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格言
基本解释[motto and maxim;adage;apothegm] 含有教育意义可为准则的字句盖闻盘于游田,《书》之所戒;鲁隐观鱼,《春秋》讥之;此 周孔之格言,二经之明义。
——《三国志·崔琰传》详细解释含有教育意义可为准则的话。
《三国志·魏志·崔琰传》：“盖闻盘于游田，《书》之所戒， 鲁隐 观鱼，《春秋》讥之。
此 周 孔 之格言，二经之明义。
” 南朝 梁 沉约 《奏弹王源》：“且非我族类，往哲格言，薰不莸杂，闻之前典。
” 宋 司马光 《河间献王赞》：“ 周 室衰，道德坏……
格言是什么?
格言，是指可以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言简意赅的语句，是人们机智的精华，众人汇成的睿智，是指导人生走向成功之路的法宝，时刻激励人生取得进步。
【词目】格言【拼音】gé yán【注音】ㄍㄜˊ ㄧㄢˊ【英译】 motto and maxim【基本解释】[motto and maxim;adage;apothegm] 含有教育意义可为准则的字句。
【引证解释】指含有教育意义可为准则的话。
《三国志·魏志·崔琰传》：“盖闻盘于游田，《书》之所戒，鲁隐观鱼，《春秋》讥之。
此 周 孔 之格言，二经之明义。
” 南朝 梁沈约《奏弹王源》：“且非我族类，往哲格言，薰不莸杂，闻之前典。
” 宋司马光《河间献王赞》：“ 周 室衰，道德坏……重以暴 秦 害圣典，疾格言，燔诗书，屠术士。
”朱自清《论标语口号》：“格言偏重个人的修养，名言的作用似乎广泛些。
”
格言组词接龙
格言 格言是一个人机智之精华，众人汇成的睿智.聪明人的智慧，老年人的经验，都在格言里面 格言，可以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言简意赅的语句。
从句法结构角度说，格言是相对完整、相对独立的句子，可以独立用来表达思想。
言简，促人有美德。
如：「满招损，谦受益。
」。
《宋史·吴玠传》：「玠善读史，凡往事可师者，录置座右，积久，墙牖皆格言也。
」 在内容上它是人生经验和规律的总结，具有教育意义；在语言形式上简洁而精练。
因此，格言与谚语、名言、警句、箴言等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可以说，只要是有教育意义的精练语句，都可以称为格言。
只是谚语来源于民间无名氏之口，或经众人加工而成，而名言则大多数出于名人之口。
1.名人说的叫格言 2.古人说的叫俗语 3.流传至今的叫谚语 ☆ 格言与谚语的区别： 谚语是人民群众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集体创造的，无法找出作者；格言是名人或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人说的话，作者确定，可以查到出处。
谚语的内容，大多是具体生产、生活经验的总结；格言则侧重树立人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
所有格言的内容都应该是积极向上的，如果是消极的，不能称为格言。
☆ 4.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像谜面的为比喻语,后一部分像谜底的为解说语. 格言 智慧的仓库里满储箴言 ——波斯谚语 人生格言 人生就是学校。
在那里，与其说好的教师是幸福，不如说好的教师是不幸。
——海贝尔 没有比人生更艰难的艺术了，因为其他的艺术或学问，到处都有教师。
——塞涅卡 人生不是一种享乐，而是一桩十分沉重的工作。
——托尔斯泰 谁若游戏人生，他就一事无成；谁不能主宰自己，便永远是一个奴隶。
——歌德 我们要把人生变成一个科学的梦，然后再把梦变成现实。
——居里夫人 要体验人生，就要把握现实，相信现实。
——拉蒂特 人的一生是短的，但如果卑劣地过这一生，就太长了。
——莎士比亚 人生如音乐，要用听觉、感情和本能谱成，不能只凭规律。
——Samuel butlev 生命格言 生命，那是自然付给人类去雕琢的宝石。
——诺贝尔 生命不等于是呼吸，生命是活动。
——卢梭 生命是一条艰险的峡谷，只有勇敢的人才能通过。
——米歇潘 生命如同寓言，其价值不在与长短，而在与内容。
——塞涅卡 生命在闪光中现出绚烂，在平凡中现出真实。
——伯克 谁能以深刻的内容充实每个瞬间，谁就是在无限地延长自己的生命。
——库尔茨 生命不可能有两次，但许多人连一次也不善于度过。
——吕凯特 命运格言 命运就是对一个人的才能考验的偶然。
——蓬皮杜 聪明的人造就机会多与碰到机会。
——培根 平凡的人听从命运，只有强者才是自己的主宰。
——维尼 如果错过了太阳时你流泪了，那么你也要错过群星了。
——泰戈尔 一个人的性格决定他的机遇。
如果你喜欢保持你的性格，那么，你就无权拒绝你的机遇。
——罗曼.罗兰 友谊格言 朋友需要你今天帮助,千万不要等到明天.____佚名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_____李白 和你一同笑过的人,你可能把他忘掉,但是和你一同哭过的人,你却永远不忘.____纪伯伦 谁要求没有缺点的朋友,谁就没有朋友!______谚语 朋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使友谊永存.——查理士 友情的纽带,或会因情绪激动而绷紧,但决不可折断.———林肯 周围都有好朋友的人,比四面楚歌的人不知幸福多少.__卡内基夫人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傅玄 情深恭维少,知己笑谈多.——谚语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孔子 树直用处多,人直朋友多.——谚语 怯懦的人,会把朋友送给刽子手.——罗曼·罗兰 朋友看朋友是透明的,他们彼此交换着生?——罗曼·罗兰 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谚语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谚语 真正的朋友应该说真话,不管那话多么尖锐…… ——奥斯特洛夫斯基 朋友间必须是患难相济,那才能说得上是真正的友谊.——莎士比亚 世界上没有比友谊更美好,更令人愉快的东西了;没有友谊,世界仿佛失去了太阳. ——西塞图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 信任一位虚伪的朋友,增加一个敌对的证人.——西班牙谚语 什么是朋友?朋友就是你可以精诚相待的人——西塞图 在这个世上,诚实的人最尊重,最珍视的莫过于真正的朋友,这种朋友可以说是另一个自我.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
历史教科书上对北宋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用人不当，二，改革触动了当时保守派所代表的封建官僚地主的利益。
当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会发现这两个所谓的主要原因其实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客观的来讲，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变法，其出发点都是好的，都是在立足于当时，针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弊病进行革新，富国强兵，但不敢说什么富民。
虽然孟圣人，民为贵，社稷轻之的思想是儒家正统，但封建士大夫断不会把它当了真的，只要国家财政充裕了，皇帝高兴了那就算是功德完满。
当然顺带造福了老百姓那也算意外之得，更能博得好名声。
变法最重要的是要得到皇帝的支持而不是百姓，当两者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会忠实的为他们的后台老板皇帝代言。
否者，你下去吧。
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正是领悟了这一精髓，在朝野一片反对声中，他的后台老板一直不遗余力、力排众议论地支持到底。
1067年，神宗嗣位。
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皇帝，总想要收复契丹和西夏占领的国土，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表达过，要将国库充实起来准备打仗。
作为一个积弱多年的国家，新皇帝的想法有些急于求成了。
他急需一个可以支持他大张旗鼓高歌猛进的宰相。
在欧阳修、、文彦博等（可笑的是这些人后来都成了新法的反对者，甚至受到了王的无情打压）的推介下，加上王安石自己做地方官时候积累的名望，他就进入了皇帝的视野，职位连续升迁。
一个急于求成，一个雄心勃勃，二人一拍即合。
于是王安石顺利出相，在皇帝支持下开始变法。
我们可以想象的是，神宗之所以变法，并不是要百姓“安居乐业”，他只是希望小小的穷兵黩武一下，所以从一开始，这次变法就充满了剥削色彩，这就是皇帝给熙宁变法定的方针基调，这就注定了变法的先天不足。
这就是变法的终极目标“富国强兵”，老板给了王安石这个命题，接下来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围绕它展开，与富民何干
出发点是好的，那就要来看看这个执行者的情况，计划总是要由人来执行的，王安石一个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人物，的名头可不是吹的。
同时他也是政务高手，在做具体事务时有自己的一套方法想法，20多年一直心甘情愿呆在基层工作，不愿入朝做京官。
善待老百姓，具有崇高的官声与民望。
变法前王安石年富力强，曾任多年地方官员，在朝中也几经沉浮，了解国政民情，虽未受大用，但在士大夫中享有极高声誉，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
人们称赞他质朴节俭，不嗜酒色财利；赞美他视富贵如浮云，不以自身荣辱进退为意；钦佩他好学深思，深通经术，成一家之学。
说：“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指王安石)不做执政为屈。
”尤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几年前上书宋仁宗，力陈“理财为先”的改革建言，与神宗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不谋而合。
英君贤臣风云际会，撞击出一串激情的火。
王安石的特立独行：他从不妥协，从不关注与考虑别人的意见，果敢自信、生机勃勃。
他用天然纯真近乎痴的的个性与完美的个人品行获得了后人的赞誉。
但正因为他的从不妥协，从不关注与考虑别人的意见，果敢自信注定了熙宁变法的失败，作为一个领导者可以果敢自信、生机勃勃。
但必须有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度量，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
但王安石这位有名的“拗相公”取太过自信，且不能容人，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一贯我行我素，导致朝中大臣多与他决裂。
这当中有人原来是他的靠山，如韩维、吕公著等人；有人原来是他的荐主，如文彦博、欧阳修等人；有人原来是他的上司，如富弼、韩琦等人；也有人原来是他的朋友，如范缜、等人。
虽然他们都是一时俊杰，朝廷重臣，却因为不同意王安石的某些做法而被逐一赶出朝廷。
特别是，念在与王安石共事数年的交情上，曾三次写信给王安石，劝他调整自己的治国方略。
可惜王安石就是执迷不悟，看一条驳一条，导致司马光最后与他分道扬镳，终身不再往来，直到公元1086年二人同年去世为止。
当下有考证说，王安石由于其偏执人格，所以不善听取不同意见，因而树敌过多。
偏执类型的人，一般都具有强烈的自尊心，并十分敏感，固执己见，自命不凡。
此外，人格偏执的人，还十分缺乏同理心，不能站在他人角度考虑问题，易将错误推诿他人或种种客观原因。
凡此种种，都会使当事人在待人处事中表现出种种的偏向、偏见、偏信、偏好、偏激行为，并给其及合作共事带来极大的阻碍。
许多史书，都把作为正面典型来歌颂，包括伟大的列宁同志对王安石的改革也是赞赏有加，罗斯福执政期间，曾派副总统来中国，搜集有关中国古代宏观经济调控的资料，以为做借鉴。
其中有有相当重要的资料，就是关于的。
王安石变法不放在任何环境中看确实是创举，可是真正实行下来，给当时的百姓带来了多少灾难，给当时的经济带来了多少损失
确实，按照林语堂的说法，这王安石变法确实是一个疯子的妄想
首先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满足老板富国强兵欲望的途径只有一个，就是理财，理财说白了就是搞钱，但这个钱该怎么搞呢
你不能平白的让大宋政府自各铸钱玩，社会流通货币必须和社会财富存在一定比例关系，以此来稳定物价，稳定市场，稳定社会。
同时在当时有没有所谓的对外贸易。
可以改革开放，挣外国人的钱，余下的只能搞活经济，但在当时自然农耕经济占绝对主导，商业作为微末的当时，财富总量是一定的，短期经济改革很难凸显成效，王安石一头指望着高歌猛进，短期成效便有了大跃进的味道。
让老百姓手里的钱活动起来，便把老百姓的钱“理”进了“官家”的口袋。
几乎每次朝会，司马光、苏轼等人都诘难王安石这个问题，王没法正面回答。
但他有一套为变法立言的原则：，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
他甚至扬言：“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
”有此信念，在他看来，即便民众的利益受到一些损失，那也只是改革的成本。
他是光顾自己一逞政治抱负，变法变得快活，而置百姓的生存于不顾。
漠视弱势群体的血和泪。
政治家是不会认错的。
王安石主持的变法，成了大宋政界围绕新法是“利民”还是“害民”展开争论而形成的最大的一场政治角力，政见不同的臣僚纷纷发表看法，难以骑墙。
原来的中书和台谏班子，多数是变法的反对派，所以，王安石主持中央政局之后，对这些部门进行了大清洗，逐谏官，罢谏院，排中丞，撤中丞，贬御史，等等。
就列举熙宁元年至四年被王安石罢免的十九位台谏名单。
并且，引进同党李定、薛昌朝、谢景温，等等，基本封杀了反对的声音。
于是，轰轰烈烈的变法期间，或者是“台谏之臣，默默其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规避百为，不敢居是职者”，或者是执政大臣“专用其亲爱之人”为台谏官，“或小有违忤，即加贬逐，以惩后来，必得佞谀之尤者，然后为之”。
在这种功利目的前提下引进的台谏，往往多观言察色、见风使舵之辈，有的声嘶力竭为变法呐喊助威，好也好，不好也好；有的扛着一个拥护变法的大招牌，行灭杀政敌、搜刮民财之事，如“乌台诗案”中陷害苏轼的李定、舒
等。
南宋章如愚在《山堂考索续集》中谴责说：“安石作俑，始于钳天下之口。
” 一方面是上层政场上的清洗，另一方面就是对下层百姓的言论封堵。
为了防止百姓不满而讪谤帝国伟大的新法，熙宁五年春正月，朝廷下令在首都设置逻卒兵丁，对百姓实行“监谤”，不许乱讲新法如何。
“深疾谏者，过于仇雠；严禁诽谤，甚于盗贼”，“潜遣巡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
” 今天很难理解一个好的改革方案怎么会闹上至公卿下至黎民皆怨声沸腾。
同时改革者还要钳民之口。
作为一个诗文词章中体恤民疾、赈济困乏的王安石在这场变法中已经找不到踪迹，他甚至连最基本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都抛到了脑后。
易中天说王安石是一个动机至上主义者。
在他看来，只要有一个好的动机，并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有一个好的效果。
民怨与他何干。
大夫公卿反对与他何干。
老子认定的事十头牛都休想来回来。
君子退则小人进，毛主席曾有一句名言：“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王安石变法不仅政策有误，用人更是有误，起用了一大批虽顺从己见却阴险狡诈之徒，最终导致“小人乱政”，“奸人坏法”。
王安石的变法无法得到主流士大夫的支持，只能选择一些有冲劲但未必有人品的人来执行他的新法，不管黑猫白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
这是很多人对王安石变法用人主旨的看法，但我觉得也对也不对。
王安石选用的这些人有些是有些才能，但未必是对变法有益的才能，还有些连才多说不上，只单单是能够支持表法，为变法摇旗呐喊，便也委以重任。
王安石最重要的支持者与助手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人，尽是后世声名狼藉之辈，绝大部分都被列进了官修正史《宋史》的奸臣册中。
这些人初入官场时，大多做事尽心尽意，尽显才干；但时间久了，他们便以王安石为榜样，用人唯亲，排除异己，并做事急功近利，唯利是图，为达目的可以做出种种人所不齿的事情来。
古人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作为一个在文坛有才名，做官有清名，做人有贤名的王安石怎么就和这帮子人厮混作一堆了呢
王安石自尊心太强了，也十分敏感，固执己见，自命不凡。
同时还十分缺乏同理心，易将错误推诿他人或种种客观原因。
这使得在待人处事中表王现出种种的偏向、偏见、偏信、偏好、偏激行为，并给其人际沟通及合作共事带来极大的阻碍。
王安石早年在《上仁宗皇帝万言书》提出了“教之、养之、取之、任之”的人才观，认为若“有一非其道，则足以败乱天下之才”。
可惜，王安石口头上讲用人要从长计议、任人唯贤；行动上却急功近利，滥用亲信。
这虽为他的政策执行带来一时的便利，却为他的变法失败埋下了祸根。
而到了后来，北宋的朝政已不再是变法与否的争论，而是疯狂迫害异己的斗争。
想来这都是王安石偏执人格惹的祸
而那一帮奸佞之臣往往没有立场，唯利是图，可以厚颜无耻，颠倒黑白，对王安石马首是瞻，在此急需用人之时，使几乎孤立在士大夫之外的王安石有了依傍和归属，便引为知己做了同志。
王安石由于其过于自信偏执，得不到大多数比较清醒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支持，同时也给奸诈小人以专营之机。
不无法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来完成“熙宁变法”的大业。
一个人格不完善的人，是无法领导社会进步的。
说到底，一个性格“拗扭”之人，何以包容天下，礼服众心呢
说完了变法目的的天生缺陷，变法领导者和支持者的人格缺陷，接下来要考究的是变法的法自身有没有问题。
首当其冲的是青苗法，青苗法是当时最主要的一项变法也是后世最具争议的一项政策。
所谓青苗法就是由政府以低于私人利率的利率向农民贷款，农民以地里的青苗为贷款抵押。
王安石在当地方官时这种作法效果不错，在陕西推行时也颇受欢迎。
但当推向全国时，却引发了灾难性后果。
各地都有固定的贷款准备金，上级下达的任务是要全部贷出去，并完成百分之二十的增值。
有了硬指标，官员们就要用硬手段。
“千里来做官为的吃和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凡为官者必有私欲。
烂透的大宋王朝，新法沦为一条生财之道。
为了最大的谋取私利，有些地方官员甚至把利率提到了30%。
到最后青苗法代替民间资本成为官家垄断的高利贷生意。
他们还根据农户的经济状况，将之分为不同等级，各自要承担不同的贷款额度，而不论你是否需要。
同时，为了保证还贷，又让富户与不同等级的农户结为利益共同体，由富户提供担保或抵押。
青苗法实行后连年自然灾害，官员逼债，当时因为还不了钱的百姓很多，没有即时逃亡的就被投入监狱，老百姓坐牢之后，田地自然就荒废了。
在当时原始的自然经济下，没有重大的生产技术革新，生产力很难在短期得到提高，社会财富的积累只能依靠人，当大量的劳动力投进监狱，或抛荒盲流后，财富还靠什么来积累，这创造的钱怎么也不会比以前多，可是皇上还等着看变法的成效，这个成效就是眼睛看得见的钱财。
恶性循环之下，逼迫更甚，从而导致农户纷纷破产，连富户也无法幸免。
然而这仅仅是表面上我们看到的原因，强行摊派，政绩工程的荼毒，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青苗法的实行完全违背了经济学原理，从王安石变法中我们可以看到，青苗法和常平法本应当由两个相互独立的机构来实施，而不能有一个机构来实施。
应为青苗法本身是有赢利性质的，而常平法则无赢利性质。
两则共为一个机构的职能，势必成为寻租之牺牲品，无法执行常平的只能。
而常平不在青苗法必成搜刮民膏之猛虎。
王安石公然允许青苗法之收益添支吏人餐钱，吏人必定运用常平之力量，更加增大价格波动，并运用青苗法获取暴利。
王安石变法前，大宋有常平法，即常平仓负责吞吐货物来稳定社会物价。
其不以赢利为目的，作用类似于中央银行。
王安石变法后设置了青苗法，通过向农民发放信贷来控制春秋不同季节的货币投放总量，并允许获取利润以作实施青苗法吏人的餐钱，其作用类似于商业银行。
当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合作一家。
悲剧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均输法与市易法目的在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对百姓的垄断与盘剥。
但这项政策的实质是用官商代替民商，管倒代替了民倒。
而且管倒还有政府撑腰，制度护航，岂不知官商比民商更坏。
一来民商之间还是有竞争的，垄断程度和能力有限，盘剥程度也有限，但当国家垄断了市场、货源、价格时，其盘剥的对象扩大到民商和百姓。
在这种新法之下，政府官员控制了批发与零售业务，普通商人无论大小要做生意先要经过官员的几道审批关口。
交易费用由于贿赂官员而大大增加了，物价上涨不说，许多商人无法经营下去，工商业凋零。
除了掌握交易权的官员致富之外，对整个社会和百姓又有什么好处呢
在国家垄断和官家直接与民争利的情况下，政府还怎么平抑物价，稳定市场。
发挥经济杠杆作用呢，如此下来政府反倒成了兴风作浪的源头。
很多变法的条例，出发点不可谓不好，但当国家成为最大的庄家后，官员便有了贪污的便利，也有了盘剥贪污的动力。
相比后世，雍正年间的火耗归公政策取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样是理财，同样是在老百姓手里抢银子，但最终的结果却是皆大欢喜。
明代中期实行一条鞭法后，赋税普遍征银，百姓所缴的银子由于纳税量不太多，大多以小块的碎银为主，各州县衙府汇总上缴国库时，要将碎银熔炼成大块，在碎银熔炼过程中发生的损耗，州县官吏要求百姓补足，于是在应缴税银之外，纳税人还要多缴一些，这多缴的部分就叫“火耗”，用来补偿熔炼碎银损耗和运输费用。
按照碎银熔炼损耗规律，一般损耗率在1%-2%左右，而州县官吏却大肆多征，每两加耗到二三钱，附加税达到正税的20%-30%，有时更高。
清初，征收火耗比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文献记载，康熙后期各省征收火耗一般省份达到三四钱，最高的达到七八钱，百姓不堪重负。
清代火耗征派量加大，除地方官吏贪得无厌，借火耗之由巧取豪夺外，还与清初官员实行低薪制度、允许地方官吏加征火耗补其不足有关。
火耗的狂征，一方面腐蚀着整个官僚队伍，另一方面，加重着人民的负担，同时也影响了国家税收的增长。
为此雍正实行火耗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其要点有四：第一，公开声明“州县火耗原非应有之项”，之所以继续收取，是出于补助地方政府办公费用不足和发放官员养谦银的需要；第二，各省委托所属州县按照规定的火耗率组织征收，收取的火耗全额上缴国库，再由中央下拨，以补助地方公务开支及发放养廉银，同时规定地方必须接受中央的检查和监督；第三，各省可根据情况灵活掌握火耗征收，但必须在中央规定比例内只能降低，不能提高，擅自提高者，严加惩处；第四，发放养廉银后，如地方官吏还私下加派，掠夺百姓，贪污受贿，应严历惩处。
经过6年的努力，雍正在全国各省实行了火耗归公的改革，被称之为“万世不易之法”。
此次改革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一是加强了中央集权，削弱了地方财权，一向由地方支配的火耗收入转为中央集中控制和管理，增加了地方政府对中央的依赖程度；二是遏制了地方官吏私自滥征加派的歪风，澄清了吏治。
火耗归公后，中央对各省征收火耗银由过去的暗收复为明收，并规定征收率，大大遏制了地方官吏滥征加派之风。
同时，中央拨补地方行政开支不是，发放地方官吏养廉银两，促使地方官吏大大减少了腐败作为；三是减轻了百姓负担。
火耗归公后，各省火耗率一般固定在10%-15%左右，百姓负担大减；四是大幅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
仅仅十几年时间，国库存银由康熙末年的800万两增加到雍正末年的6000万两。
其实关键一点在人心，原来火耗的收取多少都入了官员的私囊，现在不行了，国家有了征收比例的严格要求，多收了也进不了自己的口袋，于是乎，便没了多少盘剥贪污的动力。
而王安石变法所有的政策都成了官员从中谋私，鱼肉百姓的工具。
贪污本不需要动力，当官家给了便利，政策从中帮忙后，不要说动力了，简直就是政府拿着鞭子叫你去盘剥，不贪污都成二百五了。
出发点还好，富国强兵，但先天不足，急功近利。
领导者太自我，得不到主流社会的支持，没有好的团队，尽是些奸佞小人，政策有误，助长了腐败，压榨了百姓，导致广大底层民众的强烈反对和厌恶。
天时，地理，人和，兼不占，老天爷也不帮忙，变法期间连年灾荒。
导致民生凋敝，民怨沸腾。
王安石变法一疯子的妄想不为过也。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还原事件的真相，思辩历史的真伪。
不迷途于书，不迷失自我。
地域歧视的历史有多长
春秋战国时期，确实有几个国家的人是大家开地图炮的固定对象，长期扮演着“处女座\\\/五仁月饼\\\/国足\\\/春晚\\\/二战中的意大利\\\/中超里的北京国安”这样的形象……（95年就开始看国安的大处女座张不叁，因此锻炼出了一颗大心脏）这些倒霉鬼，我们一个一个说。
你被黑,因为你是异类对于“到底哪国人最蠢”这个问题，春秋战国的诸子大师们似乎早已达成了共识，不约而同把矛头指向了同一个国家：你是某国一位农夫，觉得地里的禾苗长得慢，索性挨个把它们拔高一截，满心以为它们会长势更好，过两天一看，禾苗全枯死了。
是的你猜到了，这是“揠苗助长”，记载在《孟子》里。
你是某国一位农夫，这天看到一只兔子撞树上死了，赶紧把它拖回家吃了顿兔子肉，从此天天守在树旁等兔子，结果等到田都荒了也再没等到。
对，这就是“守株待兔”，记载在《韩非子》里。
你是某国一位农夫，穷得只能穿麻，这天你像一只慵懒的猫咪一样蜷在春日暖阳下打着盹，忽然想到国君应该不知道这种快乐，如果告诉他肯定会得到赏赐，结果刚一提这个念头，就被大家好好嘲笑了一番。
这个“野人献曝”的成语，记载在《列子》里。
你是某国人，这天丢了一件黑衣服，路上看到一个姑娘也穿黑衣，你上来就要扒人家衣服，说是自己丢的那件。
姑娘辩解说这件不是你的是我的，你还振振有词：我丢的是丝衣，你穿的是单衣，我只要求单衣抵丝衣，你已经占便宜了
姑娘只好大喊抓流氓。
这个故事记载在《吕氏春秋》里。
你是某国的士子，出国读了三年圣贤书，回来就很不礼貌地直呼你妈妈的名字，你妈很不爽，你还声称，在自己心中，最伟大的就是天地和尧舜，对它们我都直呼其名，喊你的名字有啥
这个故事记载在《战国策》里。
最恶毒的是这个：你是某国使臣，替君王出使秦国后被秦王赏了一百乘车，你回国后跑到庄子面前嘚瑟，大师却挖苦你：我听说秦王因为有隐疾而向天下悬赏，为他弄破痈疮的，赏一乘车；为他舔XX的，赏五乘车；总之，为他干的事越恶心，赏的车越多，你到底干了多少下作的事，才得了这么多的车
这个故事记载在《庄子》里。
……这个总是不幸被黑的某国，是宋国。
所以当时的列国之间，很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我来给大家讲个笑话吧
”“好啊好啊
”“从前，有一个宋国人……”“哈哈哈哈哈
”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沦丧
为什么诸子大师们总要组团来黑宋国
宋国人到底惹谁了
这里边的奥妙，恐怕与这个国家的历史相关。
了解春秋战国的人都知道，宋人是殷商王族的后裔。
周王室灭商之后，为了安抚殷之余民，不仅没有对他们赶尽杀绝，反而把纣王的叔叔微子启封到了殷商故地，这就是宋国，都城在如今的河南商丘一带；而且爵位是等级最高的“公”，注意，当时只有鲁国的周公、燕国的召公等寥寥几位功勋能享受这个称号，连姜太公都要低一级，只是齐侯。
足见周王室对宋国的宽厚。
倘是狮子，夸说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
对任何人或者国家来说，“德薄而位尊”都是件“是儿欲使吾居炉火上耶”的危险事，“公”国头衔简直成了宋国的原罪——一群亡国之民，何德何能享受最高等级的尊荣
那些心里住着赵日天的诸侯们并不服。
而随着周王室的衰弱，就连这个来自王室恩典的耀眼光环也一天天黯淡下来，诸侯们看宋国的眼光，更可能类似革命党看前清遗老的那种感觉。
在文化上，宋国同样是异类。
殷商文明与周文明差别极大，周是典型的农耕文明，无论是那套文质彬彬的礼乐制度还是温情脉脉的价值观，都适合田园诗一样的生活；殷人则除了农耕，还广泛从事渔猎、畜牧尤其是商贸活动，妇好墓出土过近7000枚的贝壳货币，历史上殷人更迁徙了足有13次之多，可以说，殷商文明中带有相当浓厚的商业文明色彩。
体现在文化生活等方面，殷人往往显得热烈奔放，想想殷商贵族中嗜酒如命的风气，是不是和古希腊、古罗马有点像
作为殷人后裔的宋国人，也势必保留了先祖的诸多文化习俗。
《礼记·檀弓》里，临终前的孔子自称是殷人的后代，还说按殷人习俗，灵柩应该停在房屋的两楹之间，周人则是停在西阶之上。
不难想象，类似生活细节的差异，也势必会像如今的豆腐脑咸甜大战一样，为宋国人招来其他国家民众的各种嘲笑。
更重要的是，宋国的确颇有些抱残守缺的执拗劲，连太史公都在《货殖列传》里开了回地图炮，说宋地“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要知道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君子”相当于“迂腐”的代名词，简直和“好欺负”没什么两样。
这点在他们的形象代言人宋襄公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泓水之战“不击半渡之兵”的故事是如此奇葩，至今读起来依旧槽点满满，再加上伟人那“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的评语加持，人们很自然在脑海中形成了“愚蠢=宋襄公=宋国人”的等式。
你被黑,因为你是弱者也许，稍微能让宋国人感到点安慰的是，自己不是唯一被黑的群体。
还有几个国家的人为他们分担了不少嘲笑，郑国人就堪称宋国人的难兄难弟。
提起与郑国相关的段子，你肯定会条件反射般想到“郑人买履”。
这个嘲讽教条主义的笑话从题目就开启了地图炮，另一个经典程度与之不相上下的是“买椟还珠”，嘲讽了郑国人不懂取舍、因小失大。
此外还有几个段子知名度不够高，但同样槽点满满：一位郑国人叫屈公，一听敌人来了，立刻吓死了；等敌人走了，马上就活了过来。
一位郑国人得到一个车轭，不知道这玩意儿叫什么，问了一个人，告诉他叫“车轭”，不久他又得到一个车轭，再问，别人也告诉他叫车轭。
郑国人恼了：刚才是车轭，现在又是车轭，这车轭怎么就那么多
你骗我呢吧
和人打起来了。
郑国人卜子这天让妻子给自己做裤子，妻子问他做成什么样，他回答：“要和我的旧裤子一样。
”结果妻子做好后，参照旧裤子上破的地方，在新裤子上也弄出了几个窟窿。
还是卜子的妻子，这天她去集市上买了一只活王八回来，路过颍水的时候以为王八渴了，把它浸到水里，王八就跑了。
两个郑国人比谁岁数大。
郑国人A说，我和尧帝同岁；郑国人B说，我和黄帝他哥哥同岁。
他们的牛皮一个比一个吹得大，那么最后谁赢了
答案是，后闭嘴的那个。
尽管郑国人也被黑得很惨，但和宋国人不同的是，黑他们的只有一个人——韩非，因为以上这些故事统统记载在《韩非子》里。
韩非和郑国人什么仇什么怨
其实倒未必有仇，很可能只是出于韩国人（战国七雄那个）的优越感。
正如阿Q在赵太爷面前唯唯诺诺，却也敢鄙视王胡小D、欺负小尼姑一样，面对其他战国只能抱大腿的韩国，好歹还能灭掉更弱的郑国，还把国都从阳翟迁徙到了郑，更名为新郑。
这场胜利成为韩国人不能再薄的战功记录中为数不多的亮点，或许当他们面对当地那些被征服者时，也能像二战后驻扎在日本的美军那样找到各种优越感。
还有人特意考察过韩非编排过的那些笨蛋的国籍：郑人、宋人、鲁人、卫人、齐人、楚人……并对他们的母国进行了分析，发现在《韩非子》大体成书期间，郑、宋、鲁三国都已灭亡，卫国虽然没有亡国，但始终没什么存在感，齐、楚两国在战国末期也已奄奄一息，换言之，这些国家要么“药丸”，要么“乙烷”。
既然《韩非子》本身就是一部探讨治国理政的典籍，找那些失败的国家当反面教材，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你被黑,因为你有黑历史第三位专业背锅侠，是楚国人。
谁都知道，楚国一直是特立独行的存在，它是为数不多先强大起来、再被周王室承认的诸侯国。
最绝的是，楚武王熊通也是最早自封为王、企图与周天子平起平坐的诸侯，而且表现得十分狂妄蛮横：之前攻打随国时，随国辩解说：“我无罪。
”熊通的回答是：“我是蛮夷。
”很容易猜测，“我是流氓我怕谁”势必从此成为楚国人的专属标签，“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评语正是送给他们的。
楚国本身也不乏各种黑历史。
春秋时期的晋楚争霸，两国总体而言互有胜负，但总不乏楚人被晋人耍弄的细节，比如城濮之战，他们先是被晋军的“退避三舍”牵着鼻子多跑了近百里路，又被对方蒙着虎皮的战马吓得不轻；又比如邲之战晋军败战，车子卡在路上，楚军追上来后好心教他们怎么逃跑，反而被晋人嘲讽：还是你们对逃跑有经验，我们不行。
战国时代更不用说，楚怀王被秦国扣押、楚王陵被秦军烧掉，全是奇耻大辱。
种种因素叠加下，作为“他者”的楚国人，也成了中原段子手们的笑柄，正如欧美人总爱编苏联人的笑话、爱国导演们变着法儿地拍抗日神剧一样。
首先出场的是晏子，凭借“橘生淮南”的比喻狠打了楚国人的脸，使他们扮演了一回因骄横而自取其辱的角色。
接下来是吕不韦，他编纂的《吕氏春秋》贡献了“刻舟求剑”这个著名成语。
另一个比较小众的黑楚段子是，楚国想偷袭宋国（争夺“谁最蠢”的锦标吗
），派人先测量好澭水的深浅，而且设好了标志，没想到澭水突然上涨，毫不知情的楚人依然按标志在夜里悄悄渡河，结果淹死一千多人。
两个段子的主题很相似，都是嘲笑楚人不懂形势的变化，这样看来，他们真应该和宋国人好好切磋下智商。
最善于群嘲的韩非自然也不会放过他们，虽然他给楚国人编的段子远不如宋国人和郑国人多，却贡献出“自相矛盾”这个是中国人就知道的成语，当然代价是楚国人又一次惨遭打脸。
《战国策》则有“画蛇添足”这又一经典段子，倒霉的楚国人不仅没喝上酒，还因为费力不讨好被笑话了两千年。
相比宋国人和郑国人，楚国人被黑的另一个特色是，历史更持久，当然原因主要是国祚比那两国更长，秦末那位名不见经传的韩生就送给呆霸王项羽一顶“沐猴而冠”的帽子，这个比喻是如此传神，以至于项羽谢谢他八辈祖宗的方式是把他投入鼎中烹杀，从而成功树立起“我是混蛋”的光辉形象。
甚至直到明代，刘伯温还在《郁离子》中编了一个“楚人患狐”的故事：一个楚国人因为田里闹狐狸，请人做了个假老虎，把狐狸吓瘫了；后来田里闹野猪，又用假老虎把野猪捉住了；再后来一只怪兽“驳”出现在田野里，他如法炮制，结果被怪兽咬死了——瞧，内核仍然与“刻舟求剑”相通。
就你被黑?别逗了,人人都在互黑仔细考察起来，其它各主要国家的国民，其实都有过被黑的段子，只是比起以上三个公认“智硬”的国家，没那么明显而已。
在好几个段子中，齐国人都保持着大体一致的脸谱化形象：贪小便宜好面子。
最有名的笑话仍然出自韩非笔下（韩非这是得罪了多少个国家啊，韩国天天被各国轮，真的和你无关吗
），这就是“滥竽充数”，人们的注意力或许更多放在南郭先生如何偷奸耍滑上面，不过恐怕很少有人会注意齐宣王，正是他的好排场，才会让骗子有可乘之机。
另一位大师孟子曾长期当齐宣王的座上客，当然更熟悉齐国人，他老人家在教训人这方面很失败，编段子倒很成功，比如那个“齐人乞食”的故事，尽管单身狗们普遍好奇，他是怎么娶到一妻一妾的，不过这位乞丐既要占便宜，还要打肿脸充胖子，也可谓极品渣男了。
列子则直指齐人的贪婪，他讲过“齐人攫金”的故事：一个齐国人想发财想疯了，这天在集市上看到有人在换金子，直接抢了一把就跑，被抓住后人家问：这么多人都在旁边，你怎么敢拿人家金子呢
齐国人理直气壮地回答：我眼里只有金子，没有人啊。
和“郑人买履”类似的故事是“杞人忧天”，这个故事记载在《列子》中。
要不是题目就开了地图炮，相信没人知道它在哪里（据说是在如今河南开封东南的杞县），也许会让你惊讶的是，这个小破国竟然还是夏禹的后代，与宋、陈并列为“三恪”（被分封的三个前代政权的后裔），不过既然有幸和宋国并列，那他们的形象，呃……燕国人的知名笑话虽然只有一个“邯郸学步”，不过却喜感十足，爬着回家这种画面，也只有毒舌不亚于韩非的庄子讲得出来。
众所周知，燕与赵的关系类似韩国与日本、苏格兰与英格兰，也就是说，外人总习惯把他们当一回事，他们自己之间却相互鄙视。
尽管庄子未必有讨好赵国人的本意，但这个故事还是大受赵国人欢迎，以至于后来邯郸甚至还有一座据说始建于明代的“学步桥”，不仅担任着城市名片的功能，也见证着赵人对燕人经年累月的嘲笑。
晋国的风流尽管早被雨打风吹去，段子却很少，《吕氏春秋》里的“掩耳盗铃”黑了一把范氏，《战国策》里“南辕北辙”的故事黑的则是魏国人，不知这是否因为晋国终究是赫赫五霸之一，大家觉得黑起它来说服力不够。
刨去列国间政治和文化上的冲突，诸子大师们热衷于拿各国开涮，也与“寓言”这一体裁本身相关。
要知道，讲段子只是手段，真正目的是让听众读者接受自己的学说，庄子就说，假如你引用圣哲们的名言，或许十句中有七句会让听众相信；但假如你讲寓言，十句中就有九句让人信了。
而想要“让人信”，自然要在细节上真实具体，比如故事主角，最好是大家都知道也都熟悉的，所以名人的段子是最受欢迎的，韩非就总爱在书里编排各位君王和先贤，比如孔子就经常被他黑，也没人计较故事的真实性。
退一步讲，如果不是名人，至少主角的信息要尽量明确，比如说相声，“从前有个人”，砸挂效果肯定比不上“街坊家二他爸爸”，又比不上“于谦老师的父亲王老爷子”，更比不上直接拿身边捧哏的于谦老师开涮，更能逗人发笑，只不过就得委屈这爷儿俩了。
最后，你也许会好奇：为什么关于秦国人的段子那么少
答案明摆着啊：敢拿秦国编笑话，不想活了
三国杀钟会新皮肤的台词是什么， 我记得有句话是这样说的，避其锋芒，已待战之，是这样吗
求完整的台词
权计：1备兵驯马，以待战机2避其锋芒，权且忍让自立：1金鳞岂是池中之物2千载一时，鼎足而立。
排异：1艾命不尊，死有余辜。
2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徽州宗族与祠堂的资料谁有啊
毛概作业啊
遍建祠堂——徽州宗族宗法的物化表征 徽州由于高台域垒式、丛山环峙的特殊地理自然环境，历史上由北方和各地陆续徒入的众多氏族在“程朱阙里”之地受到朱子理学的充分浸润和熏陶，对封建宗法的重视和强化都不遗余力。
自从明代嘉靖十五年夏言奏请乞诏天下臣民可立祠祭祖之后，徽州各宗族即兴起了大建祠堂的祭祖之风。
弘治《徽州府志》载当时徽州建有祠堂15座，到嘉靖《徽州府志》卷二一《宫室》中即扩充到有祠堂213座。
在明弘治间尚无祠堂记载的徽州祁门县，嘉靖间已载有祠堂31座，到明万历间，祁门的祠堂已是“堂室家有之，不可胜载”了。
仅县志就登录了祠堂56座。
在徽州被称为“天下汪”的汪姓宗族和程姓宗族，历史上所建的祠堂就有数千座之多。
（5）黟县千年古村古筑，孙氏宗族就建有“尚古堂”等30多座祠堂，村中程氏、毕氏、何氏还各建有一座祠堂。
（6） 徽州各宗族遍建祠堂，无一不是宗法理念的物化，都是要“著敦本明伦之义，彰敬宗收族之仁”。
徽州各宗族都有共识：“治人必先于重祭，亲唯一本，而祭必有祠。
”“敦孝必始于推恩，如万物向荣于春，即根生而枝播等百川朝宗于海复汇流而导源。
”因此，他们都把“祖庙，祀产，宗谱”视为宗族“敦睦”之要。
“宗谱全则敦睦有其据，祖庙整则敦睦有其地，祀产备则敦睦有其资，三者相须不可缺一。
”（7） 徽州方氏宗族是汉代由中原徙歙县东乡的古老氏族，方氏宗族为祭其迁徽始祖方储修建真应庙的历史，是徽州宗族兴衰的一个缩影。
东汉永元年间（89—104），因为“歙南柳亭山为黟侯（方储）潜修地，并立庙于柳亭西小山上祀之，历晋、宋、齐、陈、隋、唐五季，”可见徽州方氏祭始祖的祠堂早在一千八百多年前就有了，所以人称真应庙可能是徽州最早的“祠堂”。
据《歙淳方氏会宗统谱·真应庙》记载：该祠庙北宋端拱元年（988），由其族裔方忠正移建到柳亭山麓，并开始置祀田，招僧人守视，宗政和三年（1114）朝廷特赐庙额“真应”；元代初年族裔方兴重新修整，清复祀产；明代洪武四年（1372），李善长复查天下姓氏，方氏列居首姓，徽州方氏宗族在真应庙祖祠立宗支板图悬挂；明永乐间（1403—1424），族众增置真应庙祀产、庙基地、祀田，还铸庙钟以载；明万历间（1573-1620）真应庙已有祀田80多亩；明弘治十五年（1503），守祠的僧人福清易庙为寺，霸吞祀产，方氏族裔方德师告到府衙，终由知府何歆判归；至弘治十八年（1506），福清又典卖真应庙祀产，方德师复控于县衙，反被系禁，久羁囹圄，官司一直打到京城，“赴阙呈奏”，结果方师德胜诉，断田归庙，福清等坐罪驱逐，这次官司历时两年，化费千余缗；明万历十三年（1586），守祠庙僧真珙和地方恶棍潘礼等又籍故侵吞庙产，方氏族裔方孟林等再上书官方，追回庙产；万历二十四年（1597）又追回强吞祀谷；万历二十六年（1599），又有人和寺僧勾结谋吞真应庙，占造屋产，经族裔方鳌等控告，追回田产。
为了保住方氏宗族祖祠，明万历间徽州方氏宗族改变了招僧守祠的方式，万历三十六年（1606）复庙业，宗内各支派合同轮司祭事，三十七年（1607）方弘静等将徽州方氏十派会同议合同并呈县衙钤印，以保祖永祀。
此后，真应庙方氏祖祠经明末、清代漫长岁月的历史风霜，或兴或残。
时有复兴、重修、扩充，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遭拆毁、清基，成为历史。
真应庙徽州方氏祖祠修建的兴废历史，只是徽州各宗族兴建众多祠堂的一个典例。
正是在这些宗族家庙、统宗祠、宗祠、支祠、家祠的大量兴建中，徽州宗族的祭祀先祖有了一个个实在的空间，其宗法制度有了一个个实施的实体，在徽州宗族各类祠堂中，都无一例外地在寝殿中供奉着按朱熹《家礼》中所规定的先祖的神位，许多祠堂高悬着宗族祠规、族训的粉牌，在各种节日，在这些祠堂中都进行着庄严隆重肃穆的祭祖大典。
祠堂，成了徽州宗族祭祀、议事、励学、警诫、执法的重要场所。
徽州祠堂大多有祀田、祠产，方氏真应庙就是有丰隆的祀产才得以维持十几个世纪长盛不衰的。
徽州宗族为了自身的繁盛发展，将封建宗法在徽州地域社会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还创造性地建起了各类专门祠堂，象歙县棠樾鲍氏宗族专祀孝子的“世孝祠”，专为祀女姓先祖而建的“清懿堂”女祠、黟县西递的“七哲祠”、祁门沥口“贞一堂”边的“庶母祠”。
呈坎村中的“ 则内祠”、“一善堂”，绩溪龙川胡氏宗祠边的“特祭祠”。
这些特色祠堂的修建，使得徽州宗族文化生态更为丰富多彩。
千奇百怪的各类“专祠”的构筑，从建造规模、装饰基调到供奉对象，都进一步生动地诠释着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丰厚蕴涵。
至今仍保存在徽州城乡的大量徽州宗祠，透过其五凤门楼高耸、马头墙矗矗的风姿，人们仍可以感受到历史上徽州宗族社会的强烈宗法信息。
广修族谱——徽州宗族宗法的血脉延续 如果说遍建祠堂，组构了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平面空间，那么，广修族谱，则是从历史记忆的角度，纵向构筑了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立体空间。
中国封建宗法重“敬宗睦族”，而敬宗睦族，除建祠堂祭祖外，最重要的就是修族谱。
人们把修族谱提到了“一家之有谱，如国之有史”的高度。
祖籍徽州的程颐就认为：“管摄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立宗法也”，“宗子法废，后世谱牒尚有遗风；谱牒废，人家不知来处，世无百代之家，骨肉无统，虽至亲恩亦薄也。
”苏洵有言：纂修谱牒是立德、立功、立言“之一端”，“三世不修谱则同小人矣”。
朱熹也提出：“谱系者，所以承天而委其命也。
” 徽州宗族，不少是中原世家大族，有的甚至是皇室贵胄，阀阅之家，为了延续这种高贵血统，使后人知其根本，维系宗法一脉，徽州各宗族都特别重视宗谱、族谱、家谱的纂修，他们认为：“宗谱者，所以济宗法之穷也”。
（8）“从来木有本，水有源，人有祀，其始则一，其继渐蕃，迨至支分派别，势若涣矣，而溯所自始，源源本本，孰非同祖子孙，故惟敬宗者乃能睦族。
”（9）要睦族，须敬宗，敬宗就得修纂族谱、宗谱以明所自来。
纂修宗谱，不仅是要“同源分流，知终究始，”明白宗族血脉延续，“源清而流自不紊”，而且关系宗法伦理礼义教化。
“古人之以礼乐教天下，必自宗法始，夫宗法既明，则伦理以笃，疏戚以辨，上知所本而下知所亲，是故教行而天下多善俗矣。
”（10）纂修宗谱作为强化宗法伦理的重要举措，“是道行于家则家齐，行于国则国治，将见礼乐同俗远近成风而古先圣王之道欲复不难矣。
”（11）族谱之纂修，“古人笃宗睦族之道不外是矣”、“谱牒既具，族义既坚”，“岁时伏腊必相集，忧喜庆吊必相关，富贵者不以加于人，贫贱者必以相赒恤。
”（12）通过族谱的纂修，使宗族族众得到伦理教化，知礼明义，“事亲以孝，事上以敬，固以孝敬修于身”，“他日上天官有一命之寄，又以孝敬事于国，教于民，将见国人皆孝敬而尧舜之道复见于今世矣。
”（13）纂修族谱竟也关系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因此，徽州宗族都认为：“斯谱之作岂为虚器
”意义大着哩。
“宜明谱系以收宗族之众，然后伦理定，纲常正，不致视如歧路而一本万殊之义具矣。
”（14） “国必有史，家可无谱乎
史载一国之事而上下攸分，谱具一家之事而昭穆以别，则史与谱分虽殊而理则一也。
”（15）纂修宗族谱牒，记叙宗族祖上的功德和杰出人物，还可以更好地激励族众光大宗族的好传统，促进宗族的兴旺发达。
族谱中列入杰出人物“非特昭宗祖既往之成勋，抑亦俾后人兴起感慕而思奋也。
”（16）“方氏之先多闻人，其子孙当益进于学，求所以立身修德以光大其门闾，使家声复振，斯谱之传不坠，此则谱外意也。
”（17）宗族纂修谱牒，也是当时现实的需要。
“修谱法凡有六：一曰老老；二曰贵贵；二曰贤贤；四曰崇节；五曰达才；六曰幼幼。
皆本《大易》辨物之旨，推而出之者也。
老老则人知孝，贵贵则人知敬，贤贤则人尚德，宗节则人重义，达才则人尽能，幼幼则人恤下。
六者备，类族彬彬矣。
彼逐末忘本、趋利悖义者，即内而一家且秦越，手足何有于闾里
吾见此乘车彼戴笠，兄长觌而交臂失之者，比比而是。
”（18）“世道日汩，风俗曰偷，兄弟有角弓之鸣，父子有反戈之惨，视同堂为秦越，嫉本宗为寇仇，麦饭不陈尊爼，何望伐封赫墓，为世所悲，是故修谱系立祠堂，虽曰敬宗爱亲，亦维风砥流之微意也。
”（19）徽州宗族基于对纂修谱牒的这些深刻认识，都不惜工本资财，广修宗谱、家乘，在徽州几乎没有不修谱的宗族，成为徽州地域社会的一大特色。
许多大族旺姓，不仅有家谱、族支谱、宗谱，还有统宗谱。
有的仅一个宗族的谱牒种类和修纂次数就都十分惊人。
象徽州汪氏宗族，支分派别，遍于中国和海外，人称 “天下汪”，其《汪氏统宗谱》和汪氏各种宗谱、支谱、家谱，遍见于一些大图书馆、博物馆和徽州学研究机构。
徽州宗族谱牒，由于“歙以山谷为州也，其险阻四塞几类蜀之剑阁矣，而僻在一隅，用武者莫之顾，中世以来兵燹鲜经焉，以致故家旧牒多有存焉。
”（20）目前上海图书馆收藏中国家谱族谱1200多种，其中徽州宗谱就有约1\\\/3。
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资料中心，就收藏有徽州各类宗谱三百多种。
这些徽州宗谱，有的简明概括，有的林林总总、宏篇巨制，一部就有四、五十卷，是徽州宗族社会最为详尽的历史记忆，是徽州宗族血脉的强力延续，它在时代深处的强力膊动，借徽州祠堂这一重要舞台，展开了徽州宗族社会的生动画面。
徽州方氏入徙徽州较早，和其它宗族一样，纂修宗族谱牒的历史漫长持久，很有代表性。
据《歙淳方氏会宗统谱》记载，早在一千七百多年前，西晋太康五年（285）正月，新安太守方藏就曾撰成《方氏家谱》；唐贞观六年（633）五月，任司徒的方氏族人方泽投也撰成了方氏族志；宋嘉佑八年（1063）方蒙作方氏《白云源谱》，建炎四年（1130）方愚作方氏《拓源谱》；明洪武间（1308-1398）方宁作方氏《马源罗田谱》；天顺八年（1464）方尚明作方氏续谱；成化四年（1469）方振洵等为方氏宗谱分派订讹，并呈官府准印；此后明至清康熙朝，徽州方氏各支派《敦睦祠谱》、《成性祠谱》、《桂林支派谱》等等不断纂修、增订、续修，其由歙县柳亭山真应庙统率下的方氏十二支派，经不断的族谱纂修、增辑，世系丝联绳贯，各有所据。
构成了徽州“四角方”庞大而严密的宗族文字体系。
至此，清乾隆十八年（1754）二月，方氏族裔方善祖等“复集诸宗重加修纂，成乾隆徽州《歙淳方氏会宗统谱》。
”这部徽州方氏会宗统谱，“惟以勅建柳亭山真应庙自宋以来每岁分祫之十二派汇而图之，其十二派分迁及向曾入庙会祭者，考其源流，悉合支派足徵分别附录，无徵者不载”。
因为一是号称“四角方”的徽州方氏宗族“储公苗裔匪第蔓延于歙淳间者不可指数”、“如莆田、九江、鄞、滁、南湾、严、衢、婺、越、湖、常、池、宣城、皖江，派衍甚多”，遍布海内各地、无法一一会宗；二是由于自宋以来，徽州方氏宗族十二支派“派别支分，各自为谱，统宗会元之法不举，故自储公以下未尝统辑成编。
”所以就有了方善祖等发起的《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之修纂。
这部《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从徽州方氏的姓源考、郡望、族属、迁徙情况到宗谱纂修历史、统宗世系，真应庙统率下的方氏十二支派世系，以及方氏宗族的文武科第、功臣、名士、墓志、世家、家传、节孝志等等，用了20卷的篇幅作了全方位的记叙，统谱还对历来各种方氏宗谱纂修作了正误和考证，提出了存疑之点。
“斯谱参前代各家旧牒，搜考不厌周详，昔遁曩讹悉以厘定，按时考事，事之差一字之误必稽于国史郡县志诸书及互参诸派族谱以订其是，”很认真地将徽州方氏各支派“统而会之，宁详毋略，宁备毋阙。
”（21）该统谱，以方善祖为首的参修者有各派人等63人，分任总修、协修和专门校核者，考证用的历史文献，有《国语》、《史记》、《汉书》等权威典籍44种。
《歙淳方氏会宗统谱》共772页，修纂成书之后，不仅郑重地“报徽州府衙，由徽州府衙恩准给印牒刊于谱首，每谱一部赏准印钤印”一颗，而且在成书之日，会同方氏宗族各支派在真应祖庙祭告之后，发散给十二派及各支子姓收掌，并当众即毁其书版，以杜假冒。
发放的每一部统谱还逐一编上字号，注明付某派某支收掌名，且上呈县衙钤印，仍合各派领谱诸名挨次总编字号于卷末，规定日后如有印信模糊、号内无名或虽有名而非的支收执者，就可判定“非系假伪即系私鬻”，防伪措施可谓严格，都是为了维护宗族宗法的血脉纯正。
为了使族众对族谱有高度的重视，方氏真应庙宗族特别规定：“虑有不肖子孙或奉守不慎而失之，或贪牟货利而鬻之，如此者，众申其罪，追出原谱，仍逐出祠。
”（22） 为了维持宗族的血统纯正和宗法的威严，《歙淳方氏会宗统谱》在纂修时制定了严格的原则，那就是“防冒滥”，“非我族类，概摈弗录”。
除不能证明是真应祖庙支派的概不收录之外，还规定“异姓承祧，无裨宗祊，徒紊宗脉者已削不录，盖我祖不歆非类，律例亦严”。
“乱宗以后更有犯者，其支并削，”即紊乱宗支的连这一支派也一并取消入统谱资格。
和徽州其它宗族纂修族谱时一样，《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也比较注意一个“实”字，要求尽量实事求是，也就是徽州大学者戴震关于修宗谱应反对“蒙冒滥承”的思想。
方氏修谱者认为：“谱牒之盛，自魏晋始，时台省以门阀官人，故氏族最重，不独家自为谱，虽太史之掌亦有之。
而品其郡望为先后，士大夫耻于族单，每攀援傅会，动相倚重，溯其先世盖自王侯贤圣也。
夫自有天地以来生人众矣，岂独王侯圣贤之子弥布天下哉
物趋于所好，亦其势也。
谱牒之作毋为其名，为其实而已，尊祖敬宗所以联其族，文武忠孝所以世其家，此其以实胜者也。
”（23）《歙淳方氏会宗统谱》既不主张无根据地向“王侯贤圣”攀援傅会，蒙冒倚重，又十分谨慎地记叙了方氏宗族的姓源和远祖的由来，认为“家谱之作，所以谱一族系一姓也，始受氏，详迁徙，俾后世知所由来。
若先帝世系已属杳渺，议者谓可不必赘记；第前人既已悉载、传承永久，而开天辟地原有首先始生之一人，生生弗替以传于今，恐略而删之是昧其源而失其本矣，溯本穷源似不可忽，故仍其旧而特列弁诸首，”（24）把方氏得姓的始祖炎帝之孙榆罔之子方雷的“先帝世家” 坚持列入统谱，并依史载，收入了方氏徽州始迁祖方储“方仙翁”的事略。
虽然方氏族裔也有人对此“有疑”：“五纪世远而独详其系属、列仙事诞而每载其始终，”对于方雷的“先帝世家”和将方储描述成知过去未来、乘鹤出行的“仙人”有些疑惑，但该谱仍认为自方储以下，徽州方氏宗族的支脉衍繁线索，基本上是明晰可信的。
徽州大学者胡适最反对修纂族谱时，大家都尽量往王室帝胄身上靠，都有高贵出身，以为这是一种需要摈弃的“源远流长的迷信”。
这种观点，如果从反对无据攀援、蒙冒滥承的角度来说，有其一定的正确性。
然而正如赵华富在一篇驳正文章中所说，纂修谱牒，追本溯源，中华民族俱系炎黄子孙，“而开天辟地原有首先始生之一人”，寻所自来，似无可厚非。
“谱系者人身之根本也，根本不明则颠倒无据。
”（25）关键在于要尊重历史，言之有据，实事求是，不能胡乱攀援。
《歙淳方氏会宗统谱》明确主张不随“物趋所好”的时俗，强调修谱“以实胜”，在统会各支派世系时，“风流直溯乎千年，考核必严于一字”，“信必有徵，疑必无质”，逐一列出了本宗各支派修谱时采用史实的存疑之点，坚持“慎故精，精故详，详故实，实故可久，使家有乘而皆慎斯术也。
”（26）因此，时人对“方氏家乘”评价“无冒认妄祖之诬，无牵合附会之失，宛然大家之矩度，”觉得这样的纂修规矩是值得肯定的。
徽州宗族纂修宗族谱牒，虽也确有个别“冒认妄祖”“牵合附会” 蒙冒攀援的情况在，但大多都以修国史的慎重态度来修族谱，因此许多徽州宗谱族谱作为该氏族的较为丰实和可靠的历史记忆，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在正史、在府县志中不易找到的宝贵文献，让我们对这个宗族的历史发展有了一个真切的了解，这是一种徽州宗族文化生态的深层揭示。
《歙淳方氏会宗统谱》，不仅比较准确地统会了徽州真应庙方储以下十二支派的繁衍发展、迁徙、活动情况，还对徽州方氏宗族对国家对徽州地域社会的贡献作了详尽的历史记录。
是一部涉及徽州方氏宗族社会方方面面的详实历史地图。
统谱中涉及的程元风、郑玉、方弘静、吴苑等历史人物，都是目前徽州学研究中被关注的重要人物。
而统谱中关于隋末在汪华之后，方亮起兵据有睦州，保境安民，归顺唐朝后，李渊诏其持节歙、睦二州诸军事，“保据邑土、识达事机、蚤归朝化”的史实，就是徽州文化中的一段重要历史资料。
统谱中关于佘坡支派方有常家族与方腊起兵经过的详实描述，使人们对历史上方腊起义的情况有了一个更真切的了解。
统谱中关于“方氏七贤”的记载让人了解了歙南“七贤里方村”的由来。
由遍建祠堂和广修族谱为主要特色的徽州宗族文化生态，随着社会变革的风云变幻，在历史风雨的冲刷中，变化很大。
徽州祠堂现存虽还有一定数量，但作为徽州宗族宗法伦理的物化表征，却早已物是人非。
徽州祠堂有的已成为学校校址，有的成为生产队屋、粮站或仓库，有的则霉朽塌倒，风雨飘摇，有的则已成为特色旅游的景点。
如果说这些徽州祠堂现存，还可以其徽派建筑的艺术价值、徽州宗族社会的认知意义，成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的一个重要内容的话，那么，目前留存于世的大量徽州宗谱族谱，作为徽州宗族社会的珍贵历史记忆，尤其应列入徽州文化生态之“非遗”保护项目。
现在不少地方新一轮建祠堂、修族谱的热潮正在兴起，海内外华人寻根问祖的潮流也强劲涌动。
从开展文化旅游角度，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角度，从发动民间力量共建和谐社会角度，可能我们对建祠堂、修族谱这类民间活动，似不可以“落后的宗族迷信活动”一以概之，似须有新的思维，给予更多的宽容性理解。
