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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琦公正家格言

时间:2014-01-16 01:21

“政治”一词,在中国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范文正公现今西人讲人生的天职第一当有责,这个责任心要晓来不是单就政治上的大人物说的,无论农工商贾,一般平民都有自己的本分,自己的职业,应该做的什么,便要切切实实、认认真真的做去,就使遇着艰难困顿的地方也要坚忍不拔,百折不回,到后来苦尽甘来,自然有达到目的那一天。

,况且如今民国是把国民做主体。

人人都要有政治观念、国家思想,更应该在那责任心上研究一番,平时对于自己的职业有责任心,临事更须对于社会国家公共事业上有责任心,只要看定这个责任心的标准,便无论那才力长短,地位广狭,总得有些良好效果,所以做书的特诚在历史上寻出一个最有责任心的大人物来给诸位做个模范。

诸位不是晓得有罢了。

要晓得范文正公如何把这句话实地做,待做书的慢慢将他一生历史讲给诸位听听。

范公名叫仲淹,表字希文。

他本来是世家后裔。

后来衰落了,不知如何流徙到江南,就住在苏州吴县(今江苏吴县),生后两岁便没有父亲,家况极其寒苦。

因跟了他母亲到一个姓宋的家里,后来长成晓得自己是范氏血胤,便涕泣拜别母亲,托言到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县宋时称南京)去求学从师,先依着亲戚,后来借住寺院里,刻苦自励,恶衣恶食,每天一碗粥,划做四块做四次吃。

把黄虀 切断寸许,便算是下粥的菜。

冬天夜里用功怕要打盹,便把冷水来扑在面也上一激便醒了。

这样的苦人家是吃不来的,他却硬着头皮和那艰难神血战。

这几年正是他怀着“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时候。

人家那里信他

不过他藏在心里罢了。

不多几时,苦尽甘来就中了进士,朝廷派他去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县)司理参军(官名,一种僚属)。

他访得母亲贫苦,因念抚育之恩,连忙接到官衙里来奉养。

这是他一片孝心,诸位也应该注意的,这时候就算范公的得意时候吗

范公若只有富贵的心也就算告一段落了。

但是,范公的耐苦并不是为一己的虚荣,所以他虽然得了科名,依旧还是行他的本色,布衣蔬食自奉极俭。

不过对于母亲供些甘旨罢了。

后来在楚州(今安徽寿县)粮科院任上丁了母亲的优,回籍守制。

(母亲死后要离职回老家守孝三年。

)当下应天府晏殊(字同叔,临川人)赏识范公才学,便请他做了学正教授诸生。

他感激晏公知遇之恩,把他的胸中积蓄发按出来,上了一封万言书,内说择郡守、举县令(郡守县令都是应天府的属官)斥游惰、去 僭冘(滥用叫做 冘、过分叫做僭),慎选举、抚将帅、各种要政。

这是他把政治大事期望晏公。

但他自己的志愿也不觉流露出来了。

古人说“士为知己者用”。

所以没人引荐,虽有绝大本领也不能见诸实用。

范公既受晏公的荐保,进京为秘阁校理(官名,掌秘书教习),他就了职务,竭力推广学说,从前在寺院里所用的苦功,如今都发展出来,头头是道。

他贯通六经,里头更把易经做个柱子一般,士人都来从他学习。

他非但谆谆不倦,连那士子的贫苦艰难都体恤周到,就把他自己的月俸来供养那些不得志的秀才先生们。

自己呢,勉强得有衣食就完了,他对着诸生讲论,每到激烈处,感念时局艰难,朝廷期望便说“我辈正当奋不顾身向前做去,断不可瞻前顾后,专替自己的富贵功名打念头”。

所以从他的人都发生一种极坚强的“责任心”,一时风会传播大家看着推诿躲懒,不肯放手,做事的人可羞可鄙。

这是范公把自己的精神志愿做了种子传播到各人身上,又就各人身上传播出去那样转移风气的能力,竟和流行性的传染病一般。

从此,宋朝衰懦的习惯居然振作起来,你道“责任心”的关系大不大呢

范公的遇事敢言为一时提倡。

仁宗初年,奉刘太后听政,刘太后女权过甚(仁宗是李宸妃所后,太后养为己子)好作威福。

冬至受贺,仁宗率领百官上寿,范公上奏极说非礼,且言“皇上年已长成,太后可归政”,太后党恨他 戆直设法叫他出京通判陈州(今河南淮阳县),他虽在外省还是不忘直谏仁宗顺从太后意旨,大兴土木建筑太一宫、洪福院各处选择木材。

范公以为扰民说“侈土木、破民产非所以顺人心,合天意也,宜罢修寺观、减常岁市木之数。

”又说“恩悻多(太后的宠人、不以才能进身者)以内降除官(宫里下敕书拜官、不由外朝)非太平之政。

”当下仁宗心里都很明白,只因碍着太后面子,所以不能实行,不久太后死了。

仁宗念着范公敢言,因而召他进京做右司谏。

司谏是说话的官。

然而多说没要紧的话,便非尊重这个“责任心”了。

当下大家因太后己死,纷纷来说太后的短处,独范公不说。

他以为“天下要紧事很多,太后既死,权力也消灭了,说他做甚。

”非但不说,而且还劝仁宗顾全大体。

他道:“太后受遗先帝调 陛下者十余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

”帝特诏中外不必再论太后时琐事。

后来太后的党羽太妃杨氏要照太后的遗诏参决军国事,范公却以为妨碍国体便奏道:“太后母号也,自古无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

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无母后之助矣

”这种意思很有关系,所以他当说便说,不当说便不说,都是准着“责任心”做去。

天下事以民命为重,那年江淮一带大旱,蝗虫遍地,百姓乏食。

范公请差官去调查,一面据实赈济,朝廷不应。

范公便面见仁宗,问道:“宫里的人半天没有东西吃便是怎样。

”仁宗皇帝被他这一问打动了心,立刻吩咐范公出京到江淮一带察勘情形,酌量赈济。

范公见百姓困苦,便开仓发赈,人民大沾官惠,又禁止那些迷信的祈祷,劝他们注重水利。

却合着“实事求是”的学理应该做的,一些不肯放松。

后来和宰相吕夷简有些争执,夷简竟大怒说范公是离间君臣,引用朋党。

当下余靖尹洙力争说范公无罪,欧阳修(字永叔,谥文忠)也说不宜罢黜。

岂知夷简老羞成怒竟反把范公贬知饶州(今江西鄱阳县)。

虽然后来一班贤人交相引荐, 然而反对党都说他们是朋党结合,幸而仁宗还明白,终究信用。

范公不过朋党的名目到后来竟闹出大祸来。

这是后话不题。

范公的学问刻实文武兼全。

所以仁宗再用范公就是范公的军事时代了。

只因这时夏元昊造反(本赐姓赵其地在今河套内蒙古),朝廷派夏竦(江州德安人、入奸臣传)做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加范公龙图阁直学士(见包龙图编内)派做副使。

范公以身许国,情愿即 赴行任训练将士, 到延州边地(今陕西肤 施县),查勘兵情。

旧法有总管领兵一万人,钤辖领兵五千人,都监领兵三千人,敌兵一声到来,就叫最下级的将官先出阵,范公不以为然说“将不择人,以官为先,后宜乎取其败也”,因此就将兵士先行大阅挑选精壮取得一万八千人分做六营,每营各设一将军带领三千兵马,每下动员令必量敌兵多少,然后轮番出去打仗,当下边关久不用兵,一般堡砦(音寨、由居木栅围之如篱笆)都已毁坏,范公就在青涧地方筑了一座堡城,扼住贼兵的要道,又大兴营兵屯田的规模,拣选左近有水地方用兵力耕种,春夏时候兵就到那里去就食,又叫商民互市,通有无聚货财。

因此免得京城里筹饷运输。

布置既定,报告中央。

朝廷下诏赐一个新名号叫做康定军。

后来朝廷叫他各路兵出边征讨。

范公奏道:“正月塞外大寒,我师暴(音薄)露,不如俟春深入,贼马瘦人饥,势易制也。

况边备 渐修,师出有纪、贼虽猖獗,固己慑(音 she、惧怕 也)其气矣

鄜 (今陕西鄜 县)延密迩 (极近也)灵夏(灵州今甘肃灵武县,夏州,今甘肃宁夏县)西羌(种族名,今甘肃伏 县一带)必由之地也,第按兵不动,以观其衅,(隙也),许臣稍以恩信招之来,不然情意阻绝,臣恐偃兵无期矣。

若臣策不效,当举兵先取绥(今陕西绥德县)、宥(今陕西靖边县宋州),据要害(要紧地方)屯兵营田,为持久计。

则茶山、横山(二山皆羌族所居,间有汉民)之民挈族来归矣。

拓疆御寇策之上也。

”这一本奏章上去,仁宗也非常赞许,都用全的计划,范公便修葺承平、永平等旧砦,招集流亡,排定堡障名号通斥堠(封土为 坛,以记里数,且设堠吏以报告非常)。

筑十二砦,从此羌汉的百姓都来归附。

数年之间上下悦服羌人都称范公“小范老子”,又叫“龙 图老子”,因为范公曾经做过龙 图 阁直学士的和包龙 图一样。

他们都道“小范老子胸里有几万甲兵哩”,说范公深明兵法的意思。

后来,只因夏元昊来一封书出言不逊。

范公对使者当面焚烧。

元昊就出兵据边。

朝廷,听小人之言说范公措置不当,宋庠且请斩范公以谢夏人。

幸而仁宗皇帝不听他话,才把范公降官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耀县)旋迁 庆州(今甘肃庆阳县治)、称环(今甘肃环县)庆路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

范公不把贬谪的事放在心里,只管励行他的一种政策,专心抚服羌人,斩去西夏的羽翼。

不到一年,法制修明诸羌悦服。

后来又在庆州西北部筑起一座大顺城,扼住贼兵来路。

从此夏人便不敢来犯。

环庆守将中有葛怀敏者,贪功出塞,败于定川(地名),贼兵大掠。

范公领兵六千由邠(今陕西邠县)、泾(今甘肃泾川县)进兵救他。

果然驱逐贼兵出塞。

当下朝廷听见定州败信,仁宗对大臣指地图道:“若仲淹出援,吾无忧矣。

”数日奏果至,帝喜道:“固知仲淹可用也。

”他能得皇帝信用如此,所以不为小人所害,总算范公的遇了。

后来与韩琦(字稚圭,封魏公),庞籍分任陕西路安抚经略招讨使和衷共济,边防巩固。

夏元昊不得已请和。

朝廷召范公进京拜枢密副使。

旋参知政事。

从此由出将而入相,这时范公正可大行其志了。

范公意思里本想灭除夏元昊,然后再行太平的计书。

无奈当时朝廷风气畏葸不堪,既已主张息事宁人,与元昊讲和。

一时也不便再说征讨。

但晓得元昊必非安静之辈,不久,便要蠢动。

所以范公情愿担任军务,誓必扫除边患,不情愿在京城里享那太平宰相的福气。

但是,仁宗皇帝一意要范公辅佐内阁,并且常把何时太平动问。

范公对人道:“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后,久安之弊(时宋朝已积弱不振,北有契丹,西有西夏),非朝夕可革也。

”仁帝又下手诏立要范公答复,范公乃上十事疏大略说“一曰明黜陟,非有大功大善者不迁。

须职满三年五年,庶几合考绩之法。

二曰抑侥悻。

大臣不得荐 子弟任馆阁职,任子(子弟由父兄之荫 而得官者)之法,庶不 冘滥。

三曰精贡举。

进士诸科,请罢糊名法(科举法用糊名易书,以防关节之弊),参考履行无阙者(言应该查考他的做事才学,没有欠阙的),以名闻进士先策论,后诗赋,诸科取兼通经义者,可以循名责实。

四曰择长官。

令大官以下各举所知,以举主多者,选除刺史县令。

可以得人矣。

五曰均公田,外官廪给不均,何以求为善

请均其人第(以次第排比均匀)给之,使有以自养,然后可以责廉节。

而不法者可诛废。

六曰厚农桑。

每岁预下诸路,风(同讽,把言语劝他)吏民言农田利害,堤堰渠塘,州县选官治之,定劝课之法,以兴农利,减漕运,江南之圩田、浙西之河塘,隳废 者可兴矣。

七曰修武备约府兵法(唐代行府兵法最为兵制之善者)。

募畿 辅(近京城地方为 畿 辅)强壮为卫士,以助正兵。

三时务农(春夏秋三时),一时教战(此即寓兵于农之法),省给瞻之费(可以省去饷需),畿辅有成法(先从畿辅做起),则诸道可举行矣(各处可仿效)。

八曰推恩信。

九曰重命令。

法度所以示信,不可数数变更。

十曰减徭役,户口耗少而供亿滋多。

宜即裁并。

”这十条治法仁宗都信用他。

好,算得坐言起行。

无奈,当时一班官僚眼光浅短,都守着时下的习惯,攻击范公的话多迂阔。

于是先把府兵法打消了,其余各条也都似是而非,不肯实心奉行。

虽有最好的法子,也是徒然了。

后来,范公又论及改官制,他说:“周朝制度有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分兼六官之职(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汉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宰相分判六曹。

今之中书古天官冢宰也。

枢密院古夏官司马也。

四官散于群有司无三分兼领之重,而二府(中书、枢密)惟进擢差除循资 级议赏罚检用条例而已,上非三公论道之任,下无六卿佐王之职,非治法也。

臣请 前代(中略)凡官吏黜陟,刑罚重轻,事有利害者,并从辅臣予夺其体大者。

二府会议奏裁臣请自领兵赋之职,如其无补,请先黜降。

”但看末了三句话,范公的“责任心”极其勇猛可以证明了。

可惜当时的人议论纷纷,没有人敢负责任,反专把人家的话破坏了。

仁宗皇帝不能刚断贤不肖并用。

所以范公一切规书不能成立,大都被反对党推翻了,不是说他迂远就是说他朋党,朝廷上乱得一塌糊涂。

范公虽然愤慨,也没法子廓清。

后来因为考核 官吏限制位子麽勘的法子狠密,侥悻的人种种不便。

所以一般小人就拼命造起谣言说范公无非私厚他一党的人,把朝廷的爵禄供给他朋党的利用。

诸位,你想专制皇帝那个不要权自我操。

最可怕的是人家弄他的权,私下里结着团体卖他。

其实呢

小人的手段巧妙,只要皇帝老头儿不觉得,轻轻的把他的权夺过来了。

若是君子贤人,只因他不肯附和小人,倒被小人反咬一口,把形迹可疑的事情都推在他身上。

那皇帝身在深宫里,那里晓得这里的玄妙。

自然只说君子贤人的不是了,到了这样局面,那末国家也危如累卵了。

仁宗皇帝虽然没有不信任贤人君子的心,但是小人不除,是非夹杂,所以良法美意没有办得完完全全的。

范公虽操着猛勇的责任心,十椿事儿倒也九椿被小人破坏。

你道宋朝还能振作吗

但是范公一方面却算得竭忠尽智了。

这时候范公也晓得人心还没改革诸多阻力,一时难以扫除,不如且注重军事,肃清边陲,也可了却一椿心事。

事有凑巧,西夏又蠢动起来,要大臣督兵进剿。

仁宗皇帝便差富公弼(封郑公)和范公做河东陕西宣抚史。

带去黄金百两分赏各路兵将,范公是和边界上的军民很有感情的。

这回晓得他再来怎的不欢迎呢

范公就在麟州地方(见前)修理旧砦,招还流亡户口免去租税,又因商情困苦,奏免商税,百姓都欣欣然有喜色了。

但是京里一方面还是攻击范公不歇。

范公晓得还不是个时候,就自请罢去政事,专治边省。

朝廷也叫他知邠州事。

不多时转调邓州(今河南邓县),后又再调荆南,岂知邓州人民因为受了范公德政,死也不肯放他走,范公也因年迈,邓州地近感情又好,自请暂留,朝廷特别许他。

不二年便徙杭州(今浙江杭县),又徙青州(今山东诸城县),这时候业已发病,就此不起,年六十四岁,可惜范公的志愿十分里还只发展得三四分,范公病重时候,仁宗皇帝屡屡差人赐他方药,问长问短,殷勤得了不得,足见还要望他办事。

后来得了死的消息,嗟叹悲悼,颇有悔心,但是仁宗皇帝性质柔懦,总不能下一个辣手尽退小人,专用范公等贤人。

所以功业没有告成,范公的“责任心”也被阻力破坏了一大半。

这叫做时势为之。

我辈只好说时事听之天。

“责任心”求之在我罢了,当下朝廷赠范公兵部尚书,谥法叫做文正。

仁宗皇帝还御笔亲写一块碑赐给他,竖立墓道上叫做“褒贤之碑”。

范公做秀才时常常把天下事放在心里,说是自己的责任,后来科名发达,官做台府,益发不肯放松,这个责任了。

所以他每遇一件事,没有办就便劳身焦思,饭都吃不下,觉都睡不着,那里还有功夫考究丰衣足食呢

他常对人说“我辈士大夫当先忧后乐”。

他这种意思到处流露出来。

如今但看他所做的《岳阳楼记》一篇文章就可证明了。

(上略)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读如商)横无际涯。

朝晖久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前人之述矣。

(中略)若夫霪雨霏霏,连日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耀,山岳 形(被云遮掩),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被风覆舟)薄(音博、近地),暮冥而悲者矣。

(此因己之不遇而悲者)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渠,锦鳞(鱼也)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

登此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

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因物之可爱而喜者),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反结上文两段),居朝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时而乐耶。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乐而乐欤。

噫微斯人吾谁兴归。

一篇小小杂记文字 ,本是抒写风景,他偏说出圣贤学问大臣心事,把那生平的“责任心”都和盘托出,可风这个先忧后乐的大道理没有一时一刻忘却的。

范公又因自己幼小贫寒,几乎废学失教,因而推想到孤寒子弟身上,他说一个人若没有养瞻费,不但人才糟蹋可惜,便是生命也保不住。

岂不是天地间的一种最大缺憾,可恨那些富贵的人为富不仁,以贵陵贱只顾自己的,朝欢墓乐,饰衣玉食,见了穷人的儿啼女哭,无衣无食,却眼睛梢见都不带着的。

这种苦乐不均的现象,我辈既然稍稍得志,有些权利,何不设法提倡总使贫寒的人得一分实惠,好一分呀。

又想我本是一个孤寒子弟,如今总算得富贵了,但是本来面目岂可丢去,况且自己节俭一分,便可使贫寒的人多沾好处一分。

所以节衣缩食非有宾客不有酒肉,妻子衣食不过免得冻馁罢了。

奢华豪侈一概戒绝,把这个钱省下来,一箍脑儿用到贫寒人的身上,那是最好没有。

又因为自己的财力有限,那里能够普及天下的人

只有守着儒家的方法,第一步是亲亲,然后再及仁民爱物。

亲亲就是先顾自己的本支,范公心想自己同姓里头,像我幼小时候的苦恼人一定不在少数,古人说“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兔狐尚且晓得伤他一类的物,何况我是一个人类呢

所以我先设个法儿替他们做个救贫的预备。

而且要永久万世的。

当下便买了千亩的良田叫做“义田”,如今把钱公辅(字君侍,宋神宗时武进人)所做的《义田记》,一篇写证可以晓得范公的处心极虑也是“责任心”的余波咧。

义田记,范文正公苏人也。

平生好施与,(他没有大贵时候,便供养寒士,足见得他是本来的责任心,不是沽名钓誉的。

)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

(疏须贤者,便是儒家的稍分阶级办法)方贵显 时,置负郭(近城处) 常稔(常熟的良田)之田千亩,号曰义田。

以养济群 族之人(注重在同族中人),日有食(每日米若干),岁有衣(每岁衣若干),嫁娶凶葬有赡(津贴也给足也),择族之长而贤者主其计(管理会计)而时其出纳(依着时令收支核算),日食人一升,岁衣人一缣(重绢而色微黄者为缣,此言衣之佳者。

若布衫尚不在内),嫁女者五十千(嫁女须略备嫁妆 故钱较多),再嫁者三十千(次女可有物通用,故钱略少,可谓体贴人情之至)。

娶妇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意亦如嫁女)。

葬者如再嫁之数(亦三十千),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岁入给稻八百斛(古谓十斗为斛,今以五斗为斛,此亦作十斗算),以其所入给其所聚(音丙,除也),而家居俟代者兴焉(如职业已除名或等缺补用,俱不能得俸给,故与孤寒同等以示体恤),仕而居官者罢莫给(既仕而官有禄可养,故不再给),此其大较也(大概情形),初公之示贵 显也尝有志于是矣。

而力示逮者二十年(所以处心极虑节衣缩食而后成此义举,诸位当于这几句里面求出范公的责任心来)。

既而为西帅(既陕西路经略主西夏军事)及参大政(参知政事即宰相),于是始有禄赐之人而终其志,公既殁,后世子孙(子孙详后),修其业,承其志,如公之存也。

公虽位充禄厚,而贫终其身(都用在施与救济上面),殁之日,身无以为敛,子无以为丧(不能积财以奉一己饰终之典),惟以施贫活族之义,遗其子而已(这种遗产实在是最高尚,最阔大,最永久的),昔晏平仲(名婴,春秋时齐大夫)敝车羸(音累,弱也),马桓子(陈姓,齐世家)曰是隐君之赐也(责备晏子俭朴太过,犹如把君主所赐隐瞒过了),晏子曰:自臣之贵父之族无不乘车者(也富贵了),母之族无不足于衣食者(不贫寒),妻之族无冻馁者(虽贫而可生活也),齐国之士待臣而举火者三百余人(疏远之贤士,得他的津贴),如此而为隐群君之赐乎,彰君之赐乎,于是齐候以晏子之觞而觞桓子(觞酒杯,罚酒也),予尝爱晏子好仁,齐侯知贤而桓子服义也。

又爱晏子之仁有等级而言有次第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后及其疏远之贤。

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晏子为近之,今观文正公之义田,贤于平仲(规模宏大、主计说密而可以永久,比晏子之法更好),其规模远举,又疑过之。

呜呼,世之都三公位。

享万钟禄(钟,古量名,受六斛四斗),其邸第之雄车兴之饰,声色之多,妻孥之富(遗产给子孙),止乎一己而巳。

而族之人不得其门者(门口有挺腰凸肚之家人,不许穷人进去),岂少也哉,况于施贤乎其下为卿,为大夫,为士禀,稍之充(廪日稍、禄之小者),奉养之厚止乎一己而已,而族之人操壶瓢(所以盛食之物,乞丐所 携)为沟中瘠 者(讨不着钣,死在沟 中)又岂少哉。

况于他人乎

(两层皆说尽不肯施贫活族的人见得苦乐很是不均)是皆公之不罪人也(断一句反证公之过人),公之忠义满朝廷,事业满边隅,,功名满天下,后世必有史官书之者。

予可无录焉。

(声明但记义田一事,不泛及公之生平),独高其义,因以遗其世云。

范公的气量有“民吾同胞,物吾同与”的阔大,而且立志诚恳,秉性忠厚,所以他到处待人没有不好的,人有血气便 有感情,无论什么异种野人,人家待他有恩,岂有不感激的道理,所以范公的名字不但中国人各处都纪念他,听见他死了,叹惜的叹惜,哭泣的哭泣。

就是边外和羌民,都当他是父母一般、当时邠庆诸州民众都把他的画像供在家里,写个长生禄位,祷祝他千年不死,万年长寿,当地老百姓许多人不知皇帝是那一个,只晓得“龙图老子”“小范老子”是中国第一等人物,是天上无二,人间少双的。

所以等他过去的时候,大家向着那个画像痛哭,羌人的首领都设了一个位子供了他的像,朝夜哀哭祭奠,接连三天,方才各自回去。

可见人心总是一样的。

范公生四位公子,都是有道德,有名誉的,固然是义方之教,家学过人,也是范公的忠厚仁爱,所以子孙昌盛,后福无量。

在范公的存心不过是爱人如己,保持他的“责任心”罢了,并没有要求后福的私意,然而因果相乘,既有这样的存心,那感应力自然没有不好的,四位公子叫做纯佑、 纯仁、纯礼、纯粹,都是聪明仁厚,官位贵显;里头纯仁尤为著名,纯佑读书能文,常从范公用兵西夏与士卒同甘苦,能知兵事,惜中年得病,昏废不能办事。

卒年四十九。

子正臣纯礼,字彝叟,以父荫得官,亦主忠厚仁爱,有恩于边民,边民也画像供奉,同老范公一样,名叫范公庵。

也做龙图 阁直学士,知开封府,后来因闹了党禁贬官。

纯粹字德儒,知兵,也做陕西经略副使,只因和章 敦蔡 卞(奸 臣)意见不合,改知邓州,后亦因党禁贬官。

徽宗时,复徽猷 阁待制。

年七十余卒。

纯仁字尧 夫,天资颖悟,擢进士第,初知武进县(今江苏武进县)因亲老路远不赴,与范公门下士胡瑗(字翼之),海陵人,世称安定先生,孙复(字明复,居泰山著春秋、尊王发微等书),石介(字守道,号徂徕先生)、李觏(字泰伯,南阳人,通五经,能文章),一般高材讲论学问,所以识力才干格外高明,又很勤苦,夜间在帐里安灯读书,帐顶都成了黑色。

性又孝友,因长兄纯佑有病,朝夕慰问,侍奉如同孝子。

直到长兄死后,方才出仕做襄邑等县知事。

都有惠政,后来反对新法,虽居馆阁不能发展志愿,然遇事敢言,待人忠厚,如同范公生前一样,竟是一个肖子。

后被王安石排挤,出知庆州。

神宗皇帝以军事相责,说他“当继父业”,纯仁不欲开边衅,但注重养民设防,后来高太后听政,与司马光等同入相,哲宗亲政,大翻前案,纯仁亦贬置永州(今湖南零陵县),卒年七十五,谥忠宣。

生平俭朴一如文正,二子曰正平正思。

试观范公的子孙,都能守家法,持正道,担任天下大事。

譬如范公没有死的一般。

因此上见得范公把那“责任心”的教育传了三代,不但门弟子几百人夏受他的薰陶,, 个个谦 气节,求学问,遇事敢言,不避权贵。

就是他一门里头继継绳绳 始终没有把范公的家法丝毫走板,直到徽、钦二宗,宋朝的国祚中断,家世方才衰败。

诸位要晓得,范公的深仁厚德,都从坚忍耐苦里而出来,所以蓄积既久,发达也能延长。

欧阳文忠说“为善无不报,而迟速有时,此理之常也”。

范公勇于为善,他也并不求报,然而自然的因果道理能逃得过吗

范公祖先和范公的坟又范氏义庄旧址如今都在苏州吴县天平山脚下,可笑苏州人迷信风水,倒说他祖宗无意中葬着一块好地叫做“万笏朝天”,所以子孙世代三公有这大富大贵的。

如此说来范公是但靠着祖坟风水好,就可以享这样大名的了,岂知富贵是一件事,他的学问,道德,功业又是一件事。

难道都是虚无缥缈的风水可以造就他的吗

奉劝诸位,但学范公那副坚忍不摇的“责任心”,同时可以制造风气,感动人心,将来可以教育后进,传授子孙,那好处正说不尽哩。

说明;范文正公坟墓不在天平山而在河南省伊川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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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政治的关系

看到上面好多朋友在么学历史,晕。

我虽然历史系也不是专攻政治学是就文科人的观点来简要谈一下我的理解,太长我想LZ看着都烦。

区别:1.政治最通俗的理解是与政党,政府和国家有关。

进而可以联系的影响到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治学其实仅仅学习政治的),也就是一个社会的整个元素。

更加侧重于共时态研究(就是在同一个时空,横向)2.历史则是人类在这一刻以前所做的事情和创造的文化,某一个时期的历史当然包括那个时期的一切元素。

但是更加侧重于历时态的研究(时间轴,纵向比较)联系:1.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定然将那个时期的政治全部包括在里面,政治是历史静态研究的重要元素。

2.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政治状态必然会成为历史。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比较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差别从而发展政治。

政治又是历史动态研究的重点。

反过来说,历史是研究政治的重要工具。

p.s以上说的,其实都不难从现实中找到依据。

比如:我们分析一个朝代,总是要谈到它的管制,中央与地方关系什么的,就是在历史中看政治;同理,在谈政治时,我们说我们的制度比古代的封建制度有哪些哪些进步,就是在政治中看历史。

法院诉前调解不成 法院多久能给立案

科举是一种朝廷开设科目,士人可以自由报考,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的选拔官员的制度。

科举制度创始於隋,确立於唐,完备於宋,而延续至元、明、清,前后经历了1 3 0 0年之久。

它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大的作用,有过广泛的影响。

科举制度按种类划分,主要有贡举、制举、武举、童子举等。

其中,贡举是定期举行的,因此被称作“常科”,取士数量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社会影响也最大。

> ( 1 )贡举科目在中国科举制度史上,贡举科目前后有很大变化。

隋代贡举科目大概有秀才、进士、俊士、明经四科。

唐承隋制,又有很大发展。

除隋代四科之外,又增加明法、明书、明算三科;明经科中又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三史、开元礼等。

俊士、秀才科不久被废,明法、明书、明算科均为录用专门人才而设,因此唐代贡举科目主要是进士、明经两科。

北宋前期,承唐及五代之制,主要有进士、明经、诸科。

宋代的诸科大致相当於唐代的明经,其中也分为九经、五经、三礼、三传、三史、学究、明法、通礼等。

宋神宗熙宁四年(1 0 7 1),王安石进行贡举改革,废明经、诸科,专以进士一科取士。

元、明、清承之,亦均为进士一科取士。

( 2 )应举资格贡举考试对应举人既不问家庭出身,也无须他人推荐。

每当开科之年,一般士人只要品行端正、身份清白、身体健康、不为父母服丧者,都可以参加科举考试。

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取士不问家世”,即士人可以自由报考。

这就大大地扩大了选拔人才的范围,扩大了王朝统治的基础。

( 3 )分级考试隋唐五代,贡举考试分解试、省试两级。

宋太祖时创立殿试制度,开始成为解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

元、明、清时期改称为乡试、会试、殿试。

唐宋时期,称取得解送京师参加省试资格的考试为“解试”。

隋唐五代,一般每年举行一次;北宋中期以后,改为“每三年一开科场”。

一般在各州府举行。

元、明、清时期改为“乡试”。

在顺天、应天府(睢阳)及各省省城的贡院举行。

唐宋时的考场与现代教室式的考场大致相同,而明清时的考场,则是单间号舍。

每个应举人一间号舍,答卷、吃饭、睡觉都在这间号舍内。

解试、乡试一般都在秋天八月举行,按地区分配有一定的录取名额。

解试合格称为“得解举人”,乡试合格称为“举人”,第一名都称为“解元”。

唐宋时期,对解试合格举人的覆试在中央政府的尚书省举行,因而称为“省试”。

唐代省试合格,即赐予进士及第。

宋代创立殿试制度之后,省试成为取得殿试资格的考试。

元、明、清时改称为“会试”。

省试、会试都是由礼部主持,在春天的一、二月份举行,一般也有大致的录取名额。

省试第一名称“省元”;会试第一名称“会元”。

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对省试或会试合格举人的覆试,是三级考试中最高的一级考试。

一般都在皇宫中的大殿上举行,例如宋代的殿试就在崇政殿举行,清代殿试在保和殿举行。

宋元明时期的殿试,一般在三月份举行。

清朝乾隆年间改为4月2 1日举行,遂成为定制。

北宋中期之后,参加殿试者一般都赐及第,不再黜落,只是根据殿试成绩重新排列名次而已。

宋代殿试,一般分为五甲。

第一、二甲赐进士及第,第三、四甲赐进士出身,第五甲赐同进士出身。

明、清殿试,分为三甲,第一甲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皆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

张挂黄榜公布,俗称为“金榜题名”。

( 4 )考场规则既然科举主要根据考试成绩决定是否录取以及名次的先后,这就要求科举考试必须公开、公正、公平。

为了防止徇私舞弊,历代都规定了各种考试规则,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锁院以防请托。

从宋太宗时起,创立了锁院制度,规定考试官自受命之日起,到放榜之日止,一直锁宿於贡院。

这样,就隔绝了考试官与其他臣僚的联系,使请托难以得逞。

第二,别试以避亲嫌。

从唐玄宗时开始,即创立了对考试官子弟、亲戚,另设考场、单独考试的“别头试”制度。

但时行时废,到宋代才成为定制。

明、清时,又进一步规定,主要考试官的子孙及亲戚,不许参加当科的考试。

第三,按榜就坐,不得移易。

从宋代开始,考试前排定坐次,张榜公布;考试时按榜就坐,不得移动、调换。

第四,禁止挟书、传义、代笔。

为了防止应举人作弊,从宋代开始,专门设立了监门官、巡铺官,入场时进行搜查,入场后巡回监察,一旦发现应举人将书籍带入考场,或传递文字,请人代笔,立即严加处罚。

如明太祖洪武七年(1 3 7 4)奏准:如有挟书者,照例於举场前枷号一月,满日问罪,革为民。

( 5 )评卷规定在试卷评定方面,宋代之后,也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严密的制度。

第一,废除唐代实行的朝廷大臣的“公荐”和应举人向知贡举官投纳“公卷”的制度,使科举试卷成为评定成绩、决定弃取的唯一根据,这就是南宋诗人陆游所说的“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第二、实行封弥、誊录制度。

封弥,又称糊名,是将试卷上举人的姓名、年龄、三代、籍贯等密封,代之以字号,以防考试官在评定试卷时徇私舞弊。

不过,封弥之后,考试官还可以通过辨认笔迹得知试卷出自何人之手。

为了堵塞这一漏洞,宋真宗时又创立了誊录制度。

即先把举人的试卷封弥、编号,再交书吏誊录,对读无误,再交考试官评阅。

封弥、誊录制度在防止阅卷作弊中起了关键作用。

第三、分等考第,多级评定。

比如宋代省试,应举人的试卷先经点检官批定分数,然后由参详官审查所定等级是否恰当,最后上交知贡举官,决定去取高下。

即实行点检官、参详官、知贡举官三级评定制度,以便使试卷评定做到公平、公正。

总之,上述种种考试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对於选拔人才及笼络士人都是有一定作用的。

( 6 )考试内容隋唐以来,解试(乡试)与省试(会试)考试内容大致相同。

唐初,进士科仅试时务策,高宗时加试杂文、帖经。

到中宗神龙元年(7 0 5),形成“先帖经,然后试杂文及策”的三场考试制度。

所谓“杂文”,在中宗以前为箴、铭、论、表之类,到玄宗天宝年间,才开始专用诗赋。

宋初,承唐及五代之制,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

主要以诗赋取人。

神宗熙宁四年(1 0 7 1),王安石改革贡举,进士科罢诗赋、帖经、墨义,改为试四场:初本经大义五道,次《论语》、《孟子》大义各三道,次论一首,次时务策三道。

南宋时,分经义进士与诗赋进士。

诗赋进士,第一场诗赋各一首,第二场论一首,第三场策三道;经义进士,第一场本经大义三道,《论语》、《孟子》大义各一道,第二、第三场,与诗赋进士同。

明代乡试、会试分三场: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五经”义四道;第二场,试论一首,判五条,诏、诰、表内科一道;第三场,试经史策五道。

主要以“四书”义取士。

清承明制,又屡有变更,至乾隆五十二年(1 7 8 7)成为定制:第一场,试“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第二场,试“五经”文五篇;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

至光绪二十七年(1 9 0 1),又改为:第一场,试中国政治史事论五篇;第二场,试各国政治艺学策五道;第三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

但是,仅仅实行了三年,科举制度就被废除了。

至於殿试内容,北宋前期是赋、诗、论三题。

神宗熙宁三年(1 0 7 0),改为试时务策一道。

元、明、清一直沿袭未改。

( 7 )赐第授官唐朝诗人孟郊在《登科后》一诗中写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可见进士及是第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情。

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是唱名赐第。

唱名赐第均在皇宫大殿举行,其仪式非常隆重。

第二是设宴庆贺。

唐代称“曲江宴”,宋代称为“闻喜宴”,又称作“琼林宴”。

元、明、清时称为“恩荣宴”。

第三是编登科录。

第四是刻碑题名。

现存最早的是,立於北京孔庙中的三座元代进士题名碑。

另外,明代的7 7座进士题名碑,清代1 1 2科进士的题名碑,也都矗立於北京孔庙内。

第五是授官任职。

唐代进士及第之后,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必须再通过吏部考试合格,才能入仕做官。

从宋太宗时起,进士及第就可以马上做官,第一甲一般授予通判或知县,其他授判、司、簿、尉等幕职州县官。

明、清时,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编修。

第二、第三甲优秀者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最低的也授予知县,比宋代所授的官职更高。

武举是以选拔军事人才为目的的科举考试制度。

唐武则天长安二年(7 0 2)始置。

应武举者,於每年十月由州府举选送至京师,十一月於尚书省兵部进行考试。

武举考试的内容有长垛、骑射、步射、马枪、翘关(举重)、言语、材貌等。

兵部考试合格者依其身份不同而有不同的待遇,或送吏部参加铨选,或授予散官。

德宗时,曾一度停废;宪宗元和三年(8 0 8),又复置。

宋承唐制,天圣七年(1 0 2 9)置武举。

皇佑元年(1 0 4 9)罢;治平元年(1 0 6 4)再置。

三班使臣、诸色选人不曾犯赃及私罪情轻者,许於兵部投状应试;无官人由朝廷命官保荐,也可应试。

考试分比试、解试、省试、殿试四级,一般为先试弓马,再试策及《孙》、《吴》等兵书的墨义(熙宁后改为大义)。

殿试合格后,分别赐“武举及第”、“武举出身”。

其授官,北宋时期,武艺与策皆优者,授右班殿直;其余以次授三班奉职、三班借职、三班差使等。

南宋时,武举之法渐与进士科相仿。

其殿试第一人赐武举及第、授保义郎,余并赐武举出身、授承节郎、承信郎等。

元朝废武举。

明天顺八年(1 4 6 4)复置武举,令武臣子弟於各直省应试。

成化十四年(1 4 7 8)规定,武举乡、会试例,均仿文举。

弘治六年(1 4 9 3)规定,武举六年一行;十七年,改三年一试。

正德十四年(1 5 1 9)《武举乡试条格》规定:武举乡试,应举者於九月内各卫所送都司,各府、州、县送布政司,均由巡按御史会同三司官主持考试,两京由兵部选官考试。

共试三场,初场试马上箭,第二场试步下箭,第三场试兵法或时务策一道。

分别於十月九、十二、十五日举行,取中者称为武举人,俱送兵部,於次年四月参加武会试。

嘉靖元年(1 5 2 2)《武举会试条格》规定:第一场试骑射,第二场试步射,第三场试策二道、论一道。

以翰林院官二员为考试官,给事中及部属官四员为同考试官。

取中名额,临期取自上裁。

崇祯四年(1 6 3 1),始行武举殿试,赐武进士及第、出身等,悉如文举之例。

清沿明制,乡、会、殿试均同文举之例。

其举人、进士、状元等名目亦与文举同,仅加“武”字以示区别。

其授官,初武状元授参将,武榜眼授游击,武探花授都司。

二甲均授守备;三甲均授署守备。

雍正时规定,武状元授一等侍卫,榜眼、探花授二等侍卫;二甲选十名授三等侍卫;三甲选十六名授蓝翎侍卫;其余武进士以营卫守备在兵部注册选用。

乾隆时,又令派大臣对在兵部注册的武进士再行考试,分等授职,一、二等授营守备,三等授卫守备。

光绪二十七年(1 9 0 1)废。

制举又称制科、大科、特科,是由皇帝下诏而临时设置的科举考试科目。

目的在於选拔各类特殊人才。

唐代制举甚盛,其科目甚多,据记载有上百个,其中较重要者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才识兼茂明於体用科等。

宋代制举科目大为减少,最多时为九科,但事实上只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茂材异等、才识兼茂明於体用三科。

神宗熙宁七年(1 0 7 4)废,哲宗元佑二年(1 0 8 7)复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绍圣六年(1 0 9 4)又罢。

南宋高宗绍兴元年(1 1 3 1)复置,但直至南宋末,中第者仅一人而已。

宋代士人未仕、已仕者均可应诏参加制举考试。

直至南宋末,考试一般分为阁试、殿试两级。

阁试论六首,按成绩分为五等,入前四等方可参加殿试。

殿试策一道,合格者分为五等,上二等不授人,第三等即为上等。

制举登科,未仕者即依贡举进士例授予官职,有官者则依等第升迁。

两宋制举共殿试2 2次,入等者不过4 0人,但也选拔了不少著名的人才。

另外,宋代为了选拔起草诏诰人材还特设了词科,包括宏词科、词学兼茂科、博学宏词科及词学科。

元、明不设制科。

清代曾设“博学鸿词科”、孝廉方正、经济特科等,但并未成为制度,亦不重要。

童子举亦称“童子科”,是科举考试中特为少年应试者所设的考试科目。

唐始置,凡1 0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者均可应试,每卷试诵经文1 0道,全通者授官,通七以上者予出身。

广德二年(7 6 4)罢,大历三年(7 6 8)复置。

宋沿置,规定1 5岁以下能通经及作诗赋者均可应试。

先由州府申报朝廷,国子监检验完毕,送中书覆试,合格者再由皇帝亲试,主要考试背诵经文,有时亦试诗赋,临时决定赐出身、授官或免解试,不定试期和录取名额。

淳熙八年(1 1 8 1),始加深考试难度,分三等录取。

嘉定十四年(1 2 2 1)规定,应童子举者,每年春季汇集京城,先试於国子监,合格者由中书覆试,每科录取三名。

咸淳二年(1 2 6 6)废。

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具有进步意义。

第一,综观中国古代的历史,主要实行过三种选官制度,即世官制、察举制和科举制。

科举制既不问家世,也不需要别人的推荐,主要根据应举人的考试成绩决定取舍,体现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显然是中国古代最进步,也是最重要的选拔官员的制度。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科举制的实行,在制度上使国家政权向社会各阶层开放,打破了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状况,促进了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使相当多的士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其二,科举出身的官员,一般具有比较多的文化知识,同恩荫补官、进纳买官等出身的官员相比,在素质上显然要好得多。

事实上,通过科举也的确选拔出了一批经世致用的杰出人材,这在唐、宋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例如北宋名臣王禹偁、寇准、范仲淹、包拯、韩琦、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苏颂、沈括、章敦、宗泽、李纲,都是进士出身。

其中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等出身寒微,完全是通过科举踏上仕途的。

第二,科举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科举考试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勤奋读书的热情,读书人数急剧上升,对经、史、子、集各类书籍的需求量大为增加,造纸业、印刷术也都大大发展了。

中央官学、州县学、书院及各种乡村私塾空前发展。

教育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

第三,中国的科举制度,体现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对於西方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起过启发和借鉴作用;在中国当代,也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如在我们现行的考试制度中,还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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