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时间的名言
建筑蒙古包蒙古包是草原上一种呈圆形尖顶的天穹式住屋，由木栅撑杆、包门、顶圈、衬毡、套毡及皮绳，鬃绳等部件构成。
蒙古包在《史记》、《汉书》等汉语典籍中，被称作“毡帐”或“穹庐”。
在蒙文典籍里被称为“斡鲁格台格儿”，意为无窗的房子，现代蒙古语则称“奔布格格日”或“蒙古勒格日”，意为圆形或蒙古人房子。
“包”字，出自满语。
满语称蒙古人住的这种房子为“蒙古博”，“博”意是“家”的意思，“博”与“包”音近，因此，蒙古包则作为一种译音流传下来。
音乐主词条：蒙古音乐长调民歌蒙古牧民在长期游牧劳动中创造了长调民歌形式，用以抒发情感，表现游牧生活。
长期流传过程中，长调民歌已形成完整的体系，包括草原牧歌、赞歌、思乡曲、婚礼歌、情歌等不同歌曲种类。
长调民歌音域宽广，曲调优美流畅，旋律线多作波浪式进行，起伏跌宕，表现出天高地阔的草原自然环境。
节奏悠长，腔多词少。
陈述性的语言节奏、抒情性的悠长节奏、装饰性的“诺古拉”节奏巧妙组合，构成长调民歌的节奏律动。
好来宝好来宝，又作“好力宝”。
是一种由一个人或者多人以四胡等乐器自行伴奏，坐着用蒙古族语言进行“说唱”表演的曲艺形式。
大约形成于公元十二世纪前后。
“好来宝”的蒙古族语意为“连起来唱”或“串起来唱”。
唱词为四句一节，押头韵。
或四句一押韵，或两句一押韵，也有几十句唱词一韵到底的情形。
表演的节目，篇幅可长可短，艺人们往往即兴现场编词演唱。
节目内容既可叙事、又可抒情，有赞颂，也有讽刺。
修辞手法包括比喻、夸张、排比、反复等的运用十分普遍。
从而使其表演具有风趣幽默，节奏明快，又酣畅淋漓的特点。
20世纪初叶以来，好来宝的表演方式出现多样化，徒口表演的简单形式称为“雅布干”；有乐器伴奏表演的形式，依伴奏乐器的不同，又分成胡琴伴奏的“胡仁好来宝”，和多种乐器伴奏的“乃日勒好来宝”。
“雅布干”形式，也因表演者人数的不同而有一个人的单口表演，和两个人的对口表演两种形式。
在节目内容上，也形成了叙事、嘲讽和赞颂三种类型。
除表现本民族生活的节目如《燕丹公主》、《富饶的查干湖》、《还是当艺人好》等等之外，汉族的历史故事如《王昭君的故事》、《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内容也被好来宝艺人进行编演。
乌力格尔乌力格尔，汉语意思为“说书”，因采用蒙古语说唱，故又被称作蒙古说书，是蒙古族的一种曲艺形式。
蒙古族民间，称只讲故事而无乐器伴奏的乌力格尔为“雅巴干乌力格尔”，又称“呼瑞乌力格尔”；用朝尔伴奏的乌力格尔，被称为“朝仁乌力格尔”；用四胡伴奏说唱的乌力格尔，则为“胡仁乌力格尔”。
朝仁乌力格尔在中国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等蒙古族聚居地和蒙古国广泛流传；胡仁乌力格尔在我国辽宁省蒙古贞、吉林省郭尔罗斯和内蒙古科尔沁等地区的农村牧区群众中广泛流传。
马头琴在众多乐器中，马头琴最受蒙古人推崇。
马头琴是蒙古人独有的传统乐器，具有十分独特的风格。
传统马头琴是个长约四尺，以木为杆，顶端雕刻一个马头，下端有一铲形皮鼓，用马尾系成两条弦，再用马尾做成一个弓弦，演奏时它能发出悠扬深沉的声调。
马头琴的演奏与其它拉弦乐器有所不同，它的弓弦不是夹在琴弦之间，而是琴弦外拉奏。
四胡蒙古族四胡是最具蒙古族特色的乐器之一，分高音四胡、中音四胡和低音四胡三类。
高音四胡音色明快、脆亮，多用于独奏、重奏、合奏；中低音四胡音色浑厚、圆润，擅长演奏抒情性乐曲，并主要为科尔沁民族说唱艺术乌力格尔和好来宝伴奏。
它们在蒙古族人民的文化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蒙古族四胡代表性曲目有《赶路》、《八音》、《阿斯尔》（以上为大四胡）、《莫德列马》、《弯弯曲曲的葡萄藤》、《荷英花》（以上为小四胡）等。
蒙古族四胡文化积淀丰厚，表现力丰富，技艺自成一体，旋律悠扬、古朴，是从事半农半牧生产方式的蒙古族人民杰出的音乐创造，在蒙古族历史学、文化学、民俗学、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元朝以后，四胡艺术广泛流传，曾一度风靡于内蒙古自治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和华北等汉族聚居地区，对汉族民间说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位于科尔沁草原腹地的通辽市是目前四胡艺术最为繁盛的地区。
绘画最早的古代蒙古绘画艺术，是游牧人的岩画，大多是民间画家所为。
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产、劳动的形象。
元代蒙古族出现了一批知名画家。
如，宫廷画家礼霍孙，曾画过成吉思汗和窝阔台等祖宗的肖像。
玉出汗擅长墨竹画，《风烟翠图》是画中佳作。
泰定皇帝之三子小恭太子善书画，曾创作《画鹿图》、《蛱蝶图》等作品。
也先帖木儿有《山水壁画》；元惠宗时进士伯颜守仁，能诗善画，绘有《竹石图》等。
郝忠怒有《无逸图》等。
元代后期的蒙古族画家张彦辅，有《江南秋思图》、《云林图》、《云山图》、《疏竹幽禽图》等。
明代时画家有陈喜。
清代画家旺钦巴勒，名画有《青山》、《白云》等。
著名的山水画家布颜图，画有《潇湘图》，所撰《画学心法回答》，对有关绘画的一些重要问题均作精辟论述。
蒙古族的绘画艺术还表现在壁画上。
元代墓中，布满彩绘壁画。
壁绘有男女主人对坐图，其身后有一男一女侍童，人物形体和装束明显有蒙古族特点；墓壁两侧绘有墓主人的生活图，背景中表现的是塞北自然风光。
在蒙古的佛教寺庙中，也有很多壁画。
如美岱召、大召、五当召、乌素图召等处，都有大型的壁画。
近代的蒙古画家松年(1837—1906)，曾于清同治八年(1869年)拜名画家如山为师，经名师指授，颇有造诣。
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撰有《颐园论画》一书。
文学蒙古族文学历史悠久，神话传说、英雄史诗和歌谣祝赞等，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氏族社会和奴隶制初期部落民的渔猎畜牧业生产，原始部落之间激烈频繁的征战，以及古代劳动者渴求征服自然力和社会邪恶势力的理想和愿望。
像《勇士古那干》、《江格尔》这些古老的英雄史诗，以巨大的艺术概括力反映了一个历史时代的面貌，对后代蒙古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到元朝建立前后，蒙古族的政治经济得以空前发展，同中原的汉族、国内各少数民族以至欧亚各国加强了经济文化联系，因此，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大大发扬，形成了民族文艺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
史传文学名著《蒙古秘史》（旧译《元朝秘史》），优秀民间叙事诗《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孤儿传》，抒情歌谣《母子歌》(即《金宫桦皮书》)、《阿莱钦柏之歌》等的出现，标志着作家文学的兴起和各类民间文学的持续繁荣。
从元末以至整个明代，蒙古封建主从欧亚和中原广大地区相继退回大漠南北。
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大为削弱，从此蒙古族文学进入了一个所谓风雪期。
虽然整个文学的发展过程并未因此而中断，但在蒙古各部和各个聚居区，文学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旷日持久的封建割据激起了社会各方面的普遍不满和反抗，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的愿望鲜明地表现在文学史上第一篇短篇小说《乌巴什洪吉台》和带有浓厚文学色彩的史书《黄金史》当中。
在这一时期，传记式长篇英雄史诗《格斯尔传》也经过长期口头流传而形成书面作品。
这部优秀作品脱胎于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但在蒙古地区世代流传，已充分地蒙古化了，成为一部富有蒙古民族特色的独立之作。
清朝统一中国，蒙古族的混战割据局面逐步结束，社会趋于稳定。
随着各民族经济文化联系的恢复，汉族古典文学（主要是诗词和明清小说）和藏族民间文学（如民间故事、格言谚语）对蒙古族文学影响日深。
许多汉藏文学作品如《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说唐》和《格萨尔王传》等被改编或再创作，以蒙古说书和故事的形式广为传播，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
蒙古族现代文学是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烈火中产生和壮大起来的。
直接同民族的存亡、人民的命运相联系，富于强烈的时代精神。
歌颂起义英雄的民间叙事诗《嘎达梅林》，以及内蒙东部沦陷区流行的抗日反满民歌《国兵歌》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诗人纳·赛音朝克图、巴·布林贝赫,小说家玛拉沁夫、阿·敖德斯尔、安柯钦夫(漠南)、扎拉嘎胡，剧作家朝克图纳仁、云照光等都写出了不少有影响的作品。
继他们之后，新时期涌现出来的一批文学新人在题材、风格和文学观念上锐意创新，已经在文学的各个领域展现出令人瞩目的可喜成绩。
此外,蒙古族民间文学、古典文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也取得了巨大成绩。
史诗《格斯尔》、《江格尔》陆续发现了许多新版本或新篇章，著名民间艺人琶杰演唱的长诗《英雄格斯尔可汗》得到了记录整理。
古典名著《蒙古秘史》、《青史演义》、《一层楼》、《泣红亭》等经过校勘考订，先后出版。
这些作品被译成汉文以后，在中国各民族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舞蹈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以及吉林、黑龙江等省蒙古族聚居地区的民间舞蹈。
蒙古民族的舞蹈文化与他们的狩猎、游牧生活有密切联系。
蒙古民族祖先的原始舞蹈形态，在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凿刻的阴山崖画、乌兰察布崖画中，有着生动真实的表现。
在古代，蒙古族还有很多模仿凶猛动物的舞蹈，如“白海青”（白鹰）舞、熊舞、狮子舞、鹿舞等。
这些舞蹈作为独立的形式，大都失传，但在萨满舞中仍有反映。
蒙古族是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从事畜牧狩猎生产。
由于长期生活在草原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下，自古以来崇拜天地山川和雄鹰图腾，牧民们在生活中创造了大量的音乐舞蹈，比如“挤奶舞”、“筷子舞”、“盅碗舞”，其中最著名的是“安代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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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蒙古包的作文
因为蒙古族人从小就骑在骏马上
忙豁仑纽察脱必赤颜
《蒙古秘史》书影。
书名《忙豁仑纽察脱必赤颜》，共九个汉字。
全书共十二卷。
此书是以汉字写蒙古语，成于一二四零年七月。
「忙豁仑」意「蒙古」，「纽察」意「秘密」，「脱必赤颜」为「总籍」。
十三世纪前中期中国多民族文学出现了一部伟大的书《蒙古秘史》，它不仅在蒙古族文学史、而且在整个中华文学史上是一部掷地有声的奇书。
它从一二四零年成书至今，已阅七百六十年沧桑，虽然年纪已接近传说中最长寿的人－八百岁的彭祖，但仍然令人愈来愈强烈地感受到它是一部读不透、说不尽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书。
这部书以比较重要的身份进入文学史，是一位博学的文史学者，也就是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郑振铎先生的功劳。
郑振铎在三十年代写作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次在文学史著中对此书进行认真的论列，该书第五十一章谈论元代散文时，认为《元秘史》即《蒙古秘史》为最可注意的伟大的白话文作品，其“天真自然的叙述，不知要高出恹恹无生气的古文多少倍
我们如果拿《元史太祖本纪》等叙同一的事迹的几段来对读，便立刻可以看出这浑朴天真的白话文是如何地漂亮而且能够真实地传达出这游牧的蒙古人的本色来了”。
这部奇书的命运，它的流布和接受的过程，也充满传奇性。
因为它事涉民族的天机和隐秘，在蒙古族入主中原的元代秘而不传，又因文字变化妨碍在本族中流传。
到明清两代，虽然收入或列名于一些大型类书、丛书，但远离民间。
到清中叶翻印出版时，它已成为一部高深的学问书了。
《四库全书总目》在清代乾隆年间集中反映中原儒者正统观念和视角，包括华夷之辨的观念与经史高于文学的观念，它把此书附录于《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指出此书纪年有“以鼠儿兔儿羊儿等，不以支干”的特点，又说“此依旧钞本影写，国语旁译，记元太祖、太宗两朝事迹，最为详备。
案明初宋濂等修撰元史，急于蒇事，载篇虽存，无暇稽求。
如是编所载元初世系，孛端叉儿之前，尚有一十一世。
《太祖本纪》述其先世，仅从孛端叉儿始，诸如此类，并足补正史之纰漏。
虽词语俚鄙，未经修饰，然有资考证，亦读史者所不废也。
”这种以单纯地寻找史料的态度，而不是以发掘伟大的民族精神的态度来对待如此奇书，实在是 绝大的误读。
应该说《蒙古秘史》是这个民族精力最旺盛、元气最充沛的时代，把内蕴的精力和元气转化为文字的伟大的产物，是蒙古族创世纪式的回忆、想象和纪录。
基督教《圣经》第一卷，即开头五十章，写创造天地，创造人，以及人类始祖及其最初子孙的世系，不是取名创世纪（Genesis）吗
《蒙古秘史》就是蒙古族这个狩猎游牧民族的“创世纪”。
是他们的起源、发生、创始的记述，是他们的Genesis。
十三、十四世纪，蒙古草原出现了不少围绕着成吉思汗勋业的英雄叙事诗，如《征服三百泰亦赤兀惕人的传说》、《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等，也就是说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创世纪的成功，使这个民族爆发出作为伟大民族的充分自信，从而用秘史的形式追述自己的来源和纪录自己精神历程。
《蒙古秘史》十二卷或十五卷，二八二节，因记载蒙古族勃兴初期史料和洋溢着浩瀚博大的狩猎游牧文化精神而驰名。
它吸收远古以降蒙古民间文化精粹，开蒙古书面文化先河，乃是研究蒙古史、元史、世界中世纪史的经典文献，充满大气磅礴的史诗气息。
这部书如同许多民族最初进入文字时代都要记录自己的民族起源和史前世系一样，如日本民族最早的书面作品《古事记》就记录他们的古代神话、传说、歌谣、历史故事和帝王家谱，作于八世纪，可以和蒙古族的这部《秘史》相对应，相参照。
和《古事记》是用古汉语叙事，用汉字标音的日语记录韵文相似，《蒙古秘史》是用汉字拼写的蒙古语文本。
这也可以看出汉文化，尤其是它的史传文化对本土多民族和异域民族的巨大辐射功能。
在这种意义上说，《蒙古秘史》是蒙古族充沛淋漓的创造精神与中原史传文学影响的综合结果，从中可以体验到多元文明相互撞击、相互推动和相互融合。
这是一部内涵丰富厚重，充满草原强者气息的书。
它以人物传奇和民族崛起，包容着大量社会变迁史、文化风俗史、宗教信仰史和审美精神史的资料，保存了蒙古族及中亚诸民族神话、传说、宗教信念和仪式、故事、寓言、诗歌、格言、谚语的资料。
从而以几乎是百科全书的方式，成为非常值得重视的世界人类狩猎游牧文化的一座高峰。
在枝叶婆娑中，以成吉思汗军团艰难地崛起，并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统一蒙古高原的惊心动魄的历史悲壮剧为主干。
它极有艺术力度地描绘了成吉思汗及其部将铜头铜臂、叱咤风云的野性和意志，他们彻底扑灭对手的战略和魄力。
《史记·周本纪》记述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这从中原文化视角，隐晦曲折地透露了北方狩猎游牧民族对狼和鹿的图腾崇拜。
《蒙古秘史》中两位民族始祖的名字分别意为“白鹿”和“苍狼”，这鹿与狼缔婚，以奶汁哺育后代的故事，象征着这个富有野性强悍生命力的民族，是具有喝母鹿奶汁长大的苍狼的高洁优美而又凶狠坚强的双重品格。
这个传说可以同罗马城的始祖罗慕路斯和勒莫斯兄弟是被扔进河水淹不死，而喝狼奶长大的传说相媲美。
此书出现的时代与汉族地区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相前后，可见元明之际的东西征战和南北撞击，迸发出中华民族何等气壮山河的生命活力。
《蒙古秘史》那种大刀阔斧的叙事结构，血气蒸腾的人物品格，韵散错综的综合文体形式，本色酣畅、多用比喻、粗犷而不事雕章琢句的语言风格，都反映了一个草原狩猎游牧民族在迅速崛起时能够给文学创造增加了何等磅礴大气的力量之美。
只要我们理解到，古代农业文明与狩猎游牧文明的长期碰撞和融合，乃是解释中国古代文明史、甚至诸多民族的古代文明史的一个关键，此书的重大价值就不言而喻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委会就纪念《蒙古秘史》成书七百五十周年所作决议，称《蒙古秘史》以“独特的艺术、美学和文学传统及天才的语言，使它不仅成为蒙古文学中独一无二的著作，而且也使它理所当然地进入世界经典文学的宝库”。
此论殊为公允。
因此，我们举行《蒙古秘史》的七百六十年祭，乃是对中华文明为多民族共创的文明的气势之美和不竭的力量源泉，借一个具体的伟大个案所作的祭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