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的格言和精神到底是什么啊
奥运全人类的狂欢个地球村的节日，四年一度球瞩目。
奥运会是所有不同语言同宗教、不同肤色、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人们共同的盛典。
它首先当然是一场体育的盛会，借助没有国界、种族、阶级之分的体育比赛，这个世界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对话方式，通过体育沟通、交流，彼此竞争、彼此友爱。
在这里，赛场上的胜败其实已不是最重要的。
奥运会的宗旨十分明确，比“更快、更高、更强”更重要的无疑是“没有任何歧视”，是“和平、友谊、进步”，这也是体育本身的目的所决定的。
自从1984年，中国人第一次在奥运会上拿到金牌以来，上上下下对国际性的竞技体育充满了兴趣，我们的目光常常锁定在闪光的金牌刹那的辉煌上面，至于金牌背后的血汗和泪水，金牌和体育的真实意义，几乎无暇顾及。
少数人的专业体育和普及性的业余体育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宽，前者以竞技为明确目标，后者通常是私人性的，或是兴趣爱好，或是锻炼身体，每天跑步、游泳、打球或从事其他的体育活动。
专业体育或者说职业体育就是为了比赛而存在，不惜代价地投入人力、财力和物力，目的就是要拿冠军，拿奖牌。
这种专业体育绝大多数都是政府支持、财政投入，从幼儿和少年中选拔苗子，从小开始封闭式的高强度、专业化训练。
专业体育确实将竞技体育推向了极致，但它也是把双刃剑，我们看看多年在赛场上摔打下来的专业运动员往往伤病累累，他(她)们的竞技水平建立在极为严格的、不断重复的训练基础之上，那些训练常常是残酷甚至无情的，有时候甚至不惜以牺牲身体为代价，去获得竞技的提高和比赛的胜利。
许纪霖先生在那篇很有见地的文章《谁是体育大国》中，曾经不无感慨地说:“加拿大虽然是一个金牌小国，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体育大国。
”相反，“中国的体育，从少年体校到国家队，好像只有一个目的:到奥运会拿金牌。
国际上拿不到的，也要到国内的小奥运——全运会上抢牌子。
除此之外，别无目的。
于是，体育只剩下一个意义:一切为了竞标，一切为了胜利。
因此也形成了赢家通吃的残酷规则，拿了金牌，成为人上人，而其余人，通通变成了失败者，包括亚军在内，只配享受残羹剩饭。
至于体育本身的意义，体育与普通国民的关系，不再有人关心，也不再当回事。
”这种单一化的竞技体育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离开了体育本身，赛场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赛场，体育不再是寻常意义上的体育，在体育当中附丽了太多功利的含义，在体育中注入了太多非体育的成分，体育更多地承载了一个古老国家的民族主义之梦，体育成了向世界同时也是向本国人民展示强盛和威力的一个重要手段。
体育不再是全民身体的锻炼活动，更不可能是培育公民精神的一项活动，在雅典，人类最早的大规模体育盛会诞生的地方，体育天然地就带有公民参与公共事务、训练合格公民的功能。
《奥林匹克宪章》说得很清楚:“以种族、宗教、政治、性别或其他理由，对某个国家或个人的任何形式的歧视，都与奥林匹克成员的身份不相容。
”“通过没有任何歧视、具有奥林匹克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的更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
”王云五先生对于现代体育精神有深刻的领悟，他曾经精辟地指出，一个人从幼年、少年到青年，在体育运动中，可以无形中养成团体精神、正当竞争、守规则、忠诚、毅力、勇敢、忍耐、不骄、不自私等美德。
他认为运动场不光是养成优良运动员的地方，也是优良公民的养成所，体育设施因此也可以看做是公民教育的设施。
这些话，在我们今天听来是何等的陌生、何等的隔膜，而真正的奥运精神恰恰和公民美德、公民教育有着内在的关联，奥运本身就是提倡人类的美德，是人类追求和平、进步的直接体现。
2008北京奥运会已进入倒计时，连北京的空气中都已弥漫着一种特殊的空气。
外交部发言人的一个观点:反对将奥运政治化。
这是我们所熟悉的。
值得我们深思并反省的一点，那就是不能将奥运会狭隘化为单纯的竞技体育。
据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是这次奥运会的口号和主题，我相信，“同一个梦想”的愿望当然是美好的，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房地产开发商和拆迁户、失地农民之间，欠薪老板和农民工之间，开化工厂的老板和被污染的公民之间……不同的利益群体如何找到“同一个梦想“
每个关心自己的国家、关心这个民族的命运和走向的人，一定都有自己的思考，自己的担忧和向往，我只想说，奥运会不仅是体育竞赛，始终寄托着古希腊以来人类最质朴的追求和梦想，其中包括公平、自由、平等、博爱，包括《奥林匹克宪章》庄严写着的“没有任何歧视”。
在奥运会这个地球村的盛大节日即将拉开大幕时，处在不同阶层的人们找到我们的“同一个梦想”一定远比金牌数要紧，找到“没有任何歧视”的“同一个梦想”，就是找到一个共同的起点，从这里重新起步，向新的文明靠近。
有人说，不同信仰、不同利益阶层的人不可能拥有共同的起点。
我不同意这个判断，因为我们共有一个中国，一个天空，一块大陆，我们就有可能找到这个共同的起点。
站在共同的起点上，也许我们就能体会到“没有任何歧视”的奥运精神，这才是最值得我们珍视和追求的。
鲁迅逝世后的资料
1936年11月18日，鲁迅去世一个月，“新月派”女作家苏雪林写给胡适一封长信，称鲁迅为“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比的小人”。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329页）同时将她写给蔡元培的信稿抄送胡适，更是大肆攻击鲁迅。
12月14日，曾被鲁迅骂为“焦大”的胡适回信责备了苏雪林： “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
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
他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的。
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
余如你上蔡公书中所举“腰缠久已累累”，“病则谒日医，疗养则欲赴镰仓”……皆不值得我辈提及。
至于书中所云“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一类字句，未免太动火气（下半句尤不成话），此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
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鲁迅自有他的长处。
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同上，339页） 之后（1937年），胡适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尽了力也是不争的事实。
许广平等曾就《鲁迅全集》出版事宜写信给胡适，请他“鼎力设法”介绍给商务印书馆。
胡适“慨予俯允”，并在细心询问了有无版权问题后，将他写给王云五的亲笔信交给许广平、马裕藻。
正是有了胡适的引荐，王云五才爽快地“表示极愿尽力”。
许广平致信胡适，感谢他的“鼎力促成”、“功德无量”。
（散木《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与文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474—475页） 不是胡适忘记了鲁迅生前对他的“狺狺攻击”，但他有他的原则、风度。
更让后人难以理解的是另一位“新月派”才子叶公超，居然在鲁迅逝世后花几个星期时间，把手边能找到的所有鲁迅作品重读了一遍。
11月1日，他在天津《益世报》增刊发表《关于非战士的鲁迅》一文，充分肯定鲁迅在小说史研究、小说创作及文字能力三方面的成就，对鲁迅作为“非战士”的另一面作了充分的肯定。
他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
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
”（《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96页） 12月8日，叶公超又写下了一篇《鲁迅》专论，对鲁迅作了全面的公正评价，发表在1937年1月25日的《北平晨报》“文艺”副刊。
叶认为“五四之后，国内最受欢迎的作者无疑的是鲁迅。
”（97页）并指出：“在政治上，他的确是个很可贵的酝酿者（agitator），因为他有历史上成功的酝酿者所需要的条件：锋锐的讽刺，浓烈的大量的情感，动人的真挚与亲切。
但是，他绝对不是能做政治领袖的人，如史达林、希特勒、莫索里尼等都是同样地要压迫人的，要扑灭个人主义的，要取缔言论自由的。
鲁迅在压迫之下‘反抗一切的压迫’，究竟是反抗压迫本身呢
抑或因压迫者可恨而反抗压迫呢
我们不敢妄论，也许二者兼而有之；不过我相信，假使请他来压迫人，统治人，他还是如他自己所说：‘不够刻毒’吧。
”（99页） 他热烈地称赞“鲁迅最成功的还是他的杂感文”—— “他的情感的真挚，性情的倔强，智识的广博都在他的杂感中表现的最明显。
……在这些杂感里，我们一面能看出他的心境的苦闷与空虚，一面却不能不感觉他的正面的热情。
他的思想里时而闪铄着伟大的希望，时而凝固着韧性的反抗狂，在梦与怒之间是他文字最美满的境界。
”（103页） 胡适虽然批评了苏雪林对待鲁迅的态度，但读了叶公超的文章，他还是“很不高兴”，不无责怪地对叶公超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
”叶却有另外一种想法：“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叶公超其人其文其事》，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59页） 遥想当年，鲁迅与“新月”派，左翼与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之间，仿佛水火不容，作为“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曾与鲁迅激烈论战的梁实秋的挚友，叶公超在鲁迅身后却能作出如此客观公允的论断，说出这样的公道话，更加难能可贵。
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他是客观、中立的，无论是对朋友，还是对论敌。
在知人论世时，常常不以小圈子为重，能超越派别的局限，不存门户之见。
他强调的是鲁迅“非战士”的一面。
你可以不同意叶公超的论断，但对一个向来只知党同伐异的民族来说这无异是崭新的启示。
即使在鲁迅生前，作为其“论敌”，叶公超就对鲁迅散文有过持平之论，他坦然地指出：“我觉得鲁迅的散文比徐志摩的好。
”他在鲁迅身后持论公正，就一点也不值得奇怪了。
即使是被鲁迅骂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梁实秋，他不仅早在1927年就对鲁迅杂文、小说有过客观的评价，即使在发生过“人性论”和“阶级论”的激烈论战之后，1934年，他在《现代文学论》中论及“散文的艺术”时也没有回避、贬低鲁迅。
他说：“新文学运动以来，比较能写优美的散文的，我以为首先应推胡适、徐志摩、周作人、鲁迅、郭沫若五人。
这五人各有各的好处。
……鲁迅的散文是恶辣，著名的‘刀笔’，用于讽刺是很深刻有味的，他的六七本杂感是他的最大的收获。
”“没有鲁迅的老辣锋利的性格，而要写鲁迅的讽刺深刻的文章，想想看，那又是多么令人作呕
”（《梁实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172页）在论及“现代的小说”时，他说：“鲁迅先生的二十几篇短篇小说，较成功的是那一篇著名的阿Q正传，亦即因为在那一篇里较为有写实的手腕的表现罢了。
”（同上，177页） 1941年11月，鲁迅去世5年后，他在重庆《中央周刊》发表《鲁迅与我》一文：“平心而论，鲁迅先生的杂感是写得极好，当代没有人能及得他，老练泼辣，在这一类型中当然是应推独步。
但是做为真理的辩论看，我并不心服。
”（转引自陈子善《文人事》，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184—185页） 事过境迁之后，再读梁实秋的评论，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评价基本是中肯的。
鲁迅晚年，梁实秋在青岛大学任教并兼任了图书馆主任的职务，于是在鲁迅笔下便出现了“梁实秋教授充当什么图书馆主任时，听说也曾将我的许多译作驱逐出境。
”“梁实秋教授掌青岛大学图书馆时，将我的译作驱除。
”这些捕风捉影的信息来自何处，今天已不可考，从“听说”到坐实，在鲁迅心中也不知是怎么完成的。
其时在青岛大学求学的臧克家后来回忆，“我想不会的，也是不可能的。
”（转引自《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与文网》，279页） 1964年，梁实秋在台湾写的《关于鲁迅》一文提及这段旧事，他回忆说他在青岛大学图书馆曾注销过数十册“从前遗留下来的低级的黄色书刊”，“鲁迅的若干册作品并不在内；但是这件事立刻有人传报到上海，以讹传讹，硬说是我把鲁迅及其他左倾作品一律焚毁了，鲁迅自己也很高兴地利用这一虚假情报，派做为我的罪状之一。
其实完全没有这样的一回事。
”他坦然地说：“我首先声明，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
我生平最服膺伏尔泰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
’我对鲁迅亦复如是。
”对于台湾国民党当局长期封禁鲁迅的著作，梁实秋也是持反对态度的。
（同上，280页） 鲁迅去世之后，作为他的“死敌”、对头，从胡适、叶公超到梁实秋，这些沐浴过欧风美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想到的决不是幸灾乐祸，不是弹冠相庆，胡适之所以批评苏雪林、帮助出版《鲁迅全集》，叶公超之所以连写两文，对鲁迅“盖棺定论”，以及梁实秋的公允之论，无非都印证了他们生平所服膺的伏尔泰格言：“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
”对他们而言，对不同意见的宽容，对异己的宽容，都是正常的，也正是他们所追求和捍卫的。
这些植根于他们灵魂深处的理想是与他们的西方教育背景分不开的，是西方人文思想长期熏陶的结果。
叶公超晚年回忆，他当年在美国爱默思等学校所接受的教育，“完全是人文教育”。
他们曾为一个古老民族带入一些异质的因子，重读他们当年的文字，重温旧事，弥足珍贵。
无论他们也有多少缺点、不足，他们的那种气质、风度、心态，他们的追求本身都值得后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