗，必须坚守。
”于是，一纸电文又从瑞金飞到黎川。
“坚守黎川，彭德怀之东方军不几日就可回援。
”看完电文，肖劲光禁不住失望的一屁股坐了下去：“远水还救的了近火
”但顾作霖却不无高兴地说道 ：“东方军不几日就可到，我们有希望了，还是发动群众坚守吧。
” “坚守
你以为是吃豆腐
”肖劲光明显带着情绪地说道。
顾作霖一听，也生气的回复：“你说怎么办
”口气自然也不轻。
“撤退
”肖劲光甘脆说道。
“撤退
这不是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吗
”顾作霖脱口而出。
“大敌当前，军令有所不授。
撤
”说完肖劲光不等顾作霖与邵式平反应便出去了。
肖劲光如此坚决，顾作霖除了对其的鲁氓有点隐忧外，也没有办法。
随着肖劲光的撤退，9月28日，黎川宣告失守。
黎川的失守，博古李德等左倾领导人自然极为震惊。
为挽回败局，博古急忙电令东方军加速回援的速度。
但即便如此，东方军还是迟到了六七天，显然于事无补。
为阻止敌人进一步前进，左倾中央除再次电令肖劲光指挥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外，又在不久后组建红七军团，并任命肖劲光为军团政委，参与彭德怀指挥的许湾战斗，“将功赎过”。
但不幸的是，此战在左倾军事路线指挥下，又以红三军团伤亡700人、红七军团伤亡300人而残败。
黎川失守与许湾战斗的失利，直接导致了肖劲光命运的急转直下。
左倾领导者不久就下令肖劲光撤职查办。
这一结局，使顾作霖不无气愤地对邵式平说：“这个肖劲光，不听从命令，早晚就出事。
”稍停，顾作霖又马上上升到政治高度的说道：“我看这还是军中罗明路线的代表。
” 也许是黎川争论使顾作霖对肖劲光形成了片面的看法，顾作霖觉得很有必要提醒大家注意军中的罗明路线。
于是不久，顾作霖与另外三个同志一起，写了一篇《反对红军中以肖劲光为代表的罗明路线》的文章，发表在《铁拳》的《反肖劲光机会主义专号》上。
历史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笔者不想为顾作霖粉饰。
在博古顾作霖等的努力下，军中罗明路线以肖劲光最终开除党籍而告结束。
直到延安时期，肖劲光党籍才得以回复。
当然，对于顾作霖在闽赣省委书记任上的是是非非，后人自有公正的评说。
永远的革命忠魂 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后，由于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腿部负伤一直无法工作，中共中央局令命顾作霖为代理总政治部主任。
就在顾作霖就任代理政治部主任后不久，广昌战役开始了。
带着病痛，顾作霖与博古、朱德踏上了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前线广昌。
在左倾军事路线领导下，广昌战役空前残烈。
为了坚决“保卫中央苏区的每一寸土地”，顾作霖不顾劳疾，亲自一个山头一个山头踏看，鼓舞士气。
然而即便付出如此辛劳的努力，广昌战斗还是每况愈下并最终失守。
劳累、焦虑聚集在一起，使顾作霖积疾重患并愈来愈严重。
1934年5月下旬，顾作霖又一次带病到广昌前线视察。
就在战役激烈进行当中，顾作霖突然心脏剧痛。
剧痛使他不由的蹲下身子。
身体还未完全蹲下，一口血便从顾作霖心口奔涌而出。
警卫员急忙跑过去扶住顾作霖。
未等警卫员跑到，顾作霖便不省人事地倒了下去。
情况迅速上报到朱德那儿，朱德大惊，急忙下令把顾作霖抬下火线，送到战地医院全力抢救。
由于情况紧急，朱德又亲自向博古作了汇报。
博古大惊之余也作了重复指示，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救。
然而，战地医院极差的医疗条件显然于事无补，顾作霖仍旧未醒。
情况再次反映到博朱那儿，博朱再次下令，火速送往瑞金中央红色医院，并通知院长傅连璋亲自会诊。
第二天，顾作霖被火速抬进了位于瑞金叶坪洋冈下的中央红色医院。
院长傅连璋得到通知后早已等候在医院组织抢救。
然而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更因顾作霖积疾重患，加之广昌到瑞金路途遥远，耽误了抢治顾作霖的最佳医疗时间。
即使是中央苏区最好的医院、中央苏区最好的医生，顾作霖最终还是于5月28日晨在傅连璋无奈而悲壮的眼神中，永远的闭上了他那双年青的眼睛，时年仅26岁。
历史就是那么巧合，就在顾作霖牺牲的一个月前的这天，广昌失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宣告失败。
博古等左倾领导者只得无奈的撤回到瑞金。
刚刚回到瑞金不久，又传来得力干将顾作霖因病牺牲的消息，这给心情本就烦燥的博古更添沮丧。
在博古的亲自过问下，顾作霖治丧小组迅速成立。
就在顾作霖牺牲的当天上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仆告，沉痛悼念顾作霖同志。
为隆重追悼顾作霖，治丧小组又决定于5月30日下午在沙洲坝二苏大礼堂举行追悼大会，要求在瑞金的中央领导同志及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全部参加。
1934年5月30日下午，沙洲坝二苏大礼堂壮严肃穆，哀乐底回，一种严肃悲壮的空气在会场上空传播。
二苏大会场主席台中央，顾作霖同志的遗像挂在正中。
会场四周，一个挨一个地挂着中共中央、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少共中央局、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及中央首长博古、周恩来、朱德、项英、王稼祥、、李维汉、何克全等与各地工作同志送来的花圈、挽词及挽幛。
那素色纸写成的挽词与蓝色的花圈、血红的挽幛，在会场上交互的陈列着，透出一股股悲壮严肃的气氛。
下午5时正，博古等中央首长缓步走入了会场，追悼会在严肃悲壮的气氛中开始了。
追悼会由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
周恩来首先以沉重的心情回顾了顾作霖的历史，之后由博古作追悼报告。
博古以沉痛的心情回溯了顾作霖在武汉军阀凶恶的白色恐怖下，毫不动摇的进行着反帝反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历史后，深情地说：“最近在广昌战斗中，顾作霖同志站在战争最前线，最勇敢、最坚决地接受党所给予的任何任务。
顾作霖同志那布尔什维克的突击的工作精神，以及他青年的活泼谦和态度，无不显示顾作霖同志的伟大一生。
顾作霖同志九年来的英勇奋斗，也在共产主义青年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荣的名字。
”博古的追悼报告不长，按一般速度可在十多分钟念完，因为悲伤沉重，他竟用了半个小时。
最后，博古给予顾作霖及高的评价，他说：“顾作霖同志是工农大众、特别是青年同志‘最爱戴的领袖、同志、战友。
’”博古的报告深深的感染了每一个与会者，许多人轻轻地抽泣起来。
在博古作完追悼报告后，朱德、何克全分别代表中革军委、少共中央作了追悼发言，对顾作霖作了极高的评价。
追悼会最后，林伯渠代表中央政府全体工作者，上台沉重发言，深切怀念顾作霖同志，并为顾作霖致哀。
追悼会持续时间约一个小时。
参加追悼会的除在瑞金的中央领导及全体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外，还有沙洲坝工农群众、青年代表共约两千多人。
追悼会后的第二天上午，顾作霖同志遗体被安丧在红都大地上。
令人遗憾的是，直到现在人们也无法知道顾作霖的具体安丧地点。
作为一个党史工作者，笔者曾多次到中央红色医院所在地调查，但终因当年历史亲历者都已作古而无功而返。
顾作霖的安丧地点就此成为永远的历史之迷。
团代会的团代会届
STAR貌似没有...嘉定封浜有个叫“蔡芬芳”的，很有名的，《上海电视》和《EASY》杂志也介绍过她，她还给明星化妆什么的呢，自己有个工作室的.这个算么? 美国劳工部部长祖籍是嘉定马陆的,还有清代的著名学者钱大昕是嘉定外冈的,嘉定也出了个明朝末代皇后.嘉定区素称人文奥区，古贤今秀，代不乏人。
自宋元而明清，龚宗元、杨滋、朱鹤、徐学谟、李流芳、孙元化、王鸣盛、钱大昕等，或以政绩驰誉或以骁将著称，或以治学有成名世，或以书画雕刻取胜。
民国以降，吴宗濂、周湘、徐鼎康、王培孙、 吴蕴初、廖世功、杨卫玉、张昌绍、陆瘦燕、廖世承、秦汾、童世亨、陈邦典、顾维钧、胡厥文、陆俨少等皆为名垂史册的人物。
著名的历史事件有：明代嘉靖年间，一无名童子英勇抗倭，舍身救城；清初，清兵三屠嘉定，侯峒曾、黄淳耀率众抗清，视死如归；清咸丰年间，以徐耀为首的嘉定罗汉党联合青浦天地会、上海小刀会揭竿起义，“扫除贪官污吏”；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军屡挫清军和英法侵略军，三次攻占嘉定城；民国17年（1928年）春，中共嘉定县委领导境内西乡千余农民举行五抗（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武装暴动；抗日战争时期，以吕炳奎为首的外 冈游击队，坚持抗日武装斗争。
明代嘉定人朱松邻、朱小松、朱三松祖孙三代，开拓竹刻艺术的新天地，名冠天下，使竹刻成为雕刻艺术的一朵奇葩。
从此竹刻艺人辈出，嘉定以“竹刻之乡”称誉九州。
嘉定地灵人杰，文采斐然。
明清两朝，嘉定出了134个进士，979名举人。
明代有“嘉定四先生”之称的程嘉燧、李流芳、唐时升、娄坚不满魏党专权、政治腐败，绝意仕途，表现出正直人士刚正不阿的高风亮节。
他们怀才不遇，却以书画诗文名世，开了嘉定文化昌明的先河。
清代，嘉定又出了科举夺魁的“三状元”，即康熙朝的王敬铭、乾隆朝的秦大成，同治朝的徐郙。
嘉定还有象钱大昕、王鸣盛这样最负盛名的国学巨擎，侯峒曾、黄淳耀那样的反清志士，民族精英。
明清之际，侯、黄领导悲壮的反清斗争，前仆后继，可歌可泣。
“嘉定三屠”与“扬州十日”齐名，嘉定之名，九州传扬。
近现代，嘉定名人更是辈出，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共青团早期领导人顾作霖、爱国实业家胡厥文都是国史有传的一代名人。
嘉定文风经久不衰，代有人传，在全国市县中亦不多见。
1934年的社会什么样的
1931年9月8日，在第三次反“围剿”的江西兴国高兴圩战斗中，红11师师长曾士峨阵亡，共和国少了一位开国元勋。
烈士继子、中国有色工程设计总院总设计师曾天元从上世纪70年代起，详尽搜集有关史料，多次拜访罗瑞卿、杨得志、肖克、何长工、张宗逊、陈士榘、郭化若等红军时期的重要将领，积累了大量关于烈士的资料。
本文根据资料当中最有说服力的部分和当时关键的人物、事件与背景，揭秘曾士峨牺牲后，为什么极为沉痛和悲伤，乃至大发雷霆指责自己的爱将红四军军长林彪
为什么说曾士峨之死是共和国失去了一个开国元帅
请看—— 早殉的将星：红军师长曾士峨 将星永远闪耀在共和国的长空 2006年，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
在新华社系列纪念文章里，2月23日发表了《为大众之生息而战斗——曾士峨》一文，再次缅怀这个杰出的红军将领，向人们叙述了他短暂而伟大的一生。
文章如下： 曾士峨，1904年生，湖南益阳人。
1923年入益阳信义大学，开始接受进步思想。
1924年到长沙，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
1925年入黄埔军校长沙三分校学习。
同年6月加入。
1926年入第8军独立1师学生队，同年转入。
参加了北伐战争，在第4集团军总司令部警卫团任连长。
北伐到武汉后，转入我党控制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
1927年9月随警卫团参加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任营参谋长。
三湾改编后任工农革命军（后称工农红军）第1师1团特务连连长，1928年5月任红4军31团3连连长，率部参加龙源口战斗和黄洋界保卫战，屡立战功，为的创建、巩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1929年1月任31团1营营长，3月任红4军3纵队7支队支队长，不久任3纵队参谋长。
率部参加大柏地、长岭寨、白沙、上杭等战斗，英勇作战，身先士卒。
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艰苦战争环境中，他始终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在致亲友的信中写道：“士峨离家四载有余，虽奔波南北，历尽千辛，然为大众之生息，常觉无形的快慰，精神爽奋。
” 1930年春任红4军2纵队司令员，同年夏任红4军参谋处长兼第2纵队司令员、红4军第11师师长，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第一、第二次反“围剿”。
1931年8月，在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中，率部参加莲塘、良村、黄陂战斗，取得重大战果。
在高兴圩战斗中，他率部坚守竺高山阵地，与精锐之敌展开顽强争夺。
9月8日，当敌人向红4军指挥所逼近的危急时刻，他率领全师以党员和排以上干部为核心的敢死队冲向敌阵，壮烈牺牲，年仅27岁。
深情地说：“曾士峨同志的牺牲是英勇的。
他是在最关键的时候牺牲的。
他亲自带部队冲锋，改变了战况。
”红军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向曾士峨学习的通令。
关于此文，其权威性自然毋庸置疑。
补充一些重要的情况和细节： 一. 曾士峨毕业于信义大学，是挪威人1906年在湖南益阳办的教会大学，他的各科成绩优秀，英文特别好，写得一手好柳体。
肖华上将说：曾士峨的粉笔字特别好看。
二. 1924年秋，曾士峨步行前往广州参加革命的途中因路费不足，滞留于江华县公署任文书。
昱年回长沙,入黄埔军校长沙三分校读书。
三. 他写给亲友的信大约在1929年5月或6月,红军三占龙门之际，发信地点是福建龙岩龙门三芝元药号。
这是他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
四. 1930年夏，曾士峨任红四军参谋处长兼第二纵队司令员、11师师长，军长是林彪，政委是曾士峨原来的搭档罗荣桓。
当时红四军没有副军长,也没有参谋长一职，参谋处长就是参谋长。
有史实为证：1930年6月下旬，红二十八、红军从福建长汀向江西转移，林彪有事留在城里，红军总部下令“部队暂归曾士峨指挥”。
他若不是参谋长，没有这种资格，同时也说明了曾士峨在红四军中的地位和能力。
罗荣桓是军政委，但带兵打仗似乎不是最好的。
可以说，作为主力师的师长，曾士峨带兵打仗在红四军中是除林彪之外的第二号人物。
五. 曾士峨牺牲的消息，马上报告了。
毛主席非常痛惜和伤心，他严厉批评林彪：你打红了眼哪
以后仗有的是打，哪能同意让高级干部去拼杀，干部拼光了，革命还怎么搞咧
据时任红12军34师参谋长、后来的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回忆：毛主席讲过两个人的死重于泰山，一个是曾士峨，口头讲的，他亲耳听到。
限于红军早期条件简陋，没有被记载下来。
另一个就是人所共知的张思德了。
六. 红军总部号召向曾士峨学习的通令是由当时的红四军军委青年委员肖华油印的，肖华1955年被授上将军衔，当过军委军训部部长。
肖华说：红军总部发通令号召向个人学习，曾士峨是第一人。
通令表扬曾士峨“革命立场坚定，作战勇敢，不怕牺牲。
” 七. 全国解放后，1950年曾士峨的三哥曾叔彬请人代笔写信给毛主席、朱总司令，询问曾士峨的下落，军委总干部部回信告之曾士峨牺牲之情状，说“曾士峨同志为我党我军之优秀干部，为革命牺牲，实为我党我军之重大损失。
”向家属颁发烈士证书，给予最高抚恤金500万元（相当于500元）。
曾士峨遗骨现葬益阳会龙山公园，立有纪念碑。
碑名是1987年军委总参谋长杨得志同志题写，当年益阳人民把烈士英灵从江西兴国移归故里。
1931年烈士战死时，杨得志是红11师师部炮兵连长（由师部特务连改名而来），是曾士峨麾下一员猛将，受他亲自培养和指挥。
跟随: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 1927年9 月，警卫团参加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中共湖南省委前委将位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的武装，统一编成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全师共5000余人，由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下辖3个团：第1团，位于修水，由原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和湖北省崇阳、通城两县农民自卫军组成；第2团，位于安源，由安源工人纠察队、安源矿警队和安福、永新、莲花、萍乡、醴陵等县部分农民自卫军组成；第3团，位于铜鼓，由浏阳工农义勇队和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各一部组成。
曾士峨先在一团，后编入三团任三营参谋长。
起义后，部队在战斗中几经挫折，总指挥卢德铭战死，前委书记在文家市收集残部，决定向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转移。
当时起义部队中虐疾蔓延，一些人悲观动摇，脱离队伍逃跑，师长余洒度也开了小差。
而负伤的曾士峨和张子清、罗荣桓、何长工等相互鼓励，坚决跟随。
南进途中，在泸溪又受到敌人伏击，部队一共剩下不到一千人，9月29日到达江西永新县境的三湾村。
进村的当晚，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现状及其解决的措施，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首先是整顿组织，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辖二个营七个连。
曾士峨担任特务连（编号是四连）连长，党代表是罗荣桓。
特务连长归团长直接指挥，当时团长兼师长，师只是个编制，是空的。
通过三湾改编，党的组织在部队形成了系统，党支部掌握了基层，党对军队领导的制度得以确立。
但当时的身份是前委书记，不直接指挥队伍。
加之兵官来自不同的地方，形势又恶劣，难以掌握。
是最高政治领导，其余干部多数是黄埔生，少数行伍军官任副职。
的军事天才要到以后才大放光芒，不少人起初并不了解他、也不是从内心里信任他。
部队的骨干是从武汉国民警卫团过来的那批人马，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包括曾士峨在内的许多军人还经历了北伐战争硝烟的考验。
在这样的关头，立场坚定的宛希先、何挺颖、曾士峨、罗荣桓等人稳定了这支队伍，紧紧跟随。
这也是以后对这支队伍、对曾士峨与罗荣桓特别信任和器重的重要原因。
所谓特务连就是在行军作战中执行特殊任务的连队，探敌情、当尖刀，担任警卫，有以一当十的战斗力。
慧眼识珠，选中了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都十分拔尖的曾士峨担任连长。
当时工农革命军总共才七个连，曾士峨连是力量最强的，曾士峨本人是1926年的共产党员，党代表罗荣桓、副连长张宗逊也是中共党员，革命意志坚定，政治上靠得住。
从永新三湾经古城、宁岗、茅坪，再上井岗，特务连基本上派出一个排担任的警卫工作，行军打仗，和特务连脱离的时候很少。
10月初，天气逐渐寒冷，战士们还穿着破烂的单衣。
为了解决冬衣和给养，率领部队进驻遂川城西的大汾镇。
不料突然遇敌，部队仓促应战，边打边撤。
当时曾士峨带着四连（即特务连）两个排，随跑到黄坳，便停下来收集失散的人员，并担任一营的集结任务。
四连还剩下三十多个人，稀稀落落散坐在地上。
要煮饭吃，炊事担子也跑丢了。
肚子饿了，只好到老百姓家里找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
没有碗筷，也和大家一样，伸手就从饭箩里抓着吃。
等大家都吃饱了，站起来看了曾士峨一眼，曾士峨整整衣帽站了起来。
朝中间的空地迈了几步，双足并拢，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
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
”曾士峨心头一振，大步跨前，大声喊道：“全体集合
”战士们一个个抬起头来，充满信心，迅速提着枪站起来，向那高大的身躯看齐。
接着一营赶上来了，队伍向井冈山开发。
上井冈山后，曾士峨、罗荣桓率特务连随一营于1927年11月18日攻占茶陵，红军在这里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县工农兵政府。
在井冈山，宛希先、张子清、何挺颖和曾士峨、罗荣桓一起，对企图暗地拉部队投敌的陈浩、徐庶、韩剑壮等人的叛变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
1928年5月，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部队会师宁岗，、朱德、陈毅在龙书院文昌阁会晤，曾士峨率部担任了保卫工作。
从1 927年到1931年，曾士峨率部转战闽赣，历经恶战数十次，小战难以胜计，冲锋在前，无坚不摧，多次负伤，立下了赫赫战功。
由于才华突出，曾士峨屡获擢拔，从连长、营参谋长、支队长，升至纵队司令员、师长和军参谋长。
井冈山的驻地，就是曾士峨的警卫连扎营的地方。
曾士峨的二纵和以后的11师，也成了最为倚重和最喜欢使用的一支主力部队。
1929年秋天，红军打下上杭，部队缴获一支大毛笔,曾士峨将其送给了，高兴地收用了；1930年红军打下吉安，和曾士峨走进一个天主堂，看到一台风琴。
曾士峨童心大发，跑上前按了几下琴键。
也上来，对着键盘敲了几下。
他笑着对曾士峨说：“这个洋玩艺我不会，你也是猪鼻子里插葱——充象，不比我强呵
”两人大笑起来，战士们也一齐笑了起来。
在艰苦的斗争中，领袖和他的将士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和战友之情。
军中骁将的威名是打出来的 队伍初上井冈山，曾士峨率部参加了攻克茶陵、攻打遂川、新城等战斗。
1928年6月23日，红军在新七岭溪和敌战斗。
曾士峨手提驳壳枪，跑在最前面，追着敌人猛打。
逃敌在灌木丛中边跑边回枪乱射。
曾士峨冒着“吱” “吱”乱飞的子弹，像发怒的老虎，猛扑上去，一把抓住一个敌兵打得发烫的枪管，用力一拽，将敌兵连人枪拖翻在地。
敌兵吓得魂飞魄散，跪在地上一个劲地磕头求饶，当了俘虏。
战友们见状，齐声呐喊，勇猛冲向敌人，在龙源口把杨池生部的一个团包了“饺子”。
红军乘势第三次攻下永新县城，开始进入盛时期。
曾士峨威名大振。
1928年7月下旬，率部前往桂东，迎接红军大部队，留31团一连、三连扼守黄洋界。
湘敌吴尚以一师兵力，从茶陵直逼井冈山，企图趁根据地后方空虚之际，一举攻占井冈山。
得到敌人进犯的消息，正在养伤的三连连长曾士峨顾不上伤口疼痛，步行到井冈山五大哨口观察地形（黄洋界为井冈山五大哨口之一），同其他同志及地方武装领导人一起，组织红军和群众加修工事，坚壁清野。
8月30日上午，在团党代表何挺颖、团长朱云卿的部署下，曾士峨和一连连长王良（一说为明亮）具体指挥和参加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
是时山上红旗招展，鞭炮齐鸣，敌吴尚部误以红军主力已经回师，吓得屁滚尿流，仓皇逃窜。
前来会合包抄的赣敌闻风丧胆，半路退却。
回来后，对此战获胜异常兴奋，指示杀一口猪慰劳作战部队，并写下了那首著名的。
题记写道：“八月三十日敌湘赣两军各一个师趁我军欲归未之际，攻击井冈山，我守军不足一营，凭险抵抗，将敌击溃，保存了整个根据地。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此役是红军井冈山时期著名的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9年1月，蒋介石调集湘赣八个旅的兵力进攻井冈山，红二十八、三十一团等突围转战赣南敌后。
担任三十一团一营营长的曾士峨率部先后参加了大柏地、长岭寨战斗。
同年3月，红四军为便于开展游击战，变团的建制为纵队。
三十一团为三纵队，下辖七、九支队，曾士峨任七支队长。
1929年秋，曾士峨任三纵队参谋长，协助伍中豪组织指挥攻克白沙战，直逼上杭。
上杭城三面临江，围有三丈多高的城墙，号称“铁墙”。
易守难攻。
9月21日，红军彻夜激战，全歼敌卢新铭旅，一举攻克此城。
在这次硬仗中，曾士峨率三纵一部主攻东门，在枪林弹雨中身先士卒，奋勇杀敌，攻上城头，表现出了极高的指挥才能和牺牲精神。
1930年春，曾士峨调任红四军二纵队司令员，他和纵队政委罗荣桓、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一道，坚决贯彻，狠抓部队组织建设、政治建设和制度建设，使二纵队在短短几个月内各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在文章中称赞他们：“曾、罗在古田会议后，把二纵队带成了一支最有战斗力的队伍。
”同年夏，曾士峨又任红四军参谋长兼二纵队司令员。
10月3日，他指挥二纵队参加攻打吉安，主攻城北骡子山。
攻克吉安后，二纵队改编为十一师，曾士峨任师长，罗瑞卿任政委。
12月30日，曾、罗指挥十一师参加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岗战斗，该役活捉骄横残暴的敌十八师师长张辉瓒，全歼张部九千余人，震撼了南京政府。
接着红军又歼灭敌谭道源两个团，从而取得了反第一次“围剿”的胜利。
1931年5月16日，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红四军在东固九寸岭、观音岩一带，向已抢先占领两个山头的敌47师王冠英部发起强攻。
曾士峨、罗瑞卿在火线前沿指挥11师作战。
战场上炮火纷飞、硝烟弥漫，突然，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罗瑞卿的脸颊，从另一边弹出，罗瑞卿负伤倒地。
这时，蜂涌的敌人已经冲上了聂鹤亭33团阵地前的一个山头。
曾士峨眼中冒出了怒火，他一边叫叶青山医生把罗政委的伤口包扎好，将他抬下战场。
一边厉声命令身旁的特务连长杨得志：“立即带特务连给我拿下这个山头，完不成任务，我枪毙你
”杨得志刹地将手枪一挥，吼道：“特务连，跟我冲
”战士们端起枪嗷嗷叫着杀了上去，把三倍于己的敌人阻击在半山腰，无法向上前进一步。
曾士峨率领全师和兄弟部队一起，激战4小时，将敌47师完全击溃。
红军乘胜追击，直指富田。
从此，曾士峨师长兼政委，直至牺牲。
5月18 日，曾士峨率11 师追歼敌43师一个旅；5 月20日，率部随大部队攻克广昌；5月22日，参加中村夫坑哨口战斗，激战，击溃守敌。
在、朱德指挥下，红军从西到东，横扫七百里，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8月初，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曾士峨指挥11师参加了全歼官云相47师的莲圹战斗，击溃郝梦龄师的战斗。
8月11日，又参加了全歼毛文炳师四个团的战斗。
其中，在良村和黄陂两次战斗中，11师以伤亡百余人的代价，毙伤敌500名，俘虏敌军官20多人士兵600多人，取得了突出的战果。
曾士峨带兵与战士同甘共苦，战斗越是激烈越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战士们特别敬仰他。
他的队伍纪律严明，训练有素，作风勇猛顽强，是红军中最能打硬仗的劲旅之一，有“钢军”之称。
曾士峨自身具有很高的军事才能，对上级战略意图领会透彻，屡屡以少胜多，以奇制胜，非常相信他。
“钢军”之帅血洒江西兴国竺高山 1931年9月8日，一场动人心魄的激战在江西兴国县高兴圩西北的竺高山进行着，这是红军第三次反“围剿” 中最惨烈的一场对峙战。
参战双方的主力是红四军曾士峨11师和国民党19军蔡廷锴60 师、戴戟61师。
当年6 月，蒋介石组织23个师另3个旅约30万兵力进攻我闽、赣根据地，率部千里迂回，打运动战，寻隙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打了多次大胜仗。
到9月初，蒋介石对中央红色根据地的“围剿 ”即将宣告破产，国民党各路军正全线撤退。
高兴圩的战斗是9月8日上午打响的。
当时红四军军长林彪、政委聂云臻在阵地上用望远镜反复观察正在撤退的敌人，看到敌60师、61师主力都已离开高兴圩往兴国去了，骡马队、伙食担子也过去了，只剩下一个团在后面打掩护。
林彪说：切他个尾巴
11师迅速穿插过去，一打，并未很快消灭这个团，敌人的大部队返回来接应，越打越多。
19路军是蒋鼐文和蔡廷锴的部队，两广籍士兵为主，以能打狠仗著称，穿短裤，爬山如履平地。
这两个师装备精良，平时吹嘘“在战场上子弹壳也不让别人捡走一颗”，号称是从未败过的“铁军”。
当时，我军的武器不如敌人，敌人多是冲锋枪和机关枪；而11师还有人使用梭标作冲锋的武器，一些老式“汉阳造”步枪，很少有刺刀。
阵地上，密集的枪炮声、军号声和喊杀声震天撼地。
双方为抢占一个小山包，都要拉锯式地反复争夺数次，战况极其惨烈，到处是倒下的尸体。
红33团有一挺水机关枪，还未架好就被冲上来的敌人一窝蜂地夺走了。
愤怒的红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前仆后继冲过去抢，双方易手五六次，死了许多人，最后红军还是夺了回来，架起来杀伤了很多敌人。
敌军十分凶悍，两广兵边在壕沟里射击边大声骂娘，几十年后，还有在此役中幸存的红军战士清楚地记住了敌兵那句话北海土话“吊你老妈嗨
” 从上午酣战至下午，双方都打红了眼，战斗成了胶着状态。
曾士峨率领11师官兵用枪托、梭标、大刀和石头跟敌人拼杀、肉搏……他告诉自已的将士：“我们是工农红军，是钢铸的，是钢军。
一定要把‘铁军’吃掉
” 战至黄昏，红11师的子弹打光了，人员伤亡过半，敌人也留下了2000余具尸首，尸横遍地，血染山冈。
曾士峨已经组织了两批敢死队冲锋，打退了蜂涌而上的敌人。
正在间隙，敌人又一次发起进攻，向红四军军指挥所方向冲锋，情况十分危急
曾士峨立即命令把手榴弹、刺刀集中起来，组织全师以党团员和排以上干部为骨干的敢死队，亲自带领扑了上去
在进攻中，不幸被敌人的冲锋枪射中胸部，壮烈牺牲。
这个时候，双方都已无力再战。
红军为争取主动，旋即撤出战斗。
听到曾士峨牺牲的消息，十分难过，狠狠地批评了林彪。
许多战士都放声大哭自己的师长。
高兴圩战斗，红军损失之大为红军战争以来所仅有，毙伤敌2000余人，自己伤亡2200余人，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邹平也在另一场战斗中阵亡。
林彪也差一点报销了。
当时，有一发迫击炮弹落在他身边，战士把他往旁边一推，幸好炮弹并没有爆炸。
对于这次战斗的评价，认为打成了僵持，林彪则说打了个平手。
国民党军指挥此战的蔡廷锴将军，激战之时连随从都逃跑了。
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见此情景，危殆万分，愤欲自杀以殉”，事后“三天内，日夜不能合眼……” 通过高兴圩战斗，红军战士懂得了刺刀的重要性，反掉了过去那种以为打一阵枪、一冲锋，战斗就会结朿的游击气息。
作为一个用红军将士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教训，部队开始加强了刺刀的配备。
红11师伤亡超过三分之二，已经打得不成建制，痛惜曾士峨的牺牲，调了一支队伍过来，重新充实了红11师。
曾士峨不死，日后能成为元帅吗 如果曾士峨没有牺牲，在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衔时，能被封为元帅吗
提这个问题，不在于这个答案本身，甚至于不在于这个答案是否成立。
原因是选取这样一个角看问题，更能了解曾士峨这个历史人物。
1980年代初，肖华上将曾对《罗荣桓元帅传》编写组主笔黄瑶说：“如果曾士峨在的话，应是个元帅。
曾士峨牺牲，在红军中震动很大。
”1983年1月，曾士峨的继子曾天元拜访何长工时，何长工也说：“曾士峨如果在的话，应是个元帅，起码也是大将。
”这两人都是红军早期的重要干部，肖华当时在红四军总部工作，解放后又曾任总政治主任等职，纵览全军；何长工红军时期还一度任过军长，应当说他们的评价可信度很高。
从1955年我军授衔的实际情况来看，是充分考虑了各种因素的。
比如，个人的资历、对党对军的贡献……，尤其是元帅和大将，还要看你能否担当某一方面军、某一军种的代表；还有一个应该是党在军队中政治路线的执行者，决不能忽略，这是胜利之本。
譬如罗荣桓、聂云臻在部队中主要从事政工工作，叶剑英长期是我军的政治发言人，可以说是“政治元帅”。
大将中谭政也是这种情形。
曽士峨，如果不牺牲，应该是秋收起义部队的政治军亊都强的主要代表之一。
从曾士峨个人的修养和素质来说，他是红军中难得的宝贵人才。
一是他革命信仰坚定。
何长工曾对曾天元说：“曾士峨同志政治品质好，斗争顽强坚定。
他高度信仰马列主义……斗争激烈，我们当时没有想过家，没有想过结婚。
我和你爸爸有时时议论说，今天一下午仗够呛，可能当烈士。
如果被打死了，要请没有死的人作两件事：一件是告诉我家里，说你的儿子是为人民流了最后一滴血，死在哪里；另一件是革命成功了，在烈士纪念册上写我一个名字，证明我是烈士，没当逃兵和叛徒。
”何长工还说：“曾士峨是红军中从基层工作做起的最优秀、最冒尖的干部之一，最能深入实际，能征贯战。
” 二是他爱兵知兵，带出来的部队有战斗力。
1983年12月，原江西军区副政委、老红军汤光恢曾回忆过在红11师的往事：“我是（1931年）在十一师政治委员办公厅当宣传员……曾（士峨）师长战斗勇敢，善于指挥。
他往往在第一线指挥，到团、营的阵地上去。
他也要求团（的干部）到营、连、排阵地上去，他甚至直接到战斗第一线。
当时，只有这样，才能反应迅速，反映真实情况。
他对人员、武器、战况、各部队的表现如何等等很清楚。
他能叫得出全师每个排长的名字，对他们的性格、作战水平和其它情况了如指掌，指挥起来，就很恰当。
每次行军，他和罗政委一前一后，一个连一个连问情况，叫起人来，根本用不着花名册。
曾师长深入群众，和士兵在一个灶吃饭。
最多，事务长偶尔给他留点同样的菜。
我刚到11师，上级就教育我们说：我们11师是秋收起义部队，打仗和政治工作都过得硬，执行上级命令坚决。
毛主席最喜欢使用这支队伍。
” 根据现在能够了解到的情况来看，曾士峨的确是一位为所倚重和信赖的杰出的红军将领，一位政治和军事都很强的将领。
他在当时红军中的重要性和影响，甚至还在某些高于他级别的将领之上。
第一，他是三湾改编时仅有七个连长之一。
以后红11师的班底是秋收起义的那支人马，这是武装革命和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发家之本。
从最初来看，武汉国民警卫团经历了大革命的洗礼，是秋收起义的骨干力量，没有曾士峨等人，不可能一开始就能指挥动。
第二，曾士峨等把红11师带成了红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队伍。
红军早期干部、前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郭化若中将称曾士峨是“最优秀的红军师长”，他坚持不肯说成是“最优秀的红军师长之一”。
因为当时红军初创时期，军与军之间、师与师之间，差别非常大。
红11师的地位和作用，可从郭化若将军的评价中看出：“红四军是红军的主力和核心，主力就是主力，核心就是核心；而十一师的政治工作和军事战斗力在红四军中又很突出。
”另外，一个主将的气质往往决定一支队伍的性格，曾士峨非常具有人格魅力，他骁勇、剽悍、智慧，与战士同甘共苦，在战斗中身先士卒，红三纵司令员肖克曾亲眼看到他冲锋到了最前面，这样的将领带出来的部队必然会打仗。
南昌暴动时林彪是尚见习排长，到1930年成为红四军军长，除了他突出的军事才华外，也与的大局思想有关。
从当时的情况来分析，毛主席对朱德南昌起义那边的干部更注重提拔些。
毛主席不讲宗派，反对山头，为了更好地团结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起来搞革命，他有意无意对秋收起义的31团干部压得低一点，这恐怕也是曾士峨成为林彪下属的重要原因之一。
解放后说过句话：“跟我长期共事的，就是一个罗荣桓了。
还有一个。
”从历次党内斗争来看，这两个人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心耿耿，也是同志内心始终信任的少数几个人。
罗荣桓当林彪的政委、当刘伯承的政委，这是的“绝配”。
这两个主帅一个桀骜不驯，一个资历太深名声太大，必须有人“羁縻”。
考虑到对曾士峨的信任和曾的能力与水平，若不牺牲，能堪大用，也必有大用。
长征的领导人是谁
红一方面军 朱德任总司令，任总政治委员和总前委书记，朱云卿任参谋长，杨岳彬任政治部主任。
红二方面军 总指挥 贺 龙 副总指挥 肖 克 总政委 任弼时 副总政委 关向应 参谋长 李 达 红四方面军 军政委员会主席 张国焘 总指挥 徐向前 副总指挥 王树声 政委 陈昌浩 政治部副主任 傅 钟 3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