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看过<<礼记>>这本书的朋友,这本书主要讲什么?
《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
《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
《礼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意，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
实际上，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礼记》全书用散文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
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划，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
据传，《礼记》一书的编定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
戴德选编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
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礼记》，即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
这两种书各有侧重和取舍，各有特色。
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经”之中，成为士人必读之书。
《礼记》与《仪礼》、《周礼》合称“三礼”，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各个时代的人都从中寻找思想资源。
因而，历代为《礼记》作注释的书很多，当代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
我们这里选录的原文依据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注释和译文则广泛参阅了各种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准确简明易懂。
选录的篇章由作者加上标题（原文只有篇名，每篇原文都较长），原则上采用选文的首句作标题，注释中只说明选自某篇。
《礼记》由多人撰写，采自多种古籍遗说，内容极为庞杂，编排也较零乱，后人采用归类方法进行研究。
东汉郑玄将49篇分为通论、制度、祭祀、丧服、吉事等八类。
近代梁启超则分为五类：一通论礼仪和学术，有《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缁衣》等篇。
二解释《仪礼》17篇，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等篇。
三记孔子言行或孔门弟子及时人杂事，有《孔子闲居》、《孔子燕居》、《檀弓》、《曾子问》等。
四记古代制度礼节，并加考辨，有《王制》、《曲礼》、《玉藻》、《明堂位》、《月令》、《礼器》、《郊特牲》、《祭统》、《祭法》、《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文王世子》、《内则》、《少仪》等篇。
五为《曲礼》、《少仪》、《儒行》等篇的格言、名句。
梁氏的归类划分，对我们有一定参考价值。
汉代把孔子定的典籍称为“经”，弟子对“经”的解说是“传”或“记”，《礼记》因此得名，即对“礼”的解释。
到西汉前期《礼记》共有一百三十一篇。
相传戴德选编其中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编其中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记》。
东汉后期大戴本不流行，以小戴本专称《礼记》而且和《周礼》、《仪礼》合称“三礼”，郑玄作了注，于是地位上升为经。
书中还有广泛论说礼意、阐释制度、宣扬儒家理想的内容。
宋代的理学家选中《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把他们合称为“四书”，用来作为儒学的基础读物。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
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
楚简喜斯?，?斯奋，奋斯?，?斯猷，猷斯?(舞)。
?，喜之终也。
?斯?，?斯?，?斯?，?斯?；?斯通(踊)。
通(踊)，?之终也。
《檀弓》此文，是有子和子游同在一起的对话。
有子说：“予壹不知夫丧之踊也，予欲 去之久矣。
情在于斯。
”有子意欲废去丧礼之踊，子游以为不可，说他“所刺于礼者，非礼 之訾”。
人的喜愠之情，分别有不同的层次：喜有陶、咏、犹、舞；愠有戚、叹、辟、踊。
礼要求人们将情感控制在恰如其分的层次，如丧礼中最哀痛时踊即可，而且每踊三次，三踊而成。
若不加节制，情绪失控，不仅无法完成丧葬之礼，甚至可能毁性丧身，这当然是死者所不希望见到的
孟子的经典十九句名言语录
孟（前372年～前289年），是战国时期伟大的家，儒家的主要代一。
名轲，字子舆（，一说字子车或子居），鲁国邹(今山东邹城市)人。
与孔子并称“孔孟”；约生于周烈王四年，约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
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
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
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
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
最后退居讲学，和他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孔子第四代弟子。
继承并发扬孔子的思想，批驳杨朱，墨翟。
父名激，母仉氏。
字号在汉代以前的古书没有记载，但魏、晋之后却传出子车、子居、子舆等多个不同的字号，字号可能是后人的附会而未必可信。
生卒年月因史传未记载而有许多的说法，其中又以《孟氏宗谱》上所记载之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较为多数学者所采用。
在十五、六岁时到达鲁国后有一种说法是拜入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下，但根据史书考证发现子思去世时离孟子出生还早几十年，所以还是如《史记》中所记载的受业于子思的门人的说法比较可信。
孟子本为“鲁国三桓”之后，远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家道衰微，从鲁国迁居邹国。
孟子三岁丧父，孟母艰辛地将他抚养成人，孟母管束甚严，其“孟母三迁”、“孟母断织”等故事，成为千古美谈 ，是后世母教之典范。
《孟子》一书是孟子的言论汇编，由孟子及其弟子共同编写而成，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贵君轻）和政治行动的儒家经典著作。
孟子曾仿效孔子，带领门徒游说各国。
但不被当时各国所接受，退隐与弟子一起著书。
《孟子》有七篇传世：《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上下、《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
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仁政”、“王道”，主张德治。
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大的部头最重的一本,有三万五千多字.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
孟子的文章说理畅达，气势充沛并长于论辩,逻辑严密,尖锐机智,代表着传统散文写作最高峰。
孟子在人性问题上提出性善论。
孟子是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很高。
自中唐的韩愈著《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
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
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
以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
元朝至顺元年（1330），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
明朝朱元璋辑有《孟子节文》，删掉《孟子》里的章句，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
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仁政”、“王道”，主张德治。
孟子在人性问题上提出性善论，即“人之初，性本善。
”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
1.春秋时通行以孟仲叔季的排行加在姓名前作称呼。
如 宋国 子 姓，其长女嫁给他国的多称“孟子”。
《左传·隐公元年》：“ 惠公 元妃 孟子 。
” 杜预 注：“ 子 ， 宋 姓。
” 孔颖达 疏：“孟仲叔季，兄弟姊妹长幼之别字也。
孟、伯俱长也……妇人以字配姓，故称 孟子 。
”又讳言同姓通婚，亦称与国君同姓的夫人为“孟子”。
《左传·哀公十二年》：“夏五月， 昭 夫人 孟子 卒。
昭公 娶于 吴 ，故不书姓。
” 杜预 注：“讳娶同姓，故谓之 孟子 ，若 宋 女。
” 杨伯峻 注：“国君夫人必系以母家之姓……此 昭公 夫人若称‘ 吴姬 ’或‘ 孟姬 ’，显然违‘同姓不婚’之礼，故改称‘ 吴孟子 ’。
”2. 战国 时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名 轲 ，字 子舆 。
其言行被编为《孟子》一书。
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孟子曾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每个人也有不忍人之心，若看见小孩将要掉入井中，并不因为交情、声誉等利害关系而救人，而是因为内心“善”的本质自然流露而救人。
孟子认为“善”的本质分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是为“四端”。
“端”是起点的意思，孟子认为只要努力地把四端扩充，即道德实践，就可成就德性。
然而，既然“善”早已存在心中，还有人行恶，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不善，是因为受到私欲所蒙蔽，孟子认为人应该放弃私利，保存仁义。
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山东邹城人，汉族。
名轲，字子舆,又字子车、子居。
父名激，母邹氏。
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
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著有《孟子》，是孟子的言论汇编，记录了孟子的语言、政治观点和政治行动的儒家经典著作。
孟子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有“亚圣”之称，与孔子并称为“孔孟”。
有《孟子》七篇传世：《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
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仁政”、“王道”，主张德治。
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
孟子远祖从鲁国迁居邹国。
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
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
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
正因此原因，《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
到五代十国的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
到南宋的孝宗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并成为「十三经」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
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满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删节《孟子》中的有关内容。
一岁：公元前390年，周安王十二年，孟子生于邹马鞍山西麓之凫村。
据赵歧《〈孟子〉题辞》所记，孟轲系“鲁公族孟孙之后”，盖破落后迁于邹。
至公元前389年秋，孟子一周岁。
二岁：公元前388年，周安王十四年，孟子在邹。
三岁：公元前387年，周安王十五年，孟子在邹。
四岁：公元前386年，周安王十六年，孟子在邹。
是年丧父，受母三迁、断机之教（据《烈女传》）。
其 实三迁与断机恐非发生于一年。
五岁：公元前385年，周安王十七年，孟子在邹。
六岁：公元前384年，周安王十八年。
楚吴起为相。
孟子在邹。
七岁：公元前383年，周安王十九年。
鲁穆公卒，子奋立，是为共公。
孟子在邹。
八岁：公元前382年，周安王二十年，孟子在邹。
九岁：公元前381年，周安王二十一年。
楚宗室杀吴起。
孟子在邹。
十岁：公元前380年，周安王二十二年，孟子在邹。
十一岁：公元前379年，周安王二十三年，齐康公绝祀。
赵王翳迁于吴。
孟子在邹。
十二岁：公元前378年，周安王二十四年，孟子在邹。
十三岁：公元前377年，周安王二十五年，孟子在邹。
十四岁：公元前376年，周安王二十六年。
韩灭郑。
诸咎杀其君。
孟子在邹。
十五岁：公元前375年，周烈王元年。
韩山坚贼其君。
齐田午杀其君，自立为桓公。
越寺区定乱，立无余之。
孟子在邹。
十六岁：公元前374年，周烈王二年，孟子在邹。
十七岁：公元前373年，周烈王三年，孟子在邹。
十八岁：公元前372年，周烈王四年，孟子在邹。
十九岁：公元前371年，周烈王五年，魏武侯卒。
燕简公卒。
韩严杀韩哀侯。
魏伐楚，取鲁阳。
孟子在邹。
二十岁：公元前370年，周烈王六年。
晋桓公被韩、赵迁于屯留。
赵、韩伐魏，魏伐赵，败之平阳。
孟子在邹。
二十一岁：公元前369年，周烈王七年。
齐伐魏，降观，王错奔韩。
魏败韩于马陵。
孟子在邹。
二十二岁：公元前368年，周显王元年。
孟子赴鲁游学，受业于子思之门人。
二十三岁：公元前367年，周显王二年。
韩赵分周为两。
孟子在鲁。
二十四岁：公元前366年，周显王三年。
魏伐韩败逋。
孟子在鲁。
二十五岁：公元前365年，周显王四年。
四月甲寅，魏迁都大梁。
田齐桓公杀其君母。
孟子在鲁。
二十六岁：公元前364年，周显王五年。
魏公子缓如赵以作难。
孟子归邹创办子思书院，广育天下英才。
二十七岁：公元前363年，周显王六年。
魏伐赵，取利人与肥。
越寺区、弟思杀其君。
孟子在邹。
二十八岁：公元前362年，周显王七年。
魏战败赵、韩联军于浍北，擒乐祚，攻取皮牢。
赵成侯与韩昭侯会于上党。
孟子在邹。
二十九岁：公元前361年，周显王八年。
商鞅入秦。
宋约生于此年。
魏入河水于甫田。
暇阳人来归。
孟子在邹。
三十岁：公元前360年，周显王九年。
东周惠公杰卒。
孟子在邹。
三十一岁：公元前359年，周显王十年。
韩魏分晋，迁晋君于端氏。
商鞅变法。
孟子在邹。
三十二岁：公元前358年，周显王十一年。
魏及韩侯盟于巫沙，归侯于韩，商鞅刑公子虔、公孙贾。
孟子在邹。
三十三岁：公元前357年，周显王十二年。
鲁、宋、卫、韩君朝魏，梁惠王称王。
商鞅为左庶长。
孟子在邹。
三十四岁：公元前356年，周显王十三年。
鲁侯朝魏，魏筑阳池以备秦。
韩筑长城自亥谷以南。
赵会燕成侯于安邑。
孟子在邹。
三十五岁：公元前355年，周显王十四年。
申不害相韩。
越无颛卒。
秦孝公与魏惠王会于杜平，侵宋。
孟子在邹。
三十六岁：公元前354年，周显王十五年。
齐败魏于桂阳。
韩侯朝魏。
秦败魏，斩首七千，取少梁。
孟子在邹。
三十七岁：公元前353年，周显王十六年。
赵败魏于桂陵（齐用孙膑围魏救赵）。
魏以韩师败诸侯于襄陵，会齐宋之国。
齐使楚景舍与魏求成。
孟子在邹。
三十八岁：公元前352年，周显王十七年。
商鞅为秦大良造（相当于相国兼将军），伐魏，安邑降秦。
孟子在邹。
三十九岁：公元前351年，周显王十八年。
秦迁都咸阳。
商鞅伐魏，固阳降秦。
魏归赵邯郸，在漳水上结盟。
孟子在邹。
四十岁：公元前350年，周显王十九年。
商鞅废井田，设县。
孟子在邹。
四十一岁：公元前349年，周显王二十年，孟子在邹。
四十二岁：公元前348年，周显王二十一年。
韩昭侯如秦。
秦“初为赋”。
孟子在邹。
四十三岁：公元前347年，周显王二十二年，孟子因齐威王招文学游说之士，第一次由邹到齐临淄稷下学宫。
四十四岁：公元前346年，周显王二十三年，孟子在齐与匡章交游。
四十五岁：公元前345年，周显王二十四年，孟子在齐。
四十六岁：公元前344年，周显王二十五年。
魏惠王召诸侯于逢泽朝天子，秦公子少师率师参于逢泽之会。
秦孝公会诸侯于京师。
孟子在齐稷下被淳髡讥讽，二人进行了有关于“礼”的辩论。
四十七岁：公元前343年，周显王二十六年。
齐田忌用孙膑之计大败魏军于马陵，庞涓自杀，太子申被俘。
孟子在齐并不受重用，被齐人讥讽，孟子以“我无官守”、“我无言责”而自解。
四十八岁：公元前342年，周显王二十七年。
商鞅伐魏，用计俘公子卯，大破魏军。
孟子在齐。
四十九岁：公元前341年，周显王二十八年，孟子在齐。
五十岁：公元前340年，周显王二十九年。
（齐）邳迁于薛。
魏为大沟，行圃田之水。
孟子在齐。
五十一岁：公元前339年，周显王三十年。
据《史记》所载，庄子与楚威王同时 ，威王聘为相，庄子辞见。
赵良见商鞅，威胁商鞅下台。
孟子在齐。
五十二岁：公元前338年，周显王三十一年。
宋剔成卒，弟偃立。
秦孝公卒，车裂商鞅于咸阳，其师尸佼逃蜀。
孟子在齐。
五十三岁：公元前337年，周显王三十二年。
韩申不害卒。
秦仍用商鞅新法，楚、赵、韩、蜀朝秦。
孟子在齐。
五十四岁：公元前336年，周显王三十三年，孟子在齐。
五十五岁：公元前335年，周显王三十四年。
秦甘茂取韩宜阳。
匡章因与孟子游，被齐用为将，败秦。
魏惠王用惠施策与齐威王会徐州，惠王改元。
孟子在齐。
五十六岁：公元前334年，周显王三十五年，楚灭越。
孟子在齐。
五十七岁：公元前333年，周显王三十六年。
苏秦合纵六国，于洹水歃血为盟。
孟子在齐。
五十八岁：公元前332年，周显王三十七年，孟子在齐。
五十九年：公元前331年，周显王三十八年。
秦败魏，俘其将龙贾，斩首八万。
孟子在齐不被重用，拥楹而叹。
六十岁：公元前330年，周显王三十九年。
魏献西河之地于秦。
孟子在齐。
六十一岁：公元前329年，周显王四十年，孟子在齐。
六十二岁：公元前328年，周显王四十一年，孟子在齐。
六十三岁：公元前327年，周显王四十二年。
韩举于齐战，死于桑邱。
孟母仙逝，孟子归葬于鲁，孟子第一次到齐国的后期已得到客卿地位，故以卿大夫之礼葬母。
六十四岁：公元前326年，周显王四十三年。
五月魏会韩威侯于巫沙。
十月韩宣王朝魏。
孟子在鲁守丧。
六十五岁：公元前325年，周显王四十四年。
四月秦惠王称王。
五月燕王称王，韩宣王称王。
孟子在鲁守丧。
六十六岁：公元前324年，周显王四十五年。
楚败魏于襄陵。
孟子在鲁三年之丧满，返齐。
六十七岁：公元前323年，周显王四十六年。
昭阳为楚伐魏。
滕定公卒。
这时稷下学宫衰落。
孟子在齐见威王不能实现他的“仁政”主张，闻宋王将行王政，故离齐到 1世孙(儿子) 孟仲子,北宋郑和五年(1115年)追封“新泰伯”2世孙(孙子) 孟睾,邹之处士,隐居不仕,好静、多智虑,容貌俊仪,通五经,美词章3世孙(曾孙) 孟寓,朝召不受,性忠厚淳朴,不骄侮人,善于与人交往,治家有道4世孙(玄孙)孟舒,字子怀,汉朝云中牧5世孙 孟之后,隐居不仕6世孙孟昭,汉朝博士,博览经史,问贯古今7世孙孟但,汉朝太子门大夫,精易道8世孙孟卿,汉朝淮阳太守、太傅9世孙 孟喜,字长卿,汉朝郎官10世孙 孟鎡,抱道不仕,主奉祀事11世孙孟兴,汉朝尚书郎12世孙孟尝,字伯周,汉朝徐令、合浦太守13世孙孟展,字君城,不仕14世孙 孟戫,东汉济阳太守、太常、太尉15世孙孟敏,字叔达,东汉新郡太守。
博学能文,有荷甑堕地不顾事16世孙孟光,字孝裕,东汉讲部史;蜀汉拜议郎、符节令、屯骑校尉、长鲁少府、大司农17世孙孟康,字公休,曹魏散骑侍郎,弘农太守,典农校尉,渤海太守,给事中,散骑常侍,中书令,封广陵宁侯18世孙孟宗,字恭武,孙吴永宁令、右御史、司空。
“二十四孝”之一,有“哭竹生笋”之事19世孙 孟揖,晋朝庐陵太守20世孙孟观,字叔时,晋朝殿中郎、黄门侍郎,生二子:孟嘉、孟陋21世孙孟嘉,字万年,晋朝安西大将军长史、江州别驾,生二子:孟怀玉、孟龙符。
性无苟合,言无夸衿,为时所重22世孙孟怀玉,晋安帝时封鄱阳县侯,后为阳丰县男,任江州刺史、南中郎将23世孙孟表,字武达,南齐马头太守;北魏辅国大将军、南兖州刺史、豫州刺史,因功封汶阳县伯,散骑常侍、光禄大夫、平西大将军24世孙孟斌,北魏右丞相25世孙孟威,字能重,北魏平北大将军、光禄大夫、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26世孙 孟恂,字修仁,北魏东州太守;北周太子少师、太子太傅、车骑大将军27世孙 孟儒,字敬业,北魏彭城王韶典;北齐文宣帝除中书舍人、东郡太守、广平太守、太中大夫、卫将军28世孙孟景,隋炀帝时为膺扬将军29世孙 孟善谊,隋朝河内通守30世孙孟诜,唐朝凤阁舍人、春宫侍郎、相王召为侍读、同州刺史31世孙 孟大融，唐玄宗屡召不仕，后隐居于王屋山32世孙孟浩然,唐朝诗人,少好节义,喜济人患难,工于诗。
年四十游京师,唐玄宗诏咏其诗,至“不才明主弃”之语,玄宗谓“卿自不求仕,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未仕,后隐居鹿门山,著诗二百余首。
生二子:孟云卿、孟庭玢(孟郊之父、孟常谦的祖父)33世孙孟云卿,字宜甫,唐朝校书郎,与诗人杜甫善交。
生二子:孟简、孟华34世孙孟简,字几道,唐朝仓部员外郎、谏仪大夫、常州刺史、户部尚书、御史中丞、山男东道节度使[注:孟简、孟华均无后代,所以把孟庭玢的孙子,即孟郊(唐朝诗人)的儿子孟常谦作为孟轲的第35世孙]35世孙 孟常谦,唐朝安州刺史、侍御史、安州防御兵马使,生二子:孟遵庆、孟元阳36世孙 孟遵庆，旨召不仕37世孙 孟琯,唐元和末旨召不仕。
韩文公云:年少,礼甚娴。
手持问一编甚钜。
退披其编以读之,尽其书无有不能。
其所与友尽善之。
生二子:孟方立、孟方迁38世孙孟方立,唐朝昭义节度留守39世孙孟承诲,后晋太府卿40世孙孟汉卿,后周左羽林大将军41世孙孟贯,不仕,工于诗词,主奉祀事42世孙孟昶,隐居不仕,主奉祀事43世孙 孟公济,少励高行,不乐仕进,避契丹之乱,藏谱于屋壁,隐居东山而终44世孙孟宁,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孔道辅守兖州,访得孟子墓在四基山之阳,又于凫村访得四十五代孟宁,推荐于朝,拜迪功郎、邹县主簿。
率领族众,修编祖谱,主奉祀事。
至此家事复兴,无废缺现象。
孟氏后裔尊为中兴祖,附祀故里祠。
生二子:孟存、孟坚45世孙 孟存,主奉祀事,生二子:孟况、孟海46世孙 孟况,宋朝鱼城教谕,主奉祀事47世孙 孟彬,宋朝临沂县主簿,主奉祀事,生二子:孟澄、孟沂48世孙 孟澄,仕为滕县尹，主奉祀事。
49世孙 孟德成,居滕,元太宗时复其家。
仕峄州知州，为族长,主奉祀事,生三子:孟述祖、孟光祖、孟荣祖50世孙 孟述祖,主奉祀事,生四子: 孟惟清、孟惟忠、孟惟敬、孟惟信51世孙 孟惟清,主奉祀事52世孙 孟之平,主奉祀事,生三子:孟思春、孟思温、孟思润53世孙 孟思春,主奉祀事54世孙 孟克刚,主奉祀事,无嗣55世孙孟希文,字士焕,他是孟子的第45世孙孟坚的第九世孙孟克仁的长子,1451年授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主奉祀事。
孟氏世职自此始56世孙孟元,字长伯,1489年承袭世职,其子孟公綮(1533年承袭世职)57世孙 孟公肇,字先文,是孟元的弟弟的儿子,1523年代袭世职58世孙 孟彦璞,字朝玺,1567年承袭世职59世孙孟承光,字永观,1601年承袭世职,长子孟宏略(其子孟闻玉)60世孙 孟宏益,字振扬,1623年代袭世职;孟闻玉长大后即让职,朝廷改封孟宏益为锦衣卫千户[注:孟宏益,又名孟宏誉,生一子孟闻玺,孟闻玺生孟贞仁]61世孙 孟闻玉,字尤甫,1629年承袭世职,主奉祀事62世孙 孟贞仁,字静若,1644年承袭世职,主奉祀事63世孙 孟尚桂,字播馨,1716年承袭世职,主奉祀事64世孙 孟衍泰,字懋东,1740年承袭世职,主奉祀事65世孙 孟兴铣,字起辉,未承袭世职66世孙 孟毓瀚,字钟北,1750年承姚大宗,承袭世职,主奉祀事[注:孟毓瀚无子,由孟兴铣的二弟孟兴錞的儿子孟毓纍为继续人;孟毓纍生孟传梿]67世孙 孟传连,字国摸,1780年承袭世职,主奉祀事68世孙 孟继烺(lang),字体耀,1815年承袭世职,主奉祀事69世孙孟广均,字京华,乙酉科举拔贡,戊子科举人。
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承袭世职,主奉祀事。
钦加主事衔,晋员外郎。
先后创建或修复了庙、府、林、孟母断机堂及庙户营三迁祠等古建筑群。
并支持修纂了《重纂三迁志》、《孟子世家谱》。
为我们今天能看到孟庙、孟府之完整面貌,以及对研究孟氏家族的兴衰成败、沿革变迁等方面资料,均做出来了重大贡献70世孙 孟昭铨,字伯衡,1874年承袭世职,主奉祀事71世孙 孟宪泗,字法鲁,光绪年间承袭世职,主奉祀事,生三子:孟庆桓、孟庆榕、孟庆棠72世孙 孟庆恒,字颂武,因早卒,未能承袭世职,由弟孟庆棠(字泽南)于光绪20年代袭世职;至光绪31年(1894年)正式承袭;1935年由“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改称为“亚圣奉祀官”73世孙孟繁骥,字雪生,1939年承袭奉祀官;1949年去了台湾,1990年在台北病逝74世孙 孟祥协, 1990年接任“亚圣奉祀官”,现居台湾
诟莫大於卑贱，而悲莫甚於穷困。
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讬於无为，此非士之情也。
诟莫大於卑贱，而悲莫甚於穷困。
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讬於无为，此非士之情也。
骂人最恶毒的话莫过于说人卑贱，而最大的悲哀莫过于陷于穷困。
长久的处于卑贱的地位、穷困的境地，经常攻击当世和做出厌恶名利的样子，自我标榜是清静无为，这不是做士做君子的修养作为。
这是春秋战国末年政治家李斯先生说的话。
这是非常实际、非常现实的话。
吾认为是很有道理的。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乃文章。
正文·李斯列传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
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数惊恐之。
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
於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 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
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
辞於荀卿曰：“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
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
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
故诟莫大於卑贱，而悲莫甚於穷困。
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讬於无为，此非士之情也。
故斯将西说秦王矣。
” 至秦，会庄襄王卒，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
李斯因以得说，说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几也。
成大功者，在因瑕衅而遂忍之。
昔者秦穆公之霸，终不东并六国者，何也
诸侯尚众，周德未衰，故五伯迭兴，更尊周室。
自秦孝公以来，周室卑微，诸侯相兼，关东为六国，秦之乘胜役诸侯，盖六世矣。
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
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
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彊，相聚约从，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
”秦王乃拜斯为长史，听其计，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
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
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其良将随其後。
秦王拜斯为客卿。
会韩人郑国来间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觉。
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诸侯人来事秦者，大抵为其主游间於秦耳，请一切逐客。
”李斯议亦在逐中。
斯乃上书曰：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昔缪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东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来丕豹、公孙支於晋。
此五子者，不产於秦，而缪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彊，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彊。
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
昭王得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彊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
由此观之，客何负於秦哉
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彊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
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
必秦国之所生然後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後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
所以饰後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於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於侧也。
夫击甕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
今弃击甕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
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
今取人则不然。
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
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
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彊则士勇。
是以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
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
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夫物不产於秦，可宝者多；士不产於秦，而原忠者众。
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於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
官至廷尉。
二十馀年，竟并天下，尊主为皇帝，以斯为丞相。
夷郡县城，销其兵刃，示不复用。
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功臣为诸侯者，使後无战攻之患。
*********** 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狱，治罪，责斯与子由谋反状，皆收捕宗族宾客。
赵高治斯，榜掠千馀，不胜痛，自诬服。
斯所以不死者，自负其辩，有功，实无反心，幸得上书自陈，幸二世之寤而赦之。
李斯乃从狱中上书曰：“臣为丞相治民，三十馀年矣。
逮秦地之陕隘。
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
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脩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
罪一矣。
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彊。
罪二矣。
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
罪三矣。
立社稷，脩宗庙，以明主之贤。
罪四矣。
更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
罪五矣。
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
罪六矣。
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
罪七矣。
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
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原陛下察之
”书上，赵高使吏弃去不奏，曰：“囚安得上书
” 赵高使其客十馀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
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
後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
奏当上，二世喜曰：“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
”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则项梁已击杀之。
使者来，会丞相下吏，赵高皆妄为反辞。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
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李斯已死，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於高。
高自知权重，乃献鹿，谓之马。
二世问左右：“此乃鹿也
”左右皆曰“马也”。
二世惊，自以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庙鬼神，斋戒不明，故至于此。
可依盛德而明斋戒。
”於是乃入上林斋戒。
日游弋猎，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杀之。
赵高教其女婿咸阳令阎乐劾不知何人贼杀人移上林。
高乃谏二世曰：“天子无故贼杀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当远避宫以禳之。
”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宫。
留三日，赵高诈诏卫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内乡，入告二世曰：“山东群盗兵大至
”二世上观而见之，恐惧，高既因劫令自杀。
引玺而佩之，左右百官莫从；上殿，殿欲坏者三。
高自知天弗与，群臣弗许，乃召始皇弟，授之玺。
子婴既位，患之，乃称疾不听事，与宦者韩谈及其子谋杀高。
高上谒，请病，因召入，令韩谈刺杀之，夷其三族。
子婴立三月，沛公兵从武关入，至咸阳，群臣百官皆畔，不适。
子婴与妻子自系其颈以组，降轵道旁。
沛公因以属吏。
项王至而斩之。
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
斯知六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适立庶。
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
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
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鼠在所居，人固择地。
斯效智力，功立名遂。
置酒咸阳，人臣极位。
一夫诳惑，变易神器。
国丧身诛，本同末异。
春秋决狱与原心定罪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
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 轻。
是故逢丑父当斮，而辕涛涂不宜执，鲁季子追庆父，而吴季子释阖庐，此四者，罪同异 论，其本殊也。
俱欺三军，或死或不死；俱弑君，或诛或不诛；听讼折狱，可无审耶
故折 狱而是也，理益明，教益行；折狱而非也，闇理迷众，与教相妨。
教，政之本也，狱，政之 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不可不以相顺，故君子重之也。
——董仲舒一、这段话的头一句翻译过来就是：断案的原则，一定要根据事实推究出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的心理动机。
对那些动机邪恶的人，即使其犯罪未遂也须治罪；对首恶分子要严加量刑，而对那些出于善意而犯下罪行的人，量刑一定从轻。
这段话，就是赫赫有名的“原心定罪”原则。
如果单说“原心定罪”，现代人也很容易理解，比如同样是杀人，就分蓄意谋杀、过失杀人、正当防卫、防卫过当、冲动杀人等等，但在“原心定罪”之前加上这个帽子，意义就不大一样了。
称，一位叫宋韬的秀才生病后，灵魂出窍，到了阴曹地府参加公务员考试，结果考上了城隍。
原因是他在“申论”中写句“有心为善，虽善不赏。
无心为恶，虽恶不罚。
”（1）“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
” 这十六个字听上去是掷地有声，看上去也是合情合理，但操作起来却大有难度：城隍也许有法力，能看透犯罪嫌疑人当时是怎么想的，可活人哪有这么大的本事
那么，活人判案，也就只能从事情的来龙去脉去推断犯罪嫌疑人的作案动机了，这也就是董仲舒说的“必本其事而原其志”。
董仲舒为此条原则举了四个例子：逄丑父该杀，辕涛涂不该抓，鲁季子追捕庆父，吴季子宽恕阖庐，这四个人罪行相同而论罪不同，因为他们当时“犯罪”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所以，同样是欺骗军队，却既有该杀的，也有不该杀的；同样是弑君，也还是既有该杀的，又有不该杀的。
《春秋》断案的原则，一定要根据事实推究出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的心理动机。
董仲舒总结道，审判案件一定要把深层的道理搞清楚啊
所以说，如果法院公正，理就会越来越明，教化也就会越来越得到推行；如果法院不公正，人们就会越来越淡化了是非观念，结果，官方宣传上在教育人民仁义道德，现实世界却在教给人们相反的道理，这世界还怎么得了。
教化是为政之体，刑法是为政之用，它们领域不同，但作用一致，所以是绝不可相互悖离的，它们同样都为君子所重。
二、春秋决狱，又称“经义决狱”，是西汉中期经董仲舒的提倡和汉武帝刘彻的大力支持而兴起的。
“（吕步舒）持节使决淮南狱……以《春秋》之意正之，天子皆以为是。
”（）“（何敞）以宽和为政，举冤狱，以《春秋》义断之，是以郡中无怨声。
”（） “春秋决狱”，即以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作为依据来处理政治和司法问题。
之所以用“春秋决狱”这个说法，一是因为作为断案依据的主要是孔子所著的，被称为“义之大者”，载“先王遗道”和“人道之极”的《春秋》经；二是受所载的“故胶(东)[西]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的影响。
董仲舒有关的断狱案例曾被汇编成十卷，在两汉的司法实践中被经常引用。
到现在，原来的案例遗失很多，现存史料中记载了少量案例，典型的有五个： 第一个案例。
甲没有儿子，拣了一弃婴作为养子乙。
乙长大后杀了人，甲把乙藏了起来。
如果按照当时法律，藏匿犯人是要受重刑的。
但《春秋》上提倡父子一方犯罪后可以互相隐藏。
董仲舒认为他们是父子关系，所以甲不能判罪。
后来，唐律明确规定了父子相互隐匿不属犯罪。
（2）第二个案例。
甲把儿子乙送给了别人，儿子长大后，甲对他说：你是我儿子。
结果乙一气之下打了甲二十棍子。
按照法律，殴打父亲是要处以死刑的。
但董仲舒认为甲生了儿子不亲自抚养，父子关系已经断绝，所以乙不应被处死刑。
（3） 第三个案例。
父亲和别人因口角发生斗殴，对方用刀刺父亲，儿子拿棍子相救，结果误伤了父亲。
有的官吏认为儿子犯了殴打父亲的重罪，要按律处死。
但董仲舒根据孔子的观点，认为儿子的动机不是打父亲，所以应免罪。
（4）第四个案例。
有一女子的丈夫坐船时不幸淹死海中，无法找到尸体安葬。
四个月后，父母将这个女子改嫁。
按照法律，丈夫没有埋葬前，女子不能改嫁，否则处死。
董仲舒认为女子改嫁不是淫荡，也不是为了私利，所以应免罪。
（5） 第五个案例。
有一大夫跟着君主外出打猎，君主打得一头小鹿，让大夫带回。
半路上，碰见了母鹿，互相哀鸣。
大夫见其可怜，就放了小鹿。
君主要以违背君命处罚。
还未处罚，君主得了病，想到大夫心地好，不但免了罪，还想提拔他。
董仲舒认为，当初君主捕猎小鹿，大夫没有阻止（秦汉时禁止捕杀小鹿，以及其他幼小禽兽，春天时禁止捕杀任何禽兽），是违背了《春秋》之义，有罪；后来释放小鹿，算是有功，可以赦免。
但提拔是不应该的。
（6）三、载：“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给事中，亦东海人也，毁宣不供养行丧服，薄于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复列封侯在朝省。
宣子况为右曹侍郎，数闻其语，赇客杨明，欲令创咸面目，使不居位。
会司隶缺，况恐咸为之，遂令明遮斫咸宫门外，断鼻唇，身八创。
”这案子看似简单明了，不就是个故意伤害么，应该很好判才是。
不错，按照“春秋大义”，如果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是恶的，而且犯罪实施完成，这是该杀的。
但控方的重点并不在这个故意伤害上面——相对于薛况和杨明犯下的另一罪行，故意伤害倒不显得有多要紧了。
“御史中丞众等奏：‘臣闻敬近臣，为近主也。
礼，下公门，式路马，君畜产且犹敬之。
《春秋》之义，意恶功遂，不免于诛，上浸之源不可长也，况首为恶，明手伤，功意俱恶，皆大不敬。
明当以重论，及况皆弃市。
’”“廷尉直以为：律曰‘斗以刃伤人，完为城旦，其贼加罪一等，与谋者同罪。
’诏书无以诋欺成罪。
传曰：‘遇人不以义而见慭者，与痏人之罪钧，恶不直也。
’咸厚善修，而数称宣恶，流闻不谊，不可谓直。
况以故伤咸，计谋已定，后闻置司隶，因前谋而趣明，非以恐咸为司隶故造谋也。
本争私变，虽于掖门外伤咸道中，与凡民争斗无异。
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
孔子曰：‘必也正名。
’名不正，则至于刑罚不中；刑罚不中，而民无所错手足。
今以况为首恶，明手伤为大不敬，公私无差。
《春秋》之义，原心定罪。
原况以父见谤发忿怒，无它大恶。
加诋欺，辑小过成大辟，陷死刑，违明诏，恐非法意，不可施行。
圣王不以怒增刑。
明当以贼伤人不直，况与谋者皆爵减完为城旦。
”对于此案，控方和辩方全都本着“《春秋》原心定罪”这同一个原则进行论辩。
控方（御史中丞众等）认为：在宫门外犯罪，这是冒犯皇上，此风不可长
薛况是主犯，杨明是帮凶，这二人动机和行为都是邪恶的，犯了大不敬之罪。
对杨明的处罚理应从重，应判杨明和薛况——弃市
辩方（廷尉）则认为：薛况的作案动机是因为父亲受了申咸的诽谤，所以心生愤懑，这是父子亲情所致，是孝心的体现，情有可原，哪就够得上死罪
杨明应该只以故意伤害罪判刑，薛况有爵位在身，可以减罪，所以，他和其他同谋应该减刑为“完为城旦”。
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控辩双方都是本着“《春秋》原心定罪”，却从这同一个原则中推导出了各自不同的结论。
四、在汉代及汉代以后的朝代，不是所有的案件都以“春秋决狱”的方式审理，历代都有国家正式制定颁布的刑法和其他法律，绝大多数的案件都按其制定法和一般的司法程序审理，而以“春秋决狱”方式审理的则都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在适用法律上却很牵强或者根本就有乖人情、有悖伦常的案件。
如前面提到的5个典型案件。
又如，如假卫太子案。
卫太子是汉武帝的第一位太子,后因“巫蛊之祸”而被迫出逃，死于外地。
有一个以卜筮为生的人，曾为一个做过卫太子近臣的人算卦，太子近臣说他的相貌很像卫太子，卜筮者遂异想天开，想冒充卫太子骗取富贵。
假卫太子的出现，对汉昭帝的皇位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但卫太子是皇帝的哥哥，并曾被立为太子，现在他又回来了，如何处置，昭帝和执政的大将军霍光都深感棘手，这可谓一例重大疑难案件。
隽不疑引用了《春秋》中卫灵公太子蒯聩的事例。
蒯聩得罪了卫灵公，出逃晋国。
卫灵公死后，晋国送蒯聩回国继位，灵公另一儿子蒯辄已即位，拒绝蒯聩回国，《春秋》很赞赏蒯辄的做法。
卫太子的情况与蒯聩相似，故隽不疑根据《春秋》的精神，大胆地逮捕了假卫太子，并最后将其腰斩于市。
（7）对“春秋决狱”的起止时间，目前法史学界的基本观点是：“春秋决狱”始于西汉武帝时期，至唐朝结束。
汉武帝时，儒家理论成为国家的政治法律指导思想，因统治者的提倡，又因依秦律而制订的汉律与儒家精神的诸多冲突，故以董仲舒为始，“春秋决狱”逐步形成风气。
司法官以经义为依据判决，被告及其亲友也以经义进行辩护。
程树德所作《九朝律考》中就辑有两汉的以《春秋》等儒家经典决狱、决疑、论事的事例五十余件，考虑到史料散佚的因素，实际数字应该更多，可见,两汉时期“春秋决狱”之盛况。
虽然如此，两汉时期的“春秋决狱”仅仅是一种政治和司法上的惯例，尚未形成法律制度。
在“春秋决狱”的同时，汉以后的各王朝通过频繁的立法活动，将儒家的精神不断地渗入封建法律之中去，到唐代，礼与法完全融合在一起，达到“礼法合一”的程度。
因法律已体现了儒家的精神，“引律决狱”与“春秋决狱”已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春秋决狱”因没有必要而不再流行，但对少数疑难案件，唐代仍以经义决之。
如《旧唐书·刑法志》载，(唐宪宗)元和六(811)年九月，富平县人梁悦，为父杀仇人秦果，投县请罪，后特从减死之法，决杖一百,配流循州。
韩愈对此有不同意见，并引用《春秋》、《礼记》、《周礼》的精神进行分析、评价，并提出：对复仇者“杀之与赦，不可一例。
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由，下尚书省集议奏闻’。
酌其宜而处之”。
（8）五、《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载：穆宗世，京兆人康买得，年十四，父宪责钱于云阳张莅，莅醉，拉宪危死。
买得以莅趫悍，度救不足解，则举锸击其首，三日莅死。
刑部侍郎孙革建言：“买得救父难不为暴，度不解而击不为凶,先王制刑,必先父子之亲。
《春秋》原心定罪，《周书》诸罚有权。
买得孝性天至，宜赐矜宥。
”（9）有诏减死。
其中一段判决翻译过来就是：康买得救父杀人不算行凶，估计拉不开架而用铁锨砸了张莅的脑袋也属情有可原。
先王制定刑律的精神是以父子亲情为先，《春秋》“原心定罪”，《周书》当中的各种刑罚也不是没有变通余地的。
这样看来，康买得杀人是孝心的体现，不该判罪。
《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二十》载：高宗时，绛州人赵师举父为人杀，师举幼，母改嫁，仇家不疑。
师举长，为人庸，夜读书。
久之，手杀仇人，诣官自陈，帝原之。
永徽初，同官人同蹄智寿父为族人所害，智寿与弟智爽候诸涂，击杀之，相率归有司争为首，有司不能决者三年。
或言弟始谋，乃论死，临刑曰：“仇已报，死不恨。
”智寿自投地委顿，身无完肤，舐智爽血尽乃已，见者伤之。
武后时，下邽人徐元庆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元庆变姓名为驿家保。
久之，师韫以御史舍亭下，元庆手杀之，自囚诣官。
后欲赦死，左拾遗陈子昂议曰：先王立礼以进人，明罚以齐政。
枕干仇敌，人子义也；诛罪禁乱，王政纲也。
然无义不可训人，乱纲不可明法。
圣人修礼治内，饬法防外，使守法者不以礼废刑，居礼者不以法伤义，然后暴乱销，廉耻兴，天下所以直道而行也。
元庆报父仇，束身归罪，虽古烈士何以加
然杀人者死，画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庆宜伏辜。
《传》曰：“父仇不同天。
”劝人之教也。
教之不苟，元庆宜赦。
臣闻刑所以生，遏乱也；仁所以利，崇德也。
今报父之仇，非乱也；行子之道，仁也。
仁而无利，与同乱诛，是曰能刑，未可以训。
然则邪由正生，治必乱作，故礼防不胜，先王以制刑也。
今义元庆之节，则废刑也。
迹元庆所以能义动天下，以其忘生而趋其德也。
若释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亏其义，非所谓杀身成仁、全死忘生之节。
臣谓宜正国之典，置之以刑，然后旌闾墓可也。
时韪其言。
后礼部员外郎柳宗元驳曰： 礼之大本，以防乱也。
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
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
若曰：无为贼虐，凡为治者杀无赦。
其本则合，其用则异。
旌与诛，不得并也。
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
若师韫独以私怨，奋吏气，虐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
而元庆能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
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其或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
法其可仇乎
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
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礼之所谓仇者，冤抑沈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
《春秋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
复仇不除害。
”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
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
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
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
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
六、《盐铁论·刑德篇》中说：“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
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
罔疏则兽失，法疏则罪漏。
罪漏则民放佚而轻犯禁。
故禁不必，怯夫徼幸；诛诚，跖、蹻不犯。
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肤而民不逾矩。
’文学曰：道径众，人不知所由；法令众，民不知所辟。
故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旷乎若大路，故民不惑。
幽隐远方，析乎知之，室女童妇，咸知所避。
是以法令不犯，而狱犴不用也。
昔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奸伪萌生，有司治之，若救烂扑焦而不能禁；非网疏而罪漏，礼义废而刑罚任也。
方今律令百有余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国用之疑惑，或浅或深，自吏明习者不知所处，而况愚民乎
律令尘蠹于栈阁，吏不能遍睹，而况于愚民乎
此断狱所以滋众，而民犯禁滋多也。
”在这里一方（即大夫方）认为，只有完善的法律才能杜绝犯罪，而另一方（即文学方）则认为法律当然应该有，可现在的法律也太过繁文缛节了，复杂到就连专业法官都经常搞不清楚，更何况文盲的老百姓呢。
文学方为论证己方观点，引述《易传》以阐述——“传曰：‘凡生之物，莫贵于人；人主之所贵，莫重于人。
’故天之生万物以奉人也，主爱人以顺天也。
闻以六畜禽兽养人，未闻以所养害人者也。
”接着引述《论语》——“鲁厩焚，孔子罢朝，问人不问马，贱畜而重人也。
”（《论语·乡党》：厩焚。
子退朝，曰：“伤人乎
”不问马。
）并说“今盗马者罪死，盗牛者加。
乘骑车马行驰道中，吏举苛而不止，以为盗马，而罪亦死。
今伤人持其刀剑而亡，亦可谓盗武库兵而杀之乎
人主立法而民犯之，亦可以为逆而轻主约乎
深之可以死，轻之可以免，非法禁之意也。
”经过一番论证后，总结道：“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
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
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
今伤人未有所害，志不甚恶而合于法者，谓盗而伤人者耶
将执法者过耶
何于人心不厌也
古者，伤人有创者刑，盗有臧者罚，杀人者死。
今取人兵刃以伤人，罪与杀人同，得无非其至意与
”该段结论直接点明了以《春秋》来断案的核心原则：论心定罪。
也就是说：根据动机来给犯罪嫌疑人定罪，如果动机是好的但行为违法，可以免罪，如果动机是坏的但行为合法，应该定罪诛杀。
——我们后来一般不说“论心定罪”，而说“原心定罪”。
原心定罪，见于何休注“隐公元年”：“举及、暨者，明当随意善恶而原之。
欲之者，善重，恶深；不得已者，善轻恶浅；所以原心定罪。
”（公羊里面区别了及和暨，“及犹汲汲也，暨犹暨暨也。
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
”）。
七、就原心定罪而言，古人认为“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衔怨而受罪。
”（《汉书·何武王嘉师丹传第五十六》）“原心定罪”本来像是没什么问题，可“谁来原心”和“如何原心”却都是不小的问题。
对于春秋决狱，学术界向来对其评价很低，开风气之先的当为近代学者章太炎和刘师培。
章氏认为：“独董仲舒为春秋折狱，引经附法，……上者得重秘其术，使民难窥，下者得以因缘为市……。
”刘师培指出：引经决狱是“掇类似之词，曲相附合，高下在心，便于舞文，吏民益巧，法律以歧。
故酷吏由之，易于铸张人罪,以自济其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