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写“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初中作文（600字左右)?拜托了各位 谢谢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在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相识的。
那时，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读书的邓颖超， 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为了加强斗争的力量，周恩来、马骏、郭隆真、邓颖超等二十名青年男女，成立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并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觉悟》。
在天津爱国学生运动中，周恩来与邓颖超都是冲锋在前的勇士，在觉悟社内，他们又都是志趣相投的战友。
照常情，青年男女，特别是志趣相投的青年男女，在交往中相互爱慕，是自然之理，但那时周恩来与邓颖超这两颗充满激情的心，却丝毫没有去顾及个人感情，他们一心一意忙着救国，忙着斗争。
又因为那时社会上封建思想很严重，对于男女之间的社交，“道学家”们攻击更甚，而“觉悟社”的社员们懂得，他们的行动，是对流言与诬蔑最有力的回答。
因此，为了斗争，他们都更加严格地克制着自己的感情。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等197名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乘坐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前往巴黎去进一步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而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他们虽然相隔云山万重，但从来未间断彼此的磷系。
凭着鸿雁传书，他们交换着情况，交流着思想。
此外，国内社友们还常会收到寄自法国的画片或贺年片，其中许多是周恩来寄来的。
他曾在1922年底趁友人回国之便，给已转到天津教书的邓颖超带去了一张附有题诗的贺年片。
正是在这种纯真的，志同道合的通信中，他们的感情逐渐成长了，终于定情。
1924年7月，周恩来从巴黎动身回国。
当时，邓颖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
他们虽然在书信往来中间已经定情，但周恩来归国后近一年，却不曾有机会同邓颖超见上一面。
1925年1月，高君宇在上海参加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受周恩来之托，在返回北京的途中，特地在天津下车，到邓颖超任教的学校去看望她，并带给了她一封信，高君宇的这一次看望，对于他们的结合，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高君字被邓颖超称之为她与周恩来之间的“红娘”。
1925年8月，周恩来与邓颖超要在广州结婚。
邓颖超乘火车到达广州那天，周恩来因公务缠身，实在不能去接，就将接新娘的“任务”交给了秘书陈赓。
周恩来进了一张相片给陈赓，陈一看相片，乐了：“我的周大主任，您这是从哪个博物馆里掏出来的
”周恩来说：“这还是我去法国留学以前她送我的。
这，就要看你的眼力了。
”“我的眼力，您放心
”陈赓说着走了。
陈赓来到火车站，瞪圆了眼珠子。
注视着从车站走出来的每一个女郎，可是，下车的旅客都走空了，还是没见到他的“准师娘”。
此时，周恩来住处已是宾客满堂，大家都眼巴巴地等着看新娘于。
陈赓日来一见这局面，知道自己把新娘接丢了，大家不会放过他，于是来了个以攻为守。
他一进门就嚷道：“没接来，让我把新娘接丢了
不过，这不能怪我，你们大家都看看
’他举着那张旧相片，转着圈儿让大家瞧，“让我拿着几年前的相片去接人——应该怪周主任自己……”。
陈赓正在“嫁祸于人”，门口忽然走进一位笑眯眯的姑娘，陈赓和她打了个照面，马上愣住了，正是相片上的那位。
原来，邓颖超在火车站没有看到想念已久的周恩来，只好照着通讯地址，径直找到他的住处，周恩来迎上去，拉着邓颖超来到陈赓面前笑着说：“介绍一下，这就是我常在信中提到的陈赓，今天我有了急事，请他去接你，谁想到他居然把我的新娘接丢了，还有理瞎嚷
”大家哄地围上去：“罚他
周主任，狠狠地罚他
”众人七手八脚地将陈赓按倒在地给邓颖超磕头。
闹过之后陈赓负疚地说：“我认罚，就罚我给周主任操办婚礼吧。
” 就这样，1925年的8月8日，找上门去的邓颖超成了周恩来的新娘，他们结成了一对同心同德，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的革命伴侣。
邓颖超为怀周恩来写的一首诗的内容是什麽
《海棠花祭》 作者邓颖超：邓颖超（1904年2月4日—1992年7月11日），周恩来夫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她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
她是20世纪中国妇女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妇女的骄傲，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声誉，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情感生活： 周恩来 邓颖超和相濡以沫周恩来是在“五四运动”中相识的。
两人在中学生涯分别就读女校（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和男校（天津市南开中学），同样有参与学校的话剧团，他们在话剧团内有份儿参与的话剧也同样有闹“角色性别脚色荒”（女校没男生饰演男角／男校没女生饰演女角），而他们的相貌条件又同样被认为适合饰演跟自己性别不同的角色，因此他们也同样在中学时期于话剧团内反串起来。
邓颖超早起照片在周恩来赴法国求学后，二人保持书信往来。
直到1923年的某天，邓颖超收到周恩来寄来的一张明信片。
在这张印有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这时，才确认了两人间的关系。
两年后，在周恩来回国后不久，1925年8月8日，邓颖超和周恩来在广州结婚。
邓颖超周恩来、邓颖超和工作人员的孩子和周恩来都不避讳地承认两人的结合首先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其次才是“一个屋檐下的伴侣”。
周恩来曾对家中晚辈说，当时自己在法国有一个女朋友，但是他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那个人不合适。
〖正文〗 春天到了，百花竞放，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
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走了十二年了，离开了我们，他不再回来了。
你不是喜爱海棠花吗
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
你住了整整二十六年，我比你住得还长，到现在已经是三十八年了。
海棠花现在依旧开得鲜艳，开得漂亮，招人喜爱。
它结的果实味美，又甜又酸，开白花的结红海棠，开红花的结黄海棠，果实累累，挂满枝头，真像花果山。
秋后在海棠成熟的时候，大家就把它摘下来吃，有的把它做成果子酱，吃起来非常可口。
你在的时候，海棠花开，你白天常常在繁忙的工作之中，抽几分钟散步观赏；夜间你工作劳累了，有时散步站在甬道旁的海棠树前，总是抬着头看了又看，从它那里得到一些花的美色和花的芬芳，得以稍稍休息，然后又去继续工作。
你散步的时候，有时约我一起，有时和你身边工作的同志们一起。
你看花的背影，仿佛就在昨天，就在我的眼前。
我们在并肩欣赏我们共同喜爱的海棠花，但不是昨天，而是在十二年以前。
十二年已经过去了，这十二年本来是短暂的，但是，偶尔我感到是漫长漫长的。
海棠花开的时候，叫人那么喜爱，但是花落的时候，它又是静悄悄的，花瓣落满地。
有人说，落花比开花更好看。
龚自珍在《己亥杂诗》里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你喜欢海棠花，我也喜欢海棠花。
你在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时候，我们家里的海棠花正在盛开，因为你不能看到那年盛开着的美好的花朵，我就特意地剪了一枝，把它压在书本里头，经过鸿雁带到日内瓦给你。
我想你在那样繁忙的工作中间，看一眼海棠花，可能使你有些回味和得以休息，这样也是一种享受。
你不在了，可是每到海棠花开放的时候，常常有爱花的人来看花。
在花下树前，大家一边赏花，一边缅怀你，想念你，仿佛你仍在我们中间。
你离开了这个院落，离开它们，离开我们，你不会再来。
你到哪里去了啊
我认为你一定随着春天温暖的风，又踏着严寒冬天的雪，你经过春风的吹送和踏雪的足迹，已经深入到祖国的高山、平原，也飘进了黄河、长江，经过黄河、长江的运移，你进入了无边无际的海洋。
你，不仅是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国家的人民服务，而且你为全人类的进步事业，为世界的和平，一直在那里跟人民并肩战斗。
当你告别人间的时候，我了解你。
你是忧党、忧国、忧民，把满腹忧恨埋藏在你的心里，跟你一起走了。
但是，你没有想到，人民的力量，人民的觉醒，我们党的中坚优秀领导人，很快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四人帮”粉碎之后，祖国的今天，正在开着改革开放之花，越开越好、越大、越茁壮，正在结着丰硕的果实，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给我们的人民带来幸福。
曾记否
遥想当年，我们之间经过鸿雁传书，我们之间的鸿雁飞过欧亚大陆，越过了海洋，从名城巴黎，到渤海之滨的天津。
感谢绿衣使者把书信送到我们的手里。
有一次，我突然接到你寄给我的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你在明信片上写了“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这样英勇的革命的誓言。
那时我们都加入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
宣誓的时候，我们都下定决心，愿为革命而死，洒热血、抛头颅，在所不惜。
我们之间的书信，可以说是情书，也可以说不是情书，我们信里谈的是革命，是相互的共勉。
我们的爱情总是和革命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们革命几十年，出生入死，艰险困苦，患难与共，悲喜分担，有时战斗在一起，有时分散两地，无畏无私。
在我们的革命生涯里，总是坚定地、泰然地、沉着地奋斗下去。
我们的爱情，经历了几十年也没有任何消减。
革命的前进，建设的发展，将是无限光明的、美好的。
一百多年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我们无数的英雄儿女和爱国革命志士，为了挽救祖国，建设新中国，被敌人的屠刀、枪弹杀害。
他们的忠骨埋在祖国一处处青山下，他们的鲜血染红了祖国的大地山河。
在我们党的鲜艳的镰刀斧头红旗上，在我们的五星国旗上，有他们血染的风采。
无数的战士倒下了，我们这些幸存者，为继承他们没有完成的事业，双肩上的任务很重很重。
恩来同志，有外宾问你，你哪里来的这么充沛的精力去工作
你说：一想到我们死去的那些烈士，我们亲密的战友们，就有使不完的劲，要加倍地努力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这也激励着我，使我无限振奋。
我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把我有生的余力和余热，更好地为人民多服一点务。
你和我原不相识，姓名不知。
一九一九年，在我国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反帝、反封建、反卖国贼，要救亡图存。
这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包括工农商的举国上下的最广泛的一次伟大爱国运动，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
就在这次运动高潮中，我们相见，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
在运动中，我们这批比较进步的学生，组织了“觉悟社”。
这时候，我们接触得比较多一点。
但是，我们那时都要做带头人。
我们“觉悟社”相约，在整个运动时期，不谈恋爱，更谈不到结婚了。
那个时候，我听说你主张独身主义，我还有个天真的想法，觉得我们这批朋友能帮助你实现你的愿望。
我是站在这样一种立场上对待你的。
而我那时对婚姻抱着一种悲观厌恶的想法：在那个年代，一个妇女结了婚，一生就完了。
所以在我上学的时候，路上遇到结婚的花轿，觉得这个妇女完了，当时就没有考虑结婚的问题。
这样，我们彼此之间，都是非常自然的，没有任何别的目的，只是为着我们共同的斗争，发扬爱国主义，追求新思潮，追求进步。
就是这样的，没有任何个人的意思，没有任何个人目的的交往，发展起来。
我们建立起来的友情，是非常纯正的。
我不曾想到，在我们分别后，在欧亚两个大陆上，在通信之间，我们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特别是我们都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为共产主义奋斗。
三年过去，虽然你寄给我的信比过去来的勤了，信里的语意，我满没有在心，一直到你在来信中，把你对我的要求明确地提出来，从友谊发展到相爱，这时我在意了，考虑了。
经过考虑，于是我们就定约了。
但是，我们定约后的通信，还是以革命的活动、彼此的学习、革命的道理、今后的事业为主要内容，找不出我爱你、你爱我的字眼。
你加入了党，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们遵守党的秘密，互相没有通报。
我们的思想受了国际、国内新思潮的影响，我们彼此走上了共同的道路，这使我们的感情不只是个人的相爱，而是上升到为革命、为理想共同奋斗，这是我们能够相爱的最可靠的基础；而且，我们一直是坚持把革命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个人的事情、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
我们在革命征途上是坚定的，不屈不挠的，不管遇到任何艰难险阻，都是勇往直前地去奋斗，不计个人的得失，不计个人的流血牺牲，不计夫妇的分离。
我们是经过这三年时间，有选择地确定了我们的相爱关系。
又经历了三年的考验，一直等到党中央调你回国，才在我们两地党的组织的同意下，我从天津到广州，于一九二五年的八月结婚了。
当时我们要求民主，要求革新，要求革命，对旧社会一切的封建束缚、一切旧风习，都要彻底消除。
我们那时没有可以登记的地方，也不需要什么证婚人、介绍人，更没有讲排场、讲阔气，我们就很简单地，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住在一起。
在革命之花开放的时候，我们的爱情之花并开了。
你的侄辈让你讲你我的恋爱故事，你曾说，就是看到我能坚持革命。
我也看到你这一点。
所以，我们之间谁也没有计较谁的相貌，计较性格有什么差异，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这是最可靠的长期的相爱的基石和保证。
我与你是萍水相逢，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
我们是经过无意的发展，两地相互通信的了解，到有意的、经过考验的结婚，又经过几十年的战斗，结成这样一种战友的、伴侣的、相爱始终的、共同生活的夫妇。
把我们的相爱溶化在人民中间，溶化在同志之间，溶化在朋友之间，溶化在青年儿童一代。
因此，我们的爱情生活不是简单的，不是为爱情而爱情，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
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彼此有什么隔阂。
我们是根据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的共同理想相爱的，以后又发现我们有许多相同的爱好，这也是我们生活协调、内容活跃的一个条件。
每当我遥想过去，浮想联翩，好像又回到我们的青年时代，并肩战斗的生活中去，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
我现在老了，但是我要人老心红，志更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努力为人民服务。
同志、战友、伴侣，听了这些你会含笑九泉的。
我写的这一篇，既不是诗，又不是散文，就作为一篇纪念战友、伴侣的偶作和随想吧。
邓颖超 一九八八年四月
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一生是怎样的?
周恩来写给邓颖超的信，总理式爱情周：你的信太过官方，都不说想我。
邓：周总理是大忙人，哪有时间来想我。
周：闲人怎么知道忙人多想闲人。
望你珍摄，吻你万千。
邓：情长纸短，还吻你万千。
周：我这一生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唯你，我希望有来生。
周恩来和邓颖超爱情故事概括
周恩来和邓颖超是在1919年反帝建的“五四动中相识的。
那时，在北洋直隶女子师范读书的超，是“女 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是《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为了加强斗争的力量，周恩来、马骏、郭隆真、邓颖超等二十名青年男 女，成立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并出版了不定期刊物——《觉悟》。
在天津爱国学生运动中，周恩来与邓颖超都是冲锋在前的勇士，在觉悟社 内，他们又都是志趣相投的战友。
照常情，青年男女，特别是志趣相投的青年男女，在交往中相互爱慕，是自然之理，但那时周恩来与邓颖超这两颗充满激情的心， 却丝毫没有去顾及个人感情，他们一心一意忙着救国，忙着斗争。
又因为那时社会上封建思想很严重，对于男女之间的社交，“道学家”们攻击更甚，而“觉悟社” 的社员们懂得，他们的行动，是对流言与诬蔑最有力的回答。
因此，为了斗争，他们都更加严格地克制着自己的感情。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等197名 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乘坐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前往巴黎去进一步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而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他们虽然相隔云山万重，但从 来未间断彼此的磷系。
凭着鸿雁传书，他们交换着情况，交流着思想。
此外，国内社友们还常会收到寄自法国的画片或贺年片，其中许多是周恩来寄来的。
他曾在1922年底趁友人回国之便，给已转到天津教书的邓颖超带去了一张附有题诗的贺年片。
正是在这种纯真的，志同道合的通信中，他们的感情逐渐成长了，终于定情。
1924年7月，周恩来从巴黎动身回国。
当时，邓颖超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
他们虽然在书信往来中间已经定情，但周恩来归国后近一年，却不曾有机会同邓颖超见上一面。
1925年1月，高君宇在上海参加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受周恩来之托，在返回北京的途中，特地在天津下车，到邓颖超任教的学校去看望她，并带给了她一封信，高君宇的这一次看望，对于他们的结合，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高君字被邓颖超称之为她与周恩来之间的“红娘”。
1925年8月， 周恩来与邓颖超要在广州结婚。
邓颖超乘火车到达广州那天，周恩来因公务缠身，实在不能去接，就将接新娘的“任务”交给了秘书陈赓。
周恩来进了一张相片给陈赓，陈一看相片，乐了：“我的周大主任，您这是从哪个博物馆里掏出来的
”周恩来说：“这还是我去法国留学以前她送我的。
这，就要看你的眼力了。
”“我的眼力，您放心
”陈赓说着走了。
陈赓来到火车站，瞪圆了眼珠子。
注视着从车站走出来的每一个女郎，可是，下车的旅客都走空了，还是没见到他的“准师娘”。
此时，周恩来住处已是宾客满堂，大家都眼巴巴地等着看新娘于。
陈赓日来一见这局面，知道自己把新娘接丢了，大家不会放过他，于是来了个以攻为守。
他 一进门就嚷道：“没接来，让我把新娘接丢了
不过，这不能怪我，你们大家都看看
’他举着那张旧相片，转着圈儿让大家瞧，“让我拿着几年前的相片去接人 ——应该怪周主任自己……”。
陈赓正在“嫁祸于人”，门口忽然走进一位笑眯眯的姑娘，陈赓和她打了个照面，马上愣住了，正是相片上的那位。
原来，邓颖超在火车站没有看到想念已久的周恩来，只好照着通讯地址，径直找到他的住处，周恩来迎上去，拉着邓颖超来到陈赓面前笑着说：“介绍一下，这就是我 常在信中提到的陈赓，今天我有了急事，请他去接你，谁想到他居然把我的新娘接丢了，还有理瞎嚷
”大家哄地围上去：“罚他
周主任，狠狠地罚他
”众人七 手八脚地将陈赓按倒在地给邓颖超磕头。
闹过之后陈赓负疚地说：“我认罚，就罚我给周主任操办婚礼吧。
” 就这样，1925年的8月8日，找上门去的邓颖超成了周恩来的新娘，他们结成了一对同心同德，患难与共，并肩战斗的革命伴侣。
不论是战争环境，还是和平年代，因工作需要，经常使周恩来与邓颖超分离，但他们却无论何时，都心心相印，相互夫怀，相互思念。
“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在撤退途中，周恩来患病发高烧到40°C。
他因抱病安排善后，劳累过度，神志昏迷．由聂荣臻等护送到香港治疗，当他第一次从昏迷中醒来时，便向在身边作护理工作的一位女同志问道：“不知道邓颖超有没有消息
”这位同志答道：“到上海了。
”他又问：“你怎么知道的
”这位同志告诉他消息确实，他听后十分高兴。
1947年3月， 国民党把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向陕北、山东两翼的重点进攻，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
、周恩来、任弼时等留在陕北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
转战陕北战场的周恩来，在戎马俊炮之中，于中秋之夜仍抽暇给邓颖超写了信。
这封信辗转托人送到邓颖超手中时，她正在晋察冀边区搞土地改革，和秘书楚平住在一个老 乡家里。
楚平开玩笑说：“大姐的情书来啦
”邓颖超愉快地间信后，诙谐地说：“什么情书，是形势报告。
不信你看
”她大大方方地把信递给楚平，楚平指着 “今日中秋，对月怀人”等处说；“这不是情书吗
落款处还特地写明了是旧历中秋写的哩
” 1954年， 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瑞士举行的日内瓦会议。
这时国内家中的庭院里，娇艳的海棠花正值盛开。
海棠， 是周恩来最喜欢的花。
邓颖超赶紧压了一枝，连同原来医好的一片红叶，一同装在信封里寄去。
信里还写道：“红叶一片，寄上想念”，表示了真挚的思念之情。
周 恩来托人带回了压制好的日内瓦出名的芍药花与玫瑰花，作为回很亲人的礼物。
这两地的花和叶后来装在一个镜框里保存着，成为一件特殊的工艺品，更是他们情深 似海的见证。
1960年， 邓颖超在协和医院做手术，正值暑天，周恩来的外事活动已安排的满满的，无法抽身。
他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在手术那天不断同医院取得联系，以便随时知道手术后 的情况。
有一天，他还利用去机场接外宾之便，顺便到医院去看望。
邓颖超见他日程排得那样紧，“还抽身来看望她，于心不忍，反劝他适当注意休息，不要以她为 念。
周 恩来工作的特点是不分时间，不分地点，都随时批阅文件。
有时没有桌子，他就顺手拿本书垫，但书写起来不太方便。
后来他发现用一块小三合板来衬垫就方便多 了，从此以后卧室和没有桌子的地方便都放上一块小三合板，以备随时可用。
周恩来盘膝坐在床上垫着三合板，批改文件，实在辛苦。
特别是在他高龄，重病之后更 是不免感到劳累，为了改善他的工作条件，邓颖超亲自设计了一个一边高、一边低，适合周恩来靠坐在床上伏案工作的小床桌。
为了不使文件散落到床上，减少他用 左手去扶持文件的力量，在桌面四周还加了边框。
这张作为他们恩爱见证的小床桌，曾出现在周恩来生平事迹展览会上。
1963年1月， 周恩来曾去拜访老作家，盆景艺术家周瘦鹃，周恩来一边与瘦老交谈，一边抱起了瘦老最小的女儿全全，逗着她玩，给她糖果吃。
周瘦鹃见此情景，老泪盈眶地对周 恩来说：“总理，您为中国革命奋斗了几十年，听说还没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我这个全全就送给您吧。
”周恩来听后，朗声笑道：“周瘦老啊，全中国万万千千个儿 童都是我的孩子，都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这样，不是就不分你的我的了吗
” 1972年，周恩来得了癌症，一直拖到1974年夏才住进医院。
在这一年半中，邓颖超不论阴晴风雨，每天都要去看望周恩来，有时还参加医疗组织会议，讨论治疗方案，在需要作手术时，邓颖超总是守候在手术室外边，直到深夜、凌晨……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了。
同半个多世纪同生共死的亲人诀别，邓颖超的心都碎了，她用周恩来生前对她的爱称，献上了用鲜花扎成的花圈，花圈上写着“战友——小超哀献”。
早在50年 代初，周恩来考虑到中国人多地少，曾倡导过殡葬改革，改土葬为火葬。
后来，他便与邓颖超相约，死后连骨灰也不保留。
那时他说，这一点我做得到，不知你能不 能做到。
邓颖超回答说，你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
周恩来诀别人世后，邓颖超申述了他的遗愿：“把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
”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因病逝世。
她生前所在的党支部，遵照她的遗嘱，用曾装过周恩来骨灰的骨灰盒，将她的骨灰撒向曾撒过周恩来骨灰的江河大海中，从而使两位伟人的恩爱之情与日月同辉，与江河同在
周恩来夫妇的婚恋观朴素而深刻，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 导下确立的无产阶级的婚恋观，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同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有机结合。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姻，是两情相悦、志同道合、同甘共苦、忠贞不渝，是爱情 与事业的完美结合，表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特有的、将革命事业和个人幸福完美结合的精神风貌。
周恩来永远是我们共产党人学习的典范。
《我们的法兰西岁月》里邓颖超给周恩来的一封信，周恩来读的时候也在场
我们思想相同，心心相印，愿相依相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
两性的恋爱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并不是污浊神秘的。
但它的来源，须得要基础于纯洁的友爱。
美的感情渐馥渐浓，个性的接近，相互的了解思想的融合，人生观的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