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词解释曾国藩
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风格，创立晚清古文的「湘乡派」，他论古文，讲求声调铿锵，以包蕴不尽为能事；所为古文，深宏骏迈，能运以汉赋气象，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为后世所称。
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变化、发展，又选编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以作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称为湘乡派。
清末及民初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均受他文风影响。
所著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日记》、《奏议》、《家书》、《家调》及《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等。
不下百数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传于世。
另著有《为学之道》、《五箴》等著作。
思想学术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
”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次骨”。
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
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
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
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
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
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他说过购买外洋器物……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
治学论道之经 曾国藩是清末著名的理学大师，学术造诣极深。
他说：“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乎强有力也”，要有“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精神。
写字或阳刚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或阴柔之美，“着力而得自然之味”。
文章写作，需在气势上下功夫，“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灰”。
要注意详略得当，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而“知位置者先后，翦裁之繁简”，又“为文家第一要也”。
为文贵在自辟蹊径，“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
“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
持家教子之术 通过对家庭成员的八本三致祥教育，曾家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好儿女，尽管是侯门大族，100多年来未见有纨绔子弟，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教育思想的成功。
曾国藩家教理论体系为：以八本为经，以八宝为纬，以四字要诀、三致祥、三不信穿插其中，经纬连贯，脉络相通，形成的一套治家的完整可师的理论体系；这套理论不同中国传统的关于教育后代的核心理念，反对孔孟朱子颜氏等著名家训所一贯坚持的学而优则仕的学说，并付诸实施。
它对当今社会几乎每个家庭所面对的教育困惑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疆场竞斗之计 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
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
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
主张军政分理，扣负其责。
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近代。
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
选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实识，四曰营务整齐”。
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
如“用兵动如脱兔。
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处世交友之道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
“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
不可轻取人财”。
要集思广益，兼听而不失聪。
“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
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
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
“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
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
“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修身养性之诀 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
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思诚则神钦”。
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
” 人格修炼对他事业有帮助，首先是诚，为人表里一致，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世。
第二个是敬，敬畏，内心不存邪念，持身端庄严肃有威仪。
第三个就是静，心、气、神、体都要处于安宁放松的状态。
第四个字是谨，不说大话、假话、空话，实实在在，有一是一有二是二。
第五个字是恒，生活有规律、饮食有节、起居有常。
最高境界是“慎独”，举头三尺有神明。
他每天记日记，对每天言行进行检查、反思，一直贯穿到他的后半生，不断给自己提出更多要求：要勤俭、要谦对、要仁恕、要诚信，知命、惜福等，力图将自己打造成当时的圣贤。
许多人都认为人格修炼是空虚的东西，认为修身是虚无缥渺的东西，甚至还是迂腐的，但曾国藩一生的事业，修身才是他事业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贫，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
”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 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
曾国藩为自己立下课程十二条： 主敬：整齐严肃，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读史：念三史（指《史记》、《汉书》、《后汉书》），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
日知其所无：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
有求深意是徇人。
月无忘其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
不可一昧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作字：饭后写字半时。
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
凡事不待明日，取积愈难清。
夜不出门。
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曾国藩用人识人之术 怎样用人，特别是怎样用准人，学问极深。
曾国藩用人的学问，是其人生成功术中重要的的一门，他从不盲目选人，糊涂授权，而是睁大自己的一双明亮之眼，遵循“看透人之后再用人”的方法，该避则避、该提则提，显示出到位的领导才智和管理才智。
用人四法：做、省、学、禁； 摸透人的精、气、神； 任用智、言、劳三种人； 曾国藩与《冰鉴》 《冰鉴》简评： 冰鉴古本[3] 《冰鉴》一部纵横中外的人才学教科书，一部关于识人、相人的经典文献，是曾国藩总结自身识人、用人心得而成的一部传世奇书，是曾国藩体察入微、洞悉人心的心法要诀，它因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启迪性和借鉴性而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和喜爱。
《冰鉴》为读者打造一条走近曾国藩的智慧之道，感受他独到的识人、用人策略。
一部真正的智慧经典，不仅可以跨越她所属的领域，而且可以跨越时空
《冰鉴》存疑： 1、冰鉴是晚清中兴之臣曾国藩著述(存疑)的一部关于相人识人的作品。
分7章。
2、古代盛冰之器。
《周礼·天官·凌人》：“祭祀共（供）冰鉴。
” 3、鉴，镜子。
言镜洁如冰，比喻明察。
江淹《谢开府辟召表》：“臣谬赞国机，职宜冰鉴。
” 4、指月。
元稹《月》：“绛河冰鉴朗，黄道玉轮巍。
” 《冰鉴》[4]话说《冰鉴》： 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 知人之鉴，并世无伦。
——李鸿章 公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画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见也。
——太平天国石达开 圣贤之所美，莫美乎聪明，聪明之所贵，莫贵乎知人。
——刘邵 …… 有人说，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13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那就是《曾国藩家书》。
其实传下来的有两套，另一套是曾国藩看相的学问、《冰鉴》这一部书。
——南怀瑾 后世评价 梁启超对曾氏倾心推崇，称“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
”梁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内指曾国藩「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指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
正如辛亥革命中的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
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
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外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
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偶。
民国著名的清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将曾国藩与左宗棠对比：“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
” 中国现代史上两位著名人物和蒋介石都高度评价过曾国藩。
青年时期，潜心研究曾氏文集，得出了“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结论。
即使是在晚年，他还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
蒋介石对曾氏更是顶礼膜拜，认为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
他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
据说，他点名的方式，静坐养生的方法，都一板一眼模仿曾国藩。
曾国藩的个人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蔡锷将军对曾氏以爱兵来打造仁义之师的治兵思想推崇备至：“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
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
”(《蔡松坡先生遗集》(二)，第5页)。
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咸丰同年间，曾国藩在“借夷助剿”、夷商代运南漕、派人购买美国机器创办江南机器局、办理天津教案等涉外活动中的表现，指出在严重的内忧外患而大多数士大夫沉湎于义理考据之时，曾国藩能独立时代潮流，把握风云际会，并且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继承和发扬林则徐、魏源的经世致用之学，大力倡导学习西方，开展自强新生政运动，从而成为中国近代化的风云人物。
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积极实践的第一人。
在他的指导下，建造中国第一艘轮船，开启近代制造业的先河；建立第一所兵工学堂，肇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第一次翻译印刷西方书籍，不仅奠定了近代中国科技基础，而且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安排第一批赴美留学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材，其中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清末外交部尚书（部长）梁敦彦、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就是此中佼佼者。
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 曾国藩自称：“鄙人乃训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他教导士兵“说法点顽石之头，苦口滴杜鹃之血”。
他以儒家精神练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主义的队伍，他作《爱民歌》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即以此为蓝本，蒋介石黄埔建军时，也将他的《爱民歌》印发学生演唱，收效甚大。
他看到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合中国国情，写一篇《讨粤匪檄》，使许多知识分子脱去长衫，率瓴黑脚杆的相实农夫，投到湘军的旗帜之下，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了最后胜利。
修身齐家治国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中国自古就有立功（完成大事业）、立德（成为世人的精神楷模）、立言（为后人留下学说）“三不朽”之说，而真正能够实现者却寥若星辰，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
他打败太平天国，保住了大清江山，是清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已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至的拥戴；他的学问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是近代儒家宗师，“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蒋介石），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事业，不愧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 升官最快做官最好保官最稳之楷模 “从政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
自近代以来曾国藩就被政界人物奉为“官场楷模”。
这是因为，第一，他升官最快，三十七岁官至二品，在清朝独一人；第二，做官最好，政声卓著，治民有言；第三，保官最稳，历尽宦海风波而安然无恙，荣宠不衰。
他熟读中国历史，对官场之道参深悟透，积淀一整套官场绝学，用之于中国官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的第一高手 曾国藩一生致力结交、网罗、培育、推荐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和作用最大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为招揽人才，留住人才，他舍出谦逊的老脸，屡屡上书举荐部下，为部下谋官要权，争谋职位。
他一生推荐过的下属有千人之多，官至总督巡抚者就有40多人。
他们既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瀚章这样的谋略作战军需人才，也有像俞樾、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第一流的学者和科学家。
一、、名词解释：
1.《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
2.《诗经》共分风（160篇）、雅（105篇）、颂（40篇）三大部分。
它们都得名于音乐。
“风”的意义就是声调。
古人所谓《秦风》、《魏风》、《郑风》，就如现在我们说陕西调、山西调、河南调、“雅”是正的意思。
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
大雅小雅可能是根据年代先后而分的。
“颂”是用于宗庙祭的乐歌。
3.赋比兴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现方法的归纳。
它是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
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
……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
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今人普遍认为“风、雅、颂”是关于《诗经》内容的分类；“赋、比、兴”则是指它的表现方法。
4.三家诗（今文诗）先秦书籍，在秦始皇“焚书”以及楚汉战争之后，散失很多。
《诗经》由于是口头讽诵的诗，才比较完整地保留下来。
汉文帝时代相继出现了三位传授《诗经》的学者，即鲁人申培、燕人韩婴和齐人辕固，所传《诗》后来被称做“三家诗”。
《三家诗》属于今文诗，在两汉时就成为官学，立为博士。
鲁人毛亨和赵人毛苌的古文“毛诗”晚出，在西汉虽未被立为学官，但在民间广泛传授，并最终压倒了三家诗，盛行于世。
后来三家诗先后亡佚。
今本《诗经》，就是“毛诗”。
今、古文之别：所谓今文，指汉代通行的文字隶书。
在这之前的先秦古文字则是古文（如篆书、金文、甲骨文等）。
今文经，即用隶书著录的儒家经典。
古文经即用古文写成。
这些书在秦焚书时，被民间隐藏起来。
汉代鼓励献书，于是重新面世。
但毛诗虽然号称“古文”，却未必是用古文著录的。
因为重新面世的古文经典，《史记》有著录，并未提到《诗经》。
《毛诗》在《汉书》中有著录，也没有提到它是古文经典。
因此，有的学者认为，三家诗与毛诗之别，不在古今文之别，而在讲说。
三家诗说诗的特点是附会《春秋》谶纬（迷信）杂说，所以《汉书》说它们“咸非其本义”。
毛诗诗说按字义解经，注重训诂，但也附会历史（事实多本《左传》），不过迷信成份较少.5.四家诗 四家诗：《诗经》的传授在汉代主要有四家，一是鲁诗，其创始人为鲁国人申培；二是齐诗，出自齐人辕固；三是韩诗，出自燕人韩婴，四是毛诗，出自鲁人毛亨、毛苌。
鲁、齐、韩三家早出，属今文学家，故称“今文三家”。
毛诗晚出，属古文学家。
6.春秋三传 《尚书》和《春秋》∶“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
”这是中国古代有记载的（甲骨文）最早的两部书。
《春秋》是记事的，后多散佚，仅留下经孔子整理的鲁国的《春秋》，汉代有重新编撰整理的“春秋三传”，即《公羊传》、《榖梁传》、《左传》。
现仅存左丘明编写的《左传》。
《春秋》和《左传》是编年体史书。
春秋经文，言简义深，如无注释，则无法了解。
注释春秋的书，有左氏，公羊、谷(榖)梁三家，称为春秋三传。
另有邹氏夹氏二家，早在汉朝即已失传。
所以自汉至今，学者只藉三传研读春秋。
二,先秦诸子散文诸子百家是先秦至汉初各个学派的总称，诸子即指各家的代表人物，亦指他们的代表作；百家即指各学派。
《汉书·艺文志》作者根据刘歆的《七略》一书，把儒家经典列入〈六艺略〉中，在〈诸子略〉中，又把先秦至汉初各学派分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
同时，还著录各家著作，「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
小说家 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
《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
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
」 杂家 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
因「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汉书．艺文志》及颜师古注)而得名。
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着的《吕氏春秋》，是一部典型的杂家著作集。
农家 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
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
此派出自上古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
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孟子．滕文公上》记有许行其人，「为神农之言」，提出贤者应「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表现了农家的社会政治理想。
此派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也注意记录和总结。
《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被认为是研究先秦农家的重要资料。
纵横家 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
列为诸子百家之一。
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
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
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
《战国策》对其活动有大量记载。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曾有著作「十六家百七篇」。
名家 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
当时人则称为「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
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
阴阳家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
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
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
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
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
《汉书·艺文志》著录此派著作二十一种，已全部散佚。
成于战国后期的《礼记 ·月令》，有人说是阴阳家的作品。
《管子》中有些篇亦属阴阳家之作，《吕氏春秋·应同》、《淮南子·齐俗训》、《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保留一些阴阳家的材料。
法家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
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
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
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墨家 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
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
「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
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
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
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
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
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道家 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
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
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
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
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儒家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
同时，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
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
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诸子散文包括： 1、士的兴起与诸子百家。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与士这一阶层的兴起有密切关系，由社会各个阶层转化而来的士，成为此期活跃于政坛及思想界、教育界的风云人物，其中“九流十家”，有完整的思想体系，成为诸子百家的代表。
2、兵家与早期道家的格言体散文。
《孙子兵法》谋篇布局的特点；《孙子兵法》的语言特色；《老子》的思想；《老子》的格言式散文。
3、语录体散文集《论语》。
孔子的思想；《论语》精粹的语言艺术；《论语》对人物性格及语态的描写。
4、对话式论辩体散文《孟子》和《庄子》。
《孟子》的思想；《孟子》的论辩特点；《孟子》的语言艺术；《孟子》的寓言艺术；《庄子》的思想；《庄子》散文的浪漫主义特点；《庄子》的寓言艺术。
5、论说体散文《荀子》与《韩非子》。
《荀子》说理文的艺术；《韩非子》的寓言艺术。
二2:屈原（约公元前339～约前278）。
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政治家，“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者。
本世纪中，曾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广泛纪念。
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
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 1篇。
屈原的作品，在《史记》本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五篇。
《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未列篇名。
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也是二十五篇，为《离骚》、《九歌》（计作十一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而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汉书·艺文志》基本上是以刘向、刘歆父子《七略》为依据，《楚辞章句》则是为刘向所编《楚辞》作的注释。
所以这两种理应是一致的）。
可知对这二十五篇中部分作品的归属和真伪，汉代就存在争议。
大致说来，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招魂》仍应遵从《史记》，视为屈原之作；《远游》、《卜居》、《渔父》，则伪托的可能性为大。
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
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
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九歌：东皇太一 九歌：云中君 九歌：湘君 九歌：湘夫人 九歌：大司命 九歌：少司命 九歌：东君 九歌：河伯 九歌：山鬼 九歌：国殇 九歌：礼魂 离骚 天问 九章：怀沙 九章：惜诵 九章：涉江 九章：哀郢 九章：抽思 九章：思美人 九章：惜往日 九章：橘颂 九章：悲回风 招魂 大招 远游 卜居 渔父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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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腐故我在2.攻比受更有福3.有攻无类4.国可灭而腐不可灭5.我善养吾宅腐之气6.腐海无边 回头深渊7.兼爱非攻 = 总受8.腐是一种实在的东西,人因腐才有真正的生命9.腐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犹唱后庭花10.脱了战袍换云裳 下了战场上龙床再给你几副对联 其之一上联:攻的无量下联:受比男煽横批:出入平安其之二上联:句句肺腑我很腐下联:天地良心我无良横批:此地无淫三八郎 其之三上联 ： 强攻 弱受 女王道 道道开心 下联 ：美形 诱体 腹黑受 受受有型 横批 ：腐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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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 （术语）又云三际。
过去现在未来也。
世者迁流之义。
有为之事物，一刹那之间，亦不止，生了直灭。
因之谓来生为未来世，生了为现在世，灭了为过去世。
此于事物迁流上，假立三种之世。
离事物别无世之实体也。
又三世有就时就法二种，若为时之经过之三世，则过去为前，未来为后，其次第为过现未。
即十二缘起之次第也。
若为法之生起之三世，则未来为前，过去为后。
是为未现过之次第。
以事物之生起有未生（未）、已生（现）、后灭（过）之次第也。
犹如未至名为前路，已往名为后路。
生住异灭之四相是也。
宝积经九十四曰：“三世，所谓过去未来现在。
云何过去世
若法生已灭，是名过去世。
云何未来世
若法未生未起，是名未来世。
云何现在世
若法生已未灭，是名现在世。
”【因果】 （术语）因者能生。
果者所生。
有因则必有果。
有果则必有因。
是谓因果之理。
佛教通之三世说善恶应报之义。
观无量寿经曰：“深信因果，不谤大乘。
”止观五下曰：“招果为因，克获为果。
”十住毗婆娑论十二曰：“因以得知，得者成就。
果者从因有，事成名为果。
”【三世因果】 三世，指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
世间所有的一切事物或现象，在过去、现在、未来时间的迁流中，为一因果的连锁。
过去者为因，现在者为果；现在者为因，未来者为果，此称为三世因果。
佛教理论，有情的生命流转，以过去的业力为因，招感现在之果，复以现在的业力为因，招感未来之果，如是因果相续，生死无穷，这就是迷界有情生死流转的因果。
【报应】 （术语）佛家谓有施必报。
有感必应。
故现在之所得。
无论祸福。
皆有报应。
又，佛三身中报身应身之二身也。
【报应】 此语，反映了佛教的因果说。
佛教讲因果，有世间和出世间两种。
所谓世间因果，即“苦”和“集”二谛。
苦是果，集是因。
佛教认为人生是苦的，这种苦果，是因为过去生中造了业因（集），由于业力的牵引，所以感受人生的苦果。
所谓出世间因果，即“灭”和“道”二谛。
灭（涅槃）是果，道是因。
佛教认为要摆脱人生的痛苦，就要遵照佛陀的教法去修道，断除烦恼；以修道为因，将来证得涅槃（灭）正果。
因果报应是佛家的重要学说，一般所说的“报应”，似乎只是偏指作恶事得恶果而言。
其实“报应”包含着善、恶两个方面。
《法苑珠林》卷八云：“故经曰：行善得善报，行恶得恶报。
”宋·陈元靓《事林广记》卷九《警世格言》中亦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未报，时节未到”之说。
这些都是告诫人们应当做好事，不要做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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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主义是17世纪欧洲的主要文学思潮。
它形成和繁荣于法国，随后扩展到欧洲其他国家。
古典主义文学思潮是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在政治上妥协的产物。
16世纪，由于这两大阶级的冲突而爆发了长达36年的宗教战争，最后亨利四世成为国王就是这两大阶级妥协的结果。
亨利四世为了安定局面，改奉天主教，1598年颁布的南特敕令规定天主教是国教。
同时，新建立的波旁王朝在17世纪上半叶一直奉行重商主义政策，促进了工商业发展。
力量得到壮大的资产阶级支持王权，使中央政府得以加强，抑制了贵族割据和分立的行动。
路易十四继续推行这一政策，他为了让贵族俯首听命，任命平民出身的柯尔柏和勒泰利耶管理财政，但是，他又让大贵族担任最高军职和神职，以取得政策上的平衡。
君主专制是作为文明中心、社会统一的基础出现的。
社会安定和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因为人民已经厌倦了战乱。
与此相应，17世纪30年代，流行一时的巴罗克文学迅速向古典主义文学过渡。
波旁王朝为了加强对文学艺术的控制，建立了发放奖金、津贴和检查的制度。
1634至1635年建立的法兰西学士院，目的是要在语言文学方面设立适应君主专制政治需要的统一规范。
当高乃依的剧作《熙德》违反了三一律时，官方理论家夏普兰就撰文加以干预。
古典主义文学便是在这样的政治气候和文艺政策的条件下产生的。
古典主义的繁荣同路易十四的爱好和政策也存在密切关系。
他爱好宫廷喜庆和热闹场面，鼓励戏剧创作。
虽然他喜欢崇高壮丽的风格，但他同样欣赏莫里哀的滑稽讽刺，莫里哀由于得到他的保护而坚持自己的创作方向，取得《伪君子》上演的胜利。
他使拉辛、布瓦洛等在文坛获得声誉。
他尽管一言九鼎，却不愿强加一行字给文学。
他深知天才与顺从不相调和，甚至容许作家有某种抨击社会的独立性。
他并不喜欢拉封丹，但他的报复只局限于推迟这位寓言家入选学士院。
这个热衷于荣耀的君主明白，后世会赞赏他，因为他是文学艺术的明智保护人。
?勒内·笛卡尔（1596—1650）的唯理主义是古典主义的哲学基础。
他的《方法论》（1637）是法国第一部重要的哲学和科学著作，也是欧洲哲学史上的重要著述。
笛卡尔提出要运用“纯粹的自然而然的理性”。
他将人的思维分为四个阶段：通过直觉和推理揭示真理；运用分析，透过复杂的事物找到普遍的真理；从孤立的因素出发，重新构造出复杂的事物；运用验证以弥补可能遗忘的东西。
他是这样具体阐述的：“第一个原则是绝对只接受我明显地认为如此这般的事物是真实的；也就是说，要小心避免仓促从事和既定的想法，不多不少只理解如下的判断：那些非常明晰、非常清楚地呈现在我的脑际，以致我没有任何时间怀疑的事物。
第二个原则是把困难一个个区分开来，尽可能细致地审察每一部分，以便能最好地加以解决。
第三个原则是从最简单和最容易认识的事物开始，井井有条地引导我的思想，逐渐地、循序渐进地上升到最复杂的认识，甚至设想出那些本来彼此不分先后的事物的次序。
最后一个原则是在各方面都作完整的计算和普遍的查阅，以致我自信毫无遗漏。
”笛卡尔的名言是“我思故我在”，他认为感觉是不可靠的，理性是一种先天的认识能力，是一切认识的根源，人凭理性认识万物的真伪，判明是非。
他还认为万物之美全在于真，真存在于条理、秩序、统一、均匀、平衡、对称、明晰、简洁中，人凭理性才能认识这种真。
此外，他的《心灵情感论》（1649）主张意志可以直接改变人的情感。
笛卡尔的理论直接指导了古典主义作家的创作。
古典主义文学的思想特征是：第一，受到王权的直接干预，在政治思想上主张国家统一，反对封建割据，歌颂英明的国王，把文学和现实政治结合得非常紧密。
古典主义作品大多描写主人公的感情与家族责任或国家义务的冲突，表现感情服从责任，个人服从义务的主题。
不少作品直接歌颂国王贤明，或者由国王充当矛盾的裁决者和调停人。
对于不利于社会稳定的非法活动加以犀利抨击，表现出拥护中央王权的强烈政治倾向性。
第二，宣扬理性，要求克制个人情欲。
布瓦洛指出：“首先必须爱理性：愿你的文章永远只凭理性才获得价值和光芒。
”要以理性去处理个人与国家利益、家庭义务和荣誉观念的矛盾，因而爱情或情欲只能放在第二位。
有的作家将吝啬、伪善、淫邪等等看作是不符合理性的情欲横流，力求加以讽刺。
第三，尖锐地抨击贵族的奢侈淫逸、腐化堕落，同时也批判资产阶级的愚顽、附庸风雅和想成为贵族的心理。
古典主义作家敢于揭露社会上的恶习和弊端，对披着宗教外衣进行罪恶活动的不法分子和团体给予毫不留情的打击。
尤其是喜剧，主张在笑中移风易俗。
第四，古典主义悲剧多以帝王将相、宫闱秘事为题材，继承了古希腊悲剧的传统。
这是宫廷和贵族上层生活的折射。
其中，高乃依的悲剧排除了古代悲剧的灵魂——命运观念。
他笔下的英雄是自己命运的缔造者，不再屈服于超人的力量。
这种人物虽然不由自主地投入意料不到的事件中，但他能从自身吸取必要的力量，战胜巨大的困难。
古典主义喜剧、寓言和散文则接触到第三等级，具有较广的文学视野和较多的民主精神。
较之悲剧，喜剧、寓言和散文反映的生活面要广阔得多，思维也较为活跃。
喜剧描写到资产阶级、平民、学者、医生、戏子、仆人、厨师等等；寓言除了以动物写人外，也接触到同样多的人物；散文除了记录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外，还有人物特写，哲理沉思，善于思索人生的重大问题。
古典主义文学的艺术特征是：第一，从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中汲取艺术形式和题材。
这一点似乎同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一样，实际上存在不同之处。
就法国而言，人文主义者所做的工作是将淹没一千多年的古籍发掘出来；人文主义作家仅在诗歌和散文方面从古代作家那里学到东西，至于戏剧形式则可以说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寓言就更不用说了。
古典主义的悲剧和喜剧与古希腊古罗马的悲剧和喜剧已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已具备现代戏剧的基本形式，有一定的幕数，适宜于在一定的时间内演出。
戏剧冲突十分尖锐，心理刻画非常细腻，达到了悲剧和喜剧的新高峰。
从世界范围来看，也处于一个发展的重要阶段。
第二，有一套严格的艺术规范和标准。
例如戏剧创作要遵守“三一律”，即情节、时间、地点必须保持“整一”。
这个主张在16世纪已有人提出。
古典主义的理论家发展得更为明确：须围绕单一的剧情进行，排除一切次要的插曲；在一天中进行；在一个地点进行。
“三一律”的提出者断言，亚里斯多德的《诗艺》中谈到这些规则，其实，《诗艺》中根本没有提地点一致。
然而，古典主义者“正是依照他们自己艺术的需要来理解希腊人的，因而在达西埃和其他人向他们正确解释了亚理斯多德以后，他们还是长时期地坚持这种所谓‘古典’戏剧”。
“三一律”虽有使剧情集中，冲突尖锐的作用，但更多的是束缚。
此外，古典主义对文学体裁作出高低之分，推崇悲剧，贬低喜剧、寓言和民间文学，反映了一种贵族观念。
第三、主张语言准确、精练、华丽、典雅，表现出较多的宫廷趣味。
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剧最有代表性，它们都具有庄重、典雅的风格，高乃依的悲剧多一点雄健，拉辛的悲剧多一点柔情，但同样都有雅致的特点。
诗体同典雅有密切关系，因为诗歌语言精练，而且出于押韵的需要，表达较之散文要委婉曲折；诗体悲剧比起散文悲剧，情调自然高雅一些。
古典主义诗剧往往是完美的艺术品，它们不仅达到两千行左右这一精练的标准，而且诗句优美。
《熙德》获得了“像《熙德》一样美”的赞誉，这句颂词不仅指剧本的内容而言，而且还指它的语言美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
高乃依的语言具有雄辩遒劲的阳刚之美，代表了古典主义的崇高风格，他的诗句达到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遒劲有力的气势。
拉辛的语言则具有柔情缱绻、细腻动人之美，代表了古典主义的优雅风韵。
他开创了一种独到的描写心理的诗歌语言。
古典主义文学对民族语言的规范化起到良好的作用。
第四、人物塑造类型化。
布瓦洛要求“凡是英雄都应该保持其本性”。
古典主义作家只追求“普遍人性”，性格单一。
他们把人的本质看作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抽象的属性，而不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将人物的性格塑造成凝固不变的嗜癖，忽略环境对人物产生的影响。
古典主义文学发展到后期，暴露出明显的局限性，引发了一场“古今之争”，这是对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发起的一次挑战。
沙尔·贝洛（1628—1703）等人认为今人应该胜过古人，他们从文学需要发展的观点出发，要求变革和摆脱桎梏。
布瓦洛充当了维护古典主义原则的角色。
这场争论到19世纪才得出结论。
古典主义文学以法国成就最大。
弗朗索瓦·德·马莱布是古典主义文学的开创者，他要求语言准确、明晰、和谐、庄重。
他反对七星诗社丰富语言的方法，不主张运用古字、复合字、技术用语等等，要让语言“纯洁”化。
其次，在诗歌创作上，他也反对七星诗社所主张的跨行、元音重复。
他用韵严格，规定了诗节的长短，表达倾向于冷漠，认为诗歌要说理。
他的创作少而精，《劝慰杜佩里埃先生》以劝告失去女儿的友人要节哀为内容，说理透彻而委婉，富有理性精神，格律严整，体现了他的诗歌主张。
皮埃尔·高乃依（1606—1684）是古典主义悲剧的创始人。
《熙德》（1636）根据西班牙作家卡斯特罗的喜剧《熙德的青年时代》写成，描写男女主人公在荣誉、义务与爱情的冲突中所作出的抉择，表现理性终于战胜了情欲。
这是古典主义第一部典范作品和奠基作。
剧本写出了男女主人公面对履行为父报仇（施曼娜的父亲因嫉妒罗德里克的父亲当上太子师傅，打了对方一记耳光）的义务而产生的内心冲突，罗德里克此时有一段精彩的内心独白：“要成全爱情就得牺牲我的荣誉，要替父亲报仇，就得放弃我的爱人，一方面是高尚而严厉的责任，一方面是可爱而专横的爱情!复仇会引起她的怨恨和愤怒，不复仇会引起她的蔑视。
复仇会使我失去我最甜蜜的希望，不复仇又会使我不配爱她。
”他对个人幸福的追求尽管强烈，最后还是向封建荣誉屈服了。
关键时刻他为国立功，击退摩尔人的入侵。
于是国王出面裁决，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国王是现实生活中阶级矛盾调停人的象征。
高乃依写过30多个剧本，较重要的还有《贺拉斯》（1640）、《西拿》（1642）、《波里厄克特》（1643）。
他的风格最突出之点是庄严崇高，这也是古典主义所追求的理想美。
他的剧本题材和内容崇高庄严，他主张悲剧要写“著名的、非同寻常的、严峻的情节”，即指往昔史实或传说中有名的插曲，要写有关君王、统帅、圣人、英雄的故事，情节要激动人心，“其猛烈程度能与责任和血亲的法则相对抗”，它牵涉到“重大的国家利益，较之爱情更为崇高壮伟的激情”。
根据这些原则写成的剧本，风格必然崇高庄严。
他的语言也显示了这种特点。
人物道白雄辩有力，充满激情，严谨周密，像格言一样铿锵有声，甚至到了夸张的程度。
古典主义悲剧的第二个代表是让·拉辛（1639—1699）。
他创作的《安德洛玛克》（1667）以女主人公为保全儿子生命所作的努力，展示了为满足情欲而置国家利益和义务于不顾的人物，谴责了贵族阶级的情欲横流。
特洛伊英雄赫克托耳的妻子安德洛玛克在城邦被攻陷后，成了希腊爱庇尔王庇吕斯的女奴。
庇吕斯爱上了她，以处死她的儿子为要挟，迫使她屈服，并居然拖延与斯巴达公主的婚期。
公主指使自己的追求者希腊使节杀死庇吕斯，又因后悔而自杀。
剧中的国王为了满足情欲不顾民族利益，公主为了泄恨超越报复界限，希腊使节为了迎合意中人的愿望而违拗使命，甚至成了弑君凶手，他们都缺乏理性。
唯有安德洛玛克一心要保存复仇根苗，机智勇敢，富有高度理性。
《费得尔》（1677）的女主人公身为王后，却爱上了国王前妻之子，她发现王子另有所爱后，便加害于他，最后悔恨交加而自杀。
她也是一个滥施情欲、缺乏理性的人物。
拉辛的后期作品有《爱丝苔尔》（1689）、《阿塔莉》（1691）。
拉辛善于刻画女性心理和思想发展过程：安德洛玛克先是想洁身自爱，随后感到不能两全其美，便企图牺牲自己，保存儿子，假装允诺与国王结婚；费得尔对自己的感情开始时守口如瓶，一旦时机成熟，竟脱口而出，被拒绝后又感到羞愧，待到国王返回，则迫不及待将责任推诿于人，最后王子遇难，自知有责，终于坦白。
人物心理发展过程写得细针密缕。
拉辛将“三一律”运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把古典主义悲剧艺术发展到高峰。
他的剧本没有多余的场面和插曲，更重要的是，剧本一开始，矛盾就已发展到一触即发的田地。
《安德洛玛克》选取各种矛盾尖锐冲突的时刻拉开帷幕，略去了矛盾的发展过程。
《费得尔》在女主人公吐露真情时开场，以前的故事不必赘述。
这样，总矛盾一下子爆发，在一天之内酿成悲剧便顺理成章。
另外，拉辛沿袭古希腊悲剧的命运观念，认为命运像恶魔一样主宰着人物的行动，悲剧美由此而产生，所以他的剧本总是描绘导致悲剧的必然过程，不像高乃依的剧本，需要给人物制造一些障碍，因此拉辛的剧本更具悲剧性。
让·德·拉封丹（1621—1695）的《寓言诗》（1668—1694）力图反映17世纪下半叶的法国社会，这是“一部巨型喜剧，幕数上百，宇宙是它的舞台，人、神、兽、一切都在其中扮演某个角色”。
拉封丹敢于揭露封建王朝的黑暗腐败，狮王的暴虐虚伪，大臣的逢迎拍马，官吏的贪赃枉法和强暴荒淫，小民的无辜和受宰割，都得到了生动再现。
在结构上，拉封丹力求将寓言写成压缩的剧本，有开场、发展、结局。
对话写得活泼自然，显示出人物的个性。
韵律千变万化，诗句自由而朗朗上口。
他将寓言创作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尼古拉·布瓦洛（1636—1711）是古典主义的理论家。
《诗的艺术》（1674）提出了古典主义的美学原则，成为古典主义的艺术法典。
他规定理性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必须模仿自然，自然指宫廷和城市生活；古希腊古罗马作家的创作经验是最高准则，必须遵守“三一律”；文学体裁有高低之分。
法国古典主义的散文创作也较有特色。
布莱兹·帕斯卡尔（1623—1662）的《致外省人书简》（1656—1657）为受压制的让森教派辩护。
《思想录》（1670年发表）阐述了对人生和宇宙的看法。
拉法耶特夫人（1634—1693）的《克莱芙王妃》（1678）被看作欧洲第一部较有成就的心理小说。
让·德·拉布吕耶尔（1645—1696）的《品性论》（1688—1694）以人物素描、格言警句、故事寓言等等，描绘了17世纪下半叶的社会风俗，尤以宫廷贵族和暴发户的人物肖像最为出色。
弗朗索瓦·德·费纳龙（1651—1715）的《忒勒马科斯历险记》（1699）主要取材于《奥德修纪》第四章，从中表达了作者的政治观点和治国主张。
英国的古典主义文学也取得一定的成就。
但它模仿法国古典主义的痕迹明显，独创性不够。
约翰·德莱顿（1631—1700）是古典主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
《论戏剧体诗》（1668）等阐述了古典主义法则。
《押沙龙与阿奇托菲尔》（1681）讽刺辉格党人阴谋拥立查理二世的私生子为王位继承人，写得诙谐生动。
他写过不少“英雄剧”，描写贵妇人和骑士的爱情纠葛，歌颂过时的理想，美化宫廷生活。
威彻利（1642—1716）写过一些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喜剧。
亚历山大·蒲伯（1688—1744）的创作使英国古典主义达到高潮。
《批评短论》（1711）宣传布瓦洛的理论，提出“优美趣味”说。
《夺发记》（1712，1714）描写两个天主教家庭的争吵，讽刺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
《致阿巴思诺特医生书》（1735）抨击为所欲为，道德败坏，却逍遥法外的身居高位者。
他的作品意象丰富，语言精练，有的名句如“错误人皆有，宽恕最可贵”成为英语谚语。
此外，德国的约翰·克里斯托弗·高特舍特（1700—1766）的《批判诗学试论》（1730）推崇理性，倡导“三一律”，对德国民族语言的规范和剧坛的整顿起过作用。
他的理论有助于启蒙精神的发扬。
俄国在18世纪才接受了古典主义的文学观念，主要是取其“歌颂贤明的君主”这一思想，为彼得一世的改革服务。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苏马罗科夫（1717—1777）的《霍烈夫》（1747）、《西纳夫和特鲁沃尔》（1750）等悲剧宣扬感情服从理智，权益服从义务的思想，形式上严守“三一律”，促成了俄罗斯剧院的诞生。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1711—1765）的突出作用是完成语言的建设工作，《俄文语法》（1755，1757）、《论俄文宗教书籍的裨益》（1757）根据古典主义的原则，把文学体裁分为高、中、低三种，规定每种文体所允许使用的词汇，为语言的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伊丽莎白女皇登基颂》（1748）充满高昂的爱国激情，赞颂英雄业绩，为他的诗律主张提供了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